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让泰勒倍感惊奇的是，当她抛开生活中的压力和焦虑时，她开始感受到一种极度的快乐。“请想象一下完全听不到大脑的喋喋不休是怎样一种感觉，”她对TED的听众说，“我感受到了一种宁静。”她的那种分离感——那种错觉——消失了，于是她感觉自己与生活产生了联系。虽然事先并无打算，但生活对她而言，却从恶意变成了善意。
泰勒花了整整8年时间，才从这次中风中恢复过来。这个过程缓慢而艰难，但她很想与人分享那种快乐而平静的状态，她发现这种状态是她的动力来源。鉴于左右脑功能迥异，泰勒逐渐明白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
一般来说，我们的左脑负责语言、逻辑、判断和时间观，即用来引导日常生活的工具。泰勒写道：“我们左脑的思考方式是线性的，它能创造和理解语言，确定我们开始和结束的界限，判断对错，而且负责细节，以及关于这些细节的更多细节……它关注的是我们的不同之处，而且会批判那些与我们有差异的部分……”中风后，泰勒负责这部分内容的大脑受到了影响。
如果说左脑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独立于他人且不同于他人，右脑则会让我们意识到自己与生活和他人的联系。泰勒写道：“我们的右脑关注的是我们的相似之处、当下这一刻、变化的音调，以及我们彼此之间是如何联系得更广阔的图景。因为它关注的是我们的相似点……我们的右脑，对他人富有同情心、慷慨、开放，而且支持他人。”
很明显，我们需要左脑帮我们行走于这个世界，同时保护我们，让我们远离生命中的危险。左脑是必不可少的。但我们也需要右脑来感受泰勒在中风后感受到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满足感。右脑的思维模式使我们在回答爱因斯坦的问题时持积极态度：生活最终是站在我们这边的。
泰勒意外地因为一次中风，与右脑建立了完全的联系。一旦找到与右脑连接的途径，她总能再次找到通往右脑的路。那我们其他人怎么办？如何才能获得来自右脑的连接感，消除爱因斯坦所描述的那种孤立的错觉？怎样才能记住这种连接感，以及与他人的一致立场，从而使之成为我们默认的生活方式？我们如何才能有意识地选择在左脑发出反对信号的时候，对其不予理睬？
泰勒认为，我们每个人都能学着去更频繁、更轻松地使用右脑。方式之一就是参与能锻炼右脑创造性的身体活动。对泰勒而言，这些活动包括滑水、弹吉他和制作彩色玻璃手工艺品。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方式。
爬山是我最喜爱的运动之一，当我还是一名居住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脉的6岁男孩时，就非常喜欢爬山。山顶的风景美得令人无法呼吸。在向远处眺望的时候，头顶天空，我感觉整个世界似乎都在脚下延伸，自己则在慢慢消失。与周围巍峨的群山相比，我的身体似乎开始变得渺小。我似乎已经融入了整个环境——我只是浩瀚宇宙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点，是整个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种错觉会暂时消失，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心灵之眼，感受到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我既觉得自己无限渺小，又觉得充满力量，我感到既卑微又自豪。
我们已经习惯了通过左脑，用逻辑的、批判的和充满限制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所以这种“更广阔的图景”，这种万事万物普遍联系的观点似乎令人难以理解。但是，我们每个人其实生来就持有这种观点。还在母亲腹中或怀中的婴儿自然而然地觉得自己与周围的世界是相互联系的，因为它们分不清哪部分是自己的身体，哪部分是母亲的身体。作为成人，当我们感受到深刻的爱、惊奇或美好时，或许也会时不时地看到这种更广阔的图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与周围的生命产生联系的与生俱来的能力，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经常运用这种能力。
由于充满各种活动、消遣项目、冲突和谈判的现代生活非常依赖我们的左脑，所以通过每天的练习来开发右脑会很有帮助。我们可以每天花一些时间来站在我们“内心的山顶”——我们可以去公园散步，也可以静坐，还可以冥想或祷告。我们可以思考或创造艺术作品，还可以倾听或弹奏一首动人的乐曲。泰勒写道，通过从事这些活动，我们就创建了通往右脑的神经通路，我们的右脑会因为每次的使用而变得更加强大。
