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不，他们不想多要了。我告诉过他，屋里只有一张床和一个炉子，他们随身带来一把椅子——那种能折叠起来捆在出租车上的帆布椅。他们就这样安顿了下来。”那悬留不散的无声的笑又回荡在医生的脑海里。
“喂，”医生说，“怎么啦？你这是怎么回事？”尽管不用对方明说，他似乎已经知道对方要说什么：“我猜，除了那条裤子，还有让马莎小姐更受不了的呢。我不认为他俩是结了婚的。啊，他可说是结了；我想他不会是在瞎说她，也绝不至于是在骗自己。问题是，他俩没有结婚，她没嫁给他，因为我能嗅出结了婚的男人。指给我看一个在莫比尔或新奥尔良大街上我从未见过的女人，我同样能够嗅出她是不是——”
他俩当天下午就住进了那小屋，那陋室，只有一张床，床的弹簧和垫子都挺差劲；那炉子只配了一口煎锅，煎了几十年的鱼，锅底都增厚了；煮咖啡的壶，与之不相匹配的几只铁汤匙，几把刀叉，几只杯盘，以及原本装着果酱果冻之类一同买回的两三件饮料容器；还有那把新帆布椅，女人成天坐在上面注视棕榈树 （2） 的扇叶胡乱晃动，叶子拍击着发光的海面发出干涩的声响；还有男人从海边拾回并搬进厨房的漂木柴。两天前的早晨，巡回海滩的牛奶车在那儿停留过；医生的妻子看见那男人拿着一条面包，提着一个臃肿的纸袋，从海滩那头一家小杂货店回来，店主葡萄牙人原先是打鱼为生的。他妻子还把见到他在厨房台阶上清洗（或者试图清洗）一摊子鱼的情形告诉医生；她讲述起来语气确凿，带着挖苦和怨恨——这女人虽不显腰身却也并未发胖，没有一处胖得过敦实的医生；大约十年前她就开始变化，浑身上下变得灰不溜丢的，好像头发和肤色都一块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包括眼睛的颜色，随同她显然有意选择与之相配的居家衣服的颜色。她大声说道：“他把那地方弄得一团糟。厨房外面又脏又腥，炉灶上也是一个样儿！”
“说不定她会做饭。”医生温和地说。
“在哪儿，怎么做？坐在外面院子里做？他什么时候把炉子和炊具搬到她眼前了？”可这不是她怨恨的所在，虽然她没有明说出来。她没有说过“他俩没结婚”，但这一点医生夫妇都心照不宣。他们都明白，他俩之间谁要一旦挑明，他会把这一对房客撵出去的。不过，他们谁都拒绝说这话，这不仅是因为他要是赶走他们就得退还租金，不退对不住良心；他想得更多的是，他俩就那么二十元钱，而且那还是三天以前的数目，而且她可能害了什么病。 医生是生在乡村受过洗礼的基督徒，这时，做医生的他战胜了那个受过洗礼的他；有某种东西（也许对医生来说也是如此）战胜了也在乡间受过洗礼的她，因为也许还有种什么东西比在乡间受过洗礼的她更有发言权。这天清晨，她穿件棉布睡衣，像是裹上了一块兜尸布，全然没了形体，灰色的头发用卷发纸扎住，她从窗口叫醒医生，指给他看那男人迎着日出从海滩扛回一捆用皮带束起的漂木柴。医生中午回家时，她已经熬好偌大一锅秋葵汤，足够十来个人喝的；她带着倔强的撒马利亚 （3） 式妇女乐善好施的劲儿熬好了这锅汤，一本正经，愤懑而又心甘情愿，这样做仿佛令她感到高兴，她只管熬，不管会剩多少，剩下的吃不完会一直放在炉子上，一天天来一天天去，一次次冷了又一次次热，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把它喝光；而他们出生在海边，天天望见大海，根本不喜欢喝这玩意儿；他们偏好的是金枪鱼、鲑鱼以及买回来的罐装沙丁鱼，那是经过远在三千英里外的油脂厂用油加工制作的。
他亲自送了一钵汤去——矮小胖墩的身上穿件不太新的亚麻衫，有些邋遢，钵上罩着一块（还不曾洗烫过的有褶皱的新）亚麻巾，有些笨拙地端着钵子侧身穿过夹竹桃树丛，那副热心肠的别扭劲儿，让人觉得他在顽强地执行基督的使命，虽然说不上出于至诚或怜悯，总算是一片责任心。他放下钵（她没有从椅子上起身，连动也不动一下，只暗暗地瞄了一眼），仿佛钵里盛的是硝酸甘油；医生胖胖的未修过面的脸上只是傻乎乎地亮了一下，但这张面具般的面孔后面藏着一双有医生经验的眼睛，什么也别想逃过，他不露声色却全看在眼里：女人不仅面孔瘦削而且十分憔悴。他想，是病了。有两分，也许是三分。但不是心脏， 于是清醒过来，更加明白，发现那双漠然凶狠的眼睛正盯着他，充满了无限的深仇大恨，就他回忆所及，这似乎是他从未领教过的。这目光完全不是针对任何个人，就像一个人心里高兴时会带着愉悦随意地望一根杆子或一棵树。他（医生）不是在自我解嘲，那仇恨的确不是指向他的。他想，那是指向整个人类的。也许不，不是。等等，别急 ——遮掩的薄幔就要开启，推论的轮齿就要咬合——不是整个人类，只是男人，男性。