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跟性格迥异的人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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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性格的碰撞就如同两种化学试剂的接触；无论发生了任何变化，两者都逃不开。
——卡尔·荣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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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内向者和外向者是性格的北端和南端——处在单一性格频谱的两端——他们怎么可能融洽相处呢？然而这两种类型却常常相互吸引，在友情关系中、在商业关系中，特别是在爱情关系中。在这种配对里，彼此都会感受到强烈的兴奋感，也会相互欣赏，他们会觉得对方让他们的生命变得完整。一方聆听，一方倾诉；一方对美好的事物非常敏感，同样也被明枪暗箭搞得心神不宁，另一方则神经大条，每天都过得快快乐乐；还有，一方负责支付账单，另一方则会为孩子们安排游玩的日期。但是，当这种组合中的成员被拉向相反的方向时，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
格雷格和埃米莉就是这样一对内向——外向组合的夫妻，他们彼此相爱又经常被对方搞得抓狂。格雷格刚过而立之年，他步态活力十足，长长的黑发时常垂下来遮住眼睛，而且很爱笑。人们都说他是群居动物。埃米莉则是个27岁的成熟女人，格雷格有多外向她就有多沉默。她优雅而温柔，总是把那头棕褐色的秀发盘成发髻，而且习惯低垂眼帘凝视他人。
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相得益彰。没有格雷格，埃米莉除了工作之外，可能就会忘记出门。没有埃米莉，格雷格这样一种社交动物就会觉得孤独难耐。
在他们相遇之前，格雷格大部分的女朋友都是外向的。他说他很享受那样的关系，但却从未真正了解过她们，因为她们总是“考虑怎么跟一群朋友在一起玩”。他谈起埃米莉的时候会带着一种敬畏，仿佛她已经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他还形容自己的妻子是围绕在他世界周围的“锚”。
埃米莉最珍视的便是格雷格热情洋溢的天性，是他让她感受到了幸福，体味到了生活的真谛。她对外向者而言一直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而那些外向者在她眼里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找话题跟你聊天——对他们而言，找话题毫不费力”。
问题是他们在一起有近5年的时间，却总是为了一件事发生争执。格雷格是个音乐爱好者，有一大群朋友，他希望在每个周五举办聚会——那种休闲的、动漫主题的晚会，盛有意大利面的碗堆得高高的，一瓶瓶的酒大家传着喝。他从大四就开始筹办这样的周末聚会，这已经成了他每周的亮点和让他自豪的一种身份象征。
但埃米莉对这种一周一次的聚会又害怕又厌恶。作为一名艺术博物馆勤奋的律师，同样也是一个注重私人空间的人，她最不想做的事就是下班回家之后从事各种娱乐活动。她对于一个完美周末开端的定义是，有电影相伴的宁静夜晚，而且只有她和格雷格。
这似乎就是一个不可调和的差异：格雷格每年想要52个喧闹的晚会，而埃米莉一个都不想要。
格雷格认为埃米莉应该努力作些改变。他指责她不合群，她反驳道：“我很合群。我爱你，我爱我的家庭，我爱我亲密的朋友，我只是不喜欢那些晚会而已。人们不会在那些晚会上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他们只是应酬而已。你是幸运的，因为我把我所有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你，而你却把你的精力用在了你身边的每一个人身上。”
但是埃米莉很快就作出了让步，部分原因是她讨厌争吵，还因为她有些自我怀疑。“可能我是真的有点不合群，”她这么想，“可能真的是我的问题吧。”每当她跟格雷格因此而争吵的时候，她的脑海中就浮现出儿时的回忆：她上学的感受要远比她情绪稳定的妹妹痛苦；她又想到自己对那些社交问题焦虑得无以复加的情景，例如放学后同学叫她出去玩，而她只想回家待着的时候要怎么拒绝。埃米莉有很多朋友——其实她很会维系友谊——但她很少参加集体行动。
