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德瑞克·帕菲特，《理与人》第89节，牛津大学出版社，1984。.2
有人可能会反对，认为吃宠物等于背叛你和宠物之间作为关系基础的信任，你不可能从朋友与保护者的身份一下变成讲究实际的农夫。这不只在心理上难以适应，也破坏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基础。
但不难想象，在某些文化中，吃宠物甚至吃朋友反而是彼此关系达到顶点的逻辑结果。在菲利普·普尔曼的《黑暗物质》三部曲中，武装熊王欧瑞克通过吃掉他死去的朋友斯科瑞斯比来表达对朋友的敬意。虽然这套书的读者大部分是儿童，但普尔曼说儿童接受这样设计似乎没有什么问题，觉得这是自然而然的。
所以动物是朋友还是食物这个问题可能是个错误的二元对立问题。在道德上，吃掉死去的宠物是可接受的，不吃反而是应该被责备的浪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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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头想要被吃掉的猪
17. 严刑逼供
35. 最后的手段
91. 无人受害
58. 信仰，还是疯狂？
上帝对哲学家说：“我是你的神，我命令你牺牲你唯一的儿子。”
哲学家回答：“这不太对，你在《十诫》里规定：‘不可杀人。’”
“主订的规则，主当然可以取消。”上帝回答。
“但是，我怎么知道你是上帝？”哲学家坚持地说，“也许你是想骗我的魔鬼？”
“你必须有信仰！”上帝回答。
“信仰，还是疯狂？也许是我的心灵在跟我开玩笑？也许你想用狡猾的方式测试我，想看看我是否已经完全失去道德本质，愿意听从来自云间、隆隆作响的声音摆布，杀掉自己的孩子。”
“我是全能的！”上帝大喊，“对你来说，你说的一切固然合理，但你只是一介凡人，怎么能拒绝我——天主，你的上帝的命令！”
“恐怕就是如此。”哲学家说，“而且，你没有给我足够的理由让我改变想法。”
资料来源：索伦·克尔凯郭尔，《恐惧与战栗》，1843。
在《创世记》中，上帝找到了更顺从的仆人亚伯拉罕，他遵循上帝的指示，要牺牲自己的儿子。直到最后一刻，他已经刀在手，天使出现阻止了他。亚伯拉罕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信仰。
亚伯拉罕到底在想什么？让我们假设亚伯拉罕坚定地信仰上帝，而上帝也确实存在，这并非无神论者对亚伯拉罕行为的批评。当时亚伯拉罕接到指示要杀他的儿子，但亚伯拉罕这样就要动手杀人难道疯了吗？在我们前面的对话中，哲学家提出的问题都可以用在亚伯拉罕身上。很可能不是上帝说的，而是魔鬼；亚伯拉罕可能疯了；这个测试也许是要看看他会不会拒绝。这三种可能性似乎比上帝要求亚伯拉罕牺牲自己的儿子更合理，毕竟，慈爱的上帝怎么会下令做出如此野蛮的行为？
在《创世记》中，人类与造物主的关系似乎比今日信徒与上帝的关系更直接，上帝与亚伯拉罕等人的对话仿佛两人坐在一起交谈。在这样的世界中，上帝指示亚伯拉罕杀子的真实性不容怀疑，但是在今日我们熟知的世界上，没人敢确定自己确实听到了上帝的话。即使听到了，我们也无法确定上帝是不是在测试亚伯拉罕会不会拒绝。
那么，如果这是一则有关信仰本质的故事，它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它不是简单地指出信仰者要遵从上帝的指示，不论这项指示有多么令人不快，而是指出了信仰者永远无法确认上帝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信仰不是等到上帝要求你行动时才产生，信仰是即便缺乏上帝存在的证据，你依然要信。有时，信仰要求信仰者超越证据，相信那些与自己先前的是非观完全相反的观念，比如，违反上帝不许无缘无故杀人的诫令。
这不是讲道坛上通常宣扬的信仰。信仰是稳固的磐石，能让信仰者感到平静，内心坚定。但如果亚伯拉罕基于自己的信仰，准备平静地杀害自己的儿子，那就表示他未能理解自己放胆去相信所带来的风险。