然后，我们在面对艰难的谈话或谈判时，或许就能更轻松地调动右脑，记住那种联系感。我还记得有一次在巴黎散步的时候，当时，我即将参加一次重要的商务谈判，目的是解决一场激烈的高风险纠纷。这场纠纷让双方和他们的家人十分痛苦，而且双方还为此事支付了数百万美元的诉讼费。在散步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偶然经过旺多姆广场的一个新的室外雕塑展。在明媚的阳光下，这些雕塑美得令人吃惊。这些来自中国的大型佛像金光闪闪，脸上露着开心的笑容，这明显是非常享受生活的表现。在注视这些金光闪闪的佛像时，我突然能更客观地看待这场激烈的冲突了，而且我忽然灵感乍现，知道该如何用一句简单的话来开启这场谈判了。
一小时后，我和谈判对象共进午餐，代表对方的是一位知名银行家。当他问我为何提出见面时，我回答道：“因为生命太短暂了！生命太短暂，我们不应该让这些对双方都具有毁灭性的冲突为我们带来压力、紧张感和巨大的资源损失，吞噬双方和他们的家人。”就是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它能让人联想起相互联系得更广阔的图景——为随后的成功谈判奠定了建设性的基调。
为自己争取幸福
在谈判中，或许非赢即输这种想法最大的动力是一种匮乏感。当人们觉得资源不足的时候，往往就会发生矛盾。不论是同一个销售机构的部门负责人因为预算的分配而发生矛盾，还是两个孩子因为一块蛋糕而发生争执，整个局面都会立即变成非赢即输的模式。到最后，往往双方都会得不偿失。两个不同部门间的矛盾会损害他们的工作关系，从而导致双方都无法获得自己的目标数额；蛋糕则可能会在孩子们争执的过程中掉到地上。
我在担当调停者的过程中发现，最有效的一个谈判策略就是去寻找一些有创造性的方法，在分蛋糕之前，“把这块蛋糕做大”。例如，前述两个部门可以去探索一些方式，通过更密切的合作来提高销量，从而使双方的预算都得到增加。那两个孩子也可以想办法给蛋糕增加一些冰激凌，这样两人都可以分到更多东西。或许有形资源是有限的，但人类的创造力却是无限的。我曾在谈判中见过，双方通过这种创造力来为对方创造更多价值的情况，这样的情况不下数百次。
然而，我也发现让人们“把蛋糕做大”往往并不轻松。有时，障碍在于资源的属性，根本没办法创造更多价值。不过，从我的经验来看，这种障碍更多源于我们的匮乏感，即我们默认这个蛋糕的大小“是确定的”，根本无法“做大”。那么，我们怎样才能重新塑造这个愿景，把我们的想法从认为资源是匮乏的，转为认为它是足够的，甚至绰绰有余？我发现，想办法做大我们“内心的蛋糕”很有用，这样做能帮我们更轻松地做大外在的蛋糕。
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喜欢向观众提这样一个关于幸福的问题：“一个中了几百万美元的人，和一个失去双腿的人，谁更快乐？”每个人都认为答案不言自明，但事实并非如此。研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结果：一年后，中奖者和截肢者的幸福程度几乎与之前一样。
研究说明，除少数事例外，三个月前发生的重要事件或精神创痛对我们当前的幸福感并没有太大影响。吉尔伯特继续解释道，这是因为我们有能力来为自己争取幸福。我们可以通过改变对世界的看法来让自己感觉更好。我们比想象中的自己更坚忍不拔。吉尔伯特表示：“由此可知，我们的欲望和忧虑在某种程度上被夸大了，因为我们自己就拥有一种能制造我们一直在追求的东西的能力。”吉尔伯特的研究表明，我们或许认为幸福是一种外在的追求，但它其实是一种我们在内心制造的东西。
这个结论或许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尤其是很早就有人告诉我们，幸福感和成就感来自金钱、成就或地位等外在因素。胡利奥是一名成功的经济学者，在年仅27岁时，他就发现自己拥有了自己想要的一切。他在一家跨国政策公司担任经理，还拥有非常好的恋情。他搬到纽约，设立了办公室，拿到了自己的MBA学位。胡利奥说：“我在年纪更轻的时候，曾想象过什么是成功：有两部手机，一直工作、旅行。现在我做到了这一点。然后有一天，我突然醒来，觉得内心难过而空虚，仿佛缺少了些什么。我所谓的成就似乎根本没有任何意义。这些东西都无法让我获得我想要的平和与安宁。”
胡利奥开始寻找缺失的东西：他放慢了自己的生活节奏，开始冥想。他开始花更多时间来与自己相处和接触自然。“到最后，我发现我想要的平和与安宁在我自己的内心。我只需要停下来看看。然后，我发现内心的变化会带来外在的改变，”胡利奥说道，“我的工作压力变轻了，待人接物也更温和冷静了。我周围的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我变成了一个更好的同事、上司和雇员。”
胡利奥发现，他过去所追求的那些外在的幸福其实短暂而脆弱。例如，这种幸福感会在他达成事业上的某个目标后产生，之后便会消失。只有那种内在的满足感，那种他可以自己打造的幸福感，才是丰富而持久的。通过一些能刺激右脑的活动，比如接触自然和冥想，他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从而变成了一个让周围的人觉得更舒服的人。通过成功的内向谈判，胡利奥发现与他人达成一致也变得简单了。