埃米莉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意见：等她到妹妹家玩的时候，格雷格再来办他的晚会。但是格雷格却不想自己办晚会，他很爱埃米莉，他想跟她在一起，其实认识埃米莉的人也都很喜欢她，都喜欢跟她在一起。可是为什么埃米莉总是想逃避呢？
而这个问题在格雷格看来，更像是在赌气。对他来说，孤独简直就像是一种氪星石（夺走人能量的东西），让他变得苍白无力。他曾经期待一种可以共享冒险经历的婚姻生活，他曾经想象着跟妻子成为人群的中心。虽然他从来没有对自己承认这一点，但是对他而言，结婚就意味着可以结束一个人的生活。可是现在，埃米莉却告诉他，要他一个人去参加社交活动。他觉得仿佛埃米莉背弃他们婚姻中最基本的部分，他觉得错的一定是他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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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是哪里做错了吗？”埃米莉存在这样的疑问并不奇怪，格雷格对她的指责也在情理之中。可能在人类性格类型中，最常见也最具有误导性的解读，就是内向者是不合群的，而外向者是合群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些想法都是不正确的；内向者和外向者是不同的群体。心理学家所说的“亲密需求”不只出现在内向者中间，同样也会出现在外向者身上。事实上，正如心理学家戴维·巴斯所说的那样，那些把亲密关系看得很重的人不一定会是“喧闹、外向、喜欢聚会的外向者”。他们更可能常跟某几个亲近的朋友在一起，喜欢谈论一些严肃而有意义的问题，而不愿意参与那些疯狂的聚会。这些有亲密需求的人更有可能是埃米莉这类人。
相反，外向者并不一定会从他们的社交行为中寻求亲密关系。“外向者通常需要他人以座谈会的形式来填补他们对于社交影响的需要，就像是一个将军需要士兵来填补他领导的欲望一般。”心理学家威廉·格拉齐亚诺说，“当外向者在一次聚会上出现的时候，每个人都会知道他们的存在。”
你的外向程度看似会影响到你朋友的数量，却不能代表你就是好朋友的不二人选。心理学家延斯·阿斯彭多夫和苏珊·维尔佩斯在132名柏林洪堡大学的学生中进行了一项调查，试图了解不同的性格特征在这些学生与其同学和家人的关系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们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所谓的五大性格特征上：内向——外向性、和悦性、经验开放性、负责性，以及情绪稳定性。（很多人格心理学家认为人类的性格可以归为这五点。）
阿斯彭多夫和维尔佩斯假设，那些外向的学生会比内向的学生更容易建立起一段新的友谊，结果证实这个假设也是成立的。但是如果内向者真的不合群而外向者合群，那你就应该假设，那些可以与他人建立起最和谐关系的人应该也是外向的。这一点却完全与实际情况不符。恰恰相反，那些在一段关系中最不容易引发冲突的人，在和悦性上的得分往往很高。和悦的人待人热情、乐于助人而富有爱心；人格心理学家发现，这类人如果坐在一台电脑前面看着屏幕上出现的词语，会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关怀、安慰和帮助”上，而不会把太多时间分配给诸如“绑架、斗殴和骚扰”这类词上。内向者和外向者在和悦性上的程度基本是一致的；外向与和悦性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有的外向者虽然很喜欢社交所带来的刺激，却不能跟那些特别亲近的人保持良好的关系。
这同样也解释了为什么有的内向者——比如埃米莉，有着经营一段友情的天赋，表明了她是个非常和悦的人——会倾注注意力在家人和亲密的朋友身上，但却不喜欢闲谈。所以格雷格给埃米莉贴上“不合群”的标签，其实犯了一个错误。埃米莉经营婚姻的方式只是一个和悦的内向者出于本能的反应，她把格雷格当成了她社交世界的中心。
还有些其他的原因。埃米莉的工作对她的要求很高，有时，她晚上回到家里就已经筋疲力尽了。她见到格雷格的时候总是很开心，但有时她宁愿坐在他旁边静静地读会儿书，也不想跟他外出吃晚餐，或者与他进行一次热烈的交谈。只要有他在身边相伴就足够了。对于埃米莉来说，这是很美好的事情，而对格雷格来说，他觉得自己受伤了，因为埃米莉仿佛把精力都用在了同事身上，而不是在他身上。
这是在我所采访的内向——外向组合的夫妻中，一个共有的令人惋惜的状态：内向者强烈地渴望下班后的休整时间，并且希望从他们的另一半身上得到理解；而外向者则渴望陪伴，并且对其他人从自己另一半的最佳自我状态中受益深感不满。
