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埃德蒙·罗斯纳诉美国司法部纽约南区检察官办公室案.2
在那段时间里，上级曾派鲁齐去调查一件杀人案。该案的重大嫌疑犯是个叫理查德·劳伦斯的毒贩子，人人都叫他“男爵”，他是鲁齐缉捕毒品贩子的主要通风报信人。斯库匹塔曾指示鲁齐在与“男爵”谈话时进行秘密录音。听了这些录音后，并未发现与杀人案有关的情况，却透露了鲁齐与“男爵”在贪赃枉法上简直是不分上下。鲁齐问“男爵”：“我们是否能在你没有得到好处的情况下弄出一个案子来?”随后他又提议，“做成一件事最简便的方法是”使毒品贩子明白，在这件案子弄出来之前，如果你给他某种好处，他就可以重新掂量这件事的处理方法。
最后，在鲁齐执行诱骗犯罪活动任务过程中，斯库匹塔、肖及联邦检察官惠特尼·诺斯·西摩第二本人都了解到鲁齐曾在一场极为严重的警察犯罪活动中起了主要作用。这件事发生在两年前，那时鲁齐和他的搭档正在调查布朗克斯的一个贩毒活动嫌疑对象。他们对一家廉价商品百货店进行电话监听，认为这家商店是毒品的储存地点。当警察秘密监听这家商店电话时，他们听到有人打电话来，有个讲话带意大利口音的男人通知店主，他的地点可以用来储存劫持来的几百台电视机。这以后很快驶来一辆卡车开始卸电视机。突然，一个便衣警察闯进商店——他与调查贩毒活动的警察没有联系。他看到正在发生的事，立即报告当地警察局。10分钟后，50个警察驾到，开始逮捕店主和劫持货物的人。随后一长串私人汽车驶来，有“大众”车和旅行房车，实际上这地区的所有警察都开着自己的私车来了，开始往车厢里车顶上装电视机。原来这些警察早就看准了机会，准备抢夺这些劫持来的电视机。可是电视机太多了，这些警察搬不了，于是有几个警察就给其他警察局的朋友打电话，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对这些警察来说，十分不幸的是大部分电话是从商店里打的，就是那架被监听的电话。所有这些犯罪内容的电话都被鲁齐录了下来。
当鲁齐明白过来以后，他真是吓得不轻。如果他缴出录音带，他的警察同事们就得坐牢了。所以他和其他侦探商量把录音带上参与了偷窃电视机犯罪活动的警察讲话擦掉。这种掩盖活动构成了阴谋阻挠司法罪、掩盖隐瞒违法活动罪和销毁证据这些联邦刑事犯罪。
可这还没完。两年后，当针对那个布朗克斯毒贩子的调查已完成，法院即将开庭审判时，鲁齐那时已经在为联邦调查局干活儿，他和三个参与此事的警察局侦探私下商定矢口否认录音带上的内容已被擦掉。他们编织出一个故事——模仿椭圆形办公室编的那个故事注释8
——说录音带上的空白处和隔断处都是因为“录音机出了故障”所致。确实，鲁齐毫无顾忌，竟对调查此事的地区检察官说这些空白是因为机械故障所致。地区检察官问这些侦探，是否敢在法庭上宣誓作证“录音带真实如初从未加以处理”。这三个侦探，包括鲁齐在内都众口一词地说，他们愿意第二天在法庭上宣誓作证。他们三人都明知这是有预谋的伪证行为。
在布朗克斯法院即将对贩毒分子开庭审判前一天，鲁齐把这件事告诉肖和斯库匹塔。肖又把这件棘手事通知了小惠特尼·诺斯·西摩。他们前往布朗克斯，劝说地区检察官不要让鲁齐和另外两个侦探出庭作证。地区检察官同意了。第二天此案中的被告接到通知，如果他们承认犯有轻微违法行为，就会对他们作不予起诉处理。这些原本会受到联邦刑事重大犯罪审判的被告自然喜不待言，欣然从命。这样，联邦检察官避免了鲁齐在法庭作伪证。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未能把鲁齐从其他犯罪活动中解脱出来，他已经干了一系列同样严重的犯罪活动：当鲁齐和另外两个侦探私下商量好对涂抹录音带进行掩盖并欺骗地区检察官时，他们已经犯下阴谋作伪证罪、阴谋阻挠司法罪、及欺骗执法人员罪。即使鲁齐对肖坦白了这些犯罪活动解脱了犯罪活动阴谋，它也不能解脱他在两年前犯下的罪行，那时鲁齐与他的搭档已经擦抹了录音带，让他的警察同事带着偷来的电视机溜之大吉。
公诉方面和被告辩护律师都很清楚，这场诉讼成败就在于陪审团听信鲁齐的证词还是罗斯纳的证词。做证据的录音带已经过篡改，听起来含混不清。如果鲁齐对这一切不加解释，特别是为何有些地方没有录音，为何最初的会见没有录音，这些录音带就不足以作为认定的根据。更重要的是，如果陪审团认识到鲁齐有擦抹涂改录音带的历史，他们就会对这些录音带的价值产生疑问，至少会想想这些带子是否完整。
这次审判按部就班地进行。莫维洛要鲁齐历数和罗斯纳的每一次会见情况，录音带也向陪审团播放了，鲁齐就他承认的三次违法腐败行为受到质证。罗斯纳的一审律师阿尔伯特·克雷格尔极力想迫使鲁齐承认除他交代的三次犯罪之外，还有其他犯罪活动。鲁齐断然决然地否认他还有其他犯罪活动，三番五次地指天发誓，这三桩前科，最后一件发生在5年前，是他此生此世犯下的全部罪过。他还把这些孤立事件美化一番，说他的动机是为了保护那些柔弱的受害者免受其他贪官污吏逼迫。鲁齐作证说，那些受害者觉得他是“那种他们可以信赖的徐徐轻风……可以心平气和地与之推心置腹，帮助他们审时度势的人”。鲁齐只承认他收取充当中间人的非法好处费总共只有5000到6000美元。尽管一再对他进行质证，他在审前和开庭时都顽固地坚持，自己从未做过伪证，从未从告密者那里勒索过钱财，从未向任何人出售过毒品。
11.政府缄口不言
琢磨揣度爱德华·肖当时心里作何感想一定十分有趣。他在那里一声不响地听鲁齐发誓作证所言句句皆实，说自己除了那三件已承认的犯罪事实外，再无任何不法行为。他忘了鲁齐曾向他交代的盗窃罪行了吗?他不知道鲁齐曾招供参与贩毒活动而且这话已录进他与“男爵”的谈话了吗?难道他忘了鲁齐最近在布朗克斯进行的涂改录音带和阴谋作伪证犯罪活动吗?难道他不知道录音带对正在进行的审判极为重要吗?可是他这个对鲁齐的犯罪历史有责任予以披露的律师为什么未能这么做呢?
