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攸关我们生死的问题？
这是2009年9月下旬的一个下午，芝加哥南部芬格高中的学生们放学后正穿过空旷的混凝土操场，准备回家。这个学校的部分学生住在名为“阿特盖尔德花园住房计划”的住宅区，另一些学生则住在芝加哥素以治安情况差而闻名的罗斯兰德社区（这个社区被人们称为“小镇”）。来自这两个社区的一部分学生互相之间产生了强烈的敌意，这种敌意演化成了帮派斗争。当然，他们的组织称不上是真正的流氓帮派，最多是学生们的拉帮结伙。
当这群青少年穿过操场的时候，一场激烈的打斗发生了。上述两个社区的学生和其他一些路过的学生都加入了这场打斗。有人掏出手机，对着15~20个学生的群殴情况录像。总体来看，这是一场莫名其妙的混战，参加打斗的人甚至都没有明确分出敌友。在美国各地的许多所高中里，这种纯粹由青春期荷尔蒙过剩而导致的打斗时有发生，算不上什么新鲜事。但是，在录像进行到约1分钟的时候，有人发现空地上放着一些木料。身穿红色摩托夹克的尤金·莱利从同伴手上接过一根巨大的木料，像挥舞棒球棒那样向16岁的优等生德里恩·阿尔伯特的头上抡去。
“啊！”有人大喊了一声。随后孩子们开始尖叫和呼喊，同时四散而逃，有人向着叫声的方向跑去，有人则朝反方向跑去。德里恩艰难地试图站起来，但是他迎来的是更多的拳打脚踢，有人大声地叫着：“上帝啊！你们这些人！”德里恩吃力地护住自己的头。
此时，镜头从空地转到了街上。一个30岁出头的赤膊男子正在和一个青少年打架，青少年手上拿着木料作为武器，中年男人的手臂粗壮得像树桩一样。青少年迅速盘算了一下，决定把手里的木料扔向对手，然后快速跑开。之后，镜头又转回了空地。德里恩倒在了地上，他已经无力抵抗，双目空洞地看着镜头。踢打德里恩的孩子们又继续了十几秒的时间，然后跑开了。拿着手机的录像者和其他路人跑向了德里恩，有人说道：“起来，孩子。”德里恩的朋友们把他抬了起来，送往空地附近的一家社区中心。同伴们呼唤着德里恩的名字，德里恩却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两分钟以后，录像中响起了警笛的声音。几小时后，德里恩伤重不治而亡。
这段残酷的视频在YouTube网站上被点击了上千次。德里恩的死只是美国各种青少年恶性暴力事件中的一例，类似的事件仍然持续威胁着很多美国青少年的安全，此外这些孩子还同时面临着很多其他问题，比如高吸毒率、失业、少女怀孕、辍学以及肥胖等。几十年来，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几乎尝试过各种方式，试图解决上述问题。虽然有时候犯罪率确有下降，但是谁也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些政策起了作用，又有哪些政策纯粹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
鉴于这样的情况，一些政策制定者——比如时任芝加哥市市长的理查德·戴利，还有前文提到过的罗恩·休伯曼——急于尝试一些新的方案，于是他们找到了我们。罗恩·休伯曼问我们：“为什么我们无法找到有效的方法？”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给出的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没有在这个领域内进行足够多的实验，我们需要用实验的方法来检验哪些激励机制会起作用，以及它们为什么会起作用。”
罗恩·休伯曼希望我们进行大型的社会实验，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个先例。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1963~1968年林登·约翰逊任美国总统期间，美国曾进行过这方面的实验。在约翰逊的总统任期内，社会科学家们曾研究过诸如这样的问题：“提供健康保险的最优途径是什么？”这些研究结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随着美国联邦政府停止为这类研究提供支持，大部分研究者又回到了他们的办公室，重新坐到了电脑前面，而大型的实地实验项目也几乎被废弃了。直到最近几年，研究者们才开始再次和政策研究者合作，检验大型干预政策对人们的行为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不久以后，这段关于青少年德里恩之死的3分钟视频就获得了公众的广泛关注。芝加哥市的各种新闻媒体都报道了这段视频，几乎所有与这一事件相关的网络新闻也都转载了这段视频。是因为这样的素材满足了人们偷窥的欲望吗？也许吧。但是，这段视频也帮助警方确定了犯案者的身份，并帮助检察官赢得了5项起诉的胜利。德里恩案件的几位被告分别获刑7~30年。即使尤金·莱利入狱后的表现再好，他的大部分人生也都将在监狱中度过。这项案件的判决结果给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在伊利诺伊州，监禁一位犯人平均每年大约需要花费4万美元的资金。据估计，一起谋杀案给社会带来的经济成本（包括医药费、刑侦调查费用、法律诉讼费用、监禁犯人的费用等）超过100万美元。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把纳税人的钱花在刀刃上，有效地降低青少年的暴力犯罪率呢？