可是，为了啥？为什么？ 他的妻子也许注意到了她有戴过结婚戒指的暗淡迹印，可他，一个医生，却看清了更多：她生过孩子， 他想，一个吧，无论如何。我可以拿我的学位担保。如果科弗尔（房产代理人）没说错，那男人不是她的丈夫——而他应该——应该能够说得准，嗅得出，像他声称的那样；他显然是干租海滩小屋这一行的；同样的原因、类似的压力或干代理人的需要，也会驱使城里某些人装修房间来提供给诡秘的人和报假名字的人……就算是她对男人憎恨到了极点以至抛弃丈夫和孩子，也不至于不仅来到另一个男人身边还显然在一起受穷受苦，而且她自己病了，病得不轻。或者为了另一个男人甘愿受苦，把丈夫和孩子抛弃，而后就——就会…… 他仿佛能够感到，听见——轮齿在吱咯吱咯地响，响得更快了；他感到需要加快速度，快到能够持续推进；有一种预感：轮齿最后咯噔一声，领会的铃声响了，他却没有完全接近能看见和听见的程度：是呀，是呀，男人作为一族究竟干了什么冒犯了她，使她对我表露出那种目光，这之前她从未见过我，这以后也会不屑再顾；在同样的深仇大恨的目光下，那男人得扛上一捆柴从海滩走过她身边，用那柴火去煮她吃的饭。
她甚至无意从他手里接过那钵汤。“这是秋葵粥，不是汤，”他说，“是我妻子熬的。她——我们……”她瞧见他俯立着，肥胖的身上穿件打皱的亚麻薄衫，手里小心地端着钵子，她仍然一动不动。他压根儿没听见她男人的动静，直到她朝他说话的时候。
“谢谢，”她说了一声，“哈里，把钵子端进屋去。”这时，她甚至不再瞧医生，只是说道：“谢谢你妻子。”
当他在一束摇晃的亮光后面走下楼梯时，心里还想着他的两位房客；他往充满秋葵粥馊味的下厅走去，向门口走去，向敲门声走去。并不是出于什么不祥的预感或征兆，他才料到敲门的会是那个名叫哈里的人，只是因为四天以来他别的任何事情都不曾想过。这位傲慢的穿件旧式睡衣的中年人，此刻成了美国喜剧中的一大支撑人物，刚从不育妻子的乏味床头爬起来，就又想起了（也许刚才还梦见）那陌生女人眼里射出的没有目标却十分深沉、令人困惑的憎恨目光。他又一次感到就要参透，只隔着那么一层薄幔，正在突破薄幔琢磨，仿佛摸着了却又并未触到，几乎看清了却又并未明白真相，于是他无意识地突然在楼梯上停住脚步，脚踏一双过时的用边沿布线织成的拖鞋，疾速地想着：是呀，是呀，整个男同胞，男性，确实干了什么冒犯她的事；要不，是她相信就是这么回事。
敲门声再次响起，仿佛敲门人觉察到他停步了，要么从门底下看见手电筒光不闪了；又一次敲门，带着陌生人深夜求助的既怯生又坚持的意味。医生再次举步，不是去回应重新响起的敲门声；他没有任何预感，只是再次响起的敲门声巧合了他四天来老是不断陷入的困惑和琢磨，那像是抓住了答案却又并未抓住的困境；仿佛是本能在推动他举步，他的身体自身能够移动，不是心智在指挥而是相信身体的前移会带动他更靠近那薄幔，在他就要被拉开并揭示那神圣独在的几乎就要触及的真理之时。因此，他开门时没有任何预感，向外张望之际，手电光照在了敲门人身上，来人正是名叫哈里的那个男人。他站在黑暗里，站在风里，看不见的棕榈复叶在那风中互相碰撞，发出强烈的干沙声响。像医生通常见到他时的情形，上身穿的是件没袖的汗衫，下身是条帆布裤子，嘟哝了一声客套的致意，说出此刻的需求，要借用一下电话；而医生站在那儿，穿的睡衣垂到松弛的腿肚处，望着来访者，欣喜若狂地在想：现在我就要发现真相了。 “呃，”他说，“你用不着电话，我就是医生。”
“哦，”对方说，“你马上来一趟好吗？”
“好，让我穿好衣裤。是什么毛病？我才知道该带什么。”
对方犹豫了一会儿，医生对此很熟悉，早见过这种表情，相信自己明白其中缘由：这是人类固有的不可更改的本能，试图对他们花钱请的具有专门技能和知识的医生或律师掩盖部分真相。“她在出血，”他说，“你的收费是——”
可是，医生没注意听这个，却在自言自语：噢，是的。我以前怎么没……是肺部，当然。我怎么没想到这点？
“好，”他答道，“你在这儿等一下吧？或许进屋来？我只消去一会儿。”
“我就在这儿等。”对方说。可是，医生同样没听清。他已开始往楼梯上跑，快步走进卧室，妻子在床头用胳膊支起身，看着他费力地穿上裤子，他的身影被床边矮桌上油灯的光线投上墙壁，显得怪模怪样的；她的影子也很古怪，像蛇发女妖一般，一头灰发用卷发纸紧紧地卷束着，突现在灰色的面孔和高领的睡衣上方，全都灰成了一片；仿佛她周身的衣裳都得分享她那不可改变、不可征服的德行所具有的庄重的铁灰色彩，而这色彩，医生往后才会明白，几乎无所不在。“是的，”他说，“在出血。也许是大吐血，肺部，我怎么压根儿没——”
“更有可能，是他用刀砍了她，或者向她开了枪，”他妻子平静而又冷酷地说，“不过依我那次从近处看见的她的神情，应当说用刀动枪来伤人的更可能是她。”
