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2年秋犹太保卫同盟谋杀案诉讼刚开始时,被告和律师们经常一起去纽约一家叫“什穆尔卡·伯恩斯坦”的著名犹太美食店吃午饭。什穆尔卡很可能同情这些被告,因为我从未见他收过饭钱。
我们一边吃饭,努力消化滋味辛辣的罗马尼亚注释1风味帕斯特拉米熏牛肉注释2,一边听着犹太同盟支持者的高谈阔论,这中间也有同盟领导人麦尔·卡汉和他的副手伯特·兹维本,他们谈到苏联犹太人的困境:“他们正在精神和肉体上被灭绝。可是你们这些中看不中用的自由派又做了些什么呢?一事无成!你们和那些眼睁睁地看着600万兄弟姐妹被纳粹扔进毒气室而缄口不言的美国犹太人没有什么两样!”
没有这些引水长流的训诫,什穆尔卡的帕斯特拉米已经够难消化了。加上这些,我整个下午就一直胃灼热,大概那就是我在下午开庭时更加好斗的原因。巴迪·哈克特也是个波洛公园区老乡,有一次开玩笑说,连续吃几星期清淡无味的军队食堂伙食才会使他了解到胃里一直冒火并不是天生或长年不变的。
这些训诫对我产生的作用已经不限于倒胃口了,它触动了我的内心深处。像许多犹太人家庭一样,我家族中也有一些人是从现在属于苏联的地方移民来美的。我也曾想,如果他们没有走为上计的先见之明,我现在正干什么就很难说了。我会成为一个追随萨哈罗夫的持不同政见者吗?我会成为一个申请移民去以色列或美国而被当局拒绝出境的犹太人吗?或者成为千百万缄口不言的犹太人中的一个。想着这些可能的情况，我开始感到要不是上帝恩佑,要不是我曾祖上先人大智大勇的见地,我就没有今天。所以我有责任做些事情。
可是我也认识到,犹太同盟的行事方法并非我喜欢的方法。我憎恶暴力,尤其反对用暴力对待无辜的人。我得找到另外一条出路。听着麦尔·卡汉拉比关于犹太人使用暴力的传道,我开始思考保护在苏联的犹太人权利的新方式。
当时苏联发生了一起举世瞩目的劫机未遂事件,它成了犹太同盟抗议活动的焦点。16个苏联人,其中14人是犹太族,因为要求移民到国外被当局一再拒绝,就劫持了一架小型民航机飞往瑞典。这个计划被苏联政府挫败,这伙人都被逮捕,受到审判被认定有罪。虽然在该劫机事件中没有人受伤,但是两个犹太人主谋还是被判处死刑,国际上对此掀起了轩然大波。
1.苏联犹太人法律保护计划
正当我们讨论为苏联犯人辩护的法律策略时,另外一些纽约律师也在想着这个问题。不久我们就联合起来,建立了“苏联犹太人法律保卫计划”组织,该组织的目的是给这些“思想犯”提供法律帮助。
写法律备忘录和辩诉状是一码事,而叫苏联政府读这些东西并倾听我们的意见是另一码事。
我们决定去找一位美国教授,在我们看来,这个人说话苏联司法部门能听得进去,他就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塔尔福德·泰勒。泰勒在成为一位著名的国际法和刑法教授之前,曾出席纽伦堡审判,担任审判战犯的美国首席律师。在对纳粹战犯起诉时,他曾与两位苏联司法工作者紧密配合,这两个人是苏联首席公诉人罗曼·鲁登科和鲁登科的高级助理列夫·斯米尔诺夫。鲁登科那时已经成了苏联总检察长(相当于美国的司法部长)斯米尔诺夫那时当上了苏联最高法院院长。泰勒的苏联同事已经跃升为苏联司法机构里的两个最有权势的律师。
在纽伦堡审判之后,塔尔福德·泰勒事业上又有建树,不过此回是宏图另展。他成了美国司法界良知的象征,在与人权、民权运动有关的所有问题上活跃万分,他本人已经成为不偏不倚忠实公正执行国际司法准则的体现。在美国介入越南战争期间,他写了一本影响很大的书《纽伦堡和越南:美国的悲剧》。他在文明世界受到广泛的尊敬和爱戴。
我最初与塔尔福德·泰勒相遇是在耶鲁大学,那时我在法学院读书,他教授一些选读课程。他成了我心目中的榜样。我选修了他教的全部课程,我希望有那么一天我能在他手下工作,或一起合作。现在并肩共事的机会终于来了。泰勒同意担任我们为苏联犹太人提供法律服务计划的负责人,只要我答应指导法律调研和撰写法律文件的工作。
我们第一步工作是从现有的证人处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证人的背景材料。我们了解到,很多人,包括一些被告的配偶和子女已经移民到以色列去了,所以决定去以色列找他们谈谈。
我们在以色列去了好几个城市,进行为期一周的紧张调查访问工作,我们尽可能地询问了大部分现在被关押的苏联被告的亲属朋友,还访问了另外6个以前被审判、认定有罪并和这些被告一起关押过的人。
这些谈话令人感情冲动,当我们听到那些深夜逮捕、秘密审判和非人的监狱条件时,常常热泪盈眶。很难理解他们的绝望感觉,正是这种感觉逼得这些男女采取一种注定会东窗事发而且一旦被捕就会被长期监禁的行动。被告的亲戚,还有一些“同谋犯”本人——没有被起诉的妻子和女儿,向我们倾诉了1970年6月在列宁格勒注释3发生的未遂劫机企图前后过程。
