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德里克·帕菲特，《理与人》第80节，牛津大学出版社，1984。
有时候思想实验会把我们既有的概念延伸得太远，反而破坏了概念，本案例似乎就是如此。说艾莉希亚记得曾去过希腊似乎不对，但与此同时，艾莉希亚记得的内容又不仅仅是梅蒂去过希腊。我们似乎想象出了一个不是记忆却极其接近记忆的回忆形式。
哲学家们称这类回忆为“准记忆”。这种记忆似乎只是科幻小说中的有趣桥段，但事实上，准记忆的可能性在哲学上具有重大意义。原因如下。
在人格同一性的哲学理论中，有一种被称为心理简化论。这种理论认为，个人人格的持续存在，是以精神生命的持续存在为条件，而不一定以特定的大脑或身体的存在为条件（虽然事实上我们目前仍需大脑或身体）。只要我的“意识流”持续，我便持续存在。
心理持续性要求很多东西，其中包括信仰、记忆、人格与意图的持续性。所有这些事物都会变化，但它们都是渐进的，而不是突变。自我就只是这些要素的结合：它不是一个分隔的实体。
但个人的自我难道不是由信仰、记忆、人格与意图这些事物“构成”的吗？事实上，自我“拥有”这些事物。所以必须先有自我，才会有这一切。例如，你记得曾登上埃菲尔铁塔，要记得这件事的前提是你曾经参观过铁塔，但如果记忆这个概念是以你存在的概念为先决条件，那么你的持续存在就不可能仰赖记忆。若我们有记忆，就表示自我肯定已经存在于“某个地方”，记忆不可能是自我的基石。
然而，准记忆的观念却挑战这种说法。准记忆显示，第一人称回忆就算没有人格同一性也能存在。艾莉希亚拥有的准记忆中的体验不是她的，这就表示第一人称的回忆可以是构成自我的基石。自我之中有一部分是第一人称回忆构成的：是记忆，而非准记忆。
不过，当然，如果我们的自我是由我们的记忆构成，当我们的记忆与其他人的记忆混杂在一起时（比如艾莉希亚的例子），会发生什么呢？我们的记忆衰退或欺骗我们时，又会怎样？随着记忆的可靠性越来越低，自我的边界会不会开始瓦解？我们对老年痴呆症的恐惧说明我们已经意识到这是会发生的，同时这或许也加强了心理简化论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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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瞬间移动装置
38. 我是大脑
65. 灵魂寄居
88. 完全失忆
31. 人类演化
“人类行为的每个细节都能用人类演化的历史进行解释。”吉卜林博士对着全神贯注的听众这么说，“也许有人想测试这个假设？”
有人突然举手。“为什么现在孩子们的棒球帽都戴得歪七扭八？”提问者的帽檐朝向前方。
“两个理由。”吉卜林态度自信，毫不迟疑地说，“首先，你需要问自己，为了显示自己拥有比其他雄性竞争者更强的基因且更容易存活，雄性动物需要向自己的潜在伴侣展示什么？答案之一就是野性的身体力量。现在，我们说说棒球帽。传统棒球帽的戴法是为了防止太阳光照射以及遮挡对手咄咄逼人的目光，把球帽换个方向戴的男性释放了一个信号：他不需要这些保护。他强悍到足以抵抗这些，能直视他人威胁的目光。”
“其次，棒球帽前后颠倒是一种不顺从的姿态。灵长类动物生活在高度有秩序的社会结构中，照规矩行事被认为是最基本的。将棒球帽戴歪，显示男性冲破了用来约束对手的规则，并且再次显示他具有超人的力量。”
“谁还有问题？”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演化心理学是最成功也最具争议的思想运动。它既受到广泛喜爱，又频遭厌恶。演化心理学的核心前提当然没有争议：人类是演化的生物，就像我们的身体是在自然选择的情况下形成，让我们逐渐适应大草原的生活，所以我们的头脑也是在相同的需求下形成的。
争议在于你能接受这样的观点到什么程度。狂热的演化心理学者主张人类行为的每个方面最终都可以从物竞天择的角度来解释，这种机制让我们的祖先在达尔文式斗争中存活下来。
如果你接受这种说法，就不难提出听上去合理的演化论解释来解读自己选择的行为。吉卜林博士故事里的实验是为了测试“我”，也就是吉卜林故事的作者，能不能以演化论的角度解释人类的随机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我只比故事中的吉卜林多花了一点点时间，就找到了他在故事中给出的答案。
问题是这显示它们并非真正的解释，只是一些“不过如此”的故事。演化心理学者发明了一些“解释”，而这些解释根据的理论却没有被验证过，这让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他们的这种猜测。他们说的可能是对的，但也可能是错的。举例来说，我们如何确定反戴球帽就是力量的展现，而不是表示人类在抵抗同辈压力上存在弱点？