对外向者而言，他们很难理解内向者有多么需要在忙碌的一天之后充充电。看到彻夜加班的伴侣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累得说不出话时，我们都会觉得很心疼；可是，我们却无法去理解社交的过度刺激同样也会让人筋疲力尽。
同样，对内向者而言，他们也很难了解到他们的沉默是多么伤人。我采访过一位名叫萨拉的活力十足的高中英语教师，她的丈夫鲍勃是一名内向的法学院院长。他白天的时候忙着为学校筹款，晚上回到家中的时候已几近崩溃。萨拉向我谈起自己的婚姻生活时，为自己的失望和孤独泪流满面。
“他工作的时候，精力是那么旺盛，”她说道，“每个人都跟我说，他是那么幽默，我嫁给他是多么幸运。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真的很愤慨。每天晚上，我们吃完晚餐，他就马上去打扫厨房。然后，他就会一个人去读一些文献，或者玩儿摄影。9点多的时候，他就会走进卧室陪我看一会儿电视。可是即使是这样，他都不是真正地在陪我。他希望我看电视的时候，把头枕在他的肩膀上。这简直就是一个成人版本的‘平行游戏’。”萨拉曾经试图劝说鲍勃换一份工作。“我觉得如果他能找一份天天坐在电脑前的工作，我们的生活会变得很幸福，但他却一直坚持在做筹款的项目。”萨拉抱怨道。
在一对男方内向、女方外向的夫妻中，就像鲍勃和萨拉的组合，我们通常会把性格冲突误认为性别差异，然后会很快走进传统的思维模式中，认为来自火星的男人需要退回到他的岩洞，而来自金星的女人则喜欢互动。但是，无论导致这种社交需求差异的原因是什么——无论是性别还是性格——重要的是，解决这个问题是完全可能的。
例如，在《无畏的希望》中，奥巴马总统倾诉了他同米歇尔共结连理的头几年间，他正忙于完成自己的第一本书，并且“常常会龟缩在我们的铁路公寓后面的办公室里，那些我认为很正常的事情却让米歇尔受尽了孤独的煎熬”。他把他的处事风格归结为写作的需要，归结为他几乎是作为独生子被带大的，之后，他提到了他和米歇尔吸取了过去几年里的教训来满足彼此的需要，并且把这些让步都看成是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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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向者和外向者对于彼此之间解决分歧的方式也感到互相不理解。我有一个总是穿着考究的客户，她是一名律师名叫西莉亚。她很想离婚，但又怕自己丈夫知道她有这个想法。她有充足的理由来解释这个决定，但是她知道丈夫一定会求她留下，她也会因为愧疚而崩溃。总之，西莉亚希望用一种伤害性小的方式对丈夫坦白。
我们决定模拟一下他们的对话，我来扮演她的丈夫。
“我想结束这场婚姻，”西莉亚说道，“我的意思是，现在离婚吧。”
“我已经尽我所能地去维系我们之间的一切了，”我恳求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
西莉亚想了一下。
“我已经慎重地考虑过了，我觉得离婚才是我们彼此之间最好的选择。”她用一种低沉的声音回答道。
“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你改变主意呢？”我问道。
“你做什么都没有用了。”西莉亚冷漠地复述着我们之前商量好的答案。
我试着去体会她的丈夫会是什么感受，我有点懵了。她简直就是在生搬硬套我们的台词，声音毫无感情色彩，而且如此冷静。想想看，她竟然要跟我离婚——我可是她同床共枕了11年的丈夫！她一点儿都不在意吗？
我让西莉亚再试一次，这一次要在声音里带上感情色彩。
“我不行，”她说，“我做不到！”
而事实上，她做到了。“我想要结束这场婚姻。”她重复道，她的声音哽咽着，悲伤满溢，然后她开始失声痛哭。
西莉亚的问题并不是缺乏感情色彩，而是怎样能在不失控的情况下表现出她的情感。她拿了一张面巾纸擦了擦眼泪，很快就恢复了状态，重新回到清晰、冷静的律师模式。她已经达到了那两种状态——压倒性的情绪或超然的沉着。
我之所以会讲述西莉亚的故事，是因为从很多方面来说，她很像埃米莉，很像我采访过的很多内向者。虽然埃米莉同格雷格聊的不是离婚，而是那些烦人的聚会，但是她的交流风格却和西莉亚如出一辙。当她同格雷格有所争执时，她的声音会变得又轻又平淡，她的态度似乎稍稍带着距离感。其实她这样做是为了将挑衅的情绪降到最低——埃米莉面对别人发火时会感到非常不安——表面上看起来她的情绪的确低了。与此同时，格里格则正好相反，他会提高嗓门，用声音来作战，这意味着他更想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埃米莉越让步，就越孤独，然后觉得受伤，继而格雷格会更加愤怒；他越生气，埃米莉就越觉得受伤，越觉得反感，继而进一步退让。很快，他们就被禁锢在一个无法逃脱的恶性循环之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其原因是夫妻双方都觉得自己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正确的。
