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视行为的经济动机
让我们来想象这样一种情况：在市场营销领域从业几年之后，你的事业稳步上升，那时你决定暂时放下工作，回学校攻读工商管理学硕士（MBA）学位。现在，你手执一流大学的崭新的学位证书，竞聘某大型跨国公司的高级市场营销经理职位。一路过关斩将之后，你进入了最后一轮竞争——你和另外两位竞聘者一起去见该公司的CEO，进行最后一轮面试。对于这个职位而言，你拥有丰富的相关工作经验，因此你获得这份工作的概率似乎不小。
你穿着得体的西服，在电梯内自信地按下了12层的按键。你对自己说：“成败在此一举。”
电梯门静静地打开了，你大步走向前台，说明了来意。接待员带领你进入了一间面积很大的办公室，这里装修豪华，有占满整面墙的书架和镶在银质相框里的家庭照片。CEO大步向你走来，伸出他厚实的手掌。他微笑着对你说道：“请坐。”
CEO坐在他的艾龙办公椅上说：“你应该已经了解到，这份工作的主要内容是负责我们公司新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宣传活动。你的简历看起来非常符合这个岗位的要求。我注意到你有在中东和欧洲的相关工作经验。”
你心中不禁暗暗兴奋，回答道：“是的，我还会说好几国语言，比如荷兰语和法语。”
“是的，这一点我已经注意到了。”CEO说，“你的能力很突出，完全胜任这份工作，但是现在我们要谈谈你的个人情况。据我所知你已经结婚了，并且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如果你接下来要从事一份要求很高的全职工作，你认为在工作时间以外，你需要花多少时间来处理家庭事务？毕竟这份工作需要你经常穿梭于世界各地。”
你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如果你已经为人夫、为人父，你会如何回答？如果你已经为人妻、为人母，你会如何回答？
问题和答案都取决于你的性别，而且女性被问到这种问题的概率要远远大于男性。如果你是一位女性，此时说“家庭时间对我很重要”之类的话，那么你很可能会被贴上“不能全心投入工作”的标签。尤里的妻子埃立特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实际上，上述情节正是根据埃立特的经历改编的。
在本书的第2章和第3章中，我们已经讨论过性别差异的问题，还讨论了竞争意识方面的差异会如何影响女性的就业机会。在第4章和第5章中，我们讨论了贫困家庭的孩子在教育上如何深受不公平的困扰。
现在，我们可以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来审视歧视问题。除了性别歧视和对贫困儿童的歧视，其实还存在着很多其他歧视现象。比如种族歧视、对同性恋的歧视等。是什么导致了这些歧视问题？是否所有歧视问题都源于对他人的厌恶，还是另有原因？
在本章和下一章中，我们将向你介绍一系列的实地实验，通过这些实验，我们试图找出不同的歧视问题之间的区别。我们将更深入地对广义的歧视问题进行研究：研究这些歧视问题如何影响市场的运作，以及如何影响你和我。你将看到，通过实地实验的方法，我们成功地发现了世界上很多歧视问题背后的成因，并找到了解决方案。这一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传统的研究方法只能告诉我们某一市场中歧视问题的严重程度，却无法告诉我们到底存在何种歧视现象，歧视背后的激励机制是什么。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尽力消除歧视问题，那么，理解歧视行为背后的隐性动机绝对是这个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公正的社会不应有偏见和歧视
让我们考虑以下这些情况：
·一位黑人去买车，结果卖家给出的售价比给白人的售价高。
·一对同性恋人去买车，结果汽车销售员根本不理他们。
·修理同样的车，汽车维修厂给残疾人的报价高于给健全人的报价。
·一位黑人男性在闹市的街口问路，得到的是错误的指示；而一位白人女性在同样的地方问同一个地址，就得到了正确的指示。
·一位怀孕的女性和一位同等能力的男性竞争升职，结果老板选择了男性。
如果你曾经历过类似的情况，你可能会觉得非常不满、沮丧，甚至怒不可遏。但是，我们如何才能消除这些偏见？我们应该怎样消除这些偏见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搞清楚人们为什么要歧视他人，即持歧视态度的人的内在动机是什么？只要我们搞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可以与歧视行为进行有效的斗争了——不管是通过我们的个人行为，还是通过制定新的法律。