2.“我们有一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
这个故事发生在1969年,当42岁的马克·迪姆西茨,一个犹太飞行员，碰到38岁的犹太人积极分子希莱尔·普特曼时开始的。迪姆西茨是共产党员,在列宁格勒当工程师,他一直不能开飞机,仅仅因为他是犹太人。普特曼既是律师,又是工程师,他是列宁格勒犹太人社团的领导人,讲授犹太历史、语言和文化课。迪姆西茨极想移民到以色列去,在那里他就能当飞行员了。但是苏联政府不批准他的申请。普特曼也想移民去以色列,但他的努力也没有成功。还有几百名犹太人递交了护照申请,同样都遭到拒绝。这些犹太人被人通称为“不准离境者”。
迪姆西茨开始谋划一系列轻率的逃离苏联计划。他曾想制作一只热气球或是滑翔机用来飞越边界。后来他感到劫持一架TU-124民航机更为现实些,在这个航班从列宁格勒飞往摩尔曼斯克时动手,然后由他驾驶飞往瑞典,他可以在瑞典寻求政治避难,最终转道去以色列。迪姆西茨把这想法告诉了普特曼和列宁格勒的另外两个犹太人积极分子。他们最初的反应十分热烈,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毕竟通过合法的途径寻求出国许可已经无望,几次三番的回绝带来的只是更大的沮丧。成败似乎在此一举。
普特曼认识不少住在拉脱维亚海滨名城里加的另一个犹太人“不准离境者”组织成员。该组织成员中有爱德华·库兹涅佐夫和他的新婚妻子西尔娃·查尔曼森。库兹涅佐夫是一位激进的知识分子,早在上学时期就积极参加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他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参加三种最早鼓吹民主运动的地下出版物的编辑工作——《文章》、《飞去来器》及《凤凰》周刊。22岁时,库兹涅佐夫被投入监狱达7年之久,罪名是“反苏活动”。在狱中,他屡屡因“不服管教”而受惩罚。他早年与法律的对抗与犹太人并无干系。确实,他的护照上民族一栏没有填成“犹太人”,因为他母亲不是犹太人,丈夫死后,她把丈夫的姓从“格森”这个犹太姓改为“库兹涅佐夫”这个俄罗斯姓。爱德华在第一次入狱获释前二个月向监狱长申请把他的民族改为犹太族,这是当局第一次碰到一个50%犹太血统的人要求把他的民族从俄罗斯改为犹太的例子,当局一般只碰到过相反的情况。这要求被断然拒绝。
爱德华与西尔娃·查尔曼森结婚后,更加积极地参与犹太人事业。这对年轻夫妇,加上他们的一些亲戚都提出移民去以色列的申请。这个请求没有得到批准，还不断受到骚扰、侮辱和挑衅。爱德华在狱中日记里这样形容他的经历:
有人会说“以色列”这个字,并作一个猥亵的手势。每当人们听到这样一个古老的笑话,就会明显地分成两派:“犹太人举家去以色列,你坐的火车会从北站开出!”〔西伯利亚的方向。〕
当你无时无刻不被这种喧嚣困扰,你又能怎么办?你可以年复一年的等待,多少人都在这么做;你打好行装等待着……然后通知来了,〔告诉你〕移居国外的理由不足。
生活在半死半活之中,期待着某种结局,这就是不少“不准离境者”的绝望境地。
希莱尔·普特曼第一个向库兹涅佐夫夫妻建议逃亡。那天他们一起在隆布拉森林中散步,就是在这地方,1941年纳粹在当地反犹分子的协助下,杀害了里加的25,000名犹太居民。他们走到立在大屠杀现场那块不起眼的纪念碑前,这是一些勇敢的犹太青年在1963年树立的。里加的犹太人经常乘公共汽车到隆布拉森林去,在这里凭吊和怀念过去的悲惨事件。普特曼和库兹涅佐夫夫妇谈到,再继续申请移民是徒劳无益的。他们都认为,除非发生戏剧性的突变,犹太人移民运动是没有指望的。普特曼提出举行大规模绝食斗争,可以持续1年之久。库兹涅佐夫总是那么喜欢愤世嫉俗,他反驳道:“我们随时都可以在红场把慈祥的老岳母烧死以示抗议!”
他们需要采取一些不同寻常的手段,能够表达出“不准离境者”绝望心境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需要有一些下定决心赴汤蹈火的人,紧紧抱成一团采取激烈行动,来“击穿水坝以便让其他人突出去”。他们继续在林中漫步,一边警惕地注视着是否有人跟踪,然后普特曼细声耳语道,“我们有一个经验丰富的飞行员。”爱德华和西尔娃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普特曼接着谈了细节,库兹涅佐夫提出疑问:“总共多少人?这些人可靠吗?”
