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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奥古斯丁:《论创世记》第4卷,第12章.9

作者: 当前章节:6457 字 更新时间:2026-6-15 17:35

谐调势必要在这个范围内进行。使这种谐调循着正确的方向进行是当前的文化政策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首先,我们一定不能像过去那样,把德国的学校,尤其是一些高等院校的人文教育仅仅看成是次要的任务,是从属于技术教育的。要对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进行越来越多的谐调(拉特瑙);要形成普及教育这一广泛的运动,充实无产阶级的心灵——他们过去几乎是完全被排斥于我们民族的精神价值之外的。要使这一切仅仅成为可能,就需要社会的上层阶级认识到,对人文教育的任务应给予特别而单纯地关注。仅具有技术知识与方法,难免导致人类的分崩离析,而一旦具备了真正的人文知识,就能使之在一起呼吸同一种精神的民族王国的空气。那时候,少数居于一群不成功的劳动群众之上的缺乏教养的技工,将成为文明的野蛮人。

这些意义重大的未来的谐调形式,将影响新一代掌权人物的人品素质,从而会引导我们作一些影响到阶级和国家前途的调和。

世界大战造成的后果以及整个欧洲大陆转型的力量结构,将命中注定地要我们对欧洲的政治、经济中的紧张局面势进行协调。因为,对政治力量和经济利益这两个领域里的紧张局势进行日益增多的调和,根本不会对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民族文化的个体性构成威胁;相反,它会更进一步促进、稳定这种精神与文化上的自主性。当然,那种产生于19世纪的,要建立一个在经济上、政治上实行扩张的殖民政策,权力绝对集中的专制民族国家的巨大历史性计划,在即将来临的这个时代里不得不进行相当大的收缩。单为这个原因,我们德国人就没有理由再去攫取新殖民地。一定范围内的联邦政治将以各种形式体现出来。在这方面,已率领着有联邦自治领土的英国已最为大度地做出了表率。至今还有一种情况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尽管资产阶级中的一些阶层和团体是“国家”的真正功臣——他们创建了最具革命性的群体生活模式并推动了向现代化民族国家发展这一历史性进程;尽管是他们中的一些阶层和团体排除了改革中的各种障碍因素——如教会、贵族、农民、封建集团、世袭领地的力量及其官僚体制;然而,这一阶级的力量和重要性却日益削弱,其中那些独立的资产阶级企业家更是首当其冲。不仅仅那些具有国际主义思想的无产阶级,就连完全新兴的阶层也都和资产阶级脱离了关系,或超乎其上,或甘居其下。那些甘居其下的阶层,逐渐形成了拥有大批私有企业的、不断趋于官僚化的、正在发展壮大的雇主阶层;而那些超乎其上的阶层则代表了金融与生机盎然的工业这两者的磁力中心。至于那些独立的中产阶级——最近曾支持法兰西民族力量政治[澎伽勒(Poincare)]——由于战争的缘故,或多或少遭受了一些严重的打击。然而,这些新兴的阶层差不多都兴致勃勃地倾向于组织一些跨越国界的国际性组织。这将迫使我们以更为宽容的态度对待别国,它与三十年战争迫使人们对不同的宗教信仰采取宽容态度是相仿的。由罗昂亲王创建的文化合作联盟,上次在海德堡和法兰克福举行会议时,我也参加了,尽管我和这一运动已有好几年的密切接触,但对这次会议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非常类似于“神圣同盟”的精神与政治倾向还是感到相当的吃惊。他们也许谈不上“神圣”,但却有一种日益增加的恐惧驱使他们这样做,欧洲大部分资产阶级都很害怕,因为以后国家之间爆发的任何战争都将危及到他们的阶级力量。由此可以想见,将来,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资产阶级分子中间会日益滋长一种和平主义思想。至于社会下层阶级,将和上层阶级同样大力主张加强和扩大欧洲经济共同体;这并非是出于自己的选择,实是生命中注定不得不这样做。在此,把政治、经济上的谐调引入正确的渠道并使之具有适当的形式这一任务,又一次落到了我们身上。

