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在布鲁克林的波洛公园区注释1长大的我们而言，犹太小伙子们会在如此宁静祥和的地方安置炸弹，实在是令人无法想象的。可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当真在1972年1月一个星期二的下午发生了。当大部分波洛公园居住区的东正教犹太人都在忙于他们的生意,没人去注意外面世界有什么流行活动的时候,有三个认真的年轻人却在用一种犹太教善辩劲头争论:用哪种方式安装炸弹好。他们在纽乌特里希街上一间破旧办公室里争论，房里映着西区高架铁路线的影子,不时传来火车轰鸣的回响。
只隔一个街区,就是第十三街。它吸引着全市操多种语言的顾客,到处都是留大胡子的商人在吆喝着,用英语、意第绪语、希伯来语和意大利语叫卖货物。一些戴犹太小瓜皮帽的孩子,在位于第五十街的“生命之树”犹太教神学院操场上练习拳击。在第四十八街与临街相交的房子里头戴“夏伊特尔”注释2的家庭主妇正在烤制面包,给婴儿换尿布。下午,在纽约所有的大街小巷里,在无数个临时凑成的聚会人群中,男人们和13岁以上的男孩们,有的穿着他们虔敬派的黑氅,10人或更多的人一组吟诵犹太教午祷词;有些人站起来背诵迦底什注释3——犹太教为死者祈祷的传统赞美诗。
那天下午,在纽乌特里希街的房子里,几个年轻人并没有停下手里的活计来做午祷,他们得赶紧把炸弹装好——这一颗炸弹的致命威力很快就会使一个犹太姑娘的父亲为他被杀害的女儿背诵迦底什。
这场悲惨的谋杀以及由此引出的戏剧性的诉讼都是真实故事。事件的3个主角都是波洛公园区土生土长的——被控制造炸弹的年轻人；侦破此案的探警;以及替年轻人辩护、想要让探警的调查不被采信的律师。这是个第一人称的故事,因为我就是那个律师。
1.“咝咝作响的炸弹”
第二天早晨是星期三,索尔·胡鲁克正在他那间办公室里埋头工作,办公室就在曼哈顿中区五十六街与第六大道交叉的街角,一座玻璃大厦二十层楼上。
索尔·胡鲁克在1905年就从俄国移民到美国,他原籍乌克兰的波加尔,与波洛公园的许多居民出身相等,但他们之间的共同点也就仅此而已。胡鲁克是个有世界性头脑的人,而波洛公园普通居民的世界却很狭隘。50年来就是这个人主管着“索尔·胡鲁克演出公司”。这个秃头戴着水獭软帽手持镶银头黑檀木手杖,每次演出都坐在后排高呼大喊“漂亮极了”的家伙,就是这个剧团经理的形象。正是胡鲁克介绍鲁宾斯坦、巴芙洛娃、恰利亚平以及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等到美国来巡回演出的。
83岁的胡鲁克正在为苏联奥西波夫三弦琴演奏团赴美首次公演做最后的安排。他对演出会大获成功深信不疑。然而,他却对一个叫“犹太人保卫同盟”注释4的激进组织对演奏团发出的威胁深感不安。这个组织被人们简称为“JDL”，只要苏联拒绝犹太人移民以色列，它就反对美国与苏联进行任何文化交流。近几个月来,不断有人往音乐会扔烟雾弹和氨水罐进行捣乱。有一次,整整一木箱活耗子被放进音乐厅,吱吱乱窜。可是,不一会儿表演总是能够继续进行,损失不大,也没有严重的人身伤害发生。
正当这位经理忙着为即将到来的公演加强安全戒备时,两位衣履翩翩年龄在20岁左右的人来到办公室接待处,彬彬有礼地询问公演情况。工作人员叫他们等一会儿,以便去查询有关情况。这时,这两个人没有坐在那里等待,他们很快就离开办公室,留下一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人造革手提箱。这箱子里装的一只“麦克隆塔”定时钟,正在滴答滴答地走着。
恰在此时,另外两个年轻人在曼哈顿中区“哥伦比亚艺术经营公司”办公室里也放了一只类似的皮箱。这家公司也在介绍苏联演出团来美演出。
甚至在还没有人注意到之前,两只箱子就开始发出“咝咝”的尖叫,迸发出五颜六色的火焰,烟雾和炙热充满了房间。在哥伦比亚艺术经营公司,惊恐万状的职员们打破底层楼的玻璃跑到街上去。而在胡鲁克这边,相邻办公室和会议室都是密封玻璃,窗子打不开。空调向外喷出令人窒息的烟雾,胡鲁克几乎窒息。他被消防员找到,抬到一辆救护车上时已失去知觉。
艾丽丝·康妮斯,是胡鲁克公司财会部的一位女工作人员，她及另外两个同事企图躺在地上来逃避窒息的烟雾。当消防员找到他们时,另外两个人已经失去知觉,他们把脸深埋在地毯的厚毛里,头发已经被烟雾和热浪烤焦。急救人员立即对他们施行急救，可是艾丽丝·康妮斯已经窒息而死。
全世界都声讨这一罪行。或许,最意味深长的反响来自苏联诗人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他是世界著名的诗人,特别是他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基辅附近的娘子谷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而作的那首诗后,名气更为响亮。叶甫图申科正在纽约作诗歌朗诵旅行,他要求去参观被炸毁的办公室。第二天晚上,他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费尔特讲坛,向一群静静聆听的听众朗诵了一首新诗“扔向巴拉莱卡琴注释5的炸弹”。
可怜的艾丽丝,
时代的牺牲品。
你就这样去了，
柔弱的身躯，深色的眼眸。
犹太姑娘窒息在浓烟里，
犹如在纳粹的毒气室，毒气难消散。
该死的地狱的走卒,
用尸体构筑桥梁,
来把人们连接。
犹太人社团的领导人也谴责这场爆炸。波洛公园区的拉比注释6们都参加了这场谴责大合唱。在艾丽丝·康尼斯的葬礼上,纽约拉比委员会主席在祷词中说,“没有一个犹太人参与此事,……这不是我们的方式。”
然而,纽约市警察局爆炸分队负责人却认为犹太人参与了此事。爆炸发生几分钟后,有人给美联社和全国广播公司打了匿名电话,信息是相同的,“苏联文化应该为苏联犹太人的死亡和入狱负责”。电话以犹太人保卫同盟的口号结束:“不许再犯!”