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很久之前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发现，人们的幸福程度与他们下决心达到幸福的程度相差无几。”这句话很有道理。实际上，满足自己对幸福感和满足感的最深刻需求，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本能地知道这一点；但是作为成年人，我们的这种本能却会被日常生活中的忧虑所掩盖，转而希望他人——我们的配偶、老板、同事和朋友——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我们之所以最后会陷入冲突和艰难的谈判，往往正是因为我们认为只有他人能让我们满意，通常我们会期待他人放弃他们所有的东西，来满足我们的需求。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来照顾自己对满足感的深刻需求，其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它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一种一直存在的能力，我们要做的只是像胡利奥那样，重新运用这种能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发现生命中让自己感到快乐的简单事物。不论有时生活看起来多么艰难，它都能为我们提供我们最想要的东西。生活是我们的盟友。
正如吉尔伯特教授的研究结果表明的那样，如果说我们有能力打造自己的幸福，那么我们最想要的东西——幸福——根本就不稀少，而是充足，甚至丰富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一直在守着一眼水流丰沛的泉水，但却觉得口渴？
我在帮他人达到目的的过程中，一直在做一种传统的假设，即：如果我能帮人们达成一个很好的协议，获得这种外在的满足感，那么这种外在的满足感必定会带来他们一直寻找的内心的满足感。倘若他们能让别人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他们就会感到满足和幸福。当对方拒绝妥协或履行自己的职责时，人们往往会感到失望。我经常看到沮丧、愤怒、悲伤及毁灭性的冲突随之而来，然后我会去思考是否存在更好的方式。
这些年来，我逐渐发现自己最初关于工作的假设是错误的。达成一项好的协议所带来的外在满足感，通常只能给内心带来暂时的满足感。真正可持续的满足感都是始于内心。内心的满足感会带来外在的满足感，而这种外在的满足感又会反过来强化内心的满足感——于是这种源自内心的良性循环便会一直持续下去。
对于我们的谈判和关系而言，这种良性循环具有巨大的潜在好处。相反，我们越不依赖于他人来满足自己对幸福的渴望，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可能就会更加成熟和真正令人满意。我们越不依赖他人，与他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小，在充满挑战的情况下就越容易与他人达成一致。
此外，从我的经验来看，那些发现自己有能力获得内心的满足感的人，被困在匮乏感的思维陷阱中的可能性较小，而且运用自己内在的创造力来做大蛋糕的可能性也会较大。我之前一直忽视了以下这一点：如果你想在谈判中做大这个蛋糕，不论是与配偶、工作伙伴、孩子还是老板，请从做大内心的蛋糕开始。
感激生活的教导
我岳父柯特——我们称他奥帕——在弥留之际，可能会犹豫不决，也或许会感受到深刻的平静。他得了癌症，当时家人都守在他身边。他曾亲眼看到汉堡在“二战”中被炸弹炸毁，基于这件事和其他童年经历，他肯定对爱因斯坦的问题做过负面回答。在奥帕看来，世界是一个充满敌意的地方，匮乏随处可见，到处充满危险。在写给16岁的孙子克里斯的信中，他最重要的人生忠告就是：“不要相信任何人。”
然而，就在过世前几周，有一天奥帕突然宣布，他的观点在一夜间发生了深刻变化。他表示：“我们原本认为一切都在与我们作对，现在我认为一切都站到了我们这边。”尽管他自己不知道，生活却一直是他的盟友，教导他，助他成长，使他度过了一些充满挑战的时刻。临终之前，他终于正面回答了爱因斯坦的问题。在重新拟定对生活的基本看法后，他最终放松下来，不再害怕和怀疑。对于死亡，他没有抗拒，而是去接受它，对自己在生命中获得的一切心怀感激。他情感上的痛苦减轻了，满足地去了另一个世界，爱他的家人当时都陪在他身边。
我曾经以为，对生命的感恩来自快乐的感受，但我后来才发现，这句话反过来说也正确，而且或许更有道理：人之所以觉得快乐，是因为对生命感恩。对于获得幸福，或许没有什么比培养我们的感恩之心更好的办法了。罗伯特·A·艾曼斯（Robert. A. Emmons）是最重要的对感恩进行科学研究的人员之一，他表示：“我们发现的一些科学证据表明，如果人们经常培养感恩的习惯，就能享受到大量好处：心理上、身体上和社会上的。人们有时会表示，感恩会给生活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更重要的是，那些懂得感恩的人身边的家人、朋友、伴侣和其他人也时常表示，他们似乎要快乐很多，也会给周围的人带来更多欢乐。我也认为，感恩是能使人们的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几种态度之一。”
