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西尔娃·莎曼莎森获释
到8月底以前,我们什么消息也没收到。突然西尔娃·查尔曼森被释放了,理由是出于健康和人道主义的考虑——报道中说她患有肠胃溃疡和肺结核。虽说我们并没有特别的理由来证明这是我们工作的成果,因为很多人都在呼吁释放她,但我们还是感到欢欣鼓舞。不管怎么说,她的释放与我们的申诉努力不会毫不相干,因为在为她呈交的申诉中强调了“许多关于她身体和精神健康恶化的详细报告,”特别要求总检察长“运用他的地位去关心她的情况,尽一切可能给她帮助,改善她的情况,”还建议“全部或部分免去尚未服完的刑期”。西尔娃一获释就到安德烈·萨哈罗夫度夏的地方去,在那里她发表了一份声明,对国外支持援救表示“无以言喻的感激”,要求国外继续援救那些“我亲爱的人们及所有的犹太政治犯。”
西尔娃在被“驱逐”去以色列之前获准短暂地与丈夫爱德华见了一面。她先去以色列治病,不久就赴美国作支持仍被关押的犹太人的巡回讲演。塔尔福德和我,还有其他参与她案子的律师一起安排了一次午餐会与她见面,地点在曼哈顿一家叫“卢·西格尔”的犹太餐馆。这将是我们第一次“团聚”,希望它是以后我们与许许多多从未见面的委托人团聚的开头。这次会见真叫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听说西尔娃热心犹太传统风格,我们决定在星期五的午餐会订一桌真正的老式犹太佳肴来款待她。第一道菜上的是Cholent——一种美味杂烩菜,用豆子、土豆、燕麦,再加很少一点牛肉,放进浓汁和辛辣调料在火上慢慢炖熟而成。这道菜端上来后,我向西尔娃介绍说,这菜是犹太人在安息日吃的传统菜肴。她尝了一口,脸上露出悲哀的表情,随后她大笑着说:“犹太传统风味菜?这是俄国监狱里的伙食!我已整整吃了4年这种饭了!”
直到这时候我们才意识到,这种传统的风味菜,对我们来说妙不可言的珍馐佳肴,只是一种故意尽量少放肉的农家食品。我们祖先的精打细算精神现在又被监狱当局用到囚犯伙食上去了。我们大家都酣畅淋漓地大笑起来,然后我又给贵客叫了一份烤得很嫩的牛肉。
她向我们讲了她丈夫目前的境况,请求我们继续声援他。她毫不怀疑囚徒们需要我们继续提供法律援助。因为这是我们的委托人第一次直接确认需要我们的法律干预,所以意义很大。她强调继续支持费多洛夫和穆尔琴柯两个非犹太犯人的重要性。她还告诉我们其他已释放或即将释放的囚犯的消息,要求我们再去一趟以色列,以便获得最新的情况。
12.平卡索夫案
这样,在圣诞节放假期间,我们再次去以色列采访犹太移民,并结识一些新的委托人。我们会见的人当中有雅尔塔·平卡索夫,她就是德尔本特那个一条腿木匠的妻子。她对我们说,她丈夫是冤枉的。作为有经验的刑事诉讼律师,我们对家人的无罪主张都持保留态度。对他的指控在这个案子里似乎没法再明确了,因为乱收费在苏联私人工匠中是家常便饭。可平卡索夫太太坚持说,“不包括平卡索夫,他从不乱收费。”我们向她保证,即使她丈夫有罪我们也会为他辩护,因为很清楚,之所以从这么多乱收费的人中把他挑出来关进监狱，仅仅是因为他申请移居国外。这使他的案子成了政治迫害,他是一个思想犯、政治犯。
可这还不能说服他的妻子:“不,不,你们必须强调他是完全无辜的。”最后,她在绝望之中脱口而出,“如果你不相信我,去问那个法官好啦。”我笑着说,跟在德尔本特的法官谈是很麻烦的。陪同我们的以色列翻译对平卡索夫太太提到那个法官显得有点儿不安,当她接着又提到她时越发显得心绪不宁,“负责审判我丈夫案子的法官之一现在就在以色列。她是犹太人,我丈夫被认定有罪以后几个月,她自己就移居到国外了。”
我决定我们必须见这个法官,就打听她的下落。以色列人不鼓励我们这样做:“她永远不会跟你们谈的。这一切对她来说是个创伤。我们答应过,不会再重提旧事。她到这儿来是重建新生活,而不是修补她的过去。”
像所有的律师一样,我咬住不放,特别是我有一个被监禁着的委托人。“我一定要跟她谈话,甚至要我亲自去找到她也在所不惜。”我坚持到底。
以色列人想劝说我:“可她并不是个真的法官。她是个临时找来的法官,和美国的陪审员差不多。”我对苏联的法庭组织还是熟悉的,它由一个专业法官和两个非专业的陪审法官组成,这两个陪审法官的作用半是陪审员,半是兼职法官。我向以色列人强调,由主持平卡索夫案审判的陪审法官中的一个提供一份宣誓签字证词，证明平卡索夫是无辜的,对我们来说作用非同小可。最后,他们答应帮我们去找里雅·米莎也娃。