即使是作为这一时的矛盾焦点——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对抗,也会进行一些谐调的。我们还得问一句,未来的精英人物是否有足够的政治魄力对此进行和平的谐调,是否这种谐调非得不仅通过血腥的阶级斗争,还得通过阶级之间的战争才能得以实现?在大战以前,两种政治口号所表明的困难从两方面来看都已具有了不同的含义。以前基本上属于国家内部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对抗这个老问题,日前在关心社会整体利益的民族福利国家和按北美方式组成的、并同样为国际的联系服务的一些强大的商业联盟之间的争端中也开始占据同等重要的地位。意义更为重大的是,如今的一些强权国家和完整的民族独立国家(英国、俄国)喜欢把它们之间的对抗看作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抗(以前,阶级差别只存在于单个国家内部),这样一来,迫在眉睫的阶级斗争便蒙上了更具威胁性的阶级战争的阴暗色彩。因而,原属国家内部的政治问题却日益扩大成为外交政策方面的问题。笼罩在欧洲政治(尤其是德国)之上的最为可怕的乌云,莫过于伦敦和莫斯科之间的紧张关系了;而给我国造成最大威胁的,莫过于欧洲大陆的某股势力卷入英、俄之间的力量争端中,或者因对这样一种策略的偏爱而鼓励至今仍在犹豫不决的英国拿起来对付俄国。面对这种局面如何采取行动,这一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重大问题;将可能成为一个打入德国民族内部并造成极端分裂的楔子,甚至会导致一场所谓精神上的内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的政治家们合乎情理地保证要持守“严格的中立”,也无济于事;因为绝对的持守中立需要强大的力量作后盾,尤其是军事力量。一个弱小的德国,又处在如此特殊的地理位置上,是不大可能实现这种中立梦想的。然而,要是欧洲大陆诸国在各方面都能团结一致,那么,这种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秩序之间的国际性谐调便能同样很好地以和平的方式在日内瓦进行。一方面,苏联及其新经济秩序建立以来,不得不吸收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的东西,并且随着农民阶级日渐重要的地位,这个国家还逐步恢复了其典型的民族格局;另一方面,那些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恪守着私有制原则,但同样也吸收了越来越多的各种社会主义的因素,采用了全部或部分的集体化经济政策,因而,实际情形乃是双方越来越多的名称与概念上的矛盾得到了谐调和解决。

一个人,无论他是谁,在什么国家,只要是为新的实力集团或阶级之间的谐调服务,都将不得不包容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生活中存在的各种不同的思想方式、道德规范、宗教习俗;都将不得不通过精神与心灵的内部调和来协调它们之间的分歧。由于这一问题影响到不同的意识形态,我已在别处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探讨。我们面对的是两种基本的历史哲学:一种认为过去主要是集体经验的结果,另一种却认为主要是伟人的业绩;一种把历史看作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另一种则认为它是发生在带有一成不变目的性的“上帝安排”的“限度”内的事件的总结;一种因惧怕未来而赞美“过去的好时光”,一种却是怀着末世论的希望、永远憧憬着那种断然否定过去的乌托邦式的理想;一种是相当唯物主义的,另一种却是极为唯心主义的。这两种哲学观都不是由事物的本质所产生出来的,而都是一些完全建立在阶级神话基础之上的逻辑范畴和意识形态,它们证实了,实际利益比理性更有威力。但是,谁若是想对政治有清晰的洞察,两种观念都得放弃。

因此,只有懂得如何把欺骗的原因、把从属于某一阶级、把参与民族历史神话的创造所可能具有的影响考虑在内,只有懂得如何抹去蒙在灵魂之眼上的蜘蛛网,人们才能认清现实,并找到一些可行的方法去克服沿袭下来的矛盾。正因为这一点,对历史教学进行彻底的改革也就具有了高度的重要性。只要对人类、历史有着自己观点的“经典”思想以及与此相关的、片面的有神论还在上层阶级中占有主要地位,那么下层阶级与那些已经开始起来维护自身利益的国家,就会一直坚持着亵渎神灵的、终究不过表示“一个人就是他吃下去的东西”这样公式化的自然主义观念,或者会一直坚持着某种与之相类似但更为精炼的思想,去嘲笑大人类的一切形而上学的束缚。

