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埃德蒙·罗斯纳诉美国司法部纽约南区检察官办公室案
美国司法部纽约南区检察官办公室在全国都被看作“联邦司法制度的珍珠”。这里年轻律师素质很高，他们大都毕业于哈佛、耶鲁或哥伦比亚大学，从来没听说过他们之中有人参与过谋取私利的活动。不久前有篇文章形容这个机关“有着自主、正直、廉洁清白的传统，美国司法部其他下属部门无一可望其项背。”据说，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副检察官们“实际上工作时吹哨子”。
我这里要讲的是司法部纽约南区检察官办公室如何无情地打击一个叫埃德蒙·罗斯纳的年轻而有进取心的刑事诉讼辩护律师的故事。这个故事还谈到一个叫罗伯特·鲁齐的警官，他就是被派去诱骗罗斯纳的警察。他们各自的经历都写进了一本名叫《城市之王》的书。后来拍成同名电影。这里面披露的内容比起官方提供的材料真有天壤之别。
1.功成业就的年轻律师
我第一次遇到埃德蒙·罗斯纳是在1973年春，那时我正在参加犹太人保卫同盟的诉讼工作。他那时已被陪审团认定犯有向司法部纽约南区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位侦探行贿未遂罪，正在法庭等待鲍曼法官判决。鲍曼法官最后判罗斯纳5年徒刑。
审判后被告律师提出重审动议，又被法庭否定。罗斯纳在鲍曼法官办公室外面的走廊上迎面向我走来，“我在过去几个星期里一直旁听你的案子。我想找一位新律师给我上诉，你愿意接受我的委托吗?”
我问罗斯纳，他的案子牵涉到什么法律问题。他告诉我，他是被一个警察“设计诱骗”而触犯刑律的。(如果被告是因“设计诱骗”而犯罪，他可以因犯意最早是由警察提出、或因政府“炮制”了这项罪行而无罪获释。)他还告诉我，他认为那个诱骗他上当的警官在陪审团前就自己的非法活动所做 的证词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罗斯纳并没有否认他曾企图行贿。交钱时的谈话都被秘密录下音来。像谢尔顿·西格尔一样，罗斯纳希望我揭露政府的非法活动。他希望我在法庭上指出，政府先是指派一个警官诱骗他去犯罪，继而又唆使该警官在法庭就自己先前犯罪活动作证时作伪证。
当我考虑是否接受该案委托时，我偶然碰上了一个在纽约就认识的联邦副检察官。我对他说，我正在考虑接受罗斯纳的委托，为他上诉。他忠告我小心为是：“罗斯纳是个真正的恶棍。他在纽约执业时是本地最为人不耻的刑事诉讼辩护律师。他傲慢无礼，行为乖僻可憎，做事不择手段连人格也不顾忌。他确实很有心计，但手腕无耻下贱。他靠捏造证据来打赢官司，特别擅长用诸如被告犯罪时不在现场之类的辩解。”
我问他，他对明显的诱骗犯罪这一论据怎么看。他认为这一点并不重要：“联邦第二巡回区上诉法院永远也不会撤销对罗斯纳的有罪认定。这儿的人早就等着瞧埃迪注释1的好呢，他们对这一天早就翘首以待了。他是这一带司法界的一块癌毒，把癌毒割下来以后，又怎能把它再放回去呢?”
我的朋友这些看法都是肺腑之言，完全出于诚信，为了使我不至陷入窘境。但正是他这一席话使我下决心接受此案，此案中的挑战实在难以抗拒。我告诉罗斯纳和他妻子南茜——她也是律师，我愿意担任上诉辩护工作。
埃德蒙和南茜·罗斯纳都是聪明能干的律师，事业上很成功，生活上极尽奢华炫耀。他们穿着摩登高雅，开最豪华的跑车，收费昂贵。可几年前罗斯纳还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做自愿服务工作，或为全国种族平等大会提供法律服务。他参与的案件包括《马西诉美利坚合众国》案，这是一个著名的案例，官司一直打到联邦最高法院，华伦首席大法官裁决，撤销对一个贩毒犯被告的有罪认定，因为一个政府便衣侦探在没有律师在场情况下诱使被告供出许多自我控罪的口供。(《马西》案的裁定后来在罗斯纳自己的上诉中起了很大作用，真叫人哭笑不得。)
罗斯纳在1966年成立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专门从事刑事诉讼辩护工作。他很快就声名鹊起，被人看作一个积极进取的律师，对棘手的贩卖毒品案很有办法。好几次他甩出意想不到的王牌——不在犯罪现场的被告出庭作证，以此出奇制胜。他名气越来越大，客户越来越多。后来他雇用了一个名叫南茜·帕克斯的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毕业生，不久他们结了婚，成为终身伴侣。
