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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才行： 一方面， 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如果再走 “老左派” 那 种权力批判（即如何夺取国家政权）的道路，便无法获得理论论 说的 “新 颖性”更 无法获得 社会的 认同。 ， 另一方 面， 们对 他 “右 翼”意识形态的批判，如果仍取直接对抗立说的进路（即宣告一 个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 便也无法获得 “解构“ ”宏大叙事” 的理 论效果，亦无法赢得理论言述的时代合宜性。“新左派”对这两 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意识。因而，他们将自己的言述搭挂在西方 马克思主义理论名家的论道上面， 以反对 “文化霸权” “ ，权力支 配” “ ，资本支配” 为主要理论支撑， 从而寻求到了适于表达他们 理论意欲的支持观念。而同时，“后学”的各种理论尝试，以及 “后学”“现代” 对 西方社会成功运行的诸种资本预设， 诸如理性 主义、 人本主义等等的批判和解构， “新左派”“现代” 对于 的 西方 文化与社会批判，提供了最直接的观念资源。“新左派”敏锐地 抓住 “后学” 的论证， 来充实他们对 “现代文化（ ”现代性） 拒斥的 论说。这种理论选择，起码避免了“老左派”那种只是为了争夺 国家权力的权宜论说弊病， 变得更有理论意味。 其四“ ，新左派” 表现出了可贵的理论超越祈求。在理论探索中，对于主流话语 的距离感，常常是言说者得以有创新性成就的前提条件，机械复 述主流话语，意义极为有限。“新左派”将自己的言说与西方非 主流理论话语关联起来，表现出了在主流话语之外寻求理论创 新途径的意欲，这是值得人们赞赏的举措。而且，在他们对西方 非主流话语的把握过程中，表现出一种极其努力地追踪非主流 言说的最新动向的态势，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站到了社会 理论论说的前沿。而将四个方面作一个概观，“新左派”以其吁 求的“理论创新”表现出理论理性上试图寻求突破的愿望，以其 呼唤的“制度创新”表现出实践理性上努力开辟一条崭新社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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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创思。 就 “新左派” 言述的正面意义上说， 他们有值得肯定和认同 的地方，这是不应忽视的。再就“新左派”以拒斥自由主义理论 为核心的上达哲学下及实证分析的理论批判，以拒斥“资本主 义” 为核心的呼唤社会主义的 “全面民主” 的实践要求来分析， 则 “新左派”的两个维度的论述，需要以极其慎重的态度对待之。 首先， 我们必须确认， “现代” 作为 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 义政治哲学，其哲学预设与实践尝试，确实存在大量的问题。自 由主义理论的言述，不从个体言述的差异性上着眼，从其趋同的 理性底蕴上讨论，哲学上的理性主义预设，社会理论上的契约主 义假定，实践推行上的权利论说与制衡制度构想，现实实施上的 理想祈求与兑现实际的差距，都使得自由主义必须面对严肃批 判。 其次， 我们必须相信“ ，新左派” 从上述方面对自由主义的批 判乃至拒斥，具有相当程度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的确认是基 于， 其一， 自由主义理论内部确实存在这些间题； 其二， 这些问题 是来自自由主义内部的自我批判，与来自自由主义外部的其他 观念主张者的批判，既对于自由主义的自我理论改进，也对于人 类关乎社会的理论解读整体水平的提高，具有双重的推动作用。 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我们去分析确证“新左派”对自由主义的 批评，才具有合理性的保障。也只有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我们 指出“新左派”具体对自由主义理论进行批判时表现出的失当或 过当， 才有积极意义。 概括地 讲“ ，新左派 ” 自由主义的 主张所进 行的批判， 对 其 一， 在理论理性的层面上， 是完美主义的批评； 其二， 在实践主义 的层面上，是悬空之论式的批评；其三，在批评者的主观动机上 讲，则是情感主义的诉求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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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方面分析“ ，新左派” 对自由主义理论的批评， 在问题 指认上， 它具有正当性， 而在这种指认基础上的批判， 则流于完 美主义， 以致给予了人类理智尚无法完成的沉重任务。 首先， 我 们简略地描述一下 “新左派” 对自由主义理论上一些基本预设的 批评。这一批评大致围绕着以下主题：其一是理性主义的二元 劈分观， 其二是个人主义的社会构成论， 其三是契约主义的制度 构设观， 其四是权利至上的制度操作论“ 。新左派” 从第一方面 指责自由主义陷入了绝对理性主义的泥潭。发展出相信主体对 客体的了解， 把握乃至利用， 可以无限地推动进步的现代性理念 或科学主义理念。 