对生活感恩，并不意味着否定生活中的痛苦，而是去理解那种更广阔的途径。当我刚开始筹备本书时，我的女儿加比有一次突然腹部剧痛，然后被送到了医院。她感到恶心和腹胀。对于加比、莉扎娜和我来说，这些日子充满了恐惧、失望与悲伤。在情绪低谷时，我和莉扎娜甚至担心我们会失去这个掌上明珠。她的情况不断恶化，痛苦也在持续，而且当时还没有明确诊断。这种情况持续了四天之后，医生突然决定半夜给她做一次大型紧急手术，因为她的肠道已经完全堵塞了。事实证明，手术进行得非常及时，如果晚几分钟，她的肠子可能就会破裂。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加比的身体慢慢恢复了，我们也如释重负。经过那段艰难的日子，莉扎娜对于接纳和毅力有了极其深刻的了解，她也由此获得了更大的信心，觉得自己有能力去处理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她可以选择抱怨命运的不公，也可以选择心怀感恩——对加比的生命、她的康复，以及随之而来的经验教训心怀感恩。莉扎娜选择了后者。
通过对生命感恩，我们给自己提供了一次体验维也纳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von Wittgenstein）所谓的“绝对安全”的机会。维特根斯坦的这番话，源自“一战”期间参与激烈战斗的经历，他曾目睹数以千计的人在自己身边死去。维特根斯坦所谓的“绝对安全”指的是“这样一种思维状态，持这种想法的人倾向于表示‘我很安全，不论发生什么，都没有任何事能伤害我’。”他发现，绝对的安全来自感恩之心，以及对世界的好奇心。当然，尽管我们的身体仍然脆弱且不堪一击，但我们却能感受到绝对的安全。即使在危险时刻，如果我们能把宇宙视为善意的，我们就能满足自己最深层次的需求之一——感到安全的需求。
从敌意到善意
维克多·弗兰克尔在《活出意义来》一书中讲述了一名年轻女性的故事。这名女性是他的一名病人，因为生病而绝望地躺在纳粹集中营里：
这名年轻女子清楚自己会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死去。尽管如此，她在与我交谈时仍然非常乐观。“我感激命运给了我如此沉重的打击，”她告诉我，“以前，我被宠坏了，丝毫不重视精神上的成就，”她指着窗外说，“这棵树是我在孤独中唯一的朋友。”透过这扇窗，她只能看到一棵栗树的一根树枝，树枝上开着两朵花。她告诉我：“我经常与这棵树对话。”
我感到惊讶，不知该如何理解她的话。她精神错乱了吗？她是否偶尔会出现幻觉？我紧张地问她，这棵树是否回答过她。“是的。”那么这棵树说了什么？她回答道：“它对我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是生命，永恒的生命’。”
濒临死亡的她当时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她孤身一人，与世隔绝，远离家人和朋友，而令人震惊的是，弗兰克尔却说这名年轻女性对艰难的命运给自己带来的教训感到“高兴”和“感激”。通过与一棵树——其实是开着两朵花的一根树枝——交朋友，她在死亡即将到来时，找到了一种与生活建立联系的方式。如此一来，她就能为自己创造幸福，并珍惜自己剩下的时光了。即使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她仍然对爱因斯坦的问题做出了正面的回答，并且把整个宇宙视为自己的朋友——那棵树便是宇宙的化身。
如果说我们能从这位可能永远不知道其姓名的年轻女子身上获取什么经验教训，那就是记住我们拥有重塑愿景的惊人能力：记住我们与生命的联系，从微小事物中寻找幸福，并对生活的教导心怀感激。有时候，生活的确会苦不堪言，但我们可以选择是否认为这些挑战最终会对我们有利。我们还能选择从这些挑战中学到一些东西，即便是那些难度最大的挑战。
弗兰克尔《活出意义来》这本书的德语原名是《不论如何，都要对生活持肯定态度》（Saying Yes to Life in Spite of Everything），他在自己的书中用有力和清晰的言辞表明，我们有能力选择对待生活的基本态度，这一点会直接影响我们对待他人的态度。别对生活说不，也不要认为生活充满敌意，应该选择对它持肯定态度，把它视为我们的朋友。通过这种最基本的选择，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塑造自己的生活、关系，并使谈判更加顺利。
4
专注于当下
从抗拒到接纳
活在当下的人才是真正幸福的人。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压力来了。应联合国与卡特中心之邀，我在委内瑞拉尖锐的政治冲突中充当第三方。首都加拉加斯的街道上聚集了数百万人，要求总统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下台。街上当时还聚集了他的数百万支持者。由于即将受到攻击的流言四处传播，人们纷纷把自己武装起来。国际观察人士也严肃地认为，委内瑞拉有可能爆发内战。
