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德瑞克·帕菲特，《理与人》第89节，牛津大学出版社，1984。
如同一名好侦探，在我们开始试着描述发生了什么之前，应该先搞清楚事实。之前只有一个德瑞克，现在有两个。鉴于他们的大脑都是从原来的半个大脑长出来的，我们分别叫他们右德瑞克与左德瑞克。到底哪一个才是德瑞克？
他们都不是德瑞克，因为在大脑分成两半后，他们已经是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举例来说，如果右德瑞克死了而左德瑞克还活着，德瑞克究竟是死了还是活着？一个人不可能既死又活，德瑞克不可能同时是右德瑞克和左德瑞克。
或许右德瑞克与左德瑞克都不是德瑞克，但是这个答案似乎有点儿奇怪。比如，如果左半脑在手术中被毁掉，只有右半脑完整再生，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右德瑞克是德瑞克，然而如果左半脑也再生了，那么右德瑞克突然又不是德瑞克，虽然他在两种情况下是完全一样的。某个外部事件的变化如何影响右德瑞克不再是德瑞克？
唯一的可能性只剩下：左右德瑞克中有一人是德瑞克，或者两个都不是。然而，既然两人都主张自己的身份，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其中一个是德瑞克，而另一个不是呢？不能随便定身份的归属，所以三个可能性（两个都是德瑞克，其中之一是或两者都不是）似乎都是错的。不过有一点肯定是对的：我们没有其他选择。
如果这个问题所有可能的答案都不合适，或许是我们问错了问题。这就像要人回答：“你什么时候才能停止打老婆？”但实际上此人从来就没有打过。
在虫人的例子中，问题在于我们提出的身份问题与同一性随着时间的变迁有一种一对一的关系，当问题中的情况出现一对多的关系时，同一性的逻辑在这里就无用武之地了，我们应该讨论的是连续或持续的问题。因此，右德瑞克和左德瑞克都是德瑞克的延续者，我们不应该问哪一个是德瑞克。
所以，也许我们应该提出的问题是在经历磨难之后，德瑞克是否真的活了下来。如果是肯定的，德瑞克似乎活了下来，但失去了个人的身份。当然，一般人的自我不像德瑞克那样被分开。然而，他的故事还是具有教育意义的。它告诉我们，人的存活与否最重要的并非身份在时间变迁中被保存下来，而是现在的我与未来的我具有正确的连续性。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想看到什么连续下去，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内在生命，还是我们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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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瞬间移动装置
11.“忒修斯”号
30.别人的回忆
38.我是大脑
47. 兔子！
拉宾教授准备为过去从未发现的语言编词典，他们兴奋地憧憬着这项工作。拉宾最近才发现勒波里达失落的部落，现在开始记录他们的语言中不同词语的意义。
第一个要定义的词是“gavagai”。每次看到兔子，拉宾和助手就会听到这个词，因此，拉宾打算把它定义为兔子。不过他的助手反对。就他们所知，gavagai难道没有别的意思吗？比如“未分离的兔子身体”或“看！是兔子”。或许勒波里达人认为动物存在于四度空间中，超越时间与空间，而gavagai只是用来指称人们在观察的那一刻看到的兔子身体？又或者gavagai只是被看到的兔子，而未被看到的兔子有别的叫法？
这些可能性似乎是异想天开，但是拉宾不得不承认这些都与他们目前观察所得相符。但如何才能知道哪一种猜测是正确的？他们可以进行更多的观察，但是为了排除其他所有可能，他们必须或多或少地了解部落的每件事物，居民如何生活以及居民如何使用其他词。但这样的话，这部词典的编撰岂不是遥遥无期？
资料来源：W·V·O·蒯因，《语词和对象》，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0。
凡是能说一种以上语言的人，都会意识到某些词无法轻松地被翻译成其他语言。例如，西班牙人提到城市或宴会的marcha，这与爱尔兰语中的craic类似，但并不完全一样，这两个词都很难准确地翻译成英语。最接近的对应说法可能是“嘈杂声”或“觉得愉快”，但是，要了解marcha或craic的意义，就必须深入学习西班牙语或爱尔兰语，从这些语言的文化中理解。
同样地，英语中的动词be在西班牙语中找不到对应的翻译。而西班牙语中有ser与estar，分别表示英语中动词be在不同情况下的变化，英语词汇则反映不出这一点。知道西班牙语的esposas是英语中“妻子”的意思还不算完全了解这个单词，还必须知道esposas也指“手铐”，这样才能意识到传统西班牙人的男子气概。
