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所有孩子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在美国，致力于解决贫困问题的时效最长的政策项目是“启蒙教育计划”。“启蒙教育计划”始于1965年，是当时的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向贫困宣战”战略的一部分。到目前为止，这一计划已经帮助了美国的数百万儿童。虽然“启蒙教育计划”的初衷是值得称许的，但实际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研究显示，在帮助处于劣势的4岁儿童快速提高认知能力和社交能力方面，“启蒙教育计划”的效果并没有达到政府的预期。有数位学者对“启蒙教育计划”进行了剖析，发现这一计划存在着若干巨大的缺陷。根据这些学者的研究，这一计划的主要弊病在于幼儿教师自身的教育水平不够，孩子的母亲大多从事低收入的职业，只有不到30%的母亲有本科以上学历。“启蒙教育计划”的另一个弊病在于，这一计划并不是由美国教育部门负责，而是由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负责的。后者的主要职责是对教育不足的问题进行后续修补，并不负责提高教育本身的质量。我们怀疑，如果能够全面了解相关的证据，有一定判断能力的人很可能会提出质疑，“启蒙教育计划”是否真的为美国的孩子提供了显著的帮助。
这样的现实是相当令人失望的，尤其当我们考虑“启蒙教育计划”的成本时，更会感到十分痛心。每年，一个参与“启蒙教育计划”的孩子带来的支出高达22 600美元，而如果我们干脆把这个孩子送到私营幼儿园，则只需要耗资9 500美元。《时代周刊》的专栏作家乔·克莱恩曾这样批评“启蒙教育计划”：“我们不能再以无所谓的态度乱花钱了，不管这些钱是给石油公司的所谓‘补助’，还是投入‘启蒙教育计划’。对于这些不能产生回报的项目，我们实在是花不起这些冤枉钱了。”对于乔·克莱恩的说法，我们非常赞同，但问题是，什么样的计划才会产生更好的效果呢？
在总结了上一章中的各种实地实验的结果之后，我们连同我们的同事史蒂芬·列维特还有哈佛大学的罗纳德·弗莱尔，一起约见了汤姆·阿玛迪欧和格里芬夫妇，和他们进行了一次诚恳的谈话。在我们接触的K–12（从幼儿园到十二年级）阶段的学生中，我们虽然看到了成绩的显著提高，但是我们的干预并未获得根本性的成功。比如，如果我们从九年级开始接触和帮助一位学生，我们可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帮助他顺利从高中毕业，但是这名学生日后仍然不太可能成为一名成功的工程师。要想取得本质性的干预效果，从九年级开始显然已经太迟了。
那么，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想到的一个办法是，从孩子非常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他们并进行干预，这样可以让他们在人生的起步阶段就获得教育上的优势，为未来打下更好的基础。但是，想要做到这一点，并保持科学上的严谨性，我们就必须建立一所自己的实验学校，来全程监控教育过程，才可能彻底搞清楚哪些干预措施会起作用，在什么时段实施干预措施的效果最佳及其背后的原因。
但是，对像我们这样的学者来说，建立早期教育实验学校与白手建起一间实验室一样困难。虽然我们认为对于早期教育这样关乎民生的重要问题来说，上述方法可能是最佳的研究方法，但是，真要为此建立一所特殊学校的话，我们却面临大量的困难和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是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进行这项活动。我们很快就发现芝加哥高地的学区无法助我们一臂之力，因为学区在资金方面仅仅是应付自己的学前教育任务就已经捉襟见肘了，根本不可能拿出资金去帮助周围社区的孩子（为了达到实验需要的样本规模，只涵盖该学区内的孩子是不够的）。