暴力犯罪和数据挖掘
罗恩·休伯曼是芝加哥（甚至是整个美国）最富智慧的人民公仆之一。曾任警察职务的罗恩·休伯曼长相英俊、声音低沉，是一位公开的同性恋者。他于1971年出生于特拉维夫，是家里的第二个儿子。休伯曼的父母是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在休伯曼5岁的时候，父母把他和他的哥哥带到了美国田纳西州的橡树岭市。休伯曼的母亲曾是一位钢琴家和语言学家，到了美国以后，她在当地的一家高中当外语教师。休伯曼的父亲是一位出色的细胞生物学家，他接受了一份政府部门委派的工作，从事癌症方面的研究。休伯曼回忆道：“当时我的父亲被很多制药公司邀请去从事研发工作，但他最终选择在政府部门做医学研究工作。虽然挣钱很少，但父亲认为这项工作更能够帮助普通大众。父亲的这种精神影响了我，我从小便立志为公众服务，希望能够尽自己的努力去回馈社会。”
在小学和中学时期，休伯曼不是一个认真学习的学生，但他在高中时期成绩不错，最终进入威斯康星大学学习，主修英语和心理学。毕业之后，休伯曼进入警官学校继续学习，并于1995年毕业后加入了警察队伍。在警队中，休伯曼主要从事芝加哥地区的夜间巡逻工作，据他回忆，这段警察生涯让他对芝加哥这座充满暴力的大都市有了亲身体会，也知道了哪些措施对解决暴力问题有效，哪些措施则完全无效。
芝加哥市的谋杀案件发生率常年居高不下，20世纪90年代是这座城市谋杀案件发生最为频繁的时期。1992年，这座人口不足300万的城市共发生了943起谋杀事件，谋杀案件发生率高达0.034%。1999年，芝加哥市内共有6 000人遭遇枪击，其中1 000名受害者死亡。休伯曼曾负责接听公共住房计划区域内的枪击报警电话，他说：“这段经历让我清楚地感受到，芝加哥某些地方的居民早已对暴力和袭击感到麻木和屈服。每天晚上，都有人被枪击和谋杀。面对这样的行为，整个社区甚至已经失去了愤怒情绪。人们感到的只有疲惫，大家都习惯了枪击案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在见证了无数年轻生命枉死之后，休伯曼认为，警方应该找到某种更聪明的方法来改变这样的情况。休伯曼开始问自己，怎样的改革能够帮助警方更有效地对抗暴力呢？仅靠警察队伍的力量可能很难改变芝加哥市的治安现状，毕竟警察只能对暴力犯罪做出处理和回应，却不能从根本上防止暴力事件的发生。面对这样的情况，休伯曼决定利用白天不上班的时间重返校园，攻读硕士学位。他选择的两个专业看起来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完全相反—— 一个是社会工作专业，另一个是商务专业。
不久之后，休伯曼在警队中获得了晋升，成为一名助理副警司。硕士毕业之后，休伯曼着手从事的第一批项目之一便是试图把警队带入信息化时代——建立电子档案记录系统。休伯曼回忆道：“在这个系统建立之前，所有档案记录都是在纸上完成的。如果发生了一起袭击案件，目击者可能会告诉我们，‘那个家伙肩膀上有一个兔子的文身。’得到这样的信息以后，我们的警员就会走进地下室，翻阅数百份粉色的表格，来寻找符合这一特征的人。要在数百份纸质文件中找到有兔子文身描述的人简直就是大海捞针。要找到关于嫌疑人的足够信息，更是需要无穷无尽的时间，但是如果找不到这些信息，就不能总结犯罪的规律，更不可能让目击者对嫌疑犯进行指认。”
要把这些乱七八糟的纸质文件转化成一个实时的电子数据库，需要花费数百万美元的资金。遗憾的是，当时警队根本拿不出这么一大笔钱。于是，休伯曼联系了软件巨头甲骨文公司，成功说服对方帮助警队研发电子档案记录系统。休伯曼告诉甲骨文公司，只要这一系统研发成功，他们就可以把同样的系统卖给美国各地的警察机构。在这样的诱惑面前，甲骨文公司同意了休伯曼的计划，并投入了1 000万美元用于研发该系统。休伯曼向甲骨文公司提供研发系统需要的信息，而剩下的资金则由某补助金项目提供。
这个名为“市民与法律执行分析回报”（CLEAR）的系统彻底改变了芝加哥地区的犯罪状况。如今，当发生袭击事件时，如果有目击者告诉警方嫌疑犯的肩膀上有兔子文身，那么警员可以将这个信息输入电子系统，轻松地找出嫌疑犯，有时候甚至可以当场找到嫌疑犯。此外，通过这个系统，指挥者还可以提前派警员前往可能发生罪案的地区，做好战略部署工作。有了CLEAR系统，指挥人员能够经常测试他们的种种假设是否成立，比如，是逮捕和毒品有关的人员更有利于降低犯罪率，还是逮捕和黑帮组织有关的人员更有利于降低犯罪率？通过CLEAR系统提供的数据，警局可以看出哪些警员在减少罪案方面成绩最突出，依此决定警员的升迁。自1999年CLEAR系统投入使用以来，芝加哥地区的枪击案发生率减少了2/3还多。今天，我们相信，正是得益于这个先进的系统，无数生命逃脱了暴力的魔掌。
青少年暴力犯罪与“冷静文化”运动
在CLEAR系统投入使用以后，很快地，休伯曼又将类似的系统推广到了其他复杂的大型政府组织中去。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美国所有的大城市都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芝加哥市市长理查德·戴利决定委派休伯曼专门负责各种大型系统的管理工作。在任命休伯曼的时候，理查德·戴利表示：“我对休伯曼非常有信心。有休伯曼在，我晚上就可以安心地睡觉了。”
