“我们来见您因为您是我父亲的一位朋友。”
将由我来说这第一句话。随后，我们每人都会对他说：
“侯爵先生，晚安。”
我还会补充一句：
“我们知道您是阿尔马尼亚克烧酒大王。”
不过，有一个细节却让我忧心忡忡：那就是埃利奥·萨尔泰尔·德·科萨德把脸转向我们的时刻。我父亲曾经对我们讲过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次空战中烧伤了脸，此后他在皮肤上涂上一层赭石色的油膏以便掩饰伤疤。在这间大厅里，在蜡烛和木柴的火光下，这副面孔一定会令人不安的。但是我将终于看到我想在阿妮的微笑和明亮的眼睛后看到的东西：一个狂热的爱冒险的脑袋。
我们拎着鞋子，踮着脚走下楼梯。厨房的闹钟指向11点25分。我们在身后轻轻关上了房子的大门和朝着多尔代恩医生街安装的铁栅栏小门。我们坐在人行道边系鞋带。火车的轰鸣声越来越近了。它在几分钟后就要进站，在站台上只会留下一个旅客：科萨德侯爵埃利奥·萨尔泰尔，阿尔马尼亚克烧酒大王。
我们挑选的日子都是天空晴朗、群星和新月闪耀的夜晚。我们系好鞋子，手电筒藏在我的毛衣和睡衣之间，我们需要走到城堡。月光下空旷的街道、四周寂静无声。我们感觉要永远离开家了，我们渐渐放慢了脚步。走了五十米左右，我们又往回走。
现在，我们解下鞋带，重新关好房子的大门。厨房的闹钟指着11点40分。我把电筒放在壁橱里，我们踮着脚登上楼梯。
我们蜷缩在我们两张相对的床上，感到一种轻松。我们低声谈论侯爵，各自都发现一个新的细节。时间已过午夜，在那儿，在大厅里格罗斯克罗德侍候他用夜宵。下一次，在往回走之前，我们将在多尔代恩医生街上再往前走远点。我们将走到女修院。再下一次，更远，到农场和理发铺。下下次，再更远，每夜多走一段路。那么就只用再走十几米路，就可以到城堡的栅栏前。再下次……结果我们睡着了。
很快，我发现阿妮和小埃莱娜在家里接待了一些像科萨德侯爵埃利奥·萨尔泰尔一样神秘和令人感兴趣的人。
是阿妮保持着和他们的友好联系吗？还是小埃莱娜？我想二者必居其一。玛蒂尔德在他们在场时持谨慎的态度，她经常回到她的房间里。或许这些人使她害怕，或者她对他们丝毫不怀好感。
今天我试图回想起我在门廊下和客厅里见到的所有的人，但我说不出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名字。真糟。如果我把一个名字和在我记忆中掠过的十来个人联系起来，我或许会让今天活着的几个人感到难堪。他们会回想起他们当时结交的一些坏人。
那些形象至今很清晰的人是罗歇·樊尚、让·D和安德烈·K。当时据别人说后者是“一位有名气的医生的妻子”。他们每星期都到我们家来两三次。他们和阿妮及小埃莱娜一起去罗班·代·布瓦旅店吃午饭，午饭后，他们在客厅里还呆上一会儿。或者，他们在家里吃晚饭。
有时，让·D独自一人来。是阿妮用她的四马力汽车把他从巴黎带回来的。他看来与阿妮最亲密，大概是通过他阿妮结识了另外两个人。让·D和阿妮年龄一样大。当让·D在罗歇·樊尚的陪伴下来看望我们时，他总是乘罗歇·樊尚那辆带有活动车篷的美国汽车。安德烈·K不时地陪伴他们同来，她坐在美国汽车的前排座位上，在罗歇·樊尚的旁边；让·D坐在后排座位上。罗歇·樊尚那时大约四十五岁，安德烈·K三十五岁。
我回想起我们第一次看见罗歇·樊尚的美国汽车停在屋前的情景。那是在放学后，快到中午的时候。我那时还没有被贞德学校开除。从远处，这辆带有活动车篷的巨大汽车——淡灰褐色的车身和红皮软垫座席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让我和弟弟大为惊讶，仿佛我们在一条街道的拐弯处见到了科萨德侯爵。后来我们互相吐露心事，原来在那个时刻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这辆车是科萨德侯爵的车，他是在种种奇遇后回到村子的，我的父亲曾要求我们拜访他。
我对白雪说：
“这辆车子是谁的？”
“是你教母的一位朋友的。”
她始终把阿妮叫做“你的教母”，确实，一年前在比亚里茨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市镇。的圣马丁教堂我们接受了洗礼，我的母亲请阿妮做我的教母。
当我们走进屋子的时候，客厅的门开着，罗歇·樊尚坐在凸肚窗前的长沙发上。
“来问好，”小埃莱娜说。
她在三个杯子里倒满饮料，然后塞紧一个挂着搪瓷牌的长颈大肚甜烧酒瓶。阿妮在打电话。