“胡说，”他应了一声，一边套上裤子的背带，“胡说八道。”接着，他不是在同她说话：“嗯，笨蛋，偏偏把她领到了这个地方来。到海边，到密西西比河口的海岸——你要我把油灯熄掉吗？”
“行。你要是等到付了费才回来，多半会挨在那儿很长时间的。”他吹熄了油灯，照着手电重又走下楼梯。他的黑色皮包就放在厅堂桌上他的帽子旁边。那个名叫哈里的人仍然站在前门口外面。
“你最好现在就收下这个。”他说。
“什么？”医生说，停住脚步往下瞧，手电光照在那人伸手递过来的一张钞票上。就算他没别的开销，现在也顶多只剩十五块钱了， 他心想。“不，待会儿，”他说，“我们最好赶紧去。”他跟随跳跃的手电光束，急匆匆地往前跑去，另一个则大步跟上。两人横过医生略有些遮盖的院子，穿过分界的夹竹桃树篱，走进毫无阻挡、恣意劲吹的海风中；海风在看不见的棕榈树丛里嗖嗖地吹拂，在另一边没人照管的院子里的那些倔强的盐草之间嘶嘶作响。现在，他能看见另一处屋内亮着微弱的灯光。“在流血，是吗？”他问。天空阴暗，从看不见的海边，看不见的棕榈树丛间，不住地刮来无形的强劲的海风，呼呼的声响里混合着周边小岛外面的海涛声，以及海岬和长在孤岩边护土里的松树任风蹂躏的呼啸声。“大出血吗？”
“什么？”另一个说，“大出血？”
“不是？”医生说，“那她只是咳出一点儿血，对不对？只是在咳嗽时吐一点儿血，对吧？”
“吐血？”另一个说。是语调而不是词语，不是说给医生听而是令人啼笑皆非，他好像听了这话却没法笑出来。停下脚步的不是医生——他仍在小跑似的走着，两条常坐的短腿随着跳动的手电光，朝那等待的微弱灯光迈去——而是他心里那个受过洗礼的乡下人似乎停步不前了；这时，他（不是医生）与其说是惊愕不如说是绝望地在想：我得老是像只小鸡关在天真的鸡栏里生活吗？ 那层薄幔正在开启，就要拉开，现在他却不想瞧见那背后是什么；他知道为了心里永远获得平静，他不敢正视；他知道现在已经为时太晚，他再无别的办法了；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问一个自己不想问的问题，而且听见一个不想听到的答案；他小心翼翼地说出声来：“你说她在出血。什么地方出血？”
“女人什么地方出血？”另一个以尖锐恼怒的声音叫喊，接着又说，“我不是医生。我要是的话，你以为我会在你身上白花五块钱？”
医生也没有听见这话。“呃，”他说，“是的，我明白了。是的。”说完，便打住了。他没意识到自己止步了，因为在黑暗中风仍不停地吹过他身旁。他想：办这种事儿，我的年纪不对。假如我才二十五岁，我会说，谢谢上帝，我不是他，因为我知道今天恰好是我有运气，而要是明天或明年轮上的就可以是我，所以大可不必羡慕他。假如我是六十五岁，我会说，谢谢上帝，我不是他，因为那时我知道自己已经不行了，羡慕他也没用，因为他能证实自己具有肉体的爱、激情和生命的活力。可是，我现在四十八岁，我不认为该由我来处理这事儿。 “等等，”他说，“等一下。”另一个也停步了，两人面对着面，几乎笔直地站在黑暗里，空气中充满棕榈枝叶猛烈摇曳发出的干沙响声。
“我主动提出付你钱，”另一个说，“五块钱不够吗？要是不够，请你给我提供一个能为这事儿来一趟的人的名字。可以用用你的电话吗？”
“等一等。”医生说。他想，科弗尔说得原来没错。你没有结婚，只是你干吗得告诉我呢？ 当然，他没有这样说，他说的是：“你还没有……你没有……你是干什么的？”
另一个人的个子高大些，站在猛烈的风中俯视着医生，已经忍耐不住、克制到头了。那屋子，那一幢小屋，隐隐约约地立在黑暗的风中，微弱的光线映出的形状不是一扇门或者一扇窗，而是像一面淡淡的孤零零的旗帜，失去了光泽却俨然不动地竖在风中。“我是干什么的？”他说，“我想成为一位画家。这是你想知道的吗？”
“画家？可是，九年来这一带不再有建筑物，不再繁荣，没有任何发展。你是说，没有任何人请你来工作，签个合同什么的，你居然就来了？”
“我是画画的，”另一个说，“至少，我认为是如此——呃？我可不可以用用你的电话？”