gavagai的故事让我们看到的是所有的词，如craic、marcha、ser与esposas，它们的含义都与文化实践及该语言中的其他词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论何时，我们将一个单词翻译成其他语言，就失去了这些重要的语境。不过，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能避免这类问题：对我们来说，含义的类似性使我们能运用词汇，并且在说话者所在的社群中发挥其功能。因此，如果拉宾认为gavagai指兔子，他的说法可能没错，但是这两者在意义上存在细微差异。要想了解gavagai的真正意义，拉宾必须把重点放在这个词所属的语言与社群中，而不是他的母语英语的概念与实际应用上。
为什么这件事重要？我们倾向于将词汇当作概念或物品的标签，这种做法能让母语不同的人谈论同一件事，拥有相同的想法，就算使用不同的词语也能做到。在这种模式中，词语与意义以及词语与词语指称的事物之间都有一一对应的关系。
不过，如果我们严肃地看待gavagai的故事，就需要大幅度地改变这一情况。词语与事物及观念并不是一对一的关系，相反，词语与词语之间以及词语与说话者的应用之间是彼此关联的。意义是整体的，你永远不能孤立地理解一个单独的词语。
如果我们接受这种看法，所有奇怪的结果都会跟着出现。例如，陈述是否为真是什么意思？我们倾向于认为，如果有只兔子在垫子上，那么“兔子坐在垫子上”这个陈述便为真。真实就是句子与事实之间的对应。但是，如果句子的意义取决于句子所属的语言及文化，句子与事实的关系就不简单了，这种关系变成了事实、句子、外在语言与文化构成的复杂关系网。
这是否意味着真理与语言、文化之间存在相对性？这样下结论过于草率，但是从意义整体的角度出发，这个结论很可能会慢慢地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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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幻想破灭
23. 盒子中的“甲虫”
74. 到处都是水
85. 不存在的人
48. 恶俗与艺术
批评者都同意，《De Puta Madre》这部电影的艺术性令人惊叹，演员演技一流，对话明快，节奏完美，配乐旋律极为动人，完美地烘托了电影。但批评者认为，这部电影在道德上令人厌恶，它呈现的世界观是西班牙种族优越的世界观，将苛刻对待老人视为必要的世界观，也是认定无子女的妇女应该被强奸的世界观。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评价不一。对一些人来说，这部电影低俗的道德观破坏了自身本来很高的艺术地位；对另一些人来说，媒介与信息应该被区别开。这既是一部伟大的电影艺术作品，也是道德上的耻辱。我们可以因为前者赞美它，也可以因为后者厌恶它。
这场讨论并非只是一场理论上的论战，因为电影传达的信息让人极度厌恶，很可能因此被禁，除非它能证明它的艺术成就高到足以不需要被审查。导演警告说禁播对自由艺术表达来说将是一场灾难。他说的对吗？
这场想象中的争议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例子，其中最著名的也许要算莱妮·里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一部关于纳粹纽伦堡大集会的纪录片）和《奥林匹亚》（一部1936年拍摄的慕尼黑奥运纪录片，片中强化了对亚利安人种族优越性神话的宣传）。迄今人们仍强烈否定这两部片子有任何可取之处。对某些人来说，里芬斯塔尔是一位杰出的电影制片人，她将才华服务于邪恶。对其他人来说，她的电影具有艺术性，但是在道德上是失败的。
奥斯卡·王尔德在这场大辩论中表达了自己极端的立场。他写道：“无所谓道德不道德的书，只有写得好与写得不好的书。”王尔德认为艺术独立于道德之外，因此，将伦理标准套在艺术里就是个错误。
大部分人没有这么极端。然而，许多人还是认为可以将美学与伦理判断区分开，只就美学而非伦理观点来欣赏作品。
然而，即使大家都同意这一点，也无法终止辩论。主张伦理与美学应该分开是一回事，说因此我们可以将道德判断放在一边又是另一回事。认为《De Puta Madre》在艺术上极有成就却在道德上非常糟糕，认为道德要求应凌驾于艺术要求之上，这两种看法其实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虽然承认某部电影极具艺术性，但可能还是要禁播。
相对于王尔德的立场，另一个极端是认为艺术与道德必须紧密结合的观点。济慈写道：“美即是真，真即是美。”如果是这样，任何扭曲现实的绘画作品都会是美学与创意的失败。认为某个艺术作品道德低劣却又极具艺术性，完全是矛盾的。至于那些欣赏《De Puta Madre》的人，就更是大错特错。
显然，明智的人都会强烈反对基本教义派的极端路线，但是这些人容易因绝望而遁入“什么都可以”的相对主义中。然而在这个例子中，这一选择也无济于事。反对禁播《De Puta Madre》那些人不可能认为支持禁播的人的意见跟他一样正确，因为这么做等于要求自己承认不合理的做法（也就是禁播这部电影）最后还是合理的。同理，认为反对禁播具有合理性的人，一定也会反对审查制度。
