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迄今为止的发展在我看来，所需要的解释不是别的，而正是对动物的解释。人们在一小部分人类个体中，观察到一种对更广泛的完善无休止的渴望，这可以泰然地理解为本能压抑的后果，人类文化的精华就建立在这个后果之上……（第40页）。
人们还很少注意到，自从弗洛伊德建立起他的由性力和死亡本能这两种基本本能构成的二元基本学说以来，后期的弗洛伊德不只与叔本华，而且甚至直接与佛陀的学说取得了罕见的一致。按照这两种学说，精神的一切形式从物质经由植物、动物、人类直至那个占有“神圣知识”的智者，在根本上是走向寂静的无、走进永恒的死的僵化的节日游行队伍群。我相信，弗洛伊德失之谬误，他给任何有机体都赋予了一个无条件的维持所在的倾向，一个趋向静止、寻求保护刺激和“使刺激永久化”的趋势。在动物身上，力量系统加入进供给养分、生长和繁殖的系统中，并游离于这些系统和周围环境之间（植物相反）。按照弗洛伊德的学说，这个力量系统作为生命回复无机状态的元渴望，在根本上具有与虐待狂的、破坏性的死亡本能相当的业绩。
任何一种这些消极理论的根本缺陷，是这样一个事实，它没有对以下问题给予丝毫的解答：人身上是什么在否定，是什么否定求生意志，是什么在压抑本能？受压抑的本能能量有时变成神经病，而有时却升华为创造文化的行动，造成这个事实的不同的终极原因何在？升华到什么地方去？为什么精神的原因至少在局部上与存在原则一致？最后一问：本能受到压抑、升华，求生意志被否定的目的何在——是由于哪些终极价值和终极目标的缘故？人们必须向阿尔斯堡提个问题：是什么使器官免于劳作？是什么发明了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工具？拉马克把创造新器官的“需要”本身视作“需要自身的满足的”终极“目的”，实在是过高估价了这个“需要”，仅仅这个“需要”本身是远远不够的。为什么那些成百上千个适应能力差的物种都灭绝了，而人这个适应性如此之差的物种为什么却没有灭绝？这种病态的、落后的、忍受着苦难的动物，其基本状态就是胆战心惊地作茧自缚，自我保护它的适应性极差、极易受损害的器官。而这个几乎已被宣判了死刑的存在，却得以钻进“人性的原则”，并借此进入文明和文化之中以自救。这一切又是如何可能的呢？有人说过，人所具有的本能大大超过了原始的物种特征（A.塞得尔），所以人必须抑制本能。然而——这种过量的本能大概恰恰相反，应是业已完成的本能压抑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关于人的消极理论是以应当通过这个理论来解释的东西为前提的，这就是：理性，精神，精神自己的、自足的合法性，及精神的诸原则与存在的诸原则局部的同一性。引发本能压抑的，正是精神。伴随观念和价值的意志，拒绝向本能生命所有违抗意志的冲动提供进行一个本能行动所必不可少的想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却又像把诱饵放到猎物眼前一样，把适合于观念和价值的想象放到觅食的本能面前，旨在以这样的方式来协调本能冲动，使它们实施那个以精神为前提的意志工程。上述这个基本过程我们想称之为控制（Lenkung），它的组成部分是给本能冲动“设置阻碍”和“排除阻碍”；观念和价值通过本能运动来实现其自身，而我们把“引导”（Leitung）理解为——似乎如此——将观念和价值本身放到本能运动前面来。精神所无能为力的是：自己创造或消除任何本能的能量。但不仅这个发自精神的压抑，而且那个最终目标，也是某种积极的东西：内在的自由及自足变化和获得强力及行动——简言之，赋予精神以活力。只有这才理所应当地称得上生命向精神的升华——然而却不是那个据说创造出新的精神品种的神秘过程。
2.古典理论及批判
对消极理论进行了分析及批判以后，我们又回到了所谓“古典的”理论。如同我已说过的那样，“古典的”理论同消极的理论一样是错误的。然而，鉴于关于人的古典理论几乎统治着整个西方哲学，所以对于我们，其谬误的危险性也就更大。这个理论自古希腊的精神和理念概念的肇起便产生，是关于“理念自身的力量”、理念原初的力量和行动、理念的影响能力的学说。希腊人最先构想出这个学说。这个学说通过希腊人又演变成大多数西方市民阶层的基本观念。[4]关于精神的这套古典理论源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他们那里，精神最早以创造力量的姿态出现。创造的力量从一个［非在］或者更确切地说，从最高级的物质的“可能的存在”来为世界塑型。犹太基督教的虔诚性只允许上帝是纯精神，并赋予上帝一个积极的、创造性的、甚至万能的意志，而不仅仅是引导和控制（阻碍和排除阻碍）；古典理论也以这种虔诚性的一神教形式出现。古典理论还以泛神论色彩更浓的形式出现；如在费希特的著作或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中的那样。