从第二方面“ ，新左派” 指责自由主义以原子 化的个人作为社会的构成基础， 以致于造成社群、 集体、 国家的 失落， 带来权势化个体对人民大众的支配结果， 造成社会利益得 不到有效维护的可怕后果。 从第三方面“ ，新左派” 批评自由主 义的契约观造成的结果是人民民主的失落，权势集团强势支配 社会的定势由此形成。 在第四方面“ ，新左派” 批判自由主义的 权利观造成了权利的不均衡配给，阻碍了人民群众有效参与社 会政治生活和管理公共事务的渠道的畅通性，并且以两步推论， 对自由主义的主张进行拒斥：一是自由主义将权利收束为财产 私人占有的权利，二是在法律上和制度上保障占有较大份额的 财产的私有制获利者与权力的勾结，从而将人民完全排拒于社 会权利分配大门之外“ 。新左派” 的分析当否， 依赖于其次， 即我 们对其分析的确当性的判断。一方面，我们得承认在上述四个 方面， 自由主义同任何现代社会政治哲学的理论预设一样， 都还 没有找到一个完全避免矛盾和纰漏的理论基石。另一方面，我 们得指出， 自由主义者本身是完全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 从哈耶 克对 “绝对理性主义” 的批判与对 “进化理性主义” 的建构上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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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从他对个人主义非原子主义的强调上也可得检验。也从 罗尔斯对社会契约论的改进与修正上可得解释，从他对权利哲 学的重新限定与公共理性的重视上可得理解。这样，我们就可 以说“ ，新左派” 的批评并不具有独创性， 并不是他们才看到了自 由主义的理论问题，自由主义者本身就正是在正视这些问题中 改进其理论论说的。“新左派”申论自己立场的理论基础并不全 是自己的，它依附于自由主义的自我批判基础上。进而，我们需 要指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截止目前为止，都还是建立在“必要 的”理论假设基础上的。这些假设，当然需要自由主义理论家在 逻辑上仔细推敲以促其完善，但另一方面，只要承认当代人类社 会已经完全不可能进行 “零和游戏” 的话， 那么， 预设理论前提进 行社会论说，就是人类认知难以逾越的天堑。只是去攻击这类 预设的必要性，就会堕入一个抽掉社会论说可靠性乃至可行性 基石的理论陷阱之中。如此批评的话，就只能是一个完美主义 的指责者， 可以解构一切， 却无法从事任何建设“ 。新左派” 有此 嫌疑不说， 他们所依托的 “后学” 亦在此尽显纰漏。 从后两 方面来看， 二者是紧 密联系在一起 的“ 。新左派” 以 祈求 “全面的民主” 来批判或替换自由主义理论， 但是， 他们既未 在自己的理论阐述中对民主的起源前提、保障条件、制度构设、 事实判断加以清晰的规定；同时，又未能在自己尚不能自证的情 况下，完全拒绝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为保障公民权利所进行的艰 苦理论构思和经验性的试错成就或制度成果。这样，一方面他 们前拒自由主义，后成悬空之论；另一方面理论上拒斥自由主 义，实践上又赞赏事实上正是自由主义者所承诺的制度安排。 从前者言，因为自由主义的制度要求是最起码的或最低限度的， 它要求的宪政与自由民主制度要保障的是最起码的人权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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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严。在没有其他观念体系提供替代构思的条件下，抛开自由 主义， 就抛开了基本制度的落实可能。 此时像 “新左派” 那样谈 论 “全面的民主”就成了挂空基层问题， ， 侈谈高层问题： 即挂空 了经济政治的制度保障而只要民主的结果。 从后者讲，“新左 当 派” 在现代制度上面作出自己的决断时， 他们拒斥了自由民主制 度， 而当他们以 “制度创新” 的成就， 赞美性地谈论村民自治和乡 镇企业时， 却忘了这些东西恰恰是在自由主义理念范畴内的： 在 一定程度上， 村民自治可谓还政治权利于民， 而乡镇企业则可谓 还经济权利于民。在此，理论观念上的拒斥与制度举措上的认 同， 有着明显的矛盾之处。 正是由于这些疏漏， “新左派” 使得 对 社会间题的批判反思， 多半限于情感领域， 即当他们表达自己不 满现实的愤怒情感时， 他们的批评尚有可取之处； 当他们试图在 情感之外寻求对问题的智性解释时，却难以将理智的力量作为 统帅情感跳跃的力量，议论就显得没有理论力度了。
三、 品味自由主义
