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民族主义’
， 亦即 ） 常是作 常
为同义词来使用的。但是我的这项研究将证明，这两者不仅可 以而且必须被区分开来（ ”第 页 ）在 他 看 来 ， 这 两 种 爱 国 情 。 对 感作出区分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们所蕴含的是两个根本对立 的政治主张。根据维罗里之界说，爱国主义基本上指的是那种 对共和国，亦即对某种特定的，以保障全体公民平等与自由权限 为本位的政治体制乃至生活方式的热爱之情。与此相对，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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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末在欧洲形成的民族主义思潮或情绪，则是指那种对以相同 文化，语言，种族为基础的国家，社区或集团的效忠。前者实际 上表达的是对某个政治理想（例如共和理想）的追求和依恋，因 为此理想能够促进并且保障本国公民生存利益，自由幸福等等 的实现。这种爱国主义是以一定的政治制度（例如共和制）及其 对公民生活的切实影响为条件的，这些条件一旦丧失，那么爱国 的情感也就随即丧失。相反，民族主义之爱国则纯粹建筑于文 化，语言及种族的同质同种性上，它是无条件的，不受政治制度 的性质为转移的。也就是讲，民族主义是把政治理想或政治制 度的形态看作是次要的，或者是从属于民族（或国家）利益的因 素。 要 是代 表 了 民 族 只 （或 国家 ） 益， 怕 是 专制 独 裁 ， 利 哪 无道君 主也是应该为民所忠的。所以，民族主义一般总是为专制或君 主政权所提倡和宣扬的。而民族主义之爱国，爱的是同胞亲族， 封建疆土以及一脉相传的文化样式，至于这种样式究竟对此民 族及其邻邦的生活带来的是福祉还是灾难，则无关重要。 在此意义上， 维罗里指出， 爱国主义或共和主义所谓祖国之 恋是比较理性的，它具有明确的政治要求和目标，坚定的人道原 则和人文理想，作为其热爱祖国的理由，而民族主义所宣扬的， 却是一种非理性的，除了民族（或国家）本身别无原则和条件的 献身精神与狂热激情。对于理性的爱国主义，惟有那个符合自 由、平等和公平原则的，好的或有道之国家和政府，才是值得人 民热爱并为之牺牲的。相反，民族主义的逻辑是，本族或本国的 便是好的，便是原则，便是值得尊重和爱护的，再没有其他判别 是非善恶的标准了。在对共和派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了深入 的历史考察之后，维罗里认为，由于理性的爱国主义是以公民自 由和平等权利为原则的，所以其爱国旨在保卫这种原则之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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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和损害，而无攻击和压迫他人，他族或他国之企图。相对而 论，维罗里所谓共和派爱国主义是比较开放，宽容，也比较提倡 自由平等和博爱精神的。由于民族主义坚持其民族性为最高和 惟一之 原则， 故必 然表现出比 较狭隘、 闭、 封 排他、 专横等特 征， 并且常有发展至侵略和奴役他人的极端倾向。
世纪的法西
斯主义便是这种民族主义的典型例子。用乔治 奥威尔的话讲， 无论从军事还是文化的角度看，爱国主义本质上都是防守型的； 而民族主义则总是倾向于扩张权力和让他人服从自己，所以会 或多 或少地带有进攻性。 这是因为，正如维罗里反复强调的那 样“ ，共和派爱国主义的敌人是专制主义， 独裁者， 压迫和腐败； 而民族主义的敌人则是文化交融，种族差异，以及社会、政治和 民族精神 之分离和瓦解（ ”第
页） 。
为了显示两者的区别， 维罗里特地使用了两类词， 来代表两 种不同的爱国情感。爱国主义 情感是以同情（ ， 慈悲 ， 是以对所有作为自由和平等的个体的尊重为前提的， 而 这个亦正是自由共和理想的基本前提之一。民族主义则更强调 忠诚，即以牺牲个体自由权利与个性发展为代价的对民族国家的 绝对忠诚。换句话说，爱国主义在维罗里看来总是与民主共和的 理念和实践相对应的，而民族主义则难免与专制独裁政治为伍， 从而成为抵制和拒绝自由民主理想最为坚决的意识形态之一。 另一方面， 维罗里指出， 在欧洲之政治思想发展史上， 爱国主 义与民族主义所谓“国家”的概念亦是两样的。近代爱国主义起 源于古希腊罗马宗教与政治传统中的爱国情怀。国家在当时指 （父辈的土地） ， 即那块某个群体祖祖辈辈生存藩衍至 今的神圣土地。这块土地之所以如此神圣，是因为在古希腊罗马 人民的心目中， 它代表了自身财产， 福利， 法律， 信仰乃至神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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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存在。 这块神圣土地一旦丧失， 便什么都没有了 （第 页） 。 由此可见早在古代， 国家或祖国的概念就已包含了法制的、 保障公民自由权限的共和主义内涵，虽然这种内涵在很大程度上 是通过宗教性的情怀表现出来的。并且，一个初级形式的公民社 会， 以及相应的公民关系和公民意识， 也已基本建立。 这样， 热爱 祖国的情感，无论是宗教的还是政治的，都自然而然地与当时的 共和制度和公民社会密切相关。后来，正是这种古典宗教性的爱 国主义，通过将共和国 （ ） 与祖国 （ ） 的概念 两相 重合，而逐渐发展成为近代政治的或共和派的爱国主义。中世纪 时， 神父奥古斯丁就已将祖国， 共和国及公众福利等相提并论了。 到了近代 ，再经马基雅维利（
， （ 卢梭 以 及诗人弥尔顿 （ 奠定了共和派爱国主义的理论基础。
，孟德斯鸠
） ， 后 等 最
