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完毕,鲍曼法官明白无误地说,此案是他36年司法生涯中遇到的最重大案件,他将把此案当作可判死刑的严重案子来对待,虽说他对死刑是否能够实际执行尚有疑问。〔几个月前,联邦最高法院已就“福尔曼诉佐治亚州”一案（Furman v.Georgia）作出裁决,认为大部分州处死刑的法规都有可能是违宪的。〕
在听审过程中,我提出动议,这动议后来看起来有点难堪。我提出一种假说:政府可能派人打入犹太人保卫同盟,由此刺探出关于胡鲁克和哥伦比亚艺术公司炸弹爆炸罪行的线索。这是一场秘密行动,而政府不愿出头。我争辩道,如果政府派了一个密探打入同盟,他可能已探听到同盟成员的律师如何给他们辩护的秘密谈话,知道使用的法律策略是什么,或许我的怀疑就是从检察官回答的闪烁其词中引出的,他回答说“我们知道有这方面的判例法……被告会在适当的时候得到补偿。”可实际情况是,这些暧昧不清的话那时尚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怀疑,里面的暗示并未被注意到。
接下来几个星期是艰难的调查。我开始阅读关于炸弹和军需品的材料,了解把硝酸钾与糖混合起来的反应和功效(在胡鲁克办公室爆炸现场发现了这种线索)。我请教了军火专家,试图证明燃烧弹装置并不具有法律规定的“爆炸物”的性能特点。
7.搜寻告密者
在这几个星期里,我越来越怀疑同盟里有告密者或化名打入的奸细。政府会在组织里安插“鼹鼠”（长期卧底）,这是对付颠覆性组织的一般做法。可犹太人保卫同盟不是那么容易渗透,它组织严密,非犹太人不得加入;它敌视外族人,成员都是从狭小的几个居民区招募来的。同盟以前曾挫败过政府安插一个犹太裔便衣警察加入该组织的企图。同盟成员几乎一眼就看出“里奇·罗森塔尔”的面目,立即揭发他是个警官。里奇身上有明显的纹身，传统的犹太人不会在身上刺青，这证明他绝不是来自波洛公园区。其他的计谋也失败了,主要是因为在警察系统和联邦调查局基层组织中缺乏犹太裔人。
政府在这几个星期中的表现也令我深信确实有告密者。尽管政府承认自己既没有证人,也没有指纹证据，可是它却信心十足,信心足得可疑。
突然,一个深藏在脑海中的想法冒了出来。是否有可能被告里面出了告密者?这恰好解释了政府为什么没有试图和任何一位被告达成一项庭外认罪协议。是否有可能他们根本不需要协议,因为被告之一自己本人早就成了告密者?
这想法一开始显得十分荒谬。三位被告多年献身同盟的事业,没有一个人当过警官,这点我们很清楚。三个人从小互相认识,互相信任,敢以生命相托。更重要的是,波洛公园的纪律——我很清楚这条纪律——叛徒和告密者比任何罪犯都罪大恶极。确实,在东正犹太教徒每天诵咏三遍的十八篇祈祷文中,就有一篇讲到告密者今世或来世都不能洗刷赎补自己的罪孽。
我重新研究所有的资料。三个人当中哪个人最可疑?我开始到处打探,并了解过去那些被挫败的渗透计划。我仔细研究旧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检察方面的起诉书。我了解到,眼下的被告中有个人在好几份起诉书中都有他的名字。我尽可能地打听这些案子的细节:证据的性质;罪行是如何被警察得知的;案子最终是如何了结的。我发现,起诉书中出现的那个人与我的“怀疑对象”有许多共同点:每次都牵涉到一个案件,在没有明显线索、提示或证人的情况下神秘地被警察破了案。每一个案子都可能是隐藏的告密者协助侦破的。在我这些业余的侦探活动完成之后,我准备测验一下我的预感是否准确。
在犹太历住棚节注释18前夜,我在剑桥家中拿起电话,开始打我司法生涯中最痛心疾首的一个电话。
“我已经得出结论,你就是那个告密者”,我告诉在电话机那边的人。他的反应最初是沉默,然后是啜泣声,然后又是更长时间的沉默。
“感谢上帝,你终于知道了。”谢尔顿·西格尔终于喃喃说道，“我早就想告诉你了,可我知道你会恨我,抛弃我。请帮助我从这个困境里解脱吧!”
我最初的反应是怒不可遏。他想得一点也没错!我真恨死他了,我恨不得抛弃他,从这个案子上脱身,让他自作自受。到头来,我同意做他的律师,我接受他的案子,是为了保护一个“爱国者”,一个波洛公园老乡,一个从小一块长大的人,而不是保护告密者。我怎么能再信任西格尔。几个月来,他一直在欺骗我和我的同事们,使我们误认为他是一个谋杀嫌疑犯,实际上他正在为另一方效力,大概早已把我们讨论的策略完整不漏地汇报给检察方面去了。我匆匆地追忆,自己是否对他说过什么我不想让政府知道的话。我想到好几个月的时间都白费了,这些时间都分文未取,我白白地花费时间精力去为他的谋杀罪辩护,实际上他从一开始就清楚,不会对他起诉。(我当时有一种自私的想法:如果他一直在付我律师费的话,他或许会早一些告诉我,这样他就可以给自己节省不必要的花费。)
我在话筒里朝西格尔吼道:“你他妈的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自己的律师?!”