“新左派” 对自由主义批评存在失当和不确之处， 并不意味 着自由主义的言述本身就因此而宣告成立。接受来自相异观念 体系的批判与一个观念体系的自我论证，是两个问题。就自由 主义的理论言述上讲， 具有着言述者不能不正视， 但是却又难于 恰当处理的几重问题：一重是作为现代性直接的社会理论产儿， 自由主义如何可能对自己的基本理论预设， 进行有效反思， 并在 反思中重建自己的理论基础。另一重间题是，自由主义作为系 统的社会理论言述， 主要针对的问题， 是个人权利及其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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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 因而， 它对权力实际运作、 理论抽象论证不是积极关注； 对一般道德哲学问题，尤其是个人美德问题，不太纳入视野之 中； 对合理现实的制度安排之外与之上的理想社会 “境界”也未 ， 曾加以生动叙说。因此，它如何能够应对来自这三个方向上的 要求或批评，以求确证自己的学理论证，涉及到它能否保持其理 论力度的问题。再一重问题是，自由主义是从普世主义的角度 来谈论自由原则的， 因此， 它对不同文化背景， 价值信念， 民族传 统的接受者来说，是否具有本质上的差异性，尚未能在普世主义 与特殊主义的双维度加以很恰当的处理。最后一重问题是，自 由主义作为近现代主流政治哲学，已经从思想史的角度讲，容纳 进互有差异的各个论说个体的自由主义观念或理论。作为一个 以“自由主义”命名的理论体系，它要能在基本原则上保持其一 致性，从而体现出言说上趋同的类型特征；同时，它又要面对批 评者指责的各个言说者之间的矛盾之处，避免使之成为自我解 构的负面因素，促其成为思想尚富活力的观念动因。在“活性” 言说与类型概观之间，自由主义思想家需要建立起一个在自己 的理论主张范围内容纳与排拒某种说辞的界限。而就自由主义 的实践推展来说，也有难题需要自由主义者面对：一是自由主义 的权利要求落实到制度操作的层面上时，它如何能够积极地保 障制度的运作有利于个人权利的实现，消极地防御制度的运作 对于自由的侵害，且避免走向反自由的强权制度；二是自由主义 在其原发内生的土壤里生长出来而足以潜移默化地推展下去， 而如何能保证其以同样的有效性透入到后发外生的“现代”泥土 里？这六个方面，关涉到自由主义理论的自我确证的信度与效 度问题。 与此同时，当中国情景中那些愿意接受自由主义理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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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人，在中国传播自由主义理念和推展自由主义的制度精神 时，也面临相当多的问题，其一，如何能够在西方众多的自由主 义个体化言说中，择善而从，把握自由主义的真精神，是理论上 需要花大工夫解决的问题。其二，如何能够在与中国传统文化 的对接中，阐释一个切合中国文化土壤生长条件的自由主义理 念，而不是从对立和冲突中加剧自由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紧张关 系，以致于抽空自由主义的本土生长资源，是理论接引上要做的 主要工作。其三，如何能够在自由主义原则的实践上，满足“坐 而论道，起而可行”的理论可信与实际可行的双重要求，从而解 释清楚当代中国是否真实地需要自由主义的理论导引的问题。 在中 国言 说自由 主义 所面对 的困难 ，又 不独是 后三 个方 面 ，由于自 由主义 理论进 入中国文 化语境 ，是文 化传通 的结 果。因此，中国的自由主义言说者不得不承接双重的负担：他 们不得不先化解西方文化语境中，自由主义思想家所遭遇的理 论难题，至少不得不先面对和正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尚未解 决的问题，在一个问题丛生的前提条件下，去应接中国文化语 境中言说自由主义的“新”间题。在这里，中国与西方、传统 与现代、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诸般问题犬牙交错地并存。 这无疑增加了自由主义言说者的紧张感。 中西的自由主义言说者，应当说对于自己理论处境中的问 题，都有自觉的意识。考虑到西方文化语境中自由主义言述的 成熟 性 ，也 考虑到 他们解 决同题的 理论思 滤的原 创性或 生产 性，同时对应到中国文化语境中自由主义言述的草创性，以及 解决问题的理论思滤的移借性或消费性，我们可以合情合理地 将解决前六个难题的期望寄托于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身上。 事实上 现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对自由主义的改进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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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确实透显出清释难题的大方向或大思路。就理论层面而言， 自由主义思想家对于自己理论的哲学预设，从来就抱有高度的 理论警觉。尤其是在反省 想家对 念，
世纪 哲学预设之风很甚的
世
纪，自由主义思想家并未将自己的哲学预设锁定。自由主义思 世纪理性主义的一些基本假定：诸如绝对理性主义 的主客二分论，从绝对理性主义延伸而出的普遍进步主义理
世纪的自由 主义思想家，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从认识