按照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世界历史应存在于神的理念根据辩证法的法则进行的自我阐释之中，而人在其内核中只是正在变化着的自我意识，永恒的精神的神性主动地“在意识当中”获得了意识——无论古典的理论以什么形式出现，它随时随地都失之于同一个谬误，即以为精神和理念拥有一种原始的力。这个古典的人论主要以两种形式出现：或是关于人的精神的灵魂物质的学说，或是其他认为只有唯一一个精神存在的各种学说，按照这些学说，所有单个的精神与这个独一无二的精神相比，都只是这个精神的不同形式和行动中心（阿威罗伊，斯宾诺莎，黑格尔）。灵魂的物质学说的基础从它自己这方面来看，在于完全公正地应用外在的物范畴，或者说——在这个范畴更早一些的形式中——在于对类似于灵与肉（托马斯·阿奎那）关系的“物质”与“形式”范畴进行有机地区分和应用。这两种把宇宙起源学的范畴应用于人的中心存在的做法，都是无的放矢。人的人本身（Person）不是“物质”，而只是对许多行为施行君主政体式的安置，也就是说，在这些众多的行为中，有一个行为领导和指导其他行为。不过，我们还是不对这些学说的具体形态进行批判为是。人的“古典”理论所由产生的那个根本错误，是一个深刻、原则性的错误，与整个的世界观有关，这就是：假设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其秩序自世界产生以来就不变地是这样的，即存在的形式越高，也就越有力量和权威，而不只是越有意义和价值。
对我们来说，下面两种想法都同样大错特错：一方面认为每一个较高级的存在形式——例如生命之于无机物，意识之于生命，精神与处于人身上及体外的原始人的意识形式相比——都是自发地从属于较低级的存在形式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唯物论和自然论）；另一方面认为，高级的存在形式是低级的存在形式的原因，认为存在着一种生命力，一个意识的行动，一个自产生之时起就强有力地行动着的精神（活力论和唯心论），如果说消极理论导致错误的机械论的全知论，那么，古典理论的后果则是所谓“目的论”世界观站不住脚的胡闹。这个世界观还正统治着西方世界的全部一神论哲学。最近，尼柯莱·哈特曼[5]一针见血地道出了我在我的《伦理学》[6]中所持的同样的思想：“较高级的存在和价值范畴天生就是较孱弱的。”
3.精神与力在自然、人类、历史和世界的终极原因中的关系
只有力和作用的洪流才能设定此在和偶然的所在，这条洪流在我们居住的世界上，不是由上而下，而是由下而上流淌！无机界不需要依附其他任何事物，因而傲然屹立在它自己固有的法则内——在很少几个地方才含有诸如“有生命的”一类东西。植物和动物毋须攀附人，也可以豪迈地挺立在人的面前，其中动物依赖植物的程度又远远高于植物依赖动物的程度。动物的生活方向不仅意味着得利，与植物的生活方向相比，也等于是一种损失。因为动物已经没有与无机物的直接交往，而植物则借它汲取养分的方式保持着这种联系。与人类此在的高级形式相比，数量巨大的动物在历史上，在它们运动的固有法则中，也类似于植物之于动物，独立自足。人类历史上文化的繁荣时期既短暂又罕见。美，娇媚柔弱，易受损害，也是既短暂又罕见。存在于高级的或低级的存在形式和价值范畴、力量和权威之间的关系、形式就是在这些关系中实现自身的。这些关系的秩序可以用这句话来概括：“从根本上说，低级的是强大的，最高级的则是孱弱的。”任何一个高级的存在形式与低级的存在形式相比，都相对地软弱无力，而且它不是依靠它自己的力量，而是依靠低级形式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生命过程本身，是一个具有独特结构的在时间中已成形了的过程，但是这个进程却只是借助于无机界的材料和力量才得以实现；而精神与生命的关系又是完全类似于此的。也许精神能够通过升华的过程赢得力。生命的本能可以进入精神的法则和观念及意义的结构中（或者不进去），精神为生命的本能指明方向，不让它们看见观念和意义的结构及精神的法则。无论在个体还是历史中都一样，在这个进入和闯入的过程中，生命本能赋予精神以力——但是精神原本是天生没有自己的能量的。这就是说，高级形式“决定”着世界形态的本质和本质范围，但它自己却是由另一个、自开始就为元存在物所特有的第二个原则来实现的：即创造着实在、规定着偶然性的情境的原则，我们称之为“欲求”（Drang），换言之，创造情境的欲求想象。