他们朝身后的森林望去,在林间深处埋着8万名犹太先烈,他们未能逃脱死亡的命运。“要么就是在这儿结束,”库兹涅佐夫轻声说道,他知道他们已经作出了生死存亡的决断。只要爱德华和西尔娃依稀看到远方出现摆脱压在头上的反犹行为的一线光明,他们就会义无反顾。他们接受普特曼的要求,加入这个行动小组,爱德华还邀请了另外两位非犹太人持不同政见者阿列克塞·穆尔琴柯和尤里·费多罗夫参加,这两个人都是因“反苏活动”和他一起被判徒刑的。这个出逃计划的暗号是“婚礼”,因为这些人准备假装乘飞机去参加朋友的婚礼。
可是普特曼和列宁格勒小组开始对迪姆西茨的计划有了另外一种想法。他们决定征求以色列当局的意见。他们用暗语写了一封信,寄给一个刚刚移民到以色列去的苏联犹太人。以色列当局不同意这个计划。普特曼收到从特拉维夫打来的电话,告诉他以下内容:“希莱尔,我见到你叔父西蒙·普特曼医生,请教了他。他给我如下处方:‘那种药吃了有害’”(普特曼虚构的“叔父”的名字简称S.B.正是以色列情报局ShinBet的头两个字母)。接到以色列当局反对该计划的指示,列宁格勒小组撤销了这个计划,并试图劝说其他人打消这念头,因为这个行动可能会危及整个犹太人移民运动。
迪姆西茨告诉普特曼,劫机计划必须取消。这计划果真取消了。迪姆西茨在参观了一架TU-124飞机的驾驶舱后意识到这种飞机由他一个人来驾驶确实是太大,太复杂了。因此他决定取消这个计划。普特曼和他的列宁格勒朋友听到取消的消息后很高兴,又回过头去从事他们的犹太教育事业。
可迪姆西茨又策划了另一个出逃行动,他没有将这个计划告诉列宁格勒小组。这行动的目标是一架更容易驾驶的小飞机且不用采取空中劫机行动。该行动计划是准备劫持一架能坐12个乘客的小型AN-2飞机。计划中库兹涅佐夫小组订下从列宁格勒飞往普利奥泽尔斯克航班的全部12张机票,当飞机在普利奥泽尔斯克这个离苏芬边界只有40英里的小镇降落时,乘客就用一把假枪和土造的“铁护掌”将两名飞机乘员制服,让他们离开飞机,并不伤害他们的生命。这个计划施行时不会有人受伤，这样苏联当局就没有理由要求引渡逃跑者了。(在苏联与瑞典签订的双边协定中,只有政治犯,而不是刑事犯才能受到免于引渡的待遇。)在普利奥泽尔斯克接上另外4个人之后,这架超重的飞机就由迪姆西茨驾驶飞越苏芬边界,一直飞到瑞典去。在那里这些逃跑者将要求政治避难,并要求把这架飞机送还给苏联。
乘客中一个叫约瑟夫·门德维奇的人起草了一份“最后遗嘱”,万一全体参加行动的人遇难,就将这份文件公布。鉴于连他们自己都认为成功的希望小于5％,这份文件实际上是一份自杀宣言。它引用先知泽卡里亚的一段恰到好处的诗篇开头:“……从北方土地出逃……逃吧,住在巴比伦的犹太儿女。”随后,它写道:
我们要用这个行动引起苏联政府领导人注意到犹太人在苏联无止尽的悲剧处境……并向他们宣布,允许我们犹太人回归祖国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
全世界的犹太人!为你们在苏联兄弟的自由而奋斗是你们的神圣职责。活着还是死去,是俄国犹太人的命运,我们知道这命运很大程度肩负在你们身上。
这些阴谋出逃的人不知道,苏联政府已经获悉他们的计划。在1970年6月15日出逃那天,克格勃采取了周密的行动,将犹太积极分子一网打尽。那12个买了机票的人在登机之前就一一落网;那些等在普利奥泽尔斯克的人在这之前就被逮捕。普特曼自己甚至还不知晓这个最新计划,就在一个海滨胜地与4岁的女儿一起度假时被捕;其他一些犹太领导人也在列宁格勒被抓获。同一天,克格勃在列宁格勒、莫斯科、里加和其他城市对犹太人家庭进行了搜查。一个精心谋划的司法围剿开始了,几天之内就会影响到其他大小城市,克格勃实际上已经搜查了在俄罗斯、摩尔达维亚注释4、乌克兰和拉脱维亚的所有犹太领导人的家。在苏联几个主要城市的犹太人团体领导人全部被捕,隔离起来,并以阴谋进行犹太复国主义活动被起诉。
3.“这些家伙都该处以绞刑”
第一个列宁格勒案子审判的是那些当场抓获的人。他们这个案子也可能比较简单,这是个普通刑事犯罪起诉:被告肯定会被认定企图非法离境及非法动用国家财产——这些犯罪的量刑相对来说比较轻。然而,此案的大部分被告都被控犯有叛国罪及窃取国家珍贵财产罪——这些犯罪的最高刑可以是死刑。
审判是这样一个场面:公诉人、法官和被告辩护律师都照着稿子念;被告大声疾呼他们的信念,陈述他们的愿望。法院里三百个座位都被克格勃的啦啦队占据,这些人一得到信号就高呼“这些家伙都应该处以绞刑!”或其他类似的口号。有一些被告的亲属被允许旁听审判,其中一个人秘密地把某些情节录了音。
在苏联,被告在正式起诉前的调查阶段就被隔离监管起来,他们没有机会进行商讨,制定出较好的辩护方案。每个被告(只有一个例外)都把主要责任归咎于自己。所有的被告都否认有任何损害苏联的叛国企图;他们唯一的动机是移居国外,建立新生活。他们还声称他们盗窃国家重要财产飞机的意图,本来就准备由瑞典当局把这架飞机交还给苏联。
由检察员——在苏联指公诉人——进行的质证主要是围绕政治问题:
检察员:你不以为反犹主义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而引起的吗?