南茜·罗斯纳出生于纽约布朗克斯区，父亲是个理发师，她自己出落成一个超群拔萃的律师——聪颖坚韧、头脑清醒、伶嘴利舌，而且能进能退方寸不乱。她还利用她美丽动人的容貌来打动对手，捞取实惠。她在法庭上穿着打扮总是分外引人注目：裁缝专门定制的上衣和紧包在身的裙子，上衣微绽，露出领口很低的半透明的衬衣。她的形象正是恰到好处的性感，这效果正如掐算之中那么深远扎实。注释2
罗纳斯夫妇很快地功成名就，埃迪那时刚30出头，南茜芳龄29，但他们已然升腾到事业的顶峰。
2.彼得罗·赫尔南德斯和中央情报局“不在犯罪现场的抗辩”
埃迪的客户中有一个叫彼得罗·赫尔南德斯的家伙，他是毒品贩子之间的联络人，1967年3月他在联邦法院受到起诉。政府掌握了他犯罪的确凿证据：在起诉书中具体指出的那一天侦探亲眼看见赫尔南德斯在纽约出售海洛因。可是赫尔南德斯出庭作证时说，他那天正在迈阿密参加一场由中央情报局组织的反卡斯特罗集会。他还向法庭提供了旅行花费和预订旅馆的收据，以此证明他当时不在犯罪现场。尽管如此，陪审团判定他有罪，法庭判处他7年徒刑。
赫尔南德斯实际上是落入了政府设下的陷阱，情况与谢尔顿·西格尔如出一辙。政府提出跟他做一笔交易：只要你“帮我们逮住埃迪·罗斯纳”，我们就把你放了。赫尔南德斯向政府供出了它极想知道的情况：正是罗斯纳和他的私人侦探尼古拉斯·德斯捷法诺炮制了这个被告不在犯罪现场的抗辩，并伪造了相应的证据。罗斯纳和德斯捷法诺因行贿唆使他人制造伪证被起诉，赫尔南德斯获释。
罗斯纳声称他是无辜的，继续从事律师工作，可他的生意日见清淡。事务所已由他妻子主持，他把精力花在思考如何为自己辩护上。他请了莫里斯·埃德鲍姆——纽约最有名的刑事诉讼辩护律师之一，作为他的代理人。罗斯纳内心十分恐慌，他知道政府执意要将他拿获，可他不清楚，除了他以前的委托人受了政府的诱迫，向政府招供的那些供词外，政府还掌握哪些对他不利的证据。
3.“城市之王”上场
正当罗斯纳忙着准备为自己辩护时，另一场戏——一场决定他命运的戏，正紧锣密鼓地在纽约市另外一个地点秘密地上演。
1971年2月，罗伯特·鲁齐，一个31岁的纽约市警察缉毒分队侦探被传唤到专门调查警察违法犯罪行为的委员会去作证。鲁齐是纽约市警察中最拔尖的缉毒分队成员，它拥有很大的执法权，可以在许多地区调查海洛因走私贩卖活动，因而被人称作“城市王子”。
鲁齐出生于布鲁克林，在布朗斯维尔中学读书时就是顶呱呱的运动员，他在堪萨斯城的贝克大学当了1年足球队员后回到纽约，当上了警察。4年后，他就被提升为侦探。
那时，“克纳普委员会”——起这个名字的原因是因为该委员会主席叫惠特曼·克纳普——正在警察队伍中引起阵阵冲击波，在大纽约市地区的新闻报道上刊登头号新闻，因为委员会不断地大胆揭露警察队伍中的腐败行为。(该委员会里有一位当律师的成员叫阿诺德·鲍曼，他在几个月后退出该委员会，当了联邦法院法官。)
对鲁齐的讯问属于一般性调查，委员会并没有掌握他的情况。传他作证的目的是希望他能够提供其他缉毒队成员的违法情况，因为委员会知道缉毒队在纽约市警察里是个藏污纳秽之所，正如一个经验丰富的调查人员所说，“有时你很难分辨谁是毒贩子谁是警察”。这个人叫尼古拉斯·斯库匹塔，他被派去讯问鲁齐。斯库匹塔是个极为精明刁钻的律师，与他打交道稍不小心就会失算，后来他当上了纽约市安全调查局长。
斯库匹塔讯问了几个小时，不时插科打诨。他开始觉察到，尽管鲁齐在外面被人称作“乖小孩”，他那纯洁无邪的外表下面掩盖着难以计数的腐败活动。鲁齐一面否认自己有任何非法行为，一面把谈话引到辩护律师和副检察官的腐败行为上去，可是在斯库匹塔的探问下，鲁齐的否认益发显得捉襟见肘。最后斯库匹塔下了个钓饵——如果鲁齐愿意合作的话，他就可以擦干净自己的屁股了。鲁齐回答说，他得考虑考虑。
鲁齐第二天又回来，并开始交代其他人的问题。他承认缉私队里存在腐败现象，可他又说，整个刑法制度都浸透着腐败不公。
斯库匹塔问，为什么他不采取行动来制止腐败现象。鲁齐又开始喋喋不休地大谈律师和法官的违法行为，那些人怎么向警察行贿。斯库匹塔变得不耐烦，他向鲁齐解释说，克纳普委员会权力有限，只负责调查警察的腐败行为。鲁齐听后勃然大怒，他吼道：“滚他妈的克纳普委员会吧!”如果斯库匹塔想对腐败行为刨根问底的话，他就应该退出这个委员会，成立一个单独的机构，调查辩护律师、检察官和法官。
斯库匹塔从这里面看到这样的专属部门的可能性，他就去游说美国司法部在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设立特别机构，调查司法界有腐败行为的律师和其他人。司法部对他的建议赏心悦目，不久，斯库匹塔宣誓就任特别任命的联邦副检察官，负责对“鲁齐专案”进行调查。他带着他的头号坐探从克纳普委员会里出来，搬到联邦检察官办公室里。
