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基硫醇，而大多数人可以感觉出若有若无的一点点麝香。甾族化合物有奇异的芳香味
儿，它们能发散各种各样麝香一样的、性感的气味。女人能敏锐地感知一种叫作环十五
内酯的合成甾族化合物的气味，而大多数男人却不能觉察。所有人都能闻出蚂蚁，而pi
smire（蚂蚁）这个大词儿本来就是为这种气味而杜撰的（pis＝piss：撒尿，mire：蚂
蚁）。
也许还有一些气味物质使我们嗅觉上皮的感受器兴奋起来，而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气
味，这包括人与人之间不自觉地交换的信息。维纳（Wiener,H.）凭直觉提出，这种气味
通讯系统的缺陷和误解，可能还是精神病学中未被探索的领域。他提出，精神分裂症患
者可能因在感知自己或他人的信号方面有缺陷，而产生认同力和现实感的问题。的确，
精神分裂症患者体内有些装置可能有问题；据说，他们的汗液中有一种陌生的气味，最
近已被确认为是反-3-甲基己酸发出的。
不同动物之间用于通讯的嗅觉感受器，对于建立共生系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蟹和
海葵依靠分子构型认出彼此是伙伴，海葵和跟它共生的少女鱼也是这样。类似的装置还
被用于自卫，比如帽贝，它用来防御食肉的海星的方法是将套膜外翻，使海星失去一个
立足点；帽贝能感觉出一种特别的海星蛋白。公平地说，所有海星都制造这种蛋白，释
放至周围的环境。这种系统显然是古老的一种，比我们现在为识别彼此而如此倚重的抗
体的免疫感知早得多。最近已知，细胞抗原标记自我的那些基因和那些通过抗体形成而
发生免疫反应的基因有着密切的联系。有可能，抗体的创生，来自共生所需的早期感觉
机制，这种机制可能部分是用来避免共生活动失控。
一切生物，不管是植物还是动物，它们之间进行化学通讯的非常普遍的系统，被惠
特克（Whittaker,R.H.）称为“allelochemics”（不同种间化学作用）。每一种生命形
式都用这种或那种信号，对周围的其他生物宣布它在近处，向来犯者划定界限，或向潜
在的共生者散发出欢迎的信号。总的效果，是形成一种调节生长速度和领土占领的协调
机制。这显然是用来使地球自我平衡的。
齐治·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阿根廷）在他新出的关于神话动物
的动物寓言集中特别提到，许多善于思索的人都作出过关于球形动物的想象，而开普勒
（Johannes Kepler）则曾经认为，地球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存在物。在这样一个巨大的生
物体内，化学信号可能起着整体内激素的作用，使种种相互关联的工作部件的操作保持
平衡与对称，通过其他所有种类间相互联系的讯息，以没完没了的长途接力，把马尾藻
海里的鳗鱼的境况告知阿尔卑斯山中的植物的组织。
如果能把一个个计算机做得足够大，大到能装得下附近的星系的话，它们可用来解
决这个有趣的问题。想想还有这么多未解之谜等待生物学去解决，这倒是令人愉快的，
虽然不知道我们到底能不能找到足够的研究生去研究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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鲸鱼座
鲸鱼座（Ceti）这颗恒星离我们较近，又很象我们的太阳系，因此，它成了有生命
存在的可信的候选者。看起来，我们正准备开始跟鲸鱼座以及我们感兴趣的更遥远、远
在天边的天体进行接触。CETI还被人们有意地作为第一次关于与外星智慧进行通讯的国
际大会的首字母组合。那次大会是由美国国家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联合发起，于1972年
在苏联的亚美尼亚举行的。与会者有来自许多国家的著名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他们当
中大多数人相信，外星上存在生命的可能性很大，至于某个地方可能存在文明，掌握了
堪与我们匹敌或超过我们的技术，这种情况也有相当的可能性。
基于这样的假定，会议认为，普遍接受的星际通讯方式很可能是射电天文学，因为
这种方式既快速又经济。他们提出一项正式的建议，可以组织一项国际合作项目，用新
的、巨大的射电望远镜探测空间深处，寻找有意义的电磁信号。我们最终会筹划自己发
