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裔美国人与外向理想型
******************
不必强硬，亦无须暴力，你也可以撼动世界。
——圣雄甘地
******************
那是2006年春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迈克·魏是一名17岁的美国华裔少年，就读于临近加利福尼亚州库珀蒂诺的林布鲁克高中，就在那天，他向我讲述了作为一名亚裔美国学生的经历。迈克身着地道的美式卡其运动装、风衣，还戴了一顶棒球帽，然而他惹人喜欢又有些严肃的面孔，和他那刚刚萌生的胡须又给他蒙上了一层哲学家光圈，他的声音很轻，我得靠近一些才能听清楚。
迈克说：“在学校里，我更关注老师的授课内容，自觉做个好学生，而不愿意做一个在班里哗众取宠的捣蛋鬼或跟班里其他的孩子打打闹闹。如果做个外向的人，跟同学们成群结伴、吵闹嬉戏会影响到我的学习，那我宁愿专注于我的学业。”
迈克认为这个观念很务实，但他似乎也明白这在美国人看来有些奇怪。他解释说他这种态度来源于父母。“如果我面临这样的选择：是随意为之，比如跟朋友们出去玩，还是待在家里学习，我就会想到我的父母。这么一想，我就有了继续学习的动力。我爸爸常常告诉我，他的工作是电脑编程，而我的工作是学习。”
迈克的母亲也是这样一个鲜活的例子。她早先当过数学老师，举家移民到美国之后，就做起了服务员，一边刷盘子一边记英文单词。迈克用“性格沉静、行动果决”来形容她：“在学习方面如此执著地追求进步，这是典型的中国方式。我妈妈就有这么一种力量，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
迈克的行为让他的父母引以为豪，他的邮箱名是“优等生”，而他也正是一位优秀的学生，最近他梦寐以求的斯坦福大学录取了他。他就是那种既勤于动脑又古道热肠的人，他参加的每一个团队都对他赞不绝口。然而，据半年前《华尔街日报》的一篇名为《新白人旅航》（The New White Flight）的社论说，大批的白人家庭纷纷搬离了库珀蒂诺，原因很简单，就是那里有太多像迈克这样的孩子。他们要逃离那些高分，逃离那些亚裔美国学生让人敬佩又发毛的学习习惯。文章说，那些白人父母很担心自己的孩子在学习上跟不上他们的步伐。文章还引用了一名当地高中生的话：“如果你是亚裔，你就必须要向自己表明你是聪明人；而如果你是个白人，你就得向别人证明这一点。”
不过这篇文章并没有挖掘优秀的学业成绩背后的东西。我所好奇的是，这个城镇的勤奋向学之风，是否反映了一种缺乏性格的外向理想型的文化隔绝——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因此我决定探访一番。
乍一看，库珀蒂诺仿佛就是典型的美国梦的化身。很多第一代、第二代的亚裔移民居住于此处，并在当地的高科技园区办公。苹果电脑总部在该镇的无限循环路1号（1 Infinite Loop），谷歌的山景总部（Google’s Mountain View）则在这条路的另一头。精心养护的车辆沿着林荫大道往来穿梭；偶尔有几个昂首信步、衣着挺括的白人行走其间，个个都精神焕发。其貌不扬的农场式房子价格不菲，而买家却觉得能让自己的孩子进入镇上有名的公立学校学习，并与那些将会进入常春藤盟校的孩子相处是值得的。库珀蒂诺的蒙塔维斯塔高中2010年毕业的615名学生中（学校的网站称，77%是亚裔，中国人的数目可见一斑），53人是国家奖学金的候选人。蒙塔维斯塔高中学生2009年参加SAT考试的平均成绩为1 916分（满分为2 400分），比全美平均分高了27个百分点。
在蒙塔维斯塔高中，我遇到的学生中那些最让人推崇的不是运动型或性格活泼的孩子。相反，榜样都是勤奋好学的学生，常常表现得很安静。“做个成绩好的人会让你成为别人艳羡的对象，即使你的性格有些古怪。”一名在美国读高中的名为克里斯的韩裔学生告诉我。克里斯还向我讲述了他一位朋友的经历，他们举家离开了库珀蒂诺，并花了两年的时间在亚裔人口较少的田纳西镇安定了下来。他的朋友很享受这个过程，只是饱受文化冲击之苦。在田纳西，“那里有很多异常聪明的人，但是他们通常都独来独往。而这里，那些真正聪明的人往往都有很多朋友，因为他们会热心地帮助其他人完成任务”。
库珀蒂诺的图书馆对当地人来说就像其他镇上的商场或足球场一样——一个非官方的居民活动中心。高中生们兴高采烈地走在通往“书呆子”的学习之路上。橄榄球和啦啦队都不是当地推崇的活动项目。“我们的橄榄球队糟透了。”克里斯无奈地说。虽然球队最近的状态要比他想象的让人满意，可是橄榄球队糟糕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你甚至都不能把他们称为橄榄球运动员。”他解释说，“他们不穿夹克，也不组团出行。我有一个朋友毕业的时候，他们放了一段录像，我的朋友惊讶不已：‘真不敢相信他们放的是橄榄球运动员和啦啦队！’那些东西在这个镇上绝对不是主流。”