联邦检察官办公室里协调鲁齐案的副检察官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哈佛毕业生，他叫爱德华·肖，身高六英尺五英寸，一副血统高贵的傲气像。
斯库匹塔和肖把鲁齐看作挖出腐化案子的上好对象。鲁齐根本就生活在腐败堕落的圈子里：他的表弟约翰·拉斯特里诺是个“头儿”——并非警察局里的警长，而是在科隆勃黑社会犯罪集团。鲁齐后来对斯库匹塔交代说他自己也参与过一些受贿活动。警察局专门组织了一小队缉毒警察对一个可疑的贩毒分子进行调查。如果警察拿不出足够的确凿证据，该案就不能成立，他们就会让鲁齐去和该犯商洽一笔交易。由于鲁齐和黑社会的芥蒂，他可以对那人说，这个案子已经板上钉钉了，但只要他拿出10000美元，就可以摆脱干系。毒贩子差不多每回都上钩，乖乖地交出这笔讹诈款，鲁齐作为中间人从中分得自己的一份。
斯库匹塔问鲁齐，他参与过多少次这类敲诈活动。鲁齐供认前后共三次注释3
。没有什么蛛丝马迹可以瞒得住斯库匹塔这个精油的调查人员，他怀疑鲁齐不只干了三次，这活计油水太足了。可他又不愿太使鲁齐难堪，怕他因此反目，不肯再为政府效力。可是，他仍然要鲁齐用录音机把他参与过的腐败活动，包括他亲自干的违法活动录下来备考。鲁齐同意了，但坚持要斯库匹塔用完后把录音带还给他。鲁齐花了几天时间录音，结果录音带装了一个大盒子。可是谁也不能确切肯定这些录音带是什么内容，因为这些带子后来都还给鲁齐，他则说自己随手在烤牛排的火炉里销毁了这些录音带。对这几百小时录音的笔录是一份两页纸的回忆录，简要地介绍了鲁齐承认过的那三件非法活动。
4.制 造 罪 恶
斯库匹塔和肖现在开始动手干他们的主要任务：准备那些嫌疑犯的材料。肖对仅仅查出腐败活动仍感不过瘾，他要制造出这些活动，只要侦察对象明显是不良分子即可。据罗伯特·戴利写的《城市之王》记述，一位纽约市前警察局副局长注释4
曾说，肖最初的计划中曾有：
把本市黑手党五大家族的大龙头都召来。肖说，我们通知他们，他们可能会因偷税漏税而被起诉。随后鲍勃注释5〔鲁齐〕，就通过他在黑社会的关系去跟他们联系。他故意透露他可以接触联邦税务总署的档案材料。然后他与这些人见面，这些大龙头便花钱贿赂他，叫他想法在档案材料上做手脚。这样，我们即可以向警察行贿为由逮捕他们。
可是，肖的计划一直未能付诸实施，只是因为鲁齐拒绝参加这类行动。“我不能干这个”，鲁齐坚决地推辞，“这个偷漏所得税罪名……是纯粹的诬陷”。他解释说，这类制造假案的做法只能使犯罪分子更加出格地进行非法活动，“你对一个人说，联邦税务总署正在调查他的赋税记录，这家伙会吓得半死。这样干黑手党成员肯定会花钱去买通鲁齐，就算是斯卡茨代尔的会计师也会上钩”。
这就是为什么联邦最高法院认识到用设圈套使人上钩制造出来的假案在联邦法院不能成立。在这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例“谢尔曼诉美利坚合众国”中，首席大法官厄尔·华伦裁决道，“推行法制的作用是为防止犯罪，把罪犯绳之以法，而非制造犯罪”。注释6
当被告提出犯罪是政府的诱骗行为使然时，陪审团会面对两个基本法律问题。第一个是政府密探是否诱骗了被告使他犯罪。如果他确实这么干了，那么就出现第二个问题，即：除非——这里除非二字是不可更变的前提——政府能证明被告“极情愿地、迫不及待地”等待这种机会去犯罪，被告就不能被认定有罪。如果政府能证明被告“早已决定这样做”，那么即使被告犯罪行为是受政府密探诱使所然，也可以被认定有罪。
因为有了这种“早已决定这样做”的例外，很少有被告在陪审团审判中用受诱骗而犯罪的辩解来打赢官司。对辩护律师来说，这种辩护策略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下下策，只是在别无他路的情况下才加以运用。因为这种辩护策略如此脆弱，很多公诉人情愿让被告指责他们使用诱骗手段，特别是在对那些臭名昭著的人物，如黑社会头子时。他们很清楚任何一个陪审员都会认定这些坏蛋早就心甘情愿地准备干任何罪行。
在这件事上，鲁齐的社会经验和待人接物的世故圆滑占了上风，而肖那不怎么牢靠的检察官作风退避三舍。肖打击黑手党的计划不得不放弃，转而寻觅另外一些告密者。
5.“巴克斯特街帮派分子”
肖后来掉转马头前去“巴克斯特街帮派分子”里面寻找猎物。这些人不是街上寻衅闹事的地痞无赖，也不属于黑社会犯罪集团。这些人是由刑事诉讼辩护律师，保释官，还有各种各样在纽约市下城中心区法院所在地巴克斯特街一带上班的司法人员。这些人都有参与制造假案的倾向。其中有一个身材魁伟的保释官叫尼克注释7·德斯捷法诺，他那时已与埃德蒙·罗斯纳一起因赫尔南德斯案中的行贿唆使他人作伪证而受到起诉。
