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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中国人传统忠诚在于家属和家庭，而传统国家因为不履行 国家的职能，无为而治，国民的国家忠诚感极其微弱。如果国民 的忠诚感不能从家庭、家属转移到国家或政府，国家就会缺少民 众的心理基础。所谓现代民族国家意味着国民把其民族感情依 附于国家之上。就是说，民族主义情感必须有制度化作为依托， 或者说民族主义必须制度化。而要国民产生国家认同感或者忠 诚感，首先就必须创造出一个国家。 只有作为一种组织的国家才能把民族主义制度化。只有当 民族主义制度化后，才会体现出其政治力量来。中国人有强烈 的家庭感，却缺少群体或集体意识。而民族主义则是一种集体 意识，民族就是一种集体。孙中山形象地把中国比喻为一盘散 沙， 中国人只能称之为大众而非现代公民； 只是个体， 而非集体。 所以，要使中国大众产生民族主义国家意识，建立国家是首要任 。就是说国家首先被创造出来，然后国家再去创造民族意识 或组织大众分散的民族意识。如何组织中国民族主义是从孙中 山到毛泽东的中国政治精英人物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政治课题。 在革命生涯的早期， 孙中山强调更多的是人民民主， 认为基 于欧美多党制基础之上的共和国政体能够为人民提供一种有效 的政治参与途径 。但
年革命后建立的共和政体的无效性
促使孙中山重新考虑人民主权间题。他深刻地认识到，没有强 有力的政治体制，任何形式的民主政体都不能够帮助中国建设 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孙中山因此转向了民族国家的组织方面。 基于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孙中山在 年提出了建国的三 序方略，即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但这种程序并没能够巩固 共和政体。在苏联十月革命后，孙中山转向了苏联。苏联是第 一个从资本主义体系中挣脱出来而建立不同于西方政体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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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对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许多中国人有重大的影响。以孙中山 来说，苏联的感染力不在于列宁对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系统论 述，而在于列宁主义的政党组织。
年， 在国民党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强调指出，国民党要做两件事，一是改组 国民党，二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改造国家的内容很广 泛，不限于政府，而建立一个新型的政府则是首要任务。建立 党，以党改造国家。这是全新的思想，把这一思维方式应用到民 族主义，含义极其明显，就是说，中国首要的任务是要组织各种 政治力量， 或把政治力量制度化， 然后， 再去改造， 甚至重建新的 民族国家。 组织和党成了孙中山建设中国民族国家的最有力的武器。 他曾明确表示过，他“向来主张以党治国”。 但党的概念在他 那里有个变化过程。前期的以党治国思想，学自欧美，指多党竞 争的政党政治。袁世凯掌权以后，孙中山曾经想用政党来制约 袁的专制主义。宋教仁组党，提倡议会政治，政党内阁。可是最 后，宋教仁事败身亡。所以，后来孙中山主张效法苏联政党，不 再提倡欧美式的政党政治。在孙中山看来，俄国革命之所以能 取得成功“ ，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之上”这 ，“又为我们模范， 即俄国 完 全 以 党治 国， 英、 法 之 政 党， 权更 进 一 步 ”孙 中 山 进 比 美、 握 。 一步指出，中国当时以党治国为时太早，因为国家还是乱，社会 还是退步。 所以“ ，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 只可以说是以党建国。 待国建好， 再去治它” 。 中国共产党也致力于以党治国。从国家结构来说，国共两 党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最终能够取代国民 党而治国呢？这主要是因为国共两党使用民族主义的方法和策 略不同。国民党使用的是精英策略 。蒋介石依靠的是地方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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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而非民众。在地方层次，地方民众被国民党排斥在政权过程 之外。由于地方精英没有能够改善地方人民的生活，加上官员 腐化，蒋介石的政权尽管高度集权，但实际上极其脆弱。相反，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的边缘地带成长起来的，多数地方精英已 经为国民党政权所吸收，共产党能动员的资源主要是民众，这使 得共产党走上了一条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建国道路。 正如惠特尼 （ ）所指出的，更重要的是国民
党政府没有能够发展出为普通人民所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国家思
想 （
。就是说，国民党的思想是针对各阶层精英人
