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公共教育问题的一剂良方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认识人们行为背后隐性动机的重要性。我们也知道，激励机制非常微妙，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人们的真正动机，我们设计的激励机制不仅不起效，说不定还会起反作用。我们还认识到，只要对女性进行正确的教育，充分鼓励她们参与竞争，那么女性完全可以和男性一样，对竞争性的激励机制做出积极的反应。
在本章及下一章中，我们将向大家展示实地实验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当今美国社会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 ——孩子的教育问题。每一年，美国政府花在公立小学和公立中学上的费用高达6 000亿美元。由于这些学校的学生总数是5 470万人，所以我们可以算出政府花在每个学生身上的教育经费高达11 467美元，但是，如此巨额的花费所产生的效果却并不理想。
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中小学转变为充满创新精神的实验室，那么几十年来美国教育质量不断下降的局面就可以得到扭转。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和孩子们一起学习：我们能搞清楚怎样的系统设计最为有效，以及为什么这样的系统最有效，而我们的孩子们则能够学到未来取得成功所需要的技能。通过实地实验的方式，我们将告诉大家中小学教育如何能让孩子们更有效地学习，关心教育问题的成人也能够学到很多宝贵的知识。
某一个秋日的午后，我们的研究助理乔·赛德尔来到了位于芝加哥南部的温特沃斯小学。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和该校的管理者讨论我们想要开展的一个实验项目。当乔·赛德尔上楼的时候，他听到了一个很大的声响，就像是有人把一大堆书扔在地上发出的声音。之后，这种声响又重复出现了几次。乔·赛德尔不由得停下了脚步，疑惑地看向跟他一同上楼的教师。这位教师睁大了双眼，脸上毫无表情。乔·赛德尔此前从未听过枪声，但显然这位教师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枪声了。
几分钟后，学校广播宣布学校现在进入封锁状态。在接下来的1个小时里，大量警察涌入学校，对目击证人进行询问。在教室里，教师们继续着他们的日常教学活动——教授战前历史、代数课程，以及英语段落结构。但是，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学生们真的可以专心听课吗？
对美国的很多低收入地区的学生来说，能不能受到比较好的公共教育几乎全靠运气。这样的情况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非常具有讽刺意味，因为美国毕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虽然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之后的经济萧条给美国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但是美国的各项经济指标仍然位居世界前列，包括人口预期寿命、收入水平、医疗条件，以及各种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舒适的高科技。
从历史来看，美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大多都伴随着教育上的各种成就，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在美国建国之初，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就大力提倡建立公共教育系统。这一系统旨在让每个美国人都能够受到高质量的教育。到了19世纪后半叶，美国的公共教育系统初具雏形，这意味着在提高美国教育水平方面，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已经奠定了成功的基础。近几十年来，美国不仅拥有了世界一流的高校，其中小学的教学质量也同样为人称道。事实上，直到今天，美国的高等教育仍保持了很高的质量，每年都有大批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去美国接受大学本科、硕士以及博士阶段的教育。
但是，在这几十年中，美国发展出了两种教育系统：一个系统为穷人服务，另一个系统专为富人服务。如果家长资金充足，愿意送孩子去费用高昂的私立学校，那么这些家庭的孩子就可以受到全方位、高质量的教育；如果家长资金匮乏，则只能送孩子去不时发生枪击案、学生毕业率只有50%的学校就读。低收入家庭孩子的辍学率与高收入家庭孩子的辍学率相比，高出了4~5倍。比如，2008年，高收入家庭孩子的辍学率只有2%，而低收入家庭孩子的辍学率高达9%。美国大城市贫民区的很多学校的辍学率甚至超过50%。
