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歧视行为的各种伪装
每当想到从20世纪早期至今，西方文明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都不禁感到激动和感慨。如果我们的祖父那一代人出生在今天，我想他们大概不再需要面对大量的敌意和仇视。仇视态度及其引发的歧视行为的日益减少，实在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但是，美国社会离实现完全的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经济歧视行为的无所不在更增加了实现上述目标的难度。在有些情况下，经济歧视给传统的歧视行为提供了伪装，使后者有死灰复燃之势。
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虽然如今绝大多数人都认同“歧视行为是错误的”，但对于经济歧视的态度却因人而异。有的人认为某些形式的经济歧视行为是可以接受的，有的人则持不同意见。确实，某些形式的经济歧视行为看起来有一定的合理性，而另一些形式的经济歧视行为则似乎不那么合理。某些经济歧视行为似乎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而另一些经济歧视行为则可能不违反道德。某些经济歧视行为是基于无可辩驳的事实产生的，另一些经济歧视行为则源于文化中对某些群体的刻板印象或某种信条。正像我们提到过的，有时候很难区分哪些经济歧视行为是可以接受的，而哪些是不可接受的。
现在让我们暂时回顾一下那个虚构的屋顶修缮的例子。如果那位承包商正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严重的财务困难，那么他可能觉得向CEO收取更高的费用是一件合理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能会对这位承包商的价格歧视行为采取更宽容的态度，因为毕竟他的行为动机不是赤裸裸的贪婪，而仅仅是为了生存下去。但是，如果这位承包商向顾客收取高价是为了购买一艘豪华游艇，我们对他的态度可能就不会那么宽容了。
大部分人都认为，如果一个人（如例子中的承包商）为了避免经济或其他方面的损失而对他人采取经济歧视行为，那么这种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某人采取经济歧视行为仅仅是为了提高利润，我们就会觉得他是一个贪婪冷酷的逐利者，对他心生厌恶。但是，如果我们静下心来仔细想想，“损失”和“盈利”只是表述方式不同而已，这一点我们在讨论教育问题的章节中已经做过阐述了。只要有足够的创造性，所有的盈利都可以被包装为规避损失，反之亦然。
在另一些情况下，经济歧视行为的动机完全是规避风险，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十分明智合理的动机。很多人认为，保险公司对吸烟者收取更高的保费是完全合理的，对男性司机收取更高的汽车保险费也同样有道理。同理，租车公司似乎也应该有权利拒绝将车租给25岁以下的年轻司机。虽然上述这些“一刀切”的规定对有安全驾驶习惯的男性司机或者行车记录良好的年轻司机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但是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它们完全可以主张为了控制成本而严格执行这些规定。再比如，当雇主为员工购买健康保险的时候，肥胖的雇员可能必须支付比其他雇员更高的保费。有些航空公司，如法国航空公司和西南航空公司都有这样的规定：如果乘客的身材过于肥胖，在座椅扶手放下的情况下无法坐进一个座位里，他们就必须支付两张机票的价格才可搭乘飞机。对于肥胖的乘客而言，站在航空公司的售票柜台前遭受这种“刁难”，显然是十分难堪的。
当一位名叫肯丽·提格曼的乘客试图在西南航空公司的售票柜台为自己购买机票时，航空公司的职员对她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提格曼回忆说：“航空公司的职员问我穿多大码的衣服，我的体重是多少。我必须当着一大群人的面回答这些隐私问题，被很多人嘲笑。”从西南航空公司的角度来看，这一做法可能完全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但是从肥胖乘客的角度来看，这很容易被理解为是一种恶意的歧视行为。