物的，而非普通中国人的。作为一个统治党，国民党只强调权力 的集中性，不容许来自下面的政治参与。再者，国民党政府因为 走的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建设道路，缺乏有效的工具把其国家建 设思想传达给中国社会的最基层。和国民党不同，共产党通过 干部下乡等方法成功地把国家建设思想传达给了人民。 从以上的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发展过程的讨论中可以看 到，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互动的复杂性。自由主义本来就是民 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政治发展过程中，只是当民主 思想和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后者才获得了巨大的政治 力量。因为在西方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具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国 际环境，民主政治和民族国家的建设相对说来一直在平衡发展。 在民主成为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原则以后，西方国家间的冲突 和战争反而促进和强化了民主原则，因为统治者必须通过民主 的原则来动员民间资源。 中国则不同。因为面临恶劣的国际环境，政治精英所面临 最重要问题是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力量就变得重要起来。没有 国家的力量，民族生存就会受到威胁。不仅如此，因为传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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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盛行的是文化主义，人民认同的是文化。这个因素更强化 了政治精英的权力角色，他们不仅要为民族主权而斗争，而且要 创造一个民族国家，创造人民的国家认同感。在这个过程中，国 家的力量超越了人民的力量。所以我们说，人民的主权的位置 被国家主权所取代，就是说，集体的权力超越了人民个体的政治 权力。因为只有在国家的组织下，人民个体的力量才能聚集成 为集体的力量，只有集体的力量，才能求得民族的生存权。因为 人民是由国家来组织的，国家自然高居于社会之上。 人民主权因此演变成国家主义，人民主权居于次要地位。 但很显然，把人民主权（或民主）和民族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忽 视了两者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在西方，民族国家是人民主权的 外化，而在中国无法用人民主权的原则来创造一个新的民族国 家。所以，如果说西方民族国家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是统一的过 程，在中国它们两者的发展就有个时间上先后的问题。就是说， 先用政治方法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再来调整国家和人民主权的 关系。至于，国家是如何改革自身来体现人民主权则是另外一 个需要讨论的间题。
四、经济发展和民族国家建设
余英时先生 （和很多西方提倡 “中国威胁论” 的学者） 的另一 个观点是中国领导人利用经济发展推动民族主义的复兴，从而 会对世界构成威胁。因此，我们必须讨论经济发展和民族主义 的关系，即经济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 认为经济发展会导致民族主义的兴起并不是一种新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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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从马克思到列宁主义甚至当代现实主义学派的国际关系学 者无一不强调经济因素决定一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例如耶 鲁大学史学家肯尼 迪 （ ） 在其名著《大国的兴衰》 ） 一书中， 把国际关系的 变化动力归诸于经济和与之有关的技术的进步，认为经济和技 术的进步决定了各国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从而影响各国在国际 关系中的地位，决定了一国是否会对另一国构成威胁。 那么经济发展为什么会使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发展到帝国 主义（帝国主义即民族主义在国际社会的表现）呢？第一，追求 经济利益是任何国家最重要的目标。如果现存国际关系结构不 能满足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益，那么它就要千方百计地去改变这 一结构。而一国的经济力量决定了它是否有能力去挑战现存国 际秩序。第二，国际关系等级结构最终决定于国家的经济基础。 一国的经济增长表明其财富和其他资源的增加。随着这一国家 经济效益的提高，工业结构的变迁和国际贸易方式的变化，其国 际行为方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经济利益之所以成为国际关系 中最基本的动力，主要是因为世界经济资源的贫乏。任何国家 如果要想生存下去，必须以某种方式去获得更多的资源。所以， 只要有可能，任何国家都想要以自己的意愿来组织国际关系。 再进一步讨论经济发展是如何导致一国的扩张？经济增长 本身是否包含着扩张的动力？经济决定论者从三个主要因素来 加以解释。第一是规模经济的发展。因为规模经济能够提高经 济效益，减少交易成本。于是国家就会千方百计地把经济规模 扩张到其他国家。第二是经济活动的国际化。任何国家，特别 是大国，总想通过控制国际关系来剥削他国，迫使其来负担维持 现存国际关系的成本。第三是因为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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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规律，如果要维持经济增长，所有必要的生产要素都必须合 比率的增长，否则经济产出就会下降。如果这种比率不能在国 内市场中达到平衡，就要在国际舞台上开拓新的市场以满足国 内的需要。 这些规律明显的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 产生现象的解释，不可否认它们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仍然在发 挥作用。当然经济决定的解释不是没有挑战者。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吉尔平 （ 尽管也强调经济因素对国际 关系的 重大影响，但同时发现国际冲突和国家的组织形式有密切的关