特德·信太是蒙塔维斯塔高中的一名教师，也是机器人小组的顾问，他也向我讲述了类似的事情。“我读高中的时候，除非你身着某个球队的夹克，否则你是不能参选学生会的。大部分的高中都会有一支很受欢迎的球队，非球队的学生都会被他们压制。而在这里，球队里的孩子并不比其他的学生有多少特权，这里的学生都是看重学业成绩的。”
一名当地的大学辅导员珀维·莫迪对此也表示赞同。“内向者没有被看不起，”她告诉我，“这种性格被广泛接受，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被人尊敬和称颂。成为一名象棋冠军或者在乐队弹奏乐器是件很酷的事情。”这里同其他地方一样也存在一个内向–外向频谱，只是这里的人口分布在内向那一头的刻度似乎要多出一部分来。一名年轻的华裔少女即将进入东海岸的一所精英学院，她在网上认识了几个未来的同学之后就发现了这个现象，并对未来的发展颇感忧虑。“我在Facebook上认识了一些人，”她说道，“他们真的与众不同。我本身是个安静的人，并不热衷于聚会或社交，但是那里的每个人似乎都很社会化也有很安排。总之就是跟我的朋友差别很大，我甚至不知道我进入大学之后会不会和他们交朋友。”
她的Facebook上有一名住在帕洛阿尔托的朋友，于是我便问她，如果这个人邀请她共度暑假她会如何回复。
“我恐怕不会答应，”她说，“认识他们、见识不同的事物可能会很有趣，但我妈妈是不会同意我出去待那么久的，因为我还得学习。”
我对这个女孩的孝顺感到惊讶，而且这一点就要涉及对社会生活的优先次序研究了。只是这在库珀蒂诺不足为奇。很多亚裔的美国孩子告诉我，他们的父母要求他们在暑假里好好学习，甚至要减少接受7月份的生日宴会邀请的次数，这样他们才能预习完10月份的微积分课程。
“我想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蒂法尼·廖说道，她来自一个台湾的移民家庭，接下来准备去斯沃斯莫尔读高中。“学习，做好手上的事情，不要被干扰——这一切让我们变得更加沉默而安静。小时候去父母的朋友家里，我不想说话的时候，我就会带上一本书。那本书就像是个挡箭牌，他们会欣然同意，还会赞许说‘她真好学’。”
真的很难想象，在库珀蒂诺以外的美国父母会对大家聚在一起吃烧烤时在边上看书的孩子报以微笑。然而在亚洲国家受教育的父辈们，可能在孩提时代被灌输了这样的价值观。在很多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课堂上，传统的课程所强调的是听、写、读、记。“说”这一项并不是重点，甚至是被禁止的。
“我们家乡的教学模式同这里可谓大相径庭。”黄伟晨提到了这一点，她是一名1979年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求学的台湾人，如今已是一位定居在库珀蒂诺的母亲。她说：“在台湾，你学习某门课程，然后要通过考试。至少在我长大以后，他们在课题上依然没什么突破，而且他们绝对不允许学生们到处走动。如果你站起来，说些无关的话，你就要受罚。”
黄伟晨是我所见过的最快乐、最外向的人了，时常会做些夸张的手势，还不时哈哈大笑。她穿着运动短裤、运动鞋，戴着琥珀饰品，初见时她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带我去面包店吃早餐。我们吃着甜品，相谈甚欢。
这其实也说明了即使是这样一个女子，也会在她第一次走进美式课堂时产生文化冲击。她认为在课堂上发言是很不礼貌的，因为她不想浪费同学们的时间。当然了，她一边笑着一边说道：“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里算是个安静的人了。在那里，教授一上课就会说：‘开始讨论吧！’我看到即使我的同学在说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教授也会很耐心地听下去，他会倾听每一个人的想法。”她滑稽地点点头，模仿教授当年的模样。
“我记得当时自己真的很震惊。那是一堂语言学课，同学们讲的甚至跟语言学毫无关系！我当时想：‘哦，在美国，只要你敢开口讲就行了。’”
黄伟晨被这种美式的课堂参与模式弄得莫名其妙，这与老师对她不愿意发言的表现表示困惑是同样的道理。她移居到美国整整20年之后，《圣何塞水星报》刊登了一篇名为《东西方教学传统的碰撞》的文章，其中提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授对于亚裔学生不愿参与课堂活动感到非常失望。一位教授指出，亚裔学生自我产生了一个出于对老师尊敬的“屏障”。而另一位教授则决定将课堂参与作为成绩的一部分来激励亚裔学生在课堂上发言。还有一位学者提到：“你是在中国式学习中给自己降级了，因为你觉得其他人的想法要比你的好很多。这是长期以来困扰亚裔美国学生的主要问题。”