爱德华·肖在我看来并不是一个对犯罪活动健忘的人。对肖这种表现最确切的解释就是，他劝说鲁齐承认过去犯下的三项罪行已够麻烦了，如果再逼他进一步供出其他罪恶就可能损害他们之间的默契，断送他们心照不宣的合作。为了保留他的主要证人，为了在他与罗斯纳的决战中获胜，肖实际上可能决定，自己须参与某种民事不服从活动——默不作声地遗忘鲁齐曾犯下而且承认了的其他罪行，允许他为了更高的司法利益而作伪证。当然，他也可能记不得那些另外的罪行了，或者他压根儿就没以为这些活动是犯罪，但我个人以为这是不太可能的。
政府把鲁齐装扮成一个腐化犯罪的死敌，检察官在审前就导演了一场公关大战。开庭后莫维洛倾注了大量时间和心血来与新闻界打交道。联邦检察官小惠特尼·诺斯·西摩令人惊异地在鲁齐的面目被揭露之前就找到《生活》杂志，表示愿意提供鲁齐调查案的独家新闻。检察官这种利用新闻媒介牟利的作法一般都是遭人嗤笑的，因为它会使选入陪审团的人产生偏见，然而在这个案子里西摩正是在鼓励他们这样做。后来有人抨击西摩的这个做法，不过是责怪他，由于《生活》杂志采访文章使鲁齐在完成秘密调查使命之前就暴露了身份。《生活》杂志把鲁齐描写成一个诚实忠贞古道热肠的警察，他虽扮演“中间人”的角色，但从不参与敲诈勒索、买卖贩运毒品的罪恶，他对那些“利用自己的警察身份做鼠窃狗偷勾当之辈不屑一顾”。在《纽约时报》的一份特写中鲁齐被描写成一个为毒品问题痛心疾首的警察，他自己周围的人与罪恶同流合污，而他则出污泥而不染，他下决心不惜任何严厉手段来铲除这个痼疾。
审判中政府信誓旦旦地对陪审团说，自从1967年以来罗伯特·鲁齐兢兢业业，从未有丝毫越轨行为，甚至连他痛心疾首地承认过去的不检点之处也给他的证词增添了真实感，使罗斯纳的证词相形见绌。检察官莫维洛几次三番地向陪审团表明他的首要证人的诚信绝对可靠：
侦探鲁齐从未因撒谎而被揭露，因为他从不撒谎。
罗斯纳则是自己为自己作证。正像人们预料到的那样，他对那些没有录音的会见另有一套说法，与鲁齐的迥然不同。如果相信罗斯纳的说法，他很明显是一个被政府的密探使了绊受骗上当的倒霉蛋。如果相信鲁齐的话，罗斯纳是自己主动找上门来，鲁齐则半推半就地向他提供花钱买来的情报。
莫维洛把判断可信性的难题留给了陪审团：“是罗斯纳讲真话，还是侦探鲁齐以录音带为证讲真话?”莫维洛强调鲁齐和罗斯纳最初几次在“罗杰洛”饭店吃饭时没有录音的交谈具有重要意义：“10月4日那次会见极为重要，如果你们相信鲁齐对于那天发生了什么的解释，就是罗斯纳犯了罪。”
鲍曼法官同意，案件如何处理现在就看陪审团的了——相信鲁齐还是罗斯纳。他指示陪审团，鲁齐和罗斯纳的说法在关键问题上“如此水火不容，可能意味着这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并非由于健忘或疏于记忆，这两种说法都不真实”。
陪审团经过6个小时的秘密商讨，通知法官他们要“自己再对鲁齐和罗斯纳关于9月30日和10月4日未录音的会见情况作一番审查”。4小时后，陪审团向鲍曼法官递了一张条子，通知他陪审团中有一人曾经在地铁里听见有人议论鲁齐，说他这个警察干腐败犯罪活动少说也有“10多年了”。陪审团请示他，对这一点是否可作考虑的因素。
这个条子把莫维洛气得七窍生烟。他一屁股从椅子上弹起，要求鲍曼法官用“明确强硬的口气”指示陪审团不要考虑这种传闻，因为任何有关鲁齐除了在1967年有过三次犯罪活动之外还有其他犯罪的说法都“完全是为了把本案引入歧途，也是与该侦探的证词大相径庭的。”鲍曼法官适当地指示陪审团不应把未经证实的谣言考虑进去。
这以后陪审团裁定对罗斯纳起诉书中的五条罪行有罪，另外两条无罪。
罗斯纳心情灰暗，但仍坚定不移。他被认定有罪几天以后，找到了好几个海洛因毒瘾极深的人，他们声称掌握鲁齐参与毒品交易并且由来已久的第一手材料。罗斯纳的律师在法庭提出动议，要求重新审理此案，这些可怜的瘾君子都被传唤出庭作证，鲍曼法官认为他们的证言不可信，因此否决了该动议。
12.“男 爵 出 场”
在要求重审的动议悬而未决之时，在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一小撮人之间又展开了另一幕神秘的插曲。理查德·劳伦斯，罗伯特·鲁齐的主要贩毒活动眼线，即那个和鲁齐在录音带上留下了讨价还价罪证的“男爵”向一位曼哈顿地区副检察官揭露，鲁齐多年来一直向他提供海洛因，并共享其利。(劳伦斯明显地因分赃不匀跟鲁齐反目，企图跟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拉近乎。)
