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后天以及新基因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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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对于一切都是确定的，而我对什么都不确定。
——罗伯特·鲁宾，《不确定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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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10年前的一天。
凌晨两点钟，我还难以入睡，连想死的心都有了。
当然了，我不是有自杀倾向的人，但那是一场大型演讲前一天的夜晚，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是第二天会有什么意外的恐惧。万一我口干舌燥说不出话怎么办？万一听众觉得我的演说太无聊怎么办？万一我晕场怎么办？
我的男朋友（如今已是我的丈夫）肯看着我辗转反侧不能入睡，他对我的苦恼表示难以理解。作为一名前联合国维和人员，他曾在索马里遭遇伏击，但我觉得他那时的恐惧也不能同我此刻的担忧同日而语。
“想想那些开心的事情吧。”他一边说着一边抚摸我的额头。
我直直地盯着天花板，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什么是开心的事情呢？谁能在满是讲台和麦克风的世界里高兴起来呢？
“中国的10亿人都不会关心你的演讲呢。”肯带着同情说。
这句安慰让我好过了大约有5秒钟。我回头看了看表。好不容易熬到了6点半。至少，最糟糕的部分——前一夜，已经挨过去了；明天这个时候，我就解放了。但是，首先我还要熬过今天。我换上正装，又加了一件外套。肯递给我一个装着百利甜酒的运动水壶。我很少喝酒，但是我很喜欢百利，因为它尝起来很像巧克力奶昔。肯叮嘱我在上台前15分钟喝完，然后跟我吻别。
我乘电梯下楼，钻进了车里，驱车前往当天的目的地——位于新泽西郊区的一家大公司总部。这段车程给了我足够的时间来进入状态。那时，我刚刚辞去了在华尔街律师事务所的工作，开办了自己的咨询公司。大多数情况下，我只是跟客户单独打交道，或者跟一个小组的人一起工作，这种小场面让我觉得很舒服。可是，当一个在一家大传媒公司做总法律顾问的朋友邀请我为他的整个团队主持一次研习班时，我居然答应了，而且还是热情百倍地答应了——到现在我都不清楚自己当时为什么会这样。一路上，我祈祷发生一点小小的灾难，比如洪水或是轻微的地震，如此一来我就不用去这次研习班了。想到这儿，我又觉得很内疚，凭什么要把整个城市卷进我自己的剧本呢？
车子在客户的办公大楼前停了下来，我走下车，努力让自己看起来精神抖擞，摆出一副信心百倍的姿态。活动组织者把我带到大礼堂。我询问了洗手间的位置，躲在没有人的地方，将瓶子里的百利酒一饮而尽。我在原地站了几分钟，等待酒精发酵出的魔力。但是事情依然没有什么变化——我还是紧张得要命。可能我还应该再喝一杯。不行，这才刚刚上午9点钟——如果他们闻到我口中有酒精的味道怎么办？我重新擦了一遍唇膏，原路返回了活动室。我调整了一下过会儿演讲时要用到的提示卡，此时活动室里已坐满了商界精英。我告诉自己，无论做什么，千万不要吐出来。
有几个高管看了我一眼，而大部分人都在目不转睛地摆弄着自己的黑莓手机。很显然，我把他们从繁重的工作中拉了出来。那我要怎样才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让他们停下手中的活儿呢？我发誓，从此之后，我再也不去作什么演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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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实是，从那之后，我作了无数次演讲。我并没有完全克服我的焦虑，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我发现了一些可以克服怯场的方法。具体的策略将会在第5章进行详细说明。