我们手中关于这位女法官的唯一线索是,她被分配到希德洛特定居,这是一个在边远地区新开发出来为移民居住的新镇。这个小镇在以色列南部某地,从特拉维夫开车需走整整一天。我出发去寻找里雅·米莎也娃,自己心里也没数,因为她家里没有电话,没办法预先和她联系。
到希德洛特后我就开始四下找她。这小镇看起来就像从沙漠戈壁中冒出来似的,房屋建筑都是用一种拉毛水泥材料盖的，看起来就和支撑它们的砂地一样。这小镇有个中央市场和一个小操场,显得原始、简朴、空阔——然而却很美。我在市场上到处打听里雅·米莎也娃，最后终于碰到一个男人,他声称知道米莎也娃的住处。我匆匆忙忙地赶到那幢公寓去,却听说她刚刚搬走。可有人带我们到她的朋友家里,在那儿找到了米莎也娃。这个单元里只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几张帆布行军床,这家人的行李还没有从苏联运到。
我一告诉米莎也娃来找她的目的,她就变得恐慌起来,不肯跟我谈话。她和朋友们匆匆商量了一下。有一个人就走到我跟前,脸上带着笑容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吃点东西。我迫不及待地接受了这个邀请。我又试着重提我来访的目的,可是主人们在切面包时不愿谈这个话题。我能感觉到他们是在探我的情况,看我是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他们问我的家庭出身,我就告诉他们我的俄国——波兰祖先的情况。
正谈着,第一道菜上来了。这是一条巨大的鱼,搞不清楚是什么种类,用报纸整齐的包着。我看到这些俄文报纸,令我吃惊不小。我寻思这鱼是不是和这家人一起从苏联来的。我尽量作出漫不经心的样子问主人什么时候到以色列的，回答是“几个月以前”。这说明这条鱼已经有些日子了,我开始感到有点想呕吐,可我决定,一个好律师必须能够时不时吃点不新鲜的食品,以便不得罪提供消息的人。我尝了尝这条鱼,味道真不错。后来我听说它是在德尔本特用当地方式腌制的。不管怎么说,干了几杯浓烈醇厚的伏特加后,鱼的滋味怎么样也就无所谓了。
最后,米莎也娃说道:“你跟我们谈了你的身世,看起来你是个好人。现在我要告诉你我的家世。”她开始谈她的生活,她年轻时在共青团的经历,她怎么入党,后来怎么被任命为德尔本特一家糖果厂的干部。她至今仍然是个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无时无刻不全心全意地为党和苏联的社会制度辩护。很明显,她的朋友并不同意她这种态度,于是她们之间不客气地争论起来。她强调说,移民到以色列来是出于“个人原因”,虽说党并不支持反犹主义态度,但在工人农民中这种情绪仍然存在。
米莎也娃向我们介绍了兼职陪审法官制度,解释受信任的党员干部是怎样定期地担任“人民陪审员”。她自己以这个身份“已经干了5年,审了许多许多案子”。她说,当法官是她的“第二职业”,谈到这里,她戛然而止，好像是表示她的故事再没有什么可讲的了。
“你可以跟我们讲讲平卡索夫案件吗?”我问。她坐在那里沉默不语,泪水开始在眼眶里滚动。“你跟我们讲的情况能救他的命,”我小心翼翼地鼓动,可是她仍不作声。于是我就稍微逼得紧一点儿。“你不以为,或许你欠着他点什么吗?在这个问题上,你不应该讲真话吗?在这里,如果你讲真话,任何人都不能把你怎么样。”
她立刻开口说:“你认为是我给他惹的麻烦吗?你错了,我救了他,要不他的情况会更糟。”随后她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起来。
她说,她之所以被派去审理平卡索夫案,是因为她也是犹太人,这样就更有可能劝说他回心转意,不再要求移居到以色列。一个叫拉斯马萨诺夫的专职法官指定她去跟平卡索夫谈话,做一个交易:如果他收回移居国外的申请,并把全家从以色列召回来,对他的所有指控都会撤销,还会分给他一套新公寓单元。平卡索夫提出,他是无辜的,米莎也娃告诉他,“这没有关系,如果你不照我说的做,其他法官会从严处理你。”平卡索夫拒绝照她说的去做,于是检察院对他进行了起诉。公诉人传唤了11个证人,都是平卡索夫给他们做过木匠活的当地居民。所有的证人都肯定独腿木匠平卡索夫活儿干得好,工钱按规定价格收,从不多要一个子儿。有几个人作证说,他们曾给过他一点食品或饮料,或在额外干的活儿上加点小费。有一个人说平卡索夫的儿子曾经帮他干过活,他给过他一件小礼物。
