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意志的角色（和内向者公开演讲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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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享受无聊和焦虑之间的每一刻，生活中的种种挑战会在你的行动中迎刃而解。
——米哈里·奇克森特米哈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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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诺拉·马蒂诺斯生物医学影像中心位于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幽深处，那条走廊可真是难以形容，甚至可以说是异常昏暗。我同卡尔·施瓦茨博士在一间上了锁且没有窗户的房间外面交谈，施瓦茨博士是发展影像学与精神病理学研究实验室的主任，他的眼睛明亮而且充满了好奇，他的头发是灰棕色的，待人也非常热情。尽管周围的环境有些差强人意，他还是带着一丝炫耀的意味准备打开那扇关闭的大门。
这间房子里有一台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功能磁共振成像仪，这使许多现代神经科学出现巨大突破成为可能。这种仪器可以测量出在你思考某个特定问题或者执行某项特定任务时，大脑中处于活跃状态的部位，这就使科学家们对人脑成像的观测成为可能，而在过去，这几乎是一项无法想象的任务。施瓦茨博士说，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的主要发明者是一位非常出色却名不见经传的科学家，他的名字叫肯尼思·邝，而他现在也在这座楼里办公。这个地方到处都是些沉默而谦逊的人，他们都在做着一些不平凡的事情，施瓦茨博士一边说着，一边带着一种欣赏的神情对着空荡荡的走廊挥着手。
在施瓦茨开门之前，他让我摘下金耳环，并要求我把一直用来记录我们对话的金属录音机放在外面。功能磁共振成像仪的磁场要比地心引力强10万倍，如果我的耳环有磁性，那么如此强大的引力足以使耳环撕裂我的耳朵飞出，在这个房间里来回飞旋了。我有点担心胸罩上的金属扣件，可是却羞于启齿。因此我拿鞋上的金属扣做例子，因为我觉得其金属含量同胸罩肩带的金属含量大致相同。施瓦茨说那个没关系，然后我们就走进了那个房间。
我们带着虔诚的目光看向那个扫描仪，它看起来就像一架躺在那里、闪闪发光的飞船。施瓦茨解释说，他在作研究时要求他的志愿者们——都不到20岁——躺下来，把头放在扫描仪下，当他们看到一部分人脸的照片时，仪器就会记录下他们此刻的脑部活动。施瓦茨对杏仁核的活动格外感兴趣——也就是卡根研究结论中，那个能在人的内、外向性格形成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器官。
其实施瓦茨是卡根的同事和门生，他的工作是在卡根对于性格的纵向研究中所遗漏部分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当年被卡根定义为高度应激和低度应激的婴儿如今已经长大了，而施瓦茨就开始用功能磁共振成像仪对他们的大脑活动展开观察。卡根跟踪研究他的研究对象，从婴儿期记录到青春期，而施瓦茨想要了解这样研究之后他们又会怎样。多年之后，在这些成年人的大脑里，还能否探查到卡根对他们婴儿时期高度应激与低度应激定义的影子呢？或者这种影子已经在环境与有意识的努力中消磨殆尽了？
有趣的是，卡根告诫施瓦茨不要作这项研究了。在科学研究这个充满火药味的高度竞争的领域中，你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一项可能不会产生显著影响的实验上。卡根也担心这项研究很有可能得不出什么结果——那些性情与命运之间的联系早在这些幼儿成年的时候就被切断了。
施瓦茨告诉我：“他对我很是照顾，可这确实也是一个有趣的悖论。因为他的实验是对婴儿行为的早期观察，得出的结论显示，他们不光在社交行为方面有着极大的差异，在所有的事情上，这些婴儿的表现都截然不同。他们在处理问题时，眼睛睁得更大了；而挤出几个单词的时候，声带变得更紧了；他们的心率也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一切都说明了这群孩子从生理上讲就是各不相同的。我认为，尽管如此，正是因为他知识储备丰富，才让他觉得环境的因素太复杂，不太可能在这些孩子以后的生活中再来寻找本性的踪迹。”