他细声细气地回答道:“因为你会告诉其他同盟律师这件事。”
我虽暴怒不已,仍能平心静气地想想他的话,因为我是通过马蒂·埃利法特——同盟的一位律师介绍参与此案的,西格尔没有理由认为我跟别人有何不同。我明白无误地告诉他,如果我接受一个客户的委托,我就只对这个人负责。除非他要求我这样做,我是不会把秘密告诉其他律师的。
我问谢尔顿,他为政府工作已经有多久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说,“我没有为他们工作。他们强迫我向他们提供情报。他们威胁说要杀了我,如果我不这么干的话。他们还答应我,永远不会让我出庭证明我的朋友有罪。可现在他们要我出庭,指证科恩和戴维斯在胡鲁克案中有罪。我不想干,他们能强迫我吗?我怎么办才好呢?”
我还是想甩掉他。可我同意亲自见他一面,再做最后决断,也好给他陈述前因后果的机会。我们约好第二天在布鲁克林见面。
几分钟后,我给哈维·西尔沃格雷特打电话,告诉他我刚才听到的事情。哈维听后目瞪口呆,但仍很强硬:“我们得退出这个案子。我可不为政府干活。我也不给告密者当律师。让政府给他指派一个律师吧,他是他们的人。”
我向哈维解释,这里面牵涉到的法律问题比表面上看起来复杂得多,西格尔声称他是被逼迫当告密者的,这样他的权利就可能受到侵犯。哈维不为所动:“每个告密的家伙都有借口”,他说,“可我没有义务来帮助政府解脱困境。”
后来,哈维勉勉强强地同意,只要我愿意做的事,他就同我一起去做,但是,如果西格尔为政府出庭作证,他就不参与此案。我们俩人同意,为了不影响西格尔,先不告诉他哈维的态度。我也下了决心,不管西格尔是否决定为政府作证,都不会是我决定是否继续做他律师所考虑的因素。
在飞往纽约途中,我回想起我在为此案准备时去看我弟弟内森——一个老练的刑事被告辩护律师。我们谈到这里面可能有告密者,我弟弟开玩笑说:“你怎么敢说,他不是你的委托人呢?”我当时用一种大哥哥的口气对他说,你这是胡说八道。他提醒我,他比我更了解西格尔,因为他在夏令营作过他的辅导员。“那小子心事重重,他总是鬼鬼祟祟,他是个孤僻的人。只要有一个人对他好,他就一辈子忠于他。你对他小心着点儿。”我忙于查找告密者,早已把这段话忘了。我真想给弟弟打个电话,赞扬他的先见之明。可我觉得,即使对亲弟弟也不能透露西格尔的秘密。
我还带点儿狼狈样地想到,我在鲍曼法官那儿吵吵闹闹地提出动议,声称我的委托人的权利受到告密者的侵犯。我坐在东方巴士上,寻思着鲍曼法官是否已经意识到我提出动议时的尴尬处境。
和西尔沃格雷特到纽约以后,我们在布鲁克林的一家小犹太自助餐厅与西格尔见了面。我们告诉他,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他得告诉我们全部事实。如果再骗我们,或是跟我们绕圈子,我们就完了,我们得了解全部情况。
8.西格尔的故事
谢尔顿告诉我们,1969年他参加同盟以后,他开始经常出没于同盟在波洛公园区的总部,那地方既是办事地方,又是社交场所。因为谢尔顿对电子很在行,他被分派到军火分队。他会制造各种各样的炸弹——烟雾弹、燃烧弹,还有炸弹,他赢得了同辈的尊敬。他交了不少朋友,第一次尝到受推崇的滋味。
崇拜他的人中有一个漂亮的姑娘。托娃·凯斯勒长着一头金色卷发和淡蓝色的眼睛,她全家,父母、兄弟都是同盟的坚定分子。柔情蜜意开始在他们之间萌发。在凯斯勒一家坚定的战斗精神影响下,谢尔顿越来越多地参与同盟的计划和行动。
谢尔顿第一次主要行动在1971年4月有了结果。下午5点30分,曼哈顿一座大楼的负责工程师接到一个电话,声称这座大楼立刻就会有炸弹爆炸。这座大楼里驻有苏联外贸机构。打电话的人用犹太人保卫同盟的箴言结束:“不许再犯”。几分钟后,这座大楼里的人就撤空了,整个街区也被警戒起来,几十名警察赶到现场,其中包括纽约警察局的侦讯处长阿尔伯特·西德曼及其他几个高级官员。一枚炸弹爆炸了,另一枚在起爆前几秒钟被起出并拆除了引信,否则这枚炸弹就可能把离它不远的侦讯处长、情报处长和警察督导都炸死。这些九死一生的警官们得到一个重要的报偿——头一回找到一颗没有爆炸的犹太人保卫同盟制造的炸弹。它是由几管杜邦公司出的红色炸药管组成,接在一只售价89美分的“联合碳化物公司”制造的1.3伏电池上,再连在一只“麦克隆塔”牌厨房用计时器上。
有了这个宝贵的调查依据,警察开始去找寻制造炸弹的人,从侦察爆炸纵火分队的侦探中挑选出一组人马来专门查找这颗炸弹的部件。这个小分队的领导人叫桑托·帕罗拉,他是一个反爆炸专家。除了对付炸弹很有经验之外,他还有完成这个任务的另外一个重要素质——他是防爆分队侦探里唯一在波洛公园区土生土长的人,他熟悉那些参加同盟的犹太孩子。
帕罗拉在波洛公园区靠近第六十街和十一大道处的意大利裔人聚居区出生长大。他只比我大几岁。他父亲从意大利移民到宾夕法尼亚州,后来搬到波洛公园区,在一家鞋店当伙计。跟西格尔和我本人一样,桑托也是惹是生非之辈,他是个臭名远扬的打群架的孩子,桑托,大家都管他叫“山姆”——讨厌学校,既不喜欢专门职业中学,也不喜欢他父亲逼他去的当地学校。可他在孩子中间是个人物,尤其擅长波洛公园一带街道上的游戏比赛。“我是两个阴沟盖子”,他有一回在开庭休息时向我炫耀。我告诉他,他太令我佩服了,我自己从来没超出一个半盖子。西尔沃格雷特一点儿也听不懂我们谈的是什么,他在新泽西出生长大,他问我,“两个盖子”的人是不是指小偷?