这篇文章在亚裔美国人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人说这些大学学者的做法是对的，亚裔学生应该适应西方的教育准则。“那些亚裔美国学生让别人轻易地无视了，因为他们一直保持沉默。”一名读者在ModleMinority.com（少数模范）网站上张贴了一则带有讽刺意味的文章。同样也有反对的声音称，那些亚裔学生不应该被强迫发言，以适应西方模式。“也许，这些大学应该学着去聆听他们沉默的声音，而不是试图去改变他们。”斯坦福大学文化心理学者金熙正在一篇论文中阐述说，讲话有时并不是一种积极的行为。
******************
亚洲人和西方人又是怎样看待这种课堂互动的呢？一组给它贴上“课堂参与”的标签，而另一组则认为是“无谓的交谈”？《人格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解答，刊登了心理学家罗伯特·麦克雷绘制的一幅世界地图。这幅地图看起来与你在地理书上所见的无异，只是基于的原理不同，麦克雷解释说：“这幅地图不是基于降雨量或人口密度，而是基于性格特征水平绘成的。”这幅地图由黑色的阴影和明亮的灰色构成——黑色代表外向，亮灰色代表内向——明显地揭示了“亚洲是内向者的聚集地，而欧洲则是外向者的天下”。这幅地图也把美国画了进去，其代表色是深灰色。美国人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外向的民族之一。
麦克雷的地图看起来像是一个盛大的文化类型演示。将几块大陆用性格类型来分组是种总括行为：在中国你可以轻易找到那种聒噪的人，就如同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找到这种人一样容易。这幅地图也没有细分一个国家或区域里存在的微妙的文化差异。北京人和上海人的风格大不相同，就像首尔人和东京人也有所差别一样。同样，将亚洲人描述为“少数模范”——即使这是作为一种赞美出现——也像任何一种感知群体特征而削弱个体存在感的描述一样，带着狭隘和居高临下之感。也许这是将库珀蒂诺定位为某种优秀学生的温床所带来的问题，无论这种描述听起来是不是带有恭维的色彩。
我并不鼓励向刚性的民族或种族类型转化，以完全避免文化差异和内向弱者的话题：亚洲文化和性格构成中，有着数不尽的层面值得其他人来学习。学者们用了数十年时间来研究性格类型方面的文化差异，尤其是东西方之间的差异，以及内向与外向这对特征维度的差别，那些认为某一属性一旦划归性格范畴就不能改变的心理学家相信，这些差异在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是突出的，而且是可测量的问题。
很多类似的研究都得出了与麦克雷地图相同的结果。例如，一项研究比较了上海和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部一部分8~10岁的儿童，结果发现，那些腼腆而敏感的孩子在加拿大遭到了同伴的排斥，而在中国却很受玩伴欢迎，甚至比其他人更容易被当成小团体的领导者。在中国传统里，这些敏感而沉默寡言的孩子往往会被称赞为“懂事”。
同样，中国的高中生告诉研究者，他们喜欢那种谦逊而无私、诚实而勤奋的朋友，而美国高中生则热衷于寻找那些乐天、热情、善于交际的朋友。“这种对比是惊人的，”将研究重心放在中国的跨文化心理学家迈克尔·哈里斯·邦德说道，“美国人强调社交能力，并且看重那些可以让聚会变得简单而愉快的性格特征。中国人则强调一些更深层的属性，关注道德方面的美德和成就。”
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要求亚裔美国人和欧裔美国人在解决推理问题时大声讲出其推理过程，结果发现，亚洲人在安静的情况下做得更好，而白种人则会在一边推理一边讲出想法的情况下表现得更好。
这些研究发现对于任何一个熟悉亚洲人说话态度的人来说都不足为奇：谈话是获取一些必要信息的交流，保持沉默和反思是深入思考和真知的标志。有时“无声胜有声”。言多必失，舌头虽非铁却可伤人。思考以下这些来自东方的谚语：
风呼啸而过，而大山岿然不动。
——日本谚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老子《道德经》
虽然我没有刻意去遵守沉默的纪律，但独居的生活却让我自然而然远离了嗔罪。
——鸭长明，12世纪日本隐士
再来对比一些来自西方的谚语：
对于一个工匠来说，你能发表演讲可能会显得强大，而对于那些以舌头为武器的人而言，演讲就是最强有力的战斗。
——普塔霍特普格言，公元前2400 年
讲话本身就是一种文明。那些文字，即使是最矛盾的文字，也依然保留着彼此之间的联系——只有沉默是被孤立的。
——托马斯·曼，《魔山》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这些不同的态度背后隐藏了什么呢？有一种解释认为这背后是亚洲人普遍对教育的崇敬，尤其是那些来自“儒家”传统国度的人，比如中国、日本、韩国以及越南。追溯到明代，有些中国的乡村会给那些通过了科举考试的人做塑像。其实想要取得这方面的成就并不难——就像那些来自库珀蒂诺的孩子一样——你把整个暑假都花在学习上就好了。