对于熟悉性格和冲突解决方式之间关联的人而言，这个动态博弈过程恐怕都不陌生。正如男人和女人解决纠纷的方式大不相同一样，内向者和外向者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大相径庭；研究显示，前者往往是冲突逃避者，后者则是“对抗者”，他们对于面前的分歧，甚至是争论都会泰然自若。
这些做法截然相反，因此他们之间必然会产生摩擦。如果埃米莉不那么介意冲突，她可能就不会对格雷格那种劈头盖脸的方式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如果格雷格的性情稍微温和一点，也许他就会欣赏埃米莉的这种“救火”的方式。如果人们面对冲突问题时能用兼容性方式的话，分歧就很有可能成为彼此确认对方观点的机会。然而，格雷格和埃米莉似乎在每次争吵的时候，对彼此的方式都了解得太少了。
他们之间的爱会不会因此而缩水，或者说至少在争吵的时候会不再喜欢对方？心理学家威廉·格拉齐亚诺进行了一项启发性实验，结果说明，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肯定的。格拉齐亚诺将61名男生分成几支球队，模拟一场足球赛。一半的参与者被分配到一个合作性质的友谊赛中，并被灌输“足球对我们来说是很有用的，因为要想赢得一场足球赛，球队成员就要相互配合”的观念。另一半学生则被分配到一场强调球队之间竞争的比赛中。每个学生都会看到一组幻灯片和制作好的队友和对手的履历，然后他们要对其他的队员进行打分。
内向者和外向者之间的差异在这期间就非常明显了。被分配在合作友谊赛中的内向者为所有队员的打分——不只是他们的对手，还包括他们的队友——要比那些分配在竞争赛中的内向者所打的分数要高一些。外向者则恰恰相反，他们在被分配到竞争组时的打分更高。这些结果显示了一些很重要的规律：内向者喜欢在友好的情境下认识的朋友，外向者则喜欢在竞争中的对手。
另外一项针对中风病人在康复训练中与机器人互动的研究，也得出了惊人相似的结果。内向患者在与那些讲话舒缓而温柔的机器人的互动中表现得更好，而且可以进行更长时间的互动，这些机器人会说“我知道这个对你来说很难，但是请记住，这是为了你好”，还会说“做得很好，继续加油”。而对于外向者来说，情况也刚好相反，他们会在那些支持性和积极的语言督促下更加努力，比如“你能比这做得更好，我知道你可以！”或者是用那种严苛的口气说“专心做你的训练”。
这些研究成果表明，格雷格和埃米莉必须面对一个有趣的挑战。如果格雷格更喜欢那种强悍或带有竞争性行为的人，埃米莉喜欢那种温柔而和悦的人，那么他们之间对于聚会这一僵局要如何以一种相爱的方式达成一致呢？
密歇根大学商学院在一项研究中给出了一个有趣的答案，这项研究不是针对性格截然相反的夫妻，而是针对来自不同文化之间的协商者——例如，亚洲人和以色列人。76名来自香港和以色列的MBA学生参加了这项实验，他们想象自己会在几个月内结婚，因此要同一家餐饮公司协商安排好婚宴。这个协商是通过视频来完成的。
有的学生在视频中见到的经理非常友好，他们面带笑容；其他的学生在视频中见到的经理却易怒而充满敌意。但是餐饮服务商的信息在这两个案例中是相同的。因为还有一对新人也会在同一天完婚，所以价格有所上涨。你会接受，还是会放弃？
那些来自香港和来自以色列的学生对此事的反应完全不同。亚洲人接受来自一个友善的经理的提案的可能性更高；仅有14%的人愿意同那些难相处的经理合作，而71%的人愿意接受服务态度好一些的餐厅提案。但是，以色列人接受这两种情况的可能性基本相同。换言之，同亚洲人之间的协商，态度同物质一样重要，而以色列人更关注传递的信息，不会因为对方表现出的态度是否和善而有所动摇。
对这个鲜明差异的解释，与这两种文化如何定义“尊重”有关。正如我们在第8章中提到的，很多亚洲人通过冲突最小化来表现自尊。研究人员称，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不会把‘分歧’视为无礼的标志，反而把它当成对方对此是关心的，并且是热情投入其中的标志”。