罗歇·樊尚站起身。我觉得他个子很高。他穿着一身浅色方格细呢制服。他的头发是白色的，往后梳理得很光洁，但他看起来并不老。他向我们俯下身。他对我们微笑着。
“孩子们，你们好……”
他握了我们每个人的手。我放下我的书包和他握手。我还穿着我的灰罩衫。
“你放学了吗？”
我说：“是的。”
“在学校里还好吧？”
“还好。”
阿妮把话筒放好，和小埃莱娜一起走到我们身边，小埃莱娜把甜烧酒盘子放在长沙发前的矮桌上。她递了一杯给罗歇·樊尚。
“帕托施和他的弟弟住在这里。”阿妮说。
“那么，为帕托施和他弟弟的健康干杯。”罗歇·樊尚笑容满面地边说边举起他的杯子。
这个笑容在我的记忆中是罗歇·樊尚的主要特征：它永远挂在他的嘴唇上。罗歇·樊尚沉浸在这微笑中，这微笑并不快乐，而是冷淡、迷惘，就像笼罩在他身上的一团轻雾。他的微笑、他的声音和他的举止都给人低沉压抑的感觉。罗歇·樊尚从不发出声响。你听不见他到来，当你转过身时，他已经到了你身后。我们从我们房间的窗口有时看见他开着他的美国汽车到达。它停在屋前，像一艘汽艇，马达熄灭，被拍岸浪花托举着缓慢靠岸。罗歇·樊尚从车中走出来，动作迟缓，微笑挂在嘴角上。他不会把门弄得砰然作响，而是轻轻地关上。
那天，我们和白雪一起在厨房吃过午饭，他们还呆在客厅里。玛蒂尔德则在照管玫瑰花，这些花是她种在花园的第一层平台上的，就在吉约坦医生墓旁。
我手里拿着书包，白雪陪我去贞德学校上下午的课。这时阿妮出现在客厅的门框里，她对我说：
“好好学习，帕托施……”
在她身后，我看见小埃莱娜和露出惯有的微笑的罗歇·樊尚。他们肯定正要离家去罗班·代·布瓦旅店吃午饭。
“你步行上学吗？”罗歇·樊尚问我。
“是的。”
即使当他说话时，他也带着微笑。
“我用车送你去，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看见罗歇·樊尚的车子了吗？”阿妮问我。
“看见了。”
她一直叫他“罗歇·樊尚”，怀着热爱和尊敬，仿佛他的姓和名不能分开。我听见她在电话里说：“喂，罗歇·樊尚……您好，罗歇·樊尚……”她用“您”称呼他。她和让·D很钦佩他。让·D也叫他“罗歇·樊尚”。阿妮和让·D在一起谈论他，他们似乎在互相讲述“罗歇·樊尚的故事”，就像人们互相讲述古老的传说一样。安德烈·K，“有名气的医生的妻子”，仅仅叫他罗歇，并且用“你”来称呼他。
“你乐意我用这辆车把你送到学校去吗？”罗歇·樊尚问我。
他猜到了我和弟弟的想法。我们俩都坐到车子的前排座上，在他的身旁。
他在大街的缓坡上来了个漂亮的倒车，然后车子开上了多尔代恩医生街。
我们像在平静的水面上滑行。我听不见马达的声响。我和弟弟是第一次乘一辆带活动车篷的汽车。这辆车很大，似乎和整条街差不多宽。
“那儿就是我的学校……”
他停住车子，伸开胳臂，亲自为我打开车门让我下车。
“勇敢些，帕托施。”
我很自豪他叫我“帕托施”，仿佛他早就认识我。我的弟弟现在独自一人坐在他身边，他在这张红皮长椅上显得格外瘦小。我在走进贞德学校的操场前回过头来。罗歇·樊尚向我挥手示意。他微笑着。
■
让·D没有带活动车篷的美国汽车，但他有一块很大的手表，表面可显示出秒、分、时和年月日。他向我们解释这块带有许多按钮的手表的复杂结构。比起罗歇·樊尚，他对我们亲热得多。他也比罗歇·樊尚年轻。
他穿着一件麂皮茄克衫，翻领运动衣，绉胶底鞋……他也是细高个儿。黑色的头发，五官端正的脸庞。当他栗色的眼睛看着我们时，他闪亮的目光中交织着狡黠和忧伤。他圆睁双目，仿佛对一切都感到惊讶。我羡慕他的发型：长长的平顶头发，而我呢，理发师每隔两星期就把我的头发理得非常短，以至于当我把手放到我的头顶和耳朵上方时都会被扎痛。但是我没有什么可说的。理发师拿着他的推子，根本不问我的意见。
让·D比其他人更经常地到我们家来。阿妮总是用她的四马力汽车把他带来。他和我们一起吃午饭，他坐在餐厅的大桌旁，挨着阿妮。玛蒂尔德叫他“我的小让”，她对他不像对别的客人那么持重。他叫小埃莱娜“利努”，就像玛蒂尔德那样叫她。他总是对她说：“利努，你好吗？”而他叫我“帕托施”，就像阿妮一样。
他把他的手表借给了我和弟弟。我们每人可以戴它一星期。皮表带太长了，他在上面扎了个眼儿，使它扼紧我们的手腕。我戴着这块手表到贞德学校，我让那天在操场上围着我的同班同学欣赏它。或许女校长注意到我手腕上的这块硕大的手表，并且从她房间的窗户看见我走下罗歇·樊尚的美国汽车……于是，她认为这就足够了，贞德学校没有我的立足之地。
“你读些什么书？”让·D有一天问我。