假设你是一家建筑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正在帮公司招聘一名工头。如果你认为男性比女性更适合从事这份工作，你是否可以因此拒绝所有的女性应聘者呢？毕竟，选择那些更有可能和你公司的其他雇员处得来的应聘者，不仅能节省你的时间、精力和公司的金钱，也可以节省应聘者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在这样的情形下，你完全有理由采取经济歧视行为，但是这种行为明显带有性别歧视的色彩。那么，你是否会出于上述考虑而拒绝女性应聘者呢？这与1995年约翰应聘教职的时候，用人单位对他采取无视的态度有着同样的原因。
我们再来考虑另一种类型的歧视行为，即对同性恋者的歧视。虽然随着美国社会的进步，对同性恋者的歧视行为已经大幅减少，但是同性恋歧视问题由来已久。几百年来，各种各样的文化都曾把同性恋视作犯罪，莱昂纳多·达·芬奇就曾因为和一名男性共眠而被逮捕。近代史上，纳粹分子曾对同性恋者进行围捕和阉割，使他们沦为奴隶，或者强迫他们成为门格勒博士臭名昭彰的人体实验的受害者。1933~1945年，德国警方以同性恋罪名共逮捕了大约100 000名男性。
如今，虽然仍有少数人对同性恋人群抱持愤怒和敌对的态度，美国的很多州仍把同性恋婚姻视为非法，但至少同性恋在美国已经不是一种“犯罪”了。那么，对于同性恋群体而言，社会对他们的歧视主要属于哪种类型的歧视行为：是仇视导致的歧视行为，还是经济歧视行为，又或者是两者并存？
在我们不断探究歧视行为本质的过程中，我们决定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研究：我们把实验对象放在一个良性的、中立的市场交易环境中，来观察他们的表现，这个交易环境就是汽车销售店。对美国的大多数人来说，汽车买卖是他们生活中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经济交易之一。每年，全美共成交约1 600万辆汽车。此外，汽车交易还存在这样的特点：交易额较大，而交易时间相对较短。因此，我们认为研究人们在汽车买卖过程中的行为是进行实地实验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当然，我们的实验对象在整个过程中并不知道研究者正在观察和记录他们的行为和反应。
你愿意把车卖给谁？
比较以下两个情景：
情景A：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上午，芝加哥市某丰田汽车销售店刚刚进了一批花冠轿车。汽车销售员伯纳德正等待着客户的光临，他希望这一天能挣到一笔不菲的佣金。
大约10点钟的时候，两名年轻男性走进了汽车销售店，并径直走向展厅中央那辆闪闪发光的深蓝色花冠轿车。其中一位年轻人对另一位年轻人说道：“汤姆，你说这是不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汽车？看看它的颜色！”
那位名叫汤姆的年轻人透过车窗欣赏着车内灰色的真皮座椅，又仔细看了看天窗，他满意地答道：“你说得太对了，乔。我觉得这辆车非常棒，非常适合我们。”
在这两位年轻人看车的过程中，伯纳德适时地走了过去。“我能看出你们非常喜欢这辆车。”伯纳德说道，“那你们不妨看看这些配置。”伯纳德向他们展示了这辆车的各种配置和性能，比如加热座椅。然后，伯纳德又邀请他们一起喝咖啡，以便一边休息一边介绍这款花冠轿车的优点。
情景B：
在同一天的早晨，杰瑞和吉姆走进了同一条街上的本田汽车销售店。这两位年轻人进店的时候手牵着手，毫不掩饰地做出恩爱举动。他们走向了展厅中央的新款本田思域轿车。
吉姆一边检视着车上写有各种性能数据及价格的标牌，一边对杰瑞说道：“杰瑞，这辆车正适合我们俩。它的设计很紧凑，又省油，而且可以开很久都不会坏。”
“可不是嘛，”杰瑞一边回答一边打开副驾驶位的门，开心地边闻边说，“我特别喜欢新车的气味！你肯定也喜欢，对吧？”
在这两个年轻人看车的过程中，本田汽车销售店的销售员乔治一直默默地观察着他们。乔治拿起了一本关于这款车的宣传材料，走向他们。“看起来你们似乎很喜欢这款车，”乔治冷静地说道，“这款车是新上市的，而且价格也是非常划算的。这里有一本关于这款车的宣传材料，你们先看一看，我一会儿就回来。”