于是，休伯曼成为芝加哥市现实版的“超人”，他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棘手的大问题。休伯曼刚开始负责的工作是危机管理，具体工作任务包括：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工作，保护芝加哥市免受恐怖主义袭击；处理和解决公众的健康危机和自然灾害；想办法应付一天多达21 000通报警电话。休伯曼设计了一个联合指挥中心，负责在危急时刻协调和调度整个芝加哥市的所有资源。对于这个系统，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迈克尔·切尔托夫给予了高度赞扬，评价这个系统是“革命性的突破”。2005年，休伯曼开始担任戴利市长的总参谋长，具体负责整顿芝加哥市的贪污腐败问题，以及建立市政府机构中的问责机制。在此期间，休伯曼对芝加哥市的交通管理部门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改，极大地提高了市民对市内交通系统的满意度，还和交通管理部门面对的所有21个工会组织重新达成了集体谈判协议。在闲暇时间里，休伯曼还设计并实施了美国最大的前罪犯雇用计划。
上述所有系统都是基于CLEAR系统所使用的统计跟踪和数据挖掘方法，休伯曼成功地把各部门中目标相似的人员组织起来，以团队的形式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通过团队协作，他们建立了统计跟踪系统，集中整合传统来源以外的各种数据，然后为芝加哥市政府系统内各部门的工作人员设定清晰的工作目标。
2009年，在德里恩·阿尔伯特谋杀案发生后不久，时任芝加哥市公立学校总负责人的阿恩·邓肯升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教育秘书，休伯曼便接替了邓肯的工作，成为芝加哥市公共教育系统的CEO。在接任这份工作后不久，休伯曼就开始着手解决青少年暴力枪击事件高发的问题。在美国联邦政府救市资金的支持下，休伯曼开展了一个新的项目，名为“冷静文化”运动。这一项目针对芝加哥的一些高危学区，对这些区域内的青少年暴力问题实施了休伯曼所能想到的所有干预措施。研究人员分析和审议了这个项目对孩子们的暴力行为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从管理学生的纪律设置，到学校入口的设计和施工。根据这项计划，教师们会在风险较高的学生身上花费更多的精力，学校还额外雇用更多的辅导员。当这些高危的学生们获得更多的注意力和帮助之后，学校的风气开始发生改变。但是，要彻底改变芝加哥市的青少年暴力犯罪问题，还需要做更多的事。
首先，我们决定寻求著名的饶舌歌手和唱片制作人坎耶·韦斯特的帮助。如果有人能对美国大城市内的黑人孩子产生极大的影响，那么这个人非坎耶·韦斯特莫属。坎耶·韦斯特是一位英俊、外向、很有气质的美国黑人，他喜欢在登台表演的时候穿着皮裙和帽衫。坎耶·韦斯特的5张单曲唱片销量惊人，都被认定为铂金唱片，他也因此赢得了无数奖项。此外，坎耶·韦斯特还是有史以来数字唱片销量最多的艺人之一。
在与休伯曼讨论过之后，我们认定，让孩子们参加一次和巨星亲密接触的演唱会（公益性质的演唱会）一定能够成功地吸引芝加哥市32个暴力事件频发的学区内学生们的注意力。于是，我们给学校设立了这样的奖项：能最成功地改良风气的学校可以获得举办坎耶·韦斯特个人演唱会的资格。每一所学校都有自己的“冷静文化委员会”，和坎耶·韦斯特亲密接触的机会使得各学校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最后，赢得这场比赛的是法拉格特高中，该校在这场培养“冷静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法拉格特高中位于芝加哥的西南部，该学校大约有70%的学生是西班牙裔，约有30%的学生是黑人。在“冷静文化”运动实施之前，学校的走廊里到处都是充满攻击性的学生——推推搡搡的、骂脏话的，还有互相攻击的。走廊里唯一的成人是学校雇用的巡逻警卫，他们的工作是在上课铃响的时候把学生们赶进教室。
法拉格特高中率先成立了由学生领导组成的“冷静文化委员会”。所谓的“学生领导”不仅包括各班班长和学生会成员，还包括学校里最有“影响力”的孩子们，比如橄榄球队队员。“冷静文化委员会”的工作是制定基本的行为规范，旨在实现两项最基本的工作目标：一是提高学生的出勤率，二是降低校内外暴力事件的发生率。
在奖项（坎耶·韦斯特个人演唱会）的激励下，“冷静文化委员会”的学生成功地对其他学生施加了压力。这样的激励机制像变魔术一般地起作用了。所有参加“冷静文化”运动的学校，都出现了出勤率显著上升和暴力事件发生率明显下降的喜人现象，其中法拉格特高中的变化尤其突出，学生的不良行为发生率下降了40%。