犹太同盟否认他们参与了此事。同盟的创始人和现任主席迈尔·卡哈尼拉比正在耶路撒冷访问,他在那里发表声明,认为该案的肇事者是“极愚蠢的”。伯特兰·茨维本——同盟的副主席兼首席法律顾问指责爆炸是极左派所为,用以败坏同盟的名声。
当地警察局和联邦调查局共同开始进行一场为期五个月的调查,找到一些线索。其后,在1972年2月16日,一个联邦大陪审团认定犹太人保卫同盟的三个青年成员犯有谋杀艾丽丝·康妮斯的罪行。虽说她并非死于蓄意谋杀,但它是严重爆炸犯罪的后果。根据法律,它可以与联邦重大刑事犯罪和谋杀罪相比照,所以有判处死刑的可能。
2.“生死攸关的大事”
起诉那天,我还在大提顿国家公园野营,一位公园守护人员找到我,给我带来口信,“一个叫‘大象’的人在找您,说有什么性命攸关的大事。”
公园守护人员提到的名字立刻把我从怀俄明壮丽的山峦带回到我童年在布鲁克林街头的回忆之中去。马蒂·埃利法特注释7也住在波洛公园区。离我家只有两个门牌之遥。我依稀记得,他后来当了律师,可我已经有20年没和他联系了。在纽约,我找到他,他问我还记不记得住在第五十街的谢尔顿·西格尔。“那当然”,我说,“他怎么样?”
“谢尔顿刚刚被认定犯有一级谋杀罪。”埃利法特心情沉重地说:“他面临着死刑的判决。人们说,他为犹太人保卫联盟制造炸弹;就是那只炸弹在一月份把索尔·胡鲁克办公室里的姑娘杀死的。这纯粹是诬陷。”他很肯定的对我说:“他们不能证明这一点,可是谢尔顿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他吓得要死。他急需一位律师,你愿意代理他吗?”
想着埃利法特的问题,我回忆起和谢尔顿·西格尔的来往。他是个沉静、内向、乖僻而不爱交际的孩子,高高的个儿,腼腆笨拙,一脸因患天花而留下的麻子。这个人有点怪,但他不是扔炸弹的疯子。波洛公园区根本不能培养谋杀犯。巴迪·哈克特和贾基·梅森这样的喜剧演员是有的;桑迪·科法克斯这样的棒球运动员也是有的;各式各样的作家、医生、律师以及拉比也不少;还有一些小偷小摸之类的家伙;可能还有几个靠开老人院赚钱而臭名远扬的无赖,但是波洛公园区绝对不会有谋杀者！
在谢尔顿和我共同长大的波洛公园区实际上没有犯罪行为——至少没有暴力犯罪。虽然经常有小偷小摸发生,但这种事总是外面人干的。街上当然也有打架斗殴,我参加的次数比谁都多。但是,怎么会是扔炸弹、打枪、谋杀?我从来没听说过持枪抢劫的事。我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在波洛公园区的居民拥有枪支。
3.波洛公园区的犹太人生活
波洛公园区的形状像个界限不清和总是在变化着的变形虫。就像布鲁克林的其他飞地,如弗拉特布什（Flatbush）、布朗斯维尔（Brownsville）及贝德富德-斯图文森（BedfordStuyvesant）等。波络公园不是市政当局划定的行政区，而是一个街坊四邻约定俗成,中心方圆约一平方英里的街区。在这块地方有近十万犹太人,大部分是正教信徒。他们在这片弹丸之地休养生息。在这个地段的边缘,从地理和政治意义上讲,居住着几千户意大利人,波多黎各人和斯堪的纳维亚后裔人家庭。
波洛公园区住的是混杂的东欧犹太人,反映出从19世纪末开始延续至今的移民浪潮。波洛公园区与美国其他犹太人居住区相比,其不同之处在于它一直住着犹太人。它不像曼哈顿下东区在犹太裔人聚居之前住的是爱尔兰裔人,而现在主要是波多黎各人。20世纪初,在波洛公园农田上建造的一幢幢带小院子的房舍的最早居民是犹太人,他们是为逃避曼哈顿中区拥挤堵塞的居住条件而搬迁到布鲁克林来的。
我的曾祖父一家是1883年从波兰的皮尔泽地区移民来美的,他们是第一批从曼哈顿搬迁到布鲁克林去的犹太人。20世纪最初10年中,他们搬到那种一座紧挨着另外一座建筑物的房子里,门前有高高的台阶(这种高台子促成了台阶球注释8这种独一无二的都市运动项目)。
我曾祖父是当地人人皆知的泽卡利拉比,他创建了布鲁克林众多家庭东正犹太小教堂中的一个。我祖父路易是唱诗班的领唱,他的七个儿子、甥侄及表兄弟们则组成了唱诗班。今天人们仍然把它叫做“泽卡利拉比小教堂”,它已经成为这个东正教社团的聚会场合、社交中心和慈善机构。
在20世纪30年代末,该教堂决定请一位专职拉比主持教务,于是从欧洲聘请了一位,但教友们对他不满意。两个星期后这位新请来的拉比就被辞退了,付了一小笔钱,打发他开路。又从欧洲请来另一位拉比,可这一位几星期后也毫不客气地被打发走了。这个选择一直不停地延续下去,直到几十个拉比都穿过“教堂回转门”或参加了“每月拉比俱乐部”。这个居民区的人都明白这些字谜在说什么——这是一场小小的援救活动,目的在于拯救欧洲正在受到纳粹主义威胁的犹太教士们。近10年来,一直借口这个小小的教会需要进口一位拉比的办法来对付严格的移民法规。