但施瓦茨坚信自己就是一名高度应激者，而基于个人的经验，他预感自己的这项研究沿着时间纵轴延伸，甚至会比卡根走得更远。
他通过让我扮演其研究对象来向我演示他的研究，只是没有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仪罢了。他让我坐在一张桌子旁边，一台电脑的显示器上就开始不停地向我播放人像照片，一张连着一张，每一张显示的都是陌生的面孔：一个个脱离现实的黑或白色的头浮现在深色的背景图上。我想我能感觉到随着照片播放速度的加快，我的心跳也越来越快。我同样注意到施瓦茨开始做一些重复性的动作，我也随着那些脸逐渐变得眼熟而放松下来。我把我的反应告诉施瓦茨，他点了点头。这些幻灯片是精心设计过的，施瓦茨说，幻灯片模拟的情境是根据高度应激群体进入一间充满陌生人的房间时那种“天啊，这些人都是谁？”的心理感受来设计的。
我对这个实验颇感好奇，是不是我刚刚只是在想象自己的反应，或者夸大了它们？然而施瓦茨告诉我，他的第一组数据来自那些从4个月大时就开始成为卡根研究对象的高度应激的孩子——当然了，如今这些孩子的杏仁核都已经发育成熟了。这些数据显示，这个高度应激的群体依然要比那些从小就胆大的人，在面对这些陌生面孔时更加敏感。两组实验对象都对这些图片产生了应激反应，只是那些从小就腼腆的孩子反应得更强烈一些。也就是说，那些高度应激或低度应激的性情在长大之后也不会消失。很多高度应激的孩子长大之后成为社会中的易变群体，他们在面对新事物时并不只是表面上的惊慌失措，而是从未摆脱遗传的性状。
施瓦茨的研究，实质上表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的性格可以延伸，但是非常有限。我们与生俱来的性情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无论今后我们生活的境况如何。如今的我们，很大一部分是由我们的基因、大脑和神经系统决定的。与此同时，施瓦茨的研究还发现，很多高度应激的青少年的性格也存在一定的弹性，这也就证实了一个相反的事实：我们拥有自由意志，而自由意志恰恰可以塑造我们的个性。
这两个原则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施瓦茨博士的研究表明，自由意志可以带我们走得更远，却无法无限超越我们的基因所划定的框架。这就像比尔·盖茨无论怎样磨炼自身的社交技能也成不了比尔·克林顿，而比尔·克林顿无论花多少时间在计算机上也变不成比尔·盖茨。
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一点称为性格的“橡皮筋理论”。我们就如同一根根橡皮筋，富有弹性且可以随时拉长，但是这种拉伸是有限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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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清楚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考察在鸡尾酒会上遇到陌生人时我们大脑的反应。要知道，杏仁核是边缘系统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大脑中最原始的部分——那些原始哺乳动物也有这种边缘系统的存在。然而随着哺乳动物进化得越来越复杂，大脑在边缘系统周圈发展形成了大脑皮层。大脑皮层，尤其是人类的额叶皮层所执行的任务让人惊叹，从决定要买哪个牌子的牙膏到筹划一次会议，再到思考现实的本质。除此之外，它还可以减轻不必要的恐惧。
如果你曾经是个高度应激的孩子，那么你在一次鸡尾酒会上向陌生人作自我介绍时，你的杏仁核可能处在将要发疯的状态。而如果是在公司里相同的情境下，你会觉得熟练得多，这是因为你的额叶皮层告诉你要冷静，然后微笑着同对方握手。事实上，一项最新的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表明，当人们采用自我对话（self-talk）机制对已经被扰乱的情境进行评估时，随着前额叶皮层活动的增加，杏仁核的活动会随之减少。