无机界的理念“盲”、形式“盲”和形态“盲”的力量中心作为这个“欲求”最低的影响点，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按照我们当今理论物理学的一个流传势头越来越强劲的观点，在它们之间的一致或对抗中，这些中心似乎并不屈从于任何本体论的法规，而只服从统计式的法则。生物的感觉器官和感觉功能更多地呈现出世界的有序进程而不是无序进程；生物正是靠着这一点才把那个“自然法”带入世界的，知性后来便抄袭了这个法。隐藏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偶然和任意的混乱（Chaos）之后的，并不是法则；而正是混乱，才是藏在形式—机械论的法则后面。有一种学说声称，一切具有形式—机械论结构的自然法，在最终原理上只有统计的意义，一切自然事件（也包括微观范围）就是从任意的力量单位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事件。如果这个学说居然成立的话，那么我们的整个自然观将经历一个巨大的转变。然后所谓的形状法则，即规定着事件的某种时间节奏，并——不依赖这个节奏——规定着肉体的此在的某些静态形状的法则，[7]证明自己是真正的本体法则。鉴于在包括生理和心理范围的生命范围内，只有形状法则类（尽管不一定只是物理学的物质法则）的法则才成立，所以自然的法经由这种理解又将变成一个严格统一的法。故而使世界中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具有升华的概念，大概也并不是不可能。升华于是将产生在任何一个基本过程中。存在的低级领域的各种力在世界的变化过程中，逐渐地将被用来为一种塑造得较高的存在和变化服务——就如同产生于电子中间的力服务于原子的形状，或在无机界内活动的力为生命的结构服务一样。所以，人的生成和精神的生成，必须视为迄今自然的最后一个升华过程——被有机体接受的外部能量，越来越多地汇入我们所认识的最复杂的过程，即大脑皮层的兴奋过程中。人和精神的生成，一方面表现在这个日益增大的汇入中；另一方面也表现在本能升华类似的心理过程中，即把本能能量转化成“精神”行动。
精神与生命之争的这同一个过程，我们也在人类历史上以另一种形式遇见到。黑格尔说，人类历史存在于纯粹理念的阐释之中。当然，对于人类历史来说，黑格尔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反之，正如我在我的《知识社会学》中深入揭示出的那样，卡尔·马克思的原理完全成立。马克思认为，没有经历过兴趣和激情的观念——即产生于人的活力和本能区域的力——在世界历史中经常不可避免地“出丑”。尽管如此，历史表现出一个总的说来在不断增长着的给理性以权力的趋势，但这个趋势又是通过观念和价值之间巨大的本能的群体倾向和兴趣联合，在不断地占有观念和价值的基础上实现的。即便在这里，我们也不可过高估价人的精神和意志对历史事物的进程的重要性。人的精神和人的欲望的重要性从来也不超过——这一点我已说过——引导和控制。这句话的意思不过是这样，精神以精神的身份用观念来规劝本能的力量，欲望则给必然已经存在的本能冲动提供这样的劝诫，或从冲动那里夺走之。正是这些劝诫能够把观念的实现转化为具体。一场纯意志对本能力量的短兵相接纯属子虚乌有；倘若果真有进行这场战斗的意图，那么战斗反而刺激本能力量，使之更趋于片面。圣保罗已经有这个经验，他说，法律就像一头咆哮的狮子到外乱窜，企图使人们都传染上罪孽。近来，詹姆斯[8]也就这一点发表过深刻的见解。有一个较高的价值，实现这个价值就使人忘掉恶，而且这个价值还吸引着人的精力。如果欲望的意图不在于这样一个价值而只是在于单纯区别、否定那个目的是在良心面前显现为“坏的”本能，那么这个欲望不论要求什么，只会适得其反。所以，人也必须学会容忍自己，也容忍那些他身上被他视为坏的和堕落的爱好。人不可直接对这些爱好进行斗争，而必须学会间接地克服它们，把精力投入到他的良心认为是善的及适合的、为他所接受的任务中去。斯宾诺莎在他的伦理学中深刻地论述过“勿抗”恶的思想，在这个思想中蛰伏着一个极大的真理。把人的生成放到升华概念之下来看，人的生成体现了自然的所有本质区域为我们熟知的最高的升华和最紧密的统一。在一幅如在这里间接描绘出的世界景观面前，对世界现实的“目的论”和“机械论”的解释——这个统治了千百年的矛盾，迎刃而解了。[9]
不言而喻，这个思想过程即便在最高的存在——世界的终极原因面前，也不会止步。“通过自身”而存在的存在（das durch sich seiende Sein），一切其他存在都以它为转移；就算再给它加上精神这个定语，它作为精神性的存在也绝对不占有本真的权威和力量。相反，对现实及其通过本质法则和观念不可能清楚地规定的偶然的所在承担责任的，是我提到过的另外一个定语——这就是最高的存在中的“自然的自然”，即那个万能的、装载了无限的图像的欲。如果我们把一切有限存在的最高原因中纯精神的定语称为deitas［最高的存在、神性］，那么我们称之为这个原因中的精神的神性，绝不会得到任何积极的创造性的力。在这个结论面前，“从虚无中创世”的思想分崩离析了。假如精神和欲求的无对抗存在于“通过自身”而存在的存在中，那么这个存在与世界的关系就必然是另外一种。我们说：万物的根据如果想要实现它的deitas和deitas中丰富的观念和价值，就必须为创造世界的欲求扫除障碍，以便在世界进程的时间流逝中实现它自己——换言之，为了把它的本质在这个进程中并依靠这个进程变成现实，它就必须忍受这个世界进程。