当这座小教堂刚建立时,当地很难找到专职的拉比或唱诗班领唱人。我曾祖父和祖父每天都跨过布鲁克林大桥去曼哈顿干活挣钱。泽卡利拉比像他的许多同辈一样,在一家血汗工厂干活。他干活的工厂是做皮夹子的,位于华盛顿广场东面一座房子里,就是那家运气不佳的“三角女衫”厂的原址。1911年的一个星期六,大火吞噬了这家工厂,烧死了145个工人。泽卡利拉比那天正好在家没上班,那天是犹太教安息日。他从这个事件中得到两个教训:他发誓他的子女们再也不能去工厂当工人,再也不会在安息日去工作。
泽卡利的儿子路易8岁时开始在街头巷角卖火柴,后来以印刷和做盒子维持生计。他在20世纪初和波兰基希柯夫来的移民伊达邂逅,不久结了婚,1909年生了我父亲哈利。最近我们全家庆祝了父亲的70大寿。我的叔叔们酒宴之中谈了不少他的往事,每人都记得他勇武好斗——如何跟4个爱尔兰恶棍干了一场;如何一拳打断了那个横行邻里的恶霸的鼻子;如何上树追拿一个欺负他小弟弟的孩子。听着这些举止恭让温良的父辈们追忆早年的荣光真是妙不可言。这些人现在都成了拉比、律师、教师、商人,那时最棒的一个总是当头儿,而我父亲事事拔尖冒顶。
在公立中学读了几年书,父亲在曼哈顿下东区找了个推销员的工作。后来,他和一个合伙人在那儿开了一家小小的男装工作服商店,从星期一到星期六做“批发”,星期天干“零售”。
我母亲的父亲是随着1907年第二次波兰向美国移民的浪潮来到美国的。他不想应召加入波兰军队,就逃离那个叫普利兹姆耶瑟尔的小城,一个犹太经院和哈西德教派的中心,把三个兄弟和一大群亲戚弃之不顾。35年后,这个家族除了一个兄弟外,所有的兄弟都和17,000名当地居民一起被纳粹占领军杀害,尽管犹太抵抗战士进行了殊死血战。那个幸存的兄弟在纳粹军队逼近时逃离,朝西伯利亚逃去,后来去了以色列。
我外祖父最初住在宾夕法尼亚的斯克兰顿,那儿有他的一个亲戚。他只能找到一个屠夫工作,宰杀犹太教食品中认为洁净可食的动物。他不忍心用刀子逼近牲畜的喉咙,正像他不能枪击无辜的人一样,于是便回到下曼哈顿,在那儿摆小摊来养活留在波兰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家人和他团聚时,已有两个婴儿死于白喉;我母亲这时出生了,全家那阵子在曼哈顿下东区租了一个小公寓,后来挣了些钱,就跨过东河搬到布鲁克林区去。
我母亲学习成绩极好,1929年夏,刚16岁就高中毕业了。她上了纽约市立学院,但因家庭无力支撑,只得中途辍学,找工作补贴家用,那时正值大萧条时期,饥寒交迫。她再也未能重返学校,一直在店里做记账工作。
我父母亲在1937年结婚,两年后生了我。1942年我弟弟出生后,全家搬到波洛公园靠近第十六大道的四十八街一所小房子里去,这房子原来是供一家人住的,但已经改成三家合用的出租公寓了。我母亲的兄弟一家搬到楼上,我父亲的堂兄和新娘子搬进地下室。
随着岁月的消逝,我们不断长大,那时波洛公园区居住条件十分拥挤,鸡犬相闻,街上闹哄哄地充满生机:到处是练拳击的吊袋,小孩玩的棍球、弹子游戏把街道和行车道堵塞得不能行走(我们把这些叫做“地摊”)。那时候只有极少数居民有汽车,一辆出租车出现,就意味着有什么紧急事件,或有什么重要人物降临。
在布鲁克林我们住的这一端长着不少树,可是我们不喜欢这些树,因为它们挡了我们甩球的通路。阴沟是我们少年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因为阴沟带走的东西,而是因为阴沟盖可以作为打棍球的基地,作为我们男子汉气概的丈量工具——我从不曾将球击出过一个半阴沟盖那么远的距离,这成绩在我们自立的标准中算是中不溜儿的水平。
虽说那时布鲁克林居民讲起话来口音已经改了不少,可我们还是乡音不改,我们把布鲁克林口音称作“国王英语”,因为布鲁克林位于金斯县注释9,邻近的“王后”英语稍微好一点儿;注释10但布鲁克林区的英语甚至连我们也听不懂。我还清楚地记得,在耶鲁大学上一年级时,我回答问题时的口音引得有些学生公开耻笑。几天后,这些学生遇上了亚伯拉罕·戈德斯泰因教授上课,他是从纽约市立学院来的,也算是沾点布鲁克林缘分。与他的口音比起来,我的口音简直是美国中西部般的明快。大概是出于对布鲁克林陈规俗套的反应,我们的父母,特别是那些为自己在美国出生感到自豪,不想与那些“新移民”搅在一起的人,不遗余力苦心孤诣地纠正我们的发音。直到现在,每次我母亲去法院旁听开庭,就像她经常去听我或我弟弟为某个案子辩护那样,她总是无一遗漏地把我发言中无意间蹦出来,或在来自布鲁克林区的法官面前有意摆弄的布鲁克林土话录存备考。