系 。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已经经历了三类主要国家形式，即
各种地方化的政治形式、帝国政治形式和现代民族国家形式。 一种国家形式替代另一种国家形式，是因为旧的国家形式不能 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就像帝国这一国家形式消失在国际政治 舞台上， 是因为： 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取代了帝国作为国际关 系的主角地位； 工业化推动了经济形态的转型，现代经济增长 不再依赖农业经济，而是科学与技术的发展； 世界市场体系的 形成。 吉尔平虽然把国家形式考量在内，但也还是过分强调经济 决定国家间的关系。在这里，经济仍然是主角，而国家形式只是 经济发展的一种反映。这样的解释仍然不能回答我们的民族主 义向外扩张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就是一国内政的组织形式 和其国际行为之间的关系。很早以前，一些德国史学家曾指出， 一方面，来自外部的压力对国家的内部结构具有决定性影响。 另一方面国家的内部组织方式对该国的国际行为也有重大的影 响，如果国家要在国际竞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从建立有效的国 家组 织做起。 近来也有美国学者从国家政体出发来研究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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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行为，特别是战争行为。例如施纳德
） 就认为战
争可以为国内各种利益集团如军方、外事官员和大资产者带来 巨大的利益，因此他们把持国家机器，发动战争，增加自己的利 益 。 这种理论其实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扩张理论有 很大的类同 之处。 实际上“ ，中国威胁论” 的提倡者都可从上 述的理论中找到 根据。 年代初，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用实际购买力方法预测 中国的经济会在
世纪初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强经济体。
一方面强调经济增长和民族主义两者关系的人看到的是中国过 去二十年间的高速经济发展对世界权力格局的潜在影响，那就 是中国的经济力量的发展会打破现存国际关系秩序。随着中国 经济力量的增长，其国际上的野心也必然随之增长。另一方面， 强调政体对民族主义扩张性影响的人认为，中国的“非民主”的 政体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就 是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把这种理论推广到中国，自然 就是中国必然会构成对现存世界秩序的威胁了。 应当指出的是这些理论在西方学术界也是具有争议性的。 这里姑且不论这些理论是否正确，只是把它们用来解释中国的 民族主义已经导致了非常大的误解。这些理论是根据西方经验 总结而成，反映了西方民族国家发展的轨迹。作为一个后发展 中国家，中国没有、也不可能走西方民族主义的发展轨迹。上面 对近 代中 国民族 主义 的演变 的分 析实际 上也 已经说 明了 这一 点。再说，和西方民族主义比较，中国民族主义表现出更具反应 性 （ 。就是 说，它不是原生的和自发的，而是对环境变 化的一种反应。首先当然是对中国国际环境的反应。民族主义 既是 “进口” 也是对 的， “输出国” 的一种回应； 其次是对中国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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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变化的反应。因为民族主义是“进口”的，其对中国原有的 各种制度体系必然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必然引起这些制度 体系的回弹。 从这个角度来看， 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并不是因为 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得中国有能力来改变现存国际关系秩 序。相反，它是上述两种反应的结果。 先是对来自国际社会 压力的回应。西方社会认为中国经济上的崛起必然会挑战现存 国际秩序， 所以自 年代以来各种有关 “中国威胁”“围堵中 和 国”的理论一出笼，同时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也在不同程度上视 中国为假想敌。应当指出的是，西方的这些变化是根据其本身 的发展经验而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的回应，但这种回应反过 来刺激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如果我们考量一下中国民众情 绪在 年代和 年代的不同，就可以明显看到这种反应性民 年代，中国民众对西方世界普遍有好感，向西方 年代初以来， 由于西 族主义。在