库兹涅佐夫:犹太复国主义只是到了20世纪才出现的,而反犹主义一直都存在。
检察员:你是否读过任何犹太复国主义宣传品?
库兹涅佐夫:若是以你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解的话——没有读过。
检察员:对犹太复国主义只有一种理解方法，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
库滋涅佐夫:犹太复国主义是你们的替罪羔羊。
有些被告打算列举他们一直忍受的反犹主义困扰,例如,一个公共汽车司机曾对迪姆西茨吼道:“希特勒还没有杀光你们!”检察员总是打断他们的陈述,训诫他们,苏联人民是“不可能反犹太民族的”。
检察员在结束语中反复提到“国际范围的犹太复国主义阴谋”,并否认这是“一场针对犹太人的审判”。就好像要加强他的论点,他随后建议法庭判处一个犹太人和一个“非犹太人”死刑:犹太人是迪姆西茨;“非犹太人”是库兹涅佐夫(“我不认为库兹涅佐夫是犹太人，我认为他是一个俄罗斯人,”检察员宣布。)
被告最后陈述是他们仅有的一次解释他们行动的机会。西尔娃·查尔曼森以所有被告的名义作最后的陈述,她说:
我感到万分悲痛……如果法庭判处死刑,那么像迪姆西茨和库兹涅佐夫这样杰出的人将会被消灭。我不认为苏联法律会把一些人移居国外的动机当做叛国行为……我们中的一些人不认为我们的行动会获得成功……甚至在芬兰车站注释5我们就注意到有人在跟踪。可那时已无路可退——退回到过去,继续等待,打好行装铺盖等待。甚至到现在我一刻也不怀疑,海枯石烂,终有一天我会生活在以色列,这就是我的梦想,它经过两千年等待和期望的锤炼,永远不会被放弃。明年在耶路撒冷再见!!
西尔娃随后放声大哭,一边哽咽着用希伯来语吟诵那些她早就熟读的犹太祈祷文:“Im eskacheck Yerushalayim…”(“如果我忘却你,呵,耶路撒冷……”)。可她的话被检察员截断,命令她不准用外语讲话。
4.“分期执行死刑”
法官随后退庭考虑判决和量刑。(苏联有个古老的说法:“上天决定婚姻,克里姆林宫决定生死。”)所有的被告都被认定有罪。库兹涅佐夫和迪姆西茨被判死刑,枪决执行。其他人分别判处4年到15年的有期徒刑。宣读死刑判决时法庭里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
但是欢呼死刑的掌声并不来自世界的其他地方。教皇发表声明,希望基于一种人道主义的立场,赦免这两个被谴责的人的生命。西欧的共产党呼吁对这两个人缓刑。(美国共产党一如既往,对此缄口不言)。安德烈·萨哈罗夫同时给美国总统尼克松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尼古拉·波德戈尔内发了两封信——给尼克松的信是表示支持一位年轻的美共党员,安杰拉·戴维斯,他因被指控向革命者提供武器而可能被判长期徒刑;给波德戈尔内的信则支持库兹涅佐夫和迪姆西茨。另一个请求来自一群苏联学者,他们呼吁西班牙的右翼政府延缓对一些巴斯克民族运动成员的死刑,同时要求苏联政府对两个即将被处决的犹太人宽大处理。
在苏联法院开庭听取缓刑请求的前一天,佛朗哥将军赦免了巴斯克人的死刑。全世界的目光现在都盯着克里姆林宫。1970年12月31日,法院宣布,将库兹涅佐夫和迪姆西茨的死刑判决改为15年“特殊刑制”——一种最严厉的监禁方式。
“这是分期执行死刑,”库兹涅佐夫的一个朋友听到改判消息后讥讽道，“他怎么也熬不过15年特殊刑制。”确实,一个判15年特殊刑制的罪犯,他吃的伙食只能让他活几年,可是不少人竟也坚持下来,支撑他们薄汤寡水伙食的是另外一些对策,加上不屈不挠坚韧刚毅的精神。
5.“国际犹太复国主义阴谋”
迪姆西茨——库兹涅佐夫案审判之后,在苏联主要犹太人聚居城市开始一系列个别审判。在列宁格勒进行的第二个审判是针对该市犹太人社团整个领导集团的地道政治阴谋,即针对那些对各种劫机计划知情的人,也针对那些对此事一无所知的人。起诉书本身毫不掩饰它的政治倾向:
国际犹太复国主义正在进行一场针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破坏活动,发表充满诽谤污蔑的文章,派遣所谓旅游者进行活动。这些活动已经导致〔一些人〕在列宁格勒成立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该组织的成员与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社团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犹太人中间鼓吹教唆移民去以色列。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使用了反苏联的犹太复国主义文学,甚至还有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出版的书籍。