与此相对，民族主义所持所爱的祖国则主要指由种族，地 域，文化，语言以及风俗习惯上的一贯或单一性为基础的群体组 织或国家 （
）人们之 所以要爱 祖国， 。 正是 由于祖国 象征
的是他们的归属和根源，是令每一个人成其为自己并与亲友同 胞相联相系的根据和枢纽。民族主义一般来说都将这种血亲， 种族和地域的特征视为最高的国家原则。 维罗里指出，近代民族主义产生于
世纪末， 可以看做是
对共和传统的爱国主义的一种不满和反对的结果。法国大革命 并没有帮助人民找到民主自由的理想现实。“共和国”的名号亦 只使得少数革命派首领享受其中的自由权利。大多数人民被排 除在外，热爱共和或自由对他们只是口号罢了，因为他们完全无 法体认共和理想所包含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另一方面，拿破仑 对欧洲其他国家的侵略和征伐，也使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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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超越了政治理想的冲突而成为国家独立与民族自由之争，正 是在这种情形下，一种新的祖国概念和民族主义思潮在欧洲应 运而生。 ， 在其《对于 年那不勒斯革命的历史 考察》一书中指出，革命无法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并导致失败的 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革命理想缺乏使人认同的文化根性和 民族基元， 从而使得人们空对 “民主” “ 、自由” “ 、权利” 等口号而 不得其真正要领。他批评共和派爱国主义忽略了民族文化的因 素，认为真正的爱国主义应该将共和自由的理想与特殊的民族 文 化传 统结 成 一体 才会 有 效 。另一 意 大利 爱国 者 则干脆把民族精神放在共和政府的前面，作为他定 义 “祖国” 概念的核心 （第 对民族因素引起了重视。 与此同时，共和派爱国主义在德国则更不受欢迎。德国思 想家大都反对将共和理想凌驾于民族精神文化之上的爱国主 义 ，以及由启蒙学派所提倡的全球主义 （
） 念。 在 观 早
年， 辛 莱 （
页 ）由 此 可 见， 们 已 逐 渐 。 人
） 已 指 出， 即 尽
管他没有充当爱国主义者的强烈愿望，但他仍然愿意将自己划 入爱国者的行列而不与全球主义者或宇宙公民们为伍（第 页）。歌德则认为，祖国既非共和国亦非吾人出生之地，而是茫 茫世界里那块令吾人耕有其田，居有其屋，安享天伦的土地（第 页）。根据维罗里的观察，对德国当时的爱国者而言，爱国 是以具有德国特色的民族精神对抗法国的文化沙文主义。他们 所求自由亦非共和理想之自由，而是一种被
所谓
“德国的自由”即那种由德国法而非罗马法所保护的自由权限， ， 或那种与当代市民社会平等观念对立的德国封建等级制度（第
第 １９９ 页
页）。当然，最著名且最有影响的德国民族主义思想家是赫
德尔 （
。赫德尔把国家和民族看作自
然的产物，她不是人为或主观的创造，而是活生生的有机生命将 混沌的世界组织成有机整体的结果。他认为民族性始终高于公 民性，民族国家高于政府形态。因为共和制的失败只不过是共 和主义者的悲剧，而民族的沦陷则意味着整个民族的毁灭。民 族就是生命。自然赋予了每个民族与众不同的民族语言，它将 每一个属于这个民族的灵魂凝聚在一起，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文 化样式并且代代相传。但是赫德尔的民族主义不同于种族主义 或任何形式的民族中心主义，他认为，一个人之所以爱国，不是 因为他的民族是最好的，而是因为这个被爱的民族和国家是属 于他自己的 。他反对侵略行为和帝国主义。由于他对人类平 等，自由和尊严的向往和信仰，虽然他并不反对封建贵族和君主 专制，但其爱国的理想却常常流露出与共和派爱国主义十分接 近 的观点。还有施莱格尔 （ 意志民族文化这一点上则是基本相同的。 根据维罗里，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化是在 ， 费希特和黑格 尔等，尽管在具体论述和观点上各有不同，但是在发扬和热爱德
世纪完成的。
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将民族国家及其利益当做惟一的和最高的 原则。单纯的利益和权力之争取代了自由政治和公民权益的爱 国要求。共和派的爱国主义亦逐渐让位于民族主义。随着帝国 主义和殖民主义扩张的愈演愈烈，民族主义也越来越成了共和 派爱国主义的对立面。“民族和右派变成了同义词”（第 页），反对共和成了民族主义热爱祖国的表现。最后，极端民族 主义终于发展出了纳粹或法西斯主义这样的怪物来。 在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了历史地考察及哲学地区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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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维罗里于最后一章 “克服了民族主义之爱国主义” 阐明了 中， 他自己的爱国主义立场。维罗里认为，我们不该把爱国主义与民 族主义混为一谈。作为现代自由主义的后代，我们应该在民族主 义泛滥的情形下，重新认识西方共和传统中的爱国主义，并用它 来克服狭隘和极端的民族主义。首先，爱国主义所爱的是人民共 和国，是那种以自由、平等的公民权利和公共幸福为法的原则的 社会。所以这是一种理性的，有条件的，在人类自由平等原则基 础上的爱国情感。其次，爱国主义不是盲目的激情，它来自公民 们积极参与政治事务的主人地位和精神。人民之热爱祖国首先 是因为祖国给予了自己自由平等权利，并使之活得充满尊严和幸 福。再次，自由平等的根本原则使得爱国主义有可能克服民族主 义的排他主义，自我中心或沙文主义及种族的、文化的和宗教的 一元性和独断性。