如果两边都有一定的道理，这种道理一定有共同的基础。不过，要找到这个共同点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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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沙滩上的毕加索
37. 自然就是美？
66. 伪造专家
86. 艺术的价值
49. 这不是牛津大学
芭芭拉和沃利在牛津车站跳上一辆出租车。“我们赶时间。”芭芭拉说，“我们刚刚参观过伦敦，下午要去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麻烦你载我们去看牛津大学，再送我们回车站吧。”
出租车司机窃喜，他按下计价器，想着将会赚到一大笔车费。
司机载着他们绕城，向他们展示阿什莫林博物馆、皮特河博物馆、植物园以及自然史与科学史博物馆。除了著名的牛津大学图书馆外，司机也带他们看了不太出名的拉德克里夫、萨克勒和泰勒等图书馆。他不仅带着两个人看了牛津大学全部39所学院，还看了7所常设私人学院。当司机最后把车停在车站时，计价器上显示的车费是64.3英镑。
“先生，你是个骗子！”沃利抗议说，“你带我们看了学院、图书馆和博物馆，但是，该死的，我们只是想看牛津大学！”
“可是，牛津大学就是这些学院、图书馆与博物馆！”司机愤愤不平地回答道。
“你以为我们会上这个当吗？”芭芭拉说，“我们是美国游客，但我们不是笨蛋！”
资料来源：吉尔伯特·赖尔，《心的概念》第1章，Hutchinson出版社，1949。
美国游客在英国向来有着吵闹、粗鲁和愚蠢的名声，这其实有点儿不公平，毕竟有多少英国人愿意自己在西班牙阳光海岸的度假行为遭受批评呢？
这段文字不是要攻击美国人，而是提供一则谬误思考的典型例子，说明即使是最聪明的脑子也会有出错的时候。芭芭拉和沃利犯了牛津哲学家赖尔所说的范畴错误，他们把牛津大学想成类似学院楼、图书馆与博物馆，也就是某个特定建筑物，但牛津大学不是这样，你不能指着一个地方或一幢建筑就说“那是牛津大学”。就像出租车司机说的，牛津大学是一个机构，所有这些组成部分全归属于这个机构。
但是，这不表示牛津大学是一个精神性的存在，神秘地结合了所有的学院、图书馆或其他建筑物，这样想又犯了另一个范畴错误。牛津大学并非单个物质或非物质的事物，我们不能被语言误导，因为它是单数名词就认为它就是单数物体。
赖尔认为，最常思考心灵的方式犯了类似的范畴错误。我们有单数名词“心灵”，所以倾向于认定单数名词一定指某个单数事物。如果我们这样思考，就会走入两种荒谬中的一个。要么我们认定心灵就是大脑，这是荒谬的，因为大脑拥有质量与体积，思想却两者都没有。我们也可能认定心灵一定是某种非物质的实体，就像鬼魂居住在身体这部生物机器中。
一旦明白心灵并不是单个物体，就能避免犯下这两种不合理的错误。说某个事物拥有心灵，就是指它具有需求、欲望、理解与思考等能力。由于人类具备这些能力，所以我们说人类拥有心灵，但不表示我们必须指出心灵是什么物体。人类拥有心灵其实就跟大学拥有学院、图书馆与其他建筑物一样，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即便大学并不是个物体，也同样如此。
对于这个长久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这应该是个便利的解决办法。不管它是否真的能解决（或许已经解决）这个心灵的问题，范畴错误的概念确实有效防止了将语言特征与世界特征混淆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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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方形的圆
31. 人类演化
62. 我思，故我在哪儿？
83. 道德黄金法则
50. 善意的贿赂
首相向来以“相当正直的一个人”自诩，他绝不容许政府内部出现贪污与丑闻，并且希望建立一个更廉洁、更诚实的政府。
然而，某件事让他陷入一个真正两难的境地。在唐宁街的会客室里，有个以没无良著称的商人，不过他并没有刑事或民事方面的犯罪记录，这个商人把首相拉到一旁，偷偷摸摸地对首相说：“许多人不喜欢我，也不认同我做事的方式，对此我不在意。真正让我苦恼的是，我的名声让我永远无法得到国家授予的爵位。”
商人继续说：“那么，我确定我们可以一同解决这个问题。我准备了1 000万英镑用以向数十万非洲民众提供干净的饮用水，前提是你要保证我会被列在新年授爵名单上。如果不行，这笔钱我就留着自己用。”
商人拍拍首相的背说：“考虑一下。”然后转身走入宾客中。首相知道这是贿赂，但如果明显是为了做善事，卖个荣誉又有什么不对呢？
对于那些道德标准明确的人，有两条路可以摆脱这个让人挠头的两难处境。如果采取狭义的功利主义观点，道德欲望上的结果是能造福大多数人，当然应该接受贿赂。这个道德题很简单：如果首相接受，数十万人可用上干净水，商人得到“爵士”头衔；唯一要付出的代价是，那些看到这个如同罪犯的、贪婪的家伙接受女王授爵时会觉得愤怒。