另外一种解释认为这背后是集体认同。许多亚洲文化都以集体为向导，但完全不是西方文化中所认同的集体。亚洲文化的个体把自己视为整体的一部分——不论是在家庭、公司还是社团中——他们都会把集体的和谐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上。在他们的价值观中，个人利益完全服从集体利益，他们在集体中欣然处于从属的地位。
相比之下，在西方文化中则是组织围绕个人的。西方人把自己视为独立的个体；命运赋予他们的使命是自我表达，追随内心的幸福感，从那些禁锢自由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最终完成那些应该完成的任务。西方人可能是群居动物，但是并不会服从集体的意愿，至少他们并不想那么做。他们深爱并尊重父母，只是某些观念诸如“孝顺”的缰绳带着其与生俱来的隶属性与限制性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当西方人同其他人在一起时，其所作所为就如同大家都是独立个体一样，嬉戏、竞争、出位、挑战，当然他们也爱着其他那些独立个体。即使是西方的上帝，也是自信、善言辞和控制欲的化身；上帝之子耶稣则善良而温和，但不得不承认他也魅力十足，有着万人空巷的影响力。
于是西方对于胆略和口头技能的重视以及提升自我技能特征的嘉奖，就都可以讲得通了，而亚洲人看重的安静、谦逊和敏感则促进了集体内部的凝聚力。如果你过着集体的生活，只要你能够严格控制自己的行为，甚至妥协，那么你的一切都会很顺利。
最近的一项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生动地解释了这种偏好。研究人员向我们展示了70名美国男子和70名日本男子的照片，他们或处于主导地位（双臂交叉，肌肉丰满，双腿笔直地站立着），或处于从属地位（双臂弯曲，双手交叠放在腹股沟的位置，双腿并拢站立）。结果发现，占主导地位的美国男子大脑中的快感中枢被激活，而对于日本男子来说，该中枢被激活的是那些处于从属地位的人。
西方人的观念认为，从他们身上发现服从他人的意志很难有吸引力。然而，西方人眼中的从属，在亚洲人看来却是一种基本的礼貌。在第２章里我提到过的美籍华人，即就读于哈佛大学商学院的陈唐告诉我，当他同几个亚裔朋友以及一个绅士而随和的白人朋友同租一间公寓时，他觉得那种相处模式非常舒服。
但当他的白人朋友看到水池里堆成山的盘子，并要求他的亚洲室友共同清洗时，矛盾就爆发了。陈唐说，这个抱怨合情合理，他的白人朋友认为他的措辞既表现出了对对方的尊重又彬彬有礼。而他的亚洲室友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他那时既愤怒又严厉。陈唐解释说，如果在亚洲出现这样的情况，人们会对自己的语调和口气更加注意。他应该用一种询问的语气，而不是一种要求或命令的口吻。或者，他压根儿就不该把这个问题摆到台面上来说。为了几个脏盘子而失了这个集体的和气，实在是不值得。
亚洲人的这种尊重对西方人来说，其实就是一种对于他人感受的深切顾虑。正如心理学家迈克尔·邦德所观察到的那样：“这是只有从明确的给‘自谦’贴上美德的文化传统中走出来的人才能做到的，而间接接触到这种传统的人则可能会给它贴上‘尊重关系’的标签。”这种尊重会导致社会的动态变化，这一点从西方人的观点中很容易看出。
由于这种尊重关系，社交焦虑障碍在日本被称为对人恐惧症（Taijin kyofusho），它以一种不会让患者尴尬的形式出现，而在美国人看来，这种称呼会让别人觉得很尴尬。也正是由于尊重关系，藏传佛教僧人会带着同情之心进入沉思状态以寻求内心的平静（这种平静就像大脑扫描所测量的那种线下幸福水平一样）。也正是由于尊重关系，广岛事件的受害者会因自己的生还而要向其他人致歉。散文家莉迪娅·米利特写道：“他们的文明已然被详细记录在册了，却依然留驻在他们的心底。‘对不起，’其中一人一边鞠躬一边道歉，他手臂上的皮肤已经溃烂脱落，‘我很遗憾您的孩子去世了而我还能活下来。’‘对不起，’另外一名生还者真诚地对一个抱着死去的母亲啜泣的孩子说道，他的嘴唇肿得像橘子瓣一样，‘我真的很遗憾离开的人是她而不是我。’”
虽然东方的这种尊重关系为人称颂，如同一件华美的袍子，而西方人对于个体自由、自我表达和个人命运的尊重亦可圈可点。重点不在于究竟是哪一种文化传统更好，而是这种文化价值间更为深远的不同之处有一种魔力，影响到了每种文化中对于理想性格类型的评判。在西方，我们欣赏外向理想型，而在亚洲（至少在数十年前的“西学东渐”之前），则信奉沉默是金。正是这种对立的观念影响了我们的反应——比如，面对室友堆在水池中的盘子时，面对大学课堂上不愿发言的情境时。