共和派的爱国主义不仅能理解和宽容，而且还 能鼓励和支持个性自由与民族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最后，惟有这 种爱国主义才能真正培养出公民道德和公共情操来，每个人都会 在发展自我的同时为整个社会或公众利益作最大的贡献。 总而言之， 维罗里所谓爱国主义， 就是要将民主自由的原则 与民族文化的自主性相结合；将普遍的人道原则与特殊的民族 个性相和谐；将自由派的个人主义与公民社会的参与精神相映 照，从而倡导一种现代或后现代社会所缺乏的道德情操和人文 精神。他说， 对政治哲学家而言， 重建公民道德的最有效的途径， 就 是在我们能够接受或理解的尽可能的范围里，强调爱国主 义的观念。我相信，爱国主义的观念作为对共同自由的热 爱， 不仅是一种道德情感上的召唤， 也是当今时代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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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反映出来的迫切要求。在我们的社会里，有的公民敢于 挺身张扬正义，反对腐败，保护受害的公民同胞。正是他们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现实的道德与爱国主义的最佳楷模。此 所谓现实性正来自他们的政治本质。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 公民， 更好的〔爱国主义〕理论也许会有帮助： 改变我们对于 爱 国主 义的 理解 可以 帮助 我们 增强 民主 社会 所要 求之 德 行，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避免浪费我们政治的和智识的精力 而寻求某种不现实的甚至危险的德行。（第
页）
我认为维罗里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一方面，他能使读者 通过历史的阅览而对欧洲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以及它们在不 同时代，不同条件下所代表的不同意义有所了解。这种了解可 以帮助我们在讨论中国的爱国主义问题时，能够根据历史条件 和具体环境的差异，来鉴定所谓爱国及其主义的切实意义。当 我们具体地讨论具体的爱国主义时，后现代的语义困难就会减 少许多。维罗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界定祖国、民族和国家 概念的范例，使我们在提倡或批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时候， 不致混淆其确定的内涵。另一方面，他使读者了解爱国主义与 民族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在抽象的爱国情 感或冲动里，总是蕴含着爱什么和为何而爱的深刻理由。不顾 此理而对爱国情感一味否定或盲目支持，都会导致不良后果。 中国历史上早就有忠诚和愚忠的区别，有道之天下国家，才是人 们报以忠诚的对象。用现代的话语讲，爱国要以民主自由平等 的政治原则为基础，离开了这些原则，就有可能变成盲目极端的 民族主义。 当然，维罗里及其著作并没有根本解决爱国主义与民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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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关系问题。第一， 述那样明白，
或
与
的区别并不像维罗里所 不仅具有共和国的意思， 还具
有由父辈（家族）系列代代相传的封建意味。根据后者，上面所 举的两个词便不再是对立的了。赫德尔等德国古典民族主义思 想家，就从没有将两者看成对立的两极。再说，非西方国家和民 族也存在对于国家民族的不同诠释，那就更不能靠分析西方辞 源所能认识的。 第二， 政治国家与民族国家， 政治倾向与民族情绪之间， 没 有一条绝对的界线，它们有时候是对立的，有时候却是重合的， 全依具体的历史条件而定，没有一个绝对的是非标准。当某个 问题凸显出来，造成根本利害冲突或生存危机的关头，或者是政 治体制，或者是经济形式，或者是民族独立等等，都会成为人们 爱与恨的基本内容，冲动根源和理想目标。当异族入侵国破家 亡之际，政治纷争就会退居为次要乃至可以忽略不计的问题。 在美国，多民族的社会现实决定了必须把爱国家与爱民族区分 开来。公民成为热爱祖国的主体亦顺理成章。惟有当民族集团 之间爆发冲突的时候，民族主义才有可能成长为一种普遍的社 会情绪。而欧洲的情况则相反。几个相近的民族却分成了众多 的国家，经济利益，政治权力乃至生活方式的矛盾就总是要比种 族之争突出得多。再看中国，民族和国家长期以来基本上是大 一统的。除了近现代由于落后腐败屡遭侵辱而兴民族主义之 外，是否也曾有过类似共和派的爱国主义存在？儒家对天道人 伦的信仰和遵从，是否也反映了中国人对社会政治理想原则的 重视，亦曾高过对大汉民族及其文化的单纯性和优越性的强调？ 总之，历史上有共和派的爱国主义，也有保守派的爱国主义；既 有极端疯狂的民族主义（纳粹），也有自由派的民族主义（费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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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不能简单地是此非彼。 第三，维罗里试图调和民族性与普适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 关系，这是难能可贵的，只可惜仍未足以如愿。一方面，究竟有 没有超越民族的普遍原则可以通行整个人类社会，如今已成了 疑问。共和派的爱 国主义显然是将公民自由权限
） 为 作