这是我们和同事麦克尔·普里斯一起合作的一个实验。在这个实验中，我们安排了一些“特工”，每组“特工”都是两位年轻男性，共分为4类：扮演朋友角色的两名异性恋男性，扮演同性恋伴侣角色的两名异性恋男性，扮演朋友角色的两名同性恋男性，以及扮演同性恋伴侣角色的两名同性恋男性。这4类“特工”分别走访了不同的汽车销售店，表示要购买一辆新车，并和汽车销售店的销售员就车的价格进行讨价还价。每一对“特工”都被随机分配到不同的汽车销售店，而每一家汽车销售店会被不同的“特工”上门询价。在实验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观察和记录了不同的“特工”组合得到的报价，还观察了汽车销售店的销售员对待他们的态度，比如是否邀请他们试驾车辆，是否请他们喝咖啡等。
该项实验的结果显示，扮演同性恋伴侣角色的两位客户受到的对待较差，当他们讨价还价的时候，很多汽车销售店拒绝降价。在超过75%的情况下，汽车销售店给同性恋客户的初始报价都高于异性恋客户。当同性恋客户讨价还价的时候，他们比异性恋客户更容易被拒绝，而且在谈判失败后销售员不会进一步对他们进行劝说，而是选择直接结束交易。
不过，上述结果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汽车销售店。在某些汽车销售店中，同性恋客户和异性恋客户同样受到了礼貌的接待。面对同性恋客户时，这些汽车销售店的销售员同样请他们喝咖啡、邀请他们试驾车辆，以及提供其他礼遇。
事实证明，不同种族的汽车销售员对同性恋客户的态度大不一样。我们发现少数族裔的汽车销售员（黑人或拉美裔）更倾向于歧视同性恋者，而白人汽车销售员则较少歧视同性恋者。当同性恋客户询价的时候，少数族裔销售员给出的初始报价比白人销售员给出的初始报价平均高出1 233美元。实际上，我们发现少数族裔的销售员似乎有意不和同性恋客户进行过多接触，他们往往不邀请同性恋客户试驾车辆，也不在谈判失败后向同性恋客户推荐其他较便宜的车型。这似乎表明，对很多少数族裔的销售员而言，他们非常不喜欢同性恋客户，甚至宁愿少赚佣金。（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少数族裔的汽车销售员都不喜欢同性恋客户，而仅仅说明少数族裔销售员中歧视同性恋的行为多于白人销售员。）
这一结果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原本认为少数族裔的人会比白人更能包容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可实验结果却恰恰相反。对于这样的实验结果，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少数族裔的人更容易自我定位为某种宗教的信奉者，而很多宗教都对同性恋者持反对和排斥的态度。某些研究结果显示，有宗教信仰的人更倾向于认为同性恋是一种个人选择，而不是由先天基因决定的。2007年皮尤研究中心在其“宗教与公共生活论坛”上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和美国大多数群体相比，黑人群体的宗教信仰程度更高。很多研究（包括我们自己进行的实地实验）都表明，当人们认为某一群体对自己的某项特征具有自主选择权的时候，他们更容易因为该项特征而对这一群体产生偏见。比如，人们更容易歧视肥胖的人或同性恋者，因为很多人认为身材和性取向是可以控制的个人选择。
那么，种族歧视问题的严重程度如何呢？显然，种族并不是一种可以自由选择的特征。
宝马、丰田花冠与成交价
关于种族歧视问题的实验和上述的同性恋实验类似，我们仍然派不同的男性顾客去汽车销售店买车。但是，这次我们不再要求“特工”们扮演同性恋伴侣或异性恋朋友，而是让他们根据我们的指示独自一人去汽车销售店买车。我们的所有“特工”都是中年男性，其中一半的人是白人，另外一半的人是黑人。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实验设计，请大家认真想象以下两种情景，并注意它们之间的区别。
第一种情景是：
宝马2012款335i型轿车基本款的售价是55 000美元，这个价格虽然昂贵，但是这款车真正算得上完美之作，酒红色的车漆、敞篷车型、双辐合金轮毂、黑色真皮座椅。
宝马汽车销售店的销售员是一个颇有运动员风范的小伙子，名叫理查德。理查德微笑着对顾客吉姆说道：“它可真美，不是吗？你想不想试驾一下？”
“当然。”吉姆压抑住自己的兴奋之情，冷静地答道。接下来，有趣的实验过程即将开始。