某天，我接到了前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打来的电话，他要求我与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见面，就如何避免冲突的恶性升级进行讨论。我们安排了一次会晤，我希望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这次影响这位国家领导人的机会——这种机会或许只有一次。我在准备我所能提供的最明智的建议。但我问自己，他为什么要听我的？毕竟我只是个“美国教授”。
于是，我习惯性地前往公园散步，希望能理清思路。我想，或许我与查韦斯的见面时间只有几分钟，所以我在脑海里罗列出了一系列简要的建议。但是，我在散步过程中突然发现，或许我应该采用与原本计划完全相反的策略：不提供任何建议，除非对方要求我这么做。我要做的应该是倾听，关注当下的情况，然后寻找突破口。当然，这存在风险。此次会晤可能会很快结束，然后我就将失去仅有的一次能用我的建议来影响他的机会。不过，我最后还是决定这么做。
会晤当天，气氛十分紧张，总统府外聚集着情绪激动的抗议者。当我与同事弗朗西斯科·迪亚兹（Francisco Diez）达到目的地时，有人让我们稍作等待，随后我们便被带到了一间宽敞华丽的接待室，查韦斯总统在这里接见了我们。他请我们坐在他旁边的沙发椅上。我就此次会面对他表示感谢，向他转达了卡特总统的问候，并询问他四岁的女儿（我的女儿与她同岁）最近如何。于是，我便自然而然地开启了此次谈话。
没过多久，查韦斯便开始比较随意地谈论自己的事情了。他曾在军队担任将领，但后来愤怒地辞了职。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加拉加斯因为食品价格发生了暴乱，为了镇压这场暴乱，他和他的军队接到了枪杀平民的命令。后来，他发动了一场政变，然后被关押入狱。获释后，他参加了总统竞选。他提到自己非常崇拜19世纪早期把拉丁美洲从西班牙统治中解放出来的西蒙·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我仔细地倾听着，试图去理解他的感受。
他说完这些故事后，面向我，问道：“好了，尤里教授，您如何看待委内瑞拉的这场冲突？”
“总统先生，我曾在许多内战中担任第三方调停者。一旦血腥战争的帷幕拉开，事情就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我认为，您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阻止战争爆发。”
他问道：“应该怎么办？”
“与反对派对话。”
“与他们谈判？”他明显有些恼怒，“他们是叛徒，他们想发动政变来推翻我。不到一年前，就在这里，就在这个房间里，他们曾试图杀害我！”
我停顿片刻，走向了看台。我并没有与他争辩，而是决定跟随他的思路。
“我明白了。既然您完全无法信任他们，与他们谈判又有什么用呢？”
“确实如此。”他回答道。
我只是在密切关注当时的情况，希望能找到一个突破口，然后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您不信任他们——从您的亲身经历来看，这也不难理解——那么我想问问您，他们明天上午做出怎样的举动，才能向您发出一个可靠的信号，表明他们愿意做出改变？”
“信号？信号？”他重复了几遍，随即停下来思考这个出乎意料的问题。
我说：“对。”
“那么，首先，他们应该停止在他们的电视台上把我称作‘猴子’。”他苦笑道，“他们的电视台上也不应该再出现身着制服、呼吁推翻政府的将领，这是叛国！”
几分钟之内，查韦斯就同意指派其内政部长与我和弗朗西斯科共同拟定一个清单，罗列出各方为建立互信和化解危机所能采取的实际措施。查韦斯要求我们次日回来见他，把我们的进展告诉他。化解这场严重政治危机的建设性过程，就这样出人意料地展开了。
在我和弗朗西斯科与查韦斯总统道别时，我看了一眼手表。会面的时候，我完全忘了时间，转眼就过去了两个半小时。我确信，如果刚开始我按照自己的最初想法，在与查韦斯总统见面时生硬地提出建议，他可能会在短短几分钟后便叫停这次会面。毕竟，还有很多人等着见他。因为我刻意放弃了提建议的做法，只是密切关注当时的情况，并不断地寻找合适的时机，这次会面才会如此有成效。
对于在棘手的情况中达到自己的目的，关键就在于在当前的情况中寻找机会，寻找改变对话方向，以期达成目的的机会，就像与查韦斯总统的谈话那样。我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我们仔细寻找，总能找到机会，但我们很容易错过这样的机会。在我参与的大量谈判中，有时一方已经暗示了一次机会，或者甚至做出了让步，但另一方却没有发现。不论在婚姻纠纷，还是在公司的预算分歧上，我们都很容易分心，去思考过去，或者忧虑未来。然而，事实上，我们只有专注于当下，才能去有意识地改变谈话方向，使达成一致成为可能。