劳伦斯的这些交代恰恰是罗斯纳一直费尽心力想要证明，而鲁齐再三加以否认的。副检察官向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汇报了此事，罗伯特·莫维洛受命去调查此事是否属实。如果属实，则证明鲁齐在罗斯纳审判中犯了伪证罪，罗斯纳的有罪认定就成了问题。
莫维洛在1973年1月初收到这些情况并受命进行调查，这恰恰是在罗斯纳的辩护律师以海洛因瘾君子的供词——他们有鲁齐参与了贩卖毒品的证据为由提出重审动议之时。
“男爵”交代的情况与瘾君子的证词差不多，但由于以下原因而更加重要：“男爵”既不是海洛因瘾君子也不吸毒，他是政府备了案的高层次告密者，对他的信誉政府曾多次予以褒扬。“男爵”如此受信任，他作为眼线的作用如此须臾不可缺少，以至联邦缉毒总署多年来一直付给他每年5万美元作为提供情报的报酬。警察都认为他是个“极棒”的坐探，由于他那些真实可靠的情报，“鲁齐的那些案子才有今天”。更要紧的是，他的情报不是靠谣言或道听途说而来，而是基于多年来直接与侦探鲁齐打交道的经验，有人名、日期、数量、地点等具体内容来证实。简言之，这正是想要使重审动议获得批准所需的那些基本条件。
“男爵”的情报使莫维洛进退不得，他刚刚庆祝了置罗斯纳于死地的胜利，而这些荣光很可能付之东流。莫维洛是不会对这些情况感到惊奇的，因为罗斯纳案一结束，祝贺之声未绝于耳时他就警告鲁齐说，“罗斯纳还没完。别忘了，你只承认有三次违法行为”。他告诫鲁齐，对罗斯纳以其他犯罪的新证据提出重审动议要有心理准备。
莫维洛对“男爵”交代的最初反应，据他周围的人说，是对他自己声誉的担心。报纸会怎么看这件事?这将会对他在法律界的地位有什么影响?“如果这是真的”，莫维洛喃喃自语，“我们所有的案子就都砸了”。
莫维洛决定自己动手进行秘密调查，指望这样可以证明“男爵”是在扯谎，鲁齐说的是真话，而不是按照法律规定的那样，把这些情况都透露给被告方面以便对方可以自己进行调查。
莫维洛的“调查”其实一点儿也名不副实。“男爵”提供了鲁齐与两个毒品贩子非法进行贩毒活动的情报，指出他们的地址，在哪条街成交。他还提出其中一次交易中使用的电话号码。在另一次交易中，他曾把此事告诉一位他认识的副检察官以便能够及时取得联系。莫维洛的调查未能确认和找到这两个毒品贩子，莫维洛甚至没有用那个电话号码打电话试试，他也未与那位地区副检察官取得联系，虽说我们后来只花了几分钟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男爵”还向政府交代，他曾给鲁齐三辆汽车，作为鲁齐供给他毒品的预付头金。“男爵”提供了汽车转让的证明文件。莫维洛向鲁齐询问这件事的原委。鲁齐找出一张他付给“男爵”后来又声明作废的支票，面额是400美元，开票日期是1971年9月。鲁齐称这张支票可以证明他至少为那几辆车中的一辆——那辆1966型福特车付了钱。但仔细瞧瞧这些证明就会看出破绽——这辆福特车直到1972年春天才转让给鲁齐，这是在开具这张支票几个月以后。确实，在1971年9月开具这张支票时该福特车还不归“男爵”所有呢。“男爵”在1971年10月28日才花1100美元买到这辆车，可莫维洛竟然认可了鲁齐的证据，没有继续调查下去。
最后，莫维洛决定应该对“男爵”而不是鲁齐进行一场测谎检查。他不用政府通常选用的那几十家纽约著名测谎机构来做这个检查，而是用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利亚刚刚开张的一个测谎事务所(它几个星期后就关门大吉了)。检查结果极为蹊跷——后来有好几位权威专家审查了这些检查结果，都证明根据这些电图记录“专家检查结果不能证明‘男爵’是在撒谎，或是故意进行蒙骗”。
可对莫维洛来说，这些证据足矣。他匆匆忙忙地做出结论，认为“男爵”的每项指控都是不实之词，现在调查可以告一段落。
莫维洛还决定既不告诉罗斯纳，也不告诉法庭“男爵”的指控和调查的事，甚至是这个人的存在。虽说鲍曼法官否决了重审动议，做出瘾君子关于鲁齐有参与贩毒从中牟利的犯罪活动不可信的结论，他由此推论，如果证据可信的话，早就该提出重大的法律问题了。
莫维洛轻松地坐在那里听着，他满心欢喜。