在这期间，我讲述了我对于公开演说赤裸裸的恐惧，因为那是深深印刻在我心底的，关于内向者最迫切、最渴望得到解决的问题。从某种更深层意义来说，我对于公开演说的恐惧与我性格中某些我所欣赏的部分密切相关，尤其是我对于一切和善和理智的事情的热爱。我觉得这在众人之中并不是常见的特征。但是这些特征确实是真实相关的，那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这些特质是后天“养成”（nurture）的吗？就像我一样？我的父母都是言语轻缓而思想深沉的人，我的母亲同我一样非常讨厌公开演讲。或者，这些特质就是“天生”（nature）存在于我基因深处的？
从我懂事以来，这些问题就一直困扰着我。所幸，很多哈佛大学的学者对此也颇感兴趣，科学家们正在探索人类的大脑，试图去发现个人的人文气质究竟是不是源于生物学冲动。
哈佛大学有一位82岁的科学家，他叫杰尔姆·卡根，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展心理学家之一。卡根的职业生涯致力于研究儿童的情感和认知性发展。在一系列具有开创意义的纵向研究中，他跟踪记录一些孩子从婴儿期到青春期这段历程中生理和性格的变化。这种类型的纵向研究往往是耗时而昂贵的，因而这类调查少之又少，但当结果呈现在人们面前时，就如同卡根所做的，收获也是很大的。
在这类纵向研究中，有一项开始于1989年而且至今还在进行。卡根教授和他的研究团队以哈佛大学儿童研究实验室的名义招揽了500名4个月大的婴儿，他们认为在45分钟的评估中，就能预测这些孩子将来会成为内向者还是外向者。如果你最近接触过4个月大的孩子，那你会觉得这个结论说得太过大胆了。然而，卡根研究个人性格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他自然有自己的理论依据。
卡根及其团队精心选择了一些新鲜事，让这些4个月大的婴儿去经历。他们让这些婴儿听录音和气球爆炸的声音，看彩色的手机在他们眼前晃动，闻酒精棉签的味道。婴儿们对这些新刺激有不同的反应。有20%的婴儿一边号啕大哭，一边用力蹬着双腿并挥舞着胳膊。卡根称这部分婴儿为“高度应激群体”。约有40%的婴儿依然保持安静，偶尔动动胳膊动动腿，完全没有过度的反应。这个组别的婴儿被卡根称为“低度应激群体”。而其余40%的婴儿的表现则介于这两种极端情况之间。在一个令人吃惊的有悖常理的假设中，卡根预测那些挥舞胳膊的“高度应激群体”的婴儿，在未来最有可能成长为性格安静的少年。
当这些婴儿长到两岁、4岁、7岁和11岁的时候，其中的很多人会回到卡根的实验室来接受对于陌生人和新鲜事物刺激的反应的后续实验。两岁的时候，这些孩子会被安排遇到一个戴着防毒面具、身穿白大褂的女士，一位穿着小丑服装的男子和一个无线电控制的机器人。7岁那年，他们又被要求同一些从未谋面的孩子一起玩。而11岁时，一名陌生的成年人会对他们的个人生活进行采访。卡根的研究小组观察这些孩子们如何应对这些奇怪的情境，注意他们的肢体语言，记录他们自发大笑、讲话和微笑的频率。他们还就这些孩子在实验室外的日常表现，采访了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他们是喜欢有一两个亲密的伙伴还是喜欢热闹？他们喜欢参观新的地方吗？他们讲话的时候是口无遮拦还是小心翼翼？他们认为自己是害羞还是大胆？
其中许多孩子果然如卡根所料，表现出了或内向或外向的性格特征。那些高度应激的婴儿，也就是那20%会对手机铃声作出反感表现的婴儿，更有可能发展为严肃、谨慎性格的人。而那些低度反应的婴儿，即那些相对安静的孩子，则可能成为自信而悠闲的类型。换句话说，高度应激群体和低度应激群体所对应的性格类型便是内向型群体和外向型群体。正如卡根在1998年出版的作品《盖伦的预言》（Galen’s Prophecy）中所写：“75年前荣格对内向者和外向者进行了描述，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种分类恰恰准确对应了高度应激和低度应激的青少年所占的比例。”
卡根对其中的两名青少年进行了描述：保守型的汤姆和外向型的拉尔夫，这两人的性格可谓大相径庭。汤姆从孩提时代就表现出了腼腆的性格特征，在学校里表现优秀，善于观察而安静，一门心思都在自己女朋友和父母身上，容易忧虑，喜欢独立学习和思考问题，他希望成为一名科学家。卡根写道：“他同其他著名的内向者一样，在孩提时代很腼腆。”这里，卡根将汤姆同T·S·艾略特以及数学家、哲学家阿尔弗雷德·怀特海相比，指出汤姆所选择的人生是思维层面的。
而拉尔夫则恰恰相反，他放松而自信。他同卡根的研究小组之间的交流就像与同龄人一样，丝毫不把对方当成年长自己25岁有余的权威人士。虽然拉尔夫非常聪明，但是最近却在英语和科学科目上挂了科，原因是他一直吊儿郎当地上着课。可这丝毫没有困扰到拉尔夫，他欣然承认了自己的缺点。