但是，如果你从正直原则与正当程序原则来看，那首相显然应该拒绝贿赂。国家事务的处理必须遵循正当程序，倘若允许富人买荣誉头衔，即使钱是拿去做了好事，也会破坏国家授爵的原则，使其从论德行赏沦为论钱行赏。
要衡量这种两难处境中的困难度，你得先了解上述两种论证的影响。正当程序与法治对于民主开放社会十分重要，但如果稍微扭曲规则能带来极大的好处和只有极小的坏处，僵硬地遵循法律是不是太过愚蠢甚至可以说不道德？
问题的核心在于一种被道德自我沉迷的现象。首相急于建立廉洁的政府，这意味着他不想沾上任何腐败的污点。但是在例子中，首相不想弄脏自己的手便是牺牲了数十万需要干净水的非洲人的福利。首相该受指责的地方在于他对自身清白的兴趣远大于让世界变得更好。显然他想要道德，实际上却因此干了不道德的事。他对道德的沉迷，使得其他人要付出患病以及跋涉数英里取水的代价。
首相也许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仍有其他考虑。如果他接受这种想法，接下来会招来多少腐败？为什么不对选民说谎，这样可以让他们支持而非反对一场正义的战争？如果从长期有助于地区稳定并防止更糟糕的人掌权的角度看，为什么不支持专制政权呢？如果所有政治人物都只考虑结果，首相如何成为一个正直、诚实又不腐败的领导人？或者，这个理想只是个天真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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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无言胜利
79. 发条橙
83. 道德黄金法则
91. 无人受害
51. 活在桶里
自从出了车祸，布莱恩就活在桶里。他的身体被撞得粉碎，但是在外科医生的及时抢救下，他的大脑得以保住。现在这种手术已经很常见，一旦有合适的捐赠者，布莱恩的大脑就能安装到新的身体上。
但因为大脑最终衰竭得比身体慢，所以等待新身体的名单会长得让人无法忍受。而且，摧毁大脑在伦理上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中国超级计算机Mai Trikks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接在大脑上的电极，计算机可以刺激大脑，使其产生幻觉，以为自己具有活生生的身体，并且居住在现实世界中。
在布莱恩的例子里，这意味着布莱恩有一天在医院病床上醒来，有人告诉他，他出了车祸，而且成功地进行了身体移植，然后布莱恩开始过正常的生活。然而，布莱恩其实只剩下自己原来那颗大脑，被放在桶里维系生命，大脑接满了连接到计算机的管线。但布莱恩跟你我一样，认为自己生活在现实世界中。他，或者我们，怎么才能区分虚幻和现实呢？
资料来源：勒内·笛儿尔，《第一哲学沉思集》，1641；希拉里·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第1章，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电影《黑客帝国》，拉里·沃卓斯基与安迪·沃卓斯基执导，1999；尼克·博斯特鲁姆的模拟论证，www.simulation-argument.com。
我们是桶中的大脑这种可能性，为热门科幻小说改编的电影《黑客帝国》提供了基础。在电影中，基努·里维斯饰演的英雄尼奥虽然免于遭受失去身体的惨剧，但他的状况本质上和布莱恩相同。尼奥的大脑被输入各种信息，产生幻觉，以为自己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实际上，尼奥身处一个豆荚内，全身浸泡在羊水中。
我们是否处于这样的大规模幻觉中，这样的怀疑其实有着很长的历史。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是这种怀疑的早期先驱，之后的笛卡儿则提出系统性的怀疑：他怀疑我们在做梦，或是被一个强大的魔鬼欺骗了。
不过，桶中大脑的观念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其合理性。这在科学上当然是完全可能的，至少比笛卡儿那个有可怕魔鬼骗子的说法更可信。
事实上，最新的论点指出，我们很可能全都生活在虚拟现实中，但或许不是作为桶中的大脑，而是人工创造的智能。这个论点认为，迟早有一天，我们或别的文明将创造出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而我们会生活在其中。此外，因为这些模拟出来的世界不像生物有机体那样，需要大量的自然资源维持运作，所以几乎可以无限地创造这类环境。未来可能连整个地球这样大的行星都能在个人计算机中“存在”。
如果这些全都可能发生，我们只需要算一算就能得知我们有没有可能处于这样的模拟现实中。我们可以这么说，在每个完整的人类历史进程，也就是每个曾经生活过的人类之外，存在另外9个由计算机模拟的现实。不管是模拟还是人类，都相信自己是生物有机体，然而当中有90%并不是。既然我们无法确知自己是模拟还是真正的人类，就有9成的可能会误以为自己错了，属于后者。换句话说，我们很可能生活在某个类似《黑客帝国》中母体的地方，而不是走在真正的地球上。