拉斯马萨诺夫法官和其他人民陪审员要判这个木匠7年徒刑,米莎也娃则主张从轻处罚。后来,3位法官一致同意判5年徒刑。米莎也娃有点心虚地解释说,如果她拒绝签字,平卡索夫恐怕会判7年徒刑。最后,她泪流满面地跟我说,平卡索夫是完全无辜的,她审阅了他的全部卷宗,听取了所有证人作证。“绝对没有乱收费的证据。全部指控都是凭空捏造。我们接到上边的指示,除非他收回移民申请,否则必须认定他有罪。”
我问米莎也娃,她是否愿意把这些话对着录音机再讲一遍,然后再写一份签字证词,证明平卡索夫是无辜的。她说她想知道我们准备拿这些材料干什么用。当我告诉她,我们准备把这些证明呈交苏联司法当局时,她又踌躇起来。“这些东西对我还在国内的朋友们不会有什么坏处吧?”她问。我告诉她,这可保证不了,可是估计不太可能会对无亲无故的人造成影响。她用一种悲怨、差不多是哀求的口气说,“你说得对,我确实欠他的,我答应做这件事。我已经跟那个国家没有关系了。”
得到米莎也娃合作的保证后,我以谈话内容为基础起草了一份证词,由米莎也娃签字,并做了公证。随后,我们以平卡索夫的名义写了一份详细的申诉书,指出哪些地方违反了苏联法律,侵犯了被告的权利,并强调事实可以证明他是无辜的,这一点可以从审理该案的3位法官之一写的证词中确认。
我们对平卡索夫上诉成功比别的案子寄予更大的希望,因为我们知道对其他被告起诉、尤其是那些集体被告,是由莫斯科最高层决定的,要他们改变决定绝非易事。而我们推测对平卡索夫起诉的决定是由地方当局做出的,这样,收到我们写的申诉书后,最高当局很可能会推翻地方当局的结论,特别是有了米莎也娃证词这种说明该案显失公允的证据。
这回,反应来得更快,而且更直接。在1975年9月24日,我们呈交平卡索夫申诉书几个月后,消息来了,塔吉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注释11最高法院主席团已经作出决定,把平卡索夫的刑期“减为剥夺自由2年”。因为到这时候这个木匠已经差不多在狱中整整待了2年,他随即被释放,并允许去以色列与家人团聚。
考虑到其他的囚犯,有几个月我们一直没有公开这件事。现在我们决定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宣布我们已受委托代理苏联囚犯的申诉事宜;苏联当局已批准我们呈交申诉书;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应委托人的要求呈交了相当数量的申诉书和法律文件。
13.“一个国际阴谋故事”
可是,克里姆林宫一直没有任何反应。这一回,我们竟等了好几年。终于在1979年4月27日,一架苏联民航机冲破遮天蔽日的浓雾在肯尼迪国际机场降落,然后被拖到远处的一座周围用栅篱隔开的机库,外面的人看不见里面的情况。这时7辆黑色轿车驶到苏联民航机后面的舱门,从里面带下来5个表情忐忑不安的人——他们不知道自己究竟到了什么地方——直接送进轿车里。另外两个人从前舱门被送进飞机以便飞回莫斯科。新闻界预先有所耳闻,听说某种“重大事件”正在进行,可是任何人也不准靠近飞机。从远处看见的只是雾色中影影绰绰的人影。轿车很快驶离跑道朝纽约东区一家豪华旅馆——联合国广场饭店驶去。下午4时25分,轿车驶抵饭店,从车上下来5个剃光头的人,他们身体枯瘦、面色苍白、神情疲惫。这些人中间有爱德华·库兹涅佐夫和马克·迪姆西茨。另外3个人分别是亚历山大·金斯伯格、格奥尔基·维恩斯和瓦连丁·莫洛兹。正像《纽约时报》形容的,在这场恰似冷战期间在柏林发生的戏剧性国际阴谋故事中,5个政治犯被用来交换两个俄国人,这两个人最近被美国联邦法院认定犯有间谍罪,判处50年徒刑。这是头一回没有美国人介入、用苏联公民换苏联公民的交易。(当时在苏联监狱里没有被关押的美国人。)
企图劫持苏联飞机阴谋的两个中心人物,经过差不多9年的特殊刑制关押后,终于自由了。这两个人很快就在以色列定居,从普利奥泽尔斯克机场到本·古里安机场是一段多么漫长的道路呵!