但是额叶皮层不是万能的，它的活跃不可能完全终止杏仁核的活动。在一项研究中，科学家们让白鼠形成某种声音与电击同时进行的条件反射，让白鼠对这种声音产生恐惧。之后，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播放这种声音，却不进行电击，直到这些白鼠对这种声音不再恐惧。
然而实验结果却证明，科学家们所设想的那种“忘却”并没有完全出现。当科学家们割断了白鼠额叶皮层与杏仁核之间的神经连接，那种对声音的恐惧再度出现了。这是由于这种恐惧的条件反射被额叶皮层的活动所抑制，但这种恐惧却依然存在于杏仁核之中。人类那些毫无根据的恐惧症，如望高恐惧（batophobia）或者说恐高症，都是同样的道理。一次次登上帝国大厦的顶端可能会让这种恐惧消失，可是一旦遭遇某些压力的时候，这种恐惧便会卷土重来——当你的额叶皮层有其他事情要做时，就无暇来安抚一个兴奋的杏仁核了。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高度应激的儿童会在长大成人之后依然保留那些最初的性情，无论他们获得了多少社会经验，或者花了多少时间来训练自己的自由意志。我的同事萨莉就是这个现象最好的例子。萨莉是一位有思想、有天赋的图书编辑，她形容自己是个腼腆的内向者，在我看来，她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有魅力、最懂得表达的人之一。如果你邀请她参加晚宴，结束后你问其他的宾客当晚最喜欢的人是谁，那么很有可能大家都会说是萨莉。他们会用这样的语言来形容她：她浑身闪着光。如此聪慧又如此可爱！
她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吸引力——你不能说她对此毫无意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的杏仁核知道这一点。每次参加宴会，萨莉总是希望自己可以躲进离自己最近的沙发里——直到她的前额叶皮层掌管了她的意识，她才会想起自己是一个多么健谈的人。即便如此，存储着陌生人和焦虑相关信息的杏仁核有时还会占据上风。萨莉承认有时她会驱车一个小时去某个聚会，可是不到5分钟就离开了。
拿施瓦茨的发现来对比自己的经历时，我意识到我并不是变得不再腼腆了，我只是学会了自我调整（感谢我的前额叶皮层）。如今我已经可以自然地去克服那种恐惧。当我同一个或几个陌生人交谈时，我面带笑容，举止自然，但有那么一瞬间，我还是能感觉自己像在走钢丝一样心下慌乱。只是现在，无数的社交经验告诉我，这条钢丝不过是我臆想中的场景罢了，或者说，即便我从钢丝上摔下来了也不会死。这种自我安慰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我甚至感知不到自己在这样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样自我安慰的过程是存在的——不过有时也会不管用。卡根最初用来描述高度应激群体的词是“被抑制”（inhibited），而这也正是我在某些晚宴上的真实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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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我延伸能力——尽管是有限的——同样适用于外向者。艾莉森是我的一位客户，她同时在生活中扮演着商业顾问、母亲和妻子的角色，她的身上就带着外向者的性格特征——友好、率直、勇往直前——因而人们都称她为“力量之源”。她婚姻美满，有两个可爱的女儿，还有自己白手起家的咨询公司。她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她骄傲的资本。
然而她却并不总是对这样的生活感到满意。高中毕业那年，她仔细地打量自己，发现她一点儿也不喜欢自己的模样。艾莉森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但是你从她的高中成绩单上看不出来。她曾经一心想要进常春藤盟校，却白白丢掉了这样的机会。
她知道原因是什么。她把整个高中时代都用在社交上了——艾莉森参加学校提供的所有课外活动——所以她用来学习的时间少之又少。偶尔她也会责怪自己的父母，他们对自己女儿的社交天赋颇感自豪，也并不过问她的学业，但她还是把大部分的责任归咎于自身。