出一些讯息，然后接收回答，但在开始的时候，更实际的似乎还是捕捉外星人之间的谈
话的片断。
于是，我们最尖端的科学里所有复杂高技术中的精英，很快就要全力从事于本质上
是生物学的研究——这当然还包括社会科学的某些方面。
仅仅在最近十年中，地球就变成了过于狭小的地方。我们有一种被封闭起来的感觉，
好象一个小城市要在一个小县里发展，被憋住了。我们已看到了火星表面的样子，它黑
暗、千疮百孔，从最近获得的照片判断仍无生命。因而，这些景象似乎并没有扩展我们
的视野，反而把我们所处环境中又一副令人不满的容貌拉得更近、太近了。晌午无云的
蓝天，已失去了它旧日那广阔深邃的面貌。已经有一种说法，说天空并不是无限的。它
是有限的。实际上，它是我们的屋顶，是我们生活于其下的一层膜，明亮，但充满阳光
时又令人不解地有折射性。我们可以感觉到头顶上数英里处的这一曲面。我们知道它足
够的韧，足够的厚，所以坚硬的物体从外部撞上它都要着起火来。地球的彩色照片比外
面的任何东西都更让人惊叹：我们生活的地方是一座蓝色的屋子，是我们自己吹出的一
个气泡。外层天空漆黑一团，令人惊骇，那是一片开放的乡野，让人不由得要去探索一
番。
那我们就开始了。外星上的一个胚胎学家，不时仔细地观察过我们，可能就会得出
结论说：地球的形态发生在正常进行，神经系统开始建立，有了以城市形式出现的相当
规模的神经节，现在又分化出直径数英里的圆盘状感觉器官，时刻准备接受刺激。不过，
他也很可能要纳闷，我们会怎样作出反应。我们正发展到斯金纳箱里的斯金纳鸽那种境
地：四下瞅望，试图建立联系，到处探测。
当终于从外层空间传来第一句话时，我们很可能已经习惯于这一思想了，我们已经
能提供关于这里或外星生命起源的相当不错的解释了。如果一个湿润的行星上有了甲烷、
甲醛、氨和一些有用的矿物质，每样都有足够的量，在适当温度下受到雷电轰击和紫外
线的照射后，几乎任何地方都会生出生命。未解决的难题，就是怎样让那些聚合物组成
膜，发明出复制繁衍的方法。剩下的事就畅通无阻了。假如它们遵循我们的法规行事，
那么，首先会有厌氧生物，然后再有光合作用，呼出最初的氧气，然后有呼吸生物，变
种迅速增多，后来是新种形成，最后有了某种意识。这些讲起来很容易。
第一次发现别处有生命的迹象，我们虽感惊讶但还较易接受。但是我担心，当我们
从这最初的惊讶恢复过来、点头问好、微笑之后，我们恐怕就要震惊了。相对来说，我
们一直独善其身，独一无二了这么多年，因此很难面对这样的想法；我们周围那无限大
的、转动的、钟表一样的宇宙，它本身就是活的，只要条件适合，便能随时产生生命。
毫无疑问，我们会照既有生命的样式去进行联系，飘放出我们的细丝，伸长我们的菌毛，
以此作出反应，但到头来我们不免会觉得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渺小，小到象一单个细胞。
不过也会感觉到相当新鲜的连续性，这还要人去慢慢适应。
不过，直接的问题，还是一个实际得多的现实问题，CETI的与会者想必正为这个睡
不好觉。不妨设想，在遥远空间的某个地方确有有感觉的生命，并且，我们能成功地跟
它取得联系。那么，究竟我们能说些什么呢？如果它离我们有一百或更多光年——看来
很可能是这样，我们的谈话就要有一些很长的停顿。仅仅是我们开始谈话的那些寒喧—
—从这头的“喂，听见了吗？”到传来那头的“听见了，你好？”这就得至少两百年。
到我们找到受话人时，我们也许已经忘了要说什么了。
我们可以碰碰运气，把宝押在我们技术的正确性上，而只是发出关于我们自己的消
息，象发一封印制的圣诞信一样。但我们得仔细选定要说的项目，那些事必须在我们心
目中有长久不变的意义，不管我们提供什么信息，它都必须在二百年后还对我们有意义，
而且必须仍然显得重要。否则，谈话会让有关的人都觉得啼笑皆非。正如我们已经看到
的，二百年后，思路很容易断。
如果技术条件允许，最初能作的最保险的事，是发出音乐。要对空间其他生命解释
我们是什么样子，这种语言是我们拥有的最好的东西，它最少模糊性。我要投票选巴赫，
将巴赫的全部乐曲源源不断地播向太空，一遍又一遍。当然，我们那会是自吹自擂。但
对这样的新相识，一开头摆出尽可能好的面孔，当然是情有可原的，更加严峻的事实可
在以后讲。说句公道话，比起我们可能发送的其他东西，比如《时代》周刊，或联合国
的历史，或总统演说等，音乐更能清晰地显示我们的真实面貌。我们当然可以发出我们
的科学，但是，不妨想一想，两百年后那头的礼貌的评语传到我们这儿，会使我们多么
惊讶。我们能提供的在今天看来是最热门的任何项目，到那时一定会过时，会变得无关
紧要，甚或是滑稽可笑的。我想，还是应该发送音乐。
也许，如果技术可以适应，我们应该发出一些绘画。可以用塞尚表现一个苹果实际