多年前，我从我的导师和同事罗杰·费希尔那里学会了要注意在当前的情况中寻找机会。我认识的其他大学教授，要么注重研究一场特定冲突的历史，要么注重预测其未来，而罗杰强调的却是当前采取建设性举动的机会。他经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今天，谁能做些什么，来推动冲突的解决？”罗杰知道，尽管过去和未来可能会很有意思，而且能提供很多信息，但是解决冲突的力量却在当下。我们总能在当前的情况中寻找机会，从而朝着达成一致的方向迈进。他对这一点的关注，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但是，我当时并没有完全理解之前的步骤，正是这个步骤为我们在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密切关注当前的机会提供了可能。如果要发现当前的机会，我们内心关注的焦点自然要集中在当下。我们会在放松而清醒的时刻，在关注当地、当时的时候拿出最佳表现。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Mihaly Csikszentmihalyi）在自己的著作中称这种状态为“涌流”（flow）。这本书讲述了良好表现和内心满足感的心理状态。运动员有时称这种状态为“心无旁骛”。例如，如果网球运动员过分担心上一分或下一分，他们的表现肯定不会太好。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当下——心无旁骛——他们就能沉浸其中，从而拿出最佳表现。前短跑运动员马克·理查森（Mark Richardson）在提到自己在跑步过程中专注于当下的感觉时解释道：
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就好像时间慢了下来，你能把一切都看得非常清楚。你只知道，自己所有的技巧都得到了精准发挥。你会感觉毫不费力，就像是在飞过跑道。每一块肌肉、每一根纤维，每一根筋腱都配合得天衣无缝，结果你会发现自己的成绩非常好。
对于网球运动员、跑步运动员和其他运动员来说，专注于当下是极有好处的一种做法。当我们试图与他人达成一致的时候——不论是配偶、同伴、同事还是客户——这样做都非常有用。我在与查韦斯总统的会晤中发现，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当下，可以降低我们发脾气的可能，使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潜在机会上，并激发我们的自然创造力，如此一来，我们或许就能更轻松地达成令双方都满意的协议。除了对我们的表现有帮助外，这种“心无旁骛”的状态还能让我们体会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和愉悦。
不过，把注意力集中在当下并不是件轻松的事。或许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内心的抗拒，或者对生活的否定：我们追悔过去，忧虑未来，却对当前的情况视而不见。专注于当下的关键在于抛开内心的抗拒，去接受过去、相信未来、拥抱现在。换言之，这里的关键在于对生活持肯定态度。
学会放手
放松对生活的把控，或许比想象中更加困难。我想起了自己十几岁和二十多岁登山冒险时的情景。我和朋友杜思提在攀爬到一座山的顶峰之后，需要进行绳索下降，即我们需要借助一根绳子，让自己沿峭壁慢慢降落。为了进行绳索下降，我们需要走下岩架，然后沿着岩壁下降，有时会距离地面超过300米，我们的身体往往会垂直于地面。起初，绳索下降让我感到紧张和害怕，每种直觉都在告诉我，不要放手，不要让自己从悬崖上摔下去。不过，倘若我不松开抓紧绳子的手，我就会一直停在那里，无法下山。我很想控制局面，同时也担心如果不这样做会发生什么，这些想法明显阻碍了我的行动，使我无法完成自己想做的事：下山。
有时，我们不想放松对生活的把控——就像我在初学绳索下降时，不愿意松开绳子那样。有人或许认为，不停地忧虑未来可以使我们避开危险。有人或许还喜欢沉湎于过去，指责他人——因为这样做会使他们觉得自己理直气壮且高人一等，或者因为发怒而感觉自己更有活力。当事情不符合预期，与原定计划相左时，我们或许会想控制当前的情况，甚至去与它做斗争。正如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所言：“人们对负担的感知，有时会超过负担本身的重量。”
基于这些原因，克服我们对放手的抗拒，仍然是个缓慢的过程。在学习绳索下降的过程中，我开始会放松对绳子的抓握，经过几秒，如果我觉得安全，就会稍稍增加放松的力度，随后我会再次抓紧绳子。我会反复这样做，直到最后处于完全舒适的状态，习惯从崖壁上攀行而下的感觉。在松开绳子的时候，除了欣赏风景以外，似乎并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在面临放手和专注于当下的挑战时，我们也需要同样的耐心和毅力。用不了多久，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简单，到最后，我们甚至不会再去对它进行思考了。
有一次攀岩经历让我印象深刻。那时，杜思提和我要从阿尔卑斯山脉的高海拔山巅进行绳索下降。当时，瓢泼大雨抽打着我们的脸，远处雷声滚滚，还有偶尔划破天空的闪电。我们在一个小小的岩架上，能固定绳索的似乎只有一棵矮小而纤细的松树。于是，我们迅速把绳子绕在树上，用力拉了拉，看是否牢靠，然后便开始下降。
我开始从高高的悬崖上下降，把身体的全部重量都交给了这条绳子。突然之间，这棵树晃了晃，随后竟然像放映慢动作那样，被连根拔起。我迅速抓住悬崖边缘，及时让自己脱离了险境。杜思提和我面面相觑，沉默无语，对刚才的事情感到后怕。我们停下来，认真地四下张望，终于找到了一块大圆石，它要比松树可靠得多。这一次，我们安全地攀下了岩壁。毋庸多言，杜思提和我深刻地体会到了，在放手前寻找一个牢靠的固定点是多么重要。