性情（temperament）和个性（personality）之间的区别是心理学家们一直关注的问题。性情通常指与生俱来的，从生物学角度讲是基于行为和情绪的，而这些是可以从婴幼儿时期就能观察出来的；而个性的形成则是一个复杂的酝酿过程，是文化熏陶和个人经历共同作用的结果。有人将性情比喻为地基，个性则是建筑。卡根的工作就是把某些婴儿的性情同青少年时期的个性特征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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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卡根又是怎么知道那些挥舞手臂的婴儿可能会长成像汤姆那样谨慎、敏感的人呢？或者那些安静的孩子为什么会成为像拉尔夫那样性格豪爽，对学校不屑一顾的少年呢？这个答案其实就存在于他们的生物学本质中。
除了观察孩子们在陌生情境下的行为反应，卡根的研究小组还测量了他们的心率、血压、手指温度，以及一些其他的神经系统指标。卡根之所以测量这些数据，是因为他认为这些都由大脑内一个重要的器官所控制，这个器官就是杏仁核。杏仁核位于大脑边缘系统中较深的部位，这是一个古老的脑部网络系统，即使在那些较为原始的动物，如小白鼠体内也存在着。这个网络有时也会被称为“情绪脑”，我们很多同动物相似的基本欲望都是受其控制的，如食欲、性欲、恐惧等。
杏仁核是大脑的情绪交换机，接收感官信息，然后将信号传递到大脑的其他部分以及神经系统，从而作出反应。而其职能之一，就是即时检测环境中出现的新的或带有威胁性的事物——从飞盘摩擦空气的声音到蛇吐芯子的嘶嘶声——并且将这些信号迅速传递给人体，以作出应对或逃离的反应。当飞盘直冲你的鼻子飞来时，杏仁核就会告诉你闪避。当响尾蛇蓄势待发准备要咬你时，杏仁核就会通知你快跑。
卡根假设这些婴儿中，杏仁核天生就异常兴奋的婴儿在面对陌生对象时，会摆动身体并号啕大哭，这类人长大后，在遇到陌生人时更有可能会产生警惕情绪。而这个假设也恰好在卡根的实验中得以证实。换言之，那些婴儿像摇滚明星一样挥舞自己的手臂，并不能说那是外向性情所致，只是因为他们小小的身体在面对新的视觉、听觉和嗅觉冲击时反应过激，他们就是“高度应激群体”。而那些安静的婴儿之所以表现出安静，也不是说他们将来会成为内向者——事实恰恰相反——只是因为他们的神经系统面对新鲜事物时会不为所动。
对于某个孩子来说，其杏仁核越活跃，心率就可能越高，瞳孔扩张得越大，声带收缩得越紧，唾液中皮质醇（一种压力荷尔蒙）的含量就会越高，也就是说，他在面临新事物或刺激时，所感受到的紧张感越多。高度应激婴儿在成长过程中会继续面临不同的未知情境，从第一次上游乐园到第一天去幼儿园认识新同学。我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他们面对陌生人时的反应上，比如第一天入学，他会怎么做呢？当她在生日会上看到满是不认识的小朋友时，她会不知所措吗？但我们的观察是在普遍情况下，这些孩子对于新鲜事物的敏感程度，而不单单是面对陌生人。
高度应激和低度应激可能并不是内向性格和外向性格唯一的生物学表征。很多内向者并不是所谓的高度应激群体，而一小部分高度应激的孩子长大后却成为了外向者。尽管如此，卡根数十年的一系列研究发现标志着我们在解读性格类型方面有了巨大的突破——这其中包括了我们的某些价值判断。外向者有时被认为是“亲社会的”（pro-social）群体——这意味着他们关心他人；而内向者则往往被贬低为不合群。然而，在卡根的实验中，这些婴儿的反应跟与人之间的交往没有任何关系。那些让孩子们哭号（或者不做声）的只是一些物品而已。他们四肢的舞动（或者保持冷静）是对气球爆炸所作出的回应。那些高度应激的婴儿并没有厌世的情绪，他们只是对周围的环境更加敏感而已。
事实上，这些孩子神经系统的敏感性似乎不仅与能注意到可怕的事物有关，也与平常的事物有关。高度应激的孩子对于人和事物所持的态度被心理家们称为“警觉注意力”（alert attention）。他们在作决定之前一定会比其他人斟酌更久，在选择前，会来回打量对比很久。他们似乎觉得——有时是有意的，有时是无意的——观察越深入，他们从这个世界上获取的信息量就越大。在卡根一系列早期的研究中，他让一组一年级的孩子来玩一组视觉匹配游戏。他先给每个孩子看一张坐在椅子上的泰迪熊的照片，然后又给他们看了6张类似的照片，其中只有一张是完全匹配的。那些高度应激的孩子要比其他人花更多的时间在所有的备选图片上，而他们选择正确的概率也更高一些。之后，卡根又让这组孩子玩文字游戏，他发现这些高度应激的孩子同样比那些冲动的孩子读得更准确。