上是一半果子一半泥土的那些绘画。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些绘画更好地向外星人描画这
块地方是什么样子了。
我们应该问什么样的问题呢？作出选择是很难的。每个人都希望先问他自己的特殊
问题。你们那里最小的粒子是什么？你们曾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吗？你们也感冒吗？
你们有没有比光快的东西？你们总是讲真话吗？你们哭吗？这样的问题单没完没了。
也许，我们应该等一会儿，直到我们拿准了我们想知道的是什么，然后再坐下来商
讨细节问题。毕竟，主要的问题将会是开头语：喂，听见了吗？如果回答会是：听见了，
你好？那我们也许想在那儿停一停，考虑这问题，多花点时间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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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长期的习惯
尽管我们在理解生物学某些深奥方面比祖先前进了很远，但对于死亡，我们仍然象
我们的祖先一样采取十分复杂的、逃避的态度：我们象他们一样厌恶谈论个人的死亡，
也同样不愿想到个人的死亡。那是不雅的事，就象旧时对男女混杂的人群谈论性病或堕
胎一样。大规模的死亡倒没有以同样的特殊方式让我们不安：我们可以团团围坐在晚餐
的桌边谈论战争，其中有六千万生命一朝灰飞烟灭。谈起这个，我们就象谈论坏天气一
样。我们可以天天在电影和电视上观看突然的血淋淋的死亡，并且是色彩鲜活的景象，
而用不着去忍住一滴眼泪。只是当死亡的数目很小、又发生在近处的时候，我们才开始
焦躁不安地苦思苦想。问题的核心，乃是人们自身赤裸的、冷酷的死亡。这是自然界一
切现实之中我们最有绝对把握的现实，而它却是说不得、想不得的。也许，我们比我们
的前辈更不愿意面对这一现实，因为我们心中希望这事会离开我们。为了掩盖这种想法，
我们愿意认为，我们有这么多似乎能驾驭自然的令人惊叹的方法，只要在今后，比如明
年，变得更精明些，我们也许就会避开这一核心问题。
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Sir,1605－1682，英）说道：“活着这一长期的习
惯使我们不愿死亡。”现下，这习惯成了一种瘾：我们执迷于活着；它牢牢抓住我们，
我们牢牢抓住它，这中间的纽带越长越坚韧。我们不能考虑戒除这一习惯，甚至当活着
已失去原来的热情，甚至连对热情都失去热情之后，也不想戒除它。
为了免除死亡，我们在技术能力方面已经走了遥远的路程，可以想象，我们也许能
把死亡延迟更长的时间，或许能使寿命比得上俄国的阿布哈兹人。据说，那些人能延年
益寿，身心旺盛地活过一个半世纪。假如我们能够摆脱某些慢性的、使人衰老的疾病，
以及癌症、中风和各种冠心病，我们就会长寿。这话听起来很吸引人，也合乎情理，但
一点也靠不住。假如我们摆脱了疾病，我们会在最后十来年中更好地安度晚年，但仍可
能会按大约跟现在一样的时间表而终结。我们可能象那些遗传上不同种族的老鼠一样，
或者象海弗利克（Hayflick）那些不同的组织培养系，在程序事先规定的天数内死去，
控制它们寿命的就是它们的基因组。如果事实如此，我们终将老死，只是其中一些人可
能在60岁就散了架，而另一些人则晚得多，这要依遗传的时间表而定。
假如我们真能摆脱今天的大多数疾病，甚或能摆脱所有的疾病，我们临终也许会干
枯，随一阵轻风飘走，但仍然要死亡。
我的大多数朋友不象我一样看待这件事。他们愿意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死亡，只
是因为我们生病，是由于这种或那种致命的疾病所致。假如没有这些疾病，我们就会无
限期地活下去。尽管在生物学家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已经有证据表明死亡是绝对不可避
免的，但是他们之中的有些人也愿意认为死亡是疾病所致。什么东西都死亡，我们周围
的一切，树木、浮游生物、苔藓、老鼠、鲸鱼、苍蝇、线粒体，概莫能免。最简单的生
物有时难以认为那是死亡，因为它们身后留下的丝丝缕缕能不断复制的DNA，明显地是它
们自身的活的部分，而我们的情况则不那么明显（并不是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但看上去
是这样）。苍蝇并不是一个个因疾病缠身而病死。它们只是衰老、死亡，象苍蝇一样死