2010年6月，坎耶·韦斯特个人演唱会如期在法拉格特高中的体育馆举行，那是一场极为精彩的表演。除了坎耶·韦斯特之外，我们还请到了另外两位孩子们非常喜爱的艺人——鲁佩·菲亚斯科演唱了他的热门单曲《巨星》，另一位黑人巨星科豪演唱了他的作品《宇宙精神控制》。随后，坎耶·韦斯特登台表演，学生们彻底进入了兴奋状态。显然对孩子们而言，那绝对是一个难忘的夜晚。
但是，我们发现，演唱会这一激励机制并不是让学校风气发生转变的关键。想要见到坎耶·韦斯特，其实反映的是孩子们一个真正的内在需求——拥有能够安心学习的环境。休伯曼说：“孩子们当然想要见到坎耶·韦斯特，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能够自由地站出来说，‘我们需要一个安全的学校。’”在参加“冷静文化”运动的32所芝加哥公立学校中，在这项运动结束之后，“冷静文化”得以在学校里继续保持，枪击案等暴力事件的发生率下降了30%。
那么，这是休伯曼采取的唯一措施吗？不是。事实上，这项运动只是休伯曼改革措施的“冰山一角”。
一个旨在挽救青少年生命的实验项目
德里恩·阿尔伯特被害的一个月后，休伯曼坐在学校礼堂的主席台上，直面满屋愤怒的家长和教师们。休伯曼计划将6 000万美元的资金投入到一个为期两年的实验项目中，该项目旨在降低学校的暴力犯罪发生率，而这些愤怒的听众却强烈要求休伯曼取消这个项目。原因在于，如果实施这一项目，学校其他方面的开支预算就会受到极大的挤占。有的教师会因此失去工作，而其他一些教师则需要在大教室里教更多的学生。同时，一些未面临暴力威胁的孩子的家长，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要花如此巨额的资金来实践一个未经论证的想法——帮助“坏孩子”们重新走上正途。
休伯曼毫不客气地反驳了台下的教师和家长们的想法：“班级的大小和拯救孩子们的生命相比，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呢？”休伯曼指出，在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学年中，通常会有250名学生成为枪击事件的受害者，其中30人会因此丧命。在以前做警察的时候，休伯曼亲眼见证过各种各样的悲剧，所以他对这一点尤为敏感。此外，休伯曼还强调，在那些危险的学校中，学生们早已无法专注于学习，因为他们的精力都被转移到一些生死攸关的事情上去了。比如，他们整天考虑的不是如何提高学习成绩，而是如何保护自己不被杀害。休伯曼问台下的教师和家长：“如果你是一个有逻辑、有学习热情的孩子，而你的学校附近发生了枪击案，那么你的首要任务是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还是保持自己的学习成绩呢？如果你是一名教师，你任教于一所笼罩在暴力阴影下的学校，全校有1/2以上的学生旷课，那么当这些吓坏了的学生来上学的时候，你会把他们落下的课重新讲一遍，而拖慢其他学生的学习进度吗？我们到底如何才能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呢？”
关于如何才能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休伯曼给出了自己的解答，虽然很多家长对休伯曼的治校哲学充满疑问和反对，他们认为休伯曼推行的学校教育政策过于缩手缩脚。休伯曼的教育政策中最大胆的部分是一个旨在及早发现高危学生的政策，高危学生是指被卷入枪击案的风险较高的学生。这项政策意在为每一位高危学生安排一位高薪聘请来的导师，用休伯曼自己的话说，这些导师的角色是孩子的“老师、代言人和保护者，负责给孩子们提供指导和照顾，在一定程度上还扮演着父母的角色”。为了启动这一项目，休伯曼首先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我们的700所学校和40多万名学生中，应该如何确定哪些孩子被卷入枪击案的风险较高？休伯曼认为，如果能够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他治理下的教育系统就能及早、有效地对此进行干预；反之，整个教育系统必然会全盘崩溃。
于是，我们的团队开始研究和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首先，我们着眼于历史数据的分析，这些数据涵盖2007年9月~2009年10月的500起枪击案。我们希望由此可以发现哪些因素会导致枪击案的发生概率上升。那么，我们的研究结果如何呢？
我们发现的第一个影响因素是非常显而易见的：男生被卷入枪击事件的概率大于女生。此外，学生的种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拉美裔和黑人学生的风险水平相当，而白人学生在这方面的风险则显著偏低。除了上述两个因素之外，还有一些行为方面的因素（在学校里的不良行为次数、过去的枪击记录、考试成绩、离毕业所剩的时间、是否曾被学校勒令退学、是否有入狱记录，等等）也对学生被卷入枪击案的概率有所影响。不出意料的是，是否有进入美国少年拘留中心的历史，是预测学生被卷入枪击案概率的最关键因素。在白人青少年中，进过少年拘留中心的孩子成为枪击案受害人的概率是无此种经历的孩子的10倍；在黑人或拉美裔男生中，进过少年拘留中心的孩子成为枪击案受害人的概率是无此种经历的孩子的6倍。