人类性的普适原则来追求的，殊不知此原则是由希腊罗马的城 邦制和市民文化传统中发展起来的，若推而之于其他民族，是否 也能成为社会正义和自由幸福之保障，便不得而知了。另一方 面， 所谓全球主义， 霸权主义， 国际主义， 殖民主义， 帝国主义等 等，包括与它们相辅相成的宗教，哲学，政治及其意识形态与观 念，实际上和本质上都有其民族主义的基础。爱国主义对共和 理想和自由原则的热爱，与民族主义对自身种族和文化排他性 及纯粹性之坚执，本质上都是侵略性和帝国主义的。若无将自 己的原则优化为最理想最高之原则的倾向，人们如何会为之激 起如此强烈的热情？若无全球化和普遍化的要求，若无民族优 越感和自我中心化的倾向，又如何想像会有民族主义的存在？ 我们仍然困惑，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全球主义与地方主义，普 适性与特殊性等等，究竟界线何在？
注 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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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和自由 主义研究 （提纲）
郑永年
一、 言： 英 时 引 余
姜义华
年
月
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教授在台湾
《中国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飞弹下的选举：民主与民族 主义之间）的文章，在肯定了台湾民主政治发展的同时，直接 批评中国大陆领导人，认为他们利用中国民族主义来压制中国 的民主政治。 余教授的文章一经发表便在海内外 引起非常大 的反响。一个简单的原因是余先生把中国大陆和台湾政治发展 的差异简约为民主政治（台湾）和民族主义（大陆）间的对 立。而把中国政治的发展简约为民族主义，很显然是把中国置 于西方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对立面。很多西方学者纷纷引用 余先生的观点来印证西方自 年代初以来盛行的“中国威胁” 论。中国威胁论者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在 急剧地把中国推向一个世界大国的地位，但由于中国领导人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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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经济的发展而拒绝实行民主政治改革，所以中国的崛起势 必对现存世界和平和世界秩序构成极大的威胁。 余先生的文章在中国大陆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回应，其中最 具系统和学术性的要算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姜义华先生 了。在余先生的文章发表后不久，姜义华先生在南京大学作了 一次题为《论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意识与中外关系意识：评余 英时 飞弹下的选 举：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 年
的讲座，文章 月，文章又正
很快进入网际网络，在海内外流传。
式发表在《复 旦学报》上。 姜先生从几个重要的角度来反驳 余先生的观点，包括“中国”这一概念的历史形成、近代主权 国家意识在中国的崛起、中国人民追求平等国际地位等。 余英时先生是公认的史学大师，但 因为文章作于
响（
年
台海危机之后，先生的写作动机更多的是受政治和意识形态影 ）而非学术驱动 。在西方学术界，近年来有很多的文 献讨论文明（或者民族主义）和民主的关系。探讨文明和民主 的关系再次成了学界的热门话题。众所周知的哈佛大学教授亨 廷顿就把民主政治归于西方文明，认为东方或其他文明和民主 政治无缘。 但 是也有学者讨论民族主义和民主的正面的积极 关系。在苏联、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以后，这些国家开始了向所 谓的民主政治的转型，但转型并非像学者所想像的那么简单。 激进的改革或革命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而新的民主方式并不 能建立一套新的国家机器 ，因此社会经济生活陷入无政府状 态。所以从 年代 初，学者们开始思考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 年，耶鲁大学教授 在他们的合 重建问题。 这 种思路很快得到发展。
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第 ２０６ 页
著中正式把国家的建设和民族主义作为民主政治生存和稳定发 展的一个制度前提。 可见，余英时先生在写作时受前一派学 术思想的影响很深，而忽视了后一派所提出的新思想。 相比之下，姜义华先生试图从学术的角度来论证中国近代 民族主义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不过姜先生只是从侧面批评了 余先生的观点，而对余先生提出的重要问题没有进行正面的 回答。笔者认为隐含在余先生的文章中主要有两个论题：第一 是中国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关系问题。它们两者是互相排斥 的还是互补的；第二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是中国民族主义 崛起的根源 ？中国的民族主义会不会对现存世界秩序构成威 胁？ 本文并不想对余、姜两位先生的观点进行逐一评论。