学习成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呼声。可是自
方社会对中国的打压，民众不再对西方抱有幻想，反之民族主义 情绪式的批评成为了一种知识风气。向西方 、特别是美国说 “不” 系列著作的出版和发行就是很好的证据。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民族主义也是对中国国内问题的反应。 邓小平时代以来的经济改革一方面带来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也 造成了许许多多负面的效果。因为 就是
年代的改革的主轴是分
权，中央政府的能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能力有很大的衰落。这 年代初以来大陆争论的所谓“国家能力危机”的主题。 高速的经济增长确实对旧的民族国家体制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如果没有有效的应对措施来应付这些挑战，一个统一的民族国 家的生存就会成为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学者再次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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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再建民族国家的呼吁，各派政治思潮也纷纷出笼。民族主义 在这种环境中又成了其中一个主要流派。 中国民族主义是对国际、国内新环境的反应。西方学者却 根据西方发展经验得出了几乎相反的结论，即民族主义的兴起 表明中国因为其经济实力的剧增而开始要挥舞“拳头”来验证其 力量了。这种“误解”盛行在西方的各个领域。政治人物经常故 意误解中国民族主义是为了追求政治利益。学术界为什么也会 这样呢？很多人自然由于情绪所致，在看待中国民族主义时附 加了很多感情的成分。更重要的是他们利用的也是现有的西方 概念来分析中国问题。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有效的概念，但概 念是具有文化和历史的背景的。用在西方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概 念来分析中国问题，这样的误解的出现是避免不了的。
五、中国民族主义的未来
上面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讨论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复杂性。这 里需要再次强调上面提出的几个重要问题。首先，中国民族主 义并非是其经济力量的反映，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导致向外扩张 型的民族主义。相反，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对民族主义有推 动作用，只是因为经济发展破坏了旧的体制，从而对民族国家的 旧的制度构架造成了威胁。第二，中国民族主义并非一定是民 主 （人民主权） 的对立面。 相反， 两者不仅可以是互补的， 民族主 义甚至能够扮演一个推动民主政治进步的角色。第三，中国民 族主义是对外来压力的一种反应，国内民族主义的高低程度取 决于外来压力的强度。第四，就一个民族国家在国际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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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和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是民族主义的组织化。经济增长 本身并不成为一种国际力量，经济力量如果不能组织成为民族 国家的力量，就不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同样如果没 有一整套健全的政治制度来组织经济力量，民族主义就只能停 留在情绪层面。 这些初步的结论也向我们指出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方 向。在反对用西方的概念来解释中国民族主义的同时，必须看 到中国的民族主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显然，民族主义的主 题是中国的内政建设，而非对国际压力的情绪化反应。或者说， 情绪化反应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能成为民族主义的主题。本文 开头已经明确指出，民族主义的本质是要为民族国家提供一个 制度基础。近代中国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到毛泽东的各种革命都 是为了建立这样一种制度基础。没有这样一种制度基础，民族 国家的生存就无从谈起。 也应该看到，在寻求这样一种民族国家的制度基础的同时， 民族主义的诸多因素得到重新组合，其中一些被赋予优先地位， 另外一些则被放于次要位置。当国家力量的地位变得至高无上 时，人民主权的地位只能从属次要地位。现在，在经过了多次革 命后，中国不仅获得了民族主权，而且也为民族国家创造了一种 制度基础。但民族主义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民族国家的制度基 础还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在这一过程中，如何重组国家权 力和人民主权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变得重要起来。如何适应民族 的形式，使得人民进入国家政治过程仍是今后中国民族主义的 主题。同样，在国际政治方面，民族主义式的情绪必须转型成为 国内建设的力量，转化成为一种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没有这样 一种转型，除了即时反应性的民族情绪，国家不可能具有一种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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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性的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原则。 注 释 ： 本文根据的是拙著， 《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 民族国家向何处去