阿妮、玛蒂尔德、小埃莱娜和白雪午饭后都在客厅里喝咖啡。这是一个星期四。我们等待着该和她的侄子一起来的弗雷德。我和弟弟决定在那天下午进入城堡的大厅，因为我们已经和我的父亲一起在下午进去过。弗雷德的侄子在我们的身边会让我们鼓起勇气去碰碰运气。
“帕托施读许多书，”阿妮回答说，“是吗，白雪？”
“就他的年龄来说他读得太多了。”白雪说。
我和弟弟把一块糖放在阿妮的咖啡杯里，我们学样把它咬碎了。随后，当他们喝完咖啡时，玛蒂尔德会告诉他们空杯中剩下的是“咖啡渣”。
“可是你读什么？”让·D问道。
我回答他说是绿色丛书：儒勒·凡尔纳的书，《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但是我偏爱《三剑客》，因为米莱狄的肩上印着百合花。
“你应该读读黑色小说。”让·D说。
“你疯了，让，”阿妮笑着说，“帕托施还太年轻，不能读黑色小说……”
“他完全有时间读黑色小说。”小埃莱娜说。
显然，玛蒂尔德和白雪都不知道“黑色小说”这话的含义。她们保持沉默。
几天以后，他乘着阿妮的四马力汽车又来到我们家。那个下午下着雨，让·D穿着一件羊皮里上衣。我和弟弟都坐在餐厅的桌子旁听无线电广播，当我们看到他和阿妮一起进来时，我们站起身向他问好。
“瞧，”让·D说，“我给你带来一本黑色小说……”
他从他的羊皮里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本黄黑两色的书，然后把它递给我。
“别当真，帕托施……”阿妮说，“这是开玩笑的话……这不是给你的书……”
让·D用他略微睁大的眼睛看着我，他的目光温和又忧伤。有时，我觉得他和我们一样是孩子。阿妮经常用对我们说话的语气对他说话。
“是给你的……”让·D说，“我相信这本书会令你感兴趣的。”
我接过了这本书，为的是不使他难过，直到今天，每当我偶然看到这种黄黑两色的硬纸封面时，一种低沉的有点单调缓慢的声音就在我的脑海里回荡，这是让·D的声音，他那时每天晚上都对我和弟弟重复他给我的那本书上印的题目：《别碰金钱》。
这是同一个日子吗？天下着雨。我们陪同白雪到了报亭，因为她想买信封和纸。当我们走出家门时，阿妮和让·D都坐在那辆停在门口的四马力汽车里，他们在说话，他们在全神贯注地谈话，没有看见我们。但我还是向他们挥了一下手。让·D放下了他的羊皮里上衣的领子。当我们回来的时候，他们俩还在四马力汽车里。我向他们俯下身，但是他们甚至没有对我看上一眼。他们说着话，两人都愁眉苦脸。
小埃莱娜一边听广播，一边在餐厅的桌子上用纸牌占卜。玛蒂尔德大概在她的房间里。我和弟弟走进我们的房间。我从窗口望着雨中的四马力汽车。他们留在车内谈话，直到晚饭开饭时。他们究竟能谈些什么悄悄话呢？
罗歇·樊尚和让·D经常和安德烈·K一起来家里用晚餐。其他客人在晚饭后来。在那些夜晚，他们都在客厅里呆到很晚。我们从我们的房间听见欢声笑语。还有电话铃声。还有门铃声。在7点半时我们和白雪一起在厨房吃晚饭。餐厅的桌子已经为罗歇·樊尚、让·D、安德烈·K、阿妮、玛蒂尔德和小埃莱娜摆好。小埃莱娜为他们做菜，他们都说她是“一个出色的女厨师”。
我们在睡觉前到客厅里向他们道晚安。我们穿着睡衣和室内便袍——阿妮送给我们的两件苏格兰布的便袍。
其他人在晚上聚会时和他们碰头。当白雪熄了灯，对我们道过晚安后，我情不自禁地通过我们房间的百叶窗的缝隙看他们。他们每个人来时都按门铃。在台阶的电灯泡的强烈光线下，我能看清他们的面孔。有的面孔永远印在我的记忆中。我感到奇怪，警察们为什么没有询问过我。毕竟孩子们见过一些人。他们也听过一些人谈话。
“你们的便袍非常漂亮。”罗歇·樊尚说。
而且他微笑着。
我们首先握住安德烈·K的手，她一直坐在电话机旁的花布安乐椅上。当她在家时，会有人给她打电话。接电话的小埃莱娜说：
“安德烈，是找你的……”
安德烈·K以潇洒的动作向我们伸出手臂。她也微笑着，但她的微笑没有罗歇·樊尚的微笑持续的时间长。
“晚安，孩子们。”
她有一张布满雀斑的脸，高颧颊，绿色的眼睛，梳有刘海的浅栗色头发。她不停地抽烟。
我们握了始终微笑着的罗歇·樊尚的手。然后握了让·D的手。我们吻了阿妮和小埃莱娜。在我们和白雪离开客厅前，罗歇·樊尚还在夸奖便袍漂亮。
我们走到楼梯下面，让·D从客厅微开的门的缝隙里探出头：
“睡个好觉。”
他用微微圆睁的眼睛温和地看着我们。他对我们眨了眨眼睛，然后，仿佛事关我们之间一桩秘密似的，他用更低的声音说：
“别碰金钱。”
■