论的哲学视角，哈耶克提出的“进化理性主义”使自由主义政 治哲学走出了“绝对理性主义”的迷梦，他既坚定地批判了绝 对理性主义“致命的自负”，同时又以其对“自生自发秩序” 的阐释，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从日常生活秩序中寻求深厚支持 开启了认知论的大门。并堵住了驳难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者试图 以人为的价值设定为自由主义提供支撑条件的非难通路 。同 时，在社会契约论这一完全的理论预设上，以往自由主义者将 之作为一个当然自明的公设来对待，对其中的理论关结未予认 真打通，以致人们经验性地质问一句“什么时候有过这种社会 契约”，就可以将这一预设的可靠性颠覆掉。而 世纪自由主 义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罗尔斯，以其引进的“原初状况”和 “无知之幕”两个理念，在理论逻辑上对卢梭以来的社会契约 论进行了最有力度的改进。而且，这也改善了以往自由主义仅 从经验层面论说问题，而欠缺理论演绎能力的思想状态 。当 然，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仍然把自己的理论关注点聚焦在公 共生活中个人权利及其保障条件下，它仍然对个人美德问题， 以及理想国家境界问题 ，保持论说距离。自然，正是因为如 此，来自这两个方向上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也促使自由主义保 持其开放论说，存有一个改进论说的外部动力机制。而对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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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阐释者来讲，如何面对其理论的普适性 与文化背景差异对这一普适性的抗拒问题，是一个正面难题， 不能回避。当罗尔斯在写作《正义论》期间，他的思绪仍然还 在普世主义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当然前提的情况下展开论述。 直到来自特殊主义文化价值论的批评，并自省到自由主义政治 哲学主要是西方文化语境的产物时，罗尔斯撰写的第二部重要 著作《政治自由主义》，才标示出“交叠共识”的理念，对自 由主义基本理念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宗教背景、哲学源流、道 德诫条背景下如何可能的问题，进行解释。从而，将自由主义 政治哲学的解释，从聚焦于稳定的，在道德信念上相对一致 的，对何谓良好（善）的生活有着一致性的“优良秩序社会”， 转移到理智形成的交叠共识基础上、且作为正义的政治理念的 “优良秩序社会”上面。当然，罗尔斯的这一修正仍然有来自 “承认的政治”的主张者的挑战。而且，他这样会否牺牲自由 主义的普世价值和硬度标准，也有待深入。罗尔斯本人，也正 在其撰写的第三部著作中，尝试解答这一间题 。但起码这表 明，自由主义并未将自己的理论视为完美的东西而将之锁定， 并且在面对自己的解释难题中寻求理论的更趋健全。就最后一 点，即自由主义的个体言说具有的“活性”特征，与自由主义 作为类型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趋同性言说及其具有的“刚性” 特征，二者如何能够调适，不致于因前者的差异性而导致类型 论说的瓦解，也不致于因后者的一致性引起个体化言说的独创 性与新颖性的消失；同时，也不因为个体化言说溢出自由主义 理论规则之外而无人矫正，亦不由于来自类型相似性而掐掉富 有创意的个体言说空间， 确实 成为面对自由主义思想史解释 “何谓自由主义”这个看似简单，实甚复杂的问题时的一道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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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但是，透过自由主义思想史的审查，我们可以看出，自由 主义思想家在自觉或不自觉遵循一种自我省察或相互批评的思 想原则。从而，对过当的自由主义论说加以检点，共同维系着 自由主义所起码必须维系的理论原则的“底线”。一方面，各个 自由主义思想家是应接各个时代的社会间题以及社会需求立论 的，从而各自对自由主义理论作出了别具时代性与理论个性的 贡献。从洛克，亚当 斯密一代原创性的自由主义立论，到密 尔、边沁一代与社会主义思潮互动，而推出“最大多数人的最 大幸福”的功利主义自由主义，再到哈耶克、罗尔斯对应实践 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及福利国家实践，强调免于奴役的自由论说 和分配正义的自由主张 ，自由主义思想史体现出 “活性”特 征，而不具有任何本质主义征兆。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思想家 对某些自由主义者过当的自由言述，又率尔匡正，以保证自由 主义论说合理地将自己限定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比如晚年哈 耶克以一个市场秩序的赞同者，论说为保护真正的市场秩序， 应取消像美国联储会那样的机构发放统一货币的举措时，弗里 德曼就以一个赞同市场秩序的自由主义者出面发言，指出哈耶 克反对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的主张，已推进到一个极端而必须 指正。自由主义理论的自我更新与自我批判，正是自由主义们 能切合当代社会需要的内源动力。 就自由主义所面临的实践难题来讲，自由主义思想家历来 强调它在理论上对自由即免于强制的根本原则的把握。因此， 尽管在制度要求上，自由主义与宪政主义、民主主义有着内在的 关联，但是，它们不在同一题旨下面。