美国政府把纳税人缴纳的大量税金投入到公共教育系统中去。仅就每个学生的平均教育花费这项指标而言，美国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中排名第5名。虽然政府的投入相当巨大，但是对很多孩子来说，美国的基础教育系统正变得越来越糟糕。在芝加哥和纽约地区，公立学校九年级学生的平均阅读水平只相当于私立学校三四年级学生的阅读水平。美国学生的阅读能力、数学能力、科学能力的评分，都已经跌出了世界前10名。实际上，就英语基础语法和高中数学的教育水平而言，美国在世界的排名情况最多只能算是中游水平。美国的基础教育质量在持续恶化，美国高中学生的毕业率已经下降到了墨西哥、土耳其等国家的水平，而这些国家投资在青少年教育方面的金额比美国要少得多。
显然，美国城镇地区的基础教育系统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为了纠正这些问题，美国政府在政策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从1954年高等法院对“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的判罚，到2001年“不让任何一个孩子被落下”的法案出台，都显示了美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但是，这些政策并未根治美国基础教育系统的弊病，收效甚微。那么，还有哪些政策是我们可以继续推行的？我们是否能够重新分配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建立更好的激励机制，来提高教学质量呢？
关于教育政策的反思与疑惑
罗恩·休伯曼曾是芝加哥公立学校的管理者（我们在第8章中会再次提到他），在职业生涯的早期，他曾邀请我们共进午餐。从那以后，我们就开始了对美国公共教育问题的研究。那次午餐期间，我们谈到了如何降低青少年暴力犯罪率和少女怀孕率的问题。罗恩·休伯曼告诉我们，联邦政府正考虑投入数百万美元的资金来提高芝加哥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然后，罗恩·休伯曼问了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如果我能拿到这笔钱的话，你觉得我应该把钱花在哪里？”
对于这个简单的问题，我们当时无法给出答案。我们俩的孩子也在芝加哥公立学校就读，也许我们应该建议罗恩·休伯曼把所有的钱都花在教师培训和提高教师工资待遇上。或者我们应该建议他用这笔钱来开展学生们的课外活动。又或者学校应该用这些钱来雇用更多的导师或者辅导员。在这些建议中，有几种建议学校已经尝试过了，但事实证明，加大这些方面的投入并未显著地提高学生的学业水平。
罗恩·休伯曼想要一种深入、综合性的解决方案，他还需要数据和证据，来证明这种方案确实能够解决芝加哥公立学校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如果能够从联邦政府获得这笔钱，罗恩·休伯曼希望自己能够履行就职时的承诺——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他希望能够给芝加哥公立学校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
听了罗恩·休伯曼的想法，我们感到非常兴奋。我们给罗恩·休伯曼讲述了路易·巴斯德是如何用实验证明疫苗的有效性的。1882年，路易·巴斯德在50只绵羊身上进行了实验，其中1/2的绵羊作为对照组，而另外1/2的绵羊作为实验组接受了疫苗接种。然后，全部50只绵羊都被注射了致命剂量的炭疽病病原体。两天之后，对照组的25只绵羊全部死亡，而接种过疫苗的25只绵羊却安然无恙。这一实验证明了巴斯德的观点。虽然罗恩·休伯曼的想法并不像巴斯德的实验那么戏剧化，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说，他的工作正是为芝加哥公立学校里的孩子们“接种”，让孩子们免受暴力、无知和贫困的伤害。
在研究教育问题的时候，经济学家的出发点是考虑不同的“投入”（或称“影响因素”）如何共同作用去影响“产出”（或称“结果”）。比如，想让学生们取得好成绩，我们需要哪些“投入”呢？我们先考虑对教育质量起作用的种种因素。显然，学生自身的努力程度（“投入”之一）是教育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但是教师、学校管理者以及家长的努力程度（这些都是“投入”）也极为重要。在研究教育问题的时候，我们还要考虑以下问题：学生、教师和家长的努力是如何共同作用，从而产生更好的教育结果（比如学生成绩的提高）的呢？哪些投入因素的组合能够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哪些投入因素组合在一起能够提高毕业率？哪些投入因素组合在一起能够帮助学生们更好地就业？在什么阶段提高学生、教师，以及家长的努力程度最有效，学前阶段、小学阶段还是高中阶段？