13.判 决
重审动议被否决后，罗斯纳即将被判刑。在美国一些州，法官一等到陪审团认定被告有罪即下判决。而在联邦法院则不然，认定与判决之间有几星期的间隔，这样联邦法院缓刑庭——联邦法院的一个独立部门就可提出一份有关被告的过去及今后有否悔改可能的报告。许多法官很重视这份报告，注意采纳缓刑庭的处理意见，因为该厅都是由犯罪学专家组成，他们是一个独立机构，与检察公诉方面没有联系。
判决那天，罗斯纳接到通知说鲍曼法官收到两份不同的判刑建议书。一份是缓刑庭提出的，另一份是由罗伯特·莫维洛主持的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提出的。莫维洛没有按照程序规定的一般做法去做，而是隐秘地在宣判之日前两个多月将这份备忘录呈交鲍曼法官。莫维洛也没有把他这种反常的做法通知被告律师。鲍曼法官亦无意告诉被告律师他已收到这份备忘录。
就在法官即将宣读判决书前几分钟，罗斯纳收到一份莫维洛冗长备忘录的复本。他飞快地扫了一眼就知道这份东西全都罗列许多关于罗斯纳声誉的流言蜚语和谣传。例如，一位副检察官谈到在一桩案子中罗斯纳有可能诱使某证人作伪证，可连他自己都承认他“没有证实这种可能性的确凿根据”。
鲍曼法官通知罗斯纳的律师说他可能会根据莫维洛的建议书来给罗斯纳判刑。克雷格尔当即提出暂时休庭以便对莫维洛备忘录中提出的指责进行调查，并答复这些问题。鲍曼否决了这一要求，宣布判决罗斯纳5年徒刑。鲍曼法官这个判决看起来备受莫维洛的影响，因为联邦法院一般对行贿罪只判1年半到2年徒刑，甚至检察官和法官犯有行贿罪都不过如此。
14.调查和上诉
罗斯纳聘请我为他上诉时心里很清楚，这桩案子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写上诉书和出庭进行辩诉。“鲁齐是纽约市最腐败贪婪的警察”，罗斯纳对我说，“我们现在还不能证明这一点，但我们会向他最铁的哥儿们证明他宣誓证词中所供认的三件小小违法行为不过是放狗屁，不证明这一点，我们绝不罢休”。
我们决定用两条战线发动攻击。我将准备上诉事宜，而罗斯纳则对鲁齐的腐败堕落进行调查。我们将为一个共同目标努力，即要么在上诉中推翻罗斯纳的有罪认定，或根据新发现的鲁齐作伪证的证据来翻案。
我们在上诉书中提出三个重要问题：(1)现有证据是否已证明鲁齐非法地诱骗了罗斯纳；(2)德斯捷法诺和拉玛蒂纳在罗斯纳与他的律师讨论案情时在场，这两人当时已经同意与政府合作，这是否剥夺了罗斯纳与他的律师秘密商讨的权利?(3)鲍曼法官决定根据莫维洛的判刑建议来量刑是否剥夺了罗斯纳享受既定法律程序的权利?
我们尚不能提出鲁齐作假证的问题，因为除了鲁齐承认的那些罪行外，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一点。
我在1973年7月进行上诉辩诉。在9月联邦上诉法院所有法官一致同意作出裁决。裁决认为一审的关键在鲁齐和罗斯纳的可信性之争，对这个问题鲍曼法官正确地“把证人的可信性留给陪审团去判断”。陪审团决定相信鲁齐，这样“诱骗上当致使犯罪的辩护不能成立”。
至于对罗斯纳与他的律师商讨辩护策略权利的侵犯问题，上诉法院批评政府允许德斯捷法诺和拉玛蒂纳在他们同意与政府合作后继续参加罗斯纳与他律师的会议，可上诉法院认为对这种权利的侵犯及事后向政府汇报会议内容并没有给被告造成特别的具体的损害。
然而谈到判决时上诉法院认为鲍曼法官根据莫维洛在判决前递交的建议书量刑是错误的，这样使被告没有机会做出适当的答复。上诉法院撤销地区法院判处的5年徒刑，将该案批回原审法院重审，但应由另一位“不带成见”的法官主持审判。
我们赢得了部分胜利。我们坚信判刑一定会减轻，可罗斯纳要的是彻底平反。我们一边准备一份呈递给联邦最高法院的复查请求，一边在纽约市的大街小巷里对鲍勃·鲁齐的真面目进行明察暗访。
15.“国王”对“王子”之争
埃迪·罗斯纳雇了一个私人侦探——一位以前在纽约市警察局工作的侦探，他叫弗兰克·金注释9
，对纽约市僻静角落里的贩毒活动了如指掌。
有一天，当我正在剑桥的办公室里准备罗斯纳给最高法院的复查请求书时，罗斯纳打电话来，要我马上到纽约去。“我认为我们中彩了”，他说。
当我来到南茜·罗斯纳位于百老汇的办公室时，埃德蒙、南茜和弗兰克·金都在那里。这三人都笑容满面。
金首先发话：“嗨，教授，你看电影吗?”