从实践理性上分析，自由 主义是在现代走向已经显豁的情况下，作出权利要求和设计限 制权力制度架构的，同时，又是在社会完成现代转换，表现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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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稳定性、持续性和信念的相对一致性的情况下，申论自由主 义政一经主张向社会渗透的必要性、推展的正当性的。因此，自 由主义理论家较易趋向一种消极看护的立场，认可消极自由之 重于积极自由的观点。为此，他们对具体政治操作上运思的宪 政主义和民主主义，抱持理论警觉。并强调不论是宪制民主，还 是其他形式的政体，都应当以不侵犯公民的诸自由为起码的设 准，并进而站在现代巨型国家、复杂社会的角度，强调对直接民 主保持距离的重要性。这些都是在与自由发生亲合或疏离的制 度理念与制度安排出现之后，自由主义者所作的防守性吁请。 尽管因此而弱化了力度，但却保障了现代制度效用的可靠性，即 对公民自由的保护有效性。对于后发外生的现代国家来讲，自 由主义的生长条件与作用机制，完全没有为西方自由主义思想 家所成功把握，那是一个在这些国度中接引自由主义思想的学 人所必须做的理论工作。落实到中国，这个间题其实就是两个 相关层面扣合而成的一个重要间题：一个层面是自由与传统的 关系，另一层面是自由主义与当下社会理论需求问题，扣合起来 就是“当代中国是否真正需要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间题。这使 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实践问题一下透入到理论与实践交叠的复杂 论说层次。宽泛地说来，中国自由主义者其实不必首先化解西 方个体化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个我论说之间，以及思想家之间言 述的矛盾间题。而可以直探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之更可取的“类 型”言说，抽取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类型化言说，作为与中国 传统和当代共同对接的思想资源，从而，既处理好自由与传统的 关系，又处理好自由与当下的关系，为自由主义的实践推展辟出 最开阔的空间。 因此， 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言说， 完全有正当的理由从所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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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义都同意的一个基本立场来切入问题：这一基本立场是排 除了自由主义的具体主张的差异性而凸显出来的，即柏林在《两 种自由概念》中指出的， “无论是‘积极的’或‘消极的’自由概念， 其本质都是对某些东西或某些外人的拒斥，例如拒斥非法侵入 我的领域之人，或是拒斥声称对我拥有权威的人；或是拒斥萦绕 于怀的 欲望、 恐惧、 心理症、 非理性力 量等。 之， 总 是拒斥 各种各 样的侵扰者和专制者。”而且，考虑到当代中国自由的制度保障 的严重匮缺， 自由主义的自由吁求， “人权” 更以 作为其底线， 成 为中国言说自由主义的学人守持自由主义类型论说的底线，“一 个社会，除非至少遵循由下列两个互相关联的原则，否则，绝对 无法获得自由， 这两个原则是： 第一， 惟有‘权利’才能成为绝对 的东西， 除了权利以外， 任何权力都不能被视为绝对； 惟有如此， 所有的人才能具有绝对的权利，去拒绝从事非人的行为，而不论 他们是被什么权利所统治。第二，人类在某些界限以内，是不容 侵犯的。这些界限不是人为规定的，这些界限之形成，是因为它 们所包含的规则， 长久以来， 就广为众人所接受， 而人们也认为： 要做一个‘正常人’， 就必须遵守这些规则； 同时， 人们认为如果 违犯这些规则，就是不人道、或不正常的行为；对于这些规则而 言，如果我们认为它们可以由某个法庭或统治团体，用某种正式 的程序予以废止， 是荒谬的想法。这样言说自由主义， ” 就既可以 将古典传统中的政治抗议优良学人之风承继下来，解除与传统 的紧张关系， 又可以将西方与中国的 “国情” 差异弱化， 而凸出其 共同面对的起码社会人权规约间题，而免除与正统意识形态的 正面对抗。这是一种基于各方都不能拒斥的、源自实践要求的 现实化祈求。自由主义三百年的理论探求，最集中体现其精神 特质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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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同源异趋与致知之途