高度应激的孩子也会对他们注意到的事物思考和感受得很深切，并且总能在每天的经历中发现更深层次的差别。这一点表现在不同的方面。如果这个孩子是社交导向的，那么她可能会花很多时间来思索她眼中的他人——为什么贾森今天不愿意同别人分享自己的玩具，为什么尼古拉斯不小心撞到了玛丽会让她如此生气。如果他有某种特定的爱好，例如猜谜、画画、建造沙堡，那么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通常精神会格外集中。研究同样表明，如果一个高度应激的孩子不小心弄坏了别人的玩具，她会比低度应激的孩子感受到更为强烈的内疚和懊悔。当然了，所有的孩子都会感知周围的环境和情绪，但是，那些高度应激的孩子似乎能够感知得更多一些。科学记者温妮弗雷德·加拉格尔在一篇报道中写道，如果你问一个7岁左右的高度应激孩子，应该如何同朋友分享一个令人垂涎的玩具，他通常会给出一个复杂的策略，比如“按照姓氏的首字母排序”。
“对他们来说，把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就难多了。”加拉格尔写道，“因为他们敏感的特质和精心的安排，对于严苛的校园生活来说并不适用。”在下一章里，我们就会看到这些特质——警觉、细微之处的敏感、复杂的情绪等，这一切都可能成为被我们低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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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卡根的苦心记录中可以得出，高度应激性是内向性格的一种生物学基础（我们将在第7章探讨另外一种可能的模式），然而他的发现并不完全有效，因为这些只能对我们感觉到的事物进行证实。卡根的某些研究甚至掉进了境界文化（the realm of cultural ）的泥淖。例如，他认为，基于他的数据，高度应激性与部分身体属性也存在关联，比如蓝眼睛、过敏、花粉症等，高度应激群体通常也比其他人群在体形上要偏瘦，而且面部较窄。这样的结论未免失之投机，不禁让人想起了19世纪从人的头盖骨形状来占卜其灵魂的做法。但不管这究竟准确与否，它确实是个有趣的现象，我们在虚构或安静、或内向、或智慧的人物形象时，都会在其身体特征上予以表现。似乎这些生理倾向都已经深埋在我们文化的潜意识之中了。
以迪士尼电影为例，卡根及其同事认为，迪士尼动画的制作人在创作动画人物时，不知不觉领悟到了高度应激性的真谛。他们所创造的敏感的人物形象，如灰姑娘、匹诺曹（Pinocchio）和迷糊鬼（Dopey）都是蓝眼睛，而那些傲慢的角色，像灰姑娘继母家的姐姐们、爱生气（Grumpy）以及彼得·潘则都是深色的眼睛。在很多图书、好莱坞电影里，甚至是电视节目中，那些人物角色往往在遭遇让人涕泪俱下的不幸后奋发图强，有点对社交应酬不知所措，却在内在思维方面比如吟诗作赋或天体物理学等方面天赋斐然（就像伊桑·霍克在《死亡诗社 》中的角色）。卡根甚至认为有些男人喜欢皮肤白皙和蓝眼睛的女人，是因为他们潜意识里就把这种形象定义为了敏感的类型。
另外一些关于性格的研究同样认为外向性格和内向性格是有生理基础的，甚至是基因决定的。而最常见的一种来分析究竟是天生决定性格还是后天养成性格的方式，就是比较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的性格特征。同卵双生是由同一受精卵分裂而来，因而具有完全相同的基因，而异卵双生则是来自不同的卵细胞，因而平均只有50%的相同基因。因此，如果你通过双胞胎来测量内向或外向水平，并且发现同卵双胞胎比异卵双胞胎存在更多的相关性——这也正是科学家们在一次又一次的研究中所证实的，即使这对双胞胎在不同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你就有理由说明这种特征是受基因控制的。
这些研究中没有一个是完美的，可结果却始终表明，内向和外向就像其他主要的性格特征，如随和和自觉性，确实约有40%~50%由基因决定。
然而，生理学对于内向的解释真的是充分的吗？当我第一次读到卡根的《盖伦的预言》时，我激动得难以入眠。从这部本中，我看到了我的朋友、我的家人，还有我——事实上，简直就是整个人类——通过静态神经系统反应这面镜子，整齐有序地划归了出来。这仿佛就是几个世纪以来对于人类性格之谜的哲学探究，引领了此刻如此清晰的科技之光的闪耀。最终，关于这个先天与后天的问题有了一个简单明了的解答——我们先天预设的性情，强有力地塑造了我们成年之后的性格。