可是，政府在那个案子中干得不顺手。彼得罗·赫尔南德斯这个政府的关键证人，于1971年7月突然失踪。政府不知他的下落，也不知他是死是活。没有这个证人，罗斯纳和德斯捷法诺的案子就可能不了了之。
鲁齐被派到巴克斯特街的林莽中去寻找牺牲品。他真正的猎物似乎在纽约上区不远百老汇街401号附近的罗斯纳律师事务所。如果说检察官们对防止赫尔南德斯案子中途夭折无能为力的话，他们至少可以试着利用罗斯纳对赫尔南德斯案的惴惴不安心态炮制一件新的假案。
在1971年9月30日，鲁齐邀尼克·德斯捷法诺和一个叫尼克·拉玛蒂纳的纽约市警察局侦探到一家叫“新林鸿”的中国餐馆吃午饭。鲁齐身上带有一个传话装置，可以将他们的谈话传到不远处一个地点由录音机录下。他对那个保释官和侦探说，他有个“在美国司法部工作的朋友……他是你们愿意与之交谈的那种人……”，他随后就提出做一笔交易：“如果你们之中有人愿意干这种事，尽管告诉我好了，我会跟这人去说，我敢保证一定会做出某种安排……”。
后来，谈话转到罗斯纳和德斯捷法诺悬而未决的案子。鲁齐提出，他可以帮助打听“你们想弄清的情况”。
午餐用毕，德斯捷法诺一溜烟跑到罗斯纳的事务所楼下，从大厅里给他打电话。罗斯纳下楼来，德斯捷法诺把他与鲁齐的谈话内容告诉罗斯纳，问他是否愿意与那个司法部的人谈谈。
罗斯纳拒绝了。德斯捷法诺又问他，是否要他去打听点罗斯纳想知道的具体情况。虽说罗斯纳心焦如焚，极想知道政府秘密档案中有关他的材料以便更好地准备为自己辩护，可他仍然拒绝了这个建议，说他不想与这类事情沾边。
鲁齐，德斯捷法诺和拉玛蒂纳第二天又在一起碰头。德斯捷法诺告诉鲁齐，罗斯纳对此不感兴趣，因为他认为他在赫尔南德斯案子中已经没事了。
现在是换个新策略的时候了，如果要想让罗斯纳上钩的话，就得换个钓饵。急不可待地参与鲁齐勾当的人当然不只是鲁齐和他在联邦机构里的上司。德斯捷法诺和拉玛蒂纳这两个人自然不曾想到他们与之打交道的竟是个活生生的录音机。看中了罗斯纳有能力花钱买通鲁齐的朋友，他们想要得到鲁齐说的那些情况，只是拿不出鲁齐索要的数目。如果他们能使罗斯纳相信这情报对他来说性命攸关，那么他也许愿意做这个买卖。若是德斯捷法诺和拉玛蒂纳两人如愿以偿，他们就能免费白得或至少是稍稍破费就能一窥全豹。拉玛蒂纳极力怂恿鲁齐道，“抓紧罗斯纳不放，紧紧抓住这家伙，因为他才是有钱的家伙呢。”
为此，德斯捷法诺在第二次会见鲁齐之后再次给罗斯纳打电话，告诉罗斯纳他大难在身。罗斯纳立即赶回巴克斯特街。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当时已获悉，在罗斯纳案中起主要证人作用、至今杳无踪迹的彼德罗·赫尔南德斯已死，是罗斯纳叫人把他“除掉”的。政府一直在收集证据，一两个星期内就会以谋杀罪逮捕他，他取保候审的决定也会撤销，再把他关进监狱。
撒下这个诱饵后，德斯捷法诺再次要罗斯纳跟他的朋友见面，这人会把详情告诉他，向他提供他想知道的任何情况。尽管这建议极为诱人难以抵抗，罗斯纳还是拒绝会见德斯捷法诺的朋友，也不肯参与此事。
可是这回罗斯纳惊恐万状，他神色仓皇地驾车回家，头晕目眩，一身冷汗，眼前发生的一切都令人不敢置信。他知道他没有把赫尔南德斯干掉。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他们是在整他吗?可赫尔南德斯又在哪儿?他不早不晚地销声匿迹难道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吗?他怎么向满腹狐疑的法官解释?政府手中都掌握了什么证据?
在10月4日星期一，德斯捷法诺来见他。他正要去会鲁齐，有极要紧的事情面谈。他认为罗斯纳务必跟他一起前往，因为他是律师，只有他才知道究竟应问鲁齐什么问题才合适。最后，罗斯纳被一再劝说去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事至关重要，他才同意陪德斯捷法诺去会见鲁齐。
6.设 陷 阱
这场戏于是就设计成罗斯纳和鲁齐的第一次会见。拉玛蒂纳和德斯捷法诺趁此机会搜了鲁齐的身，看他是否在身上藏有录音机。这件事对鲁齐来说真是侥幸之至，因为那天他恰恰没有把那个传话装置带到身上，拉玛蒂纳和德斯捷法诺发现他身上是“干净的”，于是开始谈赫尔南德斯案。这件事对罗斯纳，对后世之人来说，就不那么幸运了。在这次谈活中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后来争议极大。鲁齐的证词和罗斯纳的证词大相径庭。