“靠自己而存在的存在”在多大程度上把永恒的deitas实现于存在于人身上和通过人而存在的世界历史的欲求中，“靠自己而存在的存在”就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或许称得上神的此在的存在。世界本身在多大程度上变成永恒的精神和欲求的完美躯体，这个本身没有时间性，但是在时间上把自己表现为有限体验的过程，就在多大程度上向它的目标、神性的自我实现靠拢。这个狂暴的暴风雨就是“世界”。只有在这个暴风雨的运动中，使价值和存在形式的秩序适应那些确实有作用的力，或相反，使力适应价值和存在形式的秩序，这个事件才可能发生。的确，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一个原始关系的逐步逆转。按照原始关系，较高级的存在形式是较弱的，而较低的存在形式是较强的。换言之，原本孱弱的精神和原本强大的，即与一切精神的观念和价值相比盲目的欲求，通过正在演变着的使隐藏万物的表象后面的压抑（Drangsale）变成精神和观念而相互渗透，同时使精神变得生机勃勃，并赋予它以力量——这便是有限存在和事件的目标和结局。一神教却本末倒置，把目标和结局放到自己的起点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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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布特韦克（1766—1828），哲学家、美学家，曾接受康德的超验哲学，后又批判之，倾向于雅可比的观点，认为哲学上的确实性完全基于人们能够洞察到终极的存在这一事实。著有《现代诗歌与修辞学史》、《宗教与理性》等。——译注
[2] 马赫（1838—1916），奥地利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他提出了光学、力学和波的力学的许多重要原理；在哲学上，他支持这样一种观点：所有知识乃是感官经验（或观察）材料的概念综合。著有《感觉的分析》等。——译注
[3] 阿德勒（1870—1937），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建立了个体心理学体系，设计了一种灵活的支持性心理治疗的方法，以指导有自卑感的情绪障碍患者达到成熟。——译注
[4]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古典理论也是一种阶级意识形态，是上层阶级、市民阶层的意识形态。参见拙著《知识社会学》，载于《知识与社会》（202页及以下各页）。
[5] 哈特曼（1882—1950），深受柏拉图影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20世纪前期德国哲学界主要人物之一。和舍勒一样，哈特曼认为现实是没有意义的，尽管它是有秩序的，并且是部分合理的。因此，一个人不得不在一个完全违背其愿望的世界里生活，但这也是一种英勇的业绩。著有《柏拉图的存在逻辑》、《本体论的新途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史》、《伦理学》（三卷）、《自然哲学》和《美学》等。——译注
[6] 指《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实质的价值伦理学》一书。——译注
[7] 这里参见我发表在《知识形式与社会》中的论文《劳动与认识》中的论述。
[8] 詹姆斯（Henry James，1842—1910），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实验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提出心理学的功用观点，论证了知识和思维在生存斗争中的工具作用。后来转而研究上帝的存在和性质、灵魂和不朽等。——译注
[9] 参见我发表在《知识形式和社会》中的论文《劳动与认识》。
五、论人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与“宗教”
哲学人类学的任务是，精确地描述人的一切特殊的专有物、成就和产品，是如何从在以上篇幅中简短地阐述过的人的存在的根本结构中产生出来的，如语言、良心、工具、武器、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国家、领导、艺术的创造功能、神话、宗教、科学、历史性和社会性。在此，我无法讨论这些成就。不过，在本书的最后，我们的视线似乎应该转到结论上来，看看从上述有关人与万物的原因的形而上的关系之中得出什么结论。