人们不应该自欺欺人,不该认为无产阶级大众重又会加入某个宗教组织或重又信奉某种宗教,即使今又由于资产阶级思想上的混乱与绝望,再加上由此导致的国家威信的日益减退,而使教会赢得不少势力。基督教信奉纯粹精神的、创世的上帝,相信人类的堕落、人类与生俱来、无法弥补原罪,并用这些来解释许多自然界和社会上的罪恶现象如战争、国家对暴力的使用、卖淫等。似乎这些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而不是社会变革的产物——所有这些观点,就像关于人的经典观念及其变体一样,是专属上层阶级意识形态的。而且,位格性的有神论仅仅来自于异教的东方君主大国,这一事实便证明了,这种有神论是一种具有强烈的家长制文化色彩及其思想方式的君主意识。把上帝视作“绝对精神”(黑格尔)的泛神论也基本上是属于上层阶级的意识形态。只要上层阶级仅仅相信绝对精神的自发力量,绝对意志的积极和肯定的力量,不满足于精神意志对人类及人类历史仅仅起着“导向”作用,只要上层阶级把这种信仰作为从事政治、社会活动的基础,特别是在教育领域,那么,正如我们所说过的,下层阶级也会一直坚持着关于人类的纯粹自然主义观念,这种观念对宗教及其权威只作社会学与经济学的解释。

各个阶级要在形而上学、宗教方面,因而也就是在政治、社会各方面都达到完全的有机统一和相互协调,将只能通过建立这样一种形而上学,这样一种关于自我、世界、上帝的观念:它融合了光明与黑暗,精神与命运决定论,以及对生存与生命的神秘冲动;这种观念同时把人视作精神动物和受冲动驱使的动物,并使人植根于一切事物的神圣来源中;它承认生命和自然对精神的完全依赖,也承认精神对生命与自然的普遍依赖。它把这种相互依赖性结合起来形成了关于世界本源的观念:作为物质存在的世界的本源是超越于这一对比的两个极端的;在那里,精神与生命、理念与力量达到了和谐,当然,这种谐调必须同时发生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并且不能脱离人类的行动。

研究宗教和形而上学这两种体系的社会学,其目标是要把有关上帝、得救这种观念和社会模式、政治体制联系起来,在这一领域里,韦伯、特洛尔奇、施米特(C.Schmitt)以及一些人种学家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事实上,宗教观念的世界不可能真的从历史模式,甚至经济生产状况中直接产生出来。不过,两者却由一条内在纽带——一种对于存在的共同的基本观点和态度——维系得紧紧的,并同时难以察觉或辨认。如果这一共同的纽带不存在,如果人类的总体生活中不是充满着和渗透着内在的宗教观念,那么宗教就成了一种僵死的传统;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也不能再度使人类成为一个整体,而只会使之四分五裂。只有那时,宗教才会应了马克思对其终极本质的错误断言而成为各种非精神利益的体现,也才成为为了某一阶级利益而希望保留某种过时的社会状况与思想意识的体现。当代有关人与神性的观点(它们只能同时发生变化)确实是这样的,它们不再符合人类发展的历史阶段,不再符合人类现有的社会结构;它们使人类与世界本源的关系背负着不成熟时期的特点:人类被牢固地分隔成各个单独的文化群体,并且几乎没有什么动力促进它们相互之间进行调节。这就是我们之所以必须大大地修改有关人在宇宙中形而上学位置的那些理念,并尽最大努力把它和历史真实结合起来的原因。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就新的精英人物——当然包括政治精英人物与宗教、形而上学的关系,以及所可能发生一些转型的形而上学观点作了陈述;此外,我还想就精英人物对教会信条采取的基本态度谈一些意见。