可事实真的就这么简单吗？我们真的可以将内向和外向性格简单归结到天生的神经系统上吗？我认为我是继承了高度应激神经系统的人，可我的母亲说我小时候却是一个很安静的小孩，不是那种会对一个爆破的气球哭号不止的类型。我是个会疯狂地自我怀疑的人，可我却有一股勇气深埋在我的信念之中。每当我初次走进一个陌生的城市，我都会感到莫名的恐惧和不安，可是，我却对旅游痴迷不已。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非常羞涩，可是如今我已经走出了那个困境。还有，我不认为这些矛盾是不寻常的；很多人在性格中都有着不和谐之处。而人们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是吗？再来看看自由意志，是的，我们不能控制我们是谁，可是我们能决定我们要成为谁。
我决定私下拜访卡根教授来搞清楚这些问题。我对卡根教授的尊敬不仅因为他的研究发现让人觉得信服不已，还因为他在先天–后天这个论题上所代表的分量。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于1954年，那时他所持的观点是“后天养成性格”，这是当时随着科研机构建立所衍生出来的观点。当时，这种“性情天生”的观念是一颗政治炸弹，引发了纳粹优生学的恐怖和白人至上的种族观念。相比之下，孩子就像白纸一样，他们有无限的可能性，那么以他们为基础呼吁国家的民主就成为了可能。
然而随着研究的进行，卡根也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我曾经深陷于我所得出的数据。”他说，“性情这个东西，要比我想象中的、比我情愿相信的还要强大。”他早期对于高度应激儿童的研究发现发表于1988年的《科学》杂志上，并使“性情天生”这种观念得以广泛流传，部分原因就是他“后天养成家”的声誉很高。
如果有人可以帮我解答“先天–后天”这个问题，我希望那个人会是卡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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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根带我去了他在哈佛大学威廉·詹姆斯大厦的办公室，我刚坐下来，他就先问了我几个问题，态度虽不至于说是不友好，但绝对百般挑剔。我以前想象中的他应该是彬彬有礼的，像是从动画里走出来的穿着白大褂的科学家，手里拿着装有化学试剂的试管，从一个试管里倒进另一个，直到发出“嘭”的一声。现在呢，苏珊，你该从你的梦境里醒来了。这个人可不是我脑海里温文尔雅的老教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书中充满了人文关怀，并自我描述为一个焦虑、容易受到惊吓的男孩，而事实上我发现他简直就是咄咄逼人嘛。我用一个他所反对的假说作为背景问题，拉开了我们访谈的序幕。“不是，绝对不是！”他暴跳如雷，好像我没坐在他对面一样。
这样一来，我性格中高度应激的那一面被他激发了出来。我向来是轻声细语的，可此时此刻，我不得不提高我的分贝了（在我们谈话的录音中，卡根慷慨激昂，而我的气势明显就弱了很多）。我意识到我开始蜷缩了，这就是高度应激的一种表现。当我发现卡根也意识到这一点时，我觉得有些不安——他一边说，一边点头示意，他指出，很多高度应激的人都成了作家，或者从事一些知识分子相关的工作：“你的职责就是关上门，拉上窗帘，然后做你的事情就是了。你把自己包裹起来，就不会遇到那些无法预测的事情了。”（出于同样的原因，卡根说，那些文化背景较低的人，就成了档案管理员或者卡车司机）。
然后，我又提到了一个我认识的性格慢热的小女孩。她遇到陌生人时并不会上前与他们攀谈，而是静静地观察他们；他们一家每个周末都会去海滩，可是她却用了几年的时间才敢把脚趾伸进大海里。我认为这个女孩就是个典型的高度应激者。
“你错了！”卡根教授表示反对，“任何一种行为都不只有一个起因。这一点永远都不要忘记！对于那些慢热的孩子来说，不错，从数据上看，他们中间确实有更多的高度应激者，但同时，这种慢热也有可能是3岁半之前的生活方式造成的。对作家和记者来说，他们想看到的就是一对一的关系——一种行为，一个原因。可是，你要意识到有一点非常重要，对于行为来说，比方说慢热、害羞、冲动等等，都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他举了很多由于环境单一或敏感的神经系统可能造成内向性格的例子，比如某个孩子可能喜欢对这个世界有些新的认识，那么她就有可能花很多时间来思考。健康问题也可能导致一个孩子的内向性格，他会去考虑自己的身体里发生了什么。
我恐惧公开演讲的原因大概也是如此复杂。我的恐惧是因为我是一个高度应激的内向者吗？或许不是吧。很多高度应激者热衷于公开演讲和演出，又有很多外向者会怯场；公开演讲在美国的“可怕事物排行榜”上名列榜首，比起对死亡的恐惧更甚。造成公开演讲恐惧症的原因很多，其中包括幼儿教育中所受的挫折，这跟我们的个人经历紧密相关，而与先天的性情毫无瓜葛。