如果你还没被说服，可以想一下那些相信上帝希望他们成为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希望他们杀害妓女或屠杀少数族群的人。在你说上帝绝对不会命令人们做这种邪恶事之前，回想一下亚伯拉罕基于三种可能所信仰的上帝，他不仅下令亚伯拉罕牺牲他的儿子，还允许对他人妻子做出强奸行为，作为对丈夫的惩罚（《撒姆尔记下》第12章），他下令杀死其他宗教的信徒（《申命记》第13章），还要求用石头打死那些亵渎他的人（《申命记》第24章）。似乎上帝会提出什么要求是没有限制的，有些信仰者无论如何都会信仰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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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为善
18. 理性的要求
34. 不是我的错
95. 全知全能
59. 我们看到的不一样
如果你能通过别人的眼睛看世界，你会看到什么？对塞西莉亚来说，这已经不是假设或隐喻的问题。她刚刚加入相当神奇的U-View环球视觉信息交换网。这个网络能让一个人与他人相连，从而准确地看到他人看到的景象。
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难得的体验，而对塞西莉亚而言，就更令人惊奇了，因为当她看到她的朋友卢克看到的世界时，仿佛整个世界都是反过来的。对卢克来说，西红柿是红的，但是对塞西莉亚来说是蓝的。同样，天空变成红的。香蕉成熟则是由黄转绿。
U–View的工作人员听了塞西莉亚的描述后，立刻对她做了进一步测试，结果发现塞西莉亚是以颠倒的光谱看世界的：每个颜色都是其他人看到的颜色的互补色。不过，由于这个差异是系统性的，所以要不是U–View系统，大家永远都不会发现。毕竟，塞西莉亚可以跟其他人一样，正确指出西红柿是“红色”的。
你看到的世界可能跟塞西莉亚一样吗？如果我通过你的眼睛看世界，我也会觉得你看到的落日是蓝的吗？我们不可能知道答案，因为不管你怎么看世界，只要感觉色彩结构跟我的一样正常，我们说的或做的就不会产生差异。对我们来说，绿色就是草、莴苣、豌豆与一美元纸币上油墨的颜色，橘子是橘色的，愤怒者看到红色，歌手则看到忧郁的蓝色。
使用颜色词汇是否精确，完全取决于对公共物品的指称，而非个人经验，你不可能蒙着眼睛就能看到蓝色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在生物学上有相似性，我可以假设，我们彼此看到的晴朗夏日的天空不会有太大差别。
你也许会问，我们如何知道谁是色盲。这个问题的答案支持而不是弱化了塞西莉亚的例子，世界上有许多像塞西莉亚的人都能跟常人一样生活在我们之中而没有被发现。色盲没有辨别颜色的能力，而拥有完整色谱视觉的人则能清楚辨别各种颜色，从这一点出发就能发现色盲。比如，大多数人能在绿色背景中辨别出红色，但是色盲不行。在色盲的个人感官经验中，测试所反映的经验并不被包括在内。感官的经验决定了人们对色彩差异进行公共判断的能力，只要某人能够跟别人一样指出色彩的差异，我们就无法从比较中知道他看到的色彩和别人有什么不同。
每个人看世界的方式可能都不一样（听、闻、尝或感觉的方式也不一样），这还不足以引人好奇和怀疑。也许，更让人感兴趣的是这种可能性告诉我们的有关语言的应用，以及描述我们心灵生活的词汇的含义。简言之，像“红色”这个词并没有描述特定的视觉感受，而只是世上的一种规律，能与我们如何看见红色的规律一致。当我们说西红柿是红色的，“红色”这个词并不指称我们知觉到的颜色，而是指称世界的一种特征，这种特征对其他人来说也许非常不同。这意味着当塞西莉亚与卢克都说天空是蓝色时，他们说的都对，尽管他们看到的颜色完全不一样。
如果在颜色上是这样，那么是否也适用于我们经常认为属于内在与私人的事物呢？“疼痛”是一种感觉，还是一种对感觉的回应？当我说我头痛时，我指称的是我的头部有一种令人不愉快的感觉，我这样想有错吗？这种说法会不会颠覆心灵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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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专门研究红色的色盲
21. 埃皮菲尼亚人的土地
41. 就是没有蓝色
73. 变成蝙蝠
60. 照我说的做，而不是跟着我做
伊连娜·杰纳斯正在准备一份有关飞行对全球变暖有哪些影响的报告。她要告诉听众，商务飞行一年排放的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总量要比非洲国家排放的总和还多。她要告诉他们，一次长途飞行的污染量就比12个月的汽车旅行要多。她的结论是，如果我们想拯救地球，就必须减少坐飞机的次数，鼓励大家要么减少旅行，要么改用其他交通工具。