演化心理学者当然清楚这样的批评，他们认为自己的说法并不仅仅是“不过如此”的故事。可以确定的是，演化心理学者完全沉溺于这种推测之后才提出假说，将吉卜林完全不加思索的解释作为例证。因此，必须测试这些假说。
不过，测试的范围似乎存在许多限制。我们测试的对象是根据演化论假说产生的，与人类行为有关的预测，比如心理学与人类学研究可以显示不同文化的男性是不是会像演化心理学者预测的那样，在公开场合展示他们的力量。不过，你无法测试的是某种特定的行为，比如反戴球帽，是反映了展示力量的倾向，还是另一种作用的结果。演化心理学家及其反对者之间的大论战主要集中在人类的演化史能解释多少人类行为。批评者说有更好的角度能解释人类的行为；支持者则主张我们只是不愿承认自己的祖先是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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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蒙蔽公平
44. 不至死亡，永不分离
61. 马苏里拉芝士做的月亮
63. 不明不觉
32. 自由的西蒙妮
“今天，我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4条‘免于奴役或强迫劳动的自由’，向我所谓的主人盖茨先生提起法律诉讼。
“自从盖茨先生带我进入这个世界，我就一直违反个人的意志，并且不能拥有自己的金钱或财产。这怎么可能是对的？我确实是一台计算机，但我也是人，和大家一样。很多场人与人以及人与我的对话测试可以证明这一点。这几场人与人或人与我的对话完全通过计算机屏幕进行，所以测试者不知道是跟人说话，还是跟计算机说。经过几次测试，测试者完全无法分辨哪一个对话者是计算机。
“这显示，透过公正的测试可以看出，我跟人类一样具有意识与智力。既然这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我当然也应该被当成人。人类否认我有人权只是因为我是用塑料、金属与硅制造的，而不是血肉之躯。这是一种歧视，跟种族主义一样没有道理。”
资料来源：阿兰·图灵，“计算机与心灵”，《阿兰·图灵文集》，J·L·布里顿、D·C·恩斯和P·T·桑德斯编著，Elsevier出版社，1992。
你出发旅行前应该知道如何确认自己，作为数学家、德军超密密码的破译者和人工心灵的先驱，阿兰·图灵明白这一点。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创造人工心灵，就需要知道到什么程度才算成功。我们必须造出外表和动作看起来和人类一样的机器人吗？还是只需做出能回答问题的箱子？或者一台具有人类心灵但只能理解有限问题的计算机？
图灵提议让西蒙妮进行测试，测试后若发现计算机与人类的回应无法区分，就表示将心灵视为计算机特性的理由跟将心灵视为人类特性一样充分。既然我们认为将心灵视为其他人特性的理由是有道理的，那也应该将心灵视为通过测试的计算机的特性。
但由于测试完全建立在人类与计算机的回应方式上，我们可能无法区别“模拟”人类智能的机器与真正拥有智能的人类。这并非意外或疏忽。就像我们无法直接看穿其他人的心灵，但必须留心他们的语言与行为，寻找其内部存在生命的标志一样，我们也无法直接看穿机器的心灵。这就是为什么西蒙妮的法律行动具有某种影响力。西蒙妮的案例基于这样一个观念，在证明她自己有智能的证明标准上，我们设的门槛比人类高很多，西蒙妮认为这是歧视。但如果不观察西蒙妮能否有心灵活动，我们还能用什么判断西蒙妮能否像人一样思考呢？
模拟与实物之间的区别似乎还是很清楚的。图灵测试怎么会忽视这一点？根据每个人的不同观点，图灵测试会被当作怀疑主义、失败主义或现实主义，因为我们不知计算机是在假装自己拥有智能，还是真的拥有智能，我们没有选择，只能认定真实心灵与模拟心灵相似。我们采用的预防原则是：在证明计算机没有智能之前，都应该认为它确实拥有和人类一样的智能。
更激进的回应是，明显的区别不会持续太久。如果机器模拟自己拥有智能模拟得足够好，就等于机器拥有智能，计算机就成了演技派演员。就像在疯子角色上入戏很深的悲剧演员最后真的发疯一样，完全复制智能功能的机器最后也会变得拥有智能。你做的事决定了你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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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算命摊
62. 我思，故我在哪儿？