大多数人觉得这种论点里存在可质疑的地方，可能只是因为结论太过吓人。我们要问的问题不是这个论点听起来是否不可信，而是当中的逻辑是否存在问题。要找出其中的瑕疵虽然不是不可能，但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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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骗人的恶魔
28. 噩梦景象
62. 我思，故我在哪儿？
98. 虚拟的幸福
52. 计划生育
卡萝尔决定用自己万贯家财的一大部分改善坦桑尼亚南部贫穷村落的生活。然而，因为卡萝尔对计划生育项目有所保留，所以和卡萝尔合作的发展机构想出了两个可行的方案。
第一项计划完全没有计划生育措施，村落人口可能从100人增加到150人，生活质量指数（即衡量主观与客观因素的指数）会从平均2.4稳定上升到3.2。
第二项计划包括了非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村落人口稳定维持在100人，但是平均生活质量指数提升到4。
鉴于生活质量指数在1或低于1的人会认为自己完全没有活下去的价值。第一项计划可维持的有价值生命数量比第二项计划多，第二项计划虽然人口较少，但是可以更多地实现生命的价值。哪一项计划能更好地利用卡萝尔的资助？
资料来源：德里克·帕菲特，《理与人》第4部分，牛津大学出版社，1984。
卡萝尔的两难并不在于如何在质量与数量之间选择。因为当我们用诸如计算生活质量指数之类的东西时，就已经将质量量化，这东西实际上就跟听起来一样复杂。
卡萝尔想达到什么效果？有三个合理的答案。一个是增加有价值的生命数量，一个是增加生活质量的总量，还有一个就是尽可能为最有价值的生命形式创造条件。
想想第一项选择。显然，如果卡萝尔选择没有计划生育的计划，结果将会产生更多值得生存的生命，但这是她想要的结果吗？如果我们觉得是，那我们似乎会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只要不过最悲惨的生活，就意味着我们都应该尝试尽可能地让更多人来到这个世上，只要他们的生活质量没有落到最低标准水平之下。但这么做真的好吗？如果我们让英国人口增加至原来的3倍，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人变穷了，目的只是为了让更多的生命来到这个世上。
第二个可能的目标是增加生活质量的总量。同样，第一项计划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虽然计算只能大概接近现实，但我们仍然可以大概算出150人过着质量指数3.2的生活，合计的生活质量总量是480分。相较之下，100人过着质量指数4.0的生活，生活质量总量只有400。所以第一项计划可以得到更好的生活质量。
但这个结论也是荒谬的。如果我们以这为判断基础，我们会认为，让1 000人来到这个世上过着悲惨的质量指数1.1的生活，比一百人过着最大值10的生活更好（这里使用的计分系统是虚构的）。
最后剩下第三种可能：尽可能为最有价值与最令人满意的人类生命创造条件，不考虑人口与生活质量总量最大化的问题。拥有较少却真正得到满足的人口，也比很多人过着无法满足的生活要好。
虽然这听起来是个合理的结论，但是从生命与伦理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让有些人感到不安。一旦我们开始说为生命而创造更多的生命是毫无价值的，即便这些生命值得存活，那么潜在的生命，比如早期胎儿，将不再拥有任何特殊价值。或许胎儿成人后能过上有价值的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负有道德义务要尽力确保胎儿日后能过什么样的日子。当然，许多人完全可以接受这个结论，那些无法接受的人得问自己为何无法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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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赖活不如好死
84. 高档与低俗
87. 公平的不平等
98. 虚拟的幸福
53. 双重效果原则
“医生，你一定要帮我。我太难受了，而且我知道自己要死了。让我解脱吧，最好是快速无痛苦地杀了我，我忍受不了了。”
“让我确定一下。”海德博士回答，“你是说我应该，嗯，为你注射高剂量止痛药，也许是20毫克吗啡，这个剂量很高，会让你很快失去意识，之后很快会死亡？”
“是的！请你可怜可怜我。”病人说。
“这事恐怕我不能做。”海德博士回答，“不过，我能看得出你感到痛苦，所以还是得做些什么。为了减轻你的痛苦，我会为你注射高剂量止痛药，大约20毫克吗啡，但是这样的高剂量会让你很快失去意识，之后很快会死亡。你觉得如何？”
“这不是跟你的第一个建议一样吗？”病人困惑地说。