虽说山姆在边界线“罗马”一侧长大,但他在他所谓的“犹太街”一边有不少朋友。“他们是些聪明家伙,上大学的料儿,可他们中间也有希望成为‘硬汉子’或‘金刚钻’的,所以愿意跟我们混在一起,穿着带铜钉的裤子,袖子卷起来,掖上一包香烟,腰上扎着宽皮带。犹太孩子交上意大利朋友就好像显得硬气一点。反过来说也是如此——如果意大利孩子交上犹太朋友,他就显得聪明一些。”山姆了解这个共生关系,这种了解是他用来对付西格尔和我的重要武器。
从学校毕业后,帕罗拉参了军,当上了工程作战人员。后来他干的是排雷和电子侦讯等工作。可他最热衷的是当警察,在25岁时终于满足了心愿。他很快就升为侦探——27岁时他就成了众人交口称颂的出色侦探。到他35岁那年,他参与过在纽约发生的所有炸弹爆炸事件破案工作,他破案率极高。
现在,他的任务就是查出购买过在苏联外贸使团驻地起获的那颗炸弹的部件的人。因为炸药和电池是极普通的物品,他的注意力放在那只“麦克隆塔”计时器上。这种货只有“无线电器材公司”,一家电子器件连锁商店才有货。帕罗拉翻查一摞摞近期的销售收据,从中发现有一张1971年4月10日——正是爆炸事件前几天的发票,发票里卖出去的是两只“麦克隆塔”计时器和一卷铜丝。这笔买卖是“无线电器材公司”在波洛公园区的分销店成交的,它就坐落在犹太人保卫同盟总部不远处。买东西的人留下的名字是“费尔德曼”,地址是“第八街6136号”。帕罗拉寻访了这个地址,发现并无此人。他又回到“无线电器材公司”的商店,递给商店经理（一个跟警察局关系不错的人）一张名片,叫他注意盯着“费尔德曼”点儿。
几星期后,那个经理兴奋不已地打电话来:“费尔德曼”刚刚到店里来了,买了一些铜丝、电池和电线。经理记下了他的车牌号码。很快就查出,那辆黄色“沃尔沃”车的主人是欧文·西格尔。
谢尔顿开始注意到,他时刻地被两个开一辆破旧不堪的“旁蒂克”老爷车的便衣跟踪着。他的对策是采取主动进攻。他开始给跟踪他的人照相。有一次,他向当地警察派出所递交了一份正式的控告书,汇报两个身份不明的人跟踪他的事件。另一回,他拦住一辆警车,报告警察他被两个流氓盯梢。穿制服的警察把“旁蒂克”拦住,要求穿便衣的帕罗拉出示证件,使西格尔十分解气。
1971年6月4日,正是西格尔从纽约市立学院毕业的那天早晨,他和同盟的另一个成员艾泽·丹齐格开着那辆黄色“沃尔沃”出去。他们被一个叫杰罗米·霍华德的密探盯着。情景正像一部基斯顿·考普斯电影中的镜头:车在红灯前一停,谢尔顿就跳下车,飞快地给盯梢的尾巴照相。在曼哈顿经过一番左拐右弯的周旋,谢尔顿把车开到中区一家停车场里,两人下了车。霍华德跟了进来,他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搜了“沃尔沃”,发现了计时器,电线,电池和火药。西格尔和丹齐格回来时立刻被捕,罪名是“携带炸药”。那辆黄色“沃尔沃”,谢尔顿的欢乐和骄傲,作为物证被扣押。
西格尔和丹齐格现在成了苏联外贸使团爆炸案中的嫌疑犯。可是警察还有更大的目标。他们想要窥探打不进去的犹太人保卫同盟核心机密,他们需要一个通气的窗口。警方指示帕罗拉用缴获的证据作为杠杆,以使两个嫌疑犯中有一个人“跳槽”,为警察效劳,这样警方就可以得到他们急需的情报,了解同盟的计划。
帕罗拉从未亲身和西格尔或丹齐格会过面,他不知道该怎么下手来完成这件毫不令人羡慕的任务。为了找到最好的方法,他搜集了两个嫌疑犯出身背景和个人喜好的全部资料仔细揣摩。作为在波洛公园区长大的人,帕罗拉对西格尔和丹齐格这样的人生长的环境和周围的关系了如指掌。他知道犹太人崇尚忠诚本族的信念,鄙视告密。他了解许多犹太人因为对灭犹大屠杀无能为力而带来的负罪感,他们与苏联犹太人深沉的认同感情,以及犹太人对使用暴力的矛盾心理。
对两个嫌疑犯研究一番后,帕罗拉决定把功夫下在谢尔顿·西格尔身上。他了解到,西格尔获保释后正在卡兹基尔山一所犹太避暑旅馆里当电工,包揽杂活。(我自己在那家旅馆里也很有根底:我有两个叔叔小时候就在那儿干活儿,我自己也在那儿待了一段时间。)帕罗拉给西格尔打电话,说想谈谈他的车的事儿。西格尔因为极想把自己心爱的车要回来,答应在离旅馆几英里远的一条偏僻无人的乡村小道见面。帕罗拉在约定地点找到西格尔,开始了其后无数次秘密约会的第一次见面。
帕罗拉一开始就表示出他对苏联犹太人的同情,对“俄国佬”的憎恶。然后他问西格尔,是否听说过阿尔·西德曼。西格尔摇摇头。“哼,你小兔崽子没法不知道!”帕罗拉吼道，“他是你们自己人,你差点把他狗日的脑袋壳炸烂。”