人能够表明，就在人通过世界意识和自我意识，通过他自己的心物自然的对象化——精神特有的标记——而成为人的那一刻里，人也以什么样的内在必然性必然把握住一个超世俗的、无限的和绝对的存在最形式化的观念。这是人的自然从低于自己的存在阶段中渐次发展的过程中的最美的果实之一。一旦人把自己——这个过程也属于人的本质，是人的生成本身的行动——从自然整体中提出来，并把自然变成自己的“对象”，他随即惊恐地转向自身并问道：“我自己在哪里？我的根据是什么？”人不可能再这样说：“我是世界的一分子，我处在世界的包围中。”因为他的精神和人格的现实存在，在空间和时间里比这个“世界”的存在形式更高级。当他这一转身时，他仿佛看到了无（Nichts）。在这一眼中，他似乎发现了“绝对的无”的可能性——这个发现驱使他继续提问：“为什么存在着一个世界？‘我’到底为什么及怎样存在？”必须理解存在于人的意识之间的那个关联所具有的严格的本质必然，上帝在这同时只是被理解为装饰了定语“神圣”的“通过自身存在的存在”，而这个存在当然可以披上五颜六色、色彩纷呈的外衣。一个绝对的存在所具有的范围，无论可以体验及认识与否，与存在的自我意识和世界意识一样，在结构上同样属于人的本质。洪堡[1]谈到语言时说过，因为人只是靠着语言才存在，因此人不可能“发明”出语言来。那个在自身里独立自足的存在，放射着神圣的威严，巍然超越一切有限的经验内容和人的集中存在本身。洪堡的论断对于这个威严的存在的形式上的存在范围，仍然具有同样严酷的效力。倘若人们把“宗教和形而上学的起源”这几个词，不仅理解为用一规定的假设和信仰思想填满宗教和形而上学的起源这个范围，而且理解为这个范围本身的一个起源，那么这个范围的起源就与人的生成本身变成一回事了。“世界到底存在着，而不是不存在着”，“人本身存在着，而不是反之不存在着”；人必定是直观的，必然会发现这个事实，是可能的而非必然的，而且是在人意识到世界和他自己的同一时刻发现的。由此可以看出，认为“我在”（笛卡儿）或“世界在”（托马斯·冯·阿奎那），先于“有绝对的在”这样普遍的定理，并且想从前一类存在类型通过推断达到绝对的范围，的确完全是一个谬误。
世界意识、自我意识和上帝意识，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结构统一体——恰如对象的超验与自我意识产生于同一个行为，即“第三反射”。人什么时候才确定他的中心呢？——当那个“非也”变成外界具体的现实，精神的现实的存在及其观念的对象在这个“不”当中构筑起来时；当面向世界的行为出现，要无限地闯入发现了的“世界”范围去探索，不停留在任何一个事件上，当这个永不休止的欲望产生之时；当正在变化的人毁弃一切先于他的动物界的方法，即被迫适应外界，或使自己适应外界，反其道而行之，使被发现的“世界”适应他自己和他的已变得有机、稳定的生命；当人使自己脱离自然，以便把自然变成他统治的对象，以及新的艺术原则和符号原则的对象——就在这些行为发生的同一时刻，人必然在世界以外、在世界的彼岸确定下自己的中心。但是现在他已经无法再把自己理解为世界的一个“肢体”或简单的“部分”，他自己已经勇猛地超越了这个世界！
人发现世界的偶然性，发现了他的存在核心偏离了世界这个最大的偶然之后，又还可能有一种双重行为。一方面，他会对此感到惊诧（），并开动他的认识精神去探索绝对，使自己加入进绝对之中——这便是任何种类的形而上学的起源。形而上学在历史上的出现很晚，而且只限于很少几个民族；然而，另一方面，人也可能出于不可遏制的寻求拯救的渴望，不单是拯救自己的单个存在，而首先是拯救整个同类，以存在于他身上的、从产生起便与动物相反的过量想象为基础，并在这个可怕的过量想象的协助下，用他喜爱的形象遍布存在的范围，目的是通过礼拜和仪式钻进形象的力量里，以便求得一点“保护和帮助”来“撑腰”。因为他在与自然异化和把自然对象化的基本行为中——也在他的自我存在和自我意识与这个行为的同步变化里——自己似乎掉进了纯粹的无之中。以这种求救、求援的形式来克服这个虚无主义，就是我们所说的“宗教”。宗教最初是群体的和“全民宗教”，直到很晚的时候，伴随着国家的产生，才成了“创始人宗教”。世界对于我们，最初是作为对生命中我们的实际存在的抵抗而存在的，这种情形早于作为认识的对象；同样确定的是，那些赋予人以力量，以便人在世界上保护自己——这种帮助最先是由神话，后来是由从神话中脱胎而来的宗教提供的——的思想和观念构造，论到关于那个新发现的范围时，在历史上必然先于所有那些以真为目的的认识或对这种类型的形而上学的尝试。
我们现在找几个人在自身和一个最高的Diege[2]的基石之间营造起来的关系观念的主要类型，并只限于西方—小亚细亚的一神教阶段。这里，我们可以找到形形色色的观念，如当上帝把某一个民族选为自己的民族后，人与上帝订“约”（古代犹太教）。又如，按着交往的社会结构的不同，人似乎是“神的奴隶”，浑身充满诡诈和低级的求救心理，拜倒在神在面前，企图借助乞求和威吓，或者用魔法使神注意。在更高一些的形式中，人显现为至高无上主宰一切的“主”的“忠实的奴仆”。所有人与“上帝”的关系，都是儿童与“父亲”的关系，这样一个理念达到了一神教范围内可能出现的最高级、最纯粹的人的观念。人与上帝是由本质上相类似的“圣子”来居间调解的。“圣子”在他自己的内在本质中向众人显示上帝，他自己凭着神的权威给人们规定信仰的内容和戒律。
