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第3章，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
根据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看法，虽然移民者不知道公平是什么，但他们处于找到答案的理想境况。移民者在无知的蒙蔽下决定分配物品的正确方式，无知使人处于黑暗中，不知该如何轻松应对火星上的生活，因此我们可以相信移民者在决定时完全不带偏见。比如，由于没有人知道火星上较重视的是脑力工作还是体力工作，移民者就不会贸然认为某种工作应该拿更多的报酬，他们会同等对待脑力与体力工作，这样似乎就能非常公平。
罗尔斯认为，我们若是想知道在地球上如何实现公平，就应该想象自己也处于类似境况之中。关键在于我们应该想象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聪明还是愚蠢、灵巧还是笨拙、强健还是羸弱。如果能够达到这种状态，我们就能制定出规则，决定如何在完全公平又不歧视任何人的情况下分配物品。
罗尔斯认为，如果能理性地选择这个过程，就能创造出一个尽可能让最底层的人都受益的体系。这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否处于社会底层，所以会谨慎地确认如果自己不幸沦为社会底层时，是否还有翻身的机会。这将引领我们走向自由主义社会民主的传统形式，在这样的体系中，允许一些财富聚集形式的存在，只要不牺牲财产最少者的利益就可以。
不过这种做法是否真的公平或理性呢？如果有人认为让最无能的人沉沦并没有什么不公平，我们该如何回应？如果有人主张将赌注下在赢家身上就是最理性的，而非求全支持尽可能照顾输家的社会，又说得通吗？若是以“自己”在社会上可能受到的待遇为指导原则，而非单纯考虑公平与正义，我们是否变得自私自利？
罗尔斯的支持者相信无知是最能决定公平社会面貌的工具。批评者则认为这毫无用处：当我们走到无知的幕后，我们同时也带上了既有的政治观与偏见，并且根据这些观点做决定。因此，在政治哲学史上，无知之幕被看作最有用的思想实验，也是最没价值的思想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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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救生艇
29.命悬一线
87.公平的不平等
100.便宜也有好咖啡
11. “忒修斯”号
雷·诺斯完全没想到会碰上这种事。作为国际大盗贼，他对于自己每次都能得手感到自豪。最近他的客户要他盗窃著名游艇“忒修斯”号。这艘游艇最近出了名，先是英国报业大亨卢卡斯·格鲁伯从船上坠海身亡，之后还成了加州饶舌歌手冰茶老爹的被害现场。
他来到干船坞，刚整修完的“忒修斯”号就停在这里，结果他惊讶地发现竟然有两艘一模一样的游艇。诺斯转头看着游艇保安，此人已被诺斯的同伙拿枪指着。
“如果你还想活，就告诉我哪艘才是真正的‘忒修斯’号。”诺斯问道。
“那得看情况。”保安紧张地回答，“我们开始修船时，需要更换这艘船的很多零件。我们把换下来的旧零件都留着，但工作到最后，我们发现几乎整艘船的旧零件都必须换掉。完工之后，有几个工人觉得不如用旧零件建一艘跟原船一模一样的游艇，所以你会看到这两艘船。左边这艘是用新零件整修后的‘忒修斯’号，右边这艘则是用旧零件重造的‘忒修斯’号。”
“到底哪艘才是真正的‘忒修斯’号？”诺斯又问。
诺斯的同伙握紧了枪，保安尖叫道：“我已经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诺斯挠了挠头，开始想怎么样才能把两艘船都带走。
资料来源：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1651。
哲学总是与事实倶全却仍无法解答的问题有关。在上述场景中，诺斯已经知道所有和这两艘船相关的事实，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依然没有答案。
对某些人来说，用直觉就能判断哪一艘是真正的“忒修斯”号，但他们怎么回答将取决于你怎么讲述这个故事。如果诺斯是警察，负责搜集和格鲁伯以及冰茶老爹死亡有关的呈堂证供，他一定会认定重建的“忒修斯”号才是真货。如果诺斯是历史文物收藏家，可能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
不过，如果就所有权的纠纷来看，整修后的“忒修斯”号才是原来的游艇，物主有权将船驾驶出海的也是这一艘。若是在船坞放一台延时摄影机，拍下整个工作过程，就会发现进入船坞的游艇逐渐整修完成，而重造的游艇稍后才出现在整修好的游艇旁边。整修后的游艇因此有一种存在的延续性，而重新建造的游艇则完全是新的。