这场“交换”过后不久,我在安德烈·萨哈罗夫的继子阿列克赛·谢苗诺夫家里见到了爱德华·库兹涅佐夫。谢苗诺夫现在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而他妻子从苏联移居国外的努力由于萨哈罗夫进行绝食斗争而获成功。
过高的期望往往会带来失望,我确实早已期待着这次会见。当我驾车去马萨诸塞州纽顿市一条清幽小街上的谢苗诺夫家时,我心里琢磨着库兹涅佐夫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了解这个远近闻名的人物,这个我们为他写申诉书和辩护状的勇敢的人,这个人不愿保持缄默,甚至自己全部青春时代都被迫囿于监狱也在所不惜。(他在22岁到40岁之间的18年中,在监狱中度过了16年。)库兹涅佐夫这个人确实名不虚传。他个子实际上比我预期的矮,“埃迪克”注释12身上洋溢着智慧、敏锐和远见卓识。他对苏联当局实际上剥夺了他的青春期似乎并不太耿耿于怀。虽说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40岁要大,但他保持着乐观和充沛的精力。我见过一些释放的囚犯，他们花费很多时间怨天尤人,怀恨抓他们的人,可库兹涅佐夫不想纠缠过去。为了搞清情况,尤其是了解他的3个仍被关押的共谋者的现状,我们向他询问了狱中情况。“现在名气大的人已经获释,”他明确地说,“可我们不能让全世界遗忘费多洛夫、穆尔琴柯和门捷列维奇。”他特别关切费多洛夫和门捷列维奇的健康,因为他们两人健康状况极坏。
话题又从囚犯转到国际大事上。听到他的另一个评论,我深感诧异:“不要让囚犯和人权问题妨碍紧张的国际关系,妨碍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如果那样做的话,正中苏联强硬派的下怀。这些人不想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他们要把更多的人投进监狱。在囚犯问题上你们得很好的施加压力,可是不要把核灾难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
他又说,“扩大宣传是囚犯们赖以生存的水和空气。在监狱里每天都有默默无闻的囚徒死去,可是只要西方国家知道这个人的名字,他们就不敢把他弄死。”他告诉我们,我们进行的法律保护工作非常重要;它很可能促使当局放弃对另外几个人的起诉,而且极大地促使当局下决心提前释放另外一些囚犯。
会见结束时我有一种使命完成的感觉,虽然只是部分完成,却是实实在在的。不管我们的法律保护项目是否已经发生作用,它成了我生活中最有意义的一部分我知道只要在苏联仍有思想犯，我就不会停下来，在我的职业生涯里，将一直为这些异议分子，不准离境者和其他政治犯辩护。
14.赫尔辛基监督协会
在劫机案审判后的几年里,一个新的犹太领导核心开始出现。它和著名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领导的民主运动有更紧密的联系,它仍然保持着犹太人的特征,把注意力放在移居国外上。
美国和苏联1975年签定赫尔辛基协议后,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宗教领袖、民族主义者和“不准离境者”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监督小组,监督协定中有关人权的条款在苏联执行情况。这个小组后来被人称作“赫尔辛基监督者”或“赫尔辛基守望者”,它在1976年5月12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很快又在乌克兰、立陶宛、格鲁吉亚及亚美尼亚成立了分支。此后两年中,有58名苏联公民冒着被捕入狱的危险公开加入这些监督小组。小组定期地发表苏联国内人权状况的报告。在1976年和1978年之间,他们发出近300个报告,其中搜集了大量的文件并且有详尽的描述。
赫尔辛基监督协会成员中有一个叫阿纳托利·夏兰斯基的人,他曾经是莫斯科赫尔辛基监督团犹太人“不准离境者”的代表。
夏兰斯基是个29岁的国际象棋专家,他曾经用心研究过把电子计算机技术应用到俄国这种传统比赛中去。年轻的阿纳托利出生贫苦,他学习刻苦钻劲极强,由于成绩卓著，获得过金质奖章,他在科学或象棋上前途都不可估量。17岁时,他最好的一个朋友发现他是犹太人,就揍了他一顿,大声对他叫骂“犹大,犹大”。这件事对阿纳托利发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激发起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趣和对以色列的关心。他给自己起了个犹太名字“纳坦”,并且经常在阿希波夫街的犹太教堂闲晃。在那里他与一个身段很高,俊逸姣美的女人邂逅,她叫娜塔丽亚·斯泰格利茨,也想移民去以色列(她的犹太名字叫阿维塔)。1973年夏兰斯基申请移居以色列,但遭到苏联当局的拒绝。