西格尔缩着脖子,说,“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帕罗拉告诉他苏联贸易使团驻地爆炸事件,警察局侦讯处长是如何死里逃生。“这些家伙想要你的小命,你要是不说出真情,他们肯定会下手。”
西格尔不为所动。“你们这些家伙把我当成孬种啦。我可没屁对你放。”
帕罗拉转过身,打开汽车后盖。西格尔看着他从里面拿出一把铁锹,他有所准备,就问:“你用那个东西干什么,为犹太人种树?”
帕罗拉脸上没有笑容。“不,你这狗日的聪明鬼,我们要把你埋了。”他一边说,一边威吓着,把铁锹举到西格尔头上。“我们要像以前对付贩毒的家伙那样对付你。知道我们怎么把他们从街上扫荡干净吗?不是上法院,听清楚了,在哈莱姆区空地里埋着不少贩毒的家伙哩。”
西格尔吓得后退几步。“等等”,他忙说,他那副傲气劲已全然消退。“我们好说好商量。”
帕罗拉告诉西格尔,政府准备就爆炸苏联外贸代表处一案判他无期徒刑,唯一可以挽救他自己的办法是向当局提供犹太人同盟未来的行动情报。他说警方对检举参与者不感兴趣,只想获得足够的预先警告来防止流血事件。帕罗拉又提到谢尔顿的弟弟,那辆藏有爆炸物品车辆登记在他名下,他也会被起诉,除非谢尔顿提供情报。帕罗拉还答应帮助西格尔把“沃尔沃”车要回来。
西格尔答应考虑考虑。帕罗拉告诉他,如果他决定合作,就用一个特别为他安装的电话号码打一个电话给他,并指示他,他的化名是“安吉洛”,而帕罗拉则是“斯蒂夫·霍洛维茨。”
帕罗拉安排西格尔弄回他的车两天以后,“安吉洛”用那个专用号码打电话来了,而“斯蒂夫·霍洛维茨”拿起了电话。“有人决定在长岛格林科夫的苏联大楼里放炸弹”,他对着耳机小声说道。
这句话一说完,他就挂上了电话。警方立即派出一个排爆分队,起获那颗炸弹,拆除了引信。帕罗拉心满意足,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窥测犹太同盟和谢尔顿·西格尔的动向,企图捕获他所谓“纯洁的金丝雀”。现在他已经得手。可喂养一只金丝雀是一桩精细的买卖。这个情报来了以后好几个星期,金丝雀都没有歌唱。西格尔觉得现在已经人货两讫,谁也不该谁了——他已经弄回他的“沃尔沃”车,作为回报,他帮助警方预防了一次大爆炸事件。他什么情也不欠帕罗拉了。
现在到了帕罗拉第二阶段任务出台的时候。西格尔必须成为一个长期的卧底,主动地提供活动分子的名字,不断汇报同盟的活动情报。帕罗拉不断提醒他,为苏联使团爆炸案件可以判他20年徒刑。“你知道,在这段时间里,你不会吃上一顿饱饭,更糟的是,你不能寻欢作乐,至少是没法跟女人睡觉了。”车中查获的炸弹部件与苏联外贸使团驻地发现的炸弹同出一处,已构成他犯罪的“技术证据”。
西格尔不知道他该怎么办,他该去向谁倾诉隐衷。他在苏联使团炸弹案中有一个律师,他是同盟的常年法律顾问,由同盟随便安排给被捕的成员进行辩护工作。西格尔不敢告诉这个律师他和帕罗拉谈话之事,唯恐同盟得知他的叛卖行为。他也不敢告诉他的女朋友托娃·凯丝勒,因为她对同盟的赤胆忠心,胜过对他的恋情。谢尔顿急迫难耐地想和托娃结婚,他知道,一旦托娃知道他是个告密者的话,会有什么结果。
帕罗拉越收紧绳扣,西格尔就越感到压力——除非西格尔提供名单,检察官将对他起诉;把他弟弟也抓进来,揭露他当奸细的面目,而且还得再没收他的车。西格尔开始动摇,他要帕罗拉保证,如果他提供朋友的名字,那么就不能让同盟知道,这是他干的。帕罗拉满足了他的要求。“我以我孩子的生命发誓”,他信誓旦旦地保证。帕罗拉甚至耍了个小花招,保证他永远不能就西格尔告诉他的任何事情作证。“我们还没有宣读你的权利，不是吗?你知道米兰达警告注释19。如果我们没有宣读你的权利,那么我们就不能以你告诉我们的内容做证据。”
最后,在一个8月的夜晚,他们坐在停在西区高速公路下面的一辆车里,西格尔答应向帕罗拉和盘托出。他们来到一间废弃不用的警察防爆炸纵火侦察分队办公室里。在那里,西格尔紧张不安地开始讲述,他是如何制造苏联贸易代表处和格林科夫大楼用的那几颗炸弹,他供出谁参加制造炸弹,谁去安放,谁去打警告电话。
帕罗拉建议西格尔去见负责侦察起诉这两起爆炸事件的联邦检察官托马斯·帕特森,他是美国联邦纽约东区助理检察官。这些案件都是在东区审判的,包括布鲁克林和长岛,因为炸弹是在布鲁克林制造的,而格林科夫则在长岛。那次会见时西格尔没有律师陪同,帕特森向他保证,他不会因苏联外贸使团和格林科夫爆炸案而被起诉。但帕特森告诉他,他们需要先起诉他,把他与其他被告一块儿逮捕,以便遮人耳目。