关于歧视问题的案例，我们可以看一下反犹太主义的历史，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这都是一段极不光彩的历史。比如，在美国内战期间，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签署过一项法案，把犹太人从田纳西州、肯塔基州和密西西比州的部分地区驱逐出去，这项法案最终被亚伯拉罕·林肯废除。在20世纪的前半叶，犹太人找工作一直面临着巨大的障碍。纽约的体育俱乐部以及其他高级社交俱乐部都不允许犹太人进入，常春藤盟校也限制犹太裔学生的录取人数。三K党和天主教神父考弗林的广播演说煽动大众对犹太人进行攻击。美国对犹太移民的人数也有严格的限制，在犹太人大屠杀时期，美国拒绝载有犹太难民的船只靠岸。亨利·福特曾大声反对“犹太威胁论”，并认为这种思想的根源来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右翼”空想家们则攻击富兰克林·罗斯福领导的美国政府被犹太势力控制了。
这一系列的歧视行为不仅影响了犹太裔移民，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这些歧视行为也深深植根于当地的文化历史中。比如，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卢旺达的种族灭绝政策、美国和澳大利亚对原住民的不公正对待等。歧视问题带来的暴行和负面影响可谓数不胜数。
在反犹太主义盛行的大环境中，一位名叫加里·贝克尔的犹太人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上。加里·贝克尔可能是现代历史上在歧视问题的研究方面做出最大贡献的人之一。
加里·贝克尔于1930年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主营煤矿开采的小镇波茨维尔。之后，加里·贝克尔随家人移居纽约市，并在那里长大成人。加里·贝克尔的父亲路易斯是一位商人，他成功地经营了一家小企业。加里·贝克尔的父母文化程度都不高，未接受过八年级以上的教育。虽然加里·贝克尔家里的书籍不多，但他们却常常针对时事进行各种讨论。根据贝克尔的说法：“我的父亲富有独立精神，他是罗斯福总统的忠实支持者。我们在家里常常讨论各种关于政治和社会公正的话题，比如房租问题、税收问题、美国南部地区的黑人待遇问题，以及如何帮助穷人等。”
当时，美国最大的犹太人社区在纽约市，即使是这样，加里·贝克尔一家人也未能躲过反犹太主义的冲击，并成为种族攻击的对象。加里·贝克尔的兄弟取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化学工程学位，本应在化工行业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却因为种族背景而无法获得重用。最终，加里·贝克尔的兄弟决定成立自己的公司。加里·贝克尔表示：“虽然种族歧视有时阻碍着犹太人的发展，但是我的爸爸总对我们说，‘只要足够努力，这些困难就可以被克服。’”
加里·贝克尔在学业方面非常努力，最终他成功地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准备攻读数学学位。同时，加里·贝克尔也很想在社会学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在大一那年，加里·贝克尔选修了一门经济学的课程，一下子着了迷，这促使他产生了一种疯狂的想法：把经济学和他对社会问题的兴趣结合起来。本科毕业之后，加里·贝克尔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师从著名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米尔顿·弗里德曼十分肯定和欣赏加里·贝克尔的天赋和努力。
跟随弗里德曼，加里·贝克尔开始学习和研究关于歧视问题的经济学。关于这段经历，加里·贝克尔说：“我感觉歧视行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在很多方面都有着复杂的表现，比如在收入、就业方面。如果雇主对黑人劳动力抱有偏见，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黑人和拥有同等劳动技能的白人相比会面临什么情况呢？”
加里·贝克尔找到了一种方法，不仅能够凸显劳动力、雇主、客户和其他各类群体中存在的偏见和歧视行为，还能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对这些现象进行研究。从某个角度来说，加里·贝克尔所做的正是找出歧视行为背后的隐性动机。“但我们必须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加里·贝克尔表示，“虽然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但当时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和文献却几乎不存在。”当时，经济系的教授们对加里·贝克尔的研究持有强烈的怀疑态度，觉得它似乎属于社会学领域而非经济学领域。在博士论文答辩时，学校甚至邀请了一位社会学家来评判加里·贝克尔的论文，但是这位社会学家对加里·贝克尔的研究并没有什么兴趣。