格里芬基金会又一次对我们进行了慷慨的资助，共向我们提供了1 000万美元的资金，用于激励年幼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格里芬早教中心就此成立，它位于芝加哥市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包含两所幼儿园。在格里芬早教中心，我们进行了关于教育的大型实地实验，这很可能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教育实验之一。
格里芬早教中心项目是一个长期、全方位的实地实验项目，目的是研究如何提高幼儿教育的水平，并试图找到背后的激励机制。通过控制学校的教学大纲和其他各项因素，我们还可以同时进行各种各样的小型实验，来研究我们观察到的现象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格里芬早教中心就是我们的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我们可以放手探索，找出幼儿的“教育产出函数”。
格里芬早教中心的实验项目
在格里芬夫妇的帮助下，我们建起了两所高质量的幼儿园。它们的门口都装饰着彩色图案，草坪被修剪得整整齐齐，还点缀着美丽的花朵。在幼儿园里面，墙壁被刷成亮黄色，画着可爱的房屋和花朵。书柜里装满了儿童书籍，一箱一箱的儿童玩具、游戏用具和美术材料随处可见。每所幼儿园有5间教室、5名教师和5名助理教师，大约每7个孩子就配备一名教师。
但是，这两所幼儿园的相似之处大概只有这些了。虽然装修风格一致，但是这两所幼儿园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其中一所幼儿园中，孩子们上的是所谓“心灵工具”式的课程安排，强调的是社交技能的培养和游戏内容的结构化。在这所幼儿园，孩子们要学会如何做到延迟满足自己的需求（如果你能够耐心地等待日后的奖励，你就能更好地专注于手头的任务，取得更好的结果）。在这所学校里，我们设计了很多虚拟的“小镇”，当孩子们穿梭于这些小镇时，他们会扮演不同的角色。比如，在“糕点屋”的游戏中，一个小女孩会扮演售货员的角色，向扮演顾客的小男孩销售蛋糕，另一个小男孩则扮演糕点师，在玩具烤箱里假装烘烤着派和蛋糕。在“学校”的游戏中，某个孩子会扮演教师，其他孩子则扮演学生。在“医院”的游戏中，有的孩子扮演医生和护士，有的孩子扮演就诊的病人。随后，孩子们还会玩一类游戏，看谁能够像芭蕾舞演员一样单脚站立，或者看谁能够像一个安静的士兵一样保持不动。
通过上述游戏，孩子们能够培养和锻炼对他们未来的成功起到重要作用的非认知能力——学会如何社交、如何富有耐心地行事、如何做决策、如何听从别人的指示，以及如何倾听别人的想法。在早期教育中加入这些内容，到底会如何影响孩子们的未来呢？为了搞清楚这一问题，我们的实验将对这批儿童进行跟踪调查，直到他们成年。
在距离第一所幼儿园不远的地方是我们的第二所幼儿园，其实这两所幼儿园是相连的，只是被分隔开而已。在第二所幼儿园里，孩子和家长可以享受到跟第一所幼儿园一样多彩的环境和温馨的气氛，但是，这里的课程设置比较传统，更偏重于知识的灌输。孩子们通过看《芝麻街》学习数字和字母，完成一些基础阅读。孩子们被分成很多小组，每组学生和一名教师一起围坐在桌前，在一张彩色海报上认颜色和图形。在布置舒适的“阅读角”中，几个孩子给其他伙伴朗读童书，而教师则来回走动，为孩子们提供必要的帮助。这一个星期的阅读书目是儿童作家埃里克·卡尔的作品《好饿的毛毛虫》，幼儿园的墙上挂着孩子们自己绘制的关于这本书的图画。
第二所幼儿园的孩子们上的课程被称为“快速识字”课程。我们的实验决定跟踪上“快速识字”早教课程的孩子和上“心灵工具”早教课程的两组孩子，一直到他们成年之后，目的是研究这两种不同的早教课程对孩子们未来的生活是否会产生显著的影响。
除此之外，我们还设立了所谓的“家长课堂”。在“家长课堂”上，家长们每月集中开两次会，学习“快速识字”和“心灵工具”这两种课程中的一种。我们还为家长提供了金钱激励（每年最高可达7 000美元），奖金的多少取决于家长的出席率和参与程度，以及他们孩子的表现和进步。这些金钱激励机制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比如，在“现金”组中，每次常规评估的结果一出来，家长们就有机会获得现金；而在“大学储蓄”组中，家长们获得的奖励不是现金，而是往孩子的大学教育储蓄账户中存钱。对“大学储蓄”组的家长来说，如果他们的孩子日后能进入大学学习，就可以用这些钱来支付大学的学费和各种其他费用；如果他们的孩子日后未能考上大学，这笔钱将被收回。我们认为，“大学储蓄”组的家长面对的是一种长期的激励机制，这种激励机制不仅刺激家长在现阶段帮助孩子更好地学习，还能促进家长今后继续鼓励孩子学习。