把两 位先生的观点作这样一个总结只是为了作为引子，把这个具有 重要学术的和现实意义的问题提出来，意图直接回答上面两个 隐含在余先生文章中的间题。文章分为几个部分：第一部分简 单地讨论西方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关系；第二部分讨论西方 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转型。现代中国以主权为核心的民族主 义是从西方传入而来，但由于国内外种种制约因素，西方民族主 义在传播中国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大的转型。这一部分侧重强 调中国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同一性和差异性；第三部分讨论 中国后毛泽东时代经济增长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这部分的 讨论被置于第二部分的构架中，突出为什么说决定中国民族主 义的不是经济因素，即经济增长本身并不决定中国民族主义是 否会具有扩张性。最后，在结论中简单地讨论一下中国民族主 义和自由主义在改革时期的再整合和中国民族主义未来的发展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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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方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
为什么在讨论中国民族主义之前先要讨论西方民族主义？ 这是因为，我认为近代民族主义基本上是个西方的概念。没有 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流传，就很难有近代中国民族主义 的崛起。人们发现，中国近代以前占主导地位的是文化主义 ，而非民族主义 （
。前者认同的是文
化，而后者的根基是种族。 近来也有人论证中国的传统文化主 义中也包含有种族的因素，即近代民族主义的因素。就是说，文 化主义和民族主义不但不相互排斥，反而可以互补。 我认为文 化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两分法基本上仍然有效，即使中国传统文 化认同中包含有种族等因素，也远远不能和西欧国家的民族主 义相提并论。进而，这种两分法也使我们能够透视到西方民族 主义在传入中国后的演变过程，以及为什么会有演变的过程。 有关民族主义的定义已经汗牛充栋，这里不想再费笔墨了。 本文从政治的角度把民族主义定义为民族国家（ 的产生和发展，及其人民对该一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具体地 说，民族主义有两个重要的层面：其一是客观的制度层面，即民 族国家制度；其二是主观的层面，即民族成员的民族意识和激 情。它表现为一种至高无上的忠诚，促使民族成员不惜为民族 国家的生存而献身。在民族国家形成后，第二个层面的民族意 识也表现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或价值体系。民族国家建立一种 民族主义的价值体系，意在培养民族成员的民族自我意识、态度 和行为取向，以推进和保卫民族利益为己任。所以，民族国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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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的民族主义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对国家的领导人来说，
民族主义意味着爱国主义，人民应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争取和 保卫国家的主权、利益和尊严。 民族国家制度和人民的民族国家认同感是互相关联的。人 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及其高低是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密切相 关的。不同的民族国家有不同的形成过程，所以人民对国家的 认同也不相同。因为近代民族主义是先在西方形成，而后再传 播到其他国家，要了解民族国家的原本意义，就要看看西方民族 主义的演变过程，也就是要考察人民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所扮 演的角色。 简单说来， 西方民族国家 （从而是民族主义） 的形成和发展 过程是两种主权即民族主权（ ） 和人民主权 ） 的互动过程。 民族主义有其深厚的历史 渊源，但作为一种催发民族国家诞生的政治力量，民族主义是近 代的产物。这里尤其要提的是法国大革命。在法国大革命前， 就已经存在有民族问题，但法国革命把一种全新的因素引入进 民族问题，从而使各种民族因素得以重新组合，形成一种全新的 主义。这一新因素就是民主政治 （ 在民主成为民族主义的一大要素之后，民族主义不再像从 前那样属于少数精英人物，而是成了千千万万普通人民的事了。 从此以后，民族主义和人民主权不可分离，就是说在民族国家形 成过程中，人民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政治角色，而是一个积极的主 动参与者了。从这一角度来看，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是同一的。 美国政治学家摩根索 （ ） 强调：