搬到波洛公园一带去的家庭中包括西格尔家。谢尔顿·西格尔于1964年出生,他们家那时搬到离我家两个门牌之远的一幢两家合住的砖房里。
谢尔顿和我上的是同一所波洛公园区犹太学校。在那儿给我们上课的不少教师过去教过我们父辈,而且我们两辈人都有共同之处——功课甚差,喜欢捣乱。我记得我的数学、拼写成绩分别是3分和2分,更令人痛心的是品行举止是“0”分,甚至是“0－”!我父母由于经常被召到校长办公室去谈话,以至于我的同班同学竟以为我母亲是在学校工作的。
我上课常感到枯燥无味,注意力只能集中几秒钟。我的老师不喜欢用“注意力集中间隔”或“超好动症”之类的嚼舌头话,他们用实实在在的语言来形容我的状况:“这孩子屁股上没有足够的肌肉支撑他坐下来好好学习”。我除了滑稽连环画之外什么书也不读,除此之外我整天在家门口马路上的简易球场上打篮球,玩棍球,练拳击。
老师里面,特别是上宗教课的老师不少是刚刚从欧洲无家可归者收容营新移民到美国来的人。我们班上有好几个孩子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呆过。可我不记得曾经有人谈起过这种事,没有一个人讲这种事,不管是在课堂里,在操场上,甚至是在家里,都避而不谈“大屠杀”这几个字。但它仍然飘浮在空气中,它是我的许多朋友和邻居经历过的往事。实际上每个家庭都有亲戚死去。过去的记忆比比皆是:当一个同学卷起袖子准备击球时,我们就能看见他手腕上刺的号码;在那些没有父亲或没有母亲的家庭里；在那些小孩们没见过其他兄弟姐妹的家庭里；在犹太节日的追思祈祷中,我们都感觉得到,我们只是不去问而已。
作为小孩,我们也不关心其他与犹太人有关的问题,如现世当今的犹太复国主义对我们信奉正统犹太教的父母来说多少有点可疑,苏联犹太人问题我们闻所未闻;反犹主义对我们这块同种同源的飞地来说,只是遥远的抽象概念(我还记得,我以为邻居戴维·塔特柯夫一定不是犹太人,因为他们家的人从不戴犹太式小瓜皮帽,在安息日还听广播)。作为儿童,我们心中唯一的愿望就是做一个美国人: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是杜克·史奈德注释11、独行侠注释12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我们的理想和美国儿童的梦想一样。我们永无休止地争论：当我们成为大联盟球员时用什么昵称最好。我的伙伴兹维·格罗纳选了“特罗”,并决定当个棒球投手,这样轮到他上场时正好不是星期六安息日;佐尔蒙·爱森施塔特成了“查克”,我成了“里德”注释13(这个绰号很快就成了一个时代错误,因为我们头发已经开始变深,成了浅棕色。)我们当然保持着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就像犹太职业运动员卡尔·亚伯拉罕（Cal Abrams）和桑迪·科法克斯（Sandy Koufax）的相片印在棒球彩票卡片上那样。波洛公园区长久不衰的民族荣耀感是通过交换带有明星运动员的卡片来反映的。和过去不一样,哈西德派的犹太孩子现在喜欢收集带有著名宗教领袖相片的卡片,如波波夫（Bobover）和萨特马尔拉比（Satmar rabbis）。
我们看重身体的强健,尤其是在外面打架的本事。我们每天都在外面打架,这也是一个新搬来的孩子所面临的第一场考验。规矩人人皆知——可以动拳脚,但不许揪头发、抠眼珠,不许按住头往水泥地上撞。绝不允许动家伙——小刀、皮带、刀片都不准用,虽说身上可以携带这些东西。“以防万一”!这句话意思是防备从高架铁路那一边入侵的意大利裔孩子,他们有时入侵我们这个居民区,或者我们与他们在纽乌特里希大道著名的“罗马”与“耶路撒冷”交界处,即下曼哈顿第四十六电影院门口遭遇。
不同宗教出身的孩子打起架来比起同种同源的孩子冲突要更加凶恶激烈。有时真是伤得不轻,虽说没有超过挨几刀,打掉几颗牙和脑震荡的程度。这种民族出身之争不常发生,但我们总是严阵以待,随身佩备防身的铜头皮带,钱包里藏着锋利的刀片。这些放在盒子里的刀片跟我们随身带着的避孕套一样不常用,只是“以防万一”。