我们的这项实验目前仍在进行中，通过这项实验，我们希望研究孩子和家长的行为是否能够被改变。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的公共教育只不过起到一个帮家长看孩子的消极作用。很多家长每天送孩子上学，然后自己去上班，下班后筋疲力尽地回到家，随便准备一些简单的晚餐，和孩子一起一边看电视一边吃晚餐。孩子了解和探索世界的过程非常复杂，很多家长把这项复杂的任务一股脑儿地扔给教师和孩子自己，他们则完全袖手旁观。对这些家长而言，家长和学校的职责是分离的、割裂的，就好像政府和教堂的分工不同一样。
而在我们看来，家长和学校的职责不应该分离。那么，我们的想法是否正确呢？如果教育变成孩子、教师、家长三方的共同任务，这会对孩子日后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为了研究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设法让家长参与子女的教育活动，并鼓励他们在孩子的发展和成长过程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那些好比中了“大乐透”的幸运家庭
2010年春天，我们开始着手实施一系列实验，而我们所拥有的时间可以说是极为紧迫的。我们不得不用和城市学区一样的方式来招聘教师和工作人员。此外，我们还需要给这两所幼儿园配齐各种设备、玩具和教学工具。我们必须设计出一些合适的激励机制，吸引家长和学生们参与“格里芬早教中心”的研究计划。然后，我们才能开始着手进行我们的实地实验。在这个过程中，汤姆·阿玛迪欧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帮我们找到了完美的地点、称职的校长和教师，我们则通过实地观摩教师的教学情况对他们进行甄选。
为了招生，我们在芝加哥高地的报纸上刊登双语广告，在食品超市里悬挂广告，大规模地发送纸质信件，在教师与学生见面会上进行各种宣传，还在教堂里摆放宣传册。2010年夏天，超过500名家长参加了我们的第一次会议，我们给每位家长都发放了号码，只有幸运的孩子才有机会被抽中参加我们的项目（这可能关乎孩子日后的人生轨迹）。有的孩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只能加入我们的“对照组”，我们对这些孩子不实施任何干预，只是定期邀请他们参加节日聚会。
会议一开始，我们就开门见山地告诉前来参加会议的家长：“我们看到太多孩子出于种种原因而无法接受良好的早期教育，我们不能再对这种情况坐视不管了。格里芬早教中心的目标是给孩子们提供免费的早期教育，我们相信这样的机会有可能改变孩子的一生，也有可能改变你的一生。对你和你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感谢大家前来参加今晚的活动。祝大家好运！”
随着装有宾果球的盒子开始转动，家长们的目光都紧张地集中在盒子上。
“52号！家长课堂！”
“我们中了！”从会议室的后方传来激动的呼喊声。罗丽莎·麦金尼和德维恩·麦金尼一起跑过来，为他们4岁的小儿子加布里埃尔报名入学。他们是加入家长课堂的120个幸运家庭之一，为此他们感到非常高兴。
罗丽莎·麦金尼和德维恩·麦金尼都来自芝加哥市不太富裕的社区。罗丽莎比较幸运，她在一所管教颇严的天主教学校接受了教育，而德维恩则和很多黑人男性一样，只能接受较少的教育。德维恩由工薪阶层的母亲和祖母一起养大，他在治安不太好的罗斯兰社区长大。他表示自己小时候觉得随时会在这个社区里受到枪击：“直到我10岁或11岁的时候，我才敢出门玩。”对德维恩而言，他对学校以外的生活从来不抱太高的期望，能活下去就已经很好了。
现在，德维恩和罗丽莎非常积极地想要改变他们的孩子们的命运。只要每个星期六能按时参加家长课堂，讨论育儿技巧，学习如何在家中教育孩子，麦金尼夫妇每年最高可获得7 000美元的奖金。当然，奖金的数额取决于他们的儿子加布里埃尔的学业成绩、出勤率，以及其他各种表现的评定。德维恩表示：“如果没有金钱方面的奖励，我们可能根本不会如此积极地参与孩子的教育，这项激励机制确实给了我们很大的动力。”其他很多被选中参加“大学储蓄”组实验的父母也表示，他们感觉自己就像中了彩票。