此外，我们还发现，对黑人男生而言，以下因素是预测他们的枪击受害概率的关键因素：有在校严重过失行为记录、旷课率、曾进过少年拘留中心、超龄（即曾留级）。对拉美裔男生而言，有被勒令退学的记录和旷课率高，是预测他们的枪击受害概率的关键因素。比如，一个17岁的高中一年级学生成为枪击案受害者的概率显著大于一个同等条件的15岁高中一年级学生。此外，我们还发现枪击案通常发生在上学和放学的时段，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孩子在其他课程中表现尚可，而第一节课和最后一节课的旷课率却很高。这两个时段是帮派聚集滋事的高发时段，很多孩子因此吓得不敢来上课。
事实证明，我们发掘的这些影响因素具有相当的准确性，尤其是考虑到枪击案往往只涉及一小部分孩子。在芝加哥市公立学校的学生中，我们从410 000名孩子里筛选出了约10 000名枪击案高危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2.5%）。这些高危学生大多就读于芝加哥市治安较差的32个学区，大多数是拉美裔或黑人，家庭生活贫困。在这410 000名孩子里，实验模型显示有1 200名孩子属于特高危群体。显然，这些孩子需要我们的干预，而且刻不容缓。
现在，我们已经成功地筛选出被卷入枪击事件概率最高的学生，下一步便是为这些孩子分配导师。我们的这个项目名为“青少年代言人工程”。克里斯·萨顿是这一项目的导师之一，他是一名40岁的黑人男性，已婚，有两个孩子。他还是一间洗车行的老板，大学本科学历，市场营销专业毕业。对于自己的这项十分危险的工作，萨顿这样说：“我的工作目标是让我的客户活着。”
“青少年代言人工程”付给萨顿的薪酬是每个学生每小时12~ 30美元。也就是说，萨顿辅导5个学生每个小时可以赚到60~150美元。这样的薪酬可谓相当丰厚——是的，这么多钱足以成为萨顿好好工作的动力。但是，萨顿的这项工作也是很危险的，而且是一件全天无休的差事。萨顿表示，金钱并不是他从事这一工作的主要动力。萨顿是真心想要帮助这些孩子，他知道，如果把这些孩子扔在街上不管，他们几乎必死无疑。为了防止这样的悲剧发生，萨顿每天早晨送他的“客户”们上学，每天下午接他们回家，因为上学和放学的时段是暴力事件最容易发生的时段。接孩子们放学以后，萨顿先把他们带到自己工作的地方，然后晚些时候再送这些孩子回家吃晚饭。即使在完成这些任务以后，萨顿的工作仍未结束，他还要随时待命，准备应付各种突发情况。
最近，萨顿的一个客户是一位特高危的黑人少年，名叫达伦，他性格冲动，几乎符合我们上述模型中的所有高危标准。达伦的父母都是吸毒者，都曾在监狱中服过刑。谈到达伦的生活环境，萨顿说：“如果你周围所有人都一直在做错误的人生选择，那么在那样的环境里，你想要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就需要10倍的勇气和毅力。”达伦的所有朋友都已从高中退学，达伦自己也总有各种各样的麻烦缠身，这让他浪费了很多学习的时间，所以达伦比他的同班同学的年龄都大。达伦曾因为携带一支上了膛的枪支到学校而被勒令退学。达伦生活在寄养家庭中，他住在芝加哥市的恩格尔伍德地区，那里是芝加哥臭名昭彰的暴力案件高发街区，几乎每天都有枪击案件发生，十分危险。萨顿说：“那个街区简直就是现实版的OK牧场。”
达伦是一个聪明又勤奋的少年，他拥有一份芝加哥市政府提供的工作，工作职责是清扫公园和排水沟，这份工作是“青少年代言人工程”帮达伦介绍的。不幸的是，达伦有赌博的恶习，这份工作的工资大多被他在赌桌上输掉了。达伦似乎无法理解这样一个道理：他需要承担自己所有冲动行为造成的后果。因为达伦对成人以及各种机构和组织都极不信任，萨顿需要使出浑身解数才能获得达伦的信任。萨顿说：“和达伦这样的孩子相处简直就像当卧底。你必须穿和他们一样的衣服，听他们喜欢的音乐，还要倾听他们的话。你需要从他们身上用各种方式搜集情报，了解其他坏孩子在干什么，并把这些情报汇报给校长，这样才能让那些孩子也加入‘青少年代言人工程’。”
虽然“青少年代言人工程”确实起到了挽救青少年生命的作用，但是担任这个项目的导师却是一项十分危险的工作。有一天，达伦和另一个孩子起了冲突，然后一个敌对帮派的成员也加入了进来。没过多久，枪响了，达伦和另一个孩子都被子弹击中了。坐在车里的萨顿所能做的只有放低车座椅靠背，打电话报警，然后默默地向上帝祷告。
值得庆幸的是，达伦捡回了一条命，他后来成功地拿到了高中毕业文凭，甚至还在音乐科目上拿到了一个B，这样的成绩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达伦告诉萨顿，如果没有“青少年代言人工程”的帮助，自己绝对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目前，达伦仍然在从事一份由市政府提供的工作。萨顿说：“如果像达伦这样的孩子能够坚持一下，加把劲儿拿到高中文凭，那么他们应该是有能力在毕业之后从事一份全职工作的。当然，我们要帮助他们找到工作。”萨顿还说：“我们不可能帮这些孩子去考试，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给他们提供安全的交通方式，保证他们能安心地上学和放学。我们可以给他们辅导功课，提供必要的引导。最终，我们可以停止这些干预，让这些年轻人自己走上正途。”