哪一艘才是“真正的”“忒修斯”号？这个问题可以说有不止一个答案。这完全取决于人们对这艘船有什么利益关系。但这种说法也会引出令人不安的结果。人类不也像“忒修斯”号一样吗？随着生命的推移，体内的细胞不断死亡并被新细胞取代。我们的思想在不断变化，20岁时，脑子里10岁时的想法已经所剩无几。随着年龄的增长，思想、记忆、信仰与性情也在不断地更替。现在的我们跟许多年前的我们是不是同一个人？我们会说这个问题没有正确的答案，如果“忒修斯”号的身份问题是虚构的，那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套用到所有随时间流逝而改变的事物上？这又是否包括人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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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瞬间移动装置
46. 再生人
65. 灵魂寄居
74. 到处都是水
12. 沙滩上的毕加索
洛伊从悬崖上往下看，发现沙滩上画了一个人。这幅画逐渐引起他的注意，最后吓了他一跳。那幅画是一张非同寻常的脸，完全不是现实世界中脸的样子，而像是从各个角度同时观察一个人的脸。实际上，这张脸看起来就像毕加索。
脑子里一闪过这个念头，洛伊感觉自己心跳都停止了。他拿起望远镜，止不住地擦镜头。他看到沙滩上的男人像就是毕加索。
洛伊心跳加速。他每天都会经过这里，知道很快就会涨潮，海水将冲掉这幅天然创作的毕加索肖像。他必须想办法救下这幅画，该怎么做呢？
让海水倒退当然是徒劳的，也没有办法给沙画做个模子，就算有充足的时间也办不到，更何况现在时间所剩无多。也许洛伊可以赶回家拿相机，但这样顶多能记录原作而无法保留原作。而且，就算他真的回去拿相机，等他回来，画恐怕已经被冲掉了。或许，洛伊干脆就该利用这有限的时间欣赏这幅画作。于是他站在那凝视，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
资料来源：雷·布莱伯利《在风平浪静的季节》，收录于《忧郁的解药》，AvonBooks出版社，1981。
艺术品无法永久留存并不代表这是悲剧，主要还是取决于艺术品的形式。认为每件艺术品都应该像雕塑一样永久留存是相当愚蠢的想法。当然，我们可以拍摄演出或保留剧本，但是这些方式都只能将作品定格在某个时间点。凡是看过难忘的现场演出或音乐会的人，事后重温录像都会明白这一点。
提到雕塑与绘画，保存往往被视为一种理想。但表演艺术与造型艺术的区别有多鲜明呢？假想的毕加索沙画显然模糊了这条界线。不寻常的载体使得通常能长久保存的造型变成了稍纵即逝的表演。
一旦了解表演艺术与造型艺术之间并不存在鲜明的界线，就会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保存与修复的态度。一般来说，我们认为应该保存或修复绘画使它们和以前一样，但是或许我们应该将艺术品的逐渐磨损也看作表现形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上，许多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就考虑到作品随着时间磨损的可能。举例来说，弗兰克·盖里就相当清楚他设计的杰作——古根海姆博物馆的钛金属外层结构暴露在空气中会受到什么影响。此外，过去的艺术大师也并非对自己所上颜料会褪色的结果毫不知情。
也许，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我们渴望长存的天性是拒绝自身灭亡的一种形式。实际上艺术的寿命远超人类，因此人类往往试图通过艺术延续自己的生命（不过，伍迪·艾伦曾说过一句名言，表示他不想通过艺术实现不朽，而是通过永生）。如果我们接受艺术也会消亡，没有任何事物能真正永恒存在，也许就能看清艺术与生命的价值，更重要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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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自然就是美？
48. 恶俗与艺术
66. 伪造专家
86. 艺术的价值
13. 专门研究红色的色盲
只要关于红色，玛丽都很清楚。身为科学家，红色是她毕生研究的对象。如果你想知道我们为何看不见红外线，为什么西红柿是红的，为什么红色代表热情，问玛丽就对了。
若玛丽不是色盲，人们也许不会对她的成就感到惊讶。她完全无法辨识颜色，对她而言，世界就像一部黑白电影。
不过，现在一切都将改变。玛丽的视网膜锥状细胞本身并没有缺陷，只是信号未能经过大脑处理。神经外科技术的进步意味着玛丽有被治愈的机会，很快就能看到色彩斑斓的世界。
由于玛丽是色盲，所以尽管她非常了解红色，却不能说对红色了如指掌。玛丽还需要明白一件事：红色看起来是什么样子？
资料来源：弗兰克·杰克逊，《玛丽不了解的是什么》，重新发表于《心灵的本质》，大卫·罗森塔尔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