夏兰斯基决定,与其参加日渐增长的“不准出境者”的队伍,当一个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不如在苏联这个制度下暂栖身伺机以求一逞。他反复托人终于得到和负责审批出境护照部门的魏林将军谈话的机会。魏林答应,如果阿纳托利不吵不闹两个月,他就可以得到签证,他以“一个共产党将军的荣誉”作保证。阿纳托利保持沉默,不参加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可是这位将军后来通知他,他移居国外的申请最终被否定了。这以后阿纳托利决定不再保持沉默。
我1974年春天去莫斯科时,夏兰斯基的名字在西方尚不知名。我也没有听说过他。可能在我会见的人们中有他,要么是在犹太教堂门口,要么在某个“不准离境者”家里,可是我不记得曾经单独与他交谈过。
1974年6月,阿维塔被批准出境移居以色列,可阿纳托利没有。阿维塔的出境签证到7月5日就要过期了,延长期限是不可能的。阿维塔和阿纳托利决定在她离境前结婚,可是当局拒绝批准一个“不准离境者”和一个即将移民出国的妇女结婚。7月4日这对男女举行了犹太式的婚礼,由一位拉比主持,有犹太教士们祈祷,还按照传统风俗摔了玻璃杯。这对情人互相注视着低声说道:“明年在耶路撒冷相见。”在第二天黎明前,阿维塔离开了苏联。
孤寂的阿纳托利很快就成了苏联人权运动的核心人物。他具有好几个不可缺少的优越条件：他有绝佳的英文听写能力；他有和美国记者广泛接触的本事；他有为人权事业献身的永不枯竭的精力;他有能力把看起来难于同舟共济的形形色色人权运动派别撮合起来,他还有一种令人神往的幽默感。
安德烈·萨哈罗夫每次都要夏兰斯基在他召开记者招待会时做同声传译。来访的美国要人要求会见人权运动组织时常常指名要他负责安排。美国记者,如《洛杉矶时报》的罗伯特·托恩公开称他为有关人权活动积极分子的消息来源。
这样,夏兰斯基经常被拘留,被抓起来盘问,特别是外国要人准备来访问,或即将召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在一次拘留时两个抓他的克格勃人员要跟他下象棋。阿纳托利答应,只要输的人肯在地上爬,他就肯和他们下。几分钟后,阿纳托利就看到了极难得的两个克格勃官员跪在地上的景象。
当赫尔辛基监督协会在1976年成立时,该组织的精神支柱尤里·奥洛夫和安德烈·萨哈罗夫建议由阿纳托利·夏兰斯基代表犹太人移民运动。夏兰斯基全心全意地参加监督协会工作,特别是撰写报告的工作。他当然意识到,他时刻受到克格勃的监视。他知道他的电话被人窃听,他的墙上装有窃听器,他的行动被跟踪。他有可能不知道的是,有段时间和他同住一室的沙尼亚·利波夫斯基是个克格勃的眼线和坐探。
1977年1月22日,苏联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放了为时1个钟头的专题节目。这个题为《出卖灵魂的人》的纪录片把犹太“不准离境者”——包括夏兰斯基在内,描绘成“苏联境内的犹太复国主义走卒。”该节目采取一种在苏联前所未有的方式,在电视屏幕上放映出一些“外国走卒”的名字和地址,并把他们的照片清楚地放出来。
夏兰斯基勃然大怒。“这是在用录像手段煽动排犹运动,”他对朋友说。然后,夏兰斯基做了一件苏联公民根本想不到也做不出的事情:他向法院起诉,控告电视台,要求它正式“否认那些损害我的尊严和人格的污蔑性内容,”并要求“这种否认必须用相同的传播方式发表。”
克格勃打算搞掉夏兰斯基。为此,夏兰斯基的“朋友”沙尼亚·利波夫斯基被召到克格勃总部,命令他写一封公开信,指控夏兰斯基曾企图招募他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
苏联新闻界对利波夫斯基的公开信大肆渲染。在1977年3月13日,该信发表一星期后,夏兰斯基拟了一份公开信,他写道:“现在的情况是,我好像是一个人质……被一伙无法无天——不管是从国内法还是从国际法上讲——的恐怖分子抓进手心任意摆布,随时都可以采取极端行动。”
他还给在以色列的阿维塔写了一封私人信件:
娜杜丽亚,注释13我亲爱的,我的欢乐:
想想发生的一切,我只对一件事引以为憾。真令人懊悔呵,我简直想哭——我后悔我们还没有孩子……
我现在住在斯利帕克家里,盯梢的人就住在隔壁……
这一切对爸爸冲击很大。他夜夜不能寐,心力交瘁,他血压剧烈增高,我觉得他已无力支撑到这一切完结之时了。
我会在给你打完电话后坐下来好好写一封长信,我会把它寄出去,这样你就可以收到……
可是他没能打电话,也没有寄信。两天后,1977年3月15日,阿纳托利被绑进一辆克格勃的囚车里,投入阴森恐怖的列伏托沃监狱。他被捕的消息在西方各国成了头版头条新闻。
15.你愿意当我的托利亚的律师吗?
夏兰斯基被捕几天以后,我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女人说着结结巴巴的英语,自我介绍说,她是阿纳托利的妻子阿维塔·夏兰斯基。她要求我帮助她丈夫。我通过翻译交谈下去。“你愿意当我的托利亚的律师吗?”(托利亚是夏兰斯基的昵称。)我告诉阿维塔,苏联当局不太可能允许我以他的名义在苏联法院出庭。她说她懂,但“托利亚需要一位美国律师,一位能够把他的案子在美国公布于众的辩护士,把这案子转达给总统、国会、新闻界、传给美国人民。你愿意当这样一位律师吗?”她问。
“那将使我三生有幸,我感到无尚光荣,”我回答道。我认识到她说得何等正确,这里面承担的工作远远超出律师范围,特别是这样一个案子,我要做的不光是以被告名义出庭,我可以向其他司法管辖领域呈递辩护状并作辩诉。这将是一场真正的挑战,我愿挺身面对这种挑战。过了不久,我收到阿纳托利的母亲米尔格拉姆写来的信,她现在仍在苏联,她委托我也做她的代理人,并寄来了委托代理书。
