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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作者:美-尤里·格尼茨/约翰·李斯特/译者 鲁冬旭 当前章节:8654 字 更新时间:2026-6-15 17:35

我们应该向母系社会学些什么?

在本书的上一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进行的所有实地实验(包括克雷格列表上的招聘广告实验、以色列理工学院的迷宫问题实验、小学生的赛跑实验,以及在坦桑尼亚马赛部落的投球实验),都证实女性的竞争意识确实不如男性。在竞争性的环境中,女性的表现和男性有显著不同,这些结果本身就对男女性别差异的现象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解释。

但是,我们仍想知道,这些现象和差异背后的本质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天生的吗?还是和男女后天所受到的教育有关?社会对男性和女性之间的这种差异到底有没有影响?

为了回答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前往世界上女权主义最盛行的地方之一 ——印度卡西部落。下面,让我们一起体验一下卡西部落的生活方式。请系好你的安全带,和我们一起开始探险之旅吧。米奈特(我们在前言中提到的那位小伙子,他是我们到达印度以后开车来接我们的出租车司机)是我们游览重女轻男的卡西部落的第一位向导。在米奈特的带领下,我们进入了一个在我们看来相当光怪陆离,与西方社会截然相反的女权世界。依照我们的标准,当地的社会准则似乎对米奈特相当不公平,即使有钱买房子,他也无权拥有自己的房子,而且他的个人发展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同时,我们还看到了女性完全掌管社会的经济大权之后会发生什么,这在西方世界中可不容易看到。

在米奈特开车带我们离开古瓦哈提机场前往西隆城的路上,每一寸土地上都挤满了人——女人们穿着艳丽的纱丽,深色头发的男人们穿着棉质的衣衫,此外还有半裸的乞讨者和很多小孩子——他们都在灼人的热浪中你推我挤地拥在一起。第二天,尤里去银行提取我们实验所需的现金时,他身后的人突然挤上来问他要不要火车票(毕竟,尤里看上去像一位空降于这片土地的富裕的西方公民)。当尤里要求银行兑现60 000美元的旅行支票时,银行柜员表示必须请示领导,然后尤里花了数个小时和银行进行谈判,最后他终于提出了整整一袋子卢比,而且不得不当着所有人的面清点这堆钞票。

尤里非常担心他身后拥挤的人群中会有人趁乱抢走他手上的钱袋,于是他匆忙地转身,在人群中挤出一条路狂奔而去。(现在,我们终于理解著名的银行大盗邦尼和克莱德每次抢劫后的狂喜心情了。)

米奈特驾车带我们经过很多我们觉得根本无法行驶的道路,把我们安全地送达了目的地——被绵延起伏的山丘和一望无际的田野环绕的宁静小村庄。虽然当地的自然风光十分优美,村里的经济却并不发达。我们把所有的行李(包括那袋钱)放在了毫无安全保障措施(连门锁都没有)的租住处,然后就开始出门拜访村民。与马赛部落的人不同,这里的村民并没有用怀疑的眼光上下打量我们,而是微笑着欢迎我们的到来。

我们发现,卡西部落女性的生活要比马赛部落女性的生活强多了。正如前文所说,卡西部落是目前世界上最重女轻男的社会之一,遗产由母亲留给女儿,家里的男性则无权继承。当卡西部落的女性结婚时,她们并不会搬去丈夫的家里,而是她们的丈夫从母亲家里搬出,住进妻子家里。因此,母亲的房子永远是整个家庭的核心,而外祖母是整个家庭的家长。卡西部落的女性很少干农活,不过她们却掌握着家中的经济大权,而男性在家中毫无地位可言。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我们在卡西部落重复了上一章中在坦桑尼亚做过的投球实验。在学校教学楼的一侧,村里的卡西男人们听话地排好队,研究者逐一记下他们的一些调查数据,情况和我们在坦桑尼亚所遇到的并没有什么不同。实验对象中有一位名叫奇拉姆的年轻男性,他选择了没有竞争机制的奖励制度。奇拉姆穿着简单的白衬衣和牛仔裤,他温和地笑着,拿起了第一个球。一开始,他似乎过于保守了,投球的力度有点儿小,球掉在了离桶还有几米的地方。第二次投球,他加大了力度,结果球飞得太远,也没有入桶。奇拉姆显然对投球结果有一点儿失望,我们看到他咬了咬自己的嘴唇。第三次投球,他终于找准了力度,把球投入了桶中。