心智与身体是两种不同但并存的东西，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对这种观点并不感兴趣。非物质的灵魂寄宿在动物性的身体中，即精神存在于机器中，这样的观点已经过时，也缺乏根据且不符合科学。
但否定错误的世界观并不能保证我们拥有正确的世界观。如果抛弃心物二元论，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显然这个取代物是物理主义：世上只有一种东西，即物理的东西，所有的事物包括人类的心灵都是由物理上的物质构成的。可以确定的是，与其描述这种“东西”是微小的亚原子撞球，不如说它能转化成能量。它不仅构成各种形式的椅子，椅子以外的所有物品也都由它构成。
即便真的如此，物理主义者的热忱也有可能被过度解读。就算世上只有这么一种“东西”，也不一定表示凡事只能从物理的角度理解。
玛丽的故事说明的就是这一点。身为科学家，玛丽可以从“物理”的角度完全掌握红色的性质，但有一件事她无法说明，那就是红色是什么样子。科学对世界的描述无法使她形成这个认知。科学是客观的、实验的、量化的，感官经验（其实就是心灵层面的经验）则是主观的、经验的、性质化的。简而言之，无论物理世界的描述多么完整，都无法捕捉我们心灵层面的经验。正如哲学家所言，心灵不可简化成物质。
这是对物理主义者的挑战。世上除了物理的东西再无其他，心理层面的经验却无法从物理角度加以解释，这两个彼此相悖的命题如何同时存在？这岂不等于跳出了心物二元论的煎锅，却又卷入物理主义的火焰？
如果我们想象玛丽是个物理主义者，她会怎么说？或许她会说现实与表象之间的差异是事物的本质与表象存在的不同。科学关心的是前者而非后者，因为知识总是与事物为什么这样有关，而与事物看起来怎样无关。玛丽知道有关红色的一切知识，只是不知道大部分人看到的红色是什么样子。当然，玛丽确实看得见红色，只是她眼中的红色像一种灰色的阴影。
因此，当玛丽第一次看到五彩颜色时，世界将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她面前。但说玛丽看到了全新的世界这种说法对吗？或许她只是很自然地说，自己终于“知道”红色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了。不过，日常的言谈有时会导致我们看不出哲学家应该关注到的细微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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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埃皮菲尼亚人的土地
41. 就是没有蓝色
59. 我们看到的不一样
73. 变成蝙蝠
14. 对你有利的银行错误
理查德到自动提款机取钱，结果碰上一件令他惊喜的事。他要取100英镑，机器却吐出来10 000英镑，而打印出来的明细依然是100英镑。
他回家后，上网查了自己的账户，结果发现的确只扣除了100英镑。他找了个安全的地方藏好钱，心想银行很快就会发现这笔错款并要求他把钱还回去。但是几个星期过去了，银行没有人给他打电话。
两个月后，理查德认定不会有人要回这笔钱了，于是他拿着装了首付款的大袋子去了宝马车行。
但理查德在途中产生了罪恶感。难道这不是偷吗？不过，理查德很快就说服了自己，他并不是故意拿这笔钱，这笔钱是银行自己给他的。这笔钱也不是从某人身上抢来的，所以没有人因此受损。对银行而言，这笔钱只是九牛一毛，况且银行早就为这类偶发事件买了保险。就算银行因此遭受损失，那也是银行的错——它们应该设计更安全的系统。不，这不是偷。这只是理查德这辈子交的一次好运。
我还没听过，有人玩大富翁拿到“银行犯了对你有利的错——得200英镑”这张卡片时，会觉得这钱不是自己的而把钱还给银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希望有这种诚实的人。但真能做到这一点的有几个？我猜没有多少人会这样。
这并非表示人违背了道德。事实上，根据不同情况，人们会有相当细微的行为差异。举例来说，相比从大公司拿到多余的零钱，人们意外从独立的小店铺拿到多余的零钱更可能选择说出实情。这当中的原则似乎是：因某人出错而占他便宜是错的，但对象若是换成大公司，反而成了公平的行为。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我们觉得没有人会因大公司的错误而受到伤害。相较于我们得到的利益，大公司的损失根本不算什么。诡异的是，我们之所以愿意拿钱，部分原因是某种特别的正义感在推动我们。
但即使我们可以认定这是个合理化的偷盗形式，它依然是偷盗。与它是否出于意外而非存心想偷毫无关系。比如，想象你在行李取回处拿错了行李，之后发现对方的行李装了更贵重的物品，如果不设法还回去，就算一开始是意外，也无法将后来蓄意不做任何处理的决定合理化。同样，如果有人拿走你偶然疏忽未留意的贵重物品，并且振振有词地说那是你自己不够小心造成的过失，你一定会很恼火。
理查德认为银行可以负担损失，这种想法同样似是而非。如果这种说法能将他的行为合理化，那么它就能将商店里的偷盗行为合理化。商店也买保险，而轻微的窃盗案件并不足以影响商店的利润。