起诉书中提到的印刷品包括利昂·尤利斯的《出埃及记》(这本书成了苏联犹太人地下出版物长盛不衰的畅销书注释6),霍华德·法斯特的《我光荣的弟兄》(这本书我上中学时在美国被禁,原因是该书进行共产党宣传),查依姆·比亚利克的诗集,还有兰道夫·丘吉尔的《六日战争》。
这些阴谋活动和印刷出版物的审判结束后,接着又开始对那些申请移民的普通工人和各行各业的人进行审判。有些人的罪名是“流氓行为”,或是“寄生虫生活”。有一个人被指控为英国和以色列刺探情报。还有一个人因“把一个女人手中的生日蛋糕打落在地”而被捕。所有的人都被认定有罪并判刑。
对大批人起诉和对个别人的逮捕的交替现象,几年前就由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注释7在他的《古拉格群岛》里描述过了:
这个下水道系统的历史就是一个永不间断地流进和流出的历史;涨和落,落和涨;潮水流进,有时大,有时小,水从溪涧和小河,从四面八方流入;涓涓细流从街上的水沟渗进来;还有一下子一下子舀进来的水滴。
有一个一条腿的木匠,来自德尔本特市,叫平卡斯·平卡索夫。这个人从来不关心政治,可他想移居以色列。他的全家人——他老婆、6个孩子和他自己是这个地区第一个申请离境的。1973年申请批准了，但当局极力劝说平卡索夫一家不要走,唯恐他们的出走会鼓励别人也跟着走。当他坚持非要走时,他就被以做木匠胡乱收费的罪名抓进监狱。他家里人都被允许出境,可他被判了5年徒刑。
6.“纳 粹 准 将”
我们采访的这些过去的犯人告诉我们狱中生活条件。有些人和库兹涅佐夫——迪姆西茨案犯关在一起,这些人向我们提供了关押他们的详细情况。除了那些差劲的生活条件的描述,最令人不安的消息莫过于监禁我们当事人的集中营里大部分囚犯是那些过去与纳粹合作的俄奸,他们中不少仍冥顽不化地坚持反犹主义立场。一个刑满释放的牢友告诉我们,在一个总共450人的集中营里,只有8个犹太人:
其他人都是在纳粹德国侵略苏联时当俄奸而被认定有罪的罪犯。他们因为一件或更多的杀人罪而被判长期徒刑。犹太囚徒被派去做最艰苦、最累的活。而纳粹合作者则被分配去做文书、警卫等工作,有些人还被称作“准将”。
有一个牢友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故事,库兹涅佐夫案中最年轻的囚徒,一个虔诚的犹太正教信徒约瑟夫·门捷列维奇遇到的特殊经历。别人强迫他刮去大胡子,摘掉犹太小瓜壳帽。另外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是曾与门捷列维奇关在一起的一位牢友告诉我的。那是在逾越节,门捷列维奇偷偷地举行了一个纪念仪式,他用一些干花瓣当做逾越节吃的死面饼。临到做传统的死面饼夹苦草药时,他没法弄到苦草药。可那挡不住门捷列维奇,他吟诵道:“苦药草是缅怀犹太人苦难的象征。在这儿我们不需要象征。我们每天都在吞食着真实的苦难。”
7.偷运出来的日记
有些曾经和库兹涅佐夫关押在一起的牢友告诉我们,他写有一本狱中日记。在狱中,他们怀疑这本日记是否有重见天日的机会,因为监狱管理当局定期搜查,对收缴的文字材料一律销毁。偷运东西的唯一机会是在亲属探视时,通常是在一间小木屋里,可以和妻子或父母待上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一天里很少有人搅扰他们。可是,在囚犯和家属进入小屋之前,他们都被脱光衣服进行搜身,身体上每一个可以藏匿东西的地方都检查过。
这些不相信日记可以带出去的囚徒错了:库兹涅佐夫无论如何也要把他的经历向世人披露,他对自己是否能活着离开这里并讲述这一切没有把握,就想出一个聪明的办法把他的日记偷带出去。他学会了写显微镜下才能看清的小字,这使他能够在一小块手纸上密密麻麻地写几千字。随后他把这块珍贵的手稿卷成小球,外面涂上从集中营的药房偷拿的蜡。每次在小屋会见之前,他就吞下一些小球,这样搜身时就不会被发现。会见期间,他就去厕所大便,然后从马桶里把小球找出来洗干净。来看他的人再把小球吞下去,通过搜身检查,然后回家把小球排泄出来。剥掉蜡皮后,把小纸卷打开,把内容写下来。用这种方法库兹涅佐夫从狱中偷运出去10万多字的日记。
日记的第一卷在西方用俄文、法文和英文出版,题为《狱中日记》,向人们提供了索尔仁尼琴之后的古拉格群岛内幕。这里有些内容读起来像但丁的《地狱篇》,其他地方读起来又像《鳄鱼》杂志上的幽默小品。