“那当然，”我说，心里感到有点儿莫名其妙。
“看没看过一部叫《法国贩毒网》的电影?就是那部关于一个叫波毕耶·德瓦叶的缉毒警察，讲他怎么破获一个设在马塞的贩卖海洛因集团，缴获了价值几千万美元纯海洛因的故事。”
“我当然看过。吉恩·哈克曼饰波毕耶，是吗?”
“你知道在那个案子里他们缴获的海洛因派了什么用场吗?”金问我。
“我不知道，”我说，“我猜大概是销毁了，或封存在什么地方。”
金对着我略带挑衅地说：“如果我告诉你这些东西都重新‘回收’了你会怎么想?——这些毒品又拿到街上去卖了。”
“他们肯定在电影里没这么演”，我说。
“是啊，确实如此，教授。”金回答道，“所有的法国贩毒网存货都被人从靠近‘小意大利’注释10
的警察局财产保管处里偷走了，——价值7000万美元的‘千元大钞’注释11呀!全世界一次偷窃得手最大的一宗活儿。这些东西后来都重新拿到街上去卖了。”
“谁能干得了这事儿呢?”我有点儿天真地问。
“谁?还不是警察，”金回答道，“猜猜看是哪个警察出的主意?”金问。不等我回答，金就用撕心裂肺的声音吼叫：“就是鲍勃·鲁齐!”
我问他：“你能证明吗?”
“现在还不行”，金悄声说，“可也不会太难。我们已经探到一个过去给鲁齐通风报信的家伙。这人可能在街上替他卖过毒品。如果我们能与这人联系上我们就能打赢这场官司”。金讲了这个告密者的名字，它听起来对我和罗斯纳夫妇一点儿也没引起什么特别的注意。这人叫理查德·劳伦斯，就是那个“男爵”。
我鼓动金继续明察暗访：如果我们能证明鲁齐曾在最近犯过这么严重的罪行，我们要求重审就有了极好的理由。我们继续上书联邦最高法院请求下达重审令，金则追寻劳伦斯的踪影。这个人突然一声不响地在纽约消失了。街上已有几个月不见他的踪影。
最后，埃迪重新请了一位私人侦探——一个叫约翰·麦克纳利的前纽约警察局侦探，这人据说对寻找失踪的人极有办法。几星期后，经过与40个人交谈，摸索了好几条线索后终于在纽约州一个叫斯宾莎的小镇把“男爵”找到了。在莫维洛压制了他的存在，否认他的证据使鲍曼法官否决重审动议几近一年后才发现了劳伦斯。
16.询问“男爵”
这“男爵”真是一块罗塞塔石注释12
，他能解开鲁齐错综复杂历史的迷津。他是鲁齐街头买卖的至交，已经干了5年。我们派参加此案工作的珍妮·贝克去纽约跟“男爵”谈话。她跟“男爵”在南茜·罗斯纳的办公室里见面。
这“男爵”正如我们听想的那样，是个高大健壮的黑人，脸上有一道从上到下的伤疤。他头戴一顶硕大的白色弯边毡帽，身穿皮袍，脚蹬发着荧光的白皮鞋，穿着白衬衫，打着白领带，穿着白袜子。他神采奕奕全身充溢着活力。他游刃有余地控制着局势，使人感到一种魅力，一种自信，就是那种想在纽约上城小街深巷里生存下去所需要的勃勃灵气。“男爵”开一辆草绿色的“埃尔多拉多”敞篷跑车，后座上有一台电话机。
贝克和“男爵”谈了几十小时，了解他过去和现在的活动，特别是他与鲁齐的关系。“男爵”给她讲了那么多腐化堕落、两面派作风和暴力凶杀故事。这是一个犬牙交错派系纷争的狗咬狗世界——警察、黑手党、贩毒牵线人、告密者，再加上瘾君子，每一方都在争夺他们应该享有的那份价值连城的白色颗粒。而在他们之间就是这个“男爵”，圆睁大眼四处窥视，耸着耳朵八面探听，从中渔利。
当贝克问劳伦斯，鲁齐是否会承认他认识你时，劳伦斯从口袋里拿出几张揉搓得皱皱巴巴的法律文件要她看。“你看看这个，你看了以后就知道‘娃娃脸’会不会忘记我了。”这些文件上有鲁齐在不久以前宣誓作证谈他与劳伦斯的亲密关系，谈他对劳伦斯绝对信任的内容。
鲁齐把劳伦斯形容成一个“亲密”的“铁哥儿们”，对这样的人他“绝对敢以生命相托”。他对陪审团说，“在他与‘男爵’相识的5年中，他在纽约的黑暗角落里查获了50磅海洛因，使你们的孩子免于毒品之害”。鲁齐不可能否认他曾与“男爵”亲密共事。鲁齐想要把这么一个他曾宣誓作证加以盛赞的人斥为骗子是难上加难。我们收集的材料日臻完善。
贝克叫劳伦斯回忆鲁齐卖给他毒品以便重新到街头兜售的细节，包括时间、地点和人名。劳伦斯说在他们合作的那几年中，鲁齐“每个月向他提供几次海洛因。”劳伦斯把这些纯海洛因掺假以后在街头出售，然后给鲁齐钱。劳伦斯还说，鲁齐在“不计其数的其他场合”卖给他警察收缴上来的毒品。劳伦斯告诉贝克，他曾亲眼目睹和参加了鲁齐向另外三个毒品批发商出售海洛因的交易，这三个人外号分别是“瘦猴”，“玉米饼”和“圣人”。根据劳伦斯的供述，这些年来每年鲁齐出售的毒品数量惊人。如果“男爵”所说的一切都是实话，鲁齐就是纽约市最大的贩毒枭首之一。
正当贝克在盘询“男爵”之时，弗兰克·金这位帮我们找到“男爵”的前警察侦探一直不停地在办公室里进进出出。他提醒贝克眼睛盯着目标不放：“正是‘法国贩毒网’盗窃案才会要埃迪的命；千万得把这一点写进你的报告里去，这件事是鲁齐干的，我们得想方设法证明这一点。”