理查德之所以轻易被自己的理由说服，是因为他和我们一样站在有利于自己的角度思考。对自己有利的理由总是比对自己不利的理由更有说服力，我们很难消除这种偏见而从无私的角度思考。毕竟，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为自己考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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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无言胜利
82. 占便宜
83. 道德黄金法则
91. 无人受害
15. 平凡的英雄行为
二等兵肯尼没能获颁象征英勇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这让肯尼的家人感到惊讶。毕竟肯尼挡住了可能炸死数十名官兵的手榴弹。如果这还不算“面对敌人时做出标志性的英勇行为”，还有什么样的行为够格呢？
肯尼的家人要求肯尼所在的兵团对此做出解释。团里的声明如下：“过去我们总会为这样的行为颁发与之相吻合的勋章，然而我们现在不认为这样的行为属于勋章指的特别奉献。所有的军人都应该一直以所在集体的利益为重，如果我们认为二等兵肯尼的行动明显超越了他的职责，那么不为集体的利益有所行动也就可以接受，这显然是荒谬的。所以，我们不会追颁勋章给他。”
“虽然我们知道现在他的家人沉浸在悲痛中，但我们还是要指出，无论如何，二等兵肯尼都会在这场爆炸中牺牲，所以不能说肯尼牺牲生命是为了保护战友。”
这份声明的冷酷逻辑令人难以辩驳，但是在肯尼家人的心中，他们仍然认定肯尼的行为是英雄事迹。但他们该用什么论据为肯尼上诉呢？
二等兵肯尼的故事似乎可以作为哲学家所谓的超义务行为的范例，也就是说，某人做了一件好事，这件好事超越了道德对他们的要求。例如，道德要求在有能力的情况下搭救池塘里溺水的小孩，但是若换成跃入波涛汹涌的大海，冒着生命危险救人，就已超过道德的要求。换句话说，有的人可能因为其超义务行为而受赞扬，但不做也不会遭受指责。
义务行为与超义务行为之间的差异似乎是既定的，如果道德理论无视这项差异，往往会被视为理论有问题，功利主义似乎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功利主义认为，凡是道德上正确的行动就是符合多数人利益的行动。如果真是这样，一旦无法让大多数人受益，就表示无法做到在道德上正确的事，即使做这件事在很大程度上要自我牺牲。比如，有人认为，当每小时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贫穷时，我们还过着富足的西式生活，就可以说我们不道德，因为我们可以拯救生命却没有选择那么做。而且，帮助穷人甚至无须做出重大牺牲，相对而言，我们只需要放弃一些生活上的舒适，一般来说，放弃奢侈品就行了。
不过，当有人确实将自己的一生用来帮助穷人时，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些人已超越他们的职责，他们做的已经不是道德所要求的。当然，我们之所以倾向于这样思考，是因为这能帮助我们摆脱困境。毕竟，如果道德要求我们也这样做，我们将被称为道德上的失败者。同样的道理，做不到肯尼所做行为的士兵是不道德的人，而肯尼所做的将只是在场任何一个正直的人都应该做的事——不多也不少。
英雄式的行为是超义务行为还是单纯的道德行为，思考这种问题也许纯粹只是一种思维上的练习。事实在于人性就是如此，我们知道有些行为确实需要付出特别多的努力。不论是否有人做的事超越了道德上的要求，是否大多数人都是道德失败者，都不会改变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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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命悬一线
53. 双重效果原则
71. 延缓死亡
89. 杀人，还是放任死亡？
16. 赛跑的乌龟
欢迎来到雅典人龟田径大赛的决赛现场，我是这场比赛的评论员芝诺。我要说这场比赛的结果已定，阿基里斯犯了严重的错误，他让乌龟塔奎因领先他100码起跑。让我解释一下。
塔奎因的战术是不断移动，不过速度很慢。如果阿基里斯要超过塔奎因，必须先抵达塔奎因起跑的地方，这要花上几秒的时间。但抵达时，塔奎因已经向前移动并领先了一小段距离。现在，如果阿基里斯要赶超塔奎因，就必须再次抵达塔奎因目前的位置。但是，等阿基里斯抵达时，塔奎因又再度往前移动并领先了一点儿。因此，为了赶超它，阿基里斯又必须再次赶到塔奎因目前的位置。而当阿基里斯开始追赶时，塔奎因又往前移动了。以此类推，你就能看到比赛的全过程。从逻辑与数学的角度看，阿基里斯永远都不可能赶上这只乌龟。
现在要在乌龟身上下注已经太晚了，因为他们已经在等待发令员下令，然后……起跑！阿基里斯越来越接近……接近……接近……阿基里斯超越了乌龟！我真不敢相信！这真是太神奇了！
资料来源：阿基里斯悖论，芝诺，生于公元前488年。