（ 香 港： 联 书 店 ， 三
年） 和
：
。详细观点及其论证均见以上二书。 余英时： 《飞弹下的选举： 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 《中国时报》， 台
北，
年
月
日。
对 “中国威胁论” 的讨论见郑永年： 《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 民族国 家向何处去 香港： 三联书店， 年， 一章 。 第
姜义华， 《论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意识与中外关系的意识： 评余英
时 飞弹下的选举：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 》， 《复旦学报》
第 〔
”
年第
期，
页。
“
，
：
，
，
对这种区分的综合性讨论见
（
：
例如，
（
） ，
；
（
：
） ，
第 ２２８ 页
为了分析的方便，我在这里忽略了近代民族国家诞生前的构成民 族主义的种种要素，因为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论述民族主义本身。
”
，
本文并不探讨人民主权的平民化对一个国家民主政治体系的实 际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问题不重要。
梁启超“ ，新民说”《饮冰室文集） ， ， 香港： 天行出版社，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 台北： 中正书局，
年。
年。
：
（
：
廖光生先生对此有过较为详细的论述。见廖光生，《排外与中国 政治》， 三民书局，
年。
：
（
：
） ，
（
：
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 第八卷， 北京： 中华书局，
页。
年， 第
同上 ， 九卷， 第 北京： 中华 书局， 第
：
，
页。
第 ２２９ 页
（
：
例如
（
：
详 细 的 论 述 见
第 ２３０ 页
自由主义、 新左派 与现代求知方式
任剑涛
年第六期的（天涯》杂志，刊登了汪晖先生撰写的大 作， 《 “科学主义” 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 《天涯》杂志每一期 都有一别致的护封，在刊登汪晖先生批评自由主义的大作这一 期的护封上， 大字印刷了一行字 领悟 事实上， “争论浮出水面”以标示汪 ， 晖先生大作的针对性和象征性。这是《天涯》杂志的编者们慧心 年中国思想界关注主题及其社会文化意义的表现。 年自由主义者在被批评的情况下，起而与“新左
派”的论争，应当是这一年最值得注意的思想事件。而从“新左 派”的自我陈述与批评言路，和自由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理论辩 护与对“新左派”反批评的双向思路出发，将之投射于变迁中国 的社会时局的背景之上，进行比较分析，又确实是一件关乎当代 中国思想文化与社会走向的严肃学术工作。
一、 见 同 源 异
从思想的编年史视角而言， 近期中国学人对 “自由主义” 的 批评，以态度鲜明且引人注目两者来讲，源自知名文艺评论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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彬彬在
年于《天涯》杂志发表的大作
（读书札记： 关于
自由主义》。 王彬彬先生的大作， 将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勾连起 来。认为在极权主义者当道的政局之下，常常是自由主义者投 入其怀抱，而成为极权主义者的帮凶。他并引用法兰克福学派 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作为学理根据， 举证二战中意大利 “自由主义 者” 向墨索里尼 的 “投诚” ，
年胡适请求共产党与国民党谈
判的举措作为事实依据，来证立他拒斥自由主义的立场。俟后， 该文受到支持自由主义观点立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徐友渔研究员的批评， 在题为《自由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 的文章中，徐友渔先生对王彬彬先生文章中关于自由主义的误 解之处进行了匡正，对其引用法兰克福学派的失当之处进行了 指 正。 是， 论 没有 持续。 年， 是《 天 涯》， 第五 期上 刊 但 争 同 同 在 登了汪晖先生的大作 文章对 中国 年代至 《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年 代 的思 想 状 况 进行 宏 观 描述 和 分
析，“现代 性” 在 的问题 框架下 面， 对各种 思想主 张进行 了评论， 而使人感觉其针对的主要论说，则是自由主义。由于汪晖先生 近年来在学界的活跃论说， 他的大作一经刊出， 在思想文化界引 起了较大反响。加上汪晖先生是以中国现代思想学术的建立之 总体反思为理论清理的目标的。因此，已经富有敦促人们在自 由主义思想史及其与当代中国的关联性角度，去审视汪氏论说 的作用。然而，争论依然还在水面下涌动。到 年《天涯》第