宾果球的盒子又一次摇出了幸运儿，这次掉出的是20号球，持有该号码的家庭的孩子可以就读我们的两所幼儿园之一。
“我觉得我们中了大奖！”塔玛拉这样告诉我们。塔玛拉是一位20岁的单亲妈妈，她有一个5岁的孩子雷吉。塔玛拉比较重视教育，但她自己却因为未成年怀孕而不得不在15岁时辍学。虽然塔玛拉自己已经偏离了她梦想的生活轨道，但是，她的孩子雷吉却可以和其他149个孩子一起参加我们的儿童早期教育实验。
第三组摇出的号码是对照组的入选者，这一组的家长表达出了明显的失望。我们安慰这些家长说，摇号完全是看运气，并且告诉他们明年还会有机会。尽管如此，这些家长还是觉得若有所失。实际上，从我们的内心深处来说，我们也觉得这些家长确实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但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对每一个孩子的早期教育进行干预，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冒着生命危险去寻找“失踪”儿童
有句谚话说：甲之蜜糖，乙之砒霜。对于那些把所有精力都放在维持家庭生计的父母来说，要他们关心子女的教育并不容易。让前文提到的加布里埃尔小朋友报名入学非常轻松，因为他的父母对子女教育非常上心，也很有责任感。但是，虽然我们的项目在家长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应，很多未被抽中的家长也表现出了强烈的失望情绪，但是从结果来看，想要说服所有被抽中的家长送孩子来幼儿园就读，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摇号被选中进入幼儿园就读的150个学生中，有22个学生在离开学还有3个星期的时候就联系不上了，当时我们正在加班加点地进行开学前的最后准备工作，而其他孩子的家长都按要求提交了相关的文件和手续。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感到十分担心，因为我们深知每一个不来就读的孩子都将失去一生中非常宝贵的一次机会。最后可能的情况是，这些“失踪”的孩子恰恰是家庭背景最不理想、最需要获得教育方面援助的孩子。此外，在所有入选的孩子都参加实验的情况下，我们的统计测试结果当然也会更加可靠。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找到这22名“失踪”的学生。
于是，我们召开了一次全员会议。在会议上，我们对学校的所有工作人员解释了找到这些孩子的重要性。我们告诉大家，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找到这些孩子，不管他们在哪里，不管采取什么手段，都要让这些孩子按时入学。我们不能让需要帮助的孩子就这样失去一次宝贵的机会。
我们找到的最重要的帮手之一是幼儿园的健康专员杰夫——他是一名体育教师，24岁，是一个高大魁梧的小伙子。在治安情况差的社区，要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杰夫算是一个能助我们一臂之力的人。我们觉得杰夫是寻找和接触这些“失踪”儿童的最佳人选，因为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不敢惹杰夫。
现在，让我们站在杰夫的立场上设身处地想一想当时的情况。想象你是杰夫—— 一个出生于中产阶层白人家庭的年轻人，有温暖的家庭，有很多朋友和兴趣爱好，有大学文凭。你的家乡是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附近的一座欧式小镇，它的名字叫作阳光草原。因为良好的出身和成长环境，你把所有这些都视作自然，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多么幸运。你对贫困又危险的社区是没有任何概念的。
在芝加哥高地一个闷热的夏日午后，你是一所实验幼儿园的工作人员。你的老板（约翰·李斯特，他也是你的舅舅）开车送你来到其中一个“失踪”儿童的家门口，然后交给你一堆以西班牙语填写的登记文件。约翰对你说：“你去敲下那扇门。等有人来开门的时候，你就说你是负责为加布里埃尔入学做登记的工作人员。”