当然，从今天来看，加里·贝克尔的研究完全属于经济学范畴，但是当时的经济学家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对于传统经济学来说，加里·贝克尔创造的这种把经济学和社会学有机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是一个革命性的飞跃，也是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从加里·贝克尔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歧视问题存在的情况下，人和人之间的经济互动是如何进行的。比如，我们可以知道，如果雇主倾向于雇用某一类人，而不喜欢雇用另一类人（某些工作倾向于雇用女性，而另一些工作则不倾向于雇用女性），那么此时劳动力市场上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能够对上述问题做出一个较好的回答，就能对某些经济现象背后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有更深刻的理解。尽管如此，当时的经济学家们似乎并没有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虽然加里·贝克尔的研究工作遭到了很多批评，但他的导师米尔顿·弗里德曼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仍然给予他坚定的支持。在这样的鼓励下，加里·贝克尔并未丧失继续研究的信心。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加里·贝克尔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57年，27岁的加里·贝克尔根据自己的博士论文写作了一本名为“歧视经济学”的书。在这本书中，加里·贝克尔提出了“歧视偏好”的概念，即因为仇视或敌视他人而产生的偏见。这类歧视行为表现为，某一群体的人仅仅因为不喜欢其他群体的种族、宗教信仰，或性取向而避免和其他群体的人接触，甚至对其他群体采取敌对的态度和行为。
加里·贝克尔认为，歧视行为背后的动机不仅仅是金钱方面的动机，对某人或某些人的仇恨也是歧视行为的一个非常强烈的动机。带有这种敌意的人不仅会仇恨他人，还愿意为此付出金钱（如利润、工资、收入等）的代价。比如，一位仇视黑人的白人可能宁愿拿8美元的时薪和白人一起工作，也不愿意拿10美元的时薪和黑人一起工作。在这个例子中，“仇恨动机”超过了“金钱动机”。
但是，当加里·贝克尔去世界各地宣传《歧视经济学》的时候，却常常遭到反对和批评，因为很多人认为“这根本不是经济学”。基本上，反对者是这样批评加里·贝克尔的研究的：“不能说他的工作不重要或者没有意义，但这似乎应该是心理学家或社会学家的工作，而不是经济学家的工作。”随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兴起，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人们很快对歧视行为的经济学动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加里·贝克尔的著作成为当时这方面为数不多的严肃学术著作之一。
加里·贝克尔说：“突然之间，很多有影响力的人都开始阅读我的书，就像滚雪球一样。”《歧视经济学》于1971年修订再版，现在该书已经成为经济学的经典著作，书中的理论和观点彻底改变了我们对歧视问题的理解和认识。1992年，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授予加里·贝克尔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对《歧视经济学》一书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公布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新闻稿中，委员会特别指出：“加里·贝克尔的研究工作曾经相当富有争议性，遭到了很多批评，不被信任。尽管如此，加里·贝克尔并未因此放弃，而是继续坚持这方面的研究。终于，他的理论和方法得到了经济学界的认可和接纳。”
显然，这种纯粹出自仇恨和敌视的歧视行为至今仍然存在，甚至是赤裸裸的。在世界很多地方，白人和黑人之间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隔阂和摩擦，同性恋者仍遭到各种各样的恐吓和威胁，甚至被殴打或射杀。