在学校教学楼的另一侧,卡西部落的女人们也在玩着同样的游戏。一位名叫赛修的女性从队列里走出来,她自信果断的态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赛修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竞争性的奖励机制。她卷起袖子,抓起一个球,眯起眼睛看着3米远的桶,一副要投入战斗的表情。只见赛修自信地伸出她戴着手镯的手臂,把球投向桶。一击未中,但是赛修的气势丝毫不见减弱。随着第二个球稳稳入桶,赛修欢快地叫了起来。最后,赛修的成绩是10投5中,赢得了比赛,几分钟内她就赚了不少钱。在我们看来,赛修是一位积极自信的女性,她非常喜欢竞争,也习惯了对别人发号施令。在她面前,竞争对象只能乖乖认输。

在这个女权盛行的地方,我们做了这个简单的投球实验,实验结果如下图所示。54%的卡西女性选择了竞争性的奖励机制,而卡西男性中只有39%的人选择了竞争性的奖励机制。卡西女性选择竞争性奖励机制的比例甚至高于男权社会——马赛部落——的男性。总体来说,卡西女性的行为更接近于马赛部落(或者美国社会)中的男性。

卡西部落的实验结果对长期存在的性别之争提供了一些新的启示。当然,我们所见到的是一个相当特殊的社会(和世界上的大部分社会都不一样)中的女性行为。但是,这正是我们的目的所在:尽量剔除男权文化因素的影响。在卡西部落的实验中,一个普通女性的竞争性远远强于一个普通男性。或者,用更简单的话说,显然在男女的性别差异问题上,先天因素并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在卡西部落,后天因素的影响就占了上风,似乎表明后天教化才是“王道”。

图3–1 实验对象中男性和女性选择竞争性奖励机制的比例

注:每个社会中选择竞争性奖励机制的男女比例显示了社会文化的不同。在我们的实验中,卡西部落的女性选择竞争性奖励机制的比例不仅高于美国女性和马赛部落女性,甚至高于马赛部落的男性。

我们的研究显示,只要生活在公正的文化环境中,女性完全可以和男性一样富有竞争力,甚至在很多情况下还可以比男性更有竞争力。因此,我们认为,竞争力并不是完全由先天因素决定的,“男性天生就比女性的竞争意识强”的说法也毫无道理。只要在社会文化中建立起合适的激励机制,就可以让女性比男性有更强的竞争意识。

女性能够成为谈判高手吗?

那么,在卡西部落的市场(市场是一个由强烈的经济激励机制主导的地方)上,竞争性强于男性的卡西女性们又是如何表现的呢?为了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访问了西隆城露天市场,西隆城是卡西族人和非卡西族人混居的地方。

西隆城露天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之一。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走在里面,各种各样的气味扑鼻而来,有生肉和血的腥气,有新鲜西红柿、洋葱的香味,有垃圾刺鼻的气味,有花香,还有草帽和棉质衣物的气味。市场上有各种出售廉价电器和鞋履的摊位。

为了研究文化对谈判行为的影响,我们分别选取了卡西部落和非卡西部落的男性和女性,给他们每人一些钱,要求他们在市场上购买两公斤西红柿。西红柿的价格为每公斤20~ 40卢比,最后的成交价取决于购买者讨价还价的能力。在我们的实验中,实验对象把价格压得越低,他们能得到的金钱奖励就越多。对于每个实验对象的交易过程,我们都记录下了卖家开出的起价、买家讨价还价所用的时间,以及最后的成交价。

从实验结果中我们发现了两个重要的事实:第一,卡西部落的女性在谈判方面很擅长,女权文化促使她们被培养成自信果断的人,这证明了我们的投球实验能够很好地预测实验对象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特点。第二,我们发现,无论是不是母系社会,市场的起效机制都应由女性制定定价规则,这一发现非常有趣。