根据罗斯纳的证词，他向鲁齐打听赫尔南德斯的下落。鲁齐回答说，他在司法部的朋友已经说过，“他们认为你早已把这个人干掉了。”罗斯纳大怒，吼道：“真他妈的放屁胡扯!”鲁齐说，“他们有关于这个人被谋杀的情报，他们还在收集证据，寻访证人，以证明正是你叫人把他干掉的”。
鲁齐随后警告罗斯纳，政府正准备撤销对他具保在外的决定。鲁齐说他愿意尽最大努力来帮助罗斯纳。罗斯纳答道：“如果你听到什么消息，不管是什么内容，马上通知我。”
罗斯纳和德斯捷法诺站起来要走，这时德斯捷法诺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向他表示点儿小意思，为他给我们做的事……”
罗斯纳毫无此意，“我可不给他钱。别说了……绝对不行”。会见到此结束。
鲁齐的故事是，罗斯纳问他，他的朋友是否能弄到政府找到的证人拒绝提供的那些不利于他的材料的复本。德斯捷法诺问鲁齐，他朋友以什么作代价来换这个情报。鲁齐回答说，没有提到具体数目，可是他朋友已经愿意帮他，所以你一定得尽快拿点什么来。罗斯纳和德斯捷法诺离开桌子，罗斯纳从口袋里拿出钱来给德斯捷法诺。他们回到桌旁，德斯捷法诺说：“我有四打子钱给你。”说着，在桌子底下递给鲁齐一卷钞票。鲁齐原来以为有4000美元，可不想只是400美元。他感到很失望，走到罗斯纳身旁说，“我朋友给你干这么多事就只值400美元?”罗斯纳答道，“叫你朋友去照我说的做，以后钱多的是”。
很显然，罗斯纳说的和鲁齐说的第一次接触差异很大。如果相信罗斯纳的说法，鲁齐想使罗斯纳相信因为他是杀害赫尔南德斯的嫌疑犯，所以很快就会撤销他的具保，而且不是别人正是鲁齐提出，作为一种交情，愿意帮他搞到情报。
如果相信鲁齐的说法，不是别人正是罗斯纳提出要具体材料，并且为此付了钱。后来陪审团必须对究竟应该相信谁的话做出决断——究竟是罗斯纳这个腐败的律师还是鲁齐这个堕落警察的话更可信。
他们后来的几次会见也没有录音。德斯捷法诺同意给鲁齐3500美元，而他将对罗斯纳说答应付给鲁齐的是5000美元，由罗斯纳承担一半。这样一来德斯捷法诺和拉玛蒂纳每人实际上只花500美元就换得了这些情报，而罗斯纳就得破费一下，付那剩下的2500美元。
7.诱骗犯罪大功告成
最后，检察官决定，要鲁齐身上暗藏一台录音机去“罗杰洛饭店”见那两个人。有两个原因促使他们这么干：第一，他们已经见过许多次了，而且钱也付了，双方之间可以说已经建立了某种信任感，他们不会再在谈话之前对鲁齐搜身；第二，也就是更重要的是，从法律角度来看，这些潜在的被告在没有录音的情况下上了圈套，所以鲁齐已没有必要继续对他们进行欺骗、威胁、诱诈、央求。现在需要做的只是打开录音机，记下来的都是犯罪证据，而不是如何设圈套，如何下饵，如何上钩。
这种策略——对最初会见，对一开始设圈套不录音，但录下随后上当受骗的被告进行犯罪的证据，这种做法相当普遍。这么干对被告来说是不公正的，但这么干的人以保护自己为理由。使用这种策略产生的后果之一是，陪审员看到的只是被告对警察诱骗他上当的指责，然而这些指责却无法证实，而政府公诉人手中却掌握着确凿的犯罪证据，即那些录音带。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陪审员会认为被告无罪。
在“罗杰洛饭店”吃饭时，鲁齐首先说道，“最重要的是”使他的消息来源感到满意，“愿意在将来继续合作”。鲁齐对罗斯纳说，政府以行贿唆使他人作伪证罪对他起诉很难成立，“他们觉得还没找到直接的证人，他们认为掌握的唯一证人只能证明犯罪之前或犯罪之后的活动”。
听到这话，罗斯纳如释重负。“没事了”，鲁齐对罗斯纳说，政府正在讯问其他可能出庭作证的人，可是没搞出什么名堂来。
接着，罗斯纳开始谈赫尔南德斯。这个杳无踪迹的证人。
罗斯纳：现在他们说赫尔南德斯已经被干掉了。我可不知道他是否已经被干掉了……是你告诉我，他们认为是我把这家伙干掉的。
鲁齐很清楚他们之间的谈话正在被录音，立即否认他曾对罗斯纳说过政府认为是罗斯纳干掉了赫尔南德斯。
鲁齐：不，不，不。你知道他们没这么说，没说我们的人被干掉了。
罗斯纳：……因为我没干过。我不知此事，我是听你……
鲁齐：……他们是说，他们是说，根据他的看法，他们敢肯定在这个案子中有一个人被干掉了，因为他们怎么也找不到这家伙。
从这段谈话来看，罗斯纳认为鲁齐曾告诉他，政府怀疑是他要人干掉赫尔南德斯。这种说法比较可信。而鲁齐否认了这种说法。
后来，他们终于就所需的材料谈妥了价格，并信誓旦旦地“担保”说，如果故意遗漏重要材料的话，这三个人就应“收回他们付的钱”。鲁齐再次保证说，“你肯定没事了……所有的检察官都说你没事了”。
罗斯纳又问，“那这些家伙为什么还他妈的继续搞?他们怎么不放弃这件事?”