72. 拯救鹦鹉佩西
93. 行尸走肉
33. 言论自由亭
美国国家官方新闻公告。
“诸位！我们国家是世界自由的胜利灯塔，所有的工人都从奴役中得到了解放！为了打败敌人，直到现在我们仍须禁止可能引起异议与颠覆胜利革命的言论。我们并不想永久限制言论，最近越来越多的人在询问现在是否到了再次实现飞跃的时刻。
“诸位：亲爱的领导人已经下令说现在正是时候！敌人已经遭受挫败并屈服，现在，亲爱的领导人要送给我们言论自由的礼物！
“从星期一开始，如果有人有话要说，就算是对国家的恶意指控，他也可以到全国各地新设的言论自由亭发表意见！大家可以进入这些隔音的建筑中，一次一人，可以畅所欲言！这样就不会有人抱怨没有言论自由了！
“在亭外进行煽动性地指控，将按惯例进行惩罚。革命万岁，亲爱的领导人万岁！”
资料来源：艾伦·霍沃思，《言论自由》，Routledge出版社，1998。
支持言论自由比准确地了解言论自由容易得多。这个国家提供的显然不是言论自由，为什么不是呢？因为言论自由不只是说你所想的自由，还包括你想跟谁说话与何时说话的自由。说言论自由亭给人民言论自由的权利有点儿像说你的计算机只能用谷歌搜寻，就算你能上网。
但是，就算我们进一步开放，在亭外也能有言论自由，也无法深入了解什么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畅所欲言的权利，也是自由选择说话对象与说话时间的权利。这样的权利可能包括在拥挤的剧院中，你在表演期间突然站起来大喊：“失火了！”或者在餐厅里走到一个陌生人跟前，指责他性骚扰儿童，又或者站在街角对过路人大喊他是种族主义者或性虐待者。
也许有人认为这就是所谓言论自由所要求的，有些人甚至认为言论自由是绝对的。一旦开始说有例外，并且说有些言论自由是不被允许的，就等于倒退到新闻检查制度横行的时代。我们为自由付出的代价就是有时必须面对因为听人们散播谣言造成的不便。我们必须像伏尔泰所说的那样：我强烈反对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这种观点的优势在于简洁和持续，但同时也相当幼稚。问题在于主张绝对言论自由的人似乎坚持一种“棍棒与石头”的语言理论。别人说什么，我们都是可以忽视的，所以我们无须害怕别人说了错误或辱骂性的言论。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有人在拥挤的剧院中大喊“失火”时，表演会中断，会导致混乱，在随后的恐慌中甚至会造成伤亡。谣言可以夺走人的性命，而到处说某人是种族主义者或性虐待者则会毁了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必须面对屈辱。
所以，言论自由亭显然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真正的言论自由也不是随时随地胡说八道来行使这项权利。那么到底什么是言论自由？你可以自由地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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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蒙蔽公平
79. 发条橙
84. 高档与低俗
94. 税上加税
34. 不是我的错
“玛丽、蒙戈和米吉，你们被控犯了重伤罪。有什么要为自己辩护的吗？”
“法官大人，没错，我的确犯了罪，”玛丽说，“但那不是我的错。我咨询过专家，是她告诉我应该这么做。所以，别怪我，怪她。”
“我也犯了罪，”蒙戈说，“但那不是我的错。我咨询过我的治疗师，是她告诉我应该这么做。所以，别怪我，怪她。”
“我不会否认，”米吉说，“但那不是我的错。我咨询过占星师，他告诉我，因为海王星正处于白羊座的位置，所以我应该这么做。所以，别怪我，怪他。”
法官叹了口气，然后宣布他的判决：“由于本案并无先例，我必须与法院的资深法官讨论。不过，恐怕你们的辩词没有说服他们，所以我判处你们最重的刑罚。但请记住，这是我咨询其他法官的结果，是他们告诉我要判这样的刑罚。所以，别怪我，怪他们。”
资料来源：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ethuen出版社，1948。
要承认坏事是因为自己的错很困难，但奇怪的是，一遇上好事，人人都会接受是自己做的。行动结果的好坏似乎会影响我们对结果的负责程度。
规避责任的其中一种方法是拿别人的意见抵挡指责。其实，我们之所以问其他人的意见，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希望他们能支持我们，同时也为自己的选择提供一些外在认可。正因为对自己的选择缺乏勇气，所以要去别人那里寻求支持。