此外，他们还说这种外向理想型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正如我们当初所想的一样。因此如果在你的内心深处，认定了这些大胆而善于社交的人注定要主宰那些保守派和敏感派，而外向理想型对于人类来说就是与生俱来的标准，那罗伯特·麦克雷的性格地图就会为你揭露一个不同的真相：无论是哪种方式——安静或是健谈，仔细还是大胆，克己抑或奔放——都是我们的文明所赋予的特征。
******************
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多对于这个真相保持怀疑的人，大部分都是来自库珀蒂诺的亚裔美国孩子。他们进入青春期后，开始脱离故乡的局限性，并发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大声讲话和积极发言才是讨喜和财富的通行证。他们生活在一个双重的意识世界中——一半是亚洲，一半美国——两种意识形态相互质疑，一半海水一半火焰。迈克告诉我，比起社交他更愿意学习，这就是这种矛盾中一个极佳的例子。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还是一个高中生，依然蜗居在库珀蒂诺。那时迈克告诉我“因为我们在教育上强调得太多太多”，一如亚洲的传统，“社交在我们的生活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
后来我再次偶遇迈克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年的秋天了，他也成了斯坦福大学的新生，那里离库珀蒂诺只有20分钟的车程，而从居住的人口来说却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了，迈克看起来还很不习惯。我们在一家露天咖啡厅见面，坐在我们旁边的是几名运动员，时不时会发出爽朗的笑声。迈克对他们点点头，这几个人都是白人。迈克说：“似乎白人并不在意别人是不是会觉得他们讲话声音太大，或者话题很愚蠢。”他对餐厅里那些肤浅的交谈颇感无趣，对那些新生研讨会上满是“胡言乱语”的课堂参与活动也深感沮丧。他的空闲时间几乎都跟其他的亚裔学生人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有着“相同的外向程度”。那些非亚裔学生常常会让他觉得必须假装很激动或者很兴奋，即使那根本就不是最真的自己。
“我们宿舍现在住着４个亚裔学生，这个比例是12.5%，”他告诉我，“所以我觉得跟他们相处起来要舒服多了。其中有个男孩名叫布赖恩，他就是个很安静的人。可以说，他带着那种有点内向的亚洲人特质，因此我才觉得跟他相处很融洽。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才是真实的我。我不用为了看起来酷一点而去做些我不喜欢的事情，去融入一群非亚洲人或者喧闹的集体中，那根本就是在演戏。”
迈克显然对西方的这种沟通方式不屑一顾，但是他必须承认，有时他也希望自己可以咋咋呼呼，可以不用那么克制自己。当他谈到白人同学时，他说道：“他们活在自己的性格之下也是很快活的。亚洲人对自己的世界并不会觉得不舒服，我们只是对表达自我这件事颇感不适。在一个集体之中，我们总是会觉得表现得外向了就会很有压力。当这种压力出现的时候，它就会明明白白地写在我们脸上。”
迈克还提到了他参加的一次迎新活动，那是一次在旧金山举办的寻宝游戏，旨在鼓励学生们走出自己的舒适区。迈克是那个疯狂小组中唯一的亚裔学生，小组中的成员在这次活动中有的在身上画了彩绘，赤裸身体走过旧金山的一条大道，有的干脆身着异性服装走进当地的一家商店里。有一个女生走进了“维多利亚的秘密”的展示台上，竟然脱掉了她的内衣。当迈克给我讲这些细节的时候，我以为他要跟我抱怨即便他们组获胜了，这种方式也不合适。但是他却没有批评其他人，而是自责了起来。
“在他们做这些疯狂的事情时，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非常难受。这恰恰反映了我的劣势。有时，我甚至觉得他们比我强。”
迈克从他的教授那里得到了类似的信息。这场迎新活动结束后几周，他的新生辅导员——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教授——邀请了一组学生到她家里。迈克非常希望自己能给她留下一个好印象，但是他完全无话可说。其他的学生似乎都毫不拘谨地互相调侃，问一些有水平的问题。“迈克，你今天太嚣张了，你直接把我无视了。”他离开的时候，教授对他开玩笑说。离开之后，迈克觉得自己糟透了，他沮丧地总结说：“在他们看来，那些不爱说话的人不是能力不济，就是心不在焉。”