“噢，这差别可大了！”医生回答说，“第一个建议是我杀了你，第二个建议是去除你的痛苦。我不是杀人犯，而且安乐死在我们国家是非法的。”
“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方式，都可以让我解脱。”病人反驳道。
“是啊，”医生说，“但只有一种可以让我免责。”
海德博士解释他的两段明显相似建议的差异看上去只是在狡辩，他既想满足病人的要求，又想免于法律制裁。在许多国家，例如英国，故意缩短病人的寿命是违法的，即使病人处于极大的痛苦中并且主动要求，这样做依然是非法的。但是，采取行动减少痛苦却是被允许的，即使可以预见此举将加速病人的死亡。因此意图成了关键。相同的行动，即注射20毫克吗啡，产生相同的结果，如果意图是解除痛苦则是合法的，如果意图杀人则违法。
这不只是法律奇怪的副产品，在区别的背后，存在一种非常古老且植根于天主教神学的道德原则。“双重效果原则”认为，为了行善而做某事，即使你已经预见这么做会带来某种恶，但只要意图是善的，而且没有产生恶的结果，那么在道德上就可以接受。关键在于预见和意图不一样，真正要看的是意图。
这项原则会使事情往坏的方向发展，因为它可以让尴尬的道德选择合理化，但如果严肃看待这项原则，它显然不是用来自我开脱的狡辩条款。举例来说，在海德博士的例子中，我们倾向于假定他的确想要实现病人的愿望，只是想避免法律的制裁。但我们也必须严肃地考虑海德博士完全不想杀死病人的可能性。海德博士可能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为追求减少病人痛苦的崇高目的而采取了行动，即使他已经预见到这将导致病人死亡。预见与意图的不同可能对海德博士如何面对自己的良心非常重要。
然而，还是有吹毛求疵的人质疑，我们不仅要对自己意图做的事负责，而且要对自己可预见的事负责。如果我拿着步枪对着森林射击，明知此举可能杀死过路人，如果真的发生了意外，我就没有理由为自己辩护，杀人不是我本意并不能成为辩护的理由。如果双重效果原则可以为上述情况辩护，那就必须解释为什么它能排除这种胆大妄为的鲁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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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平凡的英雄行为
29. 命悬一线
71. 延缓死亡
89. 杀人，还是放任死亡？
54. 捉摸不定的我
这件事你可以在家中尝试，在公交车上也可以，睁眼闭眼都可以，待在安静的房间或嘈杂的街道。你要做的就只有这件事：确认你自己。
我的意思不是要你站起来说自己的名字，是要你掌握哪个是你，而不仅仅是你做的或你经历过的事。要做这件事，你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试着在自己的意识中找出“我”，也就是你，也就是那个能感受冷热、思考自己想法、听到周围声音的你。我不是要你找出自己的情感、感官与思想，而是要你找出拥有这些东西的人，也就是自我的存在。
这应该很容易，毕竟，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会比自己的存在更明确？即使身旁所有的事物都是梦境或幻觉，也必须是你先存在，才能做梦，才能产生幻觉。所以，如果你将自己的心灵向内，试着变得只察觉自己，应该很快就能找到自己。继续吧，我们开始。
找到了吗？
资料来源：大卫·休谟，《人性论》第1卷，1739~1740。
承认吧，你失败了。你寻找自己一直认为存在的事物，却一无所获。这意味着什么？难道你不存在？
让我们搞清楚你会找到什么。每当你察觉到某件事时，被察觉的事物都会变得相当具体：想法、感情、感觉、声音、气味。但你未能这样察觉到自我。你能描述自己拥有的每段经验，却无法描述拥有这些经验的你。
不过，你或许会抗议，我怎会察觉不到是我拥有这些经验？比如，当我看着眼前的书时，我察觉到的是书，而不是我；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也察觉到是我在看书。要分离自我与经验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人为什么不能有意识地察觉到自己，只能察觉自己在察觉什么，但这并不是说“我”被剔除在了范围之外。
这听来似乎有道理，但并非如此：“我”什么也不是，这个问题依然存在。这就像是从某个角度画风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绘画的角度不可能取自绘画本身，因为绘画本身是从风景的某个特定视角取材的，没有特定视角，就不可能画出风景。但这种视角本身无法显露在画中。我们都知道，这个特定视角可能是草绿色的山丘，可能是停好的车辆，也可能是钢筋水泥筑成的办公大楼。
可以用完全相同的方式理解拥有经验的自我。我看着眼前的书，察觉到的不只是视觉经验，还有某种观点的经验，确实是这样。但这种观点的性质不会在经验中显现。“我”仍然什么都不是，经验虽然像蝴蝶般翩然围绕着“我”，“我”却是一个毫无内容的中心。