无论从历史起源还是从其所发挥的政治功能来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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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主义的思想和自由的思想密不可分，但也同自由的概念 一样模糊不清。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民族主义为两种自由 提供了精神源泉，即集体自由和个人自由。前者为一个民 族摆脱另一个民族统治的自由，后者为个人根据自己的意 志加入这一民族的自由。（在民族主义者那里），个人自由 被视为是民族目由的先决条件，而民族自由仅仅是个人自 由在国际舞台上的表达罢了。原先用来保障和支持个人自 由的政治和法津被应用到民族。人民的意志应决定该由谁 来统治他们及其如何来统治。一个民族应该属于哪个国家 统治也是这一决策的一部分。所以，民族自决原则的实现 是民主政治和民族主义的实现。
民族 国家作 为一个整 体有权 利摆脱 另一个民 族国家 的统 治， 这一思想渊源于 世纪。当时国家面临两个主要敌人，
一是 封建秩 序， 是帝国 体制。 二 前者自 下而上、 后者 自上而 下地 阻碍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两种制度在王朝或者宗教战争 中不堪一击，证明了它们在组织上的无效性。在封建和帝国体 制解体后，随着兴起的是地域国家 （ 式表现为王朝 主权 （ ， 政治形 其
， 君主掌握了国家最
高的世俗权力。较之封建和帝国制度，王朝国家更有能力保卫 其所控制 的领土， 提供国内秩序， 防范外来的 侵略。 种能力是 这 王 朝 国家 统 治 的道 德 基 础 。我 们 可 以看 到 ，
） 和
世纪的布丹
世纪的 莱布尼兹 （
）都从哲学的角度论证 世纪末 ， 君主
了君主专制的合法性。 但君主王朝政体很快就体现出其弱点。到 王朝已经不能保卫自己的民族国家了。在欧洲，一些国王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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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私 利， 勾结 外国力量而反对 自己的国家。 就是说， 国王自 己的利益被置于民族利益之上了。民族主义随即诞生，表示民 族应当自己起来保卫自己的利益了。 法国大革命后， 民族主义成了一种革命性的意识形态， 迅速 登上国际国内政治舞台。就国内政治来说，人民主权意味着君 主专制、贵族政体等传统国家统治主体失去了统治合法性。民 族主义强调的是国内公民一律平等，有权利参与国家的政治过 程，而不能被排斥在国家的政治过程之外。无论哪一个阶级或 政治阶层都不能代表整个民族来组织和管理国家政治。这里， “民族” 的概念近似于 “政治平等”“民主” 和 的概念。 那么，民族主义是如何体现在自由主义的政治体制即民主 政治制度上的呢？这需要来看看民族国家是如何向民主转型、 体现人民主权原则的。民族主义强调所有公民都有权利参与国 家的政治过程，即国家的权力的基础是人民。这当然是一种理 想，因为所有人民不可能一律平等地参与国家的政治过程。上 面已经提到，民主成为民族主义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在 世纪法 国大革命时期，最先表现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或者说是理想。 从理想变成为一种政治现实或者说是理想外化为政治制度，经 历了一个极其复杂的政治过程。 人民主权原则的制度化过程就是人民进入国家政治生活的 过程。从君主主权到民主政治转型的过程是各种政治力量角逐 的过程。先是资产阶级。诚如马克思所分析的，君主主权或专 制政权的产生本身就离不开资产阶级， 因为无论是帝国政体， 还 是分散的、 地方化了的封建政体， 都不能满足新兴资产阶级的要 求。君主专制从制度上统一了国家，民族主权原则得以制度化， 这是符合资产阶级统一市场要求的。但是，君主主权和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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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之间的矛盾在君主专制政权建立后不久就暴露出来。资产阶 级不但要享受君主主权所提供的国内秩序，而且要成为一个积 极的政治主角参与国家政治。君主主权的根据是人的身份和出 身等非自然的特质。资产阶级要求把政体建立在更为自然的基 础之上， 那就是基于财产之上的 “平民”即资产者。 ， 资产者利用 自己的经济权力通过不同的路径 （或改革， 如英国； 或革命， 如法 国）取得了分享政治权力的权利，并最终成为权力的主体。简单 地说，这是西方人民主权的第一次胜利，胜利的基础是经济力 量。 人民主权的第二次胜利是工人阶级进入国家政治过程。资 产阶级的崛起也造就了一个工人阶级，不断生长的工人阶级也 要求和资产者分享国家政治权力。和资产者用其经济权力参与 政治不同，工人阶级参与政治的基础是其组织和人数。最终，因 为普选的实现，工人阶级成功地进入国家政治过程。从形式上 说，工人阶级的进入政治是人民主权的“平民化”。尽管在实际 的政治层面，人民主权还在发展，但各种制度的确立使得越来越 多的人民能够卷入国家的政治过程。 〔
三、民族主义在中国的演变 及其和自由主义的关系
年代末，美国学者
总结 了当时的 学 术