西格尔要求帕特森给他文字保证。帕特森同意给西格尔写一个证明,由帕罗拉保留。他在一张美国司法部公用笺上潦草地划了几个字,放进一个信封,打上火漆交给帕罗拉。信的内容是:
美国司法部认为,可以给谢尔顿·西格尔先生在苏联外贸代表团驻地爆炸案和格林科夫爆炸未遂案以免诉豁免权。
西格尔在秘密的大陪审团面前作证,供认了苏联代表团和格林科夫爆炸事件中的罪行。第二天,联邦大陪审团认定西格尔和其他6位被告犯有炸弹爆炸罪。所有被告都被正式逮捕,包括“假”被告谢尔顿·西格尔在内。
认定有罪后几星期,一个狙击手用一只杀伤力强大的步枪朝曼哈顿帕克大街附近的苏联驻联合国外交使团驻地的窗户里打了4枪,差一点就打中4个正在床上睡觉的儿童。那只带有昂贵望远镜的雷明顿0.243口径来福枪,后来在街对面亨特学院楼顶的一根通风管道里被发现。枪击显然不是有意识地打偏的。这回,事先并没有警告。
美国驻苏联大使在深夜被召到克里姆林宫加以叱责。苏联驻联合国大使谴责美国政府和纽约市没有阻止“犹太复国主义流氓无赖”的滋事捣乱。与之相呼应,要求把联合国从“犹太人的”纽约市迁走的呼声也出现了。市长约翰·林赛——一个犹太人保卫同盟激烈的抨击者,受到攻击,认为他是犹太复国主义暴行的支持者。这场全面的外交危机仅仅因为那个狙击手的枪法不准而得以防止。帕罗拉接到指示,他一定得叫西格尔指认谁是狙击手,警方必须把凶手抓到,国际国内的压力都很大。
“斯蒂夫·霍洛维茨”打电话给“安吉洛”,但西格尔对此不感兴趣。带着纽约警察局局长的直接指示,帕罗拉开始威吓西格尔,开头是隐隐约约地,随后更露骨地暗示他,尽管他有那封给予豁免的信件,他仍然可能因苏联外贸代表团驻地和格林科夫炸弹案而被起诉。他还告诉谢尔顿,任何一种豁免都是根据他是否愿意在对其他被告举行的公审上作证为前提的。西格尔开始感到寒心。这么说,他必须在被起诉或被揭露他的坐探面目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帕罗拉答应过他永远不会遇到这个难题,永远也不会向他的朋友揭露他的真面目。可这种事终于发生了。他真是个傻瓜,轻信了帕罗拉,那些警察们只是拿他耍着玩,使他越陷越深,直到他除了彻底投靠警方以外别无他路。这是一场惨痛的教训,这就是政府如何用审判告密者的手段行事,特别是在为侦破重要案件除此无他的紧急时刻。
政府正在收紧陷阱,谢尔顿无路可退,除帕罗拉外,没有一个可商量的人。他产生了一个想法!他可以以命相托的只有一个东西——他对发明创造的天然缘分。他发明了一个简单而又有效的录音设备,以便在与当局谈话时进行录音。他在车座下面安装了一架售价29.95美元的“西尔斯”录音机,在油门踏板下安装了一个自动装置,可以用他的长腿自动开启关闭。用这种方法,他可以长时间地录下他和帕罗拉及帕特森的谈话内容。
9.录音带的故事
在西格尔提到他有谈话录音带之前,我一直怀疑他讲的故事是否可信。大部分内容像是他对于自己难以启齿行为的辩解。告密者常说他们受骗、受威胁、甚至受拷打折磨,被逼与他们合作。更有甚者,我敢肯定即使西格尔未经证实的说法完全是事实,法院也不会相信,尤其是在一个警察和一个美国联邦副检察官作出相反的证词之后。所以,当西格尔对我说,他有录音带,我立即表示,我想尽快地听到录音。西格尔告诫我,这些录音带也许听不清,因为他把这些东西放在汽车后箱里已有好几个月了。我问他是否还有其他人知道这些录音带。他说没有。我要求他不要将此事告诉任何人。
谢尔顿给我拿来几卷损坏不堪、受潮发霉的盒式录音带。我们战战兢兢地在机器里放上一卷。透过混杂着噪音、喉咙里咕噜咕噜的声音和脏话,我们听到了对我们的耳朵犹如音乐般悦耳的谈话。
这些录音带,既是独一无二的收藏,又是宝贵的教学工具,现在都由我保存着。这些或许是绝无仅有用秘密手段获取的录音带,披露政府工作人员如何千方百计地诱使犹豫不决的告密者泄露真情。注释20
谈话开始时是关于几星期前发生的枪击苏联外交使团事件(在致命的胡鲁克爆炸事件发生3个月以前)。西格尔知道谈话已被录音,他说话很少。
帕罗拉:只要告诉我那个狗操的叫什么名字。他们不能把你怎么样。我不可能要你作证,我不会这么做。我想知道的只有一件事:只讲这一件事,别的都不用讲,你知不知道他是谁?