五期出版， 韩毓海先生的大作面世， 才正式挑开自由主义与 “新 左派” 两种对立主张的论争局面。 其后， 双方都在明确的批评基 础上申论问题。 而由汪晖刊于《天涯》 式宣告“争论浮出水面”。 严格说来“新左派” 与自由主义者的论争 尚处于一个思想
年第六期的大作，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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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争的初始状态。从对双方立场的概观上而言，就连以什么样 的概念去归拢对方论说，彼此都还存在严重分歧。但是，双方对 彼此观点的明显不同，是有准确了解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 者对关乎现代政治哲学的诸多学理问题，以及关乎社会主义与 资 本 主 义 实 践 史 的 解 读 ，几 乎 没 有 共 同 语 言 。二 者 的 异 见 ） 甚于 一 致 远 （ 益于讨论的深化。 先撇开 “新左派” 与自由主义的具体陈述不说， 仅就二者的 异见之处，概略指陈，是非常必要的。这种异见，涉及到理论理 性和实践理性两个层面。就前者而言，也就是从“新左派”在现 代社会科学的理论构成上，批评自由主义理论的角度来讲，“新 左派” 的批评， 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其一， 自由主义的理论预设 不当。一者，它对理性的信仰，对现代性的推崇，表现出科学主 义的特征； 二者， 它将个人原子化， 忽视了社会构成的群性特征。 其二，自由主义的基本吁求悖谬。一者，它强调权利而无法均衡 分配权利， 走向认同权力的反面； 二者， 它强调规制而抵制革命， 消解了民主， 意图保护自由却压制了自由 （自由意志） 。 其三， 自 由主义的理论陈述容有矛盾。一者，各个自由主义思想家的个 体化理论陈述不确当，如哈耶克；二者，自由主义思想家或广义 而言的自由主义者之间，理论主张上容有大量的不一致之处。 当有人试图对自由主义理论进行概括提炼时，又走向了“本质 化” 的自由主义理论误区。 “新左派” 对于 的批评， 为自由主义辩 护的学人认为，这三个方面的批评均难成立。就第一方面而言， 自由主义对理性主义的绝对形态，愈近当代，愈加批评，并进行 了迄止当代最有价值的重构。而其对个人权利加以伸张，也是
。在双方都还 在力图
展现自己的学理底蕴之际，对之加以较为客观的描述分析，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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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反对个人原子化为前提的。在此，它的个人主义原则，不是原 子主义的， 而与之对立的 “新左派” 主张的准集体主义， 也未见得 是整体主义的。以第二方面来讲，自由主义从来主张限制权力， 伸张权利，对权利的普适性要求从来就是对上的、对组织的、对 社会的，因此，它与权力必然处于疏离状态，并且务必以对权力 的有效限制为申论前提。故而，自由民主作为自由主义的当然 制度要求，既肯定自由受到绝对压制时革命的正当性，又肯定社 会稳定运行时“规则即自由”的基本行为准则。从第三方面讨 论， 自由主义者以思想自由、 言论自由为原则， 因此， 它从来不对 自己的理论阐释进行锁定，它具有因阐释者而异发生论说重点 转移的理论特性，而总体上他们又在支撑一个大致相同的理论 原则。中间，就某个自由主义思想家而言，具体论述确有失当， 但这些失当不是 “新左派” 所指责的那些失当。 就后者而论，“新左派” 即 在实践理性层面上对自由主义的 批评， 同样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其一，“现代” 就 社会而言“ ，新 左派”指责自由主义导致了私人领域的扩张，公共领域的萎缩。 因此，它成为压制人民民主、妨碍社会参与、维护权钱勾结的一 种现代性意识形态；其二，就自由主义在实践中堕化为极权主义 的帮凶而言，只有通过对其的拒斥，对真正社会主义的提倡，才 能走出现代性危机或国家合法性危机；其三，就转轨的社会主义 国家而言， 俄罗斯的实践表明， 为私有制张目的 “自由主义”此 ， 路不通；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尝试证实，二十年来为自由主义争得 了“主流地位”的改革本身的间题，已到了清算自由主义的关键 时刻。 “新左派” 对于 的批评， 自由主义的辩护者同样予以反驳， 指出只有自由主义者要求的自由民主制度，才能构成为一个保 护人民权利的“最不坏的”制度安排，而冀望以社会主义的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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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主义追溯，也无法解决国家的合法性危机问题，至于转轨的 俄、中两国的问题，其一，俄国私有制改革的受挫尚不足成为自 由主义失败的证明；其二，中国改革的曲折亦不构成证实或证伪 自由主义的事实根据，因为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言述，从来就 未曾取得如 “新左派” 所指陈的那种 “主流” 地位。 从上述对自由主义与 “新左派” 异见的概述上可见， 双方的 陈述都有待厘清。这需要从其各自的运思逻辑上加以批评。而 在这种批评之前，倒是有必要先行分析一下，为什么在 前后“ ，新左派” 与自由主义相携登上当代中国思想舞台 ？ 的理论分歧，是否具有什么一致之处？换言之，他们的论说是否 具有某种同源性 ？ 将 “新左派” 与自由主义的论说放到它们据以言述的社会文 化背景上分析，我们是可以看出这一同源性来的。其一，为什么 在
年
年， 二者相携出场， 而不是保守主义或其他观念主张主
年中国社会的状况之
导社会一文化论说？这一提问，便将 背 景条 件， 烘托 而出。 以