芝诺对阿基里斯为什么无法赶超乌龟的解释是一种悖论，因为它引导我们得出了两个无法相配的东西皆为真理。论证似乎证明阿基里斯无法超过乌龟，但是经验告诉我们，阿基里斯当然能超过乌龟。但不论是论证还是经验，似乎都没错。
有些人认为可以找出论证中的瑕疵。这种论证之所以成立，在于它假定时间与空间是持续的整体，可以被无限分割成越来越小的区块。它所仰赖的概念是比赛中总是存在乌龟移动一小段距离（不论多短）的空间长度（不论多小），以及阿基里斯抵达乌龟所在位置所需的时间长度（不管多短）。也许这个假设是错的。最后你都会在时间与空间中抵达某个无法再分割的点。
然而，这个论证只会创造出不同的悖论。这个观点的问题在于它主张最小的空间单位本质上不具外延性（长、高或宽），因为一旦具有外延性，就有可能进一步分割，而我们又会再次回到赛跑悖论。然而，明显具有外延性的空间如何由不具外延性的单位构成？时间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如果最小的时间单位不具持续性，并因此无法进一步分割，时间做为一个整体怎会具有持续性？
因此，我们要面对的是悖论中的悖论：两个悖论看起来都很真实。但如果两者皆为真，将使仅有的两种可能性成为不可能。觉得混乱吗？别担心，这很正常。
寻找答案并不容易，解法需要相当复杂的数学演算，这或许是赛跑的乌龟给人的真正启发：运用基本逻辑进行的理论空想是认识宇宙基础本质的不可靠的向导。但这也是个发人深省的教训，因为我们总是仰赖基本逻辑找出论证中的矛盾与瑕疵。逻辑本身不会出错：用来解决这些悖论的复杂解法靠的是严守逻辑规则。真正难的是如何运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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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幸运轮盘
42. 拿了钱就跑
70. 突击检查
94. 税上加税
17. 严刑逼供
哈迪的犯人看起来非常顽固，但是哈迪确信自己可以让他们招供，只要用一些威胁的手段就行。在这些犯人中，布莱德是个真正的恶棍，就是他放置了巨型炸弹，试图杀死成百甚至成千上万的无辜民众。只有布莱德知道炸弹在哪儿，但是他不肯说。
布莱德的儿子韦斯利与本案无关。不过，哈迪从情报上发现尽管布莱德在拷打下拒不屈服，但只要在他面前拷打韦斯利，他一定会招供。即使不是立刻奏效，应该也能很快得到口供。
哈迪感到苦恼。他一向反对拷打，每次拷打犯人，他都会离开房间。韦斯利的无辜并不是让哈迪感到不安的唯一理由，但的确加重了他的心神不宁。但哈迪也知道这是拯救无辜民众免遭死亡或残疾威胁的唯一方法。如果他只是因为个人厌恶拷打和缺乏道德勇气而不下令拷打，是否等于判处了民众死刑？
多年来，这样的场景一直被视为纯假设性问题。文明社会不允许拷打，但是这一切都因“反恐战争”而改变，特别是发生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丑闻后。争论不只关于是否曾经有虐待行为，如果有，是谁授权的，更在于虐待是否一定是错的。
哈迪的困局是这类处境的简化版，任何具道德感与责任感的人都可能处于这种状况。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拷打辩护的人认为，虽然这种做法很可怕，但是你几乎没有选择，只能动手。例如，你如何能冒着再次发生像“9·11”事件那样的风险，而拒绝拷打某个人或某群人？这难道不是一种道德上的自我放纵？你保持了自身的清白，避免了肮脏但必要的行为，其代价却是牺牲众多无辜的生命。如果你能理解哈迪下令拷打韦斯利的案子（毕竟他是无辜的），那么拷打有罪者的案子就更不用说了。
上述论点对倾向认定所有拷打行为都是没有道理的人权支持者而言，相当具有挑战性。为了维护自身的立场，人权支持者可以从两种策略中任选其一。第一个策略是，坚持拷打在原则上是错的，即便能拯救数千条人命，也绝对不能逾越某些道德底线。施行拷打与否可以就个案加以讨论，但是对于漠视生命任其最后死亡的指控难以动摇。
第二个策略是，虽然理论上在一些罕见的案例中拷打是道德容许的行为，但我们仍必须坚称绝对反对拷打，以守住道德底线。但在实际操作中，一旦偶尔允许拷打，将不可避免地延续到原本无须拷打的案子上。有时候，更好的情况是我们在可拷打的情形下不拷打，也不在不可拷打的状况下偶然拷打。
但这些策略可能都帮不了哈迪。虽然哈迪有充分的理由遵守规定不拷打，但是他面对的情况中，拷打带来的益处是非常明显的。哈迪的困境不在于能不能拷打，而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否应该破坏规定，做出不被允许的事，以拯救无辜的生命。也许你认为哈迪不该这么做，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要做出选择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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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理性的要求