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应该看到，在反对歧视行为的道路上，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如果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在1957年陷入昏迷，又在今天突然苏醒过来，那么他一定会对美国社会态度的巨大改变深感震惊。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人们的社会态度和社会倾向显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今日美国的生活形态和几十年前相比有天壤之别。比如，人们已经不再认为女性天生比男性能力差，也不再认同女性必须以丈夫、孩子和家庭为生活的重心。职场女性不再局限于所谓的“粉领职业”，如教师或护士等。2013年，哈佛大学的MBA毕业生中有39%的人是女性，这是前所未有的。2011年，硕士毕业生中女性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男性。事实上，今天很多雇主必须通过竞争才能聘请到能力强的职业女性，很多雇主还愿意给女性员工带薪产假，来吸引怀孕的女员工继续留在公司工作。
此外，白人对黑人的敌意似乎也在减弱。根据2011年《今日美国》和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美国公众对跨种族婚姻的接受程度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有43%的美国人认为跨种族婚姻对社会有利，另有44%的人认为跨种族婚姻不会产生什么负面影响；有超过1/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有亲戚和其他种族的人联姻，有近2/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可以接受家人和其他种族或文化群体的人结婚。
在公共政策方面，美国黑人不再被边缘化对待。政策设计者们致力于缩小白人孩子和少数族裔孩子之间的教育差距。美国民众连续两届支持一位黑人当总统。总的来说，对于消除敌意、反对歧视行为而言，社会的种种变化是非常喜人的。
经济歧视行为无处不在
基于仇恨和偏见的歧视行为正在大幅减少，这种变化当然是好现象。但与此同时，另一种歧视行为却在悄然出现并且逐渐增多，它和加里·贝克尔关注的歧视行为有着很大的区别。经济学家们把这种新的歧视称为“经济歧视”。虽然“经济歧视”与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以及同性恋歧视相比要隐蔽和微妙得多，但它正变得越来越常见、越来越复杂。经济歧视常常难以发现和分析，却又令人讨厌。经济歧视完全基于金钱上的利己动机，其目的是“找到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那一个”。虽然仇恨和敌意也是出于利己的动机，但它不是为了金钱上的利益最大化，而是通过伤害他人来满足自己的某种欲望。
如果你平时比较关注自己的各类账单，那么你很可能早对经济歧视有所了解了。如果你是一位吸烟者，那么你的医疗保险就会比不吸烟的人价格高，因为从经济角度来讲，吸烟的人更容易罹患各种治疗费用高昂的疾病。如果你的信用等级不高，当你向银行借钱的时候，银行就会收较高的利息，因为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人群相比，你欠债不还的概率更大。
另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是汽车保险。和女司机相比，男司机要购买同样的汽车保险需要支付的保险费可能会多出20%。你也许会想，这种做法是合法的吗？因为《公民权利法律手册》中明文规定，基于任意特征（如性别和种族）的歧视行为都是非法的。但是，从样本平均值的角度来看，女司机确实比男司机发生车祸的概率小，因此对保险公司而言，女司机的保险成本低于男司机。基于这样的考虑，法院裁定保险公司对男性收取较高汽车保险费（或对女性收取较低汽车保险费）的行为是合法的。
美国社会似乎已经接受和认同了某些经济歧视行为，也就是说向不同人群提供同一服务（例如保险）的价格不同这类歧视行为被认为是合法的。但是，在有些国家，此类经济歧视行为则被认为是不合法的。比如，欧盟正在讨论是否应该禁止汽车保险费用方面的性别歧视行为。根据汽车保险公司的统计，如果这一法案通过的话，男性投保者的保费将会下降约10%。（当然，汽车保险公司并不会做亏本的买卖，所以相应地，女性投保者的保费就会上升。）
此外，经济歧视行为存在的原因还可能在于，人们认为自己拥有关于其他人的经济情况的某种信息（这种想法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和事实不符）。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个人和企业可能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歧视他人的方式来获得更高的利润。比如，当一位身家百万的CEO请承包商来修缮他的豪宅时，承包商可能会开出一个比市场价高出20%的价格，因为承包商认为与住普通住宅的客户相比，住豪宅的富人有能力支付更高的修缮费用。某家企业可能会认为，为了达到股东的利润预期，公司应该对某些客户提高产品售价。这种类型的歧视行为并非出自仇恨或敌意，而是完全出于冷酷自私的金钱动机。