鲁齐答道，“你的命运确实掌握在不少人手里”。
罗斯纳说，“这案子从头到尾都是胡扯瞎掰，帮帮我吧，我们都是清白的”。
这以后谈话转到在哈莱姆被捕的几个警察上去。鲁齐问罗斯纳他是否愿意为他们辩护，他怎么辩护来使他们“逃脱法网”。罗斯纳一点儿也没感到这里面有什么蹊跷之处，但回答却出乎意料地充满嘲讽。他答道，他将用设圈套诱人犯罪的辩护策略，他解释这种诱骗犯罪法理上的非法性，以及“预先已有犯意”的例外情况。鲁齐带着仰慕之情说，“呵，如果我中了彩，我就会聘你做我的律师”。
快吃完饭时鲁齐和德斯捷法诺起身去卫生间，在那里德斯捷法诺拿出几百美元给鲁齐。
晚饭在快12点时结束，鲁齐立即到肖的公寓去放录音带。录音的质量很差，乱糟糟的意大利音乐和笑声交织在一起，别人说话的声音经常压住这些人的谈话，静电的嗡嗡声也扰人心烦。
鲁齐和肖专心致志地听录音，寻找罗斯纳行贿的确凿把柄。在听了一番混乱的对话之后，鲁齐大叫，“找到了……听，你听见了吗?”可肖根本听不出所以然。
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放这段录音。放到第六遍时，肖终于听到他期待已久的那句话。肖大叫道：“我听到了，我听到他说的了，就是这句话，就是它!”肖咧开嘴狂笑，拍着巴掌说：“我们可逮着这婊子养的杂种了!”
可这段录音老实不客气地讲是模棱两可的。肖要的是更清楚，更明白无误的证据，证明罗斯纳实际上打算行贿。鲁齐安排在一家叫“戴顿”的犹太奶品店再次与罗斯纳见两次面。这家奶品店坐落在曼哈顿下东区，对我来说，这家小食铺的情调和菜单都相当熟悉，因为它就离我父亲以前开的那家男用服装杂货铺咫尺之遥。以前只要我在那儿干活，父亲总是在“戴顿”给我买一份“炒肝”三明治配炸洋葱卷，外加一筒“布朗医生”牌汽水作为犒赏。(不明内情的人会纳闷，一家出售犹太洁净食品的饮食店怎么竟卖起“炒肝”来了。可是犹太烹饪术想象力之丰富怎么描写也是不过分的——这“肝”是用长豇豆、茄子、蘑菇、洋葱、煮熟的鸡蛋和捣碎的核桃仁制作的。)
可在“戴顿”吃了两顿后，带去的录音机还是未能录下犯罪的实据。政府对罗斯纳起诉只能依靠含混不清模棱两可的录音，再加上罗伯特·鲁齐的证词。而对于诱骗犯罪问题，则根据鲁齐说的话，加上相应的录音段落来对证；罗斯纳则根据录音带的其他部分针锋相对据理以争。
8.鲁齐一着不慎全盘皆失
鲁齐完成了指定给他的诱骗罗斯纳任务后，继续与德斯捷法诺和拉玛蒂纳接触，希望能向他们再出售一些其他政府准备下手的猎物的材料。斯库匹塔的目标里有一个纽约贩毒头子，他准备把话露出去，就说手里掌握着他足以论罪的录音带，这人只要花5万美元就可以把录音带给他。
这毒贩子通过德斯捷法诺和拉玛蒂纳来找鲁齐洽谈这笔生意，他们达成协议，鲁齐将把录音的副本带给德斯捷法诺和拉玛蒂纳，由他们先听一下，看是不是真货，如果货真价实，他就付5万美元。
1971年12月19日，在罗斯纳与鲁齐最后一次会面两个月后，鲁齐在他的汽车里把录音带交给拉玛蒂纳。拉玛蒂纳向鲁齐要个盒子或信封什么的以便装录音带。鲁齐四下张望，看见车里扔着个马尼拉纸大信封，他以为是空的，就把录音带放进去递给拉玛蒂纳。
这个大信封竟然是鲍勃·鲁齐便衣警察生涯结束的标志。他始料不及的是，信封里塞着个不起眼的纸团，上面写的内容却石破天惊。这是一份尼古拉斯·斯库匹塔写给所谓“TPF—I”——即鲁齐在这次调查行动中使用的代号——的备忘录，要求他提供三个对象的情况。这三个政府盯着的对象是拉玛蒂纳、德斯捷法诺和布莱斯。
拉玛蒂纳把录音带拿回家，可他一直没能听这里面的内容。他从里面抽出第一盒录音带时，那个使一切大白于光天之下的小纸团从信封里掉了出来。拉马蒂纳读完这个备忘录后吓得灵魂出窍。他赶快给德斯捷法诺打电话。他们商量好与那个还蒙在鼓里的暗探安排一次见面，这将是最后一次。
他们到餐馆后，德斯捷法诺死死地瞪着鲁齐，一边掏出斯库匹塔的备忘录扔到他面前。鲁齐立即意识到他的疏忽大意，他的末日来临了。他想不出什么好的理由来解释，他下意识地立刻把罪过推到他的搭档、警察局的另一个侦探斯坦利·格莱泽身上，“我第一次看见他就知道这犹太杂种不是个东西”。
可是德斯捷法诺和拉玛蒂纳都不信他的，他们把他叫到男厕所，上下搜了一气。鲁齐这回没带录音机，可他倒是希望身上带着信号发射装置，以便通知接应他的两个联邦税务总署侦探和一个纽约市警察局的巡警。但他现在孤立无援，那个后援分队正开着车围着这个街区绕圈子，一点儿也想不到就在那家餐馆鲁齐与两个经常在一起吃喝的家伙之间已经风波骤起。
鲁齐打定主意，他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德斯捷法诺和拉玛蒂纳进行恐吓。“你们这两个家伙麻烦大了”，他说。拉玛蒂纳腰间别着手枪，德斯捷法诺命令他把鲁齐干掉。
鲁齐毫不萎缩退却，他坦然自若地对这两个杀手说，他早就安排了十几个带着机关枪的联邦调查局人员在外面等着呢。随后他又说，他可以从中斡旋。他建议离开餐馆，到外面细谈，他急不可待地想让接应的人看见他。
他们一来到街上，鲁齐就开始拼命用手搔头抓脑，这是他们暗中商定的援救信号。但鲁齐没有看到后援分队的踪影。德斯捷法诺又变得杀气腾腾起来，他并没看见什么手持机关枪的联邦调查局人员嘛，很可能鲁齐是给自己打气壮胆，他们还不如杀了鲁齐，这场难于证明的谋杀案比起那场证据确凿的行贿案可保险多了。可是就在这当儿，后援人员乘的那辆没牌照的车子从街角拐过来了。车里的警察看见鲁齐在搔头，但他又不敢肯定鲁齐是真有事还是头皮痒痒。这位警官不愿搅了鲁齐的秘密使命，就把手放在藏着枪的兜里朝鲁齐走去，装着不认识的样子，上前问道：“嗨，我是不是认识你?”