当卡西部落的女性进入自由市场(非卡西部落女性定价的市场)时,男性和女性可以共同售卖东西和讨价还价。卡西部落的女人在砍价方面非常有一套,比如上文提到过的赛修就是砍价高手,从购买西红柿到为她的儿子们购买棉衬衣,赛修都能以最低价买到。有趣的是,当赛修和其他卡西部落的女性进入由卡西部落的人定价的市场时,情况却不一样了。在这个市场中,只有女性参与交易活动,我们发现讨价还价的行为几乎不存在了。这个市场中商品的价格基本上与西方世界一样,是固定价格,讨价还价的空间很小。在这个例子中,似乎环境和社会氛围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上述两项发现是互相关联的。在后天因素的影响下,女性完全可以和男性一样选择竞争性的激励机制,或者成为谈判高手。但是,在由女性做主的情况下,卡西部落的女性在市场中设置了和其他地方不同的激励机制。通过一口价而不是讨价还价的定价机制,卡西部落的女性使得市场的环境变得不那么充满竞争性和攻击性,然后她们在自己设定的这种激励机制下开展商业活动。

假若世界由女性主宰

我们在卡西部落领悟到的另一个道理是:当女人掌权的时候,似乎大家就都能够受益了。

1968年,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发表了一篇论文,论文题目为“公地的悲剧”。在这篇文章中,加勒特·哈丁指出,当太多的人争用一种资源的时候,公共资源就会被过度消耗。加勒特·哈丁在文中举了一个例子:中世纪的欧洲,很多牧羊人会共享一片公共草地,大家都可以在这片草地上放牧。只要牧羊人不同时让太多牲口在同一片草地吃草,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其中一位牧羊人太贪心,让过多的羊在草地上吃草,那么草地就会遭到破坏,最终导致草场退化,无法放牧。(这类似于前文中我们提到的餐后分账单的例子,这种现象叫作“负外部效应”。)

比如,海里的水产捕捞权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某些地方,由于过度捕捞,某些种类的鱼未来的存量将会严重不足。由于水产品的价格很高,每个渔民都有动机去捕捞尽量多的鱼,但是如果大家都这样做了,那么我们的下一代就没有鱼吃了。因为鱼类的种群数目一旦下降到某个临界值以下,就再也无法恢复增长了。

关于女性和男性的差别,存在这样一个传统的假设:女性比男性更加关心公共物品问题,比如鱼类和草地。我们在卡西部落,以及与卡西部落临近的阿萨姆村对上述假设进行了检验。阿萨姆村是一个男权文化盛行的部落。我们使用的是经济学上的一种标准化游戏,叫作“公共物品游戏”(这个游戏对人们捐助资金来提供公共物品——如国家公园的维护、空气质量的保护等——的情况进行模拟)。

我们对每组实验对象给出了相同的指示:“在本游戏中,你可以选择为社区投资,或者为你自己投资。”我们还告诉某些实验对象:“你每给自己投资1卢比,你就能获得1卢比的收益;而每投资1卢比给你们的社区,那么社区中的每个人都会获得0.5卢比的收益,也就是说,不仅投资者自己能得到0.5卢比的收益,社区中的其他人也能获得0.5卢比。”

根据你对卡西部落的了解,你可能会猜想卡西部落的人更倾向于为社区投资。那么,恭喜你猜对了。与阿萨姆村的居民相比,卡西部落的人无论男女都选择更多地投资于社区,而不是投资于他们个人。总体来说,我们的实验结果显示,卡西部落的人不自私,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这一研究结果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世界由女人主宰,那么它会不会和我们今天看到的大不一样呢?

撰写招聘广告的秘诀

电视剧《广告狂人》非常尖锐地向我们展示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中两性关系的巨大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社会要求女性应该表现得像玛丽莲·梦露一样,而男性应该表现得像“鼠帮”一样。当时,从未有人想到过以后会有女权运动、黑人解放以及同性恋自由化的社会风潮。而这部电视剧向我们展示了在这些自由化运动发生之前,社会对男女行为准则的要求和影响。也许那时候的人并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人,但他们却非常清楚为了保证自身安全而绝不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随着我们大踏步地迈进了21世纪,现在我们对性别差异的认识已经加深了很多:我们知道,面对竞争性的激励机制,男女会做出不一样的反应;我们还知道,这种差异受文化环境的影响很大。这些社会因素加在一起,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男性和女性在工作状态和收入方面仍有如此大的差别。我们在印度卡西部落的经历告诉我们,只要女性掌握了经济大权,并且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真实偏好而不受社会舆论的批判,那么女性同样会积极地响应竞争性的激励机制,获得经济上的成功,成为领袖人物。