也许你理所当然地认为，今天的教育研究者们早已经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了，毕竟关于教育的争论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已经存在了，而且美国的公共教育系统也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事实上，我们从未用实地实验的方法系统性地研究教育问题，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政策是有效的，不知道这些政策的效果有多大，也不知道它们为什么有效。总的来说，虽然美国有数千所学校，我们却未能把这些学校转化成实验室，用科学的方法（而不是猜测和道听途说）去设计最优化的教育政策。
辍学率和教育改革
在美国，有不少曾经繁荣一时，如今却被外包、失业和绝望笼罩的制造业城镇。如果你开车经过这些城镇，你会看到锈迹斑斑的水塔和破旧的工厂，以及杂草丛生、门窗失修的荒废房屋。穿过铁轨，你会看到门窗紧闭的商店，以及墙壁满是“涂鸦”的房屋，这些房屋的主人因为无力偿还房贷而被银行收走了房子。在城镇的主干道上，随处可见坐在牛奶箱上的中年男人，他们手上拿着棕色的食品袋，靠着袋子里的食物撑过这一天。看到这样的情景，我们难免会想，在经济状况好的时候，显然这些人应该干着体面的工作，拿着足以养家糊口的薪水，说不定还常常会给妻子买束玫瑰花。
这些就是在人口超过30 000人的芝加哥高地市最常见的街景。高地市位于芝加哥南部，人均收入低于美国的贫困线，那里的孩子常常饿着肚子上床睡觉。贫困的压力以及随之而来的愤怒和无奈，无时无刻不在啃噬着那里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或者养父母）。
高地市第170学区的管理者汤姆·阿玛迪欧在上任之初发现，他的辖区中有50%的学生是西班牙裔，有40%的学生是黑人；超过90%的学生来自领取政府食品券的贫困家庭，很多孩子来自寄养家庭，大部分学生都因为家庭收入低而领取政府提供的免费午餐或低价午餐。像其他一些城镇的学校一样，该学区约有50%的高中生辍学，而且大多是九年级和十年级的学生。
汤姆·阿玛迪欧是一个直率、富有激情的人，他很有商业头脑。在就任该学区管理者之前，汤姆·阿玛迪欧是一位收入颇丰的股票交易员，这样的例子在美国恐怕也就这一个了。汤姆·阿玛迪欧和大家印象中典型的华尔街交易员并不一样，他非常关心穷人的疾苦。很多人觉得，贫困家庭的孩子天生注定会成为失败者，这种想法让汤姆·阿玛迪欧感到非常气愤。汤姆说：“有些人认为某些孩子不可能成功，也不应该成功，所以现在这种情况无须改变。然而，我希望政府能给我提供更多的资源，给我的学区和富裕学区同样的资源，让我学区内的孩子们能跟其他孩子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在2006年接管这一学区的时候，汤姆·阿玛迪欧清楚地告诉学校的董事会，必须对学校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来缩小贫困学区的学生和富裕学区的学生之间的差距。汤姆·阿玛迪欧说：“我告诉他们，‘听着，我们必须提高孩子们的学业成绩，必须进行大的改革。这里是美国，我们不能看着我们的孩子辍学，沦落到社会底层。我知道改革会面临很多障碍，但是，现在的情况必须改变。’”
学校董事会成员接受了汤姆·阿玛迪欧的意见。高地市圣简姆斯医院的骨科医生威廉姆·佩恩决定帮助汤姆·阿玛迪欧。佩恩医生有很强的社区荣誉感，他说：“我请上高中的孩子们来我们的办公室聊天，我问他们，你们的理想和愿望是什么。有一个孩子的父亲同时打三份工，一边养家，一边为孩子未来上大学存钱。这个孩子的成绩不错，但是他的父亲实在没钱送他去好的学校就读，所以他只能去某所主要进行‘补救教育’的大专学校读书。显然，这所学校根本不适合这个孩子，以这个孩子的学习能力，他应该去上更好的大学，但他却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他的父亲不懂得如何申请大学的经济补助，也完全不了解美国教育系统。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我开始阅读相关资料，了解到高地市的辍学率非常高。我在想，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来改变现状呢？”
2007年秋天，佩恩医生找到了我们，请我们帮助高地市的孩子们，降低孩子们的辍学率。通过佩恩医生的介绍，我们认识了该地区教育系统的重要决策者，并且开始和学校的管理者们进行合作。一开始，我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提高高地市的高中毕业率。
选择辍学相当于放弃了中彩票的机会
我们觉得孩子们选择从高中辍学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情，因为这就像是扔掉一张可能中奖的彩票一样。数据表明，每少接受一年的学校教育，学生未来的收入就会下降大约12%。2009年，高中辍学人群的年均收入是19 540美元，而高中毕业生的年均收入是27 380美元。如果把年均收入的差额乘以20年，那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选择从高中退学会导致未来20年的收入损失高达156 800美元。这些辍学的孩子们扔掉了中奖的彩票，因为15万美元在美国很多地方都足够买一所房子了。