“新左派” 与自由主义同源于当今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社会理 论这一现实机缘而立论，又同源于二十年改革开放所积累的西 学资源以用之于解释社会间题这一学术机缘而申言。但是，以 二者直接互斥的论说来讲，其源头虽一，论道迥异，显然成为两 个同源异趋的对立论说。 再简明言之“ ，新左派” 与自由主义的言说之同源， 是源于二 者均面对改革开放处于一个选择什么样的社会理论，作为关键 时刻对于社会间题的急切需要。而在论说的衍伸趋向上相异， 表现为“新左派”在实践上指认自由权利不如全面民主来得紧 要，而伸张民主比之于吁请自由民主制度显得更为紧迫。从而， 在理论上拒斥自由主义对现代社会的构设，更从广阔的思想史 背景上去解构一切“现代”预设。但自由主义者不以为然。他们 确信改革开放推行至今，倘若不首先以确当的方式肯定公民的 自由权利，不以制度化的方式规范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不惟社 会的 失序 状态会 更为 严重， 谓 所 “全面 的民主 ” 更不可 期。 因此， 在社会理论上，就只有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正切合当今中国的理 论亟 需，解构现代不如建设现代来得正当。二者在理论上互斥， 但各自的得失表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所表达的理论原则更基 本、更可行。将之进一步放到中国当下实际中来沿其理论逻辑 向实践方向延伸，预演其实践后果，更可以看出二者迥异的可能 社会后果。 首 先， “新左 派” 大思 路， 理论 上， 按照 的 在 一切 现代 的理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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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均属于抵制和解构之列“ ，理论创新” 因此而缺乏任何基础； 同时，在实践上，一切现代的制度设计以及运行程式，也都属于 制约 “全面民主” 的机制， 而必诉诸 “制度创新” 来超越，“制度 但 创新” 在此也没有任何制度积累可以为其奠基。 于是“ ，新左派” 的思路衍变下去，第一步，使自己陷在一个不尊重既有制度成就 （理论上和实践上并举的） 而意图凭空制造一个 “全面民主” 的制 度来， “零和游戏” 这种 基点上的 “创新” 完全陷入海市蜃楼的论 证困局之中。因此，第二步，当他们努力想在现实中寻求已有创 新典范的时候，便以引进自由主义的制度承诺来替代人们对其 完全创新的思路与举措的期待，又使自己掉入一个从反制度崇 拜立论而又以制度规制予以证明的论证陷阱之中。第三步，当 他们以村民自治和乡镇企业等作为制度创新典范时，却无视了 乡镇企业和村民自治中权力支配，以及权钱勾结的事实存在，从 而，又使自己陷入了一个为求证明自己的“全面民主”本应站在 乌托邦立场，却抛弃了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认同一个极不完满的 现实个例的泥潭之中。第四步，当他们再试图以西方最前沿的 诸种论说来论证自己主张的确当性时，却因为没有觉察到人家 自陈的乌托邦性质，从而，使自己陷入了一个非乌托邦式的论说 来求证乌托邦式祈求的窠臼里面。这样，当他们以“反对一切形 式的控制”来对待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时，就既不可能在中国改 革开放的关键时刻，恰当地指出任何可行的改革思路和举措，更 不可能推进社会朝向理智和健全的方面发展。这样，他们反对 权钱交易一类腐败的结果，就只能是群起造反、社会混乱。愿望 与结局完全悖反。可以说，采纳“新左派”的思路去构思当下中 国改革方略， 只能添乱而不可能图治： 他们的 “制度创新”说的 ， 不过是 “不断革命” 的时髦翻版而已。“不断革命” 而 情景中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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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记忆，使人不愿覆辙重蹈。 其次， 从自由主义者的主张推衍下来， 结局就大不相同。 第 一步，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肯定人的权利和尊严， 以其对 “正常人” 生活必 具的政治、 经济、 文化、 教育、 信仰等 自由， 即观念 和行动 上的两类自由的强调而言，它足以保障一个可能以理智方式化 解社会矛盾的社会时局， 不致死陷在 “革命” 的混乱之中。 因此， 第二步，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强调对保护公民权利和人格尊严的 制度化思路， 一方面，“权利至上” 以 “ 、正义之法” “ 、限制权力” 为 观念导向，另一方面吸纳现代社会行之有效的制度成果为实践 选择，从而，辟出一条有利于规范社会运行，保障其可持续发展 的通路。第三步，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强调解决社会问题从各方 均不拒斥的 “底线” 上着手， 即从当政者“ ，新左派” 或其他与自由 主义相近或相左的人士都认同的 “人权” 出发， 来诊治社会问题， 因此，它于人的基本生活而言，可保政经权利不失，它于人的精 神生活而言，可保人的尊严或自由思想必在。至于从这一底线 能否逐级上升到一种 “理想状态”则只能付诸社会运行， ， 而不必 然地纳入当下社会目标之中，这就开辟了社会变革的可行之途。 第四步，当自由主义者将其思路置入时下中国，而预期对中国改 革难题有所突破的可能状况时，它强调的权利优先、限制权力、 规范制度、渐进变革、理性妥协等理念，就有助于一个变革社会 必须取法的政策取径：不是使原社会骤然“休克”来创造一个 “新” 社会， 是逐 渐地， 确实是 有效地 改革 那个社 会。 而 但 此中， 开启的是真实的人民当家作主，观念自由与行动自由兼具，社会 稳步走向繁荣的大门。关闭的是虚幻的人民民主、观念审查与 强制公民行为，社会在治乱中循环的门径。