我发现，前述道理同样适用于放松对生活的紧张把控。我们是否能够放松，让生活自然涌流，还取决于我们认为自己与这个善意的世界有多么密切的联系。倘若我们能重塑生活的愿景，从内心找到满足感，我们就更愿意放下对过去的愤恨和对未来的焦虑。重塑愿景能使我们放松下来，去接受生活的本来面目。
接受过去
“每当想起克雷格对待我的方式，我就非常愤怒，”一名身陷商业纠纷的客户坦诚地对我说，“所以，攻击他能让我获得快感。如果我解决这场争议，不在私下进行战争，我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他非常执迷于过去，而且很享受报复的快感，以至于遗忘了谈判和生活的真正目的。
在调解家庭纠纷、罢工和内战的过程中，我曾目睹过去的黑暗阴影，也知道它会带来多少痛苦、愤恨与敌意。数日以来，我一直听着各种指责和控诉，以及谁对谁做了什么。我发现，人们非常容易因为沉湎于过去，而忽视当前结束冲突和痛苦的机会。
抓住过去不放，只会阻碍我们达到一个令双方都满意的结果，从而给自身带来毁灭性影响。此外，这样做还会夺走我们的快乐，乃至威胁我们的健康。我们身边那些最坚定的支持者也会因此受到影响。看着我们抓住过去不放，让我们的现在变得乌烟瘴气，他们的快乐和安康也会受到负面影响。这对大家都没好处。倘若我们能真正意识到抓住过去不放所造成的损失，以及它最终造成的破坏，我们在决定放手时或许就不用再等待太久。
以前述纠纷为例。那位客户告诉我，当他放下过去，搁置与对方的争议时，他感觉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顿时轻松了许多。就连他年幼的孩子都注意到了——或许还曾担心——这场冲突对自己的父亲造成的伤害。当这场冲突结束的时候，他们明显如释重负，察觉到父亲的明显变化。他们告诉自己的母亲：“爸爸不再一直打电话了。”
放下过去，真的可以让人获得解放。前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联合国的一次演讲中，回忆了他曾向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提出的问题：“请对我说实话：你最后一次走在那条路上的时候（曼德拉获释的时候），你恨他们吗？”曼德拉回答道：“我恨。我老了，不怕说实话。我心里充满愤恨与恐惧，但我对自己说，如果你在走进那辆车的时候依然对他们心怀怨恨，那你就仍旧是他们的囚徒。我想要自由，所以我放下了仇恨。”
曼德拉在监狱中度过了27年，他完全有憎恨和愤怒的理由。他给自己的同胞带来了一个巨大而出人意料的礼物：帮他们摆脱过去的重负，这样他们才能达成一致，开始为所有人创建一个自由的南非。曼德拉接受并原谅之前关押自己的人的做法，使数以千计的其他人受到了启发，这些人随后也采用了宽恕他人的做法。曾被关在罗本岛的年轻人武松齐·麦康戈（Vusumzi Mcongo）就是其中之一。因为领导学生抗议，他在监禁期间受到了残酷的折磨。“我们不能用一颗破碎的心去生活，”麦康戈说，“我们最终会接受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接受这些年的时间被浪费的事实。执迷于过去只会让你身陷折磨。”
原谅那些对我们做过错事的人，并不是说要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既往不咎，或者完全遗忘他们的所作所为。而是意味着接受已经发生的事情，让我们自己摆脱这种负担。毕竟，原谅他人的第一受益人是我们自己。憎恨和愤怒可能会把我们吞没，它们对我们造成的伤害，或许比它们给对方带来的伤害更大。抓住过去的憎恨不放，就像乘火车旅行时，还提着行李一样，这样做只会让我们筋疲力尽，而这样做根本没有任何必要。
或许，我们最应该原谅的人是我们自己，这与原谅他人一样重要。毫无疑问，当我们无法实现对自己的承诺，既伤害自己又伤害别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后悔、内疚、耻辱、憎恨自己与自责。这些感觉会自然而然地变得愈发严重，然后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当下转移开来。这正是诗人玛雅·安吉罗（Maya Angelou）强调原谅自己的重要性的原因：
只要我们活着，就难免犯错——这是无法避免的。不过，你在犯错并认识到错误之后，要原谅自己——如果我们都抓住错误不放，就无法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光芒。因为这个错误会挡在我们的脸庞与镜子中间。
接受过去不仅意味着要停止指责他人和我们自己，还意味着要接受生活赋予我们的经历，不论这些挑战有多么严峻。如果不放下愤恨与懊悔，我们就会成为过去的奴隶。为了能更好地接受自己的过去，我们可以选择改变生活态度，给生活中最困难的事情赋予积极的意义。我们或许无力改变过去，但我们却可以改变我们对过去赋予的意义。