50. 善意的贿赂
57. 吃宠物之谜
79. 发条橙
18. 理性的要求
苏菲亚·马克西姆斯向来对自己的理性感到自豪，她绝不会干违反理性的事。当然，苏菲亚知道，有些基本的行为动机并非出于理性，例如爱、品味与性格。但是“变得不符合理性”并不等同于“不理性”。喜欢草莓更甚于覆盆子，这与理性或不理性无关，但就偏好而言，如果此时草莓与覆盆子同样便宜，却舍草莓而买覆盆子，就是不理性的行为。
现在，苏菲亚身处困境。有个极为聪明的朋友说服她，让她相信引爆炸弹炸死大量无辜民众，而且从中无法得到任何明显的利益（例如拯救他人的生命）是完全符合理性的行为。苏菲亚清楚地感觉到朋友的论点有些问题，但是从理性的角度来看，找不到问题在哪儿。更糟的是，这个论证要求苏菲亚尽快引爆炸弹，因此她无法多想。
以前苏菲亚总认为，拒绝正确的理性论证而选择预感或直觉是错误的。然而，在这个例子中，如果苏菲亚遵循理性，肯定会觉得自己做了罪大恶极的事。她应该刻意走上较不理性的道路，还是应该相信理性，抑制感情而引爆炸弹？
这个思想实验缺乏细节，或许会让人怀疑它的有效性。这篇文章并未告诉我们这个恶魔般的理性论点的内容，所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结论认为炸死无辜的人是好事。然而，模糊不清并非真正的问题，我们从经验中得知，人总是会被理性论证说服做恐怖的事。举例来说，反对在广岛与长崎投下原子弹的人认为，那些决定投弹的人之所以做出投弹决定，都是因为他们认为投弹是迫不得已的。
反对意见则认为，难道这些例子的理性论证没有一点儿问题吗？如果能研究这个令苏菲亚迷惑的论证，我们一定能找出其中的问题，但前提是假定其中必有问题。如果你相信理性总是选择正确的，那么很可能引爆炸弹是对的，与表面上看来相反，而非论证是错的。我们一开始即假定论证错误，等于是将直觉的信念置于理性的命令之上。
不管怎样，认为理性总是与善同行，这种乐观主义是一种错位。据说精神病患者的问题不在于缺乏理性，而在于缺乏情感。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同意这种说法，他写道：“理性是且只应是热情的奴隶。”如果理性孤立于感情之外，我们就不该假定理性总能引领我们走向善之路。
即便这种观点过于悲观，但邪恶的行为永远也不会是理性支配的，我们仍需面对自己能否完全理性的问题。苏菲亚很聪明，但是她如何辨别理性真的要求她放置炸弹？或许她根本没有能力发现论证中的瑕疵？相信理性的至高无上是一回事，相信人类的能力总能看出至高无上的要求则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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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无言胜利
44. 不至死亡，永不分离
83. 道德黄金法则
91. 无人受害
19. 幻想破灭
怪异的威勒费尔德教派成员在圣希尔达豪格登会所过着隐居生活。除了领导者，所有成员都不许接触外界。他们接受教诲，认为现实世界就如同肥皂剧所描绘的那样——那是他们唯一能看的电视节目。对威勒费尔德人来说，《加冕街》《大胆而美丽》《伦敦东区》《邻居》都不是虚构的故事，而是反映现实生活的纪录片。由于大部分教派成员都出生在当地的社群中，因此要蒙蔽大家并不难。
不过，有一天，有点儿反叛的门徒肯尼斯决定离开豪格登会所，去他经常在祭坛箱上看到的地方。当然，这是被严格禁止的，但肯尼斯仍设法逃离了这个地方。
肯尼斯对自己看到的一切感到吃惊。最让他吃惊的是他找到加冕街时，发现这条街并非在威勒费尔德真实存在，只是格林纳达摄影棚里的布景。
但当肯尼斯偷偷返回会所并且告诉其他门徒所发现的一切时，他被当成了疯子。“你永远都不该离开这里。”他们说，“外面很不安全，你的脑子骗了你！”因此，他们将肯尼斯赶出了社群，禁止他再进入。
资料来源：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洞穴寓言，公元前360年。
威勒费尔德人的故事明显是一则寓言，但是故事中的各个元素到底代表什么？
有许多方式可以解读这则寓言。有些人认为，日常经验的世界是幻觉，通往现实世界的大门需要借由神圣的药物或冥想才能打开。提到自己曾借由这种方式看到真理的人，经常被当成吸毒者或疯子，但是这些人认为我们才是笨蛋，深陷有限的感官经验世界却无法发现。
更无趣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威勒费尔德人并不质疑自己被教导的东西，他们完全接受生活中看到的一切表面现象。他们也许不会真的相信肥皂剧的内容，但是他们不加批判地接受既有的知识，包括在报纸上读到的和在电视上看到的。确切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取决于他们如何被社会化。因此，举例来说，有些人认为只有疯子才会相信美国总统犯了恐怖主义的罪行，其他人则认为疯子才会觉得美国总统其实是个聪明的家伙。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圣希尔达豪格登会所在现实世界中的对应物是什么。我们不会真的用墙将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但我们的确用许多更微妙的方式限定了自己的经验范围。若是只读一份报纸，就严重限制了自己的思维空间；若是只跟有共识的人讨论政治，就是在自我的小世界周遭树立起另一道隐喻的栅栏；若是从未试着从别人的角度看世界，更别说尝试他人的做法，那么你就只是躲在你为自己建造的狭小舒适的世界中不愿往墙外看。