如果你恰好是那个“冤大头”，那么上述种种对你而言显然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但是，承包商向你索要更高的修缮费并不是因为他恨你，他只是想多赚些钱，获得更高的利润而已。从承包商（或者保险公司）的角度来说，经济歧视行为是利润最大化的一种必然选择，无关个人好恶。
从表面来看，在我们这个以交易为基础的经济体中，经济歧视行为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经济歧视行为有时也是非常丑恶的，比如，经济歧视行为的受害者往往并不知道自己被区别对待，这很不合理。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我们的各种信息和数据被机构或他人以各种方式和途径获得，这扩大了经济歧视行为的范围。如今，网络公司正在悄悄地搜集我们注册网络账号时透露的大量个人信息。通过分析这些信息，企业可以轻松地知道谁是它们想要的客户，谁是它们不想要的客户。通过对我们的个人信息进行分析，企业可以更好地实行各种经济歧视行为，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
我们来看一下罗伯特·科尔的例子。罗伯特·科尔是一位65岁的老人，居住在密西西比州的弗格森市，他很喜欢在网上搜索和研究各种信息。为了帮助一位患有糖尿病的朋友，罗伯特·科尔在网上搜索了关于糖尿病的信息，并把这些信息汇总后告诉那位患病的朋友。不久以后，罗伯特·科尔开始收到各种邮寄广告和网络广告，这些广告都是关于糖尿病药品的。是谁窃取了罗伯特·科尔的个人信息？罗伯特·科尔输入谷歌搜索引擎的关键字是如何被搜集、分析和利用的？罗伯特·科尔告诉记者：“我是不是被当作一名糖尿病患者而进入了某些公司的数据库？我没有得糖尿病，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联系这些公司别再给我发这类广告了。”
这个案例让我们感到惊慌和不安。如果我们在网上留下的个人信息——详细的购物明细、访问过的网站、经济状况等——被各种商业机构获取并加以利用，这会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事实上，大部分网站都在用某种消费者完全不了解的方法来搜集和利用他们的信息。自动搜索软件一直在网上运行，寻找各个角落里的消费者信息；网站使用名为“小甜饼”的小型文本文件和浏览器来跟踪用户；第三方数据经纪商则实时出售用户的网络信息来获利。只要你在网上购物，或者只是进行网络搜索，就会留下自己的电子指纹，各种商业机构也可以利用这些电子指纹来获取你的个人信息——购物明细、最近访问过的网站、经济状况等。然后，很多网站会利用上述信息进行定价。通过搜集和分析这些信息，公司就能够了解你的喜好和动机，从而利用你的这些个人信息来提高它们的商业利润。
网络公司可以通过研究和分析你的购物历史来判断你的经济情况，并且发现你付得起比其他客户更高的价格。如果你“不幸”比其他顾客更有钱，或者你不喜欢像其他客户那样频繁地比价，那么你很可能成为商家的经济歧视行为的受害者。
但是，你也许会问，这种类型的歧视行为究竟有什么问题呢？毕竟，在现实世界中，不同的客户也常常会为同样的商品和服务付出不同的价格。任何订过机票或酒店、租过车的人都经历过这样的价格歧视。针对同样的商品和服务，很多公司会对不同的客户给出不同的报价，并试图找到最优化的激励机制，以促使客户愿意支付最高的价格购买产品。如果你是一位成功的生意人，你要从芝加哥飞往旧金山开会，很显然，和手头很紧的年轻人相比，你不太在乎机票的价格。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航空公司不能对有钱的生意人开出更高的票价呢？
问题就在于，在网络世界里，消费者们并不知道自己是企业的经济歧视行为的对象（或者说牺牲者），因为他们不知道其他人为同一件商品支付的价格。如果一个人穿着昂贵的西装走进汽车经销店，汽车销售员就会向这个人推销店里最贵的车，这位客户多多少少会清楚自己的处境，而且店里的汽车都有明码标价，客户可以根据标价讨价还价。但是，如果这个人在网上订机票，那么他很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高工资和富裕的生活方式会导致他看到的机票报价高于其他乘客。面对这样的经济歧视行为，消费者没有任何能力抗拒或改变。
网站的定价通常是依靠计算机算法来完成的，算法考虑的信息包括客户的购物历史、家庭住址（程序会划分出“经济较好”的地区和“经济较差”的地区）、消费习惯、信用卡账户等。这些程序能够极为娴熟地区分消费者之间微小的区别，并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它们的高超能力简直令人叹为观止。即使某位消费者知道网站给自己的报价高于其他客户，他很可能也无法利用这些信息来降低自己的购买成本，因为网站不会允许他以其他价格购买这项商品或者服务。也许你会说：“那又怎么样？如果有钱人能够付得起更高的价格，那就让他们多付点儿钱好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在现实世界中，如果商家给女性、少数族裔以及残疾人开出更高的价格，那么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或不道德的。从公民权利的角度来看，虽然经济歧视行为是一个暧昧不清的灰色地带，但是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样的行为是不公平的。