西格尔:不知道。
帕罗拉:老天爷在上,要说就说真的,要么什么都别说,我自有公论。你听见了吗?我他妈要你帮个忙,只要帮帮忙就得。我告诉你我不会伤害那家伙,我不会对参与此事的人怎么样。我可能会把他们抓起来,叫他们吓得拉裤兜子,这也就是我要做的,因为我不能把你甩出来。我只能找到那些狗日的,叫他们不好过。我会知道究竟是谁干的,我能逮着他,我会把那家伙抓起来,我要叫他知道我的厉害,但我不会讲是谁告诉我这些情况,我不能叫你出庭作证,我不可能这么干。可是我只要用你提供的情况敲打敲打这家伙,我不是说这一定是那家伙,也可能是另外什么狗日的蠢货。
西格尔:唔,唔。
帕罗拉:告诉我那个人是谁,只要告诉我,我就能回城里,嗯,那样我没准儿能升官儿呢。……
我也可能要抓人,我也可能把他弄得屁滚尿流,可我永远也不能证明,一千年也证明不了,你应该做的是你应该帮我的,我也会承担我的义务。
西格尔:如果我要你对我承担义务,没有办法保证你能实现你的承诺,你怎么办?
帕罗拉:唔,你永远没法知道,谢尔顿,你永远没法知道。没准有一天你想要我帮忙?……5年以后,10年以后,你没准极需我帮忙。你有事时,我敢担保我会帮你。只要不是杀人,要不你告诉我要杀谁,谁跟你有仇。
帕罗拉恳求帮助,谈话中充满暴力威胁的调子,可总是间接的,有时像是半开玩笑。但总是带着那种威胁的意味,就像在提醒西格尔,那把使西格尔松口的铁锹还在汽车行李厢里放着呢。
有一处,帕罗拉告诉西耶格尔他怎么对付那些跟他“玩花样”的人:
帕罗拉:……我得扒那小狗日的一层皮,得让他知道我的厉害,我可不是什么老好人山姆,我得毁了那小狗日的。……
有时这种威胁直截了当指向西格尔:
帕罗拉:……不会为这些而坐牢。如果你揭发我说过这些,我就否认,我会在晚上等着你小狗日的,我要叫你在我车轮底下打滚。
……
你要是……想坑我,小子,我就对你下手,我说到做到。如果你不帮我,你就是个废物,下回看见你非把你辗了不可……你听见我说什么啦,你小狗日的,别跟我耍花招。
可是,请求给点“面子”,或是用暴力相威胁看起来都不起作用。只要西格尔还认为他是安全的,不会因两次爆炸事件而受到起诉,他就不认为他有必要牺牲他与朋友的友谊——确实,甚至还有他的身家性命,去向帕罗拉再次提供情报。因此他有必要在脑子里种下一颗疑问的种子,对给予他的豁免打个问号,对保证他有豁免的那封信表示疑问。
西格尔深感他自己需要法律咨询,他就暗示帕罗拉,他可能得去跟律师谈谈。帕罗拉竭力主张他不要找律师,说他可以提供所需要的所有咨询。以下是帕罗拉在西格尔一旦表示拒绝提供狙击手的名字时给他提供的法律咨询:
帕罗拉:你会被起诉,你成了同伙,只会使你情况更糟,因为他们会拿出证词和你当堂对证。如果你被认定有罪,你会被判无期徒刑。别以为他们不敢收回和你达成的协议。
帕罗拉还提示如果西格尔不愿意作为一个隐藏的卧底继续提供重要情报的话,他可能会被迫在审判时出庭作证:
帕罗拉:你是不是告诉那家伙,你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会出庭作证,说过没有?