身为一个成年人，艾莉森决心不让类似的错误重演。她深知在家长会和商务圈子里多么容易迷失自我。因此，艾莉森的解决办法是寻找一个适合她家庭的策略。艾莉森的父母都是内向者，而她凑巧又嫁了一个内向的丈夫，就连自己的小女儿也是个超级内向的人。
艾莉森也渐渐找到了同这类沉默的人相处的模式。探望父母的时候，她可以像母亲那样冥想或者写写日记。在家的时候，她就与丈夫一起享受宁静的傍晚。至于喜欢跟妈妈在后院亲密交谈的小女儿，艾莉森会把下午的时间腾出来，陪她在后院里聊些有深度的问题。
艾莉森甚至还建了一个网站来同那些安静敏感的朋友交流。虽然她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艾米同她一样是一个十足的外向者，但她大部分的朋友都比较内向。“我很感激那些善于倾听的人。”艾莉森说，“喝咖啡的时候他们是最好的伴侣，而且能给我最真实的意见。有时，我甚至都没有发现自己在做一些适得其反的事情，我那些内向型的朋友就会告诉我：‘这是你的做事方式，而我这里还有15个其他的选择。’我的朋友艾米往往也不会注意到这些，但那些内向的朋友在我身后默默关注着我的言行，给予我最中肯的意见。”
艾莉森依然是个喜欢热闹的人，但她发现了如何从那些安静的人当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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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可以超越性情的限制，但最好的选择还是找准自己的位置，正视那片最适合自己的领域。
再来看看我另外一位客户埃丝特的故事吧。埃丝特是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的税务律师，她是一个身材娇小的深肤色女人，每天脚步轻盈地走来走去，一双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从来不会表现出腼腆的一面。但是，她绝对是个内向者。她觉得一天里最舒服的时刻就是沿着绿树成荫的街道，从社区步行到巴士站那安静的10分钟。其次便是关上办公室的门，埋头工作。
埃丝特的工作选得相当合适。作为一名数学家的女儿，她喜欢思考那些数目庞大的税务问题，并且能平心静气地处理这些数字。（在第7章，我会解释为什么内向者可以在复杂的、需要精力集中的问题上表现得如此出色。）她是与另一家更大的律师事务所合作的团队中最年轻的成员，这个团队还有另外5名税务律师，彼此之间合作得都很融洽。埃丝特的工作包括对那些让她着迷的问题的深思，以及同值得信任的同事之间的合作。
埃丝特的税务律师小组也要定期给其他的律师事务所作报告演说，而这些报告就成了埃丝特痛苦的根源，这倒不是因为她对公开演讲有所恐惧，而是因为对于即兴演讲颇感惆怅。但埃丝特的同事们恰巧相反——他们刚好都是外向者，都很健谈，可以在去作报告的路上决定演讲的内容，并且能清晰而引人入胜地向他人传播自己的想法。
如果给埃丝特足够的时间来准备，她也可以把报告作得有声有色，但是有时她的同事会在她早上上班的时候才告诉她当天要作一个报告。埃丝特曾经认为，自己的同事可以作即兴报告是因为他们已经对税法了若指掌，厚积薄发，她也可以做到。可是，随着阅历和知识的逐步积累，埃丝特还是做不到。
要解决埃丝特的苦恼，我们来看一下内向者和外向者之间的另一个差异：他们对于刺激的偏好。
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一位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家汉斯·艾森克推测，人们所寻求的是一种“适度”的刺激——不多也不少。刺激是我们从外部世界所接收的信息总和。刺激的形式多种多样，从噪声到社交生活，再到闪烁的灯光。艾森克认为，外向者比内向者更喜欢寻求这些刺激，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之间存在诸多的不同：内向者喜欢关上办公室的门，一头扎进工作里，因为对他们来说，安静的工作环境对智力活动而言是最好的刺激；而外向者会在一些相对活跃的活动中发挥最佳水平，例如组织团队建设讲习班或者主持会议。