“你是画画的，”医生说，口气里暗暗带着惊讶，而半小时之后，第二天第三天之后，会由惊讶变为愤慨、气愤或绝望。“好吧，她多半还在出血。走吧。”他们又往前走。医生首先进屋，进屋的一瞬间他就意识到，自己占先不是因为作为客人，甚至作为房东，而是他相信只要那女人在屋里，两人之中更有权利进屋的是他。进屋之后哈里立即关上门；现在，他俩不再遭风吹了，尽管黑暗里的风仍然强劲，却无法穿透门板。医生一进屋又闻到馊了的冷秋葵粥的气味，甚至知道放在哪儿，几乎能看见它还原封不动地摆在冷炉上（他想，他俩尝也没尝一口。但他们干吗要尝呢？有什么理由要尝呢？） ，因为他很清楚那厨房——破炉子、零落的几件碗碟、破旧的几把刀叉、几只汤匙和饮料杯子，都是些机器制作、花花绿绿包装、随卖随送的器皿。他对整个屋子都一清二楚，这屋子是他的财产，是他修建的——墙壁很薄（不像他住的屋，墙板是榫槽接合的，而只是相互搭接在一起，接口处经潮湿含盐的空气吹刷早已翘曲，就像破裤破袜会漏出内幕一样），多年租给人住后，会发出阴森森的呜呜咽咽；对此他（不是他妻子）佯作不见，只坚持认为来搞聚会的混杂人群要留宿的话，人数不能为偶，除非他们本是萍水相逢却正经地自称是一对对夫妻（正像眼下的这两位），而这他心里明白，知道他妻子也明白。正因为如此，他的气愤和愤慨，明天后天会变成绝望。他想，你干吗告诉我？别的人没有告诉我，没令我心烦，没带来你们所带的，尽管他们会带走什么我不知道。
他立即从敞开的门口看见微弱的油灯光。但即使没有灯光引导他也知道该是哪道门，门里面安放了一张床，可是这张床，他妻子说过，她是不会叫人去睡的，哪怕是黑佣人。他听得见身背后的另一个人，而且首次意识到这个名叫哈里的人一直打着赤脚，这时他正要越过医生先进屋去。医生想：自己必须停步了，他俩要论该谁先进去，他的权利份儿实在很小，他感到真是可笑极了，心想：瞧，在这种事情上我不懂礼节，因为我年轻时住在城里，显然要遇上这种事，不用说，我是害怕的，很害怕的。 他止步不前还因为对方也没有动，彼此凝望的一瞬，在医生看来恰似他从未弄明白的所谓灵视；他俩同时停步的当儿，仿佛是在让最有权利气恼的却不在场的丈夫的幽灵——影子先进去。房里传出了响声才使他们动起来——一声瓶子碰着玻璃杯的声响。
“等一下。”名叫哈里的人说着，迅速进入房里。医生看见横在帆布椅上的那条该大的地方却偏偏很小的褪色牛仔裤。可是，他站在那儿没动，只听见男人的光脚迅速走过地板；接着是他的声音，紧张却不高亢，平静而又温和。医生突然明白，相信先前女人的脸上既无痛苦又无恐惧，是因为男人承担了这一切，就像他拾漂木柴火，（毫无疑问）还用柴火替她煮饭。“别，夏洛特，”他说，“你不可以，你不能。回到床上去。”
“我干吗不能？”女人的声音，“干吗我就不能？”这时，医生听见他俩在动手脚。“放开我，你这该死的大笨蛋。”（用的是“拉特” （4） 这个名词，医生相信自己是听清了的）“你答应过的，拉特。那就是我要求的一切，而且你是答应了的。听着，拉特——”医生能够听见，这时，声音变得狡诈、诡异，只有他俩才明白在讲什么了。“不是他，你明白。不是那该死的威尔伯恩。我背弃他就像我背弃你一样。这是另一个人干的。无论如何，你不能。我要以婊子身份申辩，就像她们从前以腹中有孕来辩护那样；说到底，谁弄得清楚一个婊子干的事，谁能凭她说的来定一个人的罪——”医生听得见两人的声音，两双光脚踏地的声音，像是在一同跳舞，时而激越时而款步。之后，舞步停息了，谈话的声音既不亲昵也不隐秘。哪有什么绝望情绪？ 医生想，哪有什么恐惧感？ “天哪，我又疼得不行了，哈里！哈里！你答应过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不会有事的。回床上去吧。”
“给我喝一杯。”
“不行。我说过别再喝了。这会儿疼得厉害吗？”
“天哪，我不知道，说不清楚。给我喝，哈里。也许这会重新引发一次。”
“不，现在不可能，为时太晚了。而且，医生来了，他会重新引发的。我给你穿上衣服，他才好进来。”
“非要弄脏我那唯一的一件睡衣吗？”
“是的，我们买那件睡衣就是为这个。也许把它穿上就会又发作。好啦。”
“那又干吗请医生？干吗花五块钱？你这该死的大笨蛋——哟，哟，哟，不行啦，快。我又疼起来啦。给我止住。我疼呀，疼得不行。啊，这该死的该死——”她开始笑起来，干笑，声音不大，像是干呕，干咳。“又在痛，就是那样，像是掷骰子数点儿，七点——十一点。也许我要是这样一直数下去——”他（医生）能够听见他俩，两双光脚踩在地板上，然后是生锈的弹簧床发出吱嘎声响；女人还在笑，声音不高，也许脸上带着那种漠然而又愤怒的绝望神情，——这神情正是他在中午时分见到的，她瞟那盛秋葵汤的钵子一眼时流露出来的。他站在那儿，手中握着小黑包，用旧了磨损了却还能用的小黑包，一面看着那条褪色的牛仔裤，放在帆布椅上一堆横七竖八的衣物中间。他看见叫哈里的人出来了一下，从那堆衣物中挑出一件睡衣后消失了。医生望着那张椅子上的东西，他想，没错，就像漂木柴火。 不一会儿，名叫哈里的人出现了，站在门口。
“现在你可以进来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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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rnelius Vanderbilt（1794—1877），美国航运和铁路巨头。