在这个观点上，如果我们问自我是什么，答案是自我等于所有分享着同一观点且相互关联的经验集合。自我并不是物，当然也就无法被认知。我们无法察觉自己是什么，只能察觉到自己体验了什么。这不表示我们不存在，却说明我们缺乏一个持续的存在核心，一个我们一直误以为能永远存在且能让我们成为个人的单一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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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全视角旋涡
62. 我思，故我在哪儿？
65. 灵魂寄居
88. 完全失忆
55. 可持续发展
格林一家意识到他们的成功付出的高昂代价，他们的乡村农舍不仅是他们的家，也是营生的工具。然而，当他们的企业创造稳定的利润时，屋内笨重机器的震动却逐渐破坏了房屋结构。如果他们继续不管不顾，5年内房子受到的损伤会让这里成为危房，而他们将被迫搬出去，而他们获得的利润也不足以购买新的房产，或者进行必要的维修与结构改良。
格林夫妇决心将房子保留给孩子，因此，他们决定减慢生产，防止损坏继续扩大。
10年后，格林夫妇过世，他们的子女继承了房产，然而，农舍也已经倒塌，成了片片瓦砾。建筑商来了，摇头说，要整修完毕需要100万英镑。格林夫妇的小儿子曾担任自家公司的会计很多年，他听了以后满脸愁容，将头埋在双手中。
“如果我们当初尽全力生产，不顾农舍的情况，5年前我们就有足够的钱整修房子了。现在，经过10年的低水平生产，我们已经破产了。”
格林夫妇当初试着保护遗产，但实际上毁了遗产。
资料来源：比约恩·伦伯格，《多疑的环保主义者》，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
这则寓言可以被当成一个有关企业预期计划的教训。但是它的意义不仅如此，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被人广泛关切的两难问题：我们如何回应我们目前面对的环境威胁？
以气候变化为例：专家认为气候变化的确在发生，而且很可能是人类造成的，但是现在我们不知该采取什么样的实际措施来完全停止气候的变化。比如，《京都议定书》的执行效果只能将变迁推迟大约6年的时间，然而，仅美国用来实施《京都议定书》的成本就相当于供应全球人口干净饮用水所需的钱。因此，你必须问是否值得为《京都议定书》的执行成本埋单。
重点在于，没有《京都议定书》时，美国实际上会向全世界提供多少干净饮水。这个重点可以和格林家防止房屋倒塌类比。我们是否也会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结果只是推迟了不可避免的气候变化，最后剥夺了下一代用来解决上一代遗留的问题所需的资金？如果牺牲了经济发展只会使我们在对抗气候变化时准备得没那么充分，那么将气候变化问题推后应该是最好的做法。
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对全球气候变暖听之任之，只是指出我们应该确认要做什么才有效，才不会无意中让事情变得更糟。这要求我们考虑的不只是环境破坏扩大化的问题，还要包括下一代是否有能力处理这个问题。许多环保人士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环境破坏，但这种行为和格林家不惜代价将对农舍的破坏减到最低的策略一样非常短视。
这似乎是常识，但是对于关切环境的人而言，容易让他们从直觉上厌恶这种说法。理由有三个。首先，这种说法暗示有时让地球在短期内获得更多污染反而更好；其次，这种说法强调了经济发展在提供解决问题的资源上扮演的角色，但强调金融与经济容易让环保人士厌恶；最后，这种说法通常与这样的观念相关联，即未来科技有助于解决环境问题，然而科技被许多环保人士视为问题的源头，而非解决办法。这三个理由或许能解释为什么环保人士反对这种论调，而不是为什么他们应该支持这种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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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蒙蔽公平
22. 救生艇
60. 照我说的做，而不是跟着我做
87. 公平的不平等
56. 全视角旋涡
多年来，伊恩·费列尔一直梦想着建造一个全视角旋涡。现在他已经准备开始测试，但也开始质疑所有的努力是一个可怕的错误。
费列尔第一次听说这种机器是在20世纪末一个广播节目的科幻小说段子里，这台机器可以让任何进入它的人看见自己在宇宙中的真实地位。在原著小说中，任何使用这部机器的人都会发现自己毫无意义的事实，这件事产生的冲击很大，能摧毁使用者的灵魂。
费列尔在建造机器时动了点儿手脚：他认为，既然每个人都会看到一样的东西，那么我们的无意义程度应该大同小异。但在计划中，他相信机器不会粉碎他的灵魂。费列尔就像加缪笔下被诅咒不断推着大石上山却只能无数次看着大石再次滚落的西西弗斯，他能面对自身不具任何意义的荒谬并克服。