一个星期四，白雪告假走了。她去看望一个住在巴黎的亲戚。午饭后她和阿妮及玛蒂尔德一起坐着四马力汽车动身了。我们独自留在家里，小埃莱娜看管我们。我们在花园里搭帆布帐篷玩，这顶帐篷是阿妮去年在我过生日时送给我的。下午三四点钟时，罗歇·樊尚独自来了。他和小埃莱娜在院子里说话，但我听不见他们的谈话。小埃莱娜对我们说他们要到凡尔赛买东西，她要我们陪他们同去。
我们很高兴再次坐上罗歇·樊尚的美国汽车。这是在四月，复活节假期里。小埃莱娜坐在前面。她穿着马裤和牛仔衣。我和弟弟坐在后排宽大的长椅上，我们的脚够不到车厢底。
罗歇·樊尚慢慢开着车。他带着微笑向我们转过身：
“你们要不要我打开收音机？”
收音机？可以在这辆汽车里听收音机？他揿下了仪表板上的一个象牙色的按钮，我们就立刻听到了一段音乐。
“声音要大点还是小点，孩子们？”他问我们。
我们不敢回答他。我们听着从仪表板里飘出的音乐。然后一个女人开始用刺耳的声音歌唱。
“唱歌的是琵雅芙，孩子们，”罗歇·樊尚说，“这是我的一个朋友……”
他问小埃莱娜：
“你有没有再见到琵雅芙？”
“有时见到她，”小埃莱娜说。
我们沿着一条大街前进，我们到了凡尔赛。车子在红灯前停下，我们欣赏着左侧草地上的一个时钟，时钟的数码是用花坛组成的。
“会有一天，”小埃莱娜对我们说，“我领你们去参观城堡。”
她要罗歇·樊尚在一家商店前停下，那里在出售旧家具。
“孩子们，你们留在这里，”罗歇·樊尚说，“你们看好车子……”
我们为能履行这样重要的使命而自豪，我们注意着人行道上来来往往的过路人。在商店的玻璃后面，罗歇·樊尚和小埃莱娜在和一个棕色头发的男人说话，那人穿着件雨衣，留着小胡子。他们谈了很长时间。他们把我们忘记了。
他们走出商店。罗歇·樊尚手里拎着个手提箱，他把这个箱子放到车子的后备厢里。他坐到驾驶盘前，小埃莱娜坐到他身边。他向我们转过身：
“没有什么情况吗？”
“没有……”我说。
“那太好了。”罗歇·樊尚说。
回家的路上，在凡尔赛，我们沿着一条大道前进，在大道的尽头矗立着一座砖砌的教堂。在一条闪闪发光的碰碰车的环路周围，一些赶集商人的临时木棚占着土台。罗歇·樊尚把车停在人行道旁。
“我们带他们到碰碰车上去兜一圈怎么样？”他对小埃莱娜说。
我们四人都在圆形场地旁等着。扩音器大声播送着一支乐曲。只有三辆车被顾客占着，其中的两辆追逐另一辆，并且从两边同时撞击它，车上的人发出欢笑声。集电器杆在环路的顶上留下一道道火花。但是最吸引我的还是车子的颜色：青绿、淡绿、黄色、紫色、鲜红、淡紫、玫瑰、深蓝……它们停住了，坐车人离开了场地。弟弟和罗歇·樊尚登上一辆黄色的车子，我和小埃莱娜一起上了一辆青绿色的车。
环路上只有我们四人，我们的车并不相撞。罗歇·樊尚和小埃莱娜开着车。我们绕着圆形场地转，小埃莱娜和我跟在罗歇·樊尚和我弟弟的车后。我们穿梭在环路上其他静止不动的空车子之间，蜿蜒行驶。
音乐声变得低沉了，刚才给我们票的那个男人站在场地边神色忧郁地看着我们，仿佛我们是最后几个顾客。
天快晚了。我们在场地边停住。我再一次凝视所有这些色彩鲜艳的碰碰车。就寝的时间过后，我和弟弟在我们的房间里还谈论着这些车子。我们决定在第二天用车库里的旧木板在院子里开辟一个圆形场地。显然，我们搞到一辆碰碰车是困难的，但或许我们能找到旧的、坏的车。我们尤其关心的是车子的颜色，我在淡紫色和青绿色之间犹豫不决，我的弟弟偏爱非常浅的绿色。
空气是温暖的，罗歇·樊尚没有把车子的顶篷放下。他在对小埃莱娜说话，我一门心思地在想着我们刚刚发现的那些碰碰车，所以没有听他们两个大人的谈话。我们沿着飞机场行驶，我们很快就要向左转，开上通往村庄的坡路。他们提高了声音。他们不是在争论，他们仅仅是在谈论安德烈·K。
“是的……”罗歇·樊尚说，“安德烈经常和洛里斯通街的那帮人来往……”
“安德烈经常和洛里斯通街的那帮人来往”，这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在学校里也有一帮人：花匠的儿子、理发师的儿子和另外两三个我记不起来的都住在同一条街的同学。人们叫我们“多尔代恩医生街的一帮人”。安德烈·K像我们一样也属于一帮人，但是在另一条街。这个使我和弟弟感到害怕的女人，连同她的刘海、她的雀斑、她的绿莹莹的眼睛、她的香烟和她神秘的电话，突然使我觉得她和我们更亲近了。罗歇·樊尚和小埃莱娜看来也很了解“洛里斯通街的那帮人”。后来，我又在他们的谈话中听到过这个名字，我已经习惯于它的回声。几年以后，我在我父亲的嘴里听到它，但我不知道“洛里斯通街的那帮人”会那么长久地萦绕在我心头。