（2） 这部小说的“野棕榈”部分所提及的棕榈，是指美国东南部和海湾地区，尤其是密西西比州生长的一种灌木棕榈，一般只长到八十厘米高，茎粗二厘米，多扇形复叶，根茎部分约有七厘米带叶皮，年幼时还保留着旧叶交叉的鳞状形外貌。这也是小说标题《野棕榈》之所指。
（3） Samaritan，《圣经》中的撒马利亚人，以乐善好施、助人为乐著称。
（4） “rat”是夏洛特丈夫的绰号。当着哈里·威尔伯恩的面，夏洛特说“不是他……不是那该死的威尔伯恩”，表明夏洛特此时已经处于神志恍惚状态，但仍坚持要拉特如所“答应过的”那样别难为哈里。
（一）老人河
（1）
从前（在密西西比州，一九二七年五月密西西比河发洪水的时候）有两个罪犯。一个大约二十五岁，身高体瘦，肚子扁平，晒得黑乎乎的面膛，一头印第安人式的黑发，一双暗淡瓷土色的眼里含着怨恨的目光——他恨的不是那些使他犯罪未遂的人，甚至不是送他到这儿的律师和法官，而是那些作家，把不存在的姓名署在故事和平装本小说上——什么戴芒德·狄克、杰西·詹姆斯以及诸如此类的作家，他相信是他们导致他落到了目前的困境；若论他们采取的手段，赚钱的方式，把传闻写得逼真可信、有凭有据的做法，也是出于愚昧无知，上当受骗（但尤其如此，罪恶更加深重，因为书里面未做任何郑重声明。而这类传闻接受得也更快，大家以为不言自明，都信以为真，也不要 （2） 求、问及或指望提供证明，他更是一伸手，拿出一角或一角五分买来就读），这些书零售分销出去，真要照书上写的去干，却是行不通的；而在这个犯人的情形，则无异于唆使他去犯罪。他犁着地（密西西比州的罪犯劳教所没有四面高筑的围墙，这是一处棉花种植园 （3） ，犯人在警卫和享受优待的模范犯人 （4） 的步枪和猎枪监督下干活），会时不时地喝住牲口把着犁头，陷入愤愤不平而又无能为力的沉思，琢磨自己怎么乱七八糟地就跟法院和法律只打了一次交道，直到心里毫无意义的咕咕哝哝终于有了个眉目（他自己曾向同一个糊涂法庭寻求公道，见了法官却被驳了回来）：利用邮件进行欺骗——他觉得自己是受了第三类邮件制度 （5） 的欺骗，骗走的不是他本不特别在乎的愚而又蠢的钱财，而是自由权利、荣誉和自豪感。
他以抢劫火车未遂罪被判十五年徒刑（来到这里的时候刚过十九岁生日不久）。他曾事先制订计划，逐字逐句地比照书本上的（虚假的）权威说法：用了两年的时间搜集那类平装书，读了又读，谙熟能诵；把每个故事的每种方法与另外的故事和方法加以比较，仔细掂量，逐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渐渐形成一个他认为可行的计划；但仍然从容不迫，十分耐心，一旦有了更新的小册子在预定出版的日期问世，他从不拒绝做最后一分钟的细微改变，就像一位精细的服装师制作一件入宫觐见时穿的礼服，一旦有更新的服饰告谕颁布，便会做出精巧的修改。可是，真到了那天，他一进入有保险箱和黄金的特种货运车厢就被逮捕了，甚至没机会到其他车厢去收集手表、戒指、胸针和暗带钱包的皮带。他没有打伤任何人，因为从他身上搜出的手枪虽然上了子弹，却不是那种能开火伤人的枪。后来，他向地区检察官供认：他这支枪，他那盏里边燃着一支蜡烛的装有遮光罩的提灯，以及用来蒙面的黑手帕，都是他在松树山向邻居销售《侦探报》时弄到手的。因此，现在他不时还带着愤懑而又无能为力的神情陷入沉思（现在有充分的空闲了），因为有些事他在审判时未能表明，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他要获得的不是钱，不是财物，更不是粗俗的掠夺品；他要的只不过是一只镯子，可以像奥林匹克业余赛跑运动员的奖章那样骄傲地戴在胸前——一个象征物，一枚勋章，表明在当年风云变幻的世界上他曾经是自己领域里的顶尖人物。所以，当他在犁头后面踩着疏松厚实的黑土地的时候，当他用锄头铲除多余的棉苗和玉米苗的时候，或者晚饭后郁闷地躺在铺位上的时候，他会时不时地咒骂，一开骂就是一连串，词语尖刻却不重复，骂的不是把他发落到现在这个地方的活人，而是那些他还不知道是署了笔名的人，他甚至不知道他们根本不存在，只是些造假者所捏造的虚空影子的代号。