我们都参加了一个所谓的“社会体育俱乐部”,也就是团伙的委婉说法。我加入的是“谢尔兹分部”,穿黄绿色和黑色相间的夹克作为会服。可这身打扮立即被犹太学校禁止,这是我生来第一次尝到检查制度的厉害。可是我们也有办法对付学校的禁令,把衣服藏在离学校不远的成员家地下室里,下课后就换上。
在波洛公园区,你总是很清楚这个区的居民对你的看法怎么样。对我的看法是中不溜儿,不好不赖。我体育不错,虽算不上出类拔萃,但在同辈男孩之中,因为打群架力大无比,吵架伶嘴利舌而小有名气。可是我糟透了的学习成绩,没法再坏的品行使我成了家长心目中人所不齿的无赖,我被好几个人家拒之门外,生怕他们的孩子被我带坏(我最近心中窃喜,因为我为一个因受贿受到起诉的亲戚辩护,获得了胜诉;他妈妈过去曾不准我上门),因为我看起来将来当不了医生或工程师之类,这个居民区的父母都对他们的女儿说,这男孩无前途可言。
从犹太学校毕业后,我进叶史瓦大学（Yeshiva University）附属中学,离埃贝茨球场（Ebbets Field）只有三个街区之遥，那里是当地英雄布鲁克林道奇队（Brooklyn Dodgers）的家。
我中学教育主要是这么度过的:我常常偷偷地去道奇斯球场参加校队最后几场篮球赛,当然我经常坐冷板凳,时不常地竞选班里的职务或学生会的位置。我唯一与学习有关的兴趣是辩论会,因为它似乎是上街打群架的一种动口不动手的变种。我参加标准测验的成绩总是很好,可老师总觉得我会作弊。在一次全纽约州历史统一考试中我得了高分,老师把我叫去作了一次严肃的谈话。谈话中他告诫我,说我是个“75分学生”,以前一直是个“75分学生”,以后也永远是个“75分学生”。他建议我考虑当个体力劳动者。
我整个中学时期劣性不改。有一次老师因为我“无礼”把我赶出教室。我和同学杰克·格林菲尔德爬上房顶,用我的皮夹克、长裤和帽子做了个鼓鼓囊囊的假人,我抓着假人爬到屋檐边上,杰克下楼到教室去,大声喊道:“艾伦要跳楼了”。那个老师跑到窗口向外张望,我顺势把假人一松,假人就在老师眼前落下去,吓得他双眼呆直后悔不迭。杰克唯恐天下不乱,在一边嚷着:“他跳楼了!他真的跳楼了!”
另一回,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孩子从我装运动服的口袋里拿出一个护膝偷偷扔到拉比身上。拉比从这东西上面看到使我祸从天降的名字——我母亲在我所有的衣物上都绣了名字,不管是手绢还是垒球手套——一气之下把我赶出教室。我的朋友杰克在推波助澜上从不失时机,他提醒拉比说,我有“一帮派”。我在街上看到两个醉鬼正沿着贝特福德大道走过来,就对他们说,如果他们到教室里去,只要说“德肖维茨叫我们来的”,就能免费喝啤酒。当他们走进教室说了我告诉他们的话,杰克立即大叫“他们是德肖维茨手下的,我认识!”拉比吓得连滚带爬地从门口逃走。我为此受到停课几周的处分,在图书馆罚坐,只能看过期的《生活》杂志,除了我痛心疾首的父母以外这对参与其事的所有人来说都适得其所。
后来我中学毕业时成绩平平,但有一个“能说会道的聪明家伙”的名气。毕业纪念册的第一版谈到我时在这点上很恰如其分,说我“口齿伶俐如韦伯斯特（Webster）,头脑机智如克莱（Clay）。”可我母亲叫他们把这段话修改了。因为我这人油嘴滑舌,校长建议把这段话改为“随机应变,不费心思,会出点子”。校长建议我做律师,如果我能从法学院毕业的话。
母亲为我填了一份布鲁克林学院入学申请书,通过入学考试以后,我就录取成为一名本科生。这时候我学习的兴趣顿时焕发出来,我很快成了一名好学生——我的动力是好好干,争取考上美国一流的法学院。
即使那些年,我学习成绩不佳而有辱门风,家里依然是充满温馨爱心的。而谢尔顿·西格尔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母亲在他17岁那年去世,一年半后父亲续弦再娶,谢尔顿与后母一直无法相安共处。他们的关系成了这个街道居民议论的话题。后母喋喋不休地詈斥谢尔顿幼稚无知,不负责任,不思自食其力。家里的紧张气氛愈来愈明显,谢尔顿也愈加倾心于汽车和机械维修,以此逃避家中的不和。孤苦伶仃的谢尔顿不善体育活动,朋友很少,和他在一起,人们总是感到拘谨局促。
有一年夏天,在纽约州北部度犹太夏令营时,我弟弟曾当过谢尔顿的营队辅导员。在他记忆中谢尔顿是个性情阴郁乖戾、工于心计的孤独的家伙,常常把在科学上的才智用到恶作剧上去。有一次他把自己的麦克风连到营地的通信系统上,播讲假消息,把参加夏令营的人搅得心烦意乱。