鲁齐看见警察，紧张情绪立即焕然消散，他立即命令这警官将二人逮捕，押送联邦检察官办公室。
斯库匹塔和肖正等在那里，鲁齐押着惊恐惶惑的德斯捷法诺和拉玛蒂纳进来。肖告诉这两个人，鲁齐把他们几次谈话都录了音，他们两人的案子已是铁板钉钉，唯一的出路是与政府合作，出庭作证反对罗斯纳，并且充当政府的密探，给它通风报信。
经过几小时的讨价还价，德斯捷法诺和拉玛蒂纳同意对合作一事进行考虑。他们还发誓不会告诉罗斯纳发现了鲁齐的真面目，也不透露他们当了政府的暗探这一事实。在这些先决条件下，他们获准回家。
在这个关键时刻，德斯捷法诺和拉玛蒂纳认识到他们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他们已经把自己的腐败行为彻底地暴露给他们的“朋友”鲁齐了，而鲁齐则一次不漏地录了音并交给联邦检察官。德斯捷法诺和拉玛蒂纳除了照他们答应的做以外别无他计——他们一直没有告诉罗斯纳他们已经发现鲁齐的真面目，没有告诉他他们答应秘密地为政府效力。斯库匹塔讨价还价的条件非常清楚：提供罗斯纳和其他案子的情况越多，他们就能得到越多的“回报”。
这当儿，对此一无所知的罗斯纳正在不声不响有条不紊地“打赢”他与彼得罗·赫尔南德斯有关的伪证案子。在1972年1月24日，正是他与鲁齐会见被录下音来3个月后，罗斯纳的一审辩护律师说服了查尔斯·梅茨纳法官撤销对他的伪证起诉，理由是政府侵犯了宪法第六修正案赋予被告的“及时审理”不加拖延的权利——政府在向他下了起诉书1年多后，还不能开庭审理此案，原因全在于此案中的关键证人彼得罗·赫尔南德斯仍然下落不明。
罗斯纳离开梅茨纳的法庭时满心欢喜，他就要回去重新操持律师事务所，他差不多把几个月前在饭馆与鲁齐见面的事忘得一干二净。那个当警察的从他朋友处弄来的情报并没有帮他什么忙，实际上也并不需要，因为唆使他人作伪证的指控已经撤销了。
罗斯纳那天没有注意到有几个检察官离开法庭时笑得心花怒放。这几个人心里有数，知道割除这个长在联邦法院里的“癌毒”的手术即将开始，他们对此成竹在胸。正式撤销伪证起诉无关紧要，那场诉讼一开始就对政府不利，但已经达到给鲁齐设的陷阱下饵的作用了。
梅茨纳法官撤销罗斯纳伪证罪起诉后两个月，也就是该罪行的起诉5年时限过期几天后，政府终于找到了彼得罗·赫尔南德斯。他根本没被“干掉”；他一直活着，而且在墨西哥城混得不错。政府把他引渡回纽约市，准备让他在审判罗斯纳时出庭作证。可是梅茨纳法官拒绝重新对罗斯纳案进行审判。
政府那时还没有做好对罗斯纳向鲁齐行贿未遂罪起诉的准备。鲁齐当时还在对其他几个重要案件进行秘密调查，只要对罗斯纳提起公诉，鲁齐的真面目就会暴露。但鲁齐的假面具也越来越戴不住了，巴克斯特街上充满关于他的流言，大家对他的疑心越来越大，人们开始回避他。
终于，《纽约时报》和《每日新闻》在1972年6月15日报导说警察局侦探罗伯特·鲁齐一直假装以一个腐败贪婪的警察面目诱捕贪官污吏上钩，他已经套住了好几个在司法部门从事刑法工作的重要官员。罗斯纳一看到报纸就脸发白心发慌，他终于明白这一切都是个圈套，而他——纽约最精明圆滑的律师之一竟然陷了进去!