正当伊连娜想象她的演说获得热烈欢迎时，给她端酒过来的空中小姐打断了她。虚伪？伊连娜可不这么想，因为她也很清楚自己的班机对环境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即使她拒绝飞行，全球变暖也不会因此减缓一秒，需要的是大量改变与政策上的改变。伊连娜的工作要求她必须搭飞机到世界各地游说帮助消除温室效应。拒绝飞行只是个毫无意义的举动。
想到这儿，伊连娜打开了飞机上的电影频道，这时播放的是《后天》。
想想“每一份微薄的帮助”可以让自己安心一些，但是这样对吗？这取决于你怎么看待这件事。举例来说，如果每个英国人捐1英镑给慈善机构，加起来多达5 600万英镑；个人的力量有限，但集体就能创造出巨大的力量。然而，换个角度来看，如果所有人都捐了，只剩一个人没捐，此时募得的总金额只差1英镑就能达到5 600万英镑，那么不管这个人最后捐不捐这1英镑，都不会对已募得的这笔钱所能做的事造成任何重大的影响。
思考这些事实，会很合理地得出结论，认为自己的付出不重要，自己做不做都不会有什么影响，但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那就真的会产生影响了。这是个悖论，或者两种想法能协调一致吗？
伊连娜认为两种想法可以并存。你必须要做的是说服大批人相信自己的贡献确实重要，若是有足够的人错误地相信这是真的，那么我们就能得到所希望的影响。这就变成了一项光荣的诈骗计划：集体的努力能产生影响，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但除非大家认为个人的努力具有影响，否则你无法汇聚到集体的力量。
这个论证在很大程度上说服力不足，但又很难找出逻辑上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我们觉得它是错的？
一个可能的理由是尽管伊连娜在安慰自己的良心，但我们仍觉得她是个虚伪的人，因为她做的事跟她要求我们做的刚好相反，但这并不表示她对个人努力的影响的说法是错的。如果她只关心拯救地球，伊连娜对于飞行所说的话也许相当合理，但是伊连娜选择飞行依然是错的，原因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理由，也就是当你告诉别人不该做什么的时候自己去做了。换句话说，伊连娜选择飞行之所以有错，与环境无关，而只是与她违反了伦理道德有关，她要求别人遵守规则的时候，自己也应该遵守相同的规则。
这似乎能解决明显的悖论。我们集体对于飞行的钟爱有害环境，这一点没错，所有人微小的排放量加到一起就会产生负面影响。个人飞行造成的影响是可以忽略的，这一点也没有错，个体微小的排放量不会造成影响。但如果我们支持降低排放的政策，我们自己也应该遵守，不能有例外，这一点也是对的。伊连娜不应该因为破坏地球环境而受到批评，而应因为她未能遵守自己给他人的忠告。当然，如果“照我说的做，而不是跟着我做”能成为一个完全合理的请求，就另当别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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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可持续发展
82. 占便宜
83. 道德黄金法则
91. 无人受害
61. 马苏里拉芝士做的月亮
月亮是芝士做的，精确地说，是马苏里拉芝士做的。我这么说，也许已经签下了自己的死亡证明。你知道，他们不想让我们知道这种事，他们会说我疯了。但是就像黑泽明说的：“在疯狂的世界里，只有疯子才清醒。”
“但有人登陆月球了啊。”你怎么告诉他，错，那都是假的，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摄影棚里拍的。你没看过电影《魔羯星一号》吗？要不是律师，那部片子早就被当成纪录片了。
“但还有其他无人宇宙飞船前往月球。”当中绝大多数也是假的。就算有些是真的，它们带回来的样本反而证实了马苏里拉理论。当然，这些证据全都被压下了。
“可人们能用望远镜看到月球啊！”好，那你告诉我，你能辨别月球是坚硬的岩石还是柔软的芝士吗？
“但如果你说的是真的，这件事肯定早就传出去了。”你能不能小声点儿，也许我们可以因此得到一大笔钱；也可能被灭口，或是被当成疯子？