我刚开始并不相信改变生活态度的力量，但是我女儿加比接受治疗的经历使我的看法发生了转变。在加比刚出生那几年，妻子莉扎娜对我说，她觉得自己被困在了一条黑暗的隧道里，仿佛永远也走不出来。但是随着时间流逝，我们改变了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尽管眼看着女儿接受一次又一次治疗，让我们感到痛苦和难过，但我和莉扎娜却在这个过程中成长了许多，学会要去自己内心深处寻找资源。对于加比的事情给我们带来的启发，我们只能心存感激。这些启发在本书中有所体现。于我个人而言，我增强了观察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的能力，学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也学会了把生活看作盟友和朋友。回望过去，我和莉扎娜都认为这种经历是一次“好意的打击”，它反而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要从当下这一刻体会快乐。尽管没人会自愿选择这样一条路，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正是因为我们在这段经历中所学到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比从前更加快乐，更加满足。其实，我认为如果没有这些经历，我现在也根本不会在写这本书。
相信未来
一次，当我和一群商人讨论制订最佳替代方案的重要性时，一个人找到我，对我说：“对，这样做没错。但我也会想想我的‘最糟替代方案’。”
“这是为什么？”我问道，我的好奇心完全被激起。
“因为我经常担心如果谈判不顺利，将会发生什么，”他回答道，“这样做能使我对最差的情况进行考虑。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对自己说‘如果这些情况都无法打败我，我很可能还是会安然无恙’。所以我会一笑了之。”
此人的言论一点儿不假。总之，我们在谈判和生活中的确经常担心会发生各种糟糕的情况。尽管着眼于未来的确有用，但一直担心未来却只会使我们把注意力从当下转移开来，这样我们便无法拿出最佳表现了。
因为处理一些危险冲突，我对恐惧并不陌生。我经常遇到自己和别人被恐惧控制的情况。但是，我在这些年里了解到，我们的大多数恐惧都是毫无根据的。正如法国哲学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在4个世纪以前所说的那样：“我的生活充满了可怕的不幸，而其中大多数根本从来未曾发生。”到最后，恐惧对我们的伤害，要比我们担心发生的危险情况造成的伤害更大。蒙田说：“那些担心自己受苦的人，其实已经在忍受他担心的事所带来的折磨了。”
我们不应该恐惧，而应该选择信任。这里所谓的信任，并不是说我们不会遇到任何挑战，或者有任何痛苦的经历。我这里说的是一种认为自己能应对生活中任何挑战的自信。正是由于这种信任，我才与查韦斯总统进行了一次颇有成效的对话。正如我在本章开头讲述的那样。如果我顺从了内心对失败的恐惧，我可能永远也无法让谈话自然而然地展开，并最终为此次谈判提供一次真正的机会。
信任并不是态度的突然转变，而是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多次的一种有意识的选择。在每次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无论是客户或老板，配偶或同伴，我们都可以在恐惧与信任之间做出选择。我们是否要听从那些告诫我们不要做傻事的否定的声音？还是去听从那种鼓励我们抓住机会，跟随直觉的肯定的声音？
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曾自嘲道：“悲观主义者在机会中看到困难，乐观主义者在困难中看到机会，”他接着说，“我是个乐观主义者。除此以外，其他东西似乎也没有任何作用。”他从战争的恐怖中深刻领悟到，信任未来并不意味着无视生活的问题。相反，我们只有用信任的态度，才能积极处理自己的问题。那么，为何不试试这种态度，看看到底是信任——相信自己能处理生命中的所有问题——更好，还是不停地担忧未来更加有用？
一些实际操作手段能帮我们消除对未来的恐惧。你可以在恐惧的情绪出现时去观察它，然后有意识地释放这种情绪，然后把它甩开，就像狗在跳进湖里以后，甩干身上的水那样。你可以进行一两次深呼吸，让氧气进入大脑，这样你才能把事情看得更加清楚。或者，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那个商人一样，在对未来感到焦虑不安的时候，向自己提一个简单却有力的检验现实的问题：最糟糕的情况会是怎样？如果站在一个清楚明白的立场上去面对自己的恐惧，你才能更好地放松，更好地关注当下。我们的身体在为斗争或逃避做准备时，根本无法分辨真正的威胁与想象中的威胁，所以一点点远见都可以为我们克服恐惧提供很大的帮助。
最后，或许使你自己从不必要的恐惧中解放出来的最可靠的方式就是铭记自己的内在最佳选择方案，以及对生活的肯定态度。你关注自身需求的承诺，以及认为生活站在自己这边的信心都会给你提供这样一种感觉，即不论未来发生什么，到头来一切都会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