念完中学后,谢尔顿接着去上纽约市立学院在曼哈顿分部的课程。他的寒窗生涯波折起伏,分别在纽约市社区学院、南加州大学以及纽约市立学院上区分部读了一段时间。他终于在1971年毕业,获得一个建筑专业学位。我还听说谢尔顿参加了犹太人保卫同盟,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参加,因为以我跟他的来往,未见他热心过同盟的事,也从未表示过献身犹太人事业的心迹。
可扔炸弹和谋杀这些罪名却不适合他。我可以肯定,如果谢尔顿是个杀人犯,那是绝对不会瞒过波洛公园那么多家庭众多锐耳利目的。在这个居民区,在壁橱里是藏不住骷髅的,因为壁橱里大多没有门。在这样一个有统一领导,居住条件拥挤不堪,家家沾亲带故的地区,隐私的概念当时尚不为人熟知。这里每个人都通过家庭纽带或亲戚关系互相认识。尽管我离开波洛公园已有20年了,人们仍然知道我是“哈利和克莱尔注释14的老大”。我最近听说有个人在谈到我时说,“你知道,那个过去惹是生非的小东西,现在是专给惹是生非的人打官司的律师。”
4.“犹太人人手一枪”
我离开波洛公园去耶鲁大学法学院读书几年以后,麦尔·卡哈尼拉比创建了犹太人保卫同盟。它最初是为了帮助犹太老人防止其他民族出身的流氓袭击的一个小小的自卫组织。这组织成员越来越多，也逐渐成为主张使用武力的团体。
刚开始,它只是关心当地的事情。在有民族纠纷的学校里,它支持犹太裔教师;它在曼哈顿最有影响的以马内利会堂门口设置障碍,以防黑人激进分子詹姆斯·福尔曼来要钱;它抗议袒护罪犯的行为；该组织中的年轻人有一次把几个美国纳粹分子臭揍一顿,这几个人扛着牌子,上面写着“把犹太人送进毒气室”。
刚开始,比方说在抗议美国职业球类竞赛联盟招收队员的方式时,他们的活动还充满幽默感。他们在球场设置纠集线,要求“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的‘大纽约’棒球队按犹太人口在纽约的比例招募犹太裔队员”,以反映犹太人口在纽约地区比例中的地位。
可是,一旦同盟把眼光转到更重要的目标上去时,开个地方性的小玩笑就会转为对国际恐怖活动的关心:苏联对犹太宗教信仰的压制,对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压制;阿拉伯国家和组织与以色列的战争。同盟储存的枪支弹药快速地增长,由对讲机和纠察标语牌变成步枪和炸弹。为了永不忘记灭绝犹太人的大屠杀,同盟用“不许再犯”这句箴言作为口号。同盟到处张贴小标签,口号是“犹太人人手一枪”。
虽说卡哈尼拉比和同盟已经吸引了不少注意力,但它还没有得到犹太人社团任何一个重要派系的支持。它确实感召了许多犹太青年的理想,特别是布鲁克林和皇后区中下层出身的犹太青年。这些孩子,有些我看见时只有13岁,他们把精通步枪使用手册和犹太教法典看成是犹太教勇士行为，受这种浪漫想法的激励,他们组成了一只忠心耿耿、纪律严明的同盟成员小部队。他们在离格罗辛基不远的卡兹基尔山里一个夏令营地进行半军事化训练。那些更强壮粗野的孩子们则变成一群吵吵闹闹清路开道的保镖,他们恰如其分地把自己形容为“野兽”分队,而那些有点喜欢搞试验的人则组成一只军械分队,专事制造炸弹和武器。有些人成了神枪手。
谢尔顿·西格尔是由朋友介绍,在1969年庆祝犹太宗教节日庆法节注释15期间加入同盟的。庆法节是世界范围的犹太节日,所有的犹太人都上街跳舞狂欢。那一年庆祝时,波洛公园区边缘一座犹太教堂门口的人受到邻近地区流氓的袭击,消息传来时,同盟立即组织一些青年去援救;西格尔的一个朋友也接到通知,他就随那个朋友一同前往。西格尔亲眼看到那些手无寸铁的弱者——大部分是犹太老人被打得头破血流,就下决心参加同盟。其他年轻人参加同盟都有类似原因。正像一个年轻人所说,“以前犹太人挨打,得把另一边脸转过去让他再打,现在我们说,你揍犹太人,你也得让他揍你”。
我每次回波洛公园探家时,同盟使用暴力的“问题”经常是讨论话题,所有人都对卡哈尼和他对犹太青年的影响反应强烈——有人赞扬,有人鄙视。但即便是在诋毁他们的人中间,我也隐约感到一丝豪情。
1970年竞选州长期间,有一次,在波洛公园区街头集会上,我向群众介绍民主党副州长竞选人巴西尔·帕特森。帕特森是个黑人,他被一群手执种族主义标语牌的犹太人保卫同盟成员团团围住,起哄吵嚷,不让他讲话。我感到痛心疾首,怒不可遏。集会结束时,我留下来想给这些年轻人讲讲什么是种族主义,什么是恭谦礼让。可他们不想听,他们开始推推搡搡,后果只得召来警察护送我离开。
由于同盟变得越来越好斗,它开始损害美苏关系。有人指控同盟成员向苏联办事机构甩炸弹,朝苏联外交人员住所打枪……一场惨剧看起来不可避免了。