所有这类观念，我们都本着我们对于这个关系的哲学思考加以拒绝。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我们不承认一神教的前提条件，即“一个精神的、在其精神性里万能的人格的神”。在我们看来，人与世界终极原因的关系在于，人以其人的资格，就是说既是精神存在，又是生命存在的身份，只是“通过自身而存在的存在”的精神和欲求的一个分中心——世界的终极原因在人身上直接理解并实现自身。其实这就是斯宾诺莎、黑格尔及其他许多人古老的思想：当人发现自己的根据在于元存在者之中的那个动作产生的同时，元存在者也在人身上意识到了自身。我们只须将这个迄今为止被过于偏激地用理智主义来对待的思想稍加改造。为着至高的存在的理想的要求，以及尝试实现至高存在的要求，并在这个实现的过程中把那个从元原因中生成的“神”当作欲求与精神不断增加的渗透来一起创造，我们应主动地把我们的存在中心为着这个目标而投入使用。现在，我们必须使“知道自己存在的根据”成为上述行动的结果。
人、人的自我和人的心灵，就是这个自我实现和自我神化的场所——自足的存在追求着自我实现和神化，并由于后者变化的缘故而不得不把世界作为一个“历史”来忍受。人、人的自我和人的心灵是我们所能知道的神的生成的唯一场所——但也是这个超验过程的一个真实部分。因为，虽然一切事物在持续创造的意义上，每一分每一秒都从通过自身而存在的存在中产生出来，而且还是产生于欲求与精神相互默契的功能的统一体，但是只有在人及人的自身中，Ens per se［存在本身］的这两个——我们所能认识的——定语才活生生地相互产生联系。人就是这两个定语的会合点。在人身上，世界的“蓝本”逻各斯成了可共同进行的动作。在我们看来，人的生成与神的生成从一开始就是互为依存的。人几乎不可能达到自己的规定，同时又不沦为至高存在的两个定语中的任何一个的肢体，以及这个存在不知道自己的居处。与此类似，“Ens a se”（自在的存在）也不可能没有人的共同参与。精神和欲求，这两个存在的定语，如果不考虑它们变化中的相互渗透——作为目标——即使在自身之中，也没有完结：正是在人类精神于历史中的显现里，在世界生命的进化中，精神和欲求成长壮大了。
有人会对我说，事实上已经有人对我说过，要人们忍受一个未完成的、变化着的上帝，是不可能的！对此我的回答是，形而上学不是为弱者、需要扶持的人开设的保险公司。形而上学是以人心中有力量的、意气风发的意念为前提的。因此很容易理解，人是在他的发展过程和他的不断增长着的自我认识当中，才意识到他原来也是一起在奋斗着的，他也一同得到了“神性”。但是，人们要求逃往人以外、世界以外的一个无限的威力之中，以寻求解救和帮助，这个无限威力被等同于善与智慧；逃向无限威力的需要太大，以致在不成熟的时代里不可能摧毁感觉和意识的一切堤坝。人与神性的关系正在疏远，存在于沉思、礼拜、忏悔、祈祷等方面正在客观化，因此亦在回避的各种关系之中，而我们则为着神性，为着神性在任何意义上与其精神的行动方向的自我认同，把我们个人的全副身心都投入进去——用这个强有力的行动来取代人对于神性的半是稚气，半是软弱的关系。通过自身而存在的存在最后的“现实”存在，没有能力使自己变成对象——一如一个陌生人的现实存在也极少能这样做一样。只有通过参与，只有通过投入和积极的认同的行动，人才能分享生命及精神的现实性。论到给人撑腰，或只不过给人补足人的弱点和需要，即这些一再想要把事物变成对象的东西，绝对的存在是无能为力的。对于我们，也许还是有一个“支撑”存在——这就是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的价值实现的全部作品，只要这个作品促进了“神性”向“神”的演变。人们最终切勿去寻找先于自我投入的理论可靠性。只是在人本身的投入之中，才有可能“得知”通过自身而存在的存在。
进一步阐述这个形而上学的基本观念的内核，不属于这个报告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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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威廉·冯·洪堡（1767—1835），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对20世纪语言科学的发展有很大贡献，曾预示探索语言—文化关系的人类文化语言学的发展。——译注
[2] 生理学上指毛皮兽四肢内侧上部毛发覆盖率低的部位。——译注
知识形式与教育[1]
陈泽环译 刘小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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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自《舍勒全集》卷九。本文原为舍勒1925年1月17日在柏林莱辛教育学院的演讲。文中部分原注过长，其论述性的段落转入正文，便于阅读。——编注