我们实验的主要发现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女性也可以富有竞争性,甚至会比男性的竞争意识更强;第二,随着女性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力提高,社会会变得更和谐、更有利他精神。这两点发现可能会产生很深刻的影响。当我们看到卡西部落的女性充满魄力地和商贩谈判西红柿价格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美国女性不愿申请竞争性较高的工作,不愿或不敢向上司提出加薪的要求;我们想到的是西方社会中的种种制度性问题,它们限制了西方社会的女性取得她们本可以取得的成就。当我们看到西隆城由卡西部落制定定价规则的市场摩擦更小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美国国会中充斥的种种争吵声和哗众取宠的现象。

那么,如果我们想要鼓励女性变得更富有竞争性,或者提高她们的收入水平,我们应该进行哪些方面的改革呢?这些变革又会给我的女儿以及你的女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2013年,当尤里的女儿19岁时,她就相信自己未来一定会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尤里夫妇一直鼓励女儿相信一切皆有可能,只要凭借自己的努力,没有什么目标是不能达成的。但同时,尤里的女儿又觉得,至少在今日圣迭戈的文化氛围中,她似乎并不能走出去像男孩子一样自由自在地参与竞争。那么,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中,尤里的女儿如何才能成为顶尖人才呢?

同时,在芝加哥南部,约翰的女儿们也发现了类似的问题。她们观察到,当体育课上男生发挥一般的时候,教练就会像我们前文中提到过的那样训斥男生:“不要像女生一样踢球!”约翰的女儿问道:“我们应该像女生一样表现,还是应该像男生一样表现呢?我们应该表现得温柔和善一些,还是应该努力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呢?”

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头提到的那样,女性常常逃避加薪谈判。比如,实验室研究显示,在申请一些虚构的工作职位的时候,要求提高薪酬的男性的比例是女性的9倍。那么,在现实世界中,这样的现象是否也存在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原因是什么呢?

为了找出这一问题的答案,我们做了一个与克雷格列表广告实验相类似的实地实验。2011年11月~2012年2月,我们在网上刊登了18则行政助理的招聘广告,工作地点分别为美国的9座大型城市。工作职责要么是一般性的筹款工作(男女皆可),要么是更吸引男性应聘者的体育类工作。其中一则广告称,该工作的薪酬是每小时17.6美元,还可以商议。而有一则广告称,薪酬一律为每小时17.6美元。

我们一共收到了2 422个应聘者的求职申请,实验的结果如何呢?

首先,我们发现当广告未明确提及“薪酬可以商议”的时候(含糊的情况),要求提高薪酬的男性应聘者比女性应聘者多。但是,当广告明确提及“薪酬可以商议”的时候,上述差异就消失了,甚至相反——要求提高薪酬的女性应聘者稍稍多于男性应聘者。

换句话说,只要雇主明确表示薪酬是可以谈判的,那么女性也愿意进行谈判。但是,如果雇主不明确表态,那么男性应聘者就比女性应聘者更倾向于要求加薪。

男性和女性分别倾向于申请哪种工作呢?我们发现,当广告中加入“薪酬可以商议”的条件后,两性申请人数的差异缩小了45%,甚至偏男性化的工作(体育类工作)申请情况也是如此。

这些结果说明,女性不喜欢未明确说明薪酬的招聘广告,而男性则正相反。很显然,如果雇主希望应聘者群体保持正常的男女比例,就应该在招聘要求中详细说明工作内容、薪酬、福利等情况。

公司应该鼓励女员工向前一步

虽然我们的“薪酬可商议”实验的目的是考察应聘者的反应,但是,在实验中雇主和应聘者并没有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尽管如此,女性仍然可以从这个例子中学到这样的经验:即使招聘广告中未明确说明工资是否可以商议,你也应该大胆地和雇主进行薪酬方面的谈判。

在找工作的时候,女性不应该直接接受雇主开出的薪酬条件,而应该就薪酬与雇主进行谈判。虽然女性可能会害怕无理由地要求加薪,但是,这样做其实是很正常的,至少男性就是这么做的。