然而,没有人能想到,同盟造成的第一个死亡竟是一个文弱无辜的犹太姑娘,她死前连谁是她的谋杀者,究竟为什么要杀害她都不知道。
和谢尔顿·西格尔在1972年6月16日一起被捕并认定“致使艾丽丝·康妮斯死亡”有罪的两个人,是他的长期的亲密战友:斯图尔特·科恩及谢尔顿·戴维斯。
斯图尔特·科恩第一次遇见卡哈尼拉比是在皇后区犹太中学上犹太哲学课时。科恩很快就成了卡哈尼的信徒。科恩虽然个头小寡言少语,却是卡兹基尔山夏令训练营地的分队领导,卡哈尼拉比思想的代言人,是同盟的核心人物。
谢尔顿·戴维斯带着另外一种背景参加同盟。在遇见卡哈尼之前,他是个面面俱到,唯独对犹太传统缺乏热情的人。在皇后区牙买加中学就读时他是个出类拔萃的学生,理科极出色,曾经考虑过从军,但卡哈尼见到他后,劝他把自己的科学才能奉献给犹太人保卫同盟的事业。
根据认定三个被告有罪的法律,对他们的最高处罚可以是死刑。这几个年轻的犹太教狂热分子就成了自1953年卢森堡夫妇因间谍罪被送上电椅处死以来,第一批面临电刑处死的联邦重大罪犯。注释16
5.“你是自己人”
我的老邻居马蒂·埃利法特在电话里向我勾画了一番这个案子,又回到他起初提的问题:你愿意在这场谋杀案中给谢尔顿·西格尔担任辩护律师吗?
那时,我尚未实际接受委托为他人辩护过。我从法学院毕业后,直接到几个不同级别的法院给法官当助手,然后径直去哈佛大学法学院任教。虽说我曾给几个案子提供过咨询,并且为几个案子上诉,但这些工作与现在这个案子迥然不同——我要为我本人认识的一个杀人嫌疑犯承担辩护责任。
可我怎么能承担这么复杂的谋杀案来作为我第一场实际辩护呢?可话又说回来,我又怎么能拒绝我自小熟视的人的请求呢?我为什么要为同盟的一伙几年前曾经给我颜色看的流氓无赖辩护?可犹太流氓就没有权利请律师吗?那好,他们难道不可以另请一位更有经验的律师吗?这件案子听起来更像是一桩直截了当的谋杀控诉,而不是有关民权的案子。可埃利法特又谈到窃听、非法搜查、恐吓搅扰及其他民权问题。我怎么能回绝这样一个把课堂理论付诸实践的好机会,放弃一场激动人心的实践呢?
我在反复思考这些问题,仿佛听到自己在回答马蒂·埃利法特的要求。不,我不能真的为谢尔顿·西格尔辩护,因为这一年我的教学任务使我不能按时从剑桥到纽约来出庭。可我不妨帮他们找一个好的纽约律师,我自己则在宪法问题上充当他们的顾问。
我安排了从怀俄明去纽约的旅行日程,开始物色一位受理西格尔委托的律师。我认识不少对民权问题很有经验的律师,他们愿意给各种各样激进的暴力行动参加者辩护,同时声明并不同情他们的方式,我觉得给西格尔这样的犹太反动分子、一个面对谋杀指控的人找个有经验的律师并非难事。
可我的劝说总是被拒绝:“为什么我要为这些混蛋辩护?我根本不同意他们的策略。”我提醒他们,尽管不同意左派革命者的观点,他们还是乐于为黑豹党、气象员派地下武装成员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辩护呢?这些律师很快就会找出区别对待的理由。有些犹太律师声称,如果他们受理或帮助黑豹党成员的辩护,没有人能够指责他们怀有个人目的;可犹太律师受理犹太人组织的委托,就有可能被人看作政治交易。有些民权鼓吹者否认该案牵涉到民权问题,当我施加压力时,他们承认,接受左派被告委托比接受右派被告委托在民权问题上更有作为。
到后来很明显我已无法完成为西格尔找一位纽约好律师的承诺。我便向埃利法特建议,要求法院指定一位律师或要求公共服务事务部门提供一位免费律师服务。他回答说,同盟不信任外来者,决不会接受一位拿政府钱的律师。他们相信我,是因为我是“自己人”。波洛公园的“出身”就足以保证我不会像其他律师可能的那样,关键时候给他们来一下子。
所以,又经过一番斟酌考虑,我决定参与此案,做谢尔顿·西格尔的律师。这个决定,现在在我看来似乎是在各种因素交织的情况下作出的,负罪感,自我形象,兴奋冲动,对民权的责任感,宗教虔诚精神,地区观念,以及或许是一种潜在的光宗耀祖的意识在作怪。我当时没有意料到这个决定会改变我的一生,它使我受到开除律师资格和人身伤害的威胁,它使许多朋友和家庭成员与我不和。它把我的法律生涯推上一条完全意想不到的新方向。
6.法学院里学不到的东西
决定做出以后,我对如何着手准备一无所知,法学院不教这些东西(现在开始教了)。我找到哈维·西尔沃格雷特,我以前的学生,在波士顿已经当了4年刑事诉讼辩护律师,向他求教。他主张我不要试图单枪匹马地去处理这类案子,他小心翼翼地提醒我,我只知道联邦法院的地点,但对如何准备必要的审前动议毫无经验,对如何按法庭程序行事也没有实际经验。他建议我们两人调个位置:在这个案子中他充当老师的角色。我很愿意当学生,两人便开始具体着手办理审前预备工作。