也许在这方面，我们面对的最大困难是探索肯尼斯的内心世界。他可能是有着疯狂世界观且容易受骗的笨蛋，也可能真正探索到前所未见、尚且无法感知的生活维度，我们如何区别这两者？我们对于每个相信自己发现了隐藏真理的人，不能都采取先信任、毫不怀疑的态度，因为这些人的观点往往互相矛盾，不可能都正确。但如果我们太轻易就否定他们，就有变成天真愚蠢的威勒费尔德人的危险，也就是说，我们注定过着幻想的生活，而不是现实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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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骗人的恶魔
49. 这不是牛津大学
51. 活在桶里
61. 马苏里拉芝士做的月亮
20. 赖活不如好死
薇塔莉亚发现了永生的秘密，但是现在她发誓要毁了它。200年前，薇塔莉亚从马克罗普洛斯博士那里得到了长生不老药的配方，年轻而愚蠢的她照方配药并喝了下去。现在她诅咒自己对生命的贪恋。朋友、爱人和至亲陆续衰老离世，留下她一个人活在世上。没有了死亡的追赶，薇塔莉亚失去动力与野心，她开始的一切计划似乎都毫无意义。薇塔莉亚感到无趣而疲倦，现在只祈求能早日死去。
的确，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求死已成为薇塔莉亚的唯一目标，其生命的目的只剩下这一个。现在她终于找到了不老药的解药，并且在几天前服下，她可以感觉到自己正快速衰老。对薇塔莉亚来说，现在剩下的就是确保没有人像她一样注定不死。长生不老药早已毁掉，现在，她拿出那张详细记载了药方的纸，将其扔进火堆。望着火光，数十年来，她第一次笑了。
资料来源：马克罗普洛斯的例子，伯纳德·威廉姆斯，《自我的问题》，剑桥大学出版社，1973。
人们通常认为人生的悲剧在于，注定会死是唯一一件我们明确知道正等待着我们的事。薇塔莉亚的故事扭转了传统的看法，指出不死才是诅咒。我们需要死亡赋予生命外在形式与意义，没有死亡，我们将会发现人生毫无意义。从这个观点看来，如果地狱是永恒的诅咒，在冥界享受永生便是一种惩罚。
令人惊讶的是，在希望永生的人当中，几乎很少有人认真想过永生要承担什么。可以理解，我们最想要的就是延长寿命；至于到底能延长多久并非我们主要关心的。70年，如果幸运的话，似乎还不够长，有许多地方要去看、许多事物要去体验。只有拥有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些事！
或许我们可以配合预期的寿命长度为自己拟订生活计划，但不管我们拥有多长的寿命，还是会觉得不够。举例来说，想想“中青年”的现象。几代人之前，大多数人在二十几岁即结婚生子，甚至更早。现在，在人们比以前更富有，认为自己将会活得更久，便可以晚点儿生孩子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享受着延长的青春期，直到30多岁。相对于之前的几代人，这一代富裕的中青年人忙着旅行和体验更多的事。但他们满意了吗？更可能的情况是，这一代人要比过去的几代人更看重自己没有的东西。
不论我们拥有多长的寿命，似乎永远都不够，我们却没有渴望要充分利用所拥有的时间。如果我们拥有无限的时间，“充分利用”的概念将变得毫无意义：既然时间是无限的，就无所谓浪费时间。如果失去了充分利用自己人生的理由，生存难道不会变成乏味又无意义的负担吗？
当我们说生命短暂是无解的难题时，也许是在骗自己。既然我们无法控制生命长短，人生苦短的悲剧就不是我们的过错。坦承自己有责任好好利用所拥有的时间并不容易，或许我们不该想“如果我有更多时间”，而是该想“如果我能善加利用所拥有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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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幻想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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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埃皮菲尼亚人的土地
埃皮菲尼亚是一颗神奇的行星，外表和地球非常相似，但其居民与地球人完全不同。