“青少年代言人工程”绝对是一个十分昂贵的项目，每个学生大约需要耗资15 000美元。但是，和监禁一个囚犯的开支相比，这点儿花费根本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从结果来看，参加这个项目的青少年确实获得了有长期效果的帮助。到目前为止，虽然参加“青少年代言人工程”的孩子的大部分指标并没有优于对照组的孩子，但是成功地从该项目毕业的孩子在高中毕业后都没有惹过什么大麻烦，比如达伦，他在参加该项目后行为较之前有了显著改善。
即使如此，我们的“青少年代言人工程”也不可能挽救每个芝加哥地区的高危孩子，而且资金不足永远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对于实验性的项目来说尤其如此。即使是那些有幸被选中参加“青少年代言人工程”的孩子也不都能从中获益，很多孩子在面对他们人生的各种选择的时候，最终选择了放弃，选择了辍学。对于这些孩子，究竟什么样的干预措施才会起作用，我们仍需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才能给出答案。
沉默的杀手——肥胖症
除了枪支暴力，在校生们还面临着另一个巨大的威胁——肥胖症。不仅芝加哥地区的孩子们面临这一挑战，在整个美国，肥胖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健康问题。从1980年至今，美国的肥胖症发病率几乎已经提高了3倍。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美国2~19岁的少年儿童中有17%的人患有肥胖症；在低收入家庭中，每7个学龄前儿童中就有1个人有肥胖问题。显然，这些孩子每天花太多时间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而没有进行足够的运动。同时，他们食用太多高脂肪的加工食品，不仅在家里如此，在学校也是如此。
我们称肥胖症为“沉默的杀手”，是因为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肥胖的危害到底有多严重、多可怕。1999年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的一份研究显示，每年美国死于肥胖症的成人高达280 000~325 000名。也就是说，每几分钟时间内就有一个人死于肥胖，每个小时死于肥胖的人数接近40人。肥胖症的致死率超过很多众所皆知的致死原因，比如酒后驾车和乳腺癌。
很多美国成年人都已经不记得——或者有意压制了这部分记忆——小时候在学校的食堂里，身穿白大褂的“午餐女士”们发给他们的是什么食物。那时候，中小学的标准午餐可能是汉堡包：可疑的棕色物质制成的肉饼，夹在两片白面包之间；可能是猪包卷：主要是面包，里面夹着很小的热狗。法式炸薯条看上去也不新鲜。蔬菜是袋装生菜叶浇上很多牧场沙拉酱。一大勺即食土豆泥被倒进你的盘子里，配上不知是什么玩意儿的酱汁，酱汁里有小块牛杂。这样的食物恐怕很多人都不愿意拿来喂他们的宠物狗，可是很多美国家长（或者美国政府）却愿意付钱让孩子吃这样的午餐。
2010年3月的一个晚上，数百万观众在电视上看到了著名的英国厨师吉米·奥利弗。在这个节目中，奥利弗来到了美国西弗吉尼亚州亨廷顿小镇的一个学校食堂里。亨廷顿小镇被称为美国最不健康的城市，因为这里超过一半的成年人都患有肥胖症。奥利弗此行的目的是改善该镇公立学校学生的伙食，奥利弗表示，他实在无法认同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早餐是比萨饼，午餐是炸鸡块。
不出大家所料，学校的“午餐女士”们决定为自己辩护：为什么奥利弗要跑来指责她们，而不去指责她们的老板？“学校的菜谱都是预先设计好的，设计的依据是对这些餐点进行的营养分析。”其中一位“午餐女士”指着冷冻炸鸡块包装盒上的成分标签说。这盒冷冻鸡块是奥利弗从学校食堂的那个很不讨人喜欢的冰箱里翻出来的，排在成分表第一位的是“白肉鸡”。
当奥利弗想继续检视成分表上的其他成分时，他发现大部分都是普通大众不熟悉的化学添加剂，用于改善这坨像是鸡肉的物质的硬度、质地、弹性、咀嚼口感、胶着程度等。这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化学物质包括苯甲酸钠、特丁基对苯二酚、二甲基聚硅氧烷等。奥利弗拿起一块鸡块问站在他面前的“午餐女士”们：“你们自己会吃这玩意儿吗？”“会啊，”其中一位女士答道，“这挺好吃的啊！”
奥利弗的这一举动令美国校园营养协会备感不快，针对奥利弗的指责，该协会发布了一份反击性的新闻稿。新闻稿称，2009年的一项研究调查了美国1 200多个学区的伙食营养情况，该调查“发现几乎每所学校都会向学生提供新鲜的蔬菜水果、低脂乳制品、粗粮，以及现拌沙拉或袋装沙拉。大部分学校的点心是学校厨房用面粉自行烘烤制作的，学校还在越来越多地提供素食餐点和本地生产的食品。学校的这些营养项目已经改变了学生们的饮食习惯，让学生们能够吃到更健康的食物，比如全麦面粉制作的比萨饼、低脂乳酪以及低钠酱汁等”。