当然，孩子们面临的选择更复杂一些，他们并不是在辍学和买一所房子这两个简单的选项之间进行选择。之所以这么说，其中一个原因是，对他们来说，教育的经济回报要在未来的较长时间内才能体现出来。学业方面的努力所获得的回报不是即时的，而是严重滞后的。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能就延迟回报做出正确的决策，而更容易受即时满足的影响。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才总是把工作拖延到最后一刻完成，才会在退休的时候发现储蓄不足，才会吃得太多而运动太少。
成人尚且如此，孩子就更加不必说了。你还记得自己小时候生病，父母是如何求着你、哄着你喝下一勺难喝的药水吗？只有吃药，病才会好，但显然你无法看到吃药的延迟回报，而只在乎吃药给你带来的即时损失——药水的味道太可怕。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制药公司用了很多精力来改善儿童药品的口感，比如说小儿泰诺就是泡泡糖口味的。
随着孩子们进入青春期，不能正确认识延迟回报的问题会变得更加严重。研究表明，这可能是由于他们的大脑发育还不够成熟。换句话说，青少年对即时满足过于依赖，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为自己的未来投资。从这个角度来说，高中辍学对青少年而言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此外，这一现象还和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方式有关。很多家长不重视对孩子的非认知性技能的培养，比如，如何为未来投资，如何做一个有耐心和值得信赖的人，如何和其他人合作等。事实上，这些技能对孩子的未来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很多家长却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些技能的重要性。
想象一下，你是一个口袋里缺钱、容易冲动、大脑发育尚不完善的青少年；你住在高地市这样的贫困地区，每天看着大城市的灯红酒绿，对即时满足的渴望占据了你的整个大脑；而你未来的生活，如高中毕业以后的生活，根本是一些遥不可及的不真实的东西，就像让你考虑在火星上生活的可能性一样无聊。因此，你所想的只有一件事：我要立刻满足我的欲望。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青少年把当下的决策和未来的回报联系起来呢？
金钱能激励学生好好学习吗？
尤利尔·金是高地市棕道高中的一名九年级黑人学生，年龄为14岁。尤利尔的妈妈特丽莎是一名高中肄业生。尤利尔是一个充满活力、性格外向且聪明的孩子，但是和他的妈妈一样，尤利尔也不喜欢上学，他的成绩在C和D之间徘徊。虽然没有公然作弊，但是尤利尔常常会敷衍了事。比如，期末考核要求学生们全篇读完《杀死一只知更鸟》一书，而尤利尔只是大概浏览一下就算完成任务了。尤利尔属于那种处于边缘状态的学生——如果能加把劲儿，他应该可以顺利完成学业；如果放任自己，他很可能误入歧途。
九年级学生凯文·曼西是一个矮个子的白人孩子，他有一头深色的头发，耳朵上戴着水钻耳钉。凯文·曼西喜欢玩滑板、打电脑游戏以及发明创造。他是一个聪明且富有创新精神的孩子：他曾用一个电动牙刷和一根吉他弦做成了文身小工具，然后给自己文身来吸引女孩子。凯文的妈妈在一家超市的糕点制作部门工作。凯文喜欢和朋友一起玩，而不愿意为学业费心。上课的时候，他会在桌子下面偷偷地玩电子游戏机；考试的时候，他常常作弊。凯文希望自己可以从高中毕业，但是他的考试成绩大多不及格，很难达到毕业的要求。凯文表示，如果不能从高中毕业，就去参军，他还打算考取一个普通教育发展证书。
对于像尤利尔和凯文这样的后进生，到底什么样的激励机制才能让他们努力学习，完成学业呢？如果我们给尤利尔和凯文一些钱，或者给他们的父母一些钱，来刺激他们提高成绩，会管用吗？在否定这个方案之前，我们首先来考虑一下我们通常是如何激励他人做我们想要他们做的事情的。比如，我们想要激励大家更好地进行垃圾分类，或者购买更环保的车型的话，我们就可以用金钱激励他们这么做。那么，通过给学生金钱，是不是也能激励他们好好学习呢？
当我们带着上述方案（通过给学生金钱来激励他们提高成绩）来到高地市第170学区的时候，我们的这一方案遭到了学校董事会成员的鄙视。毕竟，大部分成年人都认可学生们应该为了获得知识而学习。可是，残酷的现实是：公立学校系统中数百万的学生并不是这么想的。我们向学校董事会指出，孩子们应该自觉打扫自己的房间，但是他们却总是不打扫；孩子们应该每天认真刷牙、听家长的话，但是他们也没有做到；孩子们应该多吃水果少吃曲奇饼干，但是很多孩子的饮食结构都不合理；孩子们应该有主动学习的兴趣，但是遗憾的是，很多孩子并没有这种兴趣。
学校的董事会成员进一步引用了一些研究成果来反对我们的提议：外在的激励机制（比如金钱）会抵消内在的激励机制（比如，对学习的兴趣、取得好成绩的愿望）。这听起来很熟悉吧？其实，他们所引用的正是我们在本书第1章中讨论过的一些经济学和心理学研究的结果（包括我们自己的研究）。我们对学校董事会成员引用的研究成果表示认可，并且表示我们同样认为内在的激励机制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话锋一转，向他们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根本不存在内在的激励机制，那么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被抵消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金钱奖励就会奏效。听了我们的话，学校的董事会成员无奈地叹气，显然，他们知道自己学校的学生们的情况很糟。他们非常勉强地表示，只要成功概率能达到50%，什么方案他们都愿意试一试。