可“男爵”对这一点没有把握，他也同意鲁齐参与作案，贩毒圈子里的人都这么议论，可是他没有确凿事实。金却不停地鼓动我们往这个路子走。
到了1974年2月25日，《纽约时报》一篇头版文章刊登了如下消息：
调查人员……正在把注意力集中在弗兰克·金，一个39岁的前纽约市警察局缉毒队侦探身上，认为他可能是那宗偷窃价值几千万美元海洛因和可卡因毒品案的策划者，这些毒品本来是从一个贩毒集团手里收缴来的，电影《法国贩毒网》就是根据此案情节拍摄的。
看到这消息，我呆若木鸡，我真是个呆瓜蠢货。弗兰克·金把我们诱入歧途，然后就溜之大吉，我们再也没见到他。政府一直未能证明是金或其他任何人盗窃了价值7000万美元的毒品。但金后来被起诉，以阻碍大陪审团对“法国贩毒网”盗窃案进行调查为由指控他犯有阴谋罪、伪证罪和藐视法庭罪。几年后这些指控都被撤销。然而金却因偷漏个人所得税而被认定有罪，证据是他在“法国贩毒网”盗窃案发后的一年中花了11万美元，而在个人所得税单上填的收入却少得多。直至今日“法国贩毒网”毒品盗窃案仍未了结，调查此案的特别检察官办公室仍然认为金是主谋，可是一直有流言蜚语说还有其他人参与策划这桩大劫案。我们决定，没有“男爵”提供的确凿证据我们得把这条罪状从对他的指控中删去。
17.“男爵”与“王子”之争
在1974年3月19日，陪审团认定罗斯纳有罪一年零三个月以后，我们提出复审动议。随动议书附有一份理查德·劳伦斯写的宣誓证词，厚达14页。这份证明文件列举了鲁齐参与的几十件与贩毒有关非法牟取上百万美元的犯罪活动。我们还呈交了其他有宣誓作证的调查材料，其中列举的许多犯罪活动在细节上都与劳伦斯揭发的互相印证。我们要求举行一次听证会以便让鲁齐与揭发他的人当堂对证。
在1974年4月9日，政府抛出它搞的一套材料作为答复，这些宣誓证词的中心内容就是把劳伦斯称作骗子。政府声称莫维洛对劳伦斯的指控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劳伦斯是个彻头彻尾的假告密者，其告发内容毫无价值”。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说莫维洛还搞了什么“调查”。政府坚决反对举行听证，它不想让鲁齐站在证人席上，宣誓所言皆实后再就“男爵”的指控接受质证。
这时候莫维洛已经离开了检察官办公室，此案由另一位联邦地区副检察官来负责，这个人就是约瑟夫·贾菲，那个参与向犹太人保卫同盟案起诉、性情乖戾的年轻公诉人。他现在已经被派来对鲁齐调查。在我们提出重审动议后不久，有一次贾菲在联邦法院的电梯里与珍妮·贝克偶遇。
“是你帮助‘男爵’搞的那些宣誓证词吗?”他问。
“我在他告诉我的内容基础上起草了这些证词，”她答道。(律师经常给证人起草宣誓证词。)
“你听说过‘教唆伪证’这种罪吗?”他恶狠狠地问，“劳伦斯是在撒谎，如果你了解这一点，你自己也可能会遇到麻烦，”他皱着眉头说，“不久以后你自己恐怕也会站在大陪审团前受审了。”他一边说，一边走出电梯。
鲍曼法官收到双方呈交的宣誓证词后同意在1974年5月1日举行听证。那天早晨，正当我离开办公室动身去纽约时我收到鲍曼法官秘书的电话。鲍曼法官身体不适，“听证会已经无限期推迟了”，他通知我说。我们反复琢磨这件事里面的蹊跷之处，可是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地方。我们一点儿也没认识到，在联邦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紧闭的走廊里另一出戏又紧锣密鼓地开张了，这是一出由鲍曼法官参与的闹剧。这一回，他们又没有预先通知被告方面。
18.撕下“娃娃脸”的假面具
在4月17日，听证会预定召开的两个星期前，鲁齐开始露出口风，说“男爵”所说的并不是扯谎。鲁齐对事实即将澄清惶惶不可终日，如果这又是从另外一个人的嘴里说出来的，政府将被迫把他绳之以法。
鲁齐便向约瑟夫·贾菲及另一个叫鲁道夫·乔里亚尼的检察官讲了此事。他想知道，如果他承认——当然是假设他承认——他把毒品交给告密者的话，会拿他怎样办。这两个检察官说他很可能会被起诉，但他们会尽力阻止政府这么干。鲁齐暗示，肖和斯库匹塔早已明白地表示，如果进行合作，就不会逼他坦白历史上的污点。乔里亚尼摇着头一脸正经地对鲁齐说，从他给政府当密探之日起，他过去干过的那些乌七八糟的事儿肯定会暴露，因为他出庭作证反对的那些被告都会争先恐后地刨他的老底儿。“不管谁那么对你说都是瞎掰，诓你走冤枉路”，乔里亚尼说，很明显是暗指肖和斯库匹塔。乔里亚尼鼓动鲁齐索性把实情都兜出来，甚至这样做会“推翻那个不得好死的狗杂种埃迪·罗斯纳的有罪认定”注释13也在所不惜。