这个故事大白于天下之后，鲁齐就急急忙忙地躲了起来，藏在某个地方由警察加以保护，后来他和家人一起躲到卡兹基尔山中的一幢小屋里。(没有人知道鲁齐的山间避暑地，大概是因为作为纽约警察局的侦探，靠这个收入想在纽约市和山间拥有两个家是不可想象的。)警察对山间小屋严加监视，24小时都有人警戒，鲁齐一直待在那里，直到需要他去纽约市出庭作证时才搬到总督岛自由女神像附近的军营里去。
9.第二个陷阱
联邦检察官爱德华·肖在6月底向大陪审团组成的法庭提起公诉，控告埃迪·罗斯纳犯有行贿未遂罪，这是鲁齐平生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诱骗犯罪杰作。
过了不久，起诉书送达律师罗斯纳、保释官德斯捷法诺和警察局侦探拉玛蒂纳手中。罗斯纳感到惊恐万状，他和妻子怎么能经受得住另一场炼狱呢?和所有的刑事被告一样，他向自己的共同被告寻求慰藉，他们共荣共辱，唇亡齿寒。他们面对着一个共同的法律问题，需要协调一致共同战斗。
可是这位精明油滑的纽约律师再一次掉入陷阱而毫无知觉。罗斯纳不知道德斯捷法诺和拉玛蒂纳也是政府的坐探，他们正心焦脑热忐忑不安地想为公诉人效力，提供罗斯纳的情报以换取从轻处理。
报纸上刊登有关鲁齐的秘密调查故事的当天，德斯捷法诺和拉玛蒂纳就假作若无其事，既不谈他们与政府的接触，也不说他们与政府达成的协议，与罗斯纳夫妇及他们请的辩护律师阿尔伯特·克雷格尔见了面。他们就此案的诉讼进行了一番详尽讨论——诉讼策略、审前动议、可能使用的辩护论据、对鲁齐的历史和诚信情况进行的调查、质证中可能提出的问题，以及如何解释录音带中有明显犯罪意图的内容。罗斯纳一点儿也没想到，这些性命攸关的绝密内容都叫政府打探了去。
审判即将开始，政府公诉人开始传唤德斯捷法诺和拉玛蒂纳，要他们供出罗斯纳案的重要情况。传唤由公诉方首席检察官罗伯特·莫维洛主特。莫维洛知道，如果德斯捷法诺和拉玛蒂纳向政府提供罗斯纳与他的律师密谈的具体内容，就可能构成对罗斯纳与律师之间交换个人隐私秘密权利的非法侵犯。为了不损害他们的案子，同时又最大限度地利用德斯捷法诺和拉玛蒂纳提供的情报，莫维洛采取了两个预防措施。第一，他指示德斯捷法诺和拉玛蒂纳“不要主动提供”任何关于罗斯纳与他的律师之间的谈话。第二，他决定不保留任何与这两个告密者的谈话记录。他们传讯这两人时既不录音，也不记录，事后也不写备忘录。销毁了所有的文字记录使政府的律师具备了所谓“可否认性”，即不必害怕有确凿证据而放心大胆地否认某件事实。
莫维洛与其他检察官从这两个双重奸细那里攫取了不少极重要的情报。有了这些材料和录音，加上鲁齐这个证人，还有波澜迭起的新闻报道，政府开始对罗斯纳进行行贿未遂的审判。由抽签决定的主持这场审判的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是阿诺德·鲍曼，他曾经是克纳普委员会成员。
10.政府究竟对鲁齐自己的罪恶知情不知情?
政府准备以鲁齐的证词和录音带向罗斯纳提起公诉。(德斯捷法诺和拉玛蒂纳在开庭之前承认有罪换取不予起诉处理，他们没有出庭为任何一方作证。)因为鲁齐和罗斯纳刚开始会面的谈话没有录音，而正是在这几场谈话中政府指控罗斯纳企图行贿，而罗斯纳则指责政府打算诱骗他犯罪，所以政府依靠鲁齐作为证人的话，他的可信性是个关键。检察官认识到他们有个麻烦：鲁齐自己的品行已经因三次犯罪活动而被玷污。陪审团会相信一个自己承认有腐败行为和犯罪活动的警察，还是一个矢口否认自己有过任何过失的律师呢?
可是检察官别无选择——根据法律，他们必须毫不含糊地向被告辩护律师透露鲁齐承认犯有的全部违法行为，这样被告方面就可以对原告的最重要证人进行质证。被告方面早已听说鲁齐历史不清白的流言，直截了当地要求政府提供他的全部不光彩历史情况。当鲁齐听说这消息时惊慌失措，他不想让公众知道他的丑事。
在开庭前鲁齐又有惊人之举，他对帮助莫维洛起诉的年轻的副检察官埃利奥·萨戈尔宣布，他在审判时将否认过去有任何犯罪行为。萨戈尔感到十分震惊，提醒他过去对斯库匹塔说过的话。鲁齐反齿相讥，说他那时是在“胡扯”。斯库匹塔和肖被召来劝说鲁齐，费了不少口舌劝他回心转意，服从法律，交代他曾向斯库匹塔提到的三次犯罪活动。
就在斯库匹塔和肖劝说鲁齐向法庭交代他的罪行时，这些检察官们已逐渐认识到鲁齐实际上还犯有另外的罪行。尽管如此，他们对鲁齐在审判罗斯纳时作证矢口否认自己还有其他犯罪行为的伪证行为不置一词。这种公诉方面与鲁齐作伪证沆瀣一气的共同犯罪正是我们后来上诉的主要依据。
检察官早在1971年春天鲁齐开始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工作以后就得知鲁齐还有其他犯罪活动。鲁齐告诉肖，几年前他曾参与一次在没有搜查证情况下搜查一个贩毒头子住宅的非法行动。警察当时没有搜出毒品，但找到一些现款。这些警察拿走了钱并且私分了。这种非法侵入加上窃夺金钱的行为已构成联邦盗窃重大犯罪及刑事偷窃罪(尽管受害人始终未报案)。鲁齐分得的钱数量虽然相对来说较小——只有200美元，但并不能减轻该犯罪的严重程度。不管怎么说，他们找到多少钱就拿走了多少钱，一个子儿也不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