事实上，这种对于公开演讲的焦虑，可能是人性中最原始而典型的部分，并非仅限于我们这种与生俱来的高度应激神经系统。据社会生物学家E·威尔逊的论著所言，人们提出了一种理论，认为当我们的祖先还生活在大草原上的时候，凝视就只意味着一件事情：我们被某个野生动物盯上了。当我们想到自己要被吃掉了，我们还会自信地站在原地吗？不会，我们会逃跑。换句话说，千百万年的进化让我们本能地远离伤害，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错把观众的目光当成捕食者眼中明显的欲望。毕竟观众们所期待的可不只是让我们站在原地，而是希望我们能表现得更轻松自然一些。这种生物学和协议之间的冲突，也是演讲会变得如此困难的一个因素。这也就是为什么把观众想象成一丝不挂也不能消解演讲者的紧张情绪——因为一头赤裸的狮子同样是危险的。
但是即使所有人都可能把观众错当为捕食者，人和人之间触发战斗或逃跑反应的阈值也不尽相同。观众们眼中的威胁要到什么程度才会让你觉得像是要对你发起突袭了？这种感觉在你登台之前就有，还是刚好有些好事者的捣乱行为，触发了你肾上腺素的分泌？如果你是个高度应激者，那么在你讲话的时候，听众们无聊的叹息和玩手机的情境，就会很容易让你皱眉。而事实上，研究证明，内向者要比外向者更惧怕公开演讲。
卡根告诉我，他看过一位科学界的同行在会上作了一次很棒的演讲。事后，这位发言者邀请卡根一起用餐。卡根欣然接受了，这位科学家告诉卡根他每个月都有一次演讲，尽管他有能力在讲台上侃侃而谈，可他还是很紧张，正是因为读了卡根的文章才让他有了一个巨大的提升。
“是你改变了我的生活，”他对卡根说，“我一直都在埋怨我的母亲，而现在我觉得自己就是高度应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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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内向的性格是遗传了父母的高度应激性，还是遗传了他们的行为，抑或两者兼而有之？之前对于双胞胎的遗传数据研究已经证明，内向–外向这一性状只有40%~50%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这就意味着，在人群中，平均有一半的内向–外向倾向是由基因控制的。说得再复杂一点，可能会有很多基因共同决定了这个性状，卡根的高度应激理论可能只是引发内向的多种生理方式之一。同样，“平均来说”这种说法也是不准确的。50%的遗传率并不意味着我内向的性格就是一半遗传了我的父母，或者我跟好朋友之间一半的外向差异就是基因决定的。我的内向可能完全来自于基因，或者与遗传没有任何关系——更有可能是一些深不可测的基因和经历组合的结果。卡根说，要问这种性状究竟来自先天还是后天，就如同问暴风雪究竟是温度引发的还是湿度引发的一样。正是这两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才有了如今的我们。
我想，大概是我问了一个荒唐的问题。可能关于先天和后天在性格的形成中所占比例这个谜团远不及像“你先天的性情是如何同环境和你的个人意志相互作用的”这类问题来得重要。那么到底是不是性情决定命运呢？
一方面，根据基因–环境作用理论，那些遗传了某些性状的人倾向于寻求生活经历来强化这些性状。举个例子，对于那些低度应激的孩子来说，当他们还是婴儿的时候就不会对危险进行提防，那么在他们长大之后，他们会对更危险的事物掉以轻心。“他们爬几次围栏之后就会变得麻木，继而去爬屋顶。”心理学家戴维·吕肯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他们会经历各种各样其他孩子不会去做的事情。查克·耶格尔首名突破音障的飞行员）能从轰炸母机中走向火箭船，还要按下操控按钮，这不是因为他天生就跟我不一样，而是因为30年来，他的性情促成了他这种工作方式，从爬树到从事更危险、更刺激的活动。”
相反，那些高度应激的孩子则更有可能发展成为艺术家、作家、科学家和思想家。因为他们对于新事物的厌恶会让他们花更多时间在熟悉的或动脑子的事情上，而这些事情基本都是在大脑环境中进行的。“大学是内向者的天下。”密歇根大学儿童与家庭研究中心主任、心理学家杰里·米勒说道，“对于这些生活在校园里的人来说，用大学教授的刻板印象来描述再合适不过了。他们喜欢读书，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比想法来得更让人兴奋了，而且这些还跟他们对于时间的安排、何时起床等密切相关。如果你花太多时间在闲逛闲聊上，那么你读书和学习的时间就会变少了。你的一生只有那么多时间，不会多一点儿也不会少一点儿。”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任何一种性情都会有无限的发展可能。低度应激的婴儿、外向的孩子，如果在一个安全而细心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就很有可能成为伟大而卓有成就的人物，比如当今的理查德·布兰森和奥普拉。有的心理学家则称，如果这些孩子得不到很好的照顾，或者遇到了一个糟糕的邻居，他们最有可能变成恶霸、少年犯或罪犯。吕肯曾经提出过一个颇有争议的议题，他说精神病人同英雄“有着相同的基因分布”。