在莱辛在天之灵的庇护和陪伴下，最近几年来柏林莱辛教育学院繁荣兴旺。校庆之际，校长要求我简要地谈谈“知识与教育”问题。不久前，在两篇长篇论文《大学和业余高校》与《知识社会学问题》中，我从哲学和科学的角度详细地探讨了今天要阐述的问题。在《大学和业余高校》一文中，我还提出为有固定职业、但已超过大学生年龄的人们创办一种新型的、最开放的国立教育机构。但是，今天我不能以如此周密的论证来满足校长的要求。在此，我只能简要地概括一些在我的研究及教学和生活经历中形成的信念。我确信，对于教育学院的目的来说，这些信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为一个哲学家，我应该说的首先是：请允许我向大家谈谈一种几乎令人痛心的感受。这种感受是由深奥莫测的现代给予我的。据我所知，有史以来，对于领导精英的真正教育从未像当今这么困难和必要！可以说，这一悲剧性论断适用于这个群众几乎难以被领导的分裂时代，也就是说适用于整个世界。但是，请允许我再补充一下，比较起来，在我们德国，必要性和实现所必要的困难之间的对立特别严重。
我们已成为莽莽丛林！统一的民族教育已在其中迷失了方向。虽然，我并不是一个具有生硬的“启蒙意志”的人，更不是一个实证主义思维所说的“进步”的人。但是，现在我只能这么说：尽管不自由和麻木的程度在不断上升，即不仅是某些国家陷于其中的不自由和麻木，毋宁说是几乎整个文化世界面临着逐渐地、几乎无声无息地在其朦胧渺茫中消失的危险，每个人还是感到真正的恐惧。当然，我确信，自由仍然是人的精神中心始终活跃的个人自发性，是人的教育及其拯救的所有可能性的最基本和首要的条件！
让我们来看一看整个世界吧！
俄国：中世纪罗马教会的《禁书目录》，其中包括《旧约》、《新约》、《可兰经》、《犹太教法典》，从泰勒斯到费希特等哲学家的言论被拒之于国门之外。没有哪本出现“上帝”这个词的书籍可经许可入境。只有在技术、保健和经济之直接有用的科学书籍，根据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关于科学和经济关系有破绽的理论，才能获得这一许可。至今通常作为批判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如今形式上已成为一个大国的信条。托尔斯泰的老年著作则被兴高采烈地焚毁。
北美洲和美国则是另一种景象：那里有一个自称“基要主义”的运动，在属灵释经学的意义上，它要把《圣经》提升为知识和生活的绝对基础。在这一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强大群众运动，至少要求国家禁止在所有公立学校讲授和研究任何形式（拉马克主义、达尔文主义、生机主义）的物种起源论。那些以经济界和基金会为背景的大学，屈侮地依赖其资助者：时而是石油康采恩、煤气康采恩，时而是某个银行康采恩等。在其值得一读的《行进分列》一书中，辛克莱也许不无夸大其辞，但此书对于这种教育、教学、科研领域的基本状况的概括，还是切中时弊的。
意大利：一个名为“法西斯主义”的群众运动，以幼稚、廉价的所谓能动主义和生机主义的形式，用暴力鼓吹一种文学性的、空洞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系统地夸大意大利的历史作用，与真正的、超越“文学”的伟大哲学传统和实证科学无任何严肃的联系，服务于其领袖出于纯粹民族主义目的的对罗马教会的空洞和不可信的尊崇。从而，在这种历史哲学中，罗马教会并不是值得尊崇的拥有普世真理和拯救使命的机构，而只是意大利历史和但丁故乡的要素。用巴勒斯的话来说：“我是无神论者，但我是天主教徒。”
西班牙：这个国家最高贵和最真诚的人之一乌纳姆诺被放逐了。为了生存，大学必须和飞扬跋扈的教权主义进行最严峻的斗争。
德国学术之严肃的、高贵的和自由的大学，至今仍然表现出对于所谓“民众运动”及其意识形态可喜的抗压性和刚直性；但是，我们还是应该看到一种始终值得注意的现象：一个反对近代所有真正革命的做法的革命，已经大大强化了罗马教会的权力。例如，罗马教会与巴伐利亚政府签订的关于学校甚至大学义务的新协定，以及我们将要看到的与普鲁士的类似条约。[1]
大部分普通青年正在追求一个并不很值得的目标：投入一个优美、雅致的体系，如雅斯贝尔斯中肯地称之为“罩壳”的体系，以便使灵魂得到拯救。至于这是否真实和适合现实，新天主教运动的浪漫主义青年们几乎是不闻不问的。这就像在地震时，人们要逃到一幢房子里去。这幢房子最持久地抵御了欧洲的时代风暴，在大地晃动时显示出了最强的抗震力。所有人都奔跑到那里——不是为了寻求灵魂的教养，即与其个人特殊的本性和使命、时代的严肃客观知识文化相应的教养，而是寻求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一位主人。这位主人规定：人们应该想什么、做什么、许可什么。