毫无疑问，这些感觉是迈克从未有过的。他在高中的时候一直都是光彩熠熠的。库珀蒂诺几乎就是个儒家传统之地，那里的人安静、乐学、互相尊重，但那里同样也以外向理想型为目标。周中的一天下午，在当地的购物中心，那些自信的、留着参差不齐发型的亚裔美国年轻人用眼神示意外出邀请，穿着吊带背心的姑娘们也心领神会。周六早晨的图书馆里，有些年轻人在角落里专心致志地学习，其余的则聚在一起热闹地谈天说地。我在库珀蒂诺采访过很多亚裔孩子，他们当中很少会有人真心愿意用内向者沉默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即使他们可以在这方面做得很好。虽然他们始终坚定不移地接受来自父母的价值观，但他们似乎已经将自己的世界分成了“传统亚洲人”和“亚裔的大明星”。那些传统的力量让他们颔首，让他们发奋图强。而那些大明星则既会学有所成，又能在学校里跟同学们开玩笑，挑战老师的权威，让自己成为焦点。
迈克告诉我，很多学生刻意地想要变得比自己的父辈更外向一些。“他们觉得自己的父母都太内向了，于是他们试图用带有夸耀性的外向倾向来弥补这种性格传统。”有一部分父母也开始去调整自己的价值观了。“亚裔孩子的父母发现太沉默并不是件好事，于是他们鼓励自己的孩子去参加各类演讲和辩论活动。”迈克解释说，“我们的演讲和辩论组织是加利福尼亚第二大的，为的就是让孩子们多多锻炼自己能有底气地演讲。”
我第一次在库珀蒂诺遇到迈克的时候，他的价值观和自我认知保留着最初的模样。他知道他不是那些所谓的亚裔大明星——他认为如果10分是满分，那么他的受欢迎程度在４分的水平上——但是，他却对自己这种生活在本性中的日子颇感安逸。“我更喜欢跟那些真实的人一起玩，”那时他是这么告诉我的，“这可能会让我变得更加沉默。事实上，当我想表现得很聪明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不开心。”
事实上，迈克能在库珀蒂诺这个蚕茧中生活这么多年，已经是十分幸运了。很多亚裔美国孩子是在那些更为典型的美式社区中长大的，他们在更小的时候就面临了很多类似迈克进入斯坦福大学之后才遇到的问题。一项研究对比了５年间欧裔美国人和留美的第二代华人青少年之间的不同，结果发现，那些中国人在青春期里明显要比同龄的美国人内向，而且自尊心也更强。这些内向的美籍华人青少年在12岁时还会自我感觉良好——大概是因为此时他们还在继续依照父母的传统价值系统来衡量自我，而一旦他们长到17岁左右，开始接触到美国的外向理想型这一价值观念，他们的自我评价就开始急转直下。
******************
对于亚裔美国孩子来说，不能适应这一社会的代价便是社交焦虑。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也可以弥补这一点。记者尼古拉斯·勒曼曾经就他的《大测试》（The Big Test）一书中所涉及的精英主题采访了一组亚裔美国人。他写道：“结果呈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那些亚裔精英的时代从毕业那天开始就宣告结束了，亚裔开始落后了，这是因为他们缺乏那种可以领先的文化风格：他们太过被动，也不够亲近。”
我遇到过很多来自库珀蒂诺的人，他们都在这个问题上苦苦挣扎。一位家境富裕的家庭主妇提到，在她的社交圈子里，基本上所有的男人最近都选择了回中国工作，他们现在就往返于库珀蒂诺和上海之间，部分原因就是安静的性格阻碍了他们的文化融入和同化。美国的公司“认为他们不能胜任当地的工作”，她说道：“那是因为演示能力不够。在生意场上，你得把一堆废话组织起来，表达出来。我的丈夫总是言简意赅地表达出自己的重点就结束了演说。如果你仔细看一下那些大公司，领导层中很少会有亚洲人。他们可能会雇用一些完全不懂商业知识的人，但是这个人却很会演讲”。
一位软件工程师告诉我他在工作中被忽略的感受时提到，“尤其是那些欧洲人，他们讲话真是不经过大脑”。在中国，他说：“如果你话不多，别人就会觉得你是个肚子里有墨水的人。而在美国，情况却全然不同。这里的人，喜欢有什么说什么。他们有一个想法之后，哪怕一点儿都不成熟，他们都敢讲出来。如果我能在交流方面表现得好一点，那么我的工作就可以获得更多的认可。否则，即使我的老板很欣赏我，他也不知道我的工作到底做得有多完善。”
这位工程师随后透露，他正在接受一名来自台湾的名为普雷斯顿·倪的传播学教授关于向美式外向性格转变的训练。就在库珀蒂诺不远的山麓学院（Foothill College），倪教授开设了为期一天的“做个成功沟通的非本土专业人士”的学习班。课程广告在网络上通过一个当地的群张贴了出来，这个群名为硅谷演讲协会，其使命是“帮助那些非本土的专业人士通过提升软技能来获得成功”。（群的主页上写着：“讲出你的想法，同大家一起在硅谷演讲协会实现你的理想。”）
从一个亚洲人的角度说出你内心的想法，这令我深感好奇。于是，我就报名参加了这个项目，数周以后的一个周六上午，我坐在了一间相当现代化的教室里，北加州山区的阳光透过玻璃窗倾泻下来。教室里一共有15人，其中大部分来自亚洲国家，也有几个来自东欧和南美。