与仇恨和敌视引发的歧视行为一样，经济歧视行为也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人们在街上问路的时候、购物的时候（不管是在实体商店购物还是网上购物）、找工作的时候、修车的时候，经济歧视行为无处不在。判断哪些行为是合理的，哪些行为是不合理的，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认为，认识到这种困难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当我们了解了人们歧视他人的真正的内在动机，政策制定者们才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保证每个人都受到公正的对待。
那么，如何把仇恨和敌视引发的歧视行为和经济歧视行为区分开呢？我们决定走到街头去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经济歧视会加剧种族歧视
简是一位50岁的白人女性，有几个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她头发灰白，戴着金丝眼镜，一吹冷风就会鼻头发红。简身穿藏青色的羊毛大衣，戴着米色围巾，她就是我们的“特工”。我们雇用简在芝加哥的一条街道上询问前往著名的威利斯大厦的正确路线。简问路的第一个对象是一名中年的白人女性。这位中年女性认真地告诉简，大厦的入口离这里不远，“向前走两个街区到密歇根路，然后穿过马路，再走一个街区到范布伦路，大厦的入口就在你的右手边”。简对这位女士表达谢意，并按照这条路线前行。那么，这位中年女士指的路是对的吗？
我们的第二位“特工”名叫泰隆，是一位20岁的黑人男性。他身穿一件帽衫和松松垮垮的低腰牛仔裤。泰隆十分有礼貌地叫住了另一位中年白人女性，并向她问路。这位白人女性毫不犹豫地答道：“嗯，我不知道。”然后，泰隆又向一位30多岁的男性问路，结果对方意味深长地打量了泰隆一会儿，然后给他指了一条错误的路线。
在这项实验中，我们试图研究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种族的人在问路的时候会受到怎样不同的对待。偏见会影响人们帮助别人的积极性吗？当一位外表友善的中年白人女性询问威利斯大厦的位置时，路人会做出怎样的反应？而一位年轻的黑人男性问同样的问题，又会得到怎样的回应？那么，年轻的白人女性、年轻的白人男性、年长的黑人男性呢？
我们选择的问路对象也包括不同年龄、不同种族和不同性别的路人，实验的结果如下表所示。我们的实验反映了什么情况？每位“特工”获得帮助的概率分别有多大？平均来说，被问路的人愿意花多长时间来帮助问路者？
下表中的数据给出了十分有趣的结果。如果你是一位不幸迷路的女性，那么你获得路人帮助的概率相当高，年轻女性在这方面更占优势。如果你是一位年长的黑人男性，那么你获得帮助的概率会略高于年长的白人男性。但如果你是一位年轻的黑人男性，那么你还是随身携带全球定位系统更可靠。年轻的黑人男性问路时获得帮助的概率不但小于两种肤色的年轻女性（她们得到帮助的概率最高），也小于两种肤色的中年人（不论男女），还小于白人男性。
表6–1
你可能会认为，路人不愿意停下来帮助黑人男青年是因为种族歧视，也许在某些情况下，你的这种推断是正确的。但是，我们的实验结果显示，年长的黑人男性和女性，以及年轻的黑人女性得到帮助的概率并不低，所以不能完全用种族歧视来解释。如果路人总体上来说是愿意帮助黑人问路者的，但却认为问路的黑人男青年比较具有威胁性，那么这种现象就不能用种族歧视来解释，而应该被界定为一种经济歧视行为。
路人之所以不愿意帮助泰隆，并不是因为仇恨或者敌意，相反，这种行为的内在动机是恐惧和自我保护的欲望。人们之所以害怕泰隆，是因为人们害怕自己成为犯罪对象，而黑人男青年的犯罪率确实较其他人群要高。基于同样的逻辑，我们猜测如果我们请一位光头、穿着靴子、身上文着卐字纹的白人男青年在同一个街角问路，路人大约也会纷纷加快脚步离开那里。
为了检验这一猜测，我们决定在实验中加入一些经济信号。我们再次派出泰隆和其他一些与泰隆差不多年纪的黑人男青年，但是这次我们让他们穿上了商务西装。我们认为，如果对黑人男青年的区别对待是源于仇恨，那么这批西装革履的黑人男青年问路时仍然不会获得太多帮助。另一方面，这些人西装革履的打扮会向路人释放出“安全”的信号，因此路人可能会愿意给他们指路。
实验结果和我们的预期差不多，这批衣着光鲜的黑人男青年获得了路人的友善对待，他们问路的结果和年轻女性组的问路结果相类似。因此，虽然我们未必喜欢这样的结论，但它却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是白人，那么你穿什么样的衣服没有那么重要；如果你是黑人，穿什么衣服就至关重要；如果你是一位黑人男青年，那么减少歧视的方法之一就是尽量穿得光鲜一些。