1972年夏,我们与西格尔,其他两个共同被告,以及他们的律师会见了几次,想制定出一个辩护策略。这些被告向我保证,他们是无辜的,炸弹事件是另外一个好斗的犹太组织“贝塔尔”(其英雄是当时以色列议会少数派领袖莫纳罕·贝京（Menachem Begin）所为。
我们对此有疑问。尽管美国宪法的雄辩精神认为在证明有罪之前必须推定无罪,精明的被告辩护律师总是先假定委托人有罪,至少以此为基础展开工作。我假定同盟成员的被告们犯有被指控的罪行,按照这种情况开始准备。
经过一个夏天的准备,我们在9月8日参加了第一场庭审,提出动议并就动议进行辩论。根据抽签指定担任该案法官的是阿诺德·鲍曼法官,他是新近由尼克松总统任命担任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的。
鲍曼58岁,他在就任联邦法官之前,时而在政府部门,时而私人执业。他开始从事法律工作时正是大萧条快结束时。他在托马斯·杜威手下的纽约联邦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调查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征召加入海军,一直升到海军少校。此后他身上一直带着一种有时显得过分的军人气息,这种神气因为他长得极像乔治·斯科特注释17(特别是因为他演了巴顿将军)而加强。从海军退役后,他先私人开业几年,然后又重新当上了检察官,这回当上了美国司法部刑事局的负责人。过了几年,他又重新私人执业,专门为白领阶层刑事犯罪被告辩护,成了这方面的专家。
作为法官,他精明能干,专横霸道,生硬死板,享有一个“检察官面孔”的名声。他不断提醒被告辩护律师,他在美国司法部工作时受到同僚和后来继任的人“多大的尊重”。鲍曼要求人们,有时命令人们对他作出明白无误的敬重表情,他对我们说,这绝不是对他个人,而是对他所体现的部门而言。确实,他总是把自己说成是“本庭”,仿佛念念有词地变成一座披着庄严法官黑袍的巨大建筑。他常常吹嘘:“本庭的裁决从未被联邦上诉法院推翻过。”
约9点三刻时分,律师们零零散散地来到法院出席定于10点整开庭的审判。10点零3分,鲍曼法官坐到高高的法官席上。他用对小学生讲话的口气说道:“先生们,本院定于10点开庭,就不在10点一刻开始。本人要求诉讼双方听明白,从现在开始到本案结束,不管什么案子都须照此办理。”
随后开始介绍当事人律师。斯图尔特·科恩的首席律师巴里·伊凡·斯洛特尼克是当地一位久经沙场的刑事诉讼辩护律师,他代理过的人包括乔·科隆博,乔是犯罪组织老大，在一次美国意大利裔民权联盟集会上被枪杀。斯洛特尼克圆滑巧妙,讲话很快,穿着一套华丽的西装,可他并不是一个玩嘴皮子的人。他有能力,工作努力,是一个出色的辩护律师。华丽花哨的外表被他用来加强,而不是代替他丰富的法律才干。
给谢尔顿·戴维斯辩护的是伯特·茨维本,他是犹太人保卫同盟的创始人之一,卡哈尼拉比亲手选定的接班人。作为律师，他的专长是房地产管理。茨维本在同盟的作用给他提供了刑事诉讼被告辩护“在职培训”的机会;他参加了几乎所有对同盟提起的诉讼,不是以律师的身份,就是作为被告参加。政府公诉方面对茨维本作为一个被告的律师参与本案十分不快,因为政府把他看作此案犯罪的一个共谋。可茨维本仍然坚持出庭担任律师。
首席公诉人是亨利·普泽尔三世,一个机智聪明的联邦检察官,他父亲曾担任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记录发布官。人们叫他“皮特”,他长得圆滚滚的,性情温和,与传统呆板的检察官模样并不相符。
他的助手是约瑟夫·贾菲,跟他看起来却截然相反,恰似一个人们心目中的检察官:他大高个,黑脸膛,有胆识,总是脾气大,沉默不言,满脸狐疑。他总是看事物的阴暗面,总是用什么事情来威胁什么人(他后来当选为沙利文县地方检察官,辖区包括我和西格尔十几岁的时候干过活的波许贝尔特旅馆)。
鲍曼法官,所有的被告、被告辩护律师和公诉人都是犹太人。许多观察家立刻把此案与卢森堡夫妇案进行对比。那桩案子所有的当事人也都是犹太人。在人们得知将要复核此案的联邦上诉法院法官正是裁决卢森堡夫妇死刑的那位法官之后,这些相似之处就更显得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