西格尔:可现在情况并非如此。
帕罗拉:你以为我说服不了联邦陪审团认为你说的不是真话吗?你不信我能拧断狗日的陪审员的脖子吗?嘿嘿,如果我作证的话,我就不是坐在车里的那个人了,你心里有数。
西格尔:我也一样。
帕罗拉:我可不是逼你。
西格尔认识到他有可能在公审中被公开揭露他的真面目,他开始感到恐惧、颤栗。
西格尔:如果我出庭对法庭说,他答应给我豁免权,可他并没有真的豁免我怎么样?
帕罗拉:我可不会为任何人的好处而改变我自己的证词,只要我说真话,没有人能把你怎么样。我可不想扯谎。我知道他大概会要我做什么,可我不会这么做。
西格尔随后提醒帕罗拉那个他们以前商议好的计谋,即帕罗拉因为没有预先警告西格尔他“有权拒绝回答问题”,所以他就不能引用西格尔对他讲的内容作证:
西格尔:你告没告诉帕特森你出庭时会说,呃,没有,没有,呃,没有预先告诉我不讲话的权利?
帕罗拉:我说没说过?我当然说了。
西格尔:你已经告诉他了?
帕罗拉:我早已经把这些全告诉那一伙狗日的。我说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他的权利。
西格尔:你告诉他们了。
帕罗拉:你看是不是?
西格尔:是,是。
帕罗拉:你知道,我可以立刻就反过来说,当然,我告诉他了,当然我警告他——
西格尔:你告诉他们如果是出庭的话,你也会那样讲?
帕罗拉:当然罗,嘿,谢尔顿,我可不跟人扯谎。
西格尔完全不清楚他的地位,他有什么权利,他的弱点在什么地方,以及那封给予他豁免的信的意义。他安排美国联邦副检察官帕特森和帕罗拉警长在他的沃尔沃车里见面。帕特森劝西格尔应该对他已经得到豁免的那个罪行进行庭外讨价还价,承认那项罪名。
帕特森:如果你承认有罪,那他们就会知道,他们甚至不能对你就这件事交叉质证。如果他们不能对你起诉,他们就可以彻底驳倒你,他们会说,这家伙撒了个弥天大谎,因为这家伙完全是“白搭车”,他甚至没胆量承认他自己干的事,而且这小子还指望你们相信他的胡言乱语,没门儿!
西格尔:如果我在庭外预先承认有罪,我可能作为对他们不利的证人。
帕特森:不错。还有,别忘了,他们会看到他们甚至连进行交叉质证的豁免也办不到。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帕特森指出,如果给一个共犯正式豁免——“免费搭车”的话,被告辩护律师就“可以对陪审团辩解说便宜了这家伙”,没有人能阻挡他想说什么人,想说什么事。他甚至可以作证反对他母亲。可共犯没有得到豁免的话,被告辩护律师就没法这样辩解了。
西格尔问,他怎么能保证不被判刑。帕特森回答十分肯定:
照我的观点,就这个问题来看,我到这儿来不止一次了,……你可以信任我们,你可以依赖法官,把发生的事都告诉他,请他允许你重新做人……搬到西海岸开始新生活。
帕特森已经向西格尔保证过,负责审判这两个爆炸案子的马克·康斯坦丁诺法官,一般来说对他言听计从。由于他已经对西格尔说过,如果他预先承认有罪,他就不会被判刑,他向西格尔解释这个好处比有豁免权还大:
帕特森:所有有关人员都会对你表示敬意。尽管你犯了错误,但愿意讲出全部事实,哪怕这样做的后果可能给你带来麻烦,懂吗?当然,你知我知,天知地知,有了我们的介绍,就能帮助你去西部,明白我的意思吗?
西格尔:唔,唔。
帕特森:你明白我说的关键了吧?
帕特森的“关键”十分微妙,在我看来,从法律角度和道德角度来说都有问题。他本质上是说,当政府保证西格尔不被判刑时,其他被告的律师并不知道这一事实。
有经验的被告辩护律师早就怀疑公诉人有时会对可能出庭作证的被告保证他不被判刑,同时又叫他们在作证时否认有这种“私下交易”。一般来说,他们用一种模模糊糊的保证来保护自己,即用一种没有承诺的应允,至少以后可以否认。在录音谈话中,帕特森从未明确向西格尔作出承诺,但他发出的信息却是肯定无疑的。这里面故意遗漏了“承诺”这个有魅力的字眼,目的是使西格尔在审判他的共同被告时可以否认他得到不判刑的承诺。这就可以使陪审团得出错误的推论,即西格尔实际上没有以出庭作证反对其他被告为代价来换取免予判刑。
帕特森确实真心实意地希望这两次炸弹爆炸案件不要开庭公审。他指望在西格尔庭外承认有罪,并愿意出庭作证反对其他被告,那么其他被告的律师就会建议他们也庭外预先认罪以换得减刑。他们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因为他们对西格尔获得豁免,得到不被判刑的保证一无所知。如果律师们以后得知那封给予豁免的信及检察官作出不判刑的保证,他们很可能不让他们的委托人庭外预先认罪,相反,他们会要求进行陪审团审判,他们会以西格尔“白搭车”为理由来彻底击败他。
我得知检察方面这类鬼把戏屡见不鲜。确实,在他与西格尔谈话的过程中,帕特森把它称作“斗争方法”。可我知道,没有任何其他录音带或其他确凿铁证能像这些录音那样起着当场抓住犯罪团伙的那支冒烟的枪。
由于这些谈话的作用,西格尔后来真的承认他在两次爆炸事件中有罪。其他被告中有几个也承认有罪,并相应地减轻了刑罚。