作为“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提出各自社会论说并引起广泛注目的 年为中轴， 各向上下游移三、 二年 时间 ，可以知晓的是 ，这一段成为中国迈向现代的关键时刻 。这种关键性，可以从几个方面体认，一方 面，历经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层次的变 迁。五千年的小农经济与集权政治的传统被彻底动摇了，迈向 了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现代道路，近五十年的社会主义新传 统也在同一进程中失去了合法性，“中国特色”的实用选择替代 了意识形态的顽强实践。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必然地要求向纵 深推进，从一般性的社会浮面改良，到经济领域的广泛变革，再 到政治领域的体制革命，成为一条显见的运行轨迹。但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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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困难程度，既超过国策决定者的预想，更触动全社会各阶 层人士的敏感神经，以致于处在一种胶着不明的状态。再一方 面，由于改革开放的策略化进路，一方面，它从社会反弹较弱处 下手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也就使得社会反弹 较大而又必须改革的问题显得愈来愈难以处理，当这些问题最 后聚焦于最敏感的政治改革问题上面时，则改革开放也就走到 一个决定性关头：改革积累起的发展优势与改革堆积成的革命 因素内在嵌合在一起。处理得当，发展会稳定地延续下去；处理 不得当，爆发社会性革命的可能性就会变而为现实性。在此，关 乎改革而来的财富积累凸显出的利益分配问题，成为牵一发而 动全身的中心问题：对普罗大众而言，他们能否保有足以满足生 活起码需要的财产份额，进而能够获得社会公正的平等待遇，就 成为了热点话题； 对权势集团， 其是劈成两半而言 尤 掌握了 政治资源的执政者，是否能承担得起风险，将改革推进到政治领 域， 对产权问题、 对国企问题、 对权力分享问题、 对意识形态问题 等等棘手大事，妥当处置。以反对掌握了一定经济资源的“发财 致富” 是否能面对全面社会变革， 者， 承担得起规范政治的检验， 而走到脱离权力，按经济运行规则办事的道路之上，就成为改革 之掣肘。 于是， 改革开放迄今， 凸现了权力与权利， 个人与公共， 国家与社会， 与民主， 自由 计划与市场等等 需人们阐释和处理 的麻烦间题。这既构成了所有面对当代中国社会进行政治论说 的人士的大背景，更构成了主导社会政治论说者所不能不正面 处理的大问题。在此，人们所要面对的，已经不是正视改革所导 致的社会文化转型，因此必须处置的“传统与现代”的紧张关系 问题。因而，在这一向度上展开的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 义的论说，就势必退居幕后，让位于更关乎当下社会紧迫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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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言说了。 其二， 截止
年中国的社会政治处境，催促人们对讨论当 年“ ，新左派” 与自由主义者各自积聚了足
代中国改革走向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两类论说加以关注。 够的理论资源，足以各自提出其诊治当代中国改革滞胀病的方 剂。而且，由于双方在各自的社会政治主张上鲜明对立，因此， 当其提出解决当代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战略（思想原则）与策略 （政策思路）时，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因为解决社会问题 的举措，不可能是并举两个截然矛盾的大致思路，它不像在思想 自由的保障之下， 各种论说能安然相处。 首先，“新左派” 从 与自 由主义的思想资源积累上来看，到 年止，双方已大致积蓄 起自证其说的观念条件。沿循改革开放的运行轨迹，追溯近 年思想变迁的历程，可以看到，社会相对稳定的发展过程，为各 种思想主张提供了一个内部清理的良好机会，使得持各种立场 的人士能够对其主张加以相对仔细的揣摩和推敲 。由此可以 说， 不论是 “新左派” 还是自由主义， 都是 积 的结 果。“新左 派 ” 从 一方 来看 ， 它不 自 年社会政治论 说累
年代始。
年代
随西学的再次广泛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便流布学界，学 人们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接触到了既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又 不同于掌握政权资源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 年代中期， 当代西方持 “马克思主义” 立场的左翼学者詹 明信访问国内著名大学，发表演讲，其后结集出版为《后现代主 义与文化问题》，发生较大影响。但总的说来，西方新左派的理 论还限于学术圈范围之内。到 年代， 由于当今社会遭遇了苏 东变故，社会主义的实践史发生重大曲折，引发了国际社会左 “右”两翼知识分子的大论战。自由主义的言说一下被推到了论 说的中心位置。于是，被掐断了近五十年学脉的自由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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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一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对象。
年代几年中， 发生了