当我们到达多尔代恩医生街的时候，阿妮的四马力汽车停在那里。在她身后，有一辆大摩托车。在门口的走廊上，让·D对我们说这辆摩托是他的，那天晚上他就是骑着它从巴黎到家来的。他还没有脱掉他的羊皮里上衣。他答应我们他将带我们轮流坐摩托车，可是那天晚上时间已经太晚了。白雪明天早晨回来。玛蒂尔德去睡觉了，阿妮要我们回自己的房间呆一会儿。罗歇·樊尚拎着他的手提皮箱走进了客厅。小埃莱娜、阿妮和让·D跟在他身后，他们进去后就把门关上了。我从楼梯的高处看着他们。他们在客厅里究竟能说些什么呢？我听见电话铃响。
过了一段时间，阿妮叫我们。阿妮、小埃莱娜、让·D、罗歇·樊尚和我们俩全都一起在餐厅的桌子旁吃晚饭。那天，在吃饭时，我们没有像平时那样穿着室内便袍，而是穿着我们白天的衣服。小埃莱娜在做菜，因为她是个出色的厨师。
■
我们在多尔代恩医生街住了远不止一年时间。在我的记忆中，季节交替更迭。冬天，在午夜的弥撒上，我们曾经当过神父的侍童。阿妮、小埃莱娜和玛蒂尔德也去做弥撒。白雪在她家里过圣诞节。我们回来的时候，罗歇·樊尚在家里，他告诉我们有一个人在客厅里等我们。我和弟弟走了进去，我们看见坐在电话机旁边的花布安乐椅上的是圣诞老人。他不说话。他默默地递给我们每人几个用银白色纸包装的包裹。可是我们没有来得及把它们打开。他站起身，向我们示意跟他走。他和罗歇·樊尚把我们一直带到对面院子的玻璃门前。罗歇·樊尚开了院子的灯。在我们一块挨着一块摆好的木板上，有一辆浅绿色的碰碰车——正是我弟弟中意的那款。随后，我们和他们一起进晚餐。让·D也来和我们相聚。他的身材和动作与圣诞老人一模一样。还有同样的手表。
学校操场上的雪。三月的骤雨往往夹杂着冰雹或雪花。我发现两天中有一天下雨，我能够预测到天气。我总是猜得很准。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去看电影，是和白雪一起去的。这是一部劳莱和哈代[1]的影片。花园的苹果树重新开花了。我再一次陪伴多尔代恩医生街的那帮人去磨坊，它的大轮子还在转动。在城堡前，放风筝的游戏重新开始了。弟弟和我不再害怕进入大厅，也不再害怕走在大厅里的瓦砾及枯叶上。我们坐在大厅深处的升降机里，这架升降机有两扇栅栏门，四壁是浅色和粉刷过的木板，里面有一张红皮软垫长凳。它没有天花板，光线从升降机上方依然完整的玻璃天棚射进来。我们揿动按钮，装出登上几层楼的样子，埃利奥·萨尔泰尔·德·科萨德侯爵或许在那里等候我们。
但是那一年人们没有在村里见到他。天气很热。苍蝇粘在糊厨房墙壁的胶纸上。我们和白雪及弗雷德的侄子在森林里吃了一顿野餐。我和弟弟最爱干的事，是让碰碰车在旧木板上滑动起来。后来我们得知小埃莱娜托了她朋友中的一位流动商贩才搞到这辆车。
为了过7月14日的国庆节，罗歇·樊尚邀请我们在罗班·代·布瓦旅店进晚餐。他是和让·D、安德烈·K一起从巴黎来的。我们占着旅店花园的一张桌子，这座花园里装饰着树丛和雕像。大家都在那儿：阿妮、小埃莱娜、白雪，甚至玛蒂尔德。阿妮穿着她那件淡蓝色的连衣裙，她那条宽大的黑皮带紧紧地束着腰。我坐在安德烈·K身边，我想问她有关她经常接触的洛里斯通街的那一帮人的情况。但我不敢问。
秋天……我们和白雪一起去拾森林里的栗子。我们不再得到父母亲的消息。母亲的最后一张明信片上画的是突尼斯城的一幅俯瞰图。父亲从布拉柴维尔给我们写信。后来又从班吉[2]写信。再后来就杳无音信了。这是开学的时候。做完体操之后，我们的老师叫我们把操场上的枯叶耙干净。在我们家的院子里，我们是听凭枯叶掉落，从不耙干净的，落叶染上了铁锈色，与碰碰车的淡绿色形成对照。这辆车似乎永远固定在铺满枯叶的圆形场地中央。我和弟弟坐到碰碰车里，我靠在驾驶盘上。明天，我们将找到开动它的办法。明天……永远是明天，就像那些不断推迟的夜探科萨德侯爵城堡的计划一样。
又停电了，为了进晚餐，我们用一盏油灯照明。每到星期六晚上，玛蒂尔德和白雪在餐厅的壁炉里生起火，她们让我们收听无线电广播。有时，我们听罗歇·樊尚和小埃莱娜的朋友琵雅芙歌唱。晚上，在睡觉之前，我浏览小埃莱娜的相册，相册里有她和她的朋友们的照片。她的朋友中有两人给我的印象很深：一位是美国人切斯特·金斯顿，他的四肢像橡胶一样柔软，他的动作轻松自如，人们因此把他叫做“七巧板人”。另一位叫阿尔弗雷多·科多纳，空中杂技运动员，小埃莱娜经常对我们谈起他。这个马戏团和杂耍歌舞剧场世界是我和弟弟后来愿意生活在其中的唯一的世界，这或许是因为小时候母亲领我们去参观后院的包厢和后台的缘故。