这期间,帕罗拉一直冷酷无情地继续讯问西格尔。他想给西格尔钱,他答应逮捕西格尔的一个情敌。当这一切都失败以后,他再一次以活埋西格尔相威胁:“你已经浪费我们很多时间了,你现在该知道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了,我要把那把铁锹拿来,这回可是动真格的。”
终于,帕罗拉百折不回的努力到头来开花结果。西格尔告诉他,警方逮捕的那个人不是枪击苏联使团驻地的人,他认为是一个叫加里的人干的。一个叫加里·施莱因的17岁的犹太同盟成员,在他登机前往特拉维夫之前被警方逮捕。警方拿出确凿的证据对他进行起诉,却没有暴露他们的情报来源,西格尔坐探的角色至少在那时是安全无忧的。
西格尔希望用相同的方式处理两次爆炸事件。可是政府希望得到更多的情报。帕罗拉接到指示,通知西格尔政府希望在这些案子里保持他的秘密身份,只要他继续提供有关犹太人同盟未来行动的“重要情报”即可。
正是在这个关头,西格尔作为卧底的真正价值才显示出来。接下来几个星期,他告诉帕罗拉好几个危及苏联外交人员和家属生命的行动计划,这些计划如果付诸实现,肯定会破坏缓和的进程。
第一次计划已经准备实施。犹太人同盟制造了一架翼展6英尺的遥控航模飞机。该飞机载有6块ＴＮＴ炸药,可以安放在停驶着的汽车里,用无线电装置加以控制。他们将从汽车上把这架飞机引导到位于帕克大道的苏联使团屋顶上,然后用遥控装置引爆强大的炸药。
第二个计划准备在苏联使团的地下室采取,而且具有更大的杀伤力,如果不是更遥远的话。犹太人同盟监视跟踪了一个苏联外交官,发现他在每星期差不多同一时间去会女朋友。每当他去见女朋友时,他就把车停在一个进出方便的地点。犹太人同盟计划在他的车底下装定时爆炸装置,这样,当车驶进苏联使团警备森严的地下车库时,就会发生大爆炸。
其他行动还在策划之中,包括用手携式迫击炮轰击在格林库夫的苏联使团驻地;在华盛顿苏联大使馆门口台阶上暗杀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
当帕罗拉把这些行动计划汇报给上司时,他们惊恐万状:如果“安吉洛”提供的情报属实的话,犹太人保卫同盟似乎在策划一场针对苏联的全面城市游击战争。
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乔治·布什位于华道夫·阿斯托里亚饭店塔楼的套间里,召开了一次高层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美国安全局、联邦调查局、联合国保卫处、美国财政部、司法部纽约地区检察官、司法部及美国检察长办公室的代表。参加会议的还有纽约警察局局长西德曼和帕罗拉警长。
布什说,他现在正传达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亲自下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犹太人同盟执行他们可能破坏美苏关系的计划。他提议派一个特别行动分队去专门对付每一个已知的犹太同盟恐怖分子。这些特别分队将扮演犹太同盟活跃分子“道德监护人”的角色。帕罗拉受命去继续给西格尔施加压力,他们接到指示,“现在,‘安吉洛’必须比以往更经常地送回情报”。
作为西格尔提供情报的结果,这支联邦和州的“婴儿看护”大军,以帕罗拉为第一线直接力量,终于在波洛公园区一幢房子的地下室里搜出那架电子遥控飞机,防止了这场杀人计划。他们还挫败了在华盛顿的暗杀、爆炸计划及迫击炮轰炸计划。正像西德曼局长指出的:“我们阻止犹太同盟实施其计划的唯一有效警报装置是一个和帕罗拉躲在汽车里……合作的‘安吉洛’”。
可是,告密者都是性格古怪变幻莫测的家伙,特别是像谢尔顿·西格尔这样并非政府安插进该组织、而是从基层组织人员中招募的“内部”卧底。为了证明他仍然忠于该组织,告密者经常在政府授意或默认的情况下继续参与犯罪活动。确实他有时也感到有必要生“造”出什么暴力事件,以便他有“重要情报”可提供。
比方说,西格尔泄露的大部分行动计划都需要用技术和想象力来完成,而他在这两方面都很在行。他是否为了取得信任而噫造出这些秘密情报?甚至当他向帕罗拉密报在华盛顿暗杀苏联大使的详细计划时,他正在波洛公园区的犹太同盟总部加紧制造那两颗后来放置到胡鲁克办公室和哥伦比亚艺术公司的燃烧弹。
1972年1月在胡鲁克办公室和哥伦比亚艺术公司的爆炸是在政府毫不知晓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些事件都清清楚楚地留有犹太同盟的印记,可西格尔却没有给帕罗拉丝毫警告。爆炸事件发生不久,帕罗拉跟西格尔见面,问他谁是肇事者。西格尔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否认同盟参与了此事。帕罗拉的上司要他拿钱买通西格尔——他在西格尔的车座上放了5000美元。西格尔勃然大怒,说别想收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