我们可以说，对格雷格和埃米莉来说，这种情况是相似的。当埃米莉在同格雷格的争吵中压低自己的声音并让自己变得平静时，她认为她在作出让步，不让自己的负面情绪表现出来，是对格雷格尊重的表现。但格雷格却觉得埃米莉不在乎他，更糟糕的是，她都不屑于跟他争吵了。类似的情况是，当格雷格宣泄完自己的愤怒时，他是假定埃米莉像他一样，认为这种方式是对他们之间承诺关系的一种健康而诚实的表现。但是对她而言，这仿佛是格雷格对她厌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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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尔·塔夫里斯在《愤怒：被误解的情绪》（Anger: The Misunderstood Emotion）一书中，讲述了一个有关一条孟加拉眼镜蛇喜欢咬过往村民的故事。一天，一位哲人——一个可以达到自我控制的人——说服这条眼镜蛇，咬人是不对的。眼镜蛇发誓说它再也不会咬人了，而事实上它也做到了。不久之后，村里的男孩子就不再惧怕这条眼镜蛇了，甚至开始虐待它，把它打得鲜血淋漓。眼镜蛇对哲人抱怨说：“难道这就是我遵守承诺所应得的吗？”
哲人告诉它：“我是告诉你不要咬人，但我没有不让你吐芯子吓唬他们啊。”
塔夫里斯写道：“很多人，就像那条哲人的眼镜蛇一样，把咬人和吐芯子混为一谈。”
很多像格雷格和埃米莉一样的人都应该从这个哲人的故事中有所领悟：格雷格不应该总是咬人，但“吐芯子”却是可以的。不仅他可以吐芯子，埃米莉也可以。
格雷格应该从他对愤怒的假设开始改变。他认为，正如我们大多数人那样，发怒会宣泄被压制的过剩精力。这种“宣泄假说”指的是攻击性会在我们的内心滋长，直到我们能找到正确的方式发泄为止。这种假设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弗洛伊德复兴了这个假设，并且于20世纪60年代找到了宣泄的方式——沙包和近乎原始的嘶喊。宣泄假说依然是个谜，虽然它似乎合情合理又很文雅，但正确与否却还是个谜。研究显示，发泄并不能排遣愤懑，反而会让它更为剧烈。
当我们不能随意发脾气的时候，我们最好能关上自己的“闸门”。令人惊讶的是，神经病学家甚至发现有人注射肉毒杆菌来防止脸上出现生气的表情，这种方法似乎是有效的，因为皱眉的表情会引发杏仁核产生消极的情绪。生气不仅会破坏这种情绪产生的那一刻，数天之后，那个发泄情绪的人还要想办法来弥补自己的另一半。尽管在争吵之后通过做爱这种神奇的方式来补救是种很流行的方式，但对很多夫妻来说，重新共浴爱河是需要时间的。
那么格雷格在感觉自己十分愤怒的时候，要怎样才能平静下来呢？他可以做一个深呼吸，可以让自己放空10分钟，也可以问问自己让他这么生气的事情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如果不是，那他就可以让这件事情烟消云散了。如果他仍然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那他就应该用一种客观的立场来表达他的需要，而不是用带有人身攻击的方式。“你太不合群了”其实可以变成“我们能不能想个办法来安排一下我们的周末，好让你我都满意”。
即使埃米莉不是个敏感的内向者，格雷格也应该接受这条建议（没有人喜欢被控制，或者觉得自己不被尊重），但是恰好格雷格娶了一个害怕对方生气的女人。所以他应该对他冲突逃避型的妻子有所回应，而不是顺着自己的意思采取强硬的对抗政策，至少从他结婚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应该意识到。
我们再来看看这段对等关系中埃米莉这一边。她能作些什么改变呢？在格雷格咬人的时候，她可以反抗，当然前提是对方的攻击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他没有咬人只是吐芯子呢？埃米莉可能会有很多对于气愤的自然而然的反应，在这些反应中，她可能会倾向于陷入自责和防御的圈子中而不能自拔。我们从第6章的内容可以得知，很多内向者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容易陷入强烈的内疚感之中；我们也知道，人们往往会把自己的某些反应投射到别人身上。因为冲突逃避型的埃米莉是不会咬人的，她或许连吐芯子都不会，除非格雷格真的做了什么令她伤心欲绝的事情，从某种程度上讲她对格雷格咬人的反应只是满腹的内疚感——可能是某些时候在某些事情上，也可能是在所有的事情上，谁知道呢？当她的内疚感聚集到她无法容忍的时候，她甚至会拒绝格雷格的所有要求，包括那些被愤怒放大了的所谓法律上的规定，即夫妻之间的陪伴。自然而然，这就会引发一个恶性循环，而在这个恶性循环之中，她关上了同情的心门，格雷格也感觉不到任何来自她的关心。