另一个犯人又矮又胖，几乎掉光了头发，皮肤却白白的，看起来好像是翻转朽圆木或厚木板后暴露在阳光下的什么东西。他也带着一副强烈而又无能为力的愤恨神情（但不像前一个犯人那样流露在目光里）。因此，既然没有表露出来，谁也不知道他怀有这份怨恨。于是，大家对他不甚了解，包括罚他来这儿的人。他怨恨的不是印刷文字，说来费解，而是他既是被迫却又是心甘情愿选择到了这儿。当初他面临在密西西比州犯人劳教农场与亚特兰大的联邦监狱之间做出选择，像一个没了头发、面色苍白的懒汉，他选择了户外和阳光；当然这只不过是他严密防范、孤独神秘的性格的又一种表现，仿佛是某种能辨认的东西，从不流动的浊水里冒出来一会儿，接着又沉下去。在劳改农场的所有犯人中间，谁也不知他犯的是什么罪，只知道他被判了一百九十九年徒刑——这完全不可思议的刑期或监管本身，就表明此事用心险恶，荒谬透顶；他之所以到这儿是因为判他的那些人，所谓的公正的主持者、公理的卫道士，在审判时都变成了盲目的信徒，不仅忽视了公正而且不顾人间的一切体面，都变成了盲目的工具，不仅没主持公道反倒极尽人间暴虐凌辱之能事；他们所干的，包括法官、律师和陪审团，是在演奏一曲野蛮的侵犯人身权利的大合唱，这自然就没有什么公正可言，甚至法律也形同虚设。也许唯有联邦检察官才知道他究竟犯了什么罪。这桩犯罪涉及一个女人，一辆从外面偷来的汽车，一个遭抢劫的加油站和一个被枪杀的加油站工人。当时，坐在车里的有两个人，另一个人，无疑是凶手，逃跑了，而剩下的却成了罪犯。谁要瞧上他一眼（两位检察官自然瞧过）都知道，他就是喝醉酒也壮不起胆子来向任何人开枪的。可是，他和那个女人被逮住了，连同那辆偷来的车。于是，两人脱不了干系，吵嚷抗议都没用，被人们抓扯着蓬头垢面地带到州检察院。两位铁面无情、阴险得意的检察官高坐在他前面（这时，暴跳吼叫的女人被两名警察押到了他背后的另一间候审室），让他自己做出选择：要么按曼恩法案 （6） ，由联邦法院以汽车为罪证听审——选择去女人发怒的候审室，可以获得量刑较轻的机会；要么接受州法院以杀人罪做出判决，他可以直接从一道后门出去而不必去与那女人照面。他做出了选择，站在被告席上听候法官宣判（这位法官向下瞧了他一眼，仿佛真是检察官用脚指头掀翻一块朽木板把他暴露了出来），判他在州农场劳改一百九十九年。就这样（他也有了充分空闲；人们先教他犁地，他学不会，又派他到了铁匠车间，工头是一个监督同犯的模范犯人，却亲自出面要求把他调走。于是现在，他像个娘儿们似的缠一条长围裙，干起煮饭、扫地兼打扫几位副监狱长房间的活儿来了），他怀着愤懑和无可奈何的心情，不时陷入沉思；他不像前一个犯人那样表露出来，也不扶着扫帚杆儿冥想，所以谁也没瞧出他这份心思。
快到四月末的几天，第二个犯人开始干起为其他犯人朗读报纸的活儿来，那是在他们铐着脚镣、在武装警卫押解下从田地里回来，吃过晚饭聚集在简陋住屋的时候。读的是副监狱长们在早晨读过的孟菲斯报纸。他大声读给伙伴们听，这群人却对外部世界缺乏真正的兴趣，其中有些人自己是从来不读报的，甚至闹不清俄亥俄河谷和密西西比河谷在哪儿，有的人还压根儿没看见过密西西比河；不过，在过去的日子，从几天到十天、二十年、三十年（而要说未来，也许会是几个月到整个一辈子），他们曾在河堤本身的背阴下犁地、种庄稼、吃饭和睡觉，只从人们传闻中知道堤外有水，因为他们不时听见从堤外传来轮船的汽笛声，而大约从上个星期以来，还看见轮船烟囱和驾驶室沿着高过他们头顶六十英尺的高空移动。 （7）
然而，他们还都听着；过了不久，就连像高个儿犯人那样从没见过比饮马池里的水更多的人们，都明白在开罗 （8） 或在孟菲斯的河水水位达到三十英尺是什么意思，而且能够（也确实在）随意地大肆谈论沙涌。也许，真正打动他们的是有关被征调去护堤的人们的报道，他们中间有黑人也有白人，两班倒地一批接一批去对抗不断升高的河水；还有那些人的故事，虽然全是黑人，也像他们自己一样被迫干活，除 （9） 了粗菜淡饭，在泥土上搭帐篷睡觉外，没有任何报酬；从矮个子犯人朗读的声音里，出现各种不同的故事，许许多多画面：白人浑身溅上泥却总是扛着猎枪，黑人则背着沙袋像蚂蚁般一条线似的爬行在又陡又滑的护岸堤坡上，徒劳无益地把沙袋扔进面前的洪流，然后又回头去扛更多的沙袋。也许，还不只这些。也许他们眼看灾难逼近，抱着惊愕、怀疑和希望，如同阿亨诺巴尔巴斯 （10） 庭院的奴隶们——仆人、伺浴者、糕点厨师，以及狮、熊和大象——在远远眺望罗马城熊熊燃起的烈火。他们就这样听人念报纸，不觉便到了五月，副监狱长们留给的报纸上开始出现两英寸高的大标题字样——这些粗黑又不连贯的墨色笔画，似乎不识字的人也能认识：午夜洪峰抵达孟菲斯，白河河谷四千人无家可归，州长出动国民警卫队，下列各县区宣布戒严，胡佛 （11） 部长乘红十字列车离开华盛顿； 然后，过了三个夜晚（一直是整日整夜地下雨——不是四五月间强烈的雷阵雨，而是十一二月刮北风前灰蒙蒙下个不停的小雨。白天人们都不到田地里，新闻差不多要晚二十四小时才到，间接听来的乐观消息老像是在驳斥自己）：洪峰已过孟菲斯，两万两千灾民安抵维克斯堡 （12） ，陆军工程兵称大堤可护。