艾森克同样认为这些差异的基础可能存在于大脑结构中，名为网状结构上行激动系统（ARAS）。ARAS是脑干的一部分，起着连接大脑皮层和大脑其他部分的作用。大脑中存在兴奋机制，能使我们保持清醒、警觉以及精力充沛，在心理学中称为“唤起”。而与之相对的则称为镇静机制。艾森克推测，ARAS是可以通过控制流入大脑的感官刺激量来平衡过度唤起（over-arousal）和唤起不足(under-arousal)；有时这些渠道是开放的，因此很多刺激会涌入大脑，有时流入大脑的刺激会受到限制，大脑所接收到的刺激程度就相对较低。艾森克认为，ARAS在内向者和外向者体内的作用机制也是不同的：内向者接收刺激的渠道是开放的，使自身处于刺激环绕之中而引发过度唤起；而外向者接收刺激的渠道相对较窄，从而更容易引发唤起不足。过度唤起不会产生严重的焦虑，甚至导致你不能直接思考——你觉得你受够了一切，只想回家去。而唤起不足则更像是幽居病，是缺少外界的刺激而引发的：你感觉心里发痒、烦躁、慵懒，恨不得立刻就逃出家门。
如今，正如我们所知，现实是更为复杂的一种存在。首先，ARAS对刺激的控制不像消防车的软管可以控制开闭，而让整个大脑被瞬间充满；大脑的各个部分在不同的时间被不同程度地唤起。同样，在大脑中高唤起程度并不一定会引发我们同等程度的兴奋。事实上，唤起分为很多种：高分贝的音乐所引发的唤起与迫击炮引发的唤起全然不同，也同主持一场会议引发的唤起迥异；当然，你也有可能对某种形式的刺激更加敏感。“我们总是在寻求适度刺激”的说法也太过笼统：超级足球迷所寻求的是一种高度的刺激，而那些泡温泉放松身心的人寻求的则是一种低度的刺激。
迄今为止，全世界的科学家们进行了上千项研究来测试艾森克的理论，即对于大脑皮层的唤起程度是研究内向与外向天然差异的重要线索，而最终，人格心理学家戴维·方德认为这种理论是“半对”的——虽然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无论根本原因是什么，大量的证据表明，内向者对于外界的各种刺激都要比外向者更加敏感，从咖啡到爆炸声再到网络事件沉闷的咆哮。而且，内向者和外向者在激发自身最佳表现上所需要的刺激程度也大大不同。
有一项著名的实验可以一直追溯到1967年，现在依然常常出现在心理学课内实验中。艾森克把柠檬汁滴到成年的内向者和外向者的舌头上，观察谁分泌的唾液更多。果然，那些性格内向的人，被感官刺激引发了更高程度的唤起，分泌的唾液更多。
而在另一项著名的研究中，内向者和外向者参加一项具有挑战性的文字游戏，他们要通过尝试和犯错误来学习并掌握游戏的规则。在游戏过程中，他们要佩戴耳机，不时会有噪音从耳机里冒出来。研究人员要求他们调整耳机的音量，直到他们认为“适中”为止。从平均数值来看，外向者将噪音的音量设定在72分贝，而内向者的音量则仅为55分贝。在这样的音量下进行游戏——外向者喜欢喧嚣，而内向者偏好安静——这两种类别分别表达了相同的唤起程度（通过测量其心率及其他指标获得），在这样的情境下，他们在游戏中的表现也基本相同。
而当内向者和外向者互换音量之后，一切都不同了。不只是内向者被喧闹的声音过度唤起了，他们在游戏中的表现也变差了——他们平均要尝试9.1次才能学会这个游戏，而之前在适度刺激下只需要5.8次。对于外向者来说，结果亦然——他们在这种安静的环境下处于唤起不足的状态（很有可能会觉得无聊），相对于在吵闹环境下的5.4次尝试领悟游戏规则，这种情况下需要7.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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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研究与卡根的高度应激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相结合，这条研究主线就为我们提供了透视自身性格的可能。一旦你认识到内向和外向可以理解为某种对于刺激程度的偏好，你就可以有意识地选择适合自身性格的环境——不会过度刺激，也不会刺激不足，不会感到无聊，也不会感觉焦虑。你可以将你的生活组织成人格心理学家所定义的“最佳唤起水平”（optimal levels of arousal）的状态，这种状态我称之为“甜蜜点”(sweet spots)，这样你会觉得生活更加有能量，也比从前更有活力。
你的甜蜜点是你获得最佳刺激的地方。或许，你已经在不经意间找到了它。想想你躺在吊床上读一本有趣的小说的情境，这就是甜蜜点。但半个小时过去了，你发现一句话你居然读了5遍；那么此时，你的状态就是刺激不足了。于是，你给一个朋友打电话相约外出吃早午餐——换句话说，你是在提高自己的刺激水平——一边吃着蓝莓煎饼，一边同朋友说笑、八卦，感谢上帝，你又回到了你的甜蜜点。然而这种愉悦的状态只会存在一段时间，直到你的朋友——这个外向者需要比你更多的刺激——说服你陪她去派对，而在派对上，你要面对嘈杂的音乐和满世界的陌生人。