很明显，亨廷顿镇的“午餐女士”、美国国家校园营养协会和奥利弗这三方之间存在着“鸡同鸭讲”的交流障碍。不过，我们还是要感谢奥利弗的努力，美国联邦政府正在（缓慢而痛苦地）试图改善学校午餐的质量，每年在这方面的支出大概是10亿美元。2011年，美国农业部对其制定的学校营养指导意见进行了颁布15年以来的首次大幅修改。但是同年11月，美国国会却对农业部这一更为健康的学校午餐标准表示反对，一些旨在改善学生健康状况的较激进的政策受到了限制。某夜间娱乐节目对其中的一些细节进行了嘲讽，比如，比萨饼和法式炸薯条上的番茄酱仍被定义为蔬菜。尽管遇到了这样的阻碍，校园营养协会的一位发言人仍表示，他们认为大部分学校会继续遵照美国农业部制定的营养指导意见，为学生们提供更健康的午餐。
尽管各方已经进行了种种善意的努力，但是，存在于学生营养方面的真正问题却从未被解决，那就是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觉得法式炸薯条和比萨饼比菠菜和苹果好吃得多。虽然很多学校在午餐中增加了更加健康的餐点选择，比如用水果代替甜点，但孩子们根本不买账。很多孩子不选择这些更健康的餐点，就算选择了健康的餐点，最终也没有吃，而是直接扔进垃圾桶。很多家长费尽心思想要培养孩子们对西兰花和糙米饭的兴趣，但却发现自己根本不是大环境的对手——超市的结账队伍，好心却不懂营养学的亲戚、朋友、邻居，通通在不断地诱惑孩子们选择不健康的饮料和食品。
肥胖问题的症结之一是，孩子们的味蕾已被各种垃圾食品“俘虏”了。但是，孩子们显然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大问题，那就是他们没有任何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的意识。我们在第4章中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孩子们是完完全全活在当下的。“大力水手”会大口大口地吃掉他的菠菜，但是，如果你对孩子说“快把你盘子里的蔬菜吃掉，因为蔬菜对你有好处，能让你长得又高又壮”，孩子只会面无表情地看着你，还是不吃蔬菜。孩子们对自己未来的健康状况毫不关心（实际上，除了对未来的生日礼物可能有一些期待以外，孩子们对未来的其他任何事情都毫不关心）。
在本书第1章我们曾举过这样的例子：通过激励机制让人们进行更多的体育锻炼。我们的实验表明，用金钱激励学生们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多去健身中心锻炼身体，可以帮助学生们建立长期的锻炼习惯。那么，我们能不能用类似的激励机制来解决孩子们的饮食习惯问题呢？怎样才能让孩子们放弃曲奇饼干而选择苹果？为了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和芝加哥食品存储中心（为贫困人口提供食物的慈善机构）合作进行了实地实验，实验对象是芝加哥地区的1 000名学生。我们的实验围绕学校的课间加餐展开，目的是搞清楚哪些措施可以促使孩子选择健康的食物。在实验中，我们首先告诉其中一组孩子：“今天我们提供两种额外的甜食，你们是要曲奇饼干还是要杏干？”不出所料，90%的孩子选择了曲奇饼干。
接下来，我们对第二组孩子进行了一些营养教育。我们告诉孩子们食用健康的蔬菜和水果的重要性，并让他们玩一些有趣的游戏，比如绘制五彩缤纷的食物金字塔图。营养教育课结束之后，我们向孩子们提供两种食物：曲奇饼干和水果。实验结果和我们预料的一样不理想，营养教育对孩子们根本不起作用，孩子们仍然选择曲奇饼干而无视水果。
于是，我们尝试了另一种方法。这次，我们告诉第三组孩子：“你们可以选择吃一块曲奇饼干，或者吃一份水果。选择吃水果的小朋友还能得到一个奖品！”（我们设计了如下几种奖品：一个水果色的橡胶小鸭子玩具，一个腕带，一支上面写着“健康饮食让我们变得更强壮”的笔，一个水果图案的钥匙扣。）这次，80%的孩子选择了水果（没有奖品的对照组的情况是：只有10%的孩子选择水果）。此外，我们还尝试把营养教育和奖品结合起来，结果也让我们非常满意。一周之后，我们对参加实验的孩子们进行了回访，结果显示有38%的孩子仍然继续选择吃水果。这说明有些孩子已经受到了实验的影响，开始养成长期的健康饮食习惯。
我们继续更深入地提问：我们能不能通过改变食品超市的商品陈列，助推人们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呢？罗恩·休伯曼注意到：“每家食品超市都要进行商品的包装和陈列设计，我们为什么不在学校的食堂里引入这种设计呢？”事实证明，如果在超市里把健康的食品放在光线充足、设计美观、容易看到和拿到的地方，而把不健康的食品放在普通的货架上，就会有更多的顾客选择购买健康的食品。
为了检验休伯曼的这个设想，我们先去掉了一些不健康的餐点选择，并用较健康的食品来代替。但是，我们并不仅仅停留于此。我们还进行了各种创新，比如把原来放在取餐队伍面前的薯片拿走，放上袋装苹果片。休伯曼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因为袋装苹果片看起来没有一整个苹果那么难以下咽。我们做的另一个重要的改变是让孩子们难以拿到垃圾食品，薯片和曲奇饼被放到柜台后面，只有向“午餐女士”们索取才能拿到。谁会愿意向一脸不高兴的“午餐女士”们索要任何东西呢？实际上，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改变消费某种食品的代价。正如休伯曼所说的，“我们就是要让学生们很难拿到曲奇饼，却很容易拿到苹果片”。这是多么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情！