对自由主义思想传播具有推波助澜作用的几件大事：一是顾准 这样的共产党人历经深层反思后，向自由主义者的蜕变，二是北 京大学百年校庆引起的对北大自由主义传统的反思与眷顾，三 是相对宽松环境条件下出版界与传媒对自由主义著作的出版和 自由主义社会政治理念的传播。这使中国人对自由主义理念的 理解变得更加准确可靠了。“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均凭借社会 持续发展提供的思想资源，得以各自确认自己的理论边界、基本 准则和学术立场。其次，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同时提供解释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困局的互斥性答案之后，二者在早先的各自 蕴蓄理论资源并相安无事的情形下的共存，必然走向一个互判 “是” “ 、非” 的论战境地。 理论的论辩与现实的需求相对接， 会增 加论辩参与双方的紧张性。但同时，这一论辩动员的理论资源， 就不仅是二十年中各自的内在积累，而且与西方的相类论说直 接勾连，与国际社会的格局和时局直接搭挂起来。因此，又显出 同源异趋的理论个性。
二、 视 审 “新 左 派 ”
在 “新左派” 与自由主义两类言说得以发生关联、 产生冲突、 进行论辩的 “发生学” 视角， 切入对两者论辩的分析， 我们得首先 面对 “新左派” 的言说。 因为是 “新左派” 对自由主义的直率批评 引发起两者的论辩的。而且，“新左派”主要以批评来伸张自己 的主张，而不是以正面的自我言述为学术取向。就此而言，把批 评者放在被批评者的前面进行分析，是比较确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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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 的言述， 是以其主张的学者们在论说上的相似性， 而予 以的一个 归纳性称 呼。 一归纳 的理由， 这 简而言 之有三： 一 是他们以 “右派” 称呼自由主义者， 从而将自己置于一个 “左派” 的位置上， 二是他们主张激进的社会民主变革， 符合以激进为社 会左翼象征的习惯性分类，三是他们主张恢复社会主义的荣光， 以通常将社会主义目为左翼论说的划分而言，也使其言述合理 地归之 “左 派 ”但 是， 他 们 力 图摆 脱 列 宁 主 义 一 斯大 林 主 义 。 以 式的经典实践理念的社会主义而言，也以他们主要从事的是对 现代人文学术的批评工作而言，以及以他们所取的对抗主流自 视边缘的学术姿态而言，他们的左倾取向与老左派或掌握政权 资 源的 左 派， 着 较大 差 异。 为 归类 其 左， 加 一 有 因 得 “新 ” 字。 “新左 派” 基本 主张， 的 已如 前一 部分 所述。 其出 台的 背景， 亦如 上述。 在此，“新左 派” 对 的审视， 主要 聚焦在 这一论说 的多 重 关 联 性上 面。 些 关 联 性， 成 为 这 构 “新 左 派” 说 得以 申 言 并 论 发生社会影响的前提条件。而这一分析，可以划分为两个维度， 一个就是他们据以获得认同的理论与现实依据与他们言说自身 的关联性， 即他们的言说对现实问题的理论指陈， 在相当程度具 有真实性和可信度。另一个维度则是，他们的言说之成立与否， 与他们对现实问题指陈的确当性和理论分析的健全性相关联， 与这一维度“ ，新左派” 的言说有待推敲的地方， 就比前一方面表 现得凸出。 就前一维度而言， 可以说构成 “新左派” 之得以成立， 其申述 之获得认同的正面根据“ 。新左派” 以对现实问题的痛切指陈为 支持论说的主要支点， “全面的社会民主” 以对 的呼唤为理论言 说的 中心理念。 种取向， 这 得以 使 “新左派 ” 言述， 的 具有四 个值 得肯定的方面， 其一“ ，新左派” 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特有的忧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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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对 当 下 中 国， 近 面 因
年的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产生了
丛生的问题需要人们去正视，去解决。相对于那些整天只安枕 无忧地歌颂改革开放的人士而言，敢不敢于正视当下中国存在 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已经成为检验知识良心的指标。“新左派” 所取的批判现实立场，尤其是对极其严重的社会不公（ ）间题所表达的深切忧虑，使人深有同感而极愿首肯。 同时，面对国际社会，由于苏东变局，使得某一种固定模式的社 会运行程序变得具有全球支配性，并且由超级大国美国运用其 作为国际政策的工具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国际强权乃至霸权行 径，使人愤慨。人们若果对之不加正视，没有一种为国际社会的 和平与安全，发展与共荣担忧的意识，那就无能承担一个知识分 子的责任。“新左派”以对国际资本和强权国家的批判，表现了 一个关注国际社会状况的知识人的立场，体现出对国际局势的 深深忧虑之情， 值得正面肯定。 其二“ ，新左派” 表现了因其批判 取向而具有的间题把握能力。面对由各种具体问题兼得而成的 当下中国与国际时局，人们仅仅是不无担忧地唠唠叨叨，意义是 十分有限的。因为，能不能把那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问 题指认出来，是人们得以厘清问题源流，把握大局，有效诊治的 前提。“新左派”在各种具体问题中，没有被问题的复杂性所震 慑， 而凭借其对问题与 “时代” 的直接关联， 指出了中国的 “社会 不公”与国际社会中存在的“不公”这样的间题症结所在。使人 们得以对当代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核心间题加以把握，不致于堕 入五里雾中， 抓不住问题实质。 其三“ ，新左派” 表现出了切入大 间题的理论敏感。就“新左派”自己所立定的理论目标而言，他 们是以对社会主义的眷顾立论的，而且，也是以对资本主义的抗 拒申言的。因此，他们对自己言述的理论依托有一个明确的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