“我看，那就是说今晚大堤要崩了。”一个犯人说。
“是呀，也许这场雨要等到大水奔流到这儿才会停的。”又一个犯人说。大伙儿都同意这个说法，因为他们的意思，也就是他们没说出口的真实想法是：如果天气真要晴了，即使大堤崩溃洪水淹到了农场，他们仍然得去田地里干活，这是不能不去的。这说法一点不难理解，要问理由他们说不明白，可大家都心领神会。他们耕种的田地，生产出来的东西，既不属于耕种的人也不属于用枪口逼着他们干活的人；无论就犯人或是就警卫来讲，他们种进地里的东西无异于小石子，他们间除掉的幼苗好比是纸扎的棉苗和玉米苗。就是这么回事。他们突发狂野的希望，白天闲着无事干，傍晚听大标题新闻，夜里在铁皮屋顶的雨声里不安地睡觉。突然，一天半夜里电灯泡全亮了，警卫的叫喊声惊醒了他们；听得见外面等待的卡车，马达已在呼呼地发动。
“离开这儿！”副监狱长喊叫道。他已经全身穿戴好了——橡胶皮鞋、油布雨衣和猎枪。“一小时前，大堤在芒德 （13） 的码头决口了。赶紧起床离开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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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ld Man，或称“老人”，即指密西西比河，尤其美国南方的黑人通常都如此称呼。
（2） 密西西比河当年发生历时约六周的水灾，洪水由密西西比州一侧的堤坝决口引起，淹没了整个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包括格林维尔在内的不少城镇被淹，人员和财产损失惨重，约占小说《野棕榈》一半内容的这个故事即以此为背景，冠以“老人河”的标题，与“野棕榈”的故事以章节交织的形式出现。
（3） 这是密西西比州立的劳教农场，在密西西比州的帕奇曼。
（4） trusty，指在劳教服刑期间表现良好而获得特殊优待的犯人。
（5） 美国邮政制度把定期刊物以外的印刷品（包括书籍）都划入第三类邮件。
（6） Mann Act，以美国参议员詹姆斯·R．曼（1856—1922）命名的法案，一九一〇年由国会通过，禁止在州际间贩运妇女。
（7） Memphis，位于美国田纳西州西南部，是密西西比河畔的一座大城市，离小说中密西西比州的这个劳教农场不远。
（8） Cairo，美国伊利诺伊州南部城市，位于俄亥俄河与密西西比河的汇合处。
（9） 指大河涨水时，河水升高形成的压力使堤坝基础部分出现的漏洞。
（10） Ahenobarbus，即古罗马皇帝尼禄。公元六十四年，他曾在皇宫的花园里望着罗马城在一场大火中毁灭。
（11） Herbert Hoover（1874—196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长期出任协约国和欧洲饥馑地区的经济救援工作，一九二七年任美国商务部部长，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任美国第三十一任总统。
（12） Vicksburg，密西西比州西部的一座城市，在密西西比河上，这座城市建在悬崖峭壁的地方，高出密西西比河河面许多，故小说中多次提到犯人曾经过维克斯堡却没有看见它。
（13） Mound，位于密西西比河岸密西西比州一侧，正对岸是阿肯色州的阿肯色市，处在格林维尔城北面十四英里和帕尔曼西南四十英里的地方，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晚十一点左右，密西西比河在芒德市码头的堤坝决口而引发了那次特大洪灾。
二 野棕榈
名叫哈里的男人初次与夏洛特·里顿迈耶相遇是在新奥尔良，那时他在一家医院做实习医生。他是父亲年迈时与第二任妻子生的，在家里三个孩子中间年纪最小，比他两个同父异母姐姐中的二姐还要小十六岁。他两岁时成了孤儿，由他大姐抚养长大。他父亲先前也是一位医生，他开始学医和完成学业的那个年代，医生这个头衔涵盖了从司药、诊断到动手术等种种本领，学费既可以用实物也可以靠打工偿付。老威尔伯恩当过他所住的那幢宿舍的门房，也干过大学食堂里的侍者；完成四年学业只支付了两百美元现金。因此，打开他的遗嘱，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我儿子亨利·威尔伯恩名下，兹另拨出两千元；鉴于金钱自身的价值和时局均已发生变化，他不能期望以我当年支付的同等金额获取内科与外科学位；这两千元将用于修满大学学业，进而取得内外科学位和开业执照，相信此数足以遂愿。