库兹涅佐夫的日记偷运到西方去后不久,我们就收到了副本。我们现在已掌握了不少所需要的情况:证人证词,签字证词,有关文件,日记和物证。每个囚犯的最直接亲属已经给予塔尔福德·泰勒授权委托以这些囚犯的名义全权处理一应法律事宜。可是还有些半明半暗的疑问。苏联政府会允许美国律师代理苏联人进行诉讼吗?这些囚犯希望我们替他们草拟申诉书吗?那些仍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的“不准离境者”对我们的干预又作何感想呢?搞清这些疑问的唯一办法是到莫斯科去,与苏联当局和“不准离境者”直接谈谈。这可不是件容易事。去以色列办理这些法律事务是一回事,要想取得签证,进入苏联去为那些被认定犯有叛国罪的囚犯申诉又是另一回事。从来没人做过这种事。在犹太人保卫同盟爆炸案审判中我公开为被告辩护,《真理报》和《消息报》都用大量篇幅刊登过这些案子,这使苏联当局已经注意到我的名字。“你想进入苏联的困难程度”,一个消息灵通人士告诉我,“几乎和你的委托人想要离开苏联一样。”
我们决定分两批向苏联大使馆申请签证。塔尔福德·泰勒和乔治·弗莱彻教授——他是洛杉矶加州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精通俄语,是苏联法律方面的专家——两人一起申请,在申请书上注明他们因法律事务去苏联。泰勒同时给总检察长鲁登科和斯米尔诺夫院长写了私人信件,告诉他们,他“希望不久即去苏联访问”。他在信中写道:“自从我们一起在纽伦堡对战犯进行审判以来,已有多年未见面,若是有机会在莫斯科与你们重逢,重温我们之间的友情,畅谈互相关心的专业问题,我将感激不尽。”泰勒将在弗莱彻的帮助下与苏联当局进行正式接触,争取他们批准我们代理被关押的囚犯,并以他们的名义写申诉书。
大家认为我应该单独申请签证,以免我与犹太同盟的关系牵连泰勒和弗莱彻的申请。我本来打算一人单独作为旅游者去,可是我们这些律师们在一起商量以后,认为这太冒险,要是能跟什么人一起旅行会好一点儿。我决定带我12岁的儿子埃隆一起去。我们递交了申请书,理由是对苏联的法制感兴趣。如果签证批下来,我的任务是会见“不准离境者”,了解他们对我们提出干预的看法,再想法收集一些有关囚犯们狱中境况的其他资料。
8.“记下来,把一切都记下来……”
使我们感到意外的是,所有4本护照的签证申请都得到批准。我们分别踏上去莫斯科的旅程,预先约好到时在莫斯科民族饭店的大餐厅见面。
埃隆和我按时到达约定的饭店,坐在餐厅里等待。可是泰勒和弗莱彻踪影全无。当我等得心烦意焦时,侍者一次又一次地给我杯中斟满伏特加酒,给埃隆的杯里倒百事可乐。什么意想不到的事都会发生,我们没有商量好万一这种情况不行又怎么样,在莫斯科实际上没有办法找一个美国人,因为苏联国际旅行社只是在旅游者到莫斯科以后,才具体安排他们去某家饭店住宿。
等了两个小时后,我终于听到弗莱彻那与众不同热情洋溢的声音。他们的班机晚点了,但我们终于团聚,互相交换了各自旅馆的地址、电话号码,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地点,我们在一起吃了晚饭,聊了一会要办的事。
第二天是星期六,我早上决定去寻访莫斯科唯一的那座犹太教堂。有人曾经告诉我,这就是可能碰见一些“不准离境者”的地方。
这座犹太教堂很不好找,从我下榻的旅馆去得走很长一段路,出租车不肯去这地方。可是以前来过的人给我一份地图,我们终于找到阿希波夫街,看见一座古老的建筑,它看起来就像是纽约下东区那座犹太教堂。我们进了教堂,在后排找了座位坐下。唱诗班的领唱正在用希伯来文吟诵;教友们都在用意第绪语低声交谈;而教堂执事讲的是俄语。呆了一个钟头以后,一个叫尤里的小伙子走过来,用标准的英语小声说,“你为什么不到外面去和真正的犹太人见面?”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跟我出来,你就明白了。”我们走到街上,看见满是闹哄哄的莫斯科小青年。尤里把我们介绍给他的朋友,我们和几个“不准离境者”热烈地谈了一上午。
当晚,我在日记中写下一些对莫斯科犹太教堂的印象:
犹太教堂戏剧性地呈现出两个不同的层面。教堂内部代表着过去:留着大胡子的拉比用意第绪语发表着预先审批过的布道,听众是一群心惊胆战任人摆布的七八十岁老人,他们的儿女和孙儿是永远也不会到犹太教堂里来的。用意第绪语交头接耳的话题是即将到来的节日:死面饼会充足供应吗?克格勃会像过去那样限制参加宗教节日仪式的人数吗?会有携亲属捎带的祈祷书和信件的美国旅游者来吗?