我认为,对于宗教和形而上学,政治精英人物可能有这样四种态度:第一种态度是教条主义地信仰教会条文及其一切影响——不管是因为简单信仰,还是因为固执己见地对教会及教会法条文一律服从,他们都使自己完全变成教会中的一员。第二种态度可用一个词组来概括,即“压垮无耻之徒”,如苏联的政策,以及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一般来说都是如此。第三种态度是马基雅维里式的态度;今天已由“法兰西行动”和法西斯主义广泛地实践过了。这里,政治家本人对宗教是完全持怀疑态度的,并暗中按权力原则行事。表面上,他赞成宗教和教会,把它们作为驯服群众的工具或作为一种“民族神话”,然而在事实上,他即使不嫌弃它,也还是对它相当冷淡的。第四种态度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经斯宾诺莎,再到歌德、黑格尔、叔本华以及哈特曼(R.Hartmann)等所有古今伟大的哲学家对宗教组织与形而上学所持有的态度。关于这种态度,斯宾诺莎阐述得极为清楚:“宗教是群众的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是思想家的宗教。”群众乞求着那些隐藏在各种图片和符号背后的东西,并对此敬若神明;思想家则选择一些纯粹的并可加以推理的成分,并带着虔敬的态度把它们上升到思想领域。既然两者都牵涉到充满生气的精神活动,而且,只要如此,深层意义的一致性便能使这两种对终极价值的各自寻求状态连接起来。

对于持第四种态度的人来说,第二种态度是极端愚蠢的,因为某些宗教神话是从属于每一个民族的根本存在的,而“群众永远不会成为哲学家”(柏拉图)。至于第三种态度,则是一种让人讨厌的骗人把戏,它错误地把政治因素从人类整体中孤立出来、带给人类的只是进行过分解的宗教和教会自身。关于第一种态度,我必须说:今天的精英几乎完全不可能一方面站在完全赞成某种教会组织信条的立场上,同时却又能公正地对待历史转折关头的重大要求,而且还能确保防止对那些信条的歪曲,不仅仅维持着表面上的一致性。例如,一些天主教团体就曾认真地讨论过魏玛宪法中有关统治德国人民的条款,是否并不直接与教会最高权威对该宪法的强烈谴责相矛盾。

我的信念使我相信,精英人物作为一个必须把今后的谐调引入正轨的团体,一定不能效忠于任何一种教会组织。一旦涉及到有关宗教组织的价值和真实性时,这些掌权人物应站在精神和道德的最高层次,尊重伟大的信仰传统及教会机构,尽管制止信仰方面的各种争端,主张自由地交流意见。而关于终极的形而上学观点,将不会像近几年的精英人物们所做的那样,只建立在路德、康德和德国唯心主义传统的基础上,也不会只建立在任何其他传统的基础上,而是应该包容宗教史上及形而上学史上所曾有过的那些完满的、不同的理解。从根本处来看,精英人物会以过去一切伟大的思想家为榜样,按照他们的教导,从自身精神的自发力量中,从自己对世界及历史的经验中,得出对他们生活与行为的出发点——上帝、世界的看法。在坚持这一立场的前提下,它首先会试着去判断,在教会的成文信条、对正义的看法以及教规之中,有哪些因素是与自己在考虑现实完满性时所得出的观点相干或不相干的。与此同时,它将记住,有意义及精神价值领域里,一切宗教组织所具有的特点:图书符号和历史叙述,在许多方面都是与一些理性观念、概念以及具体的道德哲学相吻合的。正如黑格尔曾恰如其分指出的,同一种“意义”可能以宗教信仰的想象出现,也可能以哲学概念的形式出现。关于在即将来临的时代进行谐调这一最高终极目的,关于对上帝、世界、人类的各种不同的形而上学理念进行谐调,我不多说了。不过,我敢大胆地断言,即使是在这个最高目标的领域,我们还是能见到,所有国家的伟大思想家们与精英人物之间的一切基本见解都将日益(几乎是很奇怪地)趋于一致,尽管至今几乎还没有什么人认识到这一点,但大范围的谐调毕竟已全面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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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舍勒在此造的这个词显然有意与尼采的“超人”(Übermensch)词相对。——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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