想一想：如果没有无限供应的芝士，猫王怎么在月球上活得下去？
很疯狂，不是吗？但是如果我说有20%的美国人怀疑登陆月球从来没有发生过呢？这些人都疯了吗？如果他们没疯，是什么让他们在清醒的情况下，即使是错了，还是认为登陆月球是假的，并且让马苏里拉月球假说成了不可思议的噱头？
阴谋论之所以可能出现，是因为知识的形成有两种限制。第一种被称为“理解的整体性”：我们相信的任何单一的事物都与其他观念成网状相连。比如说，你相信冰淇淋使人发胖这个观念与你的其他观念相关联，你相信冰淇淋含有高热量、脂肪摄取与体重增加之间的关系，以及营养科学的可靠程度。
第二种限制听起来相当不得了，叫作“有证据的理论弱决定论”。用直白的话来说，就是事实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决定性地证明某一个理论为真，总是存在漏洞，其他理论也有可能为真。这就是法院坚持证据只需超越“合理怀疑”的原因，因为要提出超越“所有”怀疑的证据是不可能的。
将这两种知识限制放在一起，就让最荒诞的阴谋论也有了空间。我们有充分的证据显示月球是块石头，但是这些证据并不能“迫使”我们只得出这个结论。所谓的证据漏洞在于即便如“马苏里拉芝士做的月亮”这种假说，也能找到前后一致的证据。我们只需重新安排理解的网络中其他互相关联的观念，让它们可以契合。因此，也就是重新评估显微镜的力量、腐败的程度与登陆月球的真实性之类的需要。
可以确定的是，最后你的结论听起来会相当荒谬。但重点是结论“与证据相契合”，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陷入阴谋论（以及其他有关宇宙本质的奇怪观点）的魔咒。“与证据完全符合”似乎是个让人不得不相信的理由。不管是什么理论，都能找到相符的证据，即便像“马苏里拉芝士做的月亮”这种理论也一样。
那么是什么让一个理论比别的好呢？为什么进化论说得通，而登陆月球是伪造却是荒谬的？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这或许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有将近一半的美国人认为进化论也是一场闹剧。我们能说的是，仅与证据一致不足以产生一个让人完全信服的理论，若是你认为只要符合证据，理论就可以被相信，那你应该也会相信猫王现在正在铺满比萨的天空中绕着地球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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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骗人的恶魔
3. 印度人与冰
19. 幻想破灭
98. 虚拟的幸福
62. 我思，故我在哪儿？
我叫勒内。我记得曾经看过这样的观点，如果有一样东西是我能一直确定的，那就是“我思，故我在”。如果我，戴维，现在正在思考，我必须存在才能让思考继续。这是对的，不是吗？也许我在做梦或是疯了，也许我根本不住汤顿，但只要我正在思考，我就知道露西（也就是我）存在，这让我感受到安慰。我在慕尼黑的生活充满了压力，能确定自身的存在让我有了些安全感。每天早上沿着香榭丽舍大道散步，我发现自己常常在想真实世界是否存在；我是否真的如我所想，住在夏洛茨维尔？朋友对我说：“玛德莲，再这样胡思乱想，你会把自己逼疯的！”但我不认为我疯了，我已经在不确定的世界找到确定之物。我思，故我在。我是尼格尔，我思考，因此我实际上是塞德里克。
资料来源：勒内·笛卡儿《方法论》，1637，《著作与书信》G·C·利希滕贝格，Carl Hanser Verlag出版社，1971。
这篇独白前后连贯吗？从某个意义上说，显然前言不搭后语。说话者不断地变换自己的姓名，不断矛盾地说着自己居住的地方。乍看之下，他是在胡说。
然而，从某个重要的角度来看，这段独白具有连贯性。说得更具体一点，它完全与“我思，故我在”的真理一致。首先，写下这段话的笛卡儿用它来建立非物质灵魂或自我的存在。但批评者认为笛卡儿这样做更多的是宣告，而不是证明，这段诡异的独白显示了其中的原因。
关键在于，从“我思，故我在”中得到的确定性只在思考的那一刻出现，确实，要让思想产生，就的确需要思考者存在。但短暂的确定性不能证明同一个思考者存在于时间过程中，也不能证明思考者与几分钟前的思考者是同一人。确实，“我思，故我在”只能证明思考者存在于思考的那一刻。