你朋友的邻居友好而亲切，可是你对在这么嘈杂的音乐中交谈颇感压力。此刻——就像一声爆炸声一样——你再一次从你的甜蜜点上跌落，除非这次你处在过度刺激的状态。或者你会一直处于这样的状态之中，直到你同这个晚会上人群边缘的某个人进行了一次促膝长谈，或者你直接离开了晚会现场，又重新回到你的小说世界里。
想象一下，如果你意识到你正处于一个寻求甜蜜点的游戏之中，那么你在生活中的表现会提高多少呢？你可以调整你的工作、爱好以及社交生活，这样你就可以尽可能长时间地待在自己的甜蜜点上。那些认识到自己甜蜜点的人，总会有勇气辞掉让他们精疲力竭的工作，开始一段崭新而自我满足的事业。他们可以根据家人的性格来选择房子：带有舒适的靠窗座位和多角落、小空间的房型适合内向者，宽敞的、带开放式餐厅的房子则是为外向者准备的。
了解自己的甜蜜点可以增加你生活各方面的满意度，但其意义还不限于此。有证据表明，甜蜜点有时会让人从生到死。根据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最近所进行的一项有关军人的研究，在缺少睡眠的情况下，内向者的情况要比外向者好，缺少睡眠是一种唤起的抑制条件（缺少睡眠会让我们变得不再警觉、活跃、有精神）。那些手握方向盘又昏昏欲睡的外向者要格外小心——至少要等到他们喝杯咖啡提提神，或者打开收音机，让自己的兴奋水平恢复之后才可以开车。相反，在嘈杂的容易引发过度唤起的交通噪音中，内向者应该格外集中精力，因为噪音会影响他们的思考。
既然我们知道了刺激存在不同程度的最佳水平，那么埃丝特的问题——站在讲台上的恐惧——也就有了解决的办法。过度唤起干扰了注意力的集中和短期记忆，而这些都是讲话时至关重要的部分。因为公开演讲从本质上讲是种刺激类的活动——即使是对于像埃丝特那样并不怯场的人——所以内向者会发现他们的注意力在他们最需要集中的时候被干扰了。埃丝特会是律师界的常青树，换句话说，她是这个领域中知识最渊博的人，而她同时也永远会对即兴演讲望而却步。她可能永远都不能在演讲的时候从她庞大的记忆数据库中任意抽取数据来举例。
而一旦埃丝特对自己有了充分的认知，她就可以要求同事们在演讲前提前通知她来作准备。这样的话，她就可以练习自己的演讲内容，并在这个过程中寻找到自己的甜蜜点，最终带着这种状态上讲台。她可以以同样的方式会见客户、处理网络事件，甚至可以处理与同事之间非正式的讨论——任何带有强度刺激的情境都会让她的短期记忆和熟稔于心的事情变得难以驾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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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丝特需要努力通过平衡自己的甜蜜点来解决问题。然而有时候，接受现实是我们唯一的选择。若干年前，我决定克服自己对公开演讲的恐惧，挣扎纠结了半天，最终我还是报名参加了一个培训机构——纽约公开演讲与社交焦虑中心。我却对此颇感怀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普通的腼腆的人，也不喜欢那个听起来像是某种病理问题的称谓——“社交焦虑”。但课程是在脱敏训练的基础上开设的，这种方式对我很有效。脱敏训练通常是克服恐惧症的一种有效手段，包括让自己（以及你的杏仁核）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反复暴露于你所恐惧的事物面前。这种方式不同于那些冠冕堂皇却毫无作用的建议，诸如你应该跳下水去学游泳——这可能会有用，可是更有可能会产生进一步的恐惧，进而在你的大脑里编码形成害怕、恐惧和羞涩的循环。
我发现自己选了一家很不错的公司。课上约有15个人，带领我们做练习的是查尔斯·卡格诺，他结实健壮，有一双让人温暖的褐色眼睛，带着高雅的幽默感，他本人也是一名资深的暴露疗法受益人。他说，对公开演讲的焦虑已经不再让他夜不能寐了，可是恐惧是个狡猾的敌人，他一直在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
在我加入之前，这个讲习班已经开课数周了，而查尔斯向我保证，同样欢迎新人。这个团队远比我期待的要好：有位时装设计师留着长卷发，涂着红唇，穿着尖尖的蛇皮靴子；有位秘书戴着厚厚镜片的眼镜，做事一板一眼，总是在讲自己是门萨（Mensa）会员；有一对夫妇是投资银行家，他们高大而健壮；还有一个演员，有一头乌黑的头发，一双明亮的蓝眼睛，穿一双彪马（Puma）运动鞋，神情愉悦地走过房间却称自己在整个过程中怕得要命；还有一个华人软件设计师，总是带着甜甜的笑容，但是笑声里却充满了紧张。毫不夸张地说，这就是纽约人的写照。你在一个摄影班里或者意大利厨艺班里所见识到的人大概也是如此。