最后，鲁齐决定坦白。可他这一坦白可不得了，劳伦斯对他的揭发比起他的坦白来说，就好像是冰山一角。鲁齐坦白交代他的罪恶生涯用了几个星期，到头来，他的罪恶记录下来订成了一本84页纸的小册子。在他13年警察生涯中，他不仅仅是如他自己在罗斯纳案审判中承认，到1967年为止仅干过三件违法活动，他犯下了成千上万桩罪行，真是磬竹难书。就拿他犯罪的数量来说，纽约市警察局有史以来最腐败堕落的蛀虫非他莫属。罗斯纳本能的感觉真是从一开始就是对的。
在1974年4月23日，预定召开听证会前一星期政府又向鲍曼法官发送了另一份密信。他们告诉鲍曼，鲁齐已经承认了不计其数他过去在法庭宣誓否认的罪行。由于这封信，鲍曼法官推迟开庭，假托身体不适。
谁也无法知道，如果政府有可能把鲁齐的180度大转变告诉我们的话，这会在什么时候。1974年5月2日《纽约时报》首先披露了鲁齐向联邦检察官坦白的消息，他承认他犯下的罪行远远不止他在罗斯纳案审判中承认的那么一点儿。《纽约时报》是因为纽约州和联邦检察官之间发生了十分奇怪的争吵，后来竟然发展到由州检察官向联邦检察官提出控诉，才得知这个消息的。
鲁齐在4月17日开始他的马拉松般漫长坦白后，联邦检察官把他置于保护性拘留之下，开始对他进行讯问。两天后，联邦检察官通知纽约州负责调查腐败违法行为的特别检察官莫里斯·那加里有关鲁齐的这个变化。那加里想要直接参与这个行动，要求讯问鲁齐，因为鲁齐曾在几个州法院审判中出庭作过证，正像他在罗斯纳案中做的那样。联邦检察官拒绝在联邦官员讯问结束之前让州检察官对他进行传讯。这种作法激怒了那加里，他指责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参与了一场“封锁消息活动，不准鲁齐泄露消息，因为……罗斯纳复审动议尚未有结果”。
《纽约时报》透露说，“有消息说〔联邦检察官〕防止侦探鲁齐说出任何可能影响〔罗斯纳案〕认定的情况”。
那加里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强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让州检察官“共享”鲁齐的供词。公开进行这场诉讼才第一次泄露了鲁齐悔改前言的事。联邦检察官十分恼怒，他争辩说那加里应在“回避公众”的情况下进行起诉——这就是说，应该秘密起诉，以避免新闻媒介(显而易见还有罗斯纳)得知这消息。
那加里提起的诉讼正好由鲍曼法官审理，成了报纸上的头条新闻。纽约州调查腐败犯罪特别检察官在法院公开控告联邦检察官掩盖警察犯罪及作伪证这种事十分罕见。经过几个回合的听证——我一直兴趣盎然地旁听——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胜诉，得以继续对鲁齐进行秘密审问，不受州检察官的干扰。
联邦检察官的讯问持续了几个星期。有消息说鲁齐把他最亲密的朋友和同事都出卖了。在1974年5月21日警察局侦探威廉·科迪——鲁齐在缉毒队的一个搭档，用警察局发给他执勤用的手枪自杀身亡。在这之前几分钟鲁齐给他打了电话，告诉他自己向联邦检察官都交代了些什么。
一星期后，我以罗斯纳的名义提出诉讼，要求法院裁决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立即允许我们与鲁齐接触，并了解他交代的内容。
鲍曼法官否决了我的要求，但是安排听证会在7月1日举行。鲍曼法官说：“不会再延期了，我到时会告诉你具体的原因。”随后他宣布，他已决定在8月15日辞去法官职务，改行私人执业。他要在他离职之前对动议进行裁决。罗斯纳案是他任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时遇到的第一个重大案件，它也是鲍曼重返私人开业之前的最后一个案件。
当我们正在准备这场听证时，我们收到通知，联邦最高法院已经否决了我们的复查请求，但同时明确表示这个决定无意阻止联邦地区法院就鲁齐的问题举行听证。
19.滔 天 罪 行
现在是政府因它在罗斯纳案中的错误而受审的时候了，被告是肖、斯库匹塔、莫维洛、萨戈尔和鲁齐。作为罗斯纳的律师，我将扮演公诉人的角色。审判讨论的内容是罗斯纳能否继续自由在外，这次审判同时也影响到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声誉。
法庭里挤满报社人员和电视记者。因为法庭严禁摄影拍照，旁听席第一排上坐满电视台的画家准备速写。
在1974年7月1日上午《纽约时报》登载了一篇米隆·法布写的头版文章，抢在前头告诉公众他们从这场审判中能了解到什么：
一个稀奇古怪的故事将大白于天下，这里面有政府官员“掩盖”活动的指控，也有由一位中央情报局前工作人员进行的有争议测谎检查。
罗斯纳先生希望在这次听证会上推翻对他的有罪认定，与此有关的利害都在朝对他有利的方向发展，他的收获会超出他的期望……