当理查德去取车钥匙的时候，吉姆历数着这辆车的种种配置：可加热座椅、主动转向系统、合金轮毂，可能还有高端车前灯。吉姆想到，他的妻子在漆黑的雨夜驾驶的时候，一定很需要这样的高端车前灯。
理查德取回了钥匙，吉姆坐上了驾驶座开始试驾。随着这辆时尚的敞篷车从停车场驶出，径直奔向高速公路，理查德继续悄悄地观察着吉姆：吉姆是一个年龄近50岁的白人男性，他下身穿着卡其裤，上身穿着羊毛格子衬衣，还有一件绿色的帽衫。
理查德开始和吉姆闲聊：“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打算买车的？”
吉姆笑嘻嘻地答道：“有一阵子了。我想给妻子准备一份结婚周年纪念礼物，我知道我的妻子一直想要一辆这样的车。”
理查德说：“当你的妻子走出家门看到门前停着这辆车的时候，她一定会很高兴的。我能想象到她看到这辆车时脸上的表情呢！”在试驾的过程中，理查德向吉姆提出了一系列礼貌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围绕着吉姆的妻子及他的家庭。
试驾结束以后，理查德请吉姆到自己的办公室喝咖啡，并为吉姆搬来一张舒适的座椅。吉姆表示他想要购买这辆车，接下来就开始谈价格。经过漫长的讨价还价，最终吉姆决定以60 925美元的价格买下这辆宝马汽车。
现在，我们想象第一种情景下的另一种情况。其他设定完全一样，唯一的区别在于，“吉姆”不是白人，而是一个黑人。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在客户是黑人的情况下，销售员理查德最终会以什么样的价格售出同一款汽车？与白人客户获得的价格相比，黑人客户的成交价会更高、相同，还是更低？
我们的实验结果显示，当选购高端汽车的时候，对于同一辆车而言，黑人客户的成交价比白人客户平均高出大约800美元。
那么，这个实验中对黑人客户的歧视行为和同性恋实验中对同性恋客户的歧视行为是否属于同一类型呢？为什么同样是面对选购高端汽车的客户，汽车销售员对待黑人客户要比白人客户差一些呢？为什么汽车销售员请黑人客户喝咖啡或试驾的次数较少？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又进行了如下实验。
第二种情景是：
鲍勃认为丰田花冠轿车的外观很漂亮，汽车销售店中花冠轿车的售价是16 995美元。目前，鲍勃有一辆2007款的丰田探路者，他希望将这辆旧车卖给汽车销售店。二手的2007款丰田探路者在凯利蓝皮书汽车评价网上的估价是10 000美元，而鲍勃的旧车有一些事故留下的凹痕，所以其估价应该低于10 000美元。鲍勃急于将自己的旧车脱手，而且向私人出售二手车可能十分麻烦，所以鲍勃不介意汽车销售店以低于私人交易的价格回收他的二手汽车。
当鲍勃在汽车销售店的展厅里观察丰田花冠闪亮的轮毂时，销售员悄悄地走向了这位潜在的客户。
“这辆车不错！”鲍勃对销售员说，“我可以试驾一下吗？”
“当然可以，这是我们店的最后一辆了。我叫托尼。”销售员边回答边热情地伸出自己的手。与鲍勃握过手以后，托尼说：“我取一下钥匙，马上就回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试驾了。”
很快，托尼取来了钥匙，打开了车门。鲍勃满足地坐上了驾驶位，体验着灰色真皮座椅的舒适和新车那令人着迷的气味。
在他们驾车驶出汽车销售店的停车场的过程中，托尼上下打量着鲍勃。鲍勃是一位40岁出头的黑人男性，他下身穿着牛仔裤，上身穿着红色法兰绒衬衣，外面套着一件没什么特点的蓝色帽衫。
托尼开始和鲍勃闲聊：“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想要买车的？”
鲍勃答道：“有一阵子了。我想换一下家里的汽车。这次我打算买辆新车，不想再买二手车了。”
试驾结束以后，鲍勃表示他想要购买这辆车，并开始谈价格。经过漫长的讨价还价，最终鲍勃决定以比基础款报价（19 295美元）高出400美元的价格购入这辆丰田花冠轿车，同时以8 000美元的价格把自己的二手丰田探路者卖给汽车销售店。
现在，我们想象第二种情景下的另一种情况。其他设定完全一样，唯一的区别在于，“鲍勃”不是黑人，而是一个白人。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黑人客户和白人客户谁最终支付的价格更低呢？