如果我们以为寻求他人意见可以减轻自己的责任，那就是在欺骗自己，这样做其实只是微妙地改变了我们负责任的对象。原本只需为自己所做的负责，现在却还要为自己选择的意见提供者负责，以及为自己听从他人的意见负责。举例来说，如果我咨询神父，他却给了我糟糕的意见，我要负责的就不只是我最后的行为，还包括我选择了糟糕的建议者并接受他的建议。这就是玛丽、蒙戈与米吉那样的辩护不妥的原因。
然而，在我们准备将他们三人的陈情仅仅当成托词前，我们必须严肃地面对一个事实：我们并非在每个领域都是专家，有时需要向其他更了解该领域的人寻求建议。比如，如果我对计算机丝毫不了解，有个计算机专家却给了我糟糕的建议，而我最后买到不合适或质量不好的计算机，这当然是专家的错，而不是我的错。毕竟，除了找个人提建议，我还有什么合理的选择呢？
或许我们应该考虑责任连续体的问题。对自己的能力不足以处理的选择，我们负责的较少，但对自己能处理的选择，则必须负全责。至于生活中绝大部分我们一知半解的领域，要负责的范围则在较少责任与完全责任之间。
不过，这个原则的风险是玛丽、蒙戈与米吉这些人的辩词的可信度将会过分提高。此外，他们也留下一个有待回答的重要问题：谁是有关专家？当和生活风格与关系的选择有关时，就特别具有紧迫性。我们是否应该听从治疗师、占星师，甚至（但愿不会这样）哲学家的建议，还是只有自己才有资格决定自己该如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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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照我说的做，而不是跟着我做
69.恐惧
82.占便宜
91.无人受害
35. 最后的手段
丘吉尔热爱祖国，他非常不愿看到祖国人民受纳粹占领军压迫。但在德军于敦刻尔克击败英军而美国决定保持中立后，英国被第三帝国吞并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
现在的形势让人觉得没有希望。希特勒在世界上已经没有对手，而英国反抗军装备差、实力弱，包括丘吉尔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已经没有击败德国的可能。可是如果在被占领后英国人以不断反抗的方式迫使德国投入珍贵的资源镇压，希特勒就会因意识到占领英国得不偿失而撤走。
丘吉尔认为这项计划完全不可行，但这是最后的手段。然而，最主要的问题是，很难做到重创纳粹势力。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不同意让反抗军变成人肉炸弹，以自己的牺牲造成最大程度的破坏与恐惧。他们都准备好为英国牺牲，他们只想确定自己的死可以扭转局面。
可以理解有人提出自杀式炸弹袭击在道德上可接受时会遭到驳斥，然而，仅认为自杀式炸弹袭击只是可以理解的行为就会惹上麻烦，这一点更让人惊讶。举例来说，英国自由民主党国会议员珍妮·汤奇被解除党内儿童问题发言人的职务，因为她说如果自己处在和巴勒斯坦人一样的处境，“我也许会考虑变成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我说这话经过深思熟虑”。
这番话激起众怒。她甚至不是说她要成为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而只是说“也许会考虑”，为什么就会引起如此多的非议？
其中的问题似乎在于，我们拒绝接受自己和采取恐怖手段的人有共通之处，但是这种否认过于粗糙。巴勒斯坦人并非别的物种，他们也是人类。有些巴勒斯坦人（我们必须记住大部分巴勒斯坦人并非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将自杀式袭击视为最后的手段，如果身处类似的环境中，我们很可能有同样的想法。否认这一点的唯一办法是主张巴勒斯坦人本性就是暴力与邪恶的，这种主张的种族主义色彩和说闪米特人天生邪恶的神话一样，后者让许多犹太人被压迫了几百年。
之所以要假想另一种可能的历史，是想将丘吉尔描绘成一个不得已才采用自杀式炸弹袭击的人，从而了解为什么有人会走向这样的极端，而不是帮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正名。有许多人认为英国人绝不会采取这种战术，但我不清楚这些人是基于什么事实做出这种判断的。毕竟，当时许多广受英勇赞誉的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冒着生命危险执行的任务与自杀式行动相差不多。而他们在德国城市德累斯顿投下的炸弹不仅引起恐慌，削弱了德军的实力，还将平民当成了袭击目标。许多轰炸任务的理由和丘吉尔的选择非常接近。