界，特别是美国学术界对中国国家的研究后说，在传统中国，人 们强调的是基于共同的历史传统、共同的信仰之上的文化主义， 它与基于现代民族国家概念之上的民族主义是两个根本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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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中国人的文化自秦汉以来就包含着一种政治上的民族优 越感和忠诚感。但中国人的基本认同感是针对中国文化的，中 国人没有独立的国家认同感和忠诚感，不能把文化和民族区分 开来 。就是说 ，中国人把最高的忠诚感给予了文化而非国家 。对中国人来说，没有任何理由去放弃或改变自己的文 化来强化国家忠诚感。 中国人文主义或文化至高论中有两个因素。其一，文化主 义包含有这样一种信念，即中国是惟一真正的文明，其文化的优 越性是无疑的。其他民族可能会在军事上比中国强，构成对中 国的威胁，但它们不是中国真正的竞争者。除非它们接受中国 文化，否则它们就无法统治中国。中国人文化主义的形成是因 为中国文化在很长时间里没有遇到任何竞争者和挑战者。中国 人没有民族主义的概念是因为没有外来的压力。其二，统治者 必须受儒家教育，并根据儒家原则来治理国家。进而，儒家思想 具有普遍性。因为统治者的合法性取决于教育，其他民族如果 接受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即儒家精神，也可以合法地统治中国。 政治家们的忠诚是对儒家文化的，而非针对某一特定的政体或 民族的。 文化主义也反映在中国人的国际政治观上。它不承认国家 间的平等性。文化主义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优越性，而非物质 财富方面的进步。到了近代，中国人才意识到中国文化不能对 付西方人的物质进步，于是，放弃文化主义而转向民族主义。 这种说法是有相当说服力的。当西方列强侵入中国，中国 的知识分子开始接触到西方世界。他们马上发现中国人的这种 文化主义和西方民族主 义的不同。在 世纪初，梁启超就指 出，中国人有深厚的文化主义，但无欧洲人那样的民族主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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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视中国为世界而非国家。在梁启超看来，这种深厚的认同 妨碍了中国人发展出爱国主义精神。因此，要造就一个新类型 的国家， 首先就要求创造一种 “新人” 梁漱溟从另外一个角 。 度说明了文化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区别。他认为传统中国政府的 特征是统而不治，基本上不履行现代国家的功能。 在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中国人也开始接受西方民族主义。 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上面已经强调，在西方社会，现代民族国 家是民族主权和人民主权两种主权互动的过程。民主是国家现 代性的前提条件，没有民主很难说会有现代民族国家。但是民 族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由于条件的变化，两种主权之间的关 系也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为：两种主权被分离开来，民族主权 渐渐占据最主要地位，而人民主权变成国家主权 ，民主主义 ）变成了国家主义（ 。一 个 强 有力 的 国 家 ）而非民主成为了中国现代性的必要条件。这种转型并不 是某些个人的自由选择，而是决定于中国国家建设所处的国际 国内环境，即处于民族国家中的后发展国家的地位。当中国人 开始进行民族国家建设的时候，中国已经沦落为一个半殖民地 国家。因此，首要任务是要争取民族主权。没有民族主权和国 家主权，国家建设就无从谈起。其次，在争取到民族主权以后， 如何进行民族国家建设则是中国政治精英们所面临的间题。上 面已经提到，中国人认同的是文化，而非民族。就是说，即使在 争取到民族主权以后，还要用政治方法来建立一个政治民族国 家 （ 代以来的国家主义。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中国人对民族主权的追求最主要的特 。换句话说，从传统文化主义到现代 民族主义的转变是一个政治过程，这个政治过程产生了中国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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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是对主权的追求。“主权”
）意味着国家的独立、
自主，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它是国家现代性的首要象征。 “主权”这一概念一旦进入中国，就很快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非常 大的影响。西方一学者对《清史外交资料， 的出现最早是在 为 每 世纪 年 代 。从 年， 每
年至
》作了一 年， 每
项统计分析， “主权” 表明 概念的出现频率， 发现主权概念在中国 页文件只出现一次 “主权” 词； 一 从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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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左右。使用 比率最高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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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主权”不仅成了中国学者分析时局的新概