显然，这样的结果是富有争议性的。2012年，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居民区里，一个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少年特雷沃恩·马丁被一个一半白人血统、一半西班牙裔血统的社区巡逻员乔治·齐默曼开枪射杀，当时马丁穿着一件帽衫。福克斯新闻频道的评论员吉拉尔多·里维拉认为，这种穿着可能是马丁被枪杀的原因之一。他在节目中说：“我强烈呼吁所有黑人和西班牙裔青少年的父母不要让孩子穿帽衫出门。我认为对于特雷沃恩·马丁的死，他穿的帽衫和乔治·齐默曼应负的责任一样大。”
里维拉的上述言论引起了观众的极大不满，因为很多人认为里维拉的这番言论是把责任不公平地推卸到无辜的死者身上（我们也认为里维拉的这番言论是不当的）。里维拉的意思似乎是，如果深肤色的人穿帽衫，就很容易被认定是对社会有危害的黑帮分子。那么，马丁的肤色和他的着装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的死亡呢？里维拉认为是的。不幸的是，我们的实验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情况：在芝加哥街头，衣着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影响黑人男青年受到的对待。
当里维拉向马丁的父亲道歉的时候，马丁的父亲这样说：“关于穿帽衫的事情，我想要补充一点。我想很多美国人可能并不知道，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正下着雨。所以无论怎么说，当时我的儿子都有权戴上他帽衫的帽子，他只是不想被雨水淋到而已。所以，如果连下雨的时候戴上帽子都是一种罪行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太不公平了。”
让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到一个更宽泛的层面上考虑。几百年前，像特雷沃恩·马丁枪击事件这样可怕的事情比比皆是，但在受吉姆·克劳法管辖的美国南部各州，这样的事情根本无法登上新闻版面，甚至是地方新闻的版面。直到50年之前的1963年，社会活动家梅加·埃弗斯被枪杀的事件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为当时的美国民权运动添了一把火，各种肤色的人因此联合起来，为获得公正的待遇而并肩战斗。今天，枪杀一名默默无闻的黑人青少年就能引起轩然大波，这才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情况。特雷沃恩·马丁枪击事件再次让各个种族的人们团结起来，为正义和公平进行抗争。特雷沃恩·马丁枪击事件也体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虽然美国社会正日益变得更加具有包容性——为了这一目标，多少人曾为之奋斗，为之献出生命——但是，这样的局面也随时有可能被逆转，向着不好的方向发展。
根据我们在芝加哥街头进行的问路实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仇视和敌意在现在的美国社会中已经日益弱化，取而代之的是经济歧视行为，而经济歧视是一种更加微妙、更加隐性的歧视行为。更值得关注的是，有时候，经济歧视行为可以和种族主义等偏见和敌意相结合，导致非常可怕的后果。
修车费何以多出30%？
到目前为止，我们通过实地实验的方法揭示了经济歧视行为和仇恨导致的歧视行为的一个区别：前者是为了“最大化的利益”，而后者是基于“对他人的仇恨”。关于歧视行为，我们希望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即研究另一种歧视行为——对残疾人的不公正。
想象你是一个坐轮椅的残疾人。由于幼年时期的某场疾病，你的双腿无法正常行走。现在是芝加哥1月的某一天，时间是早上6点30分，温度是零下29摄氏度。你（我们假设你的名字叫作乔）住在芝加哥市中心某所公寓楼的7楼。你按停了床头柜上刺身的闹钟铃声，慢慢用手臂推开被子，艰难地穿上裤子、上衣和袜子。这些对健全人而言轻而易举的事情却已经把你累得筋疲力尽了，因此你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几分钟。之后，你缓缓地左右摇摆臀部，让自己从床上移下来，经过这一番努力，你的脚终于接触到了地面。
然后，你的双臂奋力一撑，把你的身体移入电动轮椅。在快速用完简单的早餐（包括橙汁、全自动定时咖啡机做的咖啡，以及松饼）之后，你摇着轮椅离开公寓，乘坐电梯来到一楼。人行道和停车场的积雪都已经被清除了，但地面上却结了一层薄薄的冰，很滑。尽管如此，你还是费劲儿地操控轮椅来到了你那辆装有特殊设备但已经满是凹痕的货车面前。
你按下电子钥匙上的按钮，货车的侧门自动打开了，一个小小的自动升降台弹出来。你成功地将轮椅移上升降台，升降台带着你进入货车后，你将轮椅移至驾驶座，然后发动汽车。成功地完成这一系列任务之后，你小心地抓紧方向盘，驾驶你的货车离开车位，驶出停车场。