这应当是符合当下 中国改革所需以及全民族所愿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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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上述推衍还仅仅是在思想观念与社会走向相关联所 可能导致的后果视角讨论问题的。它与事实世界的实际结局， 还不相同。在这里，有几个重要的变数值得提出，因为它们制约 着改革思路的选择与改革的实际后果：一是国策制订者能否将 自己的思路限定到 “限制权力、 凸显权利” 上面来的问题。 则 能， 持续发展可期； 不能，“革命” 则 能量继续蓄积。 二是社会大众能 否以理性妥协的精神处理权利与权力互动过程中的所得与所失 问题，以及社会各权势力量（尤其是知识分子）能否审时度势健 立引导社会走向，关乎持续发展的社会资源丰足与贫瘠的问题。 愈贫瘠，动乱可能越大；愈丰富，良性局面越可期。这是一个既 在话题之内，又在话题之外的实际社会运行问题。话题之内，是 因为“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言述，是第二变数中的构成因素。 话题之外，是因为这两种言述无法对实际的社会运行实行操控。 但是“ ，新左派” 与自由主义的言述， 可以发挥的 “导航” 作用 则是明显的。假若通过思想之作用于社会的中介力量：国家权 力执掌者以及意识形态操控者，将其中之一的观念、举措加以推 行，按理论逻辑推想的结果就完全可能按实践逻辑施发为现实。 因此， 在面对改革开放关键时刻的 “中国问题” 论说上， 就不能不 对 “新左派” 的宏论严格审查， 也不得不指出 “新左派” 的失当之 处。而追究起来，“新左派”之论说失当和可能蕴含的实践结果 之不可期待，正是由于他们的求知方式所内在决定的。 毫无疑问，“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者都是力图诠释社会问题 的理论尝试。因此，两者都是一种使用社会科学与人文知识解 释社会间题，以求对社会有更新理解的求知努力。而“新左派” 与自由主义的分歧，并不在问题的存在上面，他们要面对的问题 是同一的。两者的分歧，是他们对问题的理解与把握，即解释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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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方式上的分歧。甚至可以说，两者在力图解释同一问题而 达到对社会的认知的起点上，差异也不大：都是要表达对社会不 公的抗议，目标也都有相似之处，都是要针对政治问题，祈求一 个更值得期望的社会局面。但何以按“新左派”的大思路推衍到 社会政治运作中，会导致一个与其期待的局面相悖反的结果呢？ 这就是因为“新左派”在解释社会问题的求知方法选择上，出现 了 障碍： 其一“ ，新左 派” 知 识学 立场， 的 不是 一种 客 观地 求解 社 会现象间复杂的因果关联的立场。因此，在求解社会问题的因 果关系时，常常将结果视为原因，原因作为结果。这种因果错 置，最明显的表现为将某种社会问题单纯地归因了某种观念作 用的结果， 以致于 “新 左派” 应当花大 力气批判的对象 权力 宰制问题，被放置到次要的位置，而不恰当地祭出自由主义政治 哲学， “实 枪打 虚靶 ”而 且， 结果 。 他们 沿循以 观念 批判 的方 式批 判社会的思路，到最后要将自己的知识论说所依托的一切理论 原则， “宏大叙事” 视为 加以解构， 以致于抽掉了自己认知社会的 一切理性基石，以及认知活动必具的起码的确定性。其二，“新 左派”无视了现代社会科学强调的一些基本差别。其中最重要 的差别是社会抗议和社会理论之间的差别。社会抗议，可以是 一种理论诉求，也可以是一种行动抉择。作为“新左派”的取向 来讲，它取的是前者，与自由主义者的取向相同。但是，作为理 论行动的社会抗议，只能针对权势集团、组织力量。因为只有他 们才能制造或导致社会不公。社会抗议不能针对某种非官方的 社会理论。倘非如此的话，就混淆了社会问题的基本因果结构， 在次要的原因上去穷溯不可能揭示社会问题真相的因果关联， 徒耗理论资源。而社会理论，是针对社会一般结构进行理论论 说的智性活动。它与社会问题发生关联，主要限于其作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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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索的对象，但并不直接承担解决社会问题、遑论导致社会不公 的主 要责任。 是现代社 会理论 之具有 这 “客 观性” 立性” “ 、中 等 特征的原因。但“新左派”恰恰只是要从社会理论中寻找解决社 会问题之道。于是，它无视理论的限度，将社会抗议的行动转置 为社会理论的批判，既走上了观念决定论之路，又遮蔽了自己在 社会抗议之后社会理论阐释的视野。终于，在他们的言说中，指 向的社会问题与他们的解说之间拉开了一道巨大的鸿沟 。其 三，“新左派”忽略了社会理论言说只能限于现实社会的戒条。 他们常常抛开现实社会条件的可行性， “更好的” “最好 侈谈 乃至 的” “ 、完美的” 社会状况， 以其所使用的 “不受控制” 的什么什么、 “全面的” 什么什么、创新的” “ 什么什么这些基本句式而言， 他们 要申诉的不是一个可期许的健全社会，所渴求的是一个乌托邦 色彩极其浓厚的理想社会。本来，他们若保其乌托邦的理想性， 并将之合理限定于社会抗议与社会批判的范围之内，就可以保 其论说的正当性。