此外,负责招聘的管理人员应该意识到,由于受社会文化的影响,女性普遍比较厌恶风险,这种现象可能导致她们不能在公司中顺利晋升。有太多的例子表明,女性在明明可以要求加薪的时候却放弃了,在可以接手新项目的时候也放弃了。这并不是因为女性缺乏能力和才干,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和社会环境向她们灌输了这样的世界观:别表现出攻击性,这不是一个女人应该有的姿态。公司应该设法鼓励女性去竞争高级职位,德勤咨询公司在这方面做得就很好,该公司尽可能保证在招聘高级管理人员的时候充分考虑女性候选人,它的高管中有23%的人是女性。相信德勤这样的公司一定可以从鼓励女性发展的政策中获益,因为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发现公司中具备一流才干的员工,这对提高公司业绩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此外,负责招聘的管理人员也应该提高自己的判断能力。招聘人员本该认真考虑每一位应聘者能为公司带来什么,不能带来什么,但在现实中,很多人力资源部门的管理者只是简单地依靠自己的直觉来筛选应聘者,他们选择某位应聘者,只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位应聘者“应该适合这份工作”,而且不知不觉地偏向男性应聘者。

如果公司的招聘机制存在上述偏见,它们就应该想办法克服这些偏见。比如,金宝汤公司就明确地在公司的销售计划中提出消除性别差异是公司的目标之一,因为公司的主要消费群体是女性。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金宝汤公司明确规定他们的领导层应该是和他们的消费群体类似的人。金宝汤公司的CEO丹尼斯·莫里森就是一位女性。

如果公司能够认识到女性不太响应竞争性激励机制的原因,它们就可以利用这一信息谋利。比如,不讨价还价的卡西部落市场让我们想起了另一个市场,那就是美国汽车市场。很多女性讨厌在买车的时候和汽车经销商讨价还价,销售员总会说“让我请示一下经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田汽车公司决定采用一个最早由通用汽车公司土星分部发明的策略,也就是采用一口价定价模式。虽然通用汽车公司的土星汽车分部已经不复存在,但在这一车型还存在的时候,它在女性中非常受欢迎。据调查,在土星车型的用户中,女性的比例达到63%。

用公正的教育去消除性别偏见

在消除性别歧视方面,政策制定者们也可以做出有益的贡献。如果你是一名政策制定者,应该认识到未雨绸缪总是比亡羊补牢的效果更好。比如,我们不确定美国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该法案旨在提高男女共同参与竞争时的公平程度)是否真的对解决性别歧视问题有作用。作为政策制定者,也许应该问问自己:“如果我们想要创造一个公平的社会环境,那么到底应该从哪里入手最为有效呢?”既然我们的研究显示性别差异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后天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那么我们应该更注重幼儿教育和社会风气的改良。

如果你是一名家长,那么我们的研究成果应该能够为你的亲子教育提供一些参考建议。我们相信,投资于提高你女儿的自信和投资于你的退休计划相当类似。在我们女儿的成长过程中,应该有意识地让她们更多地接触竞争性的环境,尤其是在幼儿时期,这对她们日后的发展十分关键。在青春期阶段让女孩子们更多地接触竞争性环境也很必要。

但是,即使家长用心呵护,孩子上学期间还是有可能受到性别偏见的影响。我们的研究显示,性别偏见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有所表现,而且程度相当深。家长和教育工作者都应该清楚地意识到上述问题的存在。不要羞于鼓励孩子参与竞争,尤其是女孩子。不管是家长、教师,还是其他从事儿童教育的人都应该认识到,女性缺乏竞争意识的问题不是先天因素导致的,而是由后天教化和社会文化造成的。女性并非天生就缺乏数学头脑,喜欢粉红色的洋娃娃而不喜欢黑色的卡车,在学业或体育方面的表现弱于男性。如果我们能改变孩子们接受的社会规范,改变他们对激励机制的反应,我们就能改变孩子们的未来。

关于如何彻底改变男孩和女孩在竞争性方面的差异问题,一种“银子弹”式的提议是,恢复过去男女不同校的教育制度。这听上去可能有点儿奇怪,我们怎么可能走回头路呢?但是,仅从理论上来说,这个办法确实有一定作用。因为有研究显示,在男女同校的教育环境中,男孩受到教师关注的程度仍然超过女孩。

最后,我们应该认识到,虽然竞争意识非常重要,但它不是通向幸福的关键。我们内心的宁静并不是来自我们的头衔或拥有的东西,而是来自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我们作为一个好公民、好父母、好邻居的人生体验。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们希望自己的女儿可以明白这个道理,也希望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能明白这一点。

在接下来的两章中,我们继续进行对社会不平等问题的讨论,主要是教育不平等问题。我们还会告诉你,只要制定正确的激励机制,穷孩子和富孩子之间的教育差距是可以缩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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