之前，已经有很多人警告过你，芝加哥高地的这个社区可不是什么和谐美好的社区。这里的绝大部分居民都是持有枪支的危险人物，在这个社区，连警察都不敢随便上门。很多少数族裔的家庭都是短期住户，当他们缴不出房租时，就会搬家。很多家庭都不会说英语，很多家庭的孩子无人看管，他们必须自己保护自己。还有一些孩子是由他们的某些没有责任心的亲戚来看管，这些亲戚可能是酒鬼，也可能是瘾君子。对你来说，这样的环境是你从未见过的。
那么，你在这样的情况下会怎么做呢？你是直接听从老板的指令去敲门，还是坚决不同意？在杰夫的故事中，你看着约翰斩钉截铁地对他说：“不行。”
沉默了几分钟以后，约翰打开了车门，他哼了一声，自己下了车。
“你疯了吗？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你对着约翰的背影大声喊道，然后你迅速锁上了车门。
约翰大步迈上台阶，敲了敲门，却没有人应门。然后，约翰走向一位看起来十分凶悍的邻居——他的头发斑白，正透过一扇破碎的窗户向外看，看起来就像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电影《荒野浪子》里的人物。约翰对那人说道：“我来找加布里埃尔，你知道他在哪儿吗？”那位邻居一言不发，只是直勾勾地瞪着约翰看。此时，你的手指已经紧张地按在你的手机键盘上，随时准备报警了。就在这时，一名中年妇女出现在窗户旁，对约翰解释道：“他听不懂英语。”
约翰对这位妇女说道：“我是一所学校的工作人员，加布里埃尔被选中到我们学校就读了，我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加布里埃尔的妈妈。”
这位中年妇女答道：“那你去房子后面看看吧，要是有一辆蓝色汽车停在那里，加布里埃尔的妈妈就在家，不然的话……”她耸了耸肩。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你和约翰一起去了这所房子的次数共计10次，最后你们终于看见了那辆蓝色汽车。约翰又一次敲响了那扇门，把那堆文件交给了加布里埃尔的妈妈。
现在，我们找到了1个“失踪”儿童，还剩21个孩子没找到。
在另一户人家的门口，你又一次拒绝下车。于是，约翰只好自己走上前敲门。在离房子挺远的地方，你就能听到房子里的电视声，那是动画片《爱探险的朵拉》。显然家里有人。接着，约翰走到屋后，他的身影消失了，现在你觉得也许应该和约翰一起去，一个人待在车里也很恐怖。在你完全陷入恐慌状态之前，约翰又从屋子后面冒了出来，他重新回到屋子前面继续敲门，同时喊着：“卡米拉，到大门这儿来。我把一些文件放在门口了，请一定交给你妈妈！”约翰在门口站了很久，最后，放在门口的文件被慢慢地抽进去了。
事后约翰告诉你，在屋子后面，他不得不爬到一个窗台上查看屋子里的情形，这时邻居们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一边看热闹一边笑。约翰告诉那些邻居们：“我知道卡米拉在里面，因为我的孩子也爱看这个动画片。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应门呢？”有一个邻居告诉约翰，卡米拉很可能是一个人在家，所以她不敢开门。
好了，现在我们找到了两个“失踪”儿童，还剩20个孩子没找到。
第二天，你们开车来到了莉莉安娜的家。在这个全部是红砖建筑的居民区，杀人和打架是常见的事情。在你们寻找莉莉安娜家的时候，你发现一个大块头的男人正在开车跟踪你们。终于，你们找到了莉莉安娜的家，停好车。跟踪你们的男人也停下了车。你实在不敢下车，但是独自待在车里似乎更加可怕。所以，当约翰打开车门的时候，你决定和他一起下车。你们俩一起走上公寓的台阶，敲了敲门。此时，你回头看了一眼，刚才跟踪你们的男人此刻正站在院子里，一双眼睛疑惑地看着你们。
门开了，涌出来很多孩子，他们互相推搡着，想要看清楚来访者的样子。最后，终于出现了一位眼底发黄，像得了黄疸病的女人。
“请问莉莉安娜在吗？”你开口问道。同时，你感到那位跟踪你们的男人的目光正像尖刀一样刺向你的后背。
“莉莉安娜在这儿呢。”一个十几岁的黑人女孩答道，她的头上缠着沾血的绷带。你不禁开始想，这个女孩怎么伤成这样：是摔倒了，还是被人打了？此时，孩子们让出一条路，一个3岁左右大眼睛的漂亮小女孩走到了门口。你低头看着莉莉安娜，然后蹲下来看着她的眼睛问道：“你想上学吗？”
“想啊，”小女孩毫不犹豫地说道，“我想上学。”