但是，他们却 亟于以一种乌托邦的论说， 去取 代一种期于解决现实 “问题” 的可行化论说， 这样， 对某种 “主义” 的渴慕就阻塞了他们解决“间题”的通途。以致于他们直接横移 某些主义的准则而虚化或悬搁了问题，而以伪问题作为陈述的 出发点。（诸如自由主义已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中国已纳入全球 资本主义体系， 跨国资本迫使中国取消罢工权益。 ） 反观自由主义言述，正好以其对社会复杂因果的审慎立场， 不滞着在简单的社会抗议层面，而乐意去寻求更合理的社会理 论解释， 并强调问题的优先性而非主义的决定性“首先是自由， （ 然后才是主义” 即此意） ， 而克制了 “新左派” 的失误， 它之适应变 迁社会的中国走上持续发展之路的社会理论需要，是由其内在 的致知理路奠定底蕴的。或许，西方国家的现代社会运动史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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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作了最好的证明，而中国的当代变迁亦将给予最新的支持？！
年
月
日于哈佛燕京学社
注 释 ：
本文的主要参考文献除文中已注明者外，还包括韩毓海：《相约
， 告别 ， 《中国图书商报 书评周刊》 载
年 月
日 。 朱 学 勤：
年， 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 即刊于辽宁教育出版社《卓议》第一辑， 以及任剑涛： 《解读 “新左派” 《天涯 》， 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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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人亲属制度的结构与 婚姻家庭悖论的终结
蔡 华
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她的思维工具，又是她的思想囚笼。 倘若说人是组成社会的分子，那么由亲属关系连接起来的 人群便构成了社会的细胞。但是这个细胞是什么呢？就是人们 所熟知的家庭吗？什么是家庭？它是怎样产生的？近两个世纪 以来社会文化人类学家为求证这些看似简单的间题对全球不同 民族的亲属关系模式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考察和分析，提出种种 假说， 付出了移山心力。 莫尔根从
世纪
年代末期起，开始关注亲属关系
问题。对他当时可能搜集到的材料进行了比较研究。从对那个 时代所称的“原始民族”的观察中，人们意识到各种社会之间存 在着巨大差别。怎样从这些文化差异中去重新思考人类文化现 象的统一性呢 ？ 世纪，作为重要思想潮流的生物进化论提供 了一种思维框架。在它的影响下，当时的研究普遍倾向将共时 中观察到的差异纳入纵时的统一中。莫尔根的著述典型地反映 了这种思维定势。他以亲属关系的组成方式区分社会，认为“原 始社会”的组织以亲属关系为本。与此相对，以西人社会为代表 的现代社会却以政治关系为基础。由此提出一套人类社会单线 进化的假说。他认定西方的亲属制度代表着最高最复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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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其他民族的不同制度则可能是整个人类历史上皆曾经历 过的，是人类童年时代的特征。因此这些现象的性质是完全对 立的。
至
世 纪三四十年代， 持这种立场的人不是实事求是， 而
是扭曲观 察结果， 牵强附会， 以使事实屈从于 理论假说。 杜撰出 诸如所谓人类蒙昧时代的 “原始杂交” “ 、群婚” 等概念； 排列出一 套人类自其源头至今各个历程的图画。随着民族志材料的不断 丰富，这种假说越来越难以为继。虽然莫氏的理论在新材料的 支持下被坚持严格实证科学原则的学界所抛弃，但是人们却在 亲属制度是认识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考察对象这一点上获得共 识，从而建立起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莫氏是当然的开山鼻祖。 进入 世纪中叶，民族学田野考察者的足迹覆盖了地球的 绝大部分地区， 在已知的各个民族中， 不论技术和经济发展程度 如何， 姻和家庭 现象都 普遍存 在。 如印度 洋的安 达曼人、 婚 例 南 美最南角的弗莱基人、巴西中部的南比夸人、南非的布须曼人， 当时都是半游牧的小群体， 几乎无政治组织可言， 不知纺织和陶 冶，无固定居所。然而在他们那里惟一堪称社会结构的便是家 庭 。观 察者毫不 费力就可 识别婚姻 的存在 。并且往往 是单偶 制。除此之外，各种民族志都肯定地报告在被观察过的每个民 族 中， 有一 部 分亲 属， 他 们之 间， 总 在 性关 系是 被 禁止 的。 后， 最
另一个被测定的普泛现象是两性的劳动分工。
列维
斯特
劳斯以上述基本事实为依据，从当时占有的材料中检测到与上 述四类现象有关的各种因素在逻辑上可能成立的几乎全部排列 组合。 从而 肯定了 单偶 婚、 核心 家庭、 亲性 禁忌 和两 性劳 动分 近 工是人类行为中的四个常数。 在审查前人的失误之后， 他另辟蹊径， 力图从共时并存的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