因为在教育系统中引入金钱这种激励机制是一件颇有争议性的事情，所以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尝试很少，而且大家也不太清楚如何实施这样的激励机制才最有效。首先，我们想到这样一个方法，那就是把金钱作为即时激励，不是在学期或学年末才给成绩好的学生发奖金，而是在学生取得某项学业成就的时候立刻给他们奖金，这样最能迎合青少年对即时满足的渴望（正如前文所说，行为经济学家已经证明，很多人对即时激励的反应强烈，而对延迟回报的反应较小）。
同样是基于行为经济学理论，我们又想到了第二个方法：用发彩票的方式给学生发奖金。彩票是一种极佳的行为经济学测试工具，因为人们常常会对小概率事件发生的概率估计过高。比如，赢得某一州的“强力球”彩票的概率一般小于一百万分之一，但是很多人仍然热衷于购买“强力球”彩票，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总认为自己中奖的概率高于中奖的真实概率。（实际上，在美国大部分州，中“强力球”彩票的概率比被闪电击中的概率还要小。）我们认为，如果我们用发彩票的方式给学生提供奖金，把中奖的金额设置得很高，而把中奖概率设置得很低，那么学生们可能会觉得这样的奖金制度更有吸引力。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会高估自己的中奖概率，而这种错误的认知却会激励他们更努力地学习。
最后一个方法是我们在试图找出教育系统的“生产函数”包含哪些变量的时候突然想到的。我们应该设计一种激励机制让家长也参与到提高孩子成绩的运动中来，看看家长的行为会如何影响孩子们的学业表现。我们觉得，给家长一些金钱激励一定会有效果，这样做也能帮助我们找到提高孩子学业成绩的最佳方案。此外，让家长更努力地帮助孩子学习还会对这些孩子的兄弟姐妹产生好的影响。毕竟，如果家长决定给某个孩子辅导功课，那么不管其他孩子似乎就显得太不公平了。
我们面临的问题虽然只有一个，但它却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要想开展一项实地实验来测试上述方法是否管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需要花费很多钱，而遗憾的是，我们没办法筹到那么多钱。
一份意料之外的礼物
2008年春天，就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我们偶然接到了慈善家肯尼斯·格里芬夫妇的电话。肯尼斯·格里芬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城堡投资集团的创始人，他和妻子安妮·格里芬对我们的研究非常感兴趣。当时，格里芬夫妇正准备筹建一个慈善基金，他们致电询问我们是否愿意跟他们见面详细讨论我们的研究工作。我们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电话将改变我们今后的生活。
我们驱车前往位于芝加哥市中心的城堡投资集团大楼，它是一座由钢铁和玻璃建成的巨大塔楼，办公面积达到140万平方英尺[1]。穿过大理石墙面的大厅，我们进入电梯，按下了37楼的按键。随着电梯上行，我们的耳朵感到不适，心里也不禁紧张了起来。到了37楼，电梯门静静地打开了，一位和善的接待员带领我们进入了一间装修高雅的会议室。她给我们端来了咖啡，我们在会议室里等待格里芬夫妇的到来。
当格里芬夫妇走进会议室的时候，他们看起来就像《纽约时报》周日时尚版刊登的照片中那些形象、气质俱佳的夫妇。肯尼斯·格里芬相貌英俊，目光犀利，是典型的聪明商人的形象。肯尼斯是在公立学校接受的教育，他的所有交易技术都是在窄小的大学宿舍里学到的。安妮是一位法国女性，会说5种语言，她也毕业于公立学校，她的母亲曾是一名教师。
见面之前，我们完全不知道格里芬夫妇要和我们谈什么。一般来说，好心又富有的慈善家们很可能会大笔一挥，给我们一张巨额支票作为研究经费，然后附加一句诸如“我们下次晚宴的时候再谈研究成果吧”之类的话。但是，格里芬夫妇却不是这样做的。
首先，我们向格里芬夫妇介绍了一些行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并对我们之前的研究工作进行了一些总结性的陈述，然后我们简单列举了一下芝加哥高地市公立学校的问题，解释了我们认为哪些激励机制可能会对提高学生的成绩有作用。在我们介绍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格里芬夫妇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
虽然对格里芬夫妇来说，他们几个小时的时间可能价值数万美元，但是他们仍然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认真倾听我们的实验设想。其间，他们不时地提出一些意见，他们的知识和见解让我们感到相当惊喜。比如，格里芬夫妇问我们：“为什么你们认为人们会高估小概率事件的发生概率？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觉得完成学业一点儿都不重要？”不管是肯尼斯还是安妮，都在认真思考之后给我们出了不少难题，但同时也进一步打磨了我们的实验设计。和我们一样，格里芬夫妇希望我们的干预方案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时性价比高、易于推广。