这种让孩子们获取是非观的机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许多心理学家认为，孩子们形成良知和教养的过程，其实就是在他们做一些不合适的事情时被监护人指责，久而久之形成了其价值观。责备会让他们感觉焦虑，而焦虑又是一种难受的心理状态，因而他们学会了去避开那些反社会的行为。这也就是所谓的规范父母行为的内部准则，其核心就是焦虑感。
可是，如果一部分孩子，正如那些极低度应激的孩子，要比其他人不容易感到焦虑呢？通常情况下，让这类孩子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最好的方式就是给他们树立积极的榜样，将他们无畏的心理转化为积极的行动。一个低度应激的孩子在冰球比赛时作出了合理冲撞，那他就会获得队友的称赞。而如果他滑行距离太长，或者跳起来进行冲撞，那他就属于非法冲撞，并会被罚下场。久而久之，他就会学会明智地处理有风险的动作了。
再来想象一下，如果这个孩子在一个危险的邻里环境下成长，经常会参与到一些有组织的体育活动或其他可以建构其莽撞性格的活动中，那他就很有可能堕入违法犯罪的泥淖中。有些生活不幸的儿童可能会遭遇问题来袭，究其原因，并不完全来自生活的贫穷或忽视，还有可能是由于其鲁莽而大胆的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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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高度应激儿童的命运同样受制于其所处的环境，甚至可能比平常的儿童更易受环境影响，这个观点源自戴维·多布斯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一篇精彩的文章，他提出了一个突破性的新理论——“兰花假说”（the orchid hypothesis）。这个理论认为，很多孩子就像蒲公英一样，可以在任何环境中生存。而有些孩子，包括卡根研究中所提到的那些高度应激类型，则更像是兰花：他们很容易枯萎，但是在适宜的条件下，就会茁壮成长。
杰伊·贝尔斯基是这种观点的主要支持者，同时是伦敦大学心理学教授和儿童关怀专家，他认为这些孩子的神经系统的应激性，使他们迅速服膺于童年的逆境中，但反过来讲，这样的神经系统也会使他们在良好的成长环境中获益良多。换句话说，兰花儿童更容易被其经历所影响，而这种影响既包括积极方面的也包括消极方面的。
科学家们很早之前就发现，高度应激人群的性情中夹杂着危险因素。这部分孩子在面临生活中的挑战，比如婚姻问题、父母过世或遭受虐待时，表现得尤其脆弱。与同龄人相比，他们面对这些问题时，往往会表现出绝望、焦虑甚至越来越羞涩。事实上，在卡根定义的高度应激群体中，有1/4的儿童在经受不同程度的“社交焦虑症”，这是一种长期的内向自闭。
近期的科研成果表明，这种危险因素同样存在有益的一面。换言之，性格中的敏感与优势其实是不能分割开来的。那些在良好的家庭教育、启蒙教育以及稳定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高度应激的儿童，与那些低度应激的孩子相比，出现情绪问题的概率要低，而社交技能方面则要强一些。他们总是善解人意，乐于助人，也长于合作。他们善良而勤奋，对冷漠、不公以及不负责任的事情感到不安。他们总能把自己重视的事情做得尽善尽美。贝尔斯基告诉我，这类人通常不会成为一班之长，也不会成为校际演出中的明星，却不乏这样的情况：“有些人可能会成为班干部，而其他的人采取的形式则可能是做好自己的功课或者做一个讨人喜欢的人。”
高度应激性格中好的一面已经开始在科学家的专著中出现，虽然这些综合性的研究如今只是刚刚起步。其中，有一项有趣的发现同样也在多布斯发表于《大西洋月刊》的文章中提及，这项发现的主角不是人类，而是有着与我们95%相似基因的猕猴，它们不仅从基因上讲是我们的近亲，在社会结构的复杂性方面也与我们非常相似。