“是我给她报名的，”那个头上缠着绷带的女孩自豪地说道，“我是莉莉安娜的姐姐。我的妹妹很聪明，我希望她能抓住我没有的机会。她上学一定没问题的。”
于是，你把手上的文件交给了这位十几岁的姐姐。你转身走下台阶，发现有20个看起来非常吓人的黑人男性正瞪着你和约翰。“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其中一个人问道。
约翰解释道：“我们是来通知莉莉安娜去上学的。她很幸运，在她上公立小学之前，可以接受免费的学前教育。”
“她不需要这些，她需要的东西都已经有了。”另一个男人说道。不过，他们还算客气，让你和约翰安然无恙地离开了。
回到车里，你决定给约翰的妻子发一条短信：“你的丈夫完全疯了，你知道吗？”
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实验成果
现在，格里芬早教中心的两所幼儿园以及家长课堂都在正常运转中。正如前文所说，我们的实验目的是搞清楚儿童在早期教育中到底需要学习哪些关键技能，才能够为日后的成功打下最好的基础。格里芬夫妇一直为我们的项目提供资金，在这些资金的支持下，我们可以持续追踪和回访这些孩子，了解他们成年后的情况，直到他们去世。自从社会实验的黄金时代（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过去之后，经济学家们已经很久没有机会做这么大型的跟踪实验了。
为了了解孩子们的成长情况，我们每年对所有孩子进行三次全面评估——第一次评估是在实验开始之前，第二次评估是在学年中期（一月），第三次评估是在学年结束的时候。这些实验评估的内容包括测试孩子们的学业和认知能力（包括词汇量、基本拼写技能、基本问题的解决能力、数数、匹配图形的能力）以及功能执行能力（又称非认知能力，比如冲动的程度）。
此外，我们还想知道我们能为芝加哥高地这些年幼的孩子进入幼儿园做哪些准备。作为一个群体，这些孩子的认知发展水平普遍低于美国儿童的平均水平：在第一次评估中，他们的认知水平相当于美国儿童平均认知水平的30%~34%。通过我们的早教计划，这些孩子能否缩小和其他孩子的差距？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很重要的，因为数据显示，如果进入幼儿园时认知能力低于美国儿童的平均水平，那么，这样的孩子在K–12阶段的表现都会比较差。
目前，格里芬早教计划实验还处在初期阶段。虽然我们的实验对象是一些生活环境堪忧的孩子，他们基本生活在相当不稳定、不理想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中，但是目前来看我们的实验仍然取得了非常喜人的成果。以前文提到的莉莉安娜为例，她的姐姐告诉我们，在参加我们的实验项目几个月以后，莉莉安娜已经可以读书和自己编故事了，显然她在口头表达能力方面的提高非常大。此外，加布里埃尔和卡米拉等孩子也都取得了明显进步。
总体来说，这两所幼儿园的课程计划都取得了成功。在项目开展后的头10个月中，“快速识字”课程组的孩子们的认知能力大幅提高，提高幅度超过了19个学习月，这一进步速度是学龄前儿童平均速度的2倍。也就是说，每在我们的幼儿园就读一个月，孩子们就可以学到2个月的学习内容。对于这种喜人的成果，我们深感自豪。“心灵工具”课程组的孩子们的认知能力也取得了明显进步。目前，这一组孩子的认知能力已经基本达到了美国儿童认知能力的平均水平，他们在非认知能力（比如自控能力）方面的提高也很大。不管是在认知能力方面，还是在非认知能力方面，我们这两所幼儿园的孩子都超过了美国儿童的平均水平。
总的来说，只要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实施正确的激励机制，贫穷家庭的孩子是完全可以赶上富裕家庭的孩子的，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只需要10个月就可以持平。
那么，“家长课堂”的情况又如何呢？对于家长入选“家长课堂”的孩子们（比如加布里埃尔）来说，他们的进步也非常明显，迅速地向美国儿童的平均水平靠拢。但是，与就读两所幼儿园的孩子们相比，“家长课堂”组孩子的进步相对较慢。尽管如此，我们所提供的短期激励机制似乎还是比较有力的：“现金”组的孩子比“大学储蓄”组的孩子进步更加明显。