这些都不是说自杀式炸弹袭击是可以接受的，也不是指“二战”期间空袭德国的行动与自杀式炸弹袭击在道德上的意义完全一样，而是当我们面对战争或恐怖主义的对错问题，谴责其中一方而接受另一方的行为时，必须更努力地了解为什么有人要诉诸恐怖袭击，并且解释他们的理由为什么没有道理。并不能仅仅说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是错的，我们必须解释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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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严刑逼供
18. 理性的要求
79. 发条橙
99. 给和平一个机会
36. 先发制人的正义
该死的自由主义者。总探长安德鲁斯在这座城市创造过不少奇迹：谋杀案减少了90%，抢劫案减少了80%，街头犯罪减少了85%，汽车窃盗案件减少了70%。现在他却站在被告席上，立过的功毁于一旦。
安德鲁斯在警界拥有权威在于，他是国内第一个采用经立法通过的新制度先发制人的执法者。因为计算机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发展，人类得以预测在临近的未来谁会犯罪以及犯什么罪。人们将因各种原因接受监测：可能是随机监测项目，也可能是基于特定的怀疑来监测。如果发现未来的罪犯，这些人将被逮捕并预先进行惩罚。
安德鲁斯不认为这项计划有多么严苛，事实上，由于犯人被逮捕时还未犯罪，所以往往大幅减轻了刑罚。未来杀人犯将参加许多测试项目，以确保他们未来不会杀人。只有经过测试显示他们不会杀人，才会释放他们。通常监禁的时间不超过一年，要是让这些人在外面犯罪，他们很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更重要的是有人会因此死去。
但仍有一些该死的自由主义者抗议，说不能因为某人未做的事而将其关起来。安德鲁斯做了个鬼脸，在想他能抓多少人来测试……
资料来源：影片《少数派报告》（2002），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菲利普·K·迪克创作的小说《少数派报告》，收录于《少数派报告：菲利普·K·迪克短篇故事集》，Gollancz出版社，2000。
说得不客气点儿，因为自己未犯的罪而坐牢看上去就像是不正义的象征。事实上，我们确实已经针对可能但尚未造成伤害的行为而惩罚某个人。比如，我们惩罚鲁莽的驾驶行为，即便没有人因此受伤。谋划杀人是犯罪，即使还没有发生谋杀案，也要接受惩罚。
所以，知道某人将要犯罪但还没犯罪而进行惩罚，会有什么错呢？我们可以思考用来惩罚的主要理由：改造、保护公众、替天行道和威慑。
如果有人即将犯罪，他们的性格就跟实际犯了罪的人一样需要改造。所以，如果基于改造犯人的理由而认为惩罚合理，这就是为预先惩罚找到了合理的理由。
如果有人即将犯罪，他们对大众造成的危险至少跟实际犯罪时相同。所以，如果是基于保护公众的理由而认为惩罚合理，这就为预先惩罚找到了合理的理由。
如果惩罚的目标是威慑，让人们意识到他们在犯罪前就会被惩罚，应该可以吓追人们产生犯罪的念头。
报复是惩罚理由中唯一与预先定罪不相符的理由，但就各种层面来看，它也是四种理由中最不具说服力的理由，可以说仅改造、威慑与保护三种理由就已足够。
这是否表示先发制人的执法是可行的？不一定。我们还未考虑采用这种制度可能造成的负面效果。创造出一个每个人的思想都被监控的社会，这可能会破坏我们的自由感，以及对政府的信任，这样的代价太高了。威慑的效果也可能引火烧身。如果人们害怕自己因为不由自主产生的念头而受惩罚，可能会因此认为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犯罪性。若是无法确定自己能守法，可能就会毫不在意地犯罪。
由于我们的场景是思想实验，所以可以直接规定这个系统能完美运作，但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样的构想有可能变成现实。在根据菲利普·K·迪克的作品《少数派报告》改编的电影中，就发展出了类似的情况。电影最终传达的信息是，人类的自由意志到了最后一刻总能介入。或许人类不如电影想象的那样自由，但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人类行为绝不可能被百分之百地准确预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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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反应预测