其他的人总是到家里来。罗歇·樊尚、让·D、安德烈·K……还有那些在晚上按门铃的人，我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窥视他们被大门口的灯泡照亮的面孔。谈话声、笑声和电话铃声。还有阿妮和让·D在雨中坐在四马力汽车里。
* * *
[1] 两位美国演员组成的喜剧二人组，曾红极一时。
[2] 中非共和国首都。
■
在后来的年月里，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们，除了有一次，我重新见到了让·D，我那时二十岁。我住在布朗什广场附近库斯图街的一间房间里。我在尝试写第一本书。一位朋友邀请我到街区的一家餐馆进晚餐。当我和他见面时，他身边围着两个客人：让·D和一位陪伴他的姑娘。
让·D几乎没怎么变老。他的两鬓有一些灰白的头发，但还是理平头。眼睛周围有一些很细的皱纹。他不再穿羊皮里上衣，而是穿着一套非常漂亮的西服。我在想他和我，我们都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在吃这顿饭的过程中，我们丝毫没有提及从前的日子。他问我在干什么。他用“你”来称呼我，并且叫我：帕特里克。他肯定对另外两位解释过他早已认识我。
我对他的情况知道得比我童年时稍多点。那年，一位摩洛哥政治家被绑架，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这个事件的一位主角在警察闯进他家时，在代·雷诺德街神秘地死去。让·D是这个人的朋友，也是最后一个看见他活着的人。他证实了这个情况，人们在报纸上谈论这件事。但是那些文章还包含别的细节：让·D曾坐过七年牢。人们没有说清楚他为什么坐牢，但是，从时间来看，他的麻烦始于多尔代恩医生街时期。
我们没有提起一句有关那些文章的话。我仅仅问他是否住在巴黎。
“我有一间办公室，在圣奥诺雷区。你该来看我……”
晚饭后，我的朋友悄悄走掉了。我单独和让·D及陪伴他的姑娘呆在一起，那位姑娘棕色头发，大概比他小十来岁。
“我用车把你带到什么地方？”
他打开了一辆停在餐馆前的捷豹汽车的车门。我从那些文章中得知，人们在有的场合称他“开捷豹的大个儿”。从晚餐开始时起，我就想进入主题，要他澄清直到那天仍是个谜的一段过去。
“是因为这辆车人们叫你‘开捷豹的大个儿’吗？”我问他。
可是他耸耸肩膀没有回答我的话。
他想看看我在库斯图街的房间。他和那位姑娘跟着我登上狭窄的楼梯，楼梯上铺的旧地毯散发出一股怪味。他们走进房间，那位姑娘坐到唯一的座位（一把柳条椅）上。让·D只好站着。
看着他穿着非常漂亮的西服，系着深色的丝领带站在这间房间里真让人感到奇怪。姑娘环视四周，似乎对房间的装饰不感兴趣。
“你写作？还顺利吗？”
他向桥牌桌俯下身，看着那些我日复一日尽力填满的纸张。
“你用圆珠笔写吗？”
他对我微笑着。
“这里没有暖气？”
“没有。”
“你能对付过去？”
对他说什么呢？到了月底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如何支付这间房子的房租：五百法郎。当然，我们早已相识，但这不是我可以向他倾吐我的烦恼的理由。
“我能对付过去。”我对他说。
“看不出来。”
一时间，我们在窗洞里面对面地站着。虽然人们管他叫“开捷豹的大个儿”，我现在还比他稍微高一点。他以深情而天真的目光看着我，和在多尔代恩医生街时一样。他用舌头舔着嘴唇，我回想起他在家里沉思时也这么做。这种以舌舔唇、陷入沉思的方式，后来我在让·D以外的另一个人埃马纽埃尔·贝尔身上也见到了。这打动了我。
他沉默不语。我也无话可说。他的女友一直坐在柳条椅上，翻阅一本被她随手从床上拿起来的画报。这位姑娘呆在屋里真好，否则，让·D和我，我们会说话的。这样沉默并不容易，我从他的目光中看得出来。只要一开口说话，我们就会像被击中要害倒下的射击场木偶那样。阿妮、小埃莱娜、罗歇·樊尚肯定在监狱里完了……我失去了我的弟弟。线断了。一根蛛丝。这一切什么都不剩……
他向他的女友转过身去，对她说：
“这里有一派美景……这真是蓝色海岸……”
窗对面狭窄的皮盖街，从来没有人从那儿走过。在街的拐角处，有一家青绿色的酒吧间，一位姑娘孤零零地守在门口。
“美丽的景色，对吗？”
让·D仔细地察看房间、床和我每天在上面写作的桥牌桌。我看到他的背影。他的女友把前额贴在窗玻璃上，凝视着下面的皮盖街。