念，并被用于中国的国际活动中。 可以 说没有 一个概念 能像 “主权”概念那样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那么深刻的影响 了。主权意味着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 泽东的政治精英，尽管他们有不同的政治理想，对建立一个什么 样的民族国家及其组织民族国家的方法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行 动，但他们对这个民族国家应该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保持高度 的一致性。 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对民族主权的追求具有共性，但对如何 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民族国家却有不同的认同和策略。西方民族 主义不仅影响着中国人的民族主权观念，而且也影响着他们的 人民主权观。有趣的是，尽管他们对人民在民族国家的建设过 程中的角色有不同的看法，但最终都倾向于国家主义。不过，这 并不是说，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排斥自由主义和民主，而是因为国 际环境不容许用自由主义的方法来建设民族国家。当我们说， 人民主权让位于国家主权时，指的是国家权力而非个人权力在 创造和建设民族国家过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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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的最终表现形式是国家的一整套以政治体制为核 心的制度。中国人对制度形式的西方民族主义的认识有个复杂 的过程，中国人先是认识到西方人的军事制度，然后才认识其政 治组织。 自西方列强侵入中国后，中国传统的政治组织表现出软弱 性来。至 世纪中期，中国国内对中国前途乃至生 存问题表现 出极大的关注。国家复兴被视为是国家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 在史学家称为同治中兴的 世纪 年代，中国人对西方军事 组织和技术的认识导致了一场自强运动，也就是初期现代化的 开始。自强运动的目标是培养既有传统道德教养，又有现代政 治才能的人才，训练掌握西方技术的专家，组织规划军事、经济 和外交等各方面的建设项目以增强国家的力量。自强运动只是 一场军事体制改革运动，当时的精英人物对西方的强大的背景 是其国内政治体制并没有深刻的认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 在国际舞台上，西方民族主义首先表现的是其军事力量和军事 体制。 在 年至
年间的中日战争中，中国败于近来才崛
起的日本。中国的精英们相信只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国足 以阻止列强的侵略。但中日战争表明国防和军事的现代化并不 足以抵抗其他方面都胜于中国的外敌。从政府官员到知识分子 这才感到，只有自强运动远远不能建设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 政治变革使得日本强大，如果中国要强大，也必须图谋政治改 革。批评自强运动的人认为自强运动强调建设国家并没有错， 但是忽视了国家的民众的和道德的基础，因此有必要进行一场 意识形态的复兴，把皇帝和人民联系起来。只有当政府及其官 员能够倾听人民的声音，政府决策表达人民的意志的时候，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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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兴才有希望，中国也才能和外国列强在国际舞台上进行竞 争。 中日战争以后，加强国家和人民之间的联系的观点在很多 人思 想中得 到体现 。他们 一方面认 为中国 如果要 赶上西 方国 家，就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 （ ； 一 方 面， 强 调 国 家 另 也 的强大的基础是人民。王韬表示，在世界上所有的不幸当中，最 大的不幸是人民对统治者缺乏信心。中国的不幸就是因为统治 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没有沟通，主权和人民之间没有联系。王韬 认为要把两者结合起来需要有制度性的改革，用政治方法才能 做 到。 康有为在强调皇帝的权力的重要性的同时 ，也认为皇 帝的权力基础需要革新。如果没有这样一种革新，国家的权力 很难得到加强。在康有为的建议中，除了要重视经济、军事和教 育等方面的改革外，重要的是要去培养人民，否则国家就没有基 础。 尽管不乏有这样那样的改造旧国家体制，建设新民族国家 的建议，但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下，国家还是一味地衰落。到五四 时期，很多中国人意识到政治革命不足以使中国强大，社会革命 和经济革命也是必要的。各种革命性的主义纷纷出炉，改革之 路已经不可能，而革命在很多方面是与国家建设相矛盾的，因为 在革命的含义上，拯救国家意味着首先摧毁国家。 五四时期出现的种种主义， 包括无政府主义、 联邦主义等都 因为不能给民族国家的建设提供操作性的方案而渐渐消失。只 有国民党和共产党初生的民族主义生存下来，并日益成熟和制 度化，最终为国家建设提供了有效的组织构架。 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强调用民族主义来拯救中国。 他们的第一努力就是激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孙中山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