所以这样看，独白是合理的。这些独白并非单一而连续的自我所说的话，而是一系列自我的一系列思想，所有这些自我按顺序占据了发言者的位置。我们无须将其看得神秘，将独白视为某个患有急性多重人格紊乱的人所说的话即可，不同的人按顺序快速地控制发声功能。每当他们说“我思，故我在”时，他们说的都完全正确，但是往往话一出口，无可置疑的“我”的存在就消失了。也许，我们甚至会发现，在最后一句描绘的情况中，竟然是由第二个“我”为第一个“我”的思想做了总结。
对绝大多数没有多重人格的人来说，这具有什么意义？独白的目的是展示笛卡儿的名言所证明的内容，这与我们对他的话的认知有很大的差距。我们思考或许显示我们存在，但并未说明我们是什么，也没有说明我们在时间的流逝中是否还是原来的自己。我们从“我思，故我在”中得到确定性，但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一旦走出思考发生的瞬间，面对的就是完全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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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印度人与冰
28. 噩梦景象
51. 活在桶里
54. 捉摸不定的我
63. 不明不觉
这是个非常诡异的巧合。上周某一天，内奥米正在买咖啡，她身后的男子摸索着口袋，一不小心把钥匙圈掉了出来。内奥米捡起钥匙圈，不禁注意到钥匙圈上摇晃的小白兔。她把钥匙圈还给那男人，男人瘦削苍白的脸孔露出有些尴尬的表情，他说：“我随身带着它，感情方面的原因。”他脸红了，两人都不再说话。
第二天，内奥米准备过马路时，听见尖锐的刹车声，然后是不详的撞击声。内奥米不加思索地随着人群朝着车祸现场走去，围观的人就像被磁铁吸引的铁屑一样。内奥米想看清受害者的长相，发觉竟然是那张苍白但已被撕裂的脸。一名医生为他检查后宣布：“他死了。”
警方要求内奥米做笔录。“我只知道，昨天他在咖啡厅买了咖啡，还有他身上总是带着一个小白兔钥匙圈。”警方证实了她的说法。
5天后，内奥米排队买咖啡时，一回头差点吓得尖叫，身后站的竟是车祸中丧生的那个人。他注意到了内奥米惊吓的表情，但似乎不感到意外。“你以为我是我的孪生兄弟，对吧？”他问道。内奥米点头。“车祸之后，你不是第一个有这种反应的人。我跟我弟都会来这家咖啡馆，但通常不会一起来。”
他说话时，内奥米忍不住看着他手上的东西：一只别在钥匙圈上的小白兔。那个人也没有因此惊讶。“你知道的，母亲们总是喜欢买同样的东西给每个小孩。”
整个经历让内奥米感到不安。等她终于冷静下来之后，真正困扰她的问题是：她告诉警察的是真相吗？
资料来源：《得到佐证的事物一定会成为知识吗？》，埃德蒙德·盖蒂尔，收录于《分析哲学：文选集》，A·P·马丁尼奇和D·索萨编，Blackwell出版社，2001。
内奥米告诉警察：“我只知道，昨天他在咖啡厅买了咖啡，还有他身上总是带着一个小白兔钥匙圈。”这两个都是事实。但是内奥米说她“知道”这些事实是真的，她这样说对吗？许多哲学家认为，知识有三个条件。首先，要知道某事，必须相信它是真的。如果你相信米兰是意大利首都，就不可能知道罗马才是意大利首都；其次，你所相信的必须是真的。如果罗马是意大利首都，你不可能知道米兰是意大利首都；最后，你的真实想法必须能以某种方式自圆其说。如果你没有理由，只是碰巧相信罗马是意大利首都，尽管结果你是对的，我们也不应该说你拥有知识，你只是刚好猜对。
对于死者，内奥米有两个真实的观点，而她也能合理说明这两个观点，但她似乎并不确定这两个观点是真实的。内奥米不知道死者有个孪生兄弟，而他身上也带了相同的钥匙圈，所以内奥米误以为在咖啡馆遇到的是死者。死者如果是内奥米之前见过的那个人的孪生兄弟，而且死者在此之前并未去过咖啡馆，也没有带着相同的钥匙圈，内奥米应该还是会说自己知道有关死者的那两件事，只是这一次她错了。
内奥米知道的其实不多，即使到了现在，她还是不知道车祸前一天在咖啡厅看到的那个人是已经死于车祸，还是毫发无伤地和她在咖啡馆又碰面。内奥米搞不清谁是谁。