他们告辞时，他鼓励我好好干。过了一会儿，我在桥牌桌上发现四张细心地折叠起来的五百法郎的钞票。我想找到他在圣奥诺雷区的办公室的地址。但是徒劳。而且我再也没有重新见到开捷豹的大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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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和星期六，当白雪不在的时候，阿妮用她的四马力汽车带我和弟弟去巴黎。路线总是同样的，我只要努力一下，就能回想起这条路线。我们沿着西面的高速公路，穿过圣克卢隧道。我们通过塞纳河上的一座桥，然后顺着布洛涅和纳伊的河堤街行驶。我回想起街边的高大房屋，前面有栅栏和树丛；驳船和浮动别墅，人们可以通过木梯子走上去：每座别墅的名称都写在楼梯口的信箱上。
“我要在这里买一条驳船，我们大家都住上去，”阿妮说。
我们到达马约门。我能确定这段路程，因为我认出了动植物驯化园的火车。一天下午阿妮带我们上了小火车。在纳伊、勒瓦鲁瓦和巴黎交界的地区，我们到了旅行的终点。
这是一条路旁种树的街道，树叶在街道上形成拱顶。这条街上没有高楼大厦，但有一些货棚和修车行。我们停在那座最大和最现代化的修车行前，它的淡灰色门面还带有三角楣。
在修车行内，有一间玻璃隔开的房间。一个男人在那儿等着我们，他一头鬈曲的金发，坐在一张金属办公桌后的一把皮安乐椅上。他的年龄和阿妮一样大。他们相互用“你”称呼。他像让·D一样穿着一件格子衬衫、一件麂皮茄克，一件冬用羊皮里上衣，还穿着绉胶底鞋子。我和弟弟谈话时管他叫“比克·达尼”，因为我觉得他像我那时读的一本儿童画报上的一个人物。
阿妮和比克·达尼究竟能谈些什么？当办公室的门在里边锁上，一道橙色的布帘子在玻璃窗后垂下时，他们能做些什么？我和弟弟在修车行里闲逛，比起被科萨德侯爵埃利奥·萨尔泰尔抛弃的城堡的大厅，这个修车行还要神秘。我们看着一辆辆汽车，有的缺挡泥板，有的没有引擎盖，有的少一个轮胎；一个穿着工作服的男人躺在一辆敞篷汽车下，用一把活动扳手在修什么，另一个男人手里拿着一根管子在给一辆卡车的油箱加油。这辆卡车停下时马达发出可怕的轰鸣声。一天，我们认出了罗歇·樊尚的那辆美国汽车，引擎盖被人打开了，我们由此得出结论：比克·达尼和罗歇·樊尚是朋友。
有时，我们到比克·达尼的住所去找他，他的住所在一条大街边的一片高层建筑中，今天我觉得那条街是贝蒂埃大街。我们在人行道上等阿妮。她和比克·达尼一起来找我们。我们让四马力汽车停在高层建筑群前，我们四人从那些两边是树木和车棚的小街走到修车行。
修车行里很凉快，汽油的气味很浓烈，胜过我们一动不动地站在磨坊的水磨前时嗅到的湿草与水的气味。废弃的汽车沉睡在一个角落里，微光浮动。这些汽车的车身在微光中闪闪发亮，我情不自禁地盯着固定在墙上的一块金属牌子，这块黄色的牌子上印着一行黑字：嘉实多，它的字体和读音至今仍使我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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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四，阿妮用她的四马力汽车带着我一个人走了。我弟弟和小埃莱娜一起去凡尔赛买东西了。我们停在比克·达尼住的高层建筑前。但这一次，她没有和他同来。
在修车行，他不在他的办公室里。我们又坐回四马力汽车。我们在街区的小街里行驶。我们迷了路。我们在这些因路旁都是树木和车棚而相似的街道里转来转去。
她最后停在一幢砖墙小屋旁，我至今还在怀疑它是不是纳伊过去的入市税征收处。但是重新找到那些地方有什么用？她转过身，向后排座椅伸出胳臂，在上面拿了张巴黎交通图和另外一件东西，她把那件东西拿给我看，我那时不知道它的用场：一个栗色鳄鱼皮的香烟盒。
“拿着，帕托施……这东西给你……以后会有用的……”
我凝视着这个鳄鱼皮盒子。盒内有个金属弹簧夹，装着两支香烟，散发出金色烟草非常柔和的芳香。我把这两支烟从盒中取出，就在我要谢谢她送给我这件礼物并把两支烟还给她时，我从侧面看到她的脸。一道泪水在她的脸颊上流淌。我什么也不敢说，弗雷德的侄子的话在我脑中回响：“阿妮在卡罗尔哭了一整夜。”
我胡乱摸着香烟盒。我等待着。她向我转过脸。她对我微笑着。
“你喜欢它吗？”