因此，埃米莉需要接受的教训是，有时犯错误也没有关系。她可能对自己什么时候是对的、什么时候是错的本来就颇感疑惑；格雷格总是以那么强烈的情绪来表达他的不满，就让埃米莉更加难以分辨了。但是，埃米莉必须尽量不被拖进这个泥淖之中。当格雷格指出一些合情合理的问题时，她应该勇于承认，不仅要做丈夫的好妻子，也应该教会自己“犯错误是在所难免的”。这样会让她变得不那么容易受伤，而且可以在格雷格不讲理的时候进行反击。
反击？可是埃米莉讨厌冲突啊。
其实这是合情合理的，她需要适应自己吐芯子的声音。内向者的犹豫不决可能会引发不和谐的争端，但是，就像那条被动的眼镜蛇一样，他们同样应该担心对方会不会向他们泼硫酸。当然，反击可能并不会像埃米莉担心的那样会招致报复；相反，反击可能会让格雷格作出让步。她其实根本不需要作什么大的改变，通常情况下，那些“这对我来说不行”之类的回击就能起作用了。
每过一段时间，埃米莉可能也想走出她的舒适区，发泄一下愤怒。还记得吗？对于格雷格来说，争吵意味着感情的联系。这同那些实验中外向的足球员对他们的对手有极大的好感一样，如果埃米莉能面露愠色同他争执一番的话，格雷格可能会觉得他同埃米莉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埃米莉同样可以通过提醒自己格雷格其实没有他看起来那么凶，来克服她对格雷格的厌恶情绪。我曾经采访过一名名叫约翰的内向者，他同他那性格火暴的妻子相处得非常融洽，他描述了他是如何在25年的婚姻生活中学会了与外向者相处的：
当珍妮弗因为某些事情跟我发火时，她真的是像在追杀我一样。如果我前一晚没有整理厨房就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她就会对我大吼大叫：“看看这厨房有多脏！”我走进去看了一圈。其实只有三四个杯子在外面堆着没有刷而已，根本就没有她说的那么脏。但是如此夸张的这一刻恰恰是她的天性，那就是她说“哎呀，如果你有时间把厨房打扫得稍微干净一点我会很高兴”的方式。如果她用客气一点的态度对我说的话，我一定会说“我很乐意效劳，抱歉没有及时打扫”。但是因为她是气势汹汹地冲过来的，我也很不开心，很想让她控制一下，跟她说这样不好。但是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已经结婚25年了，我已经明白了她这样气势汹汹地冲过来，并不是真的想杀了我。
那么约翰跟他火暴脾气的妻子相处的秘诀是什么呢？他会告诉她，她说的话有些不妥，但是他也会努力听明白其中所包含的意义。他说：“我试着让自己去包容，不把她的口气当真。我忽略掉我感觉到的攻击性，试着去领悟她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
在珍妮弗机关枪一般的抱怨下，她真心想要表达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尊重我，关心我，爱我。
如今，格雷格和埃米莉在如何通过对话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上有了些见解。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他们回答：究竟为什么周末聚会在他们眼中是这么不同的东西？我们知道，当埃米莉走进一间拥挤的房间时，她的神经系统可能会处于超负荷状态之下。我们也知道，格雷格的感受恰好相反：他会向人潮靠拢，向各式各样的话题靠拢，向各种活动靠拢，向一切能燃烧他多巴胺、触发激情的事物靠拢，这种感觉是外向者所渴望的。还是让我们具体到鸡尾酒时光的谈话中吧，弥合格雷格和埃米莉分歧的关键点仍然是在细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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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前，当神经学家马修·利伯曼博士还是哈佛大学的一名研究生时，他进行了一项实验，实验的一个部分是让32对彼此陌生的内向者和外向者用电话交谈数分钟。电话挂断之后，他们要填写一份问卷，来评价他们在这次谈话过程中的感受和行为。比如：你喜不喜欢同你交谈的人？你有多友好？你还想不想再同这个人联系？他们还要回答来自对方角度的问题：你觉得你的同伴有多喜欢你？对方对你敏感吗？有没有促进你谈话的冲动？
利伯曼和他的研究小组对比了这些问卷的答案，也倾听了这些谈话，他们就电话两头的人如何评价对方作出了自己的评判。他们发现，外向者在判断对方是不是喜欢与他们交谈方面的回答更为准确。这些结果表明，外向者在解码社交线索方面要比内向者出色。利伯曼写道，这似乎不足为奇，这一结果刚好呼应了当时流行的假说——外向者在解读社交情境方面更有优势。唯一的问题是，正如利伯曼在进一步实验中所表明的，这一假设并不完全正确。