但是，“家长课堂”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在实验项目中断的情况下，孩子们仍然能够维持较好的表现。也就是说，在学校放暑假期间，“家长课堂”组的孩子们比较不容易出现成绩退步的现象。所以，虽然“家长课堂”组孩子的进步速度不及就读两所幼儿园的孩子，但从长期来看，他们很可能会比后者的表现更好。这是因为“家长课堂”组的父母经过学习和培训掌握了教育孩子的工具，即使我们不再继续和他们直接接触，他们也可以继续更好地教育和培养孩子。事实上，我们发现，“大学储蓄”组的家长在暑期中对孩子的教育投入最大。
此外，数据还表明了一种我们未曾预测到的现象：在实验项目开始后的头几个月中（从9月开学到下一年1月），孩子们的进步最迅速和明显。这是很好的现象，因为这证明孩子的学前教育起作用的速度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快。重要的是，这一现象说明我们可以在孩子进入幼儿园前的几个月里进行速成式的“幼儿园预备教育”。暑假期间，各方面的资源都比较充沛——不管是教师还是学校的空间和设备，所以这样的速成教育的性价比是很高的。（我们正在对这一命题进行进一步的检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尚未满一年。）
在格里芬夫妇的支持下，我们成功地帮助了一批儿童，这些参加实验之前各方面能力都不高的孩子通过参加我们的项目，已经稳步赶上了美国儿童的平均水平。那么，这样的效应能够持续吗？随着时间的推移，家长的影响会不会最终导致幼儿早期教育的成果不再明显？速成式的“幼儿园预备教育”能否进一步帮助孩子们为成年后面对激烈的经济竞争做准备？这些问题的答案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但是让我们非常欣慰的是，我们知道我们有能力进行长期的追踪和回访，亲眼看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浮出水面，当然这多亏了格里芬夫妇的慷慨资助。
公立学校的改革与创新
以下这些名人有什么共同特点呢？他们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比尔·克林顿、马丁·路德·金、史蒂夫·乔布斯、马克·扎克伯格、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沙奎尔·奥尼尔、迈克尔·乔丹、奥普拉·温弗瑞。
答案是：他们都是公立学校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
19世纪40年代以前，只有富裕家庭的孩子才有机会接受教育。如果今天的情况仍然如此，那么美国的大部分人口可能都不识字，上述这些各行各业的顶尖人才可能会因为没有机会接受教育而只能从事体力或手工劳动。但是，19世纪中期，一件利在千秋的大事发生了：美国的公共教育系统开始免费向所有美国儿童开放。如今，85%的美国人口已经脱离了“文盲”状态。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审视美国的公共教育系统，那么谁也不能否认这实在是一项惊人的成功。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又知道这样的事实：在某些贫困的社区中，学生的毕业率并没有太大的提高。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知道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我们需要提高的地方还有很多。对于这些出生背景不理想的孩子而言，公共教育是他们改变命运、脱离贫困、获得富足生活的唯一途径。如果没有公共教育系统，很多城镇贫困家庭孩子的生活就不可能变得更好。遗憾的是，这些地区的公共教育质量不尽如人意，导致数百万儿童不能获得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机会，只能白白浪费宝贵的时间，终生遭受贫困的折磨。
那么，我们应该从这样的现象中汲取怎样的经验和教训呢？