因为苏联新闻媒介把夏兰斯基斥为给美国效力的间谍分子,我决定,他的美国律师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促使美国政府否认这一指控。我明白,这绝非易事,因为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政策是在面对间谍指控时一概不作否认。此中的逻辑是,如果对有些指控加以否认,有些不加否认,全世界就会认为如果不否认,就是确有其事。若政府否认所有的指责,甚至确有其事的指责,将导致难堪后果,损害美国政府的信誉。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试它一试。我做了一番调研,发现至少有一个先例可循——有一位美国总统,即约翰·肯尼迪曾专门发表声明,否认对耶鲁大学的弗里德里克·巴洪教授是中央情报局特务的指控。当然,我手头的案子具体情况更加复杂,因为巴洪是美国公民,而夏兰斯基不是。
我觉得,与其打通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官僚机构,不如直接找白宫。我约两个人见面一个是过去的学生斯图尔特·艾森斯塔特,他现在是卡特总统的首席国内事务顾问;还有罗伯特·利普舒茨,他现在是总统的律师。
我在1977年4月一个温暖清新的日子去白宫,随即被引到艾森斯塔特的办公室里,我们先聊了一会儿他那届学生在哈佛法学院的时光,谈了卡特的竞选活动,还扯了一会儿熟人的近况。我们谈到他的新职务——卡特总统此时刚刚就职几个月。一会儿利普舒茨也来了。我向他们简单汇报了夏兰斯基的情况。
我解释道,像夏兰斯基这样的持不同政见者或“不准离境者”,是仰仗着卡特总统对人权活动积极分子的坚定支持才站出来斗争的。如果卡特现在不说话,“夏兰斯基依赖的支持——总统伸出的声援之手就会被斩断。”
他们问我,我认为政府在夏兰斯基事件上应采取什么具体行动。我说,我认为总统应该发表明确的声明,断然决然地否认夏兰斯基是美国间谍,否认他曾向美国情报机构提供过任何情报。利普希茨提醒我,政府的政策是从不出面否认任何间谍指控。我告诉他,肯尼迪总统曾为巴洪教授发表过声明。他们答应把这件事呈报最高当局。我起身告辞时,在整个会见期间几乎一言不发的斯图尔特建议我准备一份备忘录,勾勒出几种不同方案,以供政府考虑。
我回到剑桥去草拟备忘录。现实地说,这份备忘录将作为我狱中委托人的第一篇申诉书，不是呈递给苏联当局而是写给美国政府的,而美国政府可能会对此案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帮助我准备申诉书的是尤里·维克斯勒,就是那个在莫斯科犹太教堂里碰到的小伙子,他那时正因拒绝应征服役而面临被判徒刑的后果。夏兰斯基被捕时,尤里已经移民,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
苏联政府官员想征召我入伍,可我拒绝当兵。一般情况下,对这种行为要判3年劳改。正当我等着被起诉时,我遇到了哈佛大学法学院艾伦·德肖维茨教授,向他陈述了我的案情,他后来把这件事转呈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在他第一次访问莫斯科期间提到这件事。由于他的过问,我现在正完成我在布兰戴斯大学的课程,而不是在监狱里服刑——这是多么幸运的交换啊!
维克斯勒从苏联出来以后,住在我在剑桥的家中,在那里待了将近二年,帮助我干点儿家务,换取免费住房和吃饭。他还做翻译工作,帮助我在夏兰斯基申诉中收集资料文件。
我们在给白宫的备忘录中建议国务院与苏联政府交涉,表示能够为夏兰斯基活动作证的美国外交官愿意出庭作证,一些著名的美国人也表示愿意去旁听对他的审判。我们希望这些要求能够促使苏联当局放弃夏兰斯基是美国的间谍的指控,以避免直接与美国国务院发生冲突。
我没有从白宫得到直接答复。可是在1977年6月13日,卡特总统发表了如下声明:
我向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彻底查问了夏兰斯基先生是否曾与中央情报局发生过任何已知从事颠覆活动的关系,或其他任何关系。回答是:“没有”。我们已反复调查了解此事,我本人也曾对公开声明此事表示犹豫。可我现在已完全肯定,事实与新闻界报道的指控截然相反,据我所知,夏兰斯基先生与中央情报局从未发生过任何关系。
这真叫我惊喜异常。后来我听说,总统本人亲自决定发表声明否认此事,尽管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的人都反对这么做。现在,苏联人要是再指控夏兰斯基为美国刺探情报的话,实际上等于说卡特总统是个骗子。
我们并没有指望卡特的声明能使夏兰斯基立即获释。可我们确实指望克里姆林宫在用最严重的罪名——即那些可以判处死刑的罪名对他起诉时会三思而后行。
接下来一个月里不断有谣言说可能会在一次交换双方关押犯人时释放夏兰斯基。“他们正等待合适时机,”不时有消息灵通人士这么对我说,可是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16.电 视 辩 论