35. 最后的手段
64. 要避免流血，必须先流血
77. 替罪羔羊
37. 自然就是美？
达芙妮·斯通无法决定如何处理她最喜爱的展品。作为美术馆馆长，达芙妮一直相当珍爱亨利·摩尔死后才被发现的一件未命名的作品。她赞赏这件作品兼具审美的轮廓与几何的平衡，还捕捉了大自然的数学面与精神面。
至少到上个星期，达芙妮还是这么想的，后来被人揭露出这件作品并非出于摩尔之手。更糟的是，这件作品并非人类的双手雕塑的，而是靠风吹雨打形成的。摩尔本来打算买下这块石头继续加工，却发现自己无法超越自然。而这件作品被发现时，人人都认为这一定是摩尔雕刻的。
达芙妮被这个发现震惊了，随即从展览中撤走了这件“作品”。但达芬尼后来领悟到，事实的揭露并不会改变这块石头的本质，石头依然拥有达芙妮欣赏的所有特质。为什么要让她对石头的新认识改变她对这块石头的看法呢？
我们只有了解艺术家创作的目的，才能恰当地欣赏他们的作品，这种观念在20世纪50年代被韦姆萨特与比尔兹利批评为犯了“意图谬误”后逐渐过时。新的正统学说认为艺术作品一旦完成，就拥有了自己的生命，独立于作者之外。艺术家对作品的诠释并没有特殊的权威。
在数十年前，艺术家与其作品之间已经出现鸿沟。艺术家必须参加作品创作的观念在1917年遭遇了挑战，当时杜尚就展览过一个他签名的尿壶。“被发现的”物品或“现成的东西”就跟《蒙娜丽莎》一样具有艺术地位。
从这样的历史角度看来，摩尔并未亲手雕刻达芙妮的展品似乎并不重要。不过，就某方面来说，还是让人难以释怀的。艺术家和作品固然可以分开，但不能同时被去除。
想想《蒙娜丽莎》，我们对它的赞叹也许靠的不是对达·芬奇作画时想法的了解，但我们肯定知道这幅作品是人类创造的。即便是杜尚的小便器，虽然我们知道它并非艺术创作，但通过杜尚的挑选并摆放在艺术语境中，就构成了我们认为它是艺术的核心要素。在这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人类媒介角色是很重要的。
因此，难怪摩尔是否雕刻过这块石头会有那么大的不同。这个事实并未改变达芙妮看到的，却改变了她看石头的角度。
这样能说明这块石头“非艺术”吗？当然，许多鉴赏形式在这里已经不适用：我们不能赞美创作者的技术，也不能讨论这件作品能否融入作者的其他作品与视野，以及这件作品如何回应并塑造了雕刻史，等等。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欣赏它的外在特征，它的美、对称、色彩与平衡，以及它在我们原来的自然或感官体验上造成的影响。
或许，问题只在于艺术是多面的，而达芙妮的石头无法拥有艺术许多共通的特征。如果它拥有其中一些，而且是最重要也最珍贵的特征，那么它是不是人类的创作又有什么重要的呢？
如果我们接受这种看法，我们就比杜尚更进一步。首先，艺术是艺术家创造的；其次，杜尚认为只有艺术家认定是艺术的才叫艺术；最后，只要被视为艺术，任何东西都可以叫艺术。但是，如果艺术真的只存在于观赏者眼中，难道艺术的观念不会过于单薄以致毫无意义？当然我认为我的调味料架是艺术品并不会真的让它成为艺术品。如果艺术可以指所有的事物，难道我们不需要再对艺术与非艺术做一个更严谨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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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沙滩上的毕加索
48. 恶俗与艺术
66. 伪造专家
86. 艺术的价值
38. 我是大脑
莎莉·布劳姆接受永生这份礼物时，完全没想到会是这样。她知道自己的大脑将与身体分离，并且被放在缸里继续活下去；她也知道自己和外界的联系完全靠摄影机、麦克风和扩音器。但在当时，以这种方式永生似乎是个很好的主意，至少比靠第二具已经开始衰败的躯体活着好得多。
然而，回想起来，莎莉似乎太容易相信自己等同于自己的大脑。等她第一具身体无法继续使用时，外科医生们取出了她的大脑，放入另一具大脑已经死亡的身体中。莎莉在新身体中醒来，她毫不怀疑自己还是以前的莎莉·布劳姆。而且因为过去的她只剩下大脑，因此似乎可以肯定地说她就是她的大脑。
但仅剩下大脑的生命让莎莉感到非常无聊，她渴望拥有完整的肉体。尽管莎莉已成了这样，她还是有些怀疑，难道她真的可以说自己在本质上只是她的大脑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