利伯曼小组让一组选定的参与者在填写问卷之前听一遍他们的电话录音。在这个小组中，他发现，内向者和外向者在解读社交线索能力上没有丝毫差别。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便是，那些听电话录音的研究对象，在解码社交线索的同时不需要做其他事情。利伯曼之前的一些实验结果显示，内向者是非常出色的解码者。有一项实验甚至发现内向者是比外向者更出色的解码者。
但是这些研究测量的是内向者在观察社交动态过程中的表现，而非他们参与其中的表现。参与行为与观察行为相比，向大脑投射的一系列需求不同。它要求一种精神上的多任务处理方式：在心不烦意不乱或非过度紧张的情况下，瞬间处理多种短期信息的能力。这恰恰是一种外向者通常会适应得很好的大脑功能模式。换言之，外向者善于交际是因为他们的大脑可以很好地处理吸引他们注意的多种信息——聚会谈话中所包含的内容往往就是如此。相反，内向者会排斥那些强迫自己一次性面对很多人的社交活动。
仔细考虑一下两个人之间最简单的社交互动，其实其需要完成惊人的一系列任务：理解其他人在讲什么，解读他们的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自然而然地轮流接话和聆听，回应他人的话题，判断自己是不是被理解了，确定你有没有被接纳，如果没有被接纳，那就要想想怎样改善你目前的情境，或者怎样从这个情境中走出来。这么简单的一次性互动就要同时处理这么多事情！而且，这还只是一次一对一的交谈。你可以想象在一次群体活动，比如晚会这样的场合下，需要一次性执行多少任务了。
因此，当内向者充当观察者的角色时，他们就像是在写小说，或者考虑统一场论，或者在晚会上陷入沉默状态——他们并不是在表现一种不情愿或疲惫，他们只是习惯于这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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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伯曼的实验帮助我们理解了是什么牵绊了内向者的社交行为，但这项实验并没有向我们显示他们如何能够大放异彩。
让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乔恩·伯格霍夫是一名谦逊的研究员，也是一个刻板的内向者，从他的外表就可以看出：身体瘦而结实，鼻子和颧骨轮廓分明，戴着一副眼镜，脸上满是沉思的表情。他的话真的不多，但是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他处在某个小组中时，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他说：“如果我处在一个有10人在场的房间，而且可以选择说话与否，那我一定一言不发。当人们问我‘你怎么不说点什么’时，我就会告诉他们‘我是你们的听众’。”
乔恩还是个出色的推销员，从十几岁时崭露头角开始，他就一直很成功。1999年夏天，还在读高一的他就已经开始以一名初级营销员的身份向人们销售Cutco公司的厨房用品了。这份工作要求他上门推销刀具。可想而知，这是一种非常近距离的推销模式，不是在会议室，不是在汽车经销店，而是在潜在客户的厨房里，向他们推销一种他们每天都要用来准备食物的工具。
在乔恩开始工作的前8周里，他总共卖出了价值约为50 000美元的刀具。那一年，他成了公司40 000名新人中间最出色的代表。2000年时，他还在读高中，已经赚了135 000美元，而且打破了超过25个国家和地区的销售纪录。与此同时，回到学校里，他依然是个不会交际的家伙，每天午饭时间就会躲进图书馆。2002年，他招募、雇用并训练了其他90名营销员工，业绩比前一年增长了500%。从那时起，他就着手成立了“全球活性化培训”（Global Empowerment Coaching）公司，这是一家属于他个人的培训和销售训练公司。迄今为止，他开办了数百场演讲和培训研习班，并且给30 000多名销售人员和经理提供私人咨询服务。
乔恩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可以追溯到发展心理学家艾薇尔·索恩的一项实验中，如今索恩已经是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教授了。那时索恩招募了52名年轻的女性（26名内向者，26名外向者），将她们分配到两个话题配对中。每个人都要参加两个部分的会话，第一部分是与一名同自己性格相同的人进行10分钟的对话，第二部分则是与一名同自己性格相反的人进行同等时长的对话。索恩的研究小组将这些对话进行了录音，并要求参与者听一次自己对话的录音。