我与阿维塔和其他朋友、夏兰斯基的支持者商讨了一番,我们决定得继续施加影响。在1977年6月,向美国公众提出夏兰斯基案件的极好机会到来了。由于苏联的形象在欧洲共产党人心目中每况愈下,几个月前苏联当局曾建议在意大利电视上举行一次辩论,由苏联和意大利各出三名代表就人权问题进行辩论。这场辩论的结果证明苏联在宣传上取得了重大成功。他们参加辨论的代表准备充足,论据清晰,说服力强。
苏联人对他们的胜利兴高采烈,随后向美国发出类似的挑战。三位苏联辩论者将和三位美国辩论者进行90分钟的电视辩论,由美国全国广播公司(ABC)作实况转播。美国人接受了这一挑战。我被邀请作为成员,另外两个参加者是圣母大学校长西奥多·赫斯伯格神父,及《华盛顿邮报》前驻莫斯科首席记者罗伯特·凯泽。
因为我是美国队中唯一的律师代表,我的任务是交叉质证苏联代表。我迫不及待地要问许许多多问题,特别是关于夏兰斯基和其他政治犯的问题。可是辩论即将开始时,莫斯科电令苏联队不要参加由我对他们的代表进行质证的辩论。
这个节目是不可能取消的,因为广告商已经预付了很多钱。我们感到被出卖了。然而,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我们达成一个妥协方案,这样双方都可以向对手问一些问题,只要不是“质证式的问题”就行。
辩论由全国广播公司评论员埃德温·纽曼主持。苏联队最出色的辩论者是金利卡·波罗维克,他是记者、剧作家。波罗维克聪明机智,有魅力;另外,他不厌其烦地再三强调自己是个犹太人。(他说：“我们最出色的辩论家有好几个是犹太人”。)据我们调查,这是个冷酷无情的人,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他是个克格勃上校。虽说他是苏联队里最年轻的一个,表面上看起来身份最低,但可以清楚地看出是他在左右一切。我知道,正像他在意大利辩论时那样,他会强调新闻界的作用。我已做好对付他的准备。
轮到波罗维克发言了。他开始喋喋不休地谈论美国报纸是怎么连篇累牍地刊载失业、犯罪及种族歧视问题。我向他提出第一个问题:
问:波罗维克先生,你提到“阅读美国报纸,”请问:一个普通苏联公民可以到报摊上自由地买一份当日登有批评苏联文章的《纽约时报》吗?
答:报摊上出售各种各样的报纸,只是没有《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买这类报纸太贵了……
波罗维克开始争辩说,在美国,共产党的报纸是买不到的。然而,我向他描述说在哈佛大学广场可以任意挑选25种之多的共产党报纸。于是我打开公文箱,把每份报纸都拿出来,大声地念给他听这些报纸的名字，他摇着头表示无法置信。
轮到我正面发言时,我谈到对赫尔辛基监督协会的逮捕事件:
这就好像,面对水门事件的指控,前总统尼克松下令把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全部理事、《华盛顿邮报》的全体董事会成员都逮捕一样。如果夏兰斯基审判是公平的,特别是,鉴于对他指控的罪行中有美国人参与其事,为什么不允许美国观察员旁听审判?
当波罗维克回答时,可以听到现场听众中有人边哭边说:“这是谎言。”说这话的人是阿维塔·夏兰斯基,我邀请她来旁听辩论,本以为她也许可以会见苏联律师,要求他们帮助她丈夫。
波罗维克接着提到美国剥夺本国公民人权的例子,特别提到詹尼·哈里斯案。该案中黑人哈里斯在阿拉巴马州参加监狱骚乱,有一个警卫被杀害。哈里斯后来被判处死刑。
我没有否认美国有时也侵犯人权,我很爽快地同意,哈里斯案确实提出了令人头痛的问题。我告诉波罗维克,实际上我还参与了此案的被告辩护工作。我建议苏美两国律师和记者共同努力在两国改善侵犯人权的状况。
对我们来说,和苏联对手的舌战是一场胜利。我们利用电视这种大众传播媒介把夏兰斯基案带到美国的千家万户。《纽约时报》评论道:
这场辩论的第一轮……就已证明它是一场激动人心的抗争。俄国人在对付赫斯伯格神父提出的人的起码尊严,或德肖维茨教授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所做的积极主动辩护时,都无法招架……这场转播精彩地告诉我们这个国家提倡自由概念,也实行自由概念。
威廉·巴克利,我在淫秽黄色物品问题上的辩论对手,比《纽约时报》更为捧场:
我建议给罗伯特·凯泽、艾伦·德肖维茨和西奥多·赫斯伯格神父颁发自由奖章。……由于美国队的出色雄辩,苏联队的表现只能说是略逊一筹。
辩论结束后,我们都去华盛顿一家饭店参加招待会。我一直陪着阿维塔·夏兰斯基。第二天的《纽约时报》报道了以下“戏剧性的冲突”场面:
苏联犹太人阿纳托利·夏兰斯基被流放的夫人,在招待会上与两个访美苏联律师发生了冲突。
由艾伦·德肖维茨教授引着,夏兰斯基夫人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面对面地走到谢苗·吉夫斯教授前……
吉夫斯教授问夏兰斯基夫人娘家姓什么,他认为她只是夏兰斯基的“女朋友”,而不是他妻子。
这时候,苏联辩论队的另一个成员,记者金利克·波罗维克注意到《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正在作笔记。这位教授立刻中断谈话拔腿就走,一边对夏兰斯基夫人说,把报纸搅和进来“对你丈夫没有好处。”