除了这一运动之外，还始终存在着对“领袖”的大声疾呼。斯宾塞在其临终前预言的时代似乎还未来临：“社会主义必然到来并将到来。但是，这将是人类所见到的最大不幸。因为，那时将不再有能按自己所愿行事的人，而只有按给其命令行事的人。”对此，我补充一下：德国大学受到侵犯的危险还较小，即议会制政党统治或其独裁领袖（遗憾的是，即使部分地也不能把他们当作德国精神教养的首脑）受邀干涉大学传统自由的危险性还较小。当然，这一切实在不是出于个人的、可以避免的、偶然的原因，而是出于近代德国发展的最深层的历史原因，包括它的政治权力和精神的基本对立。虽然在普鲁士和其他一些地方，我们已有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教授，以及在没有天主教神学系的大学，设置了一些与德国大学精神非常矛盾的所谓“天主教世界观教授”；但是从总体上看，政党及其领袖至今仍以受人欢迎的谨慎对待学术自由。人们不无忧虑地祝愿道：但愿始终如此！
关于上述我仅抽样列举的事实，如果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由此可以得出的无庸置疑的理论性结论是：在欧洲历史上，随着劳动从所有束缚性形式中解放出来的过程，理性、哲学和科学的高贵力量也不断上升，并与民主密切地协调一致。然而现在，对实证科学、首先对构成真正“教养知识”的哲学性知识形式，这种关系却变得原则上“成为问题”了。生活可怕的群众化，自由的思想民主逐步演变为一种把选举权扩展到妇女和未成年人的麻木的群众、利益、感情民主。对于这种民主来说，领袖只是由统治集团本能推举出来的代表人物，时而是民族的、时而是教会的、时而是共产主义的而已。可以说，这正是“教育”现在之所以如此困难的本质根据，也是教育（有真正教养的新的精灵大量投入反对上述潮流）成为绝对必要的本质根据。
在民主的历史上，教育和科学也并非始终受到推崇。想一想苏格拉底和阿那克萨哥拉吧！想一想现代日本的发展吧！这个世界强国通过天皇的开明专制主义才得以成功：天皇依靠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反对停滞在麻木的传统和偏见中的、厌恶一切革新的地方民主，推行从石头住宅到科学的一切理性的东西。由此可见，当今，只有通过自我限制、为精神和教养服务，而不是为了统治，民主才能使自己摆脱独裁，并同时拯救教育和科学的财富。否则只能导致开明专制的独裁，它蔑视反对教育的群众及其领袖，并用鞭子、军刀和甜面包统治他们。
如果我们稍稍观察一下当代精神运动与真正的教育和科学的关系，就可以发现：尽管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但总的时代状况还是令人深为不安。在我开始谈到的知识社会学问题中，我已强调指出：当代社会的知识论结构和知识社会学结构，是如何地类似于亚历山大——希腊化时代的结构。当时就像现在一样，不断有新的联盟、社团、粗陋的神秘主义的迷信教派、对群众具有强烈诱惑力的可疑的救世主，以及作为另一极端的无思想的专业实证主义（亚历山大主义），它们日益瓦解着希腊、罗马教育的统一性和高贵的完整性。
此外，作为进一步论证，我想列举现代德国有害于真正的哲学和科学的运动：第一，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态被错误地提升为一种臆想的特殊科学，即与“资产阶级”科学相对立的“无产阶级科学”，好像不同于“意识形态”的科学会是一个阶级的“功能”。第二，新浪漫派错误的神秘直觉，它企图使我们强大的专业科学文化变成狂妄和错误的表象哲学，并使哲学重新成为神秘主义和过分廉价的直觉主义［柏格森、盖奥尔格学派、卡勒（V·Kahler）］。第三，日益广泛地侵入哲学和科学的教会经院哲学；其实，它的思维方式只适应于已死去四个世纪之久的年代和社会。第四，大部分神秘主义运动的“人智学的”和反哲学及反科学的形式。第五，糟糕的民族主义群众运动的意识形态，它对欧洲的现实一无所知，却陶醉于想象的绝对的群众先验性，从而限制了任何形式的世界性视界，不能把握要求欧洲各民族重新团结的世界局势。第六，种种自我中心、可笑、想象、狂妄的世界救星，随着其渴望征服的追随者的增加，他们令人难堪的半瓶醋也变得越来越自信了。显然，这一切都意味着崩溃和衰落。[2]
莱辛这个名字意味着科学、智慧、优美、思想与德国学者和知识分子令人遗憾地很少具有的一切：正直、勇敢的性格和最锋利和坚挺的骑士长剑的高贵、崇高声誉的统一。因此，以这一高贵名字命名的教育学院、这一学术机构的志业首先是：尽其所能重新赢得教育自由，即我们已经或面临着失去危险的教育自由。
以上对于当代及其问题已经说得够多了！在这喜庆的时刻，人们还要求听听不同于这些困难和复杂问题的东西。在这新人为新世界而痛苦地斗争并试图重新塑造自己的时代，关于人的教育问题成为人们兴趣的中心。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对于教育的哲学本质规定几乎还没有研究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