几十年来，美国的公共教育一直深受政治上各种陈词滥调的拖累，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虽然每一届美国总统候选人都有一些关于教育的高论，而且他们身边总是围绕着各种聪明绝顶的教育专家，为他们提供各种创新性的建议，来解决公共教育方面的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措施似乎没有一项是真正起效的。这至少教给我们一件事情：为了创新而创新是不管用的，这种改革哲学无法改变美国的教育质量落后于其他国家的情况。
但是，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不能作为先进典型的芝加哥高地，却在教育方面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明路，这可能成为解决美国公共教育问题的一个有效突破口。从学前教育阶段到九年级，当家长、孩子、教师三方在激励机制的作用下努力协作时，教育质量是可以得到大幅度提高的。我们的研究显示，正确的激励机制辅以有效的实施方式（如表述同一建议时注意运用“框架效应”），就能够大大改变目前的情况。
现在，对于简单的激励机制如何在教育问题上起作用，我们已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我们还知道如何利用“框架效应”来最大化地发挥激励机制的效用（损失框架比获利框架更有效）。金钱激励对孩子们是有效的，但是行为上的干预和引导比单纯的金钱激励的效果更好，比如，我们发给学生20美元，激励他们在考试中取得更好的成绩，并威胁他们如果成绩没有提高就将奖金收回，事实证明，学生们确实能够显著提高他们的考试成绩。
同样，如果教师能够进行团队合作，并且面临着学生成绩没有提高就会失去已得奖金的威胁，那么学生的成绩也能有非常明显的提高。这种激励机制的效果极其显著，甚至能够完全消除穷孩子和富孩子之间的教育差异。只要我们懂得如何正确地激励孩子、教师和家长，就可以将学生们的成绩提高50%~100%，这意味着，贫困社区中家庭背景不理想的孩子就能和富裕社区的孩子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也许你会觉得，我们的干预手段属于条件反射的范畴。我们确实采用了这样的方式，但是事实证明它确实有效。如果情况如此糟糕的芝加哥高地都能依靠这些干预手段缩小教育方面的差距，那么我们相信美国的每一个城镇、每一个学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
格里芬夫妇和我们的想法一样，所以他们才愿意慷慨解囊，用他们的资金努力为芝加哥高地的孩子们打造一个坚实的基础教育平台。在格里芬夫妇的支持下，我们希望不仅能够帮助更多的孩子获得高中毕业文凭，并且培养他们对学习的兴趣，让学习成为一件有趣的、令人兴奋的事情。
那么，作为一个国家，美国如何才能让教育质量更高呢？我们首先应该认识到，学校不仅是教育孩子的地方，也是教育大人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应该学到哪些激励机制是有效的，而哪些激励机制则没有用。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创办公立学校的目的不是把知识填鸭式地灌输到孩子们的头脑中（更不仅仅是给家长提供一个免费看孩子的地方）。公立学校的职责不仅是把孩子们培养成为合格的公民，更应该成为每个人——研究人员、家长、教师、管理者、孩子——的实验室。
如果更多的人能积极参与各种各样的实地实验，研究什么样的激励机制才最有效，我们就能够获得更多成果。如果每个关心公共教育的人都能参与到实地实验中来，我们就能节约大量的时间、金钱，并且解决大量令我们头痛的问题。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在把某些创新机制推向全美国之前先验证它们是否有益，以及如何实施这些创新会取得最好的效果。如果我们能把美国的K–12阶段的教育质量重新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那么不仅美国的孩子会受益，整个美国也会受益。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会用实地实验的方式继续揭穿其他社会不公平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