倪教授看起来很友善，那天他穿了一套西装，打着一条金色的领带，领带上绣着中国画风的瀑布，他腼腆地笑了笑，用美国商业文化的整体概况作为课程的开场白。他强调说，在美国，如果你想成功，那么你的个性和你的本领同等重要。这可能有点不公平，也可能并不是判断一个人的贡献究竟有多大的最佳方式，“但是，如果你没有这种魅力，即便你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你也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
倪教授说，这一点与其他文化传统不同。比如，中国的官员发言的时候只要读就可以了，甚至不是看提词板上的提词，而是看着手中的稿子在读。“如果他是领导，那么大家都得听他的发言。”
倪教授这时要找一名志愿者上前，一名叫拉吉的20多岁的印度小伙子走上前，他现在在一家财富500强的公司做软件设计师。拉吉身着硅谷的制服：一件休闲的开衫衬衣，斜纹棉布制服，但是他的肢体语言却处处写满了防御。他双臂交叉抱在胸前，穿着登山靴的脚在地面上画来画去。那天上午早些时候，我们在这个房间里轮流作自我介绍，他坐在教室的后排，用颤抖的声音告诉我们，他想学着“怎样能找到更多的话题”，以及怎样能“变得不再那么闭塞”。
倪教授要拉吉告诉我们他这个周末有什么其他的计划。
“我要和一个朋友共进晚餐。”拉吉说，“然后，嗯……我要去爬山。”
“我对你的印象是，”倪教授绅士地对拉吉说道，“我可以给你很多工作去做，但是你不会引起我太多的注意。记住，在硅谷，你可能是最聪明、最有能力的人，但是如果你不能清楚地表达你自己，不能向别人表现你做了多少工作，别人就会低估你的能力。很多外国的专业技术人员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你顶多是个劳动者，而不是一个领导者。”
同学们同情地点了点头。
“但是，有一种办法是可以让你保持自己本色的，”倪教授说，“也可以让你通过声音表达出更多的信息。很多亚洲人在讲话的时候，只调动很少的一部分肌肉。那么，我们就从训练呼吸开始。”
就这样，他开始指导拉吉躺下，练习英文中的5个原音发音：“A……E……U……O……I……”然后拉吉的声音从教室的地板上传来：“A……E……U……O……I……”
最后，倪教授让拉吉站起来。
“现在，课后你有什么打算呢？”他一边问拉吉，一边鼓励性地跟拉吉击掌。
“我今晚要去一个朋友家里吃晚饭，明天要跟另外一个朋友去爬山。”拉吉的声音明显比之前大了很多，全班同学都由衷地为他的表现鼓掌。
教授本身就是这样一个榜样，让你看到努力可以获得的结果。课后，我去他的办公室采访了他，他告诉我，他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有多么腼腆——如果将他置于那样的情境之中，比如夏令营或商业学校，他可以把自己锻炼得像个外向者，他就一直这样训练自己，直到这一切变得自然。在那段时间里，他成功地完成了一项咨询实践，那时他的客户包括雅虎、雪佛龙以及微软，他还同时学习一些类似的技能，努力改变着自己。
当我们谈起亚洲的“软实力”这一概念时——倪教授认为，处于领导位置要能做到“四两拨千斤”——我开始发现了他身上未被西方的沟通模式浸染的地方。“在亚洲文化中，”他说，“总有一种微妙的方式让你获得你想要的东西，这种方式并不是积极的，但意图明确而且颇有技巧。最终，你会因此而获得很多。带有进攻性的力量会挫败你，而软实力会胜于无形。”
我请倪教授用现实中的例子来解释所谓的软实力，他给我讲了一些学生的故事，这些学生都是把能量积聚于头脑和内心的人，一边讲着，他的眼睛闪烁出了光芒。很多这样的人是雇佣团体的组织者——妇女团体、多样性团体——他们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工作，凭借的是大家具有相同的信念而非活力。他还讲到了“拒绝酒驾的母亲”等团体——这些人通过他们的爱心改变了其他人的人生，而不是凭借所谓的个人魅力。他们的传播技巧足以传达他们的信息，但是他们真正的力量却是通过实践表现出来的。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倪教授说，“如果这个观念是好的，人们就会朝这个方向转变。如果这种目标是公平的，而你也愿意为之全心全意努力，它就可能会变成一项准则：你会吸引很多与你有共同目标的人。软实力是默默的坚持。我想到的这些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中都是很有耐性的，最后他们会建立起一个个团队。”倪教授认为，历史上那些拥有软实力的人，都是为人们所敬佩的，比如特里莎修女、佛陀和甘地。
当倪教授提到甘地的时候，我心头为之一震。我问过几乎所有的库珀蒂诺高中的学生，他们所敬佩的领导人是谁，而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告诉我敬佩甘地。我真的很好奇，甘地究竟有什么魔力，会对他们有如此强烈的激励作用？