在这些猕猴身上，也可以说是在我们身上，存在一种5–羟色胺转运蛋白基因，其作用是协助羟色胺的正常传导，作用于神经递质，并间接影响人的情绪。这种基因的特殊变体或者其等位基因，有时也会被称为“短”等位基因，被认为与高度应激和内向的性状相关，两者的关系就像那些生活艰难的人易患抑郁症一样。当具有类似等位基因的幼猴被放置在相同的压力情境下时——在某个实验中，有些幼猴被带离母猴然后当成孤儿饲养——它们传导羟色胺的能力比那些具有长等位基因的幼猴经历相同的处境时的传导能力要弱（由于存在抑郁和焦虑等危险因素）。而这类幼猴如果是在母亲的照料下成长，那么它们在主要的社交任务中，如寻找玩伴、建立联盟以及处理冲动等方面，与长等位基因的兄弟表现得基本相同，甚至会出现略优的情况——即使它们是在相似的安全环境中长大的。它们往往会成为队伍中的领导人，同样，其羟色胺的传导也更有效。
这项研究的执行者斯蒂芬·索米曾经预测，这些高度应激的猕猴获得成功的原因是它们将大量的时间用于观察而非参与到群体之中，从而吸收了更深层次的社会生存法则。（这个假设对于那些高度应激儿童的父母来说可能有道理，因为他们也看过自己的孩子徘徊在同伴周围默默观望，这种观望有时会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之后才会成功地融入群体之中。）
而在人类的研究中，人们发现携带羟色胺基因的短等位基因的女孩，如果是生活在充满压力的家庭环境中，其患抑郁症的概率要比那些携带长等位基因的女孩高20%，而如果在稳定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这种概率则要比长等位基因携带者低25%。同样，那些携带短等位基因的成年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会比其他人表现出更明显的焦虑，而在平静的日子里，他们的焦虑情绪就要少很多。4岁左右的高度应激儿童会在道德困境中表现出比其他孩子更多的亲社会倾向，但是只有在母亲始终以温和的态度来教育孩子而不是以斥责为主的情况下，这种差异才可能会持续到5岁时。研究还发现，那些在支持性环境中成长的高度应激儿童要比其他的小孩抗感冒，也更抗其他呼吸道疾病，但如果他们成长的环境中充满了压力，那么生病的概率就会很高。5-羟色胺运转蛋白基因的短等位基因，同样也与各种认知方面的出色表现紧密相关。
这些研究发现如此激动人心，值得一提的是，这都是最近的成果。成果虽然显著，但也许并不意味着惊人。心理学家接受的训练是治愈系的，因而他们的研究自然就将焦点放在了问题和病理之上。“用比喻的手法来说，它仿佛水手们忙于寻找可能威胁到行船安全的水位线以下冰山的延伸，其实这也是明智的。”贝尔斯基如是说，“但他们却忽视了，只要登上冰山顶峰，也许就能沿着满载冰块的大海，绘制出冰山延伸的大致情况了。”
“那些高度应激儿童的父母真的是太幸运了。”贝尔斯基告诉我，“他们投资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和精力，确实会让情况变得不同。父母不要把孩子们当成在逆境中易碎的瓷娃娃，而应该把他们视为可塑之才——当然，可能是往坏的方面发展，同样也要向好的方面看。”他描述了这种高度应激儿童最理想的父母类型：可以读懂孩子的暗示并且尊重孩子的个性；对孩子的要求是温和而坚定的，绝对不会给孩子下苛刻或是敌对的要求；鼓励求知欲、提高学习成绩、延迟满足和自我控制；不苛刻，不忽视，也不会出尔反尔。能做到这些的家长自然是了不起的，但是这些对于培养一个高度应激的儿童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你认为你的孩子可能就是个高度应激的人，那么你可能想问你还能在培养子女的过程中做些什么。第11章会给你一些答案）。
贝尔斯基说，即使我们说兰花儿童具有一定的承受挫折的能力，就以离婚为例，在通常情况下，也会给兰花儿童带来更大的伤害：“如果父母之间总是争吵，还把孩子夹在中间，看着吧，这个孩子慢慢就会形成屈服的性格。”但是，如果离婚后的父母依然可以融洽相处，能给孩子提供成长所需的其他心理营养，那么即使是兰花儿童，也能健康地成长。
我想，如果大多数人都能明白这条信息的灵活性，那么孩子们就都能拥有无忧无虑的童年了。
然而，在解答我们是谁、我们要成为谁等问题上，我们同样希望另一种灵活性的存在。我想有规划自己人生蓝图的自由。我们对于自身的性格，也想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比如对于公开演讲的惧怕。除了我们与生俱来的性情，除了我们童年那些幸运的经历之外，我们同样想要相信，我们——作为成年人的我们，也可以重塑自我，获得我们想要的那种生活。
问题来了：我们能做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