埃皮菲尼亚星的其中一位居民赫胥黎向前来观光的地球人德克解释，早在很久以前，埃皮菲尼亚人就已经“发现”他们的思想无法影响行动。思想仅仅是身体行为的效果，而不是反过来控制身体。德克对此感到困惑。
“你不会真的相信这个说法吧？”德克反驳赫胥黎道，“举例来说，我们在这个酒吧碰面，你说：‘天啊，我太想喝啤酒了。’然后就点了一瓶啤酒。难道你认为‘我要一瓶啤酒’的想法对你的行动完全没有影响？”
“当然没有。”赫胥黎回答，仿佛这是个白痴的问题，“我们拥有思想，这些思想通常先于行动，但我们很清楚这些思想并未引发行动。我的身体和大脑其实早就准备点啤酒了。‘我太想喝啤酒’只是大脑和身体在物理活动后在脑中闪过的一个念头，思想不会引发行动。”
“对埃皮菲尼亚人来说，也许是。”德克回答。
“哦，我倒看不出地球人有什么不同。”赫胥黎道。德克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资料来源：不过他没有用《副现象论》这个被T·H·赫胥黎在一篇名为“论动物为自动之物的假设及其历史”的论文中推崇的术语，这篇论文收录于《方法和结论：托马斯·H·赫胥黎论文集》，D.Appleton and Company出版社，1898。
美国哲学家杰瑞·福多说，如果副现象论是真的，那将是世界末日。副现象论认为思想与其他精神事件并未在物质世界引发任何事物，包括我们的行动。此外，大脑与身体运作起来就像某种纯物质的机器，我们的意识经验是其副产品，由机器引发，而不会影响机器。
这将是世界末日的原因在于，似乎我们相信的与自己有关的每件事物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思想引发行动。如果思想无法影响我们的实际作为，我们所认知的世界就只不过是一场幻觉？
但这样的后果真的是接受副现象论造成的吗？我们想象埃皮菲尼亚星的目的是测试人能否在副现象论的真理下生活。从一开始的情况来看，埃皮菲尼亚人将副现象论当成某种老生常谈的道理，显然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重点在于，埃皮菲尼亚人的感受跟地球人一样，在两个案例中，他们的思想同样和行动一起出现，唯一的区别是埃皮菲尼亚人不相信他们的思想会产生任何影响。
不过，要将我们相信的思想与行动之间的联系分开是否真的有可能？如果可以，我们实际上又是如何生活的？像福多这样的人认为思想与行动不可能分离，但为什么不可能分离显然远没有解释清楚。比如，举一个思想在其中占了极大分量的例子，假设你正尝试解开一道很棘手的逻辑题或数学题，最后终于解开。此时，实际的思考难道不是在解题过程中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
可惜，不是。为什么我不能相信意识经验只是大脑层次运算时的副产品？或许它的确是必然的副产品。举例来说，沸腾的茶壶发出的噪声是加热时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但噪声并不能把蛋煮熟。因此，思考可能是神经系统计算时必然产生的副产品，思考本身无法产生问题的解决方法。
事实上，如果你想想思考是怎么回事，就会发现其中似乎带有非意识的因素。比如，答案“突然出现”在我们头脑中，而非我们的脑子找到了答案。想想思考到底是什么感觉，也许就会发现“思考是某个我们未能意识到的过程的副产品”似乎并不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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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救生艇
“没错。”自行任命为救生艇艇长的罗杰说，“这艘船上有12个人，这很理想，因为这艘船可以容纳20人。我们有充足的食物，可以支撑到有人来救我们，等待救援的时间应该不会超过24小时。所以，我想我们可以放心地吃掉多余的巧克力饼干，每个人都可以喝一口朗姆酒。有异议吗？”
“安心享用多余的饼干没问题，”梅兹先生说，“但我们的当务之急难道不是把船划过去，把那个快淹死的可怜的女人救上来吗？她向我们呼救已经有半小时了。”有些人低头看着船身，面露尴尬，其他人则摇头表示异议。
“我以为我们已经达成共识。”罗杰说，“她淹死不是我们的错，如果救她上来，我们就不能享用多余的饼干。为什么我们要破坏这里舒适的现状呢？”船上的人都咕哝着表示同意。
“因为我们可以救她，如果不救，她就会死。这个理由不够吗？”
“人生就是这么残酷。”罗杰回答，“就算她死了，也不是我们杀了她。有人要消化饼吗？”
资料来源：《救生艇地球》，奥诺拉·奥尼尔著，出自《全球性饥饿与道德义务》，W·艾肯与H·拉·富莱特编，Prentice-Hall出版社，1977。
救生艇的比喻相当容易理解。救生艇就是富裕的西方国家，溺水的妇女就是发展中国家因营养不良和可预防疾病而濒死的人。从这一点来看，发达国家的态度就跟罗杰一样冷漠。他们有能满足所有人的食物与药品，但宁可独享奢侈品，任由他人死亡，也不愿把“多余的饼干”分出去救别人。如果救生艇上的人很不道德，那发达国家也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