就这样，格里芬夫妇成了我们的研究合伙人。他们满腔热情地相信，美国的公共教育系统可以做得更好，而且提高公共教育水平是提高美国人民生活水平和振兴美国经济的最根本途径。他们愿意全力支持我们的实验，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提高学业成绩，从而提高美国的整体教育水平。
当我们离开格里芬公司的会议室时，我们深深地相信，如果格里芬夫妇选择走学术道路，那么他们的研究水平绝对不会比我们差。通过这次会谈，我们有了扎实的实验设计，而且在24小时的时间内，我们就收到了格里芬夫妇提供的40万美元的首期实验资金。有了这笔钱，我们就可以着手开展上述的实地实验了。
在我们走进格里芬公司的会议室之前，格里芬夫妇早已打定主意要改变世界，而我们只不过是很幸运地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他们面前，并成为他们的代理人。那一天，我们突然理解了当伊莎贝拉女王决定给哥伦布提供各项资源，支持他去寻找新大陆时哥伦布的激动心情。我们不仅找到了研究经费的提供者，还结交了两位新朋友，他们愿意慷慨解囊帮助我们解决今日美国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踏上公立教育改革的实验之旅
接下来，我们要谈到一位身材苗条、性格和善的红发女性——莎莉·桑多夫。莎莉是一位负责帮助我们管理该实验项目的研究生，她拥有优秀高中辅导员的素质。有一天，莎莉·桑多夫把我们前文提到过的凯文·曼西同学叫进了她的办公室。当凯文走进办公室的时候，莎莉给了他一个灿烂的微笑，问他：“最近过得怎么样？在新学校感觉如何？”
凯文回答说：“新学校很不错，所有的一切都很顺利，我很喜欢。”
“功课非常容易吗？让我们来看看你的成绩单。”莎莉边说边看了一眼凯文那张糟糕的成绩单，她非常和善地问道：“凯文，你说说你有哪些功课需要进一步提高呢？”
“所有功课。”凯文回答说。
“我想你应该知道我们的新奖励制度，如果你能达到每月的奖励标准——不无故缺席、被教师处罚停止上课的时间不超过一整天，以及所有功课的成绩都达到C或者以上——你就能拿到奖金。”莎莉抽出一个文件夹递给凯文。
凯文打开了文件夹问：“可以拿到50美元的奖金？”
莎莉微笑着说：“对，只要你能保证每个月都达到这个标准，那么你每个月都可以领到50美元的奖金。”
“我想很多人会开始写作业了！”
“那你打算开始好好写作业吗？”
凯文开始幻想日后的生活：“如果每月都能领到50美元的奖金，我要用这笔钱来干什么呢？我可以买滑板、衣服或其他我想要的东西，这种情况可以一直持续到毕业。”当听说校方的这项激励机制时，凯文的妈妈决定对他实施同样的金钱激励：如果凯文能够学业达标，那么他每月总共可以得到100美元的奖金。
实际上，我们还设计了其他的激励机制，莎莉也对这些激励机制进行了大力宣传。我们使出了浑身解数：这项实验共持续了8个月，每个月的月末，孩子们会在学校食堂集合，享用免费的比萨饼，同时领取该月的奖金。每个孩子都会被叫到桌子前，莎莉和其他实验助手会评价他们的成绩单，同时和他们交谈。如果学生的表现达到了奖励标准，他们（或者他们的家长，视实验的设计而定）就能当场领到奖金。领到钱的孩子脸上都带着笑，而令他们开心的不只是奖金。
更有意思的是奖金丰富、富有悬念的宾果球式彩票。每个月，我们会抽取10名中奖者。如果中奖学生的成绩达到奖励标准，他们（或者他们的家长，视实验的设计而定）就可以领取500美元的现金（以及一张埃德·麦克马洪式的假支票），还可以坐着由专人驾驶的白色悍马豪华加长轿车回家。这种加长轿车里配备了舒适的真皮座椅、蓝色和绿色的内灯、电视游戏机、制冰机，还有其他各种豪华的装饰。当尤利尔·金看到这种豪华轿车的时候，他兴奋地大叫道：“天哪，这太棒了！你们就等着我各门功课全拿A吧！”
如果学生的成绩达不到每月的奖励标准，那么莎莉和其他研究助理会给他们提出相应的建议，告诉他们如何才能提高成绩。研究者们甚至会在月中给学生们打电话，询问他们的学习情况。此外，家长也参与了这个项目，他们会鼓励孩子努力学习。毕竟，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得到奖金呢？
那么，面对这些耗资巨大的激励机制，学生们和家长们到底做出了怎样的反应呢？基于青少年独特的大脑特点（“我必须立即得到我想要的东西”），让学生们等上一个月才能领到奖金，时间会不会有点儿长了呢？
总的来说，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孩子们的学业成绩确实提高了。据我们估计，在实验组的400名学生中，有50名辍学可能性很大的学生在激励机制的帮助下达到了九年级学生的学业标准。对不及格的学生而言，他们的学业成绩提高了40%。令我们备感欣慰的是，即使实验在他们高二那年结束了，实验组学生的成绩仍然明显超过对照组的学生。实际上，约有40名本来会辍学的孩子因为参与这项实验而顺利取得了高中毕业证书。（此外，我们还发现，如果奖励是给家长而不是给学生的，那么学生的学业成绩还会进一步提高。）