犹太教堂外面代表的是未来:那些不甘于二等公民生活的人;那些渴望在苏联之外过犹太方式自由生活的人。在教堂门口他们几十人聚在一起,有时达几百人,一直待到祈祷结束。他们过去一直在路对面两只篮圈之间权充球场的空地上聚会,直到当局把这块空地围上篱笆,每到星期六就锁起来。现在这些小青年站在街当中,有时无意之中阻碍了车辆的穿行,给警察在重要节日,或有外国人混迹其中时驱逐人群提供了借口。
这些站在外面的人拒绝进里面,认为这是苏联官方的橱窗,目的在于抑制犹太文化,使之慢慢消亡。这些人说着结结巴巴的希伯来语和英语,这种语言反映他们朝思暮想的梦幻而不是眼前的现实。他们最珍视的物品是偷运进苏联的《艾勒佛·米林》（Elef Millim）,一本初级希伯来语读本,它在苏联是禁书,因为它是“民族主义的”;还有从美国旅游者那里要来的过期《时代》周刊。他们脖子上戴着有大卫之星的饰物,上面刻着“犹太人永生不死”这句口号。在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离开。
大部分在教堂外面的人也是被这个制度所不容的人。他们都已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自己的前途——他们都已提出申请移居国外。只要一个苏联犹太人申请移居国外,他就只剩下两条路可走了——命好的话,他或许可以获准放弃苏联国籍,离开这个国家。如果他的申请被否决,或者就是不给肯定答复,他会遇到一连串的难题,这些难题差不多都会让他落得个进监狱的结局。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都选择移居国外这条羊肠小道呢?回答很简单:作为一个犹太人在苏联是活不下去的。歧视无所不在,有些重点大学的专业完全不招收犹太学生,甚至没有申请离境的犹太人也不收。犹太人的价值观念和理想在苏联到处受到贬低蔑视。苏联当局声称并不存在犹太人的问题,这话不错,除非你是个犹太人。
尤里·维克斯勒,那个犹太教堂里接近我们的年轻人正面临着被判刑的惩处,因为他拒绝应征入伍。他成了我们的义务导游。经他介绍认识的人之中有艾达·努塔尔。我们在离圣瓦西里教堂华丽的葱形尖顶不远的公园长凳上会面,她矮小,丰满,40多岁。艾达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温和的犹太母亲,她承担了完整地收集每个思想犯情况的任务,她对这些人的情况了如指掌:关在哪个劳改营;最后一次家属探视的日期;他们身体和精神健康状况;他们需要的治疗药品;他们在狱中所分配的工作;他们可以用来申诉的法律根据,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狱中生活的细节。她有一个小本子上面记满了这些情况。
我问她,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当纳粹屠杀我们的人时,全世界听到的只是人数,而不是那些具体的人。你没办法为人数寻求帮助,全世界必须了解这些囚徒的所有情况——他们长得是什么模样,(她一边说,一边抽出一份贴着这些囚徒照片的材料,这些照片都已经被揉搓得皱皱巴巴);他们想什么;甚至包括他们互相之间说些什么笑话。”她流着眼泪告诉我下面一些监狱里的笑话:
“有一个囚犯因为称赫鲁晓夫是个白痴而被判刑。对他的指控不是诽谤,而是泄露了一项国家机密。”
“一个看守问一个囚犯他被判了几年徒刑。‘10年,’囚犯回答。‘你都干了些什么值得判你10年?’看守问。‘什么都没干,’囚犯答道。看守满腹狐疑地看着囚犯,说:‘我不信,什么都没干应该判5年,而不是10年。’”
就像问所有的“不准离境者”一样,我问艾达:把美国律师搅进这些政治犯的案子里来是否有用处。“有用处,肯定有用处,”她回答说。
“可是这会有什么反作用吗?”我问:“我们的干预会不会伤害囚犯呢?”