结果是，黑人客户和白人客户最终以同样的价格买到了车。对于较低端的汽车品牌，例如丰田，我们发现黑人客户和白人客户获得的汽车报价没有区别。低端品牌的汽车销售店在给客户报价的时候，并不会区别对待顾客，这说明汽车销售店的行为是以提高利润为目标的经济歧视行为。也就是说，汽车销售店对某一种族的顾客采取经济歧视行为，是因为客户的种族特征意味着他们购买豪华汽车的可能性较小。而在销售低端车的时候，汽车销售店认为不同种族的顾客购买某一车型的概率并无不同，所以他们并不会对客户进行种族歧视。
让我们解释得更清楚一些。我们猜测，汽车销售店的销售员可能认为白人比黑人更可能购买豪华车，所以他们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对白人客户献殷勤，比如说更多的恭维话、请对方喝咖啡等，理查德就是这样对待吉姆的。在这个例子中，销售员只是对他们面临的激励机制做出合理的反应而已。此外，销售员更愿意花时间和白人客户讨价还价，因为他们觉得白人客户最终掏钱买车的可能性更大。
换句话说，如果你是一个纯粹的种族主义者，那么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会歧视黑人。但是，如果你只在黑人无法帮助你多赚取利润的时候才给予黑人不公正的待遇，那么你的行为就属于经济歧视的范畴。当然，这样的经济歧视行为很可能仍然是不公正和不道德的，比如说在宝马汽车销售店的例子里，销售员仅仅因为客户的种族不同就予以区别对待，这显然是一种歧视行为，但是这种行为的动机并不是仇恨和敌意。
歧视问题的本质和公共政策
还记得我前文提到过的对话吗？种族主义者阿尔奇·邦克对小萨米·戴维斯说：“你是有色人种就罢了，因为我知道你别无选择，但你为什么要选择做犹太人呢？”
很多关于歧视问题的研究都支持这样一个结论：当人们认为某一群体对它的某项特征具有自主选择权的时候，他们更容易因为该项特征而对这一群体进行歧视。比如，当看到一位肥胖的人，有些人就会认为其身材肥胖是因为缺乏自我控制。再比如，当看到一位对外公开性取向的同性恋者，有些人会认为这是当事人的一种自主选择。然而，性别和种族并不属于这一范畴，因为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性别或种族（当然，变性人不在此列）。
这些研究成果可以用心理学上的“归因理论”来解释，即我们会对其他人进行推测和判断，目的是向我们自己解释某些事件的成因，比如为什么这个人身材肥胖、性取向异常或犯罪，而实际上我们可能根本不了解当事人。如果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当事人的具体情况，我们就不会把某种文化环境中的刻板印象一股脑儿地加在这个人身上。
为什么我们有必要去了解人们歧视行为背后的真正动机呢？更何况，有些人总是会以某种不公平的歧视态度来对待其他人，那么知道他们歧视行为的隐性动机又能怎样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如果我们不理解歧视行为的根源和本质，就无法着手设计各种机制来解决或消除歧视问题。仇视导致的歧视行为正在逐渐销声匿迹，而经济歧视行为却变得越来越普遍，了解这一变化趋势对政策制定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虽然关于歧视问题的政策在不断变化，我们对干预政策和两种歧视行为之间的关系却知之甚少。
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试图建立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来禁止仇视导致的歧视行为。平权法案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是美国用于对抗歧视行为的公共政策。平权法案这个词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进入公众的讨论范围，包括一系列法规。历史上某些群体因为宗教、种族、性别等原因而受到歧视，为了补偿这些群体，平权法案以各种方式对这些群体提供优惠的差别待遇，减少这些群体在某些方面的劣势。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国家也不乏类似的政策。比如，种族隔离政策被废除以后，南非推行了名为“南非黑人经济振兴”的政策，要求雇主必须至少雇用给定数量的黑人员工。