现在，费列尔即将测试机器，他确实非常不安。他真能接受自己在宏观世界中无限渺小的地位吗？只有一种方法能知道结果……
资料来源：道格拉斯·亚当斯，《宇宙尽头的餐馆》，Pan Books出版社公司，1980。
作为思想实验，全视角旋涡是矛盾的。一方面，它让我们想象如果我们进入旋涡会是什么样；另一方面，这个假想设备的总体目的是我们无法想象它能让我们看见什么。
尽管如此，思考旋涡可能产生的效果还是有些价值。在旋涡概念的出处《银河系漫游指南》中，的确有人从旋涡中幸存下来。赞法德·毕博布鲁克斯平静地走出旋涡，说这台机器显示出他是个“了不起的伟人”。但我们无法确定毕博布鲁克斯是真的在机器中幸存，还是他看到的是已经被扭曲的自我意义。
毕博布鲁克斯真的幸存了吗？为什么不可能呢？如果人类能在这台机器中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或意义，就表示问题出在是否使用了适当的标准。高尔夫球友谊赛的成绩对国际巡回赛不具任何意义，美国公开赛的成绩放在整个人类史中同样毫无意义，地球上发生的一切放在整个宇宙脉络中都显得很渺小。这些都是事实，但不表示用来衡量事物的意义或价值的真正标准是唯一的，而是要根据事物对整个宇宙造成的影响来判断。用这种方式判断自己的生命，并因此死于旋涡中，等于是用错误的标准衡量了自己的生命。
我们也可以思考在观察者眼中，整个过程是怎样的。赞法德·毕博布鲁克斯拥有巨大的自我。面对旋涡，他看到的景象真的和其他人看到的相同吗？其他人看到自己无限渺小而感到绝望，毕博布鲁克斯反而惊叹于自己虽然不大却很重要。
这是旋涡观念的矛盾之处。旋涡应该显示人们的重要性，却未显示出来。你可以基于某个标准显示某人的重要程度，例如美国职业运动中最有价值球员的排名。不过我们有很多方式衡量自己的重要性，但是哪一种方式最正确并没有客观的标准。想想有多少人会放弃名声与财富，只为了与他们珍视并珍视自己的人在一起。他们的爱情放在宏观世界中完全没有意义，但他们在意吗？对他们而言，爱情就是一切，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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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赖活不如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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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捉摸不定的我
62. 我思，故我在哪儿？
57. 吃宠物之谜
“俭以防匮”是迪莉娅的座右铭。迪莉娅极为尊敬父母那一代人的节俭，那一代人曾经历战争，而且他们大部分人的生活都处于物资相对匮乏的状态。迪莉娅从父母那学到许多同龄人没有的技能，例如如何剥兔子皮，以及如何用动物内脏做出简单好吃的菜肴。
有一天，迪莉娅在郊外豪恩斯洛区的半独立式住宅里听到外面有尖锐的刹车声，她跑出去发现自己养的猫提多斯被车撞了。迪莉娅第一个念头不只是遗憾与悲伤，还有实用的想法。这只猫受到猛烈撞击，但是没有被车碾压。事实上，这只猫变成了一块可以吃的肉。
当晚，迪莉娅家的餐桌上摆上的味道刺鼻的炖肉在许多英国家庭都没有，但是迪莉娅家已经习惯这种旧式吃法。迪莉娅告诉丈夫发生了什么事，当然，她也一如既往地跟孩子们坦白。小女儿梅齐吃得不情不愿，隔着热气蒸腾的锅，她不时以责怪的眼神看着母亲。迪莉娅了解梅齐的心情，但是这个孩子确实没有理由认为迪莉娅做错了。
资料来源：《影响、文化与道德，或吃掉你的狗是错误的吗？》，乔纳森·海特、西尔维娅·海伦娜·科勒和玛丽亚·G·迪亚斯，发表于《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第65页，1973。
禁忌的力量很强大。在西方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大多数认为吃肉不构成道德问题，有时他们吃的肉甚至来自于在恶劣环境中养殖的动物。有些农场动物，例如猪，甚至比家养宠物还聪明。
然而，吃某些肉却会让人反感。许多英国人认为吃马肉或狗肉是野蛮的行为，吃宠物尤其反感。大家都能接受炖兔肉，只要你没给这只兔子取名字，并且将它养在笼子里，就没有问题。
这些判断是否具有道德基础，还是只是文化制约下的反射动作？如果你不是认为吃肉就是不对的伦理素食者，就很难看出道德与这件事有什么关系。事实上，在迪莉娅的例子中，吃掉家猫或许反而更有道德，毕竟，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人处于贫困状态，故意浪费资源是不道德的。因此，如果吃肉并非不对的话，加上又有现成的肉可以吃，把肉丢掉似乎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吃掉。基于这个想法，迪莉娅是道德英雄，她做了大多数人没有勇气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