前文中我们说过，数据显示，每多接受1年的中学教育，学生未来的收入就可以增加12%。鉴于这样的情况，给这些高一学生提供上述奖励显然是一项性价比非常高的激励机制。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到，这样的激励机制能让我们的孩子继续留在学校里学习，而不是辍学成为无业游民，这进一步说明这项实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我们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帮助处于辍学边缘状态的孩子们，但是可惜的是，我们能够帮助的仅仅是这些孩子中的很小一部分人。
什么样的激励机制最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成绩？
汤姆·阿玛迪欧对我们的实验成果十分满意，但是他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除了把孩子留在学校里以外，我们是否能够提高孩子们的考试成绩呢？不管怎么说，考试成绩是一块非常重要的敲门砖，优异的考试成绩能帮助孩子们在日后接受更好的高等教育，找到薪水更高的工作。此外，学生的考试成绩还决定了一个学区可以从市政府和州政府获得多少拨款。很遗憾，目前的情况是，少数族裔学生的成绩落后于白人学生，而且这种差距一点儿也没有缩小的趋势。
为了回答汤姆·阿玛迪欧的问题，我们决定开展另一项实地实验。这项实验涉及芝加哥和芝加哥高地的多所中小学，共7 000多名学生。我们要求这些学生每年3次在学校的电脑机房里接受标准化测试。
在介绍我们的实验条件之前，我们先来谈一件事：你是否还记得2008年奥运会上两位年轻的女体操选手登上领奖台时的情形？这两个女孩登上领奖台的时候，十分激动。我们不难理解她们激动的心情：为了这一刻，她们经历了多年艰苦的训练，牺牲了青少年该有的正常生活，终于有机会踏上世界体操界的最高领奖台。两个女孩分别在比赛中取得了银牌和铜牌，我们今天仍然可以找到她们当时领奖的照片。但奇怪的是，在媒体刊登的照片中，其中一个女孩容光焕发，而另一个女孩却似乎在强忍着泪水。
那么，你觉得哪一位是银牌获得者，哪一位是铜牌获得者呢？
我们都知道，银牌当然要比铜牌好，但是显然我们要考虑当时的背景。那位获得银牌的女孩因为错失了金牌而难过不已，从照片上看，她的表情像吃了柠檬一样。得到铜牌的女孩则非常幸运地跻身前三名，从照片上看，她简直是欣喜若狂。
最近40年来，有两位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的研究使我们对人类感情的认识有了革命性的改变。他们的研究显示，人类的感情，特别是对背景情况（或称“情境信息”）的敏感度是影响人们日常选择的重要因素。这两位行为经济学之父的发现之一是，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受到我们的解读方式（称为“框架效应”）的影响。你的叙述方式可以对他人的行为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比如，家长可以对孩子说：“如果你不把这些豌豆吃掉，你就不能长得又高又壮。”（这叫作“损失框架”，强调的是损失或处罚。）或者，这位家长也可以选择用一种比较积极的方式来表达同样的意思：“如果你把这些豌豆吃掉，你就能长得又高又壮。”（这叫作“获利框架”，强调的是获利或奖励。）
想象你是一个13岁男孩，你来到学校的电脑机房接受标准化测试。这是一个美好的秋日，你有点儿躁动不安，还有点儿饿，你的心中只有你最喜欢的电脑游戏以及坐在你后面的漂亮女孩。对你来说，被局限在这个愚蠢的机房里做这项愚蠢的测试，简直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
此时，学校的评估教员贝尔维尔先生走了进来，他要求大家都认真地听他讲话（贝尔维尔先生同时兼任学校的阅读教员以及技术部主管，他属于那种能力很高、有很强敬业精神的管理者，似乎仅凭他一个人就足以掌控学校的运转）。贝尔维尔花了一分钟时间要求同学们停止讲话，最后大家终于安静下来。
贝尔维尔先生宣布：“今年春天，你们已经进行过一次标准化测试。今天，你们要进行的是下一阶段的标准化测试。但是，这次的测试方式有所不同。如果你们这次的测验成绩高于上次，你们就可以获得20美元的奖金。”
你抬了抬眉毛，你的同学们也做出了同样的表情。有人叫道：“太好了！”突然之间，大家叽叽喳喳地交谈了起来，贝尔维尔先生立即要求大家保持安静。
贝尔维尔先生继续说道：“现在，我会在考试开始之前给你们每人发20美元的现金。请你们每人都填写好这张收据，证明你们拿到了钱。在收据上，请你们每个人都简单地写一下准备用这笔钱做些什么。在考试的过程中，请把钱放在你面前的桌子上。记住，如果你这次考试的成绩与上次相比有所提高，那么这20美元就是你的了；如果你这次考试的成绩不如上次，那么你必须还回这20美元。”说完这番话，贝尔维尔先生就开始分发20美元的纸币和收据。
你按照要求填写了收据，想象着你会用这20美元做些什么——你打算用它来买一个新滑板。你把自己的这个小小的梦想写在纸上，然后把20美元的纸币放在键盘右侧、鼠标上方。当你看着这张纸币的时候，你露出了微笑，心里想着自己如何走进滑板店，用这20美元购买新滑板的情景。
此时，贝尔维尔先生走回教室前方，打断了你的白日梦：“测试将在两分钟后开始，现在请大家登录电脑测试网页。”
你按照指示登录了电脑测试网页，时钟在嘀嗒嘀嗒地走着，你死死地盯着时钟的分针，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始考试。