这也正是我们时刻担心的问题。新闻媒介对夏兰斯基的报道越来越多会不会发生逆反作用?会不会反而使克里姆林宫坚持干到底?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争议,可是最后还是由阿维塔来决定:“托利亚的方式就是把一切都公开,去对抗,而不是躲躲闪闪。如果他能在这里给我们提出意见,他肯定会让我们尽可能地把他的案子在报纸上公布。这是他希望之所在。”这样,我们就继续鼓动新闻媒介和公众舆论支持我们的努力。
到这时,我们已经能够猜想到,克格勃的调查工作早已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克格勃传讯了几十个证人,包括许多著名的“不准离境者”和人权活动积极分子,还有一位美国记者罗伯特·托恩,他曾在莫斯科一条街上被捕并审讯多日。我们传话给莫斯科“不准离境者”基层组织,每个受传讯的证人一旦获释就应回忆传讯内容并记录下来。我在托恩回到美国后立即请他回忆审讯内容。了解到向证人讯问的问题后,我们就可以整理汇总出克格勃究竟准备给夏兰斯基定些什么罪名。连着几星期我们对这些问题做了摘要整理。有两个结论看起来越来越清楚:一是克格勃正在准备以间谍罪和叛国罪对夏兰斯基起诉;二是克格勃不给证人提供对夏兰斯基有利证据的机会。
17.“他讲真话,而且他用英语讲真话”
我们随即决定,组织一些著名的美国人组成一个委员会来分析克格勃不肯考虑的那些证据。这些材料随后送到苏联,加进夏兰斯基的调查材料中。该委员会成员包括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威廉·麦克吉尔,爱达荷联邦参议员弗兰克·丘奇,民权活动积极分子贝阿德·鲁斯汀，等等。这次听证会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会议室里举行。
作为夏兰斯基的美国律师,我就辩护事宜作了汇报。美国有色人种进步全国委员会法律保卫基金会会长杰克·盖林伯格作为本委员会的法律顾问。美国联邦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首席法官贝兹隆正式宣誓作为证人,证明听证会的证词可供苏联任何与夏兰斯基案有关的司法程序使用。听证会邀请苏联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派代表来旁听,但他未予理睬。
我传唤的第一个证人是阿维塔·夏兰斯基。我问她,她丈夫是否知道他被监视。她作证说,阿纳托利曾“几次写信给她,说他很清楚是谁在跟踪他,知道他们的模样,也知道他家已被安装了窃听器。”
我的第二个证人是马萨诸塞州联邦众议员罗伯特·德里南,夏兰斯基被捕前不久在莫斯科曾与他有过接触。德里南神父作证说,夏兰斯基总是“毫不隐瞒他自己做的事。”
另一位证人是电子计算机技术专家,他作证说,夏兰斯基没有与“苏联军事力量有关的”电子计算机情报。
随后,我又传唤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执行副主任阿尔弗雷德·弗兰德利。他描述了他和夏兰斯基的联系:
他走路的姿势和其他苏联公民不同,他昂首挺胸。他还坦率直言。他有一次还要我听听寂静无声的街道。他唯一的罪恶是他说真话;罪上加罪的是,他用英语讲真话。
我传唤的最后一个证人在夏兰斯基被捕前几天曾和他在一起。这个人叫伊萨克·艾尔凯德,是个律师,刚刚从苏联移民到美国。艾尔凯德作证说,夏兰斯基发起了法律学习班,“让‘不准离境者’学习苏联法律,使所有成员熟悉法律,以便防止任何触犯苏联法律的行为。”
听证会结束几星期后,委员会发表了它的结论:
现有证据表明阿纳托利·夏兰斯基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绝对没有任何联系,也没有参与过任何间谍活动。
这是以证据和证词得出的结论。委员会的审理程序及裁定后来都公开发表,并呈送苏联最高检察院备考。
18.苏联人给夏兰斯基指定了一位律师
1978年6月,美国国会监督赫尔辛基协定的执行机构——“美国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决定召开一次关于夏兰斯基、亚历山大·金斯伯格和尤里·奥洛夫案件的听证会。我受到邀请代表夏兰斯基申诉,爱德华·贝内特·威廉姆斯代表金斯伯格,拉姆齐·克拉克代表奥洛夫。这次听证会给我们一次陈述委托人案情的好机会,因为委员会有正式评价赫尔辛基协定执行情况的责任。
我向委员会汇报了夏兰斯基的最新情况,通知他们苏联当局已经指定一位叫西尔维亚·杜布罗夫斯卡雅的律师作夏兰斯基的辩护人。我随后向他们宣读了德里南神父发给她的一份电报:
夏兰斯基的母亲已经委托艾伦·德肖维茨教授代理他在美国的利益。他也拜访过许多已离开苏联的证人。很明显您手边没有这些证词,然而这些证词在替夏兰斯基辩护时很可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并不想干涉您对他的代理,也不想涉足苏联合法的国内事务。我们只想以律师身份与您会见,并把我们利用独有的途径收集到的有关材料供您参考。本着合作和互谅的精神,我们准备随时前往莫斯科。
我们一直没有收到杜布罗夫斯卡雅的答复。后来我们听说夏兰斯基拒绝她作他的律师。
在以夏兰斯基的名义作出这些公开努力之外,还有一些私下的努力也在进行。我们安排了和苏联官员的约会,也提出了外交建议,还提议互换犯人,但什么都没有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