她突然发动了车子。她总会做一些突然的动作。除了晚上，她总是穿着男孩的茄克和裤子。她金色的头发很短。但她洋溢着女性的温柔，却又如此脆弱……在回去的路上，我想着她和让·D在雨中呆在四马力汽车里时的严肃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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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大约在我重新见到让·D的那个时期，我回到了这个街区。整个七月和整个八月，我住在格雷齐沃当广场一间很小的顶楼房间。盥洗盆靠着床。我那时在努力完成我的第一本书。我在十七区、纳伊和勒瓦鲁瓦的交界处散步，那是在假日里阿妮带我和弟弟去的地方。人们无从知晓这整片不明确的地区是否还属于巴黎，在建设环路时，所有这些街道都被从地图上抹掉了，随之也带走了它们的修车行和它们的秘密。
当我住在这个我们经常走过的街区时，我没有一刻想到过阿妮。由于我父亲的缘故，一段更为久远的过去萦绕在我心头。
二月的一个晚上他在马里尼翁街的一家餐厅被逮捕了。他身上没有证件。警察检查是由于德国人的一道新命令：禁止犹太人20点以后在公共场所逗留。他利用月色昏暗和警察在囚车前的一时疏忽逃跑了。
第二年，人们在他的住所把他拘捕了。人们把他带到拘留所，然后把他带到巴黎车站河堤街的德朗西兵营的一座附属建筑物，那是一座巨大的货仓，在那里集中了德国人从犹太人那里掠夺来的所有财产：家具、餐具、布制品、玩具、地毯、艺术品，就像在老佛爷百货商店按层次和柜台摆放的商品。那些被拘禁的人一箱箱地取出运来的箱子里的东西，又装满别的运往德国的箱子。
一天夜里，有人坐车来到车站河堤街，并且让人释放了我的父亲。我想——不管对不对——这是个叫路易·帕尼翁的人，人们叫他“埃迪”，他在解放时和他所属的洛里斯通街的那一帮人一起被枪决了。
是的，有人把他放出了“牢房”，我十五岁时的一天晚上，当我独自一人和他呆在一起，他要对我说知心话时这样告诉我。那天晚上，我感到他本想把他对人生的模糊而令人痛苦的体验传达给我，但找不到适当的话来表达。帕尼翁或另一个人？我需要得到我的问题的答案。在这个人和我父亲间能存在什么联系？一位从前同一部队的战友吗？战前的一次意外的相遇？在我住在格雷齐沃当广场的那个时期，我想通过重新找到帕尼翁的踪迹来解开这个谜。我被准许查阅旧档案。他生于巴黎第十区，在共和国广场和圣马丁运河之间的地方。我的父亲也是在第十区度过他的童年的，但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在奥特维尔居住区那边。他们是在街区的市镇学校相遇的吗？1932年，帕尼翁因为“开设赌场”被蒙德马桑轻罪法庭判刑。从1937年到1939年，他在第十七区的修车行工作。他结识了一个叫亨利的人，那人是森卡汽车公司的代理人，住在丁香门那边；他还结识了一个叫埃德蒙·德勒埃耶的人，那人是萨瓦里工厂的车间主任，这家工厂位于奥贝维埃[1]，生产汽车车身。这三个人经常见面，他们三人都在汽车业工作。战争来临了，随后是德国对法国的占领时期。亨利组织了一个黑市窝点。埃德蒙·德勒埃耶当他的秘书，帕尼翁当他的司机。他们住在星形广场[2]附近洛里斯通街的一家私人旅馆里，和他们同住的还有另一些难以令人称道的人。这些坏男孩——用我父亲的话说——渐渐陷入了错综复杂的事情：从黑市交易起，他们被德国人拖进了肮脏的警察勾当。
帕尼翁参与了调查报告称为“比亚里茨的袜子买卖”的一件交易。帕尼翁涉嫌到那个地区不同的走私者那里收购大量的袜子。他把它们分成一打一包，存放在巴约纳车站附近。这些袜子整整装满了六节车皮。在德军占领下的空荡荡的巴黎，帕尼翁驾着车，他买了一匹赛马，住在贝尔弗耶街的一套豪华的连带家具一同出租的房间里，他的情妇是个侯爵的妻子。他和她一起经常去纳伊的驯马场、巴比松[3]、布日瓦勒[4]的禁果旅店……我的父亲什么时候认识帕尼翁的？是在做比亚里茨袜子买卖的时候吗？谁知道？1939年的一个下午，在十七区，我的父亲把车停在一家修车行前让人给他的福特牌汽车换轮胎，帕尼翁也在那里。他们在一起谈话，帕尼翁或许请他帮忙或提建议，他们和亨利及埃德蒙·德勒埃耶一起到邻近的咖啡馆喝一杯……人们在生活中经常会有一些奇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