从一定的角度来说，平权法案是吉姆·克劳法的对立面，是种族隔离政策的对立面，是美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歧视少数人群体、阻止少数人群体获得理想工作的其他可怕政策的对立面。平权法案的支持者们认为，正是因为曾经有过那些不公正的有害政策，我们才应该用一种相反的政策来尝试拉平那些政策带来的伤害。比如，在某些比较好的职业中，少数人群体的就业比例低于该少数人群体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所以我们应该通过平权法案来增加少数人群体在这些职业中所占的比例。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种矫正性政策和优惠性差别待遇显然是合理和有意义的，因为当时针对少数人群体的歧视和敌意还相当强烈。
但是，如今美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改变，歧视行为变得更加微妙。因此，平权法案的反对者们认为，平权法案的问题之一在于虽然这些旨在提升社会平等程度的法规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由于女性和少数人群体的社会地位在过去50年中有了极大的提高，这些政策如今已经没有必要存在了。
平权法案导致了这样一类问题：因为这些优惠性差别待遇的存在，人们可能会对某些少数人群体的成员取得的成功错误地加以揣测。让我们来想象一下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位异常聪慧又极为努力的美国黑人女性从一所名校的法学院毕业了。如果没有平权法案的存在，人们会将这位女性的成功归因于她个人的能力和努力。但是，有了平权法案，人们可能会觉得这位女性的成功是得益于政府的干预政策和特殊照顾，而不是因为她个人的努力和能力。
由于对平权法案存在上述反对声音，在美国的某些州，平权法案已经被判定为不合法。比如，加利福尼亚州的209号提案规定，在公立学校招生、政府招聘和合同承包的过程中，禁止对女性和少数人群体给予特殊照顾。
假设美国某大学的研究生院招生委员会不愿意录取一位优秀的黑人女性，而愿意录取一位同等条件的白人男性，如果委员会做此决定完全是因为不喜欢前者的性别和种族，那么我们显然可以用一种“反歧视”型政策——平权法案——进行对抗。但是，如果委员会不录取这位黑人女性的理由是经济歧视——招生委员会认为黑人女性成功毕业的概率较小——那么平权法案并不能帮助这位黑人女性。后一种歧视行为是基于大学“经济性”的计算：招生委员会希望录取最优秀、最有可能成功毕业的学生，而他们认为这位黑人女性在学校中表现优异的概率较低。要解决这种歧视问题，就必须改变招生委员会的成本–效益分析方程式的参数。比如，如果你是这位黑人女性，你应该想办法向招生委员会证明自己完全有能力以优异的成绩从该研究生院毕业。具体来说，你可以在本科阶段选修更难的课程，并取得优异的成绩来证明这一点。这个例子说明，解决经济歧视问题的方法和解决仇恨导致的歧视问题的方法是不同的。
我们的研究显示，面对如今劳动力市场上出现的新型歧视问题，老的反歧视政策（如平权法案）已经过时了并且具有误导性，无法解决现代歧视行为的本质问题。
让你少花冤枉钱的购物魔咒
如何消除现代社会的歧视行为？答案其实很简单：
我今天会去三家店比价。
在上一章的残疾人修车实验中，我们体验过这句话的魔力。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商家所采取的歧视行为属于经济歧视。当你下次去一个可以讨价还价的商店购物时，不妨试一试这句“咒语”：“我今天会去三家店比价。”仅凭这句简单的话就可以完全改变商家对他们所面临的激励机制的认识。当你刚进店的时候，销售员可能打算以不合理的高价卖给你某件商品来获取高额利润，但在知道你会“价比三家”之后，他会有所收敛，给你一个更合理的报价，因为他知道在竞争中如果别的商家给你更优惠的价格，他就做不成这单生意。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例子。几年前，尤里在新加坡教授一门关于谈判与协商的课程。一次，他需要给自己的尼康相机买一个新镜头，于是，尤里去了当地的一家商城，那里聚集了很多摄影器材店。当尤里走进第一家店的时候，他告诉售货员自己需要“一个尼康相机的高品质镜头”。
店员向尤里详细介绍了各款镜头的性能，最终向尤里推荐了一款他认为最合适的镜头，开价790美元。当尤里走出这家店时，售货员追着他问：“你觉得多少钱合适呢？”