那么，从这个实验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呢？还是那句话，一切都是适应环境的过程。营养教育，更多健康食物的引入，让健康的食物看起来比不健康的食物更具吸引力，这几个改变综合在一起就能够很好地引导孩子们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
“助推”和减少“小麻烦”的巨大力量
2012年感恩节前一周，约翰的岳父——73岁的加里·因纳森正躺在威斯康星大学附属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此时，死神或许就在病床旁边等待这位老人咽下最后一口气。加里·因纳森曾是一名身高1.86米、体重180斤的壮汉，他患病前看起来颇有运动员风范，年轻时是大学篮球队的队员。加里是位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伐木高中的校长，他做事严谨认真、说话惜字如金。而如今，躺在病床上等待肝脏移植的加里已经瘦成“皮包骨”，体重只有125斤。医生告诉他的家人，如果几天之内再找不到匹配的肝脏，加里的生命将无法维持。不过，幸运之神终于眷顾了加里·因纳森，一个合适的肝脏在最后时刻出现了，它可能来自一个19岁的少年，他在麦迪逊市附近的一场车祸中丧生。肝脏移植手术成功了，加里在感恩节当天顺利出院，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加里是威斯康星大学附属医院有史以来成功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最年长的病人，如今加里逐渐康复，体重也在增长。
根据美国政府网站organdonor.gov的数据，美国每天有18个人在等待器官移植的过程中死去，而一位器官捐献者最多可以拯救8条生命。你一定听到过各种鼓励器官捐献的悲情宣传，比如说：
我的表妹简尼斯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医生诊断她需要移植一个肾脏。简尼斯每周需要进行两次肾脏透析。确诊后简尼斯立即登记等待肾脏移植，但是等待者的列表是如此之长。如果无人能给简尼斯捐献一个新的肾脏，死亡将是她唯一的命运。一年中，她曾有两次接到电话，说有肾脏可供移植。但不幸的是，两次配型均不成功，简尼斯只有继续等待。在等待的过程中，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衰弱。终于有一天，她又一次接到了电话。这一次，肾脏配型成功了。一位不幸的女士在车祸中丧生，她选择捐献自己的器官，她的肾脏挽救了简尼斯的生命。
由于对器官移植的需求居高不下，一些国家以及美国某些州的政策制定者们决定通过政策让器官捐献变得更加简单。当你去美国政府部门办事的时候（比如更换机动车驾驶执照的时候），你可以通过填写简单的表格选择“加入”器官捐献计划（你需要做出明确的声明，表示你同意在自己死后捐献器官），或者“退出”器官捐献计划（默认所有人都同意在死后捐献自己的器官，除非你明确表示拒绝）。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后一种“退出”型的表格设计能够显著提高器官捐献率。比如，澳大利亚属于采取“退出”型政策的国家，在这一政策下，澳大利亚有99%的人同意死后捐献器官。德国采取的是“加入”型政策，只有大约12%的德国人同意死后捐献器官。政策设计对器官捐献率的影响，看起来是十分显著的。
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发明了一个词“助推”。这个词的意思很简单，就是通过一些微小的改变，让人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改变自己的行为，做出更多善举。上述的“退出”型器官捐献政策就是典型的“助推”。理查德·泰勒与哈佛大学法律系教授卡斯·桑斯坦合著了一本书《助推》[1]，在书中作者举了很多例子，用来说明政策上微小的变化就可以对人们产生微妙的影响，让人们做出更明智的选择，比如让孩子们放弃薯片和曲奇饼干，而选择食用水果或沙拉。
虽然上述“退出”型政策在各种设定下都能高效率地运转，取得很好的效果（这似乎是提高器官捐献率、挽救生命的极好途径），但是，这种政策也有它的问题——很多人觉得这样的政策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反对者们认为，如果人们决定在死后捐献出自己宝贵的肾脏，那么我们至少应该对这样的人给予必要的尊重，事前征得他们的明确同意，而事前不经过每个人的正式同意就“默认”大家都同意捐献器官，是很不礼貌、很不合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