事实并非如此。查尔斯解释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小组前发言，只要这种情况发生在我们可以处理的焦虑程度之下。
一位名叫拉蒂沙的武术教官是那晚吃螃蟹的第一人。拉蒂沙的任务是在全班同学面前大声朗读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拉蒂沙留着长长的辫子，带着大大的笑容，看起来就像一个无所畏惧的姑娘。她准备好朗读的时候，她的书撑开放在讲台上，这时查尔斯问她，以1到10为数值范围，她此刻有多么焦虑。
“至少要到7。”拉蒂沙说道。
“慢慢来。”查尔斯说，“世界上只有很少的人可以完全克服自己的恐惧。”
拉蒂沙小声而吐字清晰地朗读着诗篇，声音里只有细微的颤抖。当她完成任务的时候，查尔斯的脸上写满了骄傲。
“莉萨同学，请你站起来谈谈。”查尔斯指着一位年轻貌美的销售总监说道。莉萨有一头乌黑秀丽的长发，手上戴着金光闪闪的订婚戒指。查尔斯说：“轮到你来给出一些反馈意见了。你觉得拉蒂沙看起来紧张吗？”
“不。”莉萨说道。
“我是真的很害怕。”拉蒂沙解释说。
“不要担心，没有人能看出来。”莉萨对拉蒂沙说。
其他人也纷纷点头同意，真的一点儿都看不出紧张。拉蒂沙坐了下来，满脸的喜悦。
接下来就轮到我了。我站在一个临时的讲台前——其实那是个乐谱架——面对全班同学。房间里安静得只能听到吊扇嗡嗡作响，窗外还有嘈杂的汽车喇叭声。查尔斯要我先来个自我介绍，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大家好！”我用尽全力喊了出来，希望声音听起来有点穿透力。
查尔斯惊讶地看着我。“你只要保持自己的本色就好。”他说道。
我的第一项练习比较简单。我所要做的就是回答大家提出的几个问题，比如：你住在哪里？你的工作是什么？周末做了什么？
我很正常地回答了这些问题，一如平常温和的语气。大家都认真地听着。
“谁还有什么问题要问苏珊吗？”查尔斯问道。班里的同学都摇了摇头。
“那么，丹，”查尔斯对一个身材魁梧的红头发家伙说道，后者看起来就像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做直播的CNBC的记者，“你作为一名银行家，对事物都有着严格的标准。那你觉得苏珊看起来紧张吗？”
“一点儿也不紧张。”丹说道。
小组里的其他人也都点头称是。一点儿也不紧张，他们都这样认为——就像他们认为拉蒂沙不紧张一样。
他们还补充说道：“你看起来很外向。”
“你看起来真的很自信。”
“你很幸运，因为你从来都没有卡壳儿。”
我自我感觉良好地坐下来，但是很快我就发现，拉蒂沙和我并不是唯一得到这般评价的人，其他人的情况和我们没什么两样。“你看起来很平静！”那些发言的人都得到了这样的安慰。“如果你不让他们了解你，他们就都不得而知。那你来这个班的意义何在呢？”
最初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如此重视这些能让人重获信心的事情。后来我才意识到，我之所以参加这个培训班，是因为我想克服自己性情的局限性。我想尽我所能成为一名优秀而勇敢的演说者。这种对我的肯定是我通向这个目标的证据。其实我也怀疑那些对我表现的反馈其实是过于宽容的，但是我对此并不在意。我所在意的是，我可以让观众很好地接收我的信息，而我对这次经历也颇感满意。我已经开始无视自己对公开演讲的恐惧了。
此后，我作了大量的演讲，有面向10人的，也有面向成百上千人的。我张开双臂去拥抱讲台。对我而言，这个过程有许多具体的步骤，包括将每一次演讲都当成一项创造性的工程来完成，因此当我为了某个要演讲的“大日子”准备就绪的时候，我都感觉自己在经历一项深入的研究，而我也乐在其中。我也就对我产生深刻影响的话题作过报告，我发现如果是我所关心的话题，我会更容易投入其中。
当然了，现实的情况并不总是如此。有时，发言人需要讲一些自己压根儿不感兴趣的东西，特别是在工作上。我相信这种情况对于那些很难激发热情的内向者而言尤其困难。但是这样的僵局里却隐含着一个好处：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总是不得不就很多调动不起热情的话题来发言，这倒是会激励我们跳槽。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比一个人的信念所驱使的行为更勇敢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