******************
据甘地的自传描述，他是个绝对腼腆而安静的人。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对一切都感到恐惧：小偷、鬼、蛇、黑暗，尤其是害怕外人。他每天都把自己埋在书堆里，一放学就飞奔回家，唯恐要跟别人讲话。即使是长大以后，当他首次被选入领导者之列，成为素食协会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时，他会出席每一次会议，但是仍然羞于启齿。
“你每次跟我说话的时候都头头是道，”委员会另外一位成员感到很困惑，“但是为什么你在例会上从来都不开口讲话呢？你真是个懒人。”当一次政治斗争在这个委员会爆发时，甘地虽然有合理的想法，可是他很怕把这些想法讲出来。他把这些想法写了下来，打算在会议上大声朗读出来。可是最终，他也没敢这么做。
甘地花了很长时间来控制自己的羞涩情绪，但他从来不曾真正克服它。他不能即兴发言，而对于演说这类事情，他也是能躲则躲。即使是到了晚年，他写道：“我也不喜欢跟朋友在一起谈天说地。”
但也正是他的这种羞怯，成为了他独有的品牌力量——从甘地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里所得知的那种约束力的表现形式。他年轻的时候就决定去英国学习法律，那时这种做法违背了他所在的班尼亚亚种性首领的意愿。在印度，亚种姓成员是禁止肉食的，而种姓首领坚信，在英国，素食主义是绝对不可能存在的。然而甘地已经向母亲起誓绝对不会吃肉，所以他觉得英国之旅不会有任何危险。他为此跟教会的领导人谢斯大费唇舌。
“难道你胆敢不顾本种姓的命令吗？”谢斯反问他。
“我实在没有办法，”甘地回答说，“我觉得这种问题不该将种姓牵涉进来。”
可悲的是，他最终被逐出了教会——即使几年之后，他信守承诺从英国学成归来，并成了一名年轻有为的英语律师，这个惩罚依然保留着。教会内部在对待他的问题上也起了分歧。一派支持恢复他的种姓身份，另一派则表示坚决要把他拒于种姓之外。这就意味着，甘地甚至不能在教会成员家里受到招待，连自己的姐姐和岳父母都不行，就连喝杯水都不被允许。
甘地知道其他人也可能反对他重新入会，但是他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准确的消息。他知道抗争只会换来报复，所以他遵从了谢斯的意愿，跟其他人甚至包括家人都保持距离。他的姐姐和岳父母决定悄悄破除禁例收留他，可是甘地却不答应。
那么结果是什么呢？那些亚种姓的成员非但停止了对他的骚扰，反而在他后面的政治工作中无私地予以帮助，包括那些离开了这个群体的成员。他们以热情和慷慨的方式对待甘地。后来，甘地在自传中写道：“我相信，这些可喜的事情都源于我的不抵抗。假如我闹着要恢复种姓身份，假如我把这个种姓分成更多派别，假如我触犯了种姓首领，他们一定会报复，这样一来，我从英国回来后就不会像现在这般平安无事，而会把自己陷于一场斗争的旋涡里或者走向虚伪的一派。”
这种模式——逆来顺受，在甘地的生命中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在南非做律师期间，他申请进入当地的律师事务所。当地的律师公会拒绝印度成员入内，为了阻止他成功申请，他们甚至要求甘地提供孟买高级法院的证书原件，而这基本是不可能实现的。甘地被激怒了，他知道，这些阻挠的最根本原因是歧视。但他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表现出来。他耐心地同南非当局交涉，最终律师公会同意接受当地开出的证明。
他起誓的那一天，终审法院首席法官让他摘下头巾。就在那一刻，甘地看到了他真正的局限性。他知道这种限制是合理的，也知道那是对他的故意刁难，于是他摘下了自己的头巾。他的朋友对此非常失望，他们说甘地太懦弱，他理应为自己的信仰反抗，但甘地却认为他应该去学着“欣赏妥协的美丽”。
如果我在讲这些的时候，没有对你提起“甘地”这个名字，也没有提到他的成就，你可能会觉得他是个相当被动的人。在西方，被动是种罪过。在《韦氏词典》中，“被动”的意思是“在外部因素影响下采取的行动”，它也意味着“顺从”。甘地最终拒绝了“消极反抗”的说法，他觉得消极反抗是同软弱、“非暴力不合作”同源的，而他所坚持的则是“坚定不移地追求真理”。
正如“非暴力不合作”所包含的意义，甘地的被动丝毫不软弱。他的被动意味着专注于一个终极目标，并不会为了沿途中不必要的小冲突而消耗自己的能量。甘地坚信，克己是他最大的资产之一，而这种克制源于他的腼腆：
我已经在我的意识中自然而然形成了这种习惯。不成熟的想法是不会从我的嘴里或者笔下溜出来的。经验告诉我，沉默是精神纪律中对真理崇拜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发现很多人对于讲话不够有耐心。这些人的言谈大都对这个世界毫无意义，只是白白浪费时间。我的腼腆在现实中就像是我的盾，它让我成长，帮助我学会明辨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