“我们大家随时都可能成为囚犯,”她平静地说,“我们已经花了不少时间讨论策略。我们大家在这个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必须宣传这些事,必须得到外界的关心,这是我们的生命线。”然后,她提醒我,伟大的犹太历史学家西蒙·杜布诺夫被纳粹拖到隆布拉森林枪决之前最后说了几句话:“沉默是最大的犯罪……记下来,把一切都记下来……”
余下几天里我会见了许多“不准离境者”社团的成员。我们在地铁上,在教堂里,在公园里;在特殊情况下,还在他们的家里见面。在家里谈话一般都不涉及具体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可能会有窃听。“不准离境者”成员们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比方说离境申请获准后去以色列以外的国家是否妥当等。但囚犯们需要外界的法律帮助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有些莫斯科的律师也告诉我,苏联的司法机构希望得到西方的承认,并不想被人看作是一种自斯大林时代开始的无法无天的野蛮制度。他们还建议道,或许西方的律师把苏联的司法制度真当回事,认真严肃地向它呈交申请书,苏联当局反而会受宠若惊,忙不迭地去细读这些材料呢。
9.“所以一个美国律师就到莫斯科来了……”
正当我会见这些犹太人时,塔尔福德·泰勒和乔治·弗莱彻在他们旅馆房间里等待着鲁登科总检察长的电话。总检察长的电话一直没有来,他们就到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去找。他们被告之,鲁登科正在休假,斯米尔诺夫得了急病,不清楚这两个人是否能会见美国客人。他们要求这两个美国人回到旅馆去等候通知。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过去了,没有人打电话来。星期五是我们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天,下午四点钟还是没有消息。泰勒和弗莱彻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动身回国。弗莱彻不打算空着手回家,所以他想步行去附近一家书店买几本俄文书。他刚一离开,电话铃就响了。(弗莱彻的行动受到跟踪吗?)打电话的人是第一副总检察长马利亚洛夫。泰勒用他从伯利兹出版社录制的俄文读本里学到的俄文和副总检察长寒暄了几句,但他并不了解，其实话中有刺。几分钟后,一个翻译打电话来,告诉他鲁登科仍未痊愈,注释8但马利亚洛夫愿意见他,希望他马上就来。泰勒找了个翻译,匆忙赶到最高检察院,马利亚洛夫正在等着他。一番客套之后,泰勒说明此行的本意,并给副总检察长看了律师委托书,说明他是囚犯家属的全权法律代表。
“原来是美国律师来到莫斯科代理一个苏联公民,”马利亚洛夫讥讽地说道。“你是怎么弄到这些审判材料的?”他问。泰勒告诉他,我们在以色列采访了移民者。“你怎么能证明他们的材料是可靠的?”马利亚洛夫问道。
泰勒知道是他开始谈的时候了:“我们已经尽可能审慎地反复查证了,可我仍然愿意有机会查阅审判记录,如果这些记录允许查阅的话。”
马利亚洛夫摇摇头。“你们有你们做事的方法,我们有我们办事的规矩。”泰勒向马利亚洛夫保证,我们的目的是用一种纯粹专业人员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如果苏联当局能够收下我们呈送的法律文件,加以研究考虑的话,就可以避开宣传报道,免去公开的批评,这样岂不更好。经过一番踌躇,马利亚洛夫准予泰勒以犯人代理人的身份呈交申诉书,并保证会研究这些文件,并由检察院的最高领导来考虑处理意见。这样,我们成了第一批被允许正式参加苏联司法工作程序的美国律师。
我们对泰勒的胜利欣喜若狂,但对此案的实际结果一点儿也不抱希望。回到那个俄国古老的笑话上来,我们不仅已经跟死人“谈了话”,那死人甚至还“聆听了”我们讲的话。现在,最困难的工作是要这死人站起来干点什么!
10.“我与他们有一种手足之情”
令人精神振奋的苏联和以色列之行回来后,我们觉得,现在是踏踏实实地坐下来准备马利亚洛夫批准呈送的法律文件的时候了。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我联系了办公地点,安排了速记员,购置了打字设备,雇了翻译。办公室的套间就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我们在剑桥和波士顿尽可能到处搜索用西里尔字母注释9的打字机。我们把哈佛法学院图书馆收藏的苏联法律书籍中很大一部分搬到我们的办公室里来。我们找到了两位在苏联受教育的律师自愿帮忙,并找了好几个俄文打字员和翻译,以及两个刚刚毕业在纽约的律师事务所里工作的年轻人。我们这支由十四五人组成的队伍,1974年5月20日在剑桥正式成立。
我们这个从事国际业务的律师事务所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拥挤不堪的办公室里日夜不停地干了几个通宵,工作量巨大惊人,手头共有19个案子。每个案子都需要单独的申诉和宣誓签字证词,都须用俄文和英文书写。我们还得准备大量的申诉书,包括主要的法律问题。一句话,我们得完成50多份法律文件,实际上,这些都要从打草稿开始。
当我坐下来开始工作时,心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虽说我还不曾见过一个作为我们委托人的苏联犹太人,可是我觉得他们与我情同手足,就好像我们已相识多年。我发觉自己用亲热的绰号“埃迪克”“尤西”称呼他们,而不是用正式姓名。我从未如此亲密地和自己的委托人认同过,尽管我与他们从未见面,可是在我内心深处,我知道总有一天会见到他们,我会喜欢他们的。
为了起草申诉书和撰写法律备忘录,我们必须利用一晚上的时间自学全部苏联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幸运的是苏联的法制完全是依靠法规和行政规定组成的,不像普通法那样建立在判例的基础上。成文法相对来说数量不多,总的来说也不难掌握,而按普通法制度必须加以研究的判例则卷帙浩繁。更可庆的是哈佛法学院图书馆藏有这些苏联法的英文版本。这样,经过一番苏联法的速成课,我们已经做好写申诉的准备。注释10
时间非常紧迫,因为泰勒已经定好几天后去莫斯科会见总检察长鲁登科,会见时他将试着面呈我们准备的法律文件。我们在泰勒走前才完成这些文件,在他登机前几分钟才把申诉书的复印本从誊写房里取回。
这回鲁登科出现了,泰勒见到了他,谈了几个小时,鲁登科接受了我们写的法律文件。
现在,我们需要等待。几个星期过去了,一直没有消息。6月27日尼克松总统到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谈,我们劝说他的法律顾问给在莫斯科的美国总统一行人拍了一份电报,要求把我们的案子包括在他要提出讨论的会谈内容中。我们寄去了申诉书的副本。后来我们得知这些案件在双边会谈中被提出来,并在会谈中进行了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