现在，尤里知道自己要买的镜头的具体型号了，于是他开始了“价比三家”的过程。尤里逛了好几家店，掌握了更多的信息，也知道了这款镜头为什么最适合自己。随着尤里对自己的需求越来越明确，他得到的报价也越来越便宜。最后，尤里走进了一家摄影器材店，开门见山地说自己要购买一个“尼康尼克尔AF-S 55~300mm f/4.5~5.6轻色散减震高倍率变焦镜头”。没有经过任何的讨价还价，店主给尤里开出了328美元的售价，尤里以这个价格买下了镜头。
在这个故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让我们来解释一下。第一家店的店员开出了790美元的高价，因为他发现尤里对镜头一无所知。而最后一家店的店员看出尤里是行家，所以他没有漫天要价。第一家店给尤里开了一个不合理的高价，并不是因为他不喜欢尤里，而是把尤里定义为一个外行，想要从这样的顾客身上多赚钱。
这个故事的道理很简单：如果你想减少购物过程中可能受到的经济歧视，那么请事先多做功课，尽量多了解产品信息和价格行情。如果你能把这些信息熟记于心，并且让商家知道你是行家，你就可以成功地改变商家所面临的激励机制，使他们无法对你实施价格歧视。
如果我们有一支魔棒，我们一定会在政策制定者的面前使劲地挥一挥，让他们看到我们所做的工作，并把这些研究成果应用于政策制定。那样，他们就不会只着眼于解决仇恨导致的歧视问题了，而会更多地关注受到经济歧视的人们。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进行更多的实地实验，梳理出各种市场中存在的种种经济歧视行为。有了这些研究成果，我们才可能制定出更优化的政策，劳动者才能有平等的工作机会，消费者才能有平等的消费权利，在申请房屋抵押贷款的时候，购房者才能在公平的基础上充分向贷款方证明自己的信用情况。此外，随着网上交易行为越来越多，政策制定者还应该设法保证交易价格对每个消费者都做到公平和透明。
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点，我们在芝加哥大学的朋友理查德·泰勒有一个不错的想法。泰勒在《纽约时报》上撰写了一篇题为“给我们看看数据”的专栏文章。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公司和企业正在搜集和分析关于你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的大量信息，但是，它们这样做并不仅仅是因为对你感兴趣。对你了解得越多，它们就能从你的口袋里赚到越多的钞票。”当然，这样的做法似乎也无可厚非——为什么公司不能够通过搜集数据来提高利润呢？但不能提倡的是，有些公司利用这些数据从消费者身上攫取不正当利润。对此，泰勒认为，美国国会应该颁布法律，要求公司向消费者公布这些数据。只要你有机会看到这些数据，你就可以看出哪些内容对你不利，从而找到更有利于你的产品或者服务。如果公司必须向客户公开数据，那么利用这些数据获取不正当利益就会变得很难。泰勒认为，这些公司的行为使得消费者进行选择的过程变得极为复杂，如果消费者无法看到这些信息，他们就不能做出理性的选择。
泰勒的这一建议是一个不错的出发点。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完全消除这种歧视行为，我们不仅需要看到自己的数据，还必须了解公司是如何利用这些数据来赚取利润的。
从最终结果来看，加深对歧视行为的本质和成因的理解，必然会把我们的世界变成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正如加里·贝克尔在1992年的诺贝尔颁奖晚宴演讲里所说：“经济学显然不能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浪漫。但是，世界上的很多地方仍然广泛存在着贫困、苦难、犯罪等现象，很多时候这些现象本是可以避免的。这些现象时刻提醒着我们：了解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规律，能够为改善人类生活水平做出巨大的贡献。”
我们希望读完本章以后，你已经对歧视行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并且知道激励机制和歧视行为之间的紧密关系。
在下一章，我们将从另一个方面来解释如何才能更加聪明合理地使用公共政策手段，以便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