这份遗嘱是一九一〇年哈里出生两天后立下的，两年后他父亲在一个乡间小屋为一个手被蛇咬的小孩吸毒而死于毒血症，他的异母大姐领养了他。她嫁到了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个小镇上，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她丈夫一直到死都只是一家杂货店的店员。等到哈里该上医学院的时候，两千元并不比他父亲那时的两百元多多少，即使他选一所排名不错而收费又不高的学校，要对付四年的费用实际上还是不够，因为这时宿舍里已装上暖气，大学食堂变成了自助餐厅，不需服务员；年轻人在学校唯一能挣钱的路子是去打橄榄球：自己传球或者阻止持球的人前进。他的姐姐帮助他——偶尔邮汇他一两块钱，甚至写信时小心地在信纸里卷几张邮票。这解决了他的烟钱；靠停抽卷烟一年，他才省出了够参加医学院学生联谊会的会费。当然，更没有钱去向女生献殷勤（医学院是男女同校的），而且他也没有时间花在那事儿上面；他表面上过着苦行僧式的心境澄明的日子，却同华尔街金融大厦里的人员一样，不停地在进行战斗，竭力在日益衰减的存款与翻过的教科书页码之间保持平衡。
然而，他办到了；当他抵达终点线时，两千块钱还有剩余，够他做出选择：要么回俄克拉荷马州小镇一趟把羊皮纸的毕业文凭呈上姐姐，要么直接去新奥尔良市开始做实习医生，但是不能两者兼顾。他选择了去新奥尔良市，或者不如说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他写了封诚挚的感谢信给他姐姐和姐夫，附上一张签了名的票据以偿还他们往日寄的汇款和邮票，连同利息（他还附上那张毕业文凭，上面是些拉丁文、细长浮凸的称谓词句和院长的字迹难辨的签名，也许唯有他的名字他姐姐和姐夫才会认识）。他投寄了邮件，买了火车硬席坐票，坐了十四个小时抵达新奥尔良，随身只带了一个包，一元又三角六分钱。
这时，他来医院快两年了。他住在实习医生住所，与别的同他一样没有个人财产的人住在一起；他一个星期抽一包香烟，只在周末的时候，同时还在偿付签署给他姐姐的那张票据，而且他反过来还不时向他姐姐汇一两块钱；他那唯一的包仍然能够装下他所拥有的一切，包括他在医院穿的白大褂，还有过去二十六年的经历记载，两千元学费单，到新奥尔良的火车票据，剩下的一元又三角六分钱；这个包就摆放在配备有几张军用铁床的兵营式房间的角落里。二十七岁生日那天清晨，他醒来后沿身躯往下瞧，瞧那双在透视角度上缩短了的脚腿，仿佛看见无可挽回的二十七年先是不见了，接着又似乎在远处缩短了；他像是被动地仰面躺着，没有意志，不用力气地漂浮在一去不返的流水中。他似乎看见在空虚的岁月里，他的青春没有踪迹：放浪形骸的岁月，可以作为的日子，热情奔放又多愁善感的爱情，天真无邪的男女交往，难以抑制的火燎燎情欲，这些都与他无缘。他躺在床上这样想着，并不是带着骄傲，当然也不是他相信的逆来顺受，而更多的是一种沉静；正是带着这种沉静的心情，一个中年被阉割的人也许会回首他变化之前缺乏生气的岁月，正在枯萎而且（最后）没有边棱的形体，而这些现在只存在他的意识而非欲望里：我既然抵制了金钱也就没了爱情，不是公开放弃而是对它抵制。我不需要它；过一年、两年或者五年之后，我才会明白我现在信以为真的东西的真实性：我甚至不需要考虑要它。
当天晚上，他下班晚了些，路过饭堂时已经听见收拾刀叉餐具的碰撞声和谈话声；实习医生的住处已经走空了，只剩一个叫弗林特的人已穿好夜礼裤和衬衣，正在镜子面前结黑色领带；威尔伯恩进房时他转过身指了一下威尔伯恩床枕上的一封电报。电报已经拆开。“先是放到我的床上，”弗林特说，“我匆匆忙忙穿衣服没去注意看清名字，拿起来就把它拆了，很抱歉。”
“没关系，”威尔伯恩说，“许多人经手过的电报，不再有多少个人隐私。”他从信封里取出折叠的黄色纸单，姐姐发来的，上面有花环和涡卷形的象征装饰物，这是电报公司祝贺生日的惯常做法，美国疆土之内不论远近都只需花费二十五美分。他发现弗林特还在镜子里注视自己。
“原来是你的生日，”弗林特说，“要不要庆贺一下？”
“不，”威尔伯恩说，“我看不必。”
“为什么？听我说，我正要去弗伦奇镇参加一个聚会。干吗不跟我一同去？”
“不，”威尔伯恩说，“谢谢。”他还没有开始想，为什么不呢？“我没被邀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