实际上，罗斯纳先生和他的律师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艾伦·德肖维茨正在努力把政府置于被告席上，为他们在罗斯纳案中赤裸裸的违法行为受审。
按鲍曼法官严格规定，听证会在上午10点准时开始。我们在10点零2分传唤第一个证人——警察局侦探罗伯特·鲁齐。
他由一小队联邦保安人员簇拥着从证人待的房间里走出来，这是公众第一次亲眼看见他的真面目。连《生活》杂志在登载关于他的照片时都把他的脸遮住，以防有人暗杀。
鲁齐刚在证人席就座，电视台的画家就急切地开始速写。这张速写上画的是个长得像个小天使般的青年，约30来岁，看起来善良诚实，又带着一脸愁容。他身高一般，体重正在朝着超重的范围发展，鲁齐这人一点也看不出是个凶悍奸诈巡游街头的探捕。他穿着一件浅灰色运动夹克，里面是件人造纤维衬衫，脖领敞开。很明显检察官已预先告诫他不要穿那些惹眼的昂贵服装，把那些金光闪闪的首饰也摘下来留在家里。我向他提出第一个问题时，他很不自然地朝我笑着。
“鲁齐先生，请告诉我你当警察有多长时间了?”
他回答起来带着一种尖利且挑衅的调门，仿佛是在向我示意，别想从我这儿找便宜：“我大约干了13年了。”
在我历数他的桩桩罪恶、揭露他的丑恶历史时，他一直气势汹汹毫不示弱——15次从贩毒嫌疑犯手里“缴获”现款；近1000次向有吸毒瘾的告密者非法分发收缴来的海洛因以便他们再度出售；几百次从当场捕获的毒品贩子手中勒索现金或海洛因作为允许他们继续干的代价；数量巨大的海洛因通过他分给不吸毒的毒品贩子，然后再卖给瘾君子；向黑社会犯罪集团成员出卖关于警察正在办的案子的内部情报，包括窃听电话的内容，以便向被调查被窃听的对象敲诈勒索；从一个刑事被告辩护律师那里接受贿赂，然后按照他要求的口径在法庭作证(鲁齐竭力否认他改变证词是因为受贿。他声称，给他钱是因为“我这样做就不会因替那个律师的委托人说好话而惹下作伪证的嫌疑”)；在“离法官只有几英尺之遥的地方”向一位副检察官行贿，企图为一个被告求情降低保释金数额；因为派了几个“强壮的武装人员”去保护一家餐馆而收受老板的钱；几次三番地欺骗伪造和偷漏联邦和州所得税应缴数额；他在警察生涯中犯下无数次作伪证、撒谎欺骗行径，最近一次就在上个星期。(我没办法讯问他那件在布朗克斯阴谋擦抹窃听录音带和作伪证的罪行，因为我不确切了解此事，政府直到此次听证开始时仍拒绝透露这些罪行。)
鲁齐在被问及这些五花八门的犯罪活动时，态度越来越强硬，毫无悔过之意，他再三试图粉饰美化他的罪恶，说这全出于爱护别人之心，也是他在纽约这个虎口狼牙之地出生入死所必不可少的手段。
鲍曼法官对他这种说法似乎不甚同情。有一次他说：“不管侦探鲁齐以前干什么和现在正在干些什么，都是自作自受，他自己要这么干的。侦探鲁齐的讨论到此结束。”
鲁齐被带上法庭，他被认定有罪。毫无疑问他是纽约市有史以来最腐败堕落的警察之一。同样清楚的是，他撒起谎来如此流利，他的可信性几乎不存在。这个荣耀的城市王子在审判后成了一只癞蛤蟆。
可是鲁齐并不是这个犯罪集团中唯一成员。其他执法人员也有两面派行为，缺乏坦诚正直的品质，当然还有更恶劣的。可尊敬的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成员的不检点行为也应该予以揭露，加以谴责。
为了保证罗斯纳能够获得一次新的审判机会，我们就必须证明不仅仅是鲁齐一个人扯谎欺骗，而且联邦政府也对某些侦探的违法行为负有责任。我们在这个阶段的质证工作就更加微妙了——我们现在正是对鲍曼法官曾经工作过并引以为荣的那个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诚信进行质询。这些工作人员之中有一个人的行为将受到盘问，这个人就是罗伯特·莫维洛，他像鲍曼一样曾主管过检察官办公室刑事犯罪部门。我们知道这回是一场硬仗。
很多辩护律师遇到要与检察官发生正面冲突，必须对检察官是否诚实公正进行挑战的案子都知难而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政府的律师(检察官)对辩护律师的日常生活有很大影响力，对他委托人的命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解决刑事案件的主要方法是通过庭外协商，辩护律师总是需要与公诉方面讨价还价，而检察官则有权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在某些行政区域内公诉人可以向法庭提出判刑建议，法官很重视并采用这些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