这个问题明显的解决方式是，我们必须缩小证明的范围。内奥米不知道真相是因为她用来宣称自己知道关于死者的两个事实的理由并不够充分。但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就应该要求知识的产生必须全面设定严格的观念证明条件。这意味着我们将会发现几乎所有我们认为自己知道的都不足以证明为知识。假如内奥米真的不知道自己对死者的所想所知，那我们也同样真的不知道自己大部分情况下的所想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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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骗人的恶魔
3. 印度人与冰
40. 木马赢家
76. 联网的大脑
64. 要避免流血，必须先流血
总统低声说：“你说的是违法的。”
“确实是，总统先生，”将军回答，“但你得想想怎样才是保护人民的最好方法。局势很清楚：塔图姆决定在自己的国内发动一次种族清洗，并攻击我们。我们的情报显示他在国内并无支持者。如果我们干掉他，该国的温和派领袖内斯塔将会取代他。”
“没错，但你说除掉他，暗杀外国领导人可违犯了国际法。”
将军叹气说：“但是，总统先生，你得看到你这种选择有多简单。一颗子弹，之后由特工善后，就能避免一场大规模的屠杀，以及可能爆发的战争。我知道你不希望自己手上染上外国领导人的血，但你想让对方的人民和我们的人民血流成河吗？”
道德拥有较法律更高的权威，这是为什么我们赞成在国家法律明显不正义或没有合法的渠道来反抗时，公民有不服从法律的权力。我们可能不同意非洲国民大会对抗种族隔离时将某些行动合理化，但是要求南非向该国黑人提供足够的法律抗争机会也是相当可笑的想法。
想象一个人们必须违法才能做正确事情的情境并不难：救人比遵守速度限制更重要；不该为了避免侵入私人领地而放弃追捕危险的罪犯；偷比饿死要强。
如果我们接受这一点，那么要求总统做的事违犯国际法并不能解决他是否应该做的问题。问题在于情况是否真的严重到不诉诸非法行动就不能避免可怕后果的程度？
如果将军的预估是正确的，那似乎可以将暗杀行动合理化。举个老套的例子，如果你知道希特勒未来会做的事，难道不会在他年轻时杀了他吗？如果不杀他，是否表示你将他的生命看得比大屠杀死亡的600万条生命以及其他因他发动的战争而死亡的无数生命重要？
然而，就像推翻萨达姆政权所显示的那样，问题是情报经常出错。事实是虽然我们事后可能认为当初应该早点儿行动，但我们不可能确定未来会有什么后果。暗杀可能阻止一场种族清洗与战争，但也可能造成更大的动荡，或只是换了人上台继续屠杀。我们必须尊重预期外后果法则。
但总统可不能轻松地耸耸肩说：“事情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政治人物的工作是预估目前与未来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并据此做决定，估算可能错误不是不作为的借口。制定政策不是以绝对确定为基础，而是以可能性为基础。
所以，这个两难仍未解决。如果塔图姆没有被暗杀，而且他如预料到的继续走下去，总统“是的，我知道这件事有可能发生，但是我无法确定，所以决定袖手旁观”这样的说辞将成为无力的辩白。与此同时，总统也不可能经常仅靠不可靠的情报就无视国际法的存在。在这件事上，总统该如何决定？可以确定的是，这绝对是个非常艰难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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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反应预测
36. 先发制人的正义
50. 善意的贿赂
77. 替罪羔羊
65. 灵魂寄居
有记忆以来，费丝就相信灵魂转世，但是最近她对自己前世的兴趣又到达了一个新的层次。费丝拜访了灵媒马乔里，并且第一次得到了有关自己前世的信息。
马乔里告诉费丝，她的前世是一个生活在特洛伊被围攻时期的贵族妇女，名叫索丝梅。费丝听她说索丝梅曾经大胆地逃离特洛伊，先逃到士麦那，然后抵达克诺索斯。索丝梅显然既勇敢又美丽，她在克诺索斯与一名斯巴达军官相爱，并在当地度过余生。
费丝并未查阅特洛伊的真实历史，以检证马乔里的故事，也从未怀疑自己就是那个曾经生活在索丝梅体内的灵魂，但她对于这其中的含义有着近乎焦虑的关心。虽然费丝对于自己曾是希腊美女感到高兴，却因为完全不记得自己曾在克诺索斯生活，所以对马乔里描述的那名女子毫无感觉，她不理解为什么自己和索丝梅会是同一个人。费丝找到了有关索丝梅的生平资料，但看起来似乎一点儿也不像她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