驱车15分钟以后，你来到了盖伊汽车维修厂。盖伊汽车维修厂是你知道的几家提供残疾人停车位的维修厂之一。你操纵货车的升降台，坐着轮椅离开货车，奋力地试图让轮椅驶到积雪尚未清除的残疾人通道上。地上的冰雪让你举步维艰，但你顽强地继续努力前进，终于成功地经由残疾人通道来到了维修厂的大门口。
如果你阅读以上这些描述都感到相当痛苦的话，就不难想象成千上万的残疾人每日的生活有多么辛苦了。对健全人而言轻而易举的日常琐事，对残疾人来说却可能是你想象不到的困难，仅仅是设法完成这些日常琐事，就足以耗尽他们的精力。
关于残疾人遭遇的歧视行为，学术研究文献并不多，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很吃惊，因为随着世界人口的老龄化，行动不便的残疾人的数目也在日益增多。上文中提到的乔也是我们的“特工”。对乔来说，几乎每一项日常活动都是一场残酷的战争。就算乔成功地驱车来到了汽车维修厂，他这一天的磨炼还远远没有结束。如何搭车回家是他要面临的下一项挑战，因为很多出租车都无法装载残疾人的轮椅。
那么，你觉得乔修车的时候会去几家汽车维修厂比价吗？乔会开车从一家汽车维修厂到另一家汽车维修厂，试图找到最优惠的修车价格，还是他会为了方便而不得不接受第一家汽车维修厂的报价呢？
当你去汽车维修厂修车的时候，通常你并不知道需要支付多少维修费（除非你需要的是一些常规服务，比如更换机油或者例行保养）。汽车维修厂的人在检查你的车况以后，会估计出修车的工作量，然后给你一个报价，显然这个报价的主观成分非常大。在我们的这项实地实验中，我们请多位年龄在29~45岁的男性作为我们的“特工”，其中一半的人和乔一样，依靠轮椅和残疾人专用车辆来到汽车维修厂，而另一半的人则是健全的普通人。我们请每一位“特工”获取修理不同车辆的报价。在一半的实验中，残疾人坐着轮椅进入汽车维修厂请商家报价，而在另一半的实验中，我们请健全人去一家汽车维修厂，询问修理同一辆汽车的报价。
结果显示，残疾人得到的报价比健全人平均高出30%。天哪，这是为什么呢？
要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你不妨站在汽车维修厂老板的角度考虑一下问题。你看见乔艰难地驾驶轮椅进入你的汽车维修厂，然后你们进行了如下对话。
你：你好，今天外面真冷啊。
乔（气喘吁吁的）：是啊。我的货车有些问题，需要修理。我的货车就停在外面（指着窗外），你能告诉我需要多少钱才能修好吗？
你（看着乔）：嗯，我们现在挺忙的，但是我会叫他们尽快检查一下你的车，告诉你要花多少钱。
乔：好的，那我在这儿等着。
当乔摇着他的轮椅前往休息区等待的时候，你心里开始悄悄地打起了小算盘。你对乔感到同情，你知道他驾车来到你的店里真的很不容易。显然，乔需要休息一会儿。但同时，你不由得思考，如果乔打算去另一家汽车维修厂比价，那他又需要经历许多麻烦，他这样做的可能性大吗？
半个小时之后，负责检修的人员打电话告诉你他们已经检查了乔的车，以及修理这辆车大约需要的时间和成本。你挂上电话后告诉乔，修好他的车需要花1 415美元（实际上，这个价格比你报给健全人的价格高出了30%）。我们反复进行的实验表明了我们上面谈到的规律：平均来说，汽车维修厂给残疾人的报价比健全人高出30%。
作为汽车维修厂的老板，你为什么这样做呢？你只是为了经济利益，还是因为你不喜欢帮助残疾人或为他们提供服务？直觉告诉我们，老板敢报高价是因为他笃定眼前这位特殊的客户是不会离开这里去别家的，所以可以加价。对身有残疾的乔来说，需要排除万难才能驾车来到汽车维修厂，因此老板认为乔不会愿意再花这么大的精力去别家比价，因此他决定大胆地给乔报一个比较高的价格。换句话说，在面对残疾人顾客的时候，商家能够要高价而且不会被发现，所以他们才敢这么做。
为了测试我们的直觉是否正确，我们又雇用了一批新的“特工”，进行了一轮新的询价实验。这一次，我们要求身有残疾的和健全的“特工”都对老板说出以下的话：
我今天会去三家店比价。
你猜猜发生了什么？
这一次，老板给残疾人和健全人的报价完全一样。所以，很显然，老板只是为了谋利。老板们利用残疾人行动不便的弱势来谋利，他们采取的是典型的、有失公平的经济歧视行为。汽车维修厂的老板并不仇视残疾人，他们只是为了赚钱而已。在我们的例子中，老板们抱着利益最大化的原则，通过经济歧视的方式赚钱。
正如我们前面所展示的，经济歧视行为往往是为了谋利。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个人或企业可能会认为他们有某种动机去歧视某些人群。亚马逊网站可能认为，他们应该通过多向某些顾客收费的方式来达到股东的利润预期。保险公司可能会提高吸烟者的保费，因为他们认为让高危人群为自己的行为埋单才是公平的。汽车维修厂的老板可能会给残疾人开出更高的报价，因为残疾人的钱更容易赚。而尤里的妻子之所以没有被录用，并不是因为雇主讨厌女性，而仅仅是因为雇主对女性愿意花在工作上的时间有着某种预期。这些歧视行为都不是出自仇恨或者敌意，而完全是由经济利益驱动的。为了和这种歧视行为做斗争，不幸成为歧视对象的群体需要做的是：发出某种有效的信号，向潜在的持歧视态度的人表明，自己的种种特征更接近于不被歧视的群体。
在下一章，我们会进入新的市场继续深入挖掘仇恨引发的歧视行为和经济歧视行为之间的区别。最后，我们会对如何消除社会中的各种歧视行为进行反思并提出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