这个过程揭示了一些令人震惊的发现。内向参与者和外向参与者在内向者谈论较少的话题上，说谎的概率完全相同。然而，内向——内向配对对象往往会聚焦在一两个严肃的话题上，而外向——外向组合则会选择一些轻松而范围颇广的话题。内向者往往会探讨一些来自生活中的问题或冲突，例如上学、工作、友情等等。可能是由于对这种“问题话题”的偏好，她们会扮演顾问的角色，轮流为对方解决手头上的问题。外向者则恰好相反，她们喜欢提供一些关于自身的简单信息，通过这些信息来建立彼此之间的共性：你刚刚养了一条小狗？太好了。我有一个朋友有一卡车的咸水鱼呢！
但在索恩的实验中，最有趣的部分是这两种不同性格的人之间都相互欣赏。内向者同外向者的交谈都选择了一些愉悦的话题和内容，让这场对话变得更加容易，而内向者也把同外向者的对话描述为如同“呼吸了新鲜的空气”。相应地，外向者也觉得她们同内向者交流起来更加放松，可以更自由地倾诉她们的问题。她们从需要伪装乐观的压力中解脱了出来。
以下是一些有用的社交信息。内向者和外向者之间有时会觉得互相有所保留，但索恩的研究结果却显示，他们之间是可以相互给予很多东西的。外向者要知道，那些平常看起来对于肤浅的问题不屑一顾的内向者，可能只是因为被兴奋的情绪冲昏了头脑，从而被拉进了一个轻松的情境中；对于那些觉得自己对于问题话题的偏好会让他们变得像累赘的内向者而言，他们应该知道，这种方式会让别人自然而然变得严肃起来。
索恩的研究同样有助于我们理解乔恩·伯格霍夫在推销方面的惊人成功。他将他的亲和力用在严肃的话题上，用在扮演一个顾问而不是劝说者的角色上，因此他这种亲和力就变成了为他前程服务的一剂良方。“我发现，早期人们不买我的东西是因为他们明白我在卖什么，”乔恩解释说，“他们买我的刀具则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被理解了。”
乔恩从他喜欢问问题并认真听取解答的天性中获益良多：“我发现，如果我能走进别人家，我可以问很多问题，而不是试图向他们推销刀具。我其实可以通过询问一些合适的问题来引入我的主题。”如今，在他的培训业务上，乔恩也是采取了这种策略。“我试着让自己去适应那些跟我一起工作的人。我会注意他们身上所散发出的能量和气场。对我而言，这些都不算难事，毕竟我想得很周到。”
但是推销不是需要那种激发人们热情、煽动受众情绪的能力吗？乔恩可不这么认为：“很多人认为推销要求你成为一个能说会道的人，或者成为一个了解如何运用个人魅力进行劝说的人。这些东西是一种外向的沟通方式所必需的。但是在营销界有一个真理：‘我们有两只耳朵，一张嘴，我们要多倾听分说话。’我相信这就是让很多人在营销或咨询方面做得出色的原因——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懂得倾听。在我的公司里，我观察到那些顶尖的营销人员，没有一个是因为某个外向的品质而获得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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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回到格雷格和埃米莉的僵局中来。我们刚刚获得了两条重要的信息：第一，埃米莉对于多任务交谈的厌恶是真实的，也是可以说明的；第二，当内向者能够同他人以自己的方式交谈时，他们完全可以同他人建立起深厚而愉悦的关系。
一旦他们接受了这个现实，格雷格和埃米莉就能找到一种方法来打破他们的僵局。不要把焦点放在一年要举行多少次聚会上，而是应该开始谈谈聚会的形式。不要让所有人围着一张大桌子坐，这样会导致埃米莉最厌恶的多任务对话，为什么不办一场自助式的晚宴呢？大家可以在随意坐在沙发上、地板上，几个人在一起随便聊聊天、吃东西，这样不是很好吗？这样的聚会可以让格雷格成为聚会的中心人物，吸引他人的目光，而埃米莉也可以找到她不起眼的位置，她可以在角落里进行一些她喜欢的一对一的交谈。
先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对夫妻就可以探讨举办多少次聚会这个更加棘手的问题了。经过几个回合的商议，他们决定每个月举办两次聚会，也就是说每年会有24次，而不是52次。埃米莉依然不期待这样的活动，但是她有时也会享受其中。而这样，格雷格就可以举办那些他非常喜欢的聚会来彰显他的身份，同时也可以和他最爱的人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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