“大家准备好了吗？现在测试开始！”
以前你参加标准化测试的时候从不认真看题，只是随便填写答案，因为你根本就不在乎考试成绩，你觉得这些考试毫无意义，很多题目你都空着不答。但这一次，有一张20美元的钞票摆在你面前，这项考试对你而言突然变得重要了，因此你很认真地逐一作答。有些题目一开始就把你难倒了，但是你没有像过去那样瞎猜一个答案然后答下一题，这次你真的花时间认真考虑了最佳答案。
一个小时过去了，贝尔维尔先生宣布考试结束。你是最后一个还在拼命答题的学生，你填上了最后一道题的答案，然后点击“提交”按钮，你的分数立刻出现在教师的电脑屏幕上。在全班同学都交卷以后，你就可以知道自己的成绩是否比上次有所提高。
那么，你的表现如何呢？
在这次实地实验中，我们将学生分为5组。如上文所述，其中一组学生在考试前即拿到20美元的现金，并且被告知如果成绩较上次没有提高，则必须返还这20美元。这就是“损失框架”组的情况：学生们先获得20美元，如果考试成绩不好，就会失去这20美元。
而“获利框架”组的情况是：如果学生这次的成绩比上次好，那么考试结束后我们会发给他们20美元，但是考试前我们没有给学生们发钱，他们也不会在考试的时候对着桌上那张20美元的钞票浮想联翩。所以，金钱奖励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获利”。
第三组的情况是：我们告诉学生，如果这次考试的成绩高于上次，我们会奖励给他们20美元，但是奖金并不是立即发放，而是在考试结束后的1个月内发放。第四组的情况是：如果学生的成绩有所提高，就可以获得价值3美元的小奖杯。然后，和我们的所有其他实验一样，我们设置了对照组，也就是第五组，这一组学生无论成绩如何都不会获得任何金钱奖励，但是，我们会在考试前用言语鼓励他们提高测试成绩。
事实证明，我们的这些激励机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百分制的考试中，学生们的总体成绩提高了5~10分，与富裕家庭的孩子们的成绩差距缩小了。这个成绩相当鼓舞人心。虽然学生们在进入考场之前完全不知道会有激励机制的存在，但是他们的成绩还是显著提高了。这说明种族间的学业成绩差距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由能力或知识上的差距造成的，而是因为某些孩子缺乏认真考试的动力。
我们的实验结果再次显示了了解学生的隐性动机的重要性：虽然学生对考试的兴趣不大，但是在金钱面前，学生的成绩显著提高了。（如果我们不仅提供这些激励机制，还给学生充足的时间学习和备考，成绩的提高可能会更加明显）。我们这一实验的目的并不是设计出一套激励机制方案，然后用到其他学校中去，而是诊断性的，即搞清楚种族间考试成绩的差距到底是知识方面的差距造成的，还是考试态度方面的差距造成的。知道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才能更好地设计合理的干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知道了这一点之后，我们来看看不同的激励机制如何对不同组的学生起效果。实验结果显示，年龄较大的学生对金钱奖励的反应较大，而年龄较小的学生则更喜欢小奖杯。在考试前给二年级、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学生发小奖杯，使他们的总体成绩提高了12分，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涨幅。实际上，其他研究显示，要想达到相同的效果，我们需要把班级的规模缩小1/3，或者大幅提高教师的素质。激励机制并不一定要采取金钱的形式，在某些情况下，对某些人群而言，一个小奖杯（或者一朵花、一块巧克力）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
正如我们所预测的，考前先把奖金给学生，然后威胁他们如果成绩没有提高就要收回奖金，和承诺考试结束后再发奖金相比，前者对提高学生成绩的效果更明显。而我们承诺在考试结束一个月内发放奖金的那一组学生，他们的成绩和对照组相比毫无起色。这一结果再次证明，“这个给你，但你可能会失去它”比“你可以得到它，但要在完成之后”的效果更好。要理解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我们可以试试从学生的角度来看这两种情况。同样是用金钱奖励来刺激你认真考试，如果你在考前就开始想着如何用奖金购买新滑板，你的成绩就会提高得更明显。对年幼的孩子和青少年而言，这个世界只有现在而没有未来，我们的实验帮助我们看清了哪些因素可以激发这些学生的学习动力。
显然，目前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说服学生们在考试的时候认真一点儿。但是，我们也担心很多其他问题，比如，激励机制会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失效呢？也就是说，金钱奖励可以让学生们在头几次考试中更加认真，但是，它是否能够持续有效地影响学生的行为呢？另外，学生们是不是只有在有金钱奖励的时候才会认真考试？如果下次考试没有了20美元奖金的激励，他们是否会放弃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