亡。
我们渴望活下去，即使有明明白白的证据摆在面前：高龄长寿在我们迄今构造成的
这种社会里未必是什么可以享受的乐趣。如果我们能把寻找新技术的事暂搁一旁，直到
发现了一些更让人满意的事可以在延长的时间里干，那就是幸事一桩。当然需要找到一
些事来取代坐在大门口一遍又一遍地看手表。
也许，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憎恶辞世时的不适，我们就不会这样急于延长生命。尽管
我们在生物学其他方面取得了令人目眩的进展，可关于这一举世普遍的死亡过程，我们
的知识还少得惊人；似乎是我们不希望了解它。即使我们能够想象，死就是死，用不着
先痛苦地病倒然后再过度到死，我们也会怕那件事。
有迹象表明，医学也许正在对这一过程表示新的兴趣，部分是出于好奇，部分是由
于困窘地意识到，我们在处理疾病的这一方面时，并没有显示出过去的内科医生曾经表
现出的技巧。在那些年月里，他们还没有象我们现在这样确信，疾病是孤立的，有时是
可以战胜的。那时，一个好医生最难、也是最重要的服务，就是在病人临终的时候守护
在近旁，安慰他们。这些通常是在家里作的。现在，这些事是在医院里，并且是悄悄进
行的（人们今天越来越惧怕死亡，原因之一，也许就是相当多的人对死亡全然陌生；他
们从未真的在现实生活中看死亡发生）。我们的有些技术，让我们可以否认这事的存在。
我们把闪烁不定的生命在细胞的这一个或那一个群体中维持很长时间，就好象我们在使
一面旗子持续飘扬。死亡并不是一下子发生的事；细胞一个接一个地死亡着。如果你愿
意，你可以在生命之光熄灭几个小时之后，把细胞大量救活，还可以用组织培养使它们
继续生长，因为不可逆转的死亡消息最终传遍身体的所有部位，需要几小时甚至几天时
间。
也许我们就要发现，死亡毕竟不是一件太坏的事。威廉·奥斯勒爵士（SirWilliam
Osler,1849－1919，加）就曾这样看。他不同意人们讲死亡的痛苦，坚持认为并没有那
回事。
在一本19世纪关于非洲探险的回忆录中，有大卫·利文斯通（DavidLivingstone,1
813－1873，英苏格兰）的一个故事，讲的是他自己的一次濒死的经历。他被一头狮子抓
住，那头野兽撕裂了他的胸膛，只是由于朋友及时射来一颗幸运的子弹，他才死里逃生。
后来，他历历在目地回忆起那段经过。他是那样惊异于与死亡相联的那不同寻常的安宁、
平静和绝无痛楚的感觉。于是他创造了一种理论，说所有动物都有一种保护性的生理机
制，在死亡的边缘开始起作用，将它们在一团平静的云雾中带到彼岸。
我只有一次见过死亡的痛苦，那是在一个狂犬病患者身上。长达二十四小时之内，
他极其清楚地知道他自身解体过程的每一步，直到最后一息。在狂犬病人的特别神经病
理学中，好象保护机制遇到障碍，没有开启。
从越来越多的心脏病患者那里，我们有新的机会来了解更多关于死亡生理学的第一
手知识。有些病人经过那整个过程，然后又活过来。从第一批由心脏病假死中复活的人
们那儿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这种假死已被称作拉撒路症候群），奥斯勒似乎说对了，那
些记得那段经过的全部或部分的人们并没有回忆起任何恐惧或痛苦。有几个人看上去似
乎已经死了，但在整个过程中一直清醒着，他们感觉到一种奇异的超脱感。有一个人发
生冠状动脉梗塞，在一家医院门前心脏停止了跳动，实际情况说明他已经死了。几分钟
后，他的心脏在电极的刺激下重新起动，又恢复呼吸活了过来。据他的描述，最奇怪的
一件事是，有那么多人围在身旁，那么急促地来来去去，那么激动地摆弄着他的身体，
而他感觉到的只是平静。
最近有人研究了肺障碍疾病患者对死亡的反应，其结论是，那一过程对旁观者造成
的痛苦大大超过给患者造成的痛苦。大多数病人似乎在泰然地作着死的准备，好象直觉
地熟悉这桩事情。一个年老的妇女报告说，死亡过程中唯一痛苦和沮丧的是被人干扰。
有几回，她被给予传统的治疗措施，以保持她的氧供应或恢复体液和电解液。但每一次
她都感觉到活过来是一种折磨。她深恨打断她的死亡过程。
竟然想到死亡这件事没有什么不好，我自己都觉得吃惊。但也许不该吃惊。死亡毕
竟是一种最古老、最基本的生物机能，它所形成的机制同样注意入微，是有利于保持生
物特性的遗传的信息来指引生物通过死亡的每一步，象我们司空见惯的生命的所有其他
关键活动一样。
但即使如此，如果在开始的、局部的阶段，这种转化是协调的、整体和谐的生理过
程，仍然有一事尚待解释，那就是意识的永久消失。我们还得永远困惑于这个问题吗？
那意识到底跑哪去了？莫非它只是立时倒毙，失落在腐殖质里，变成废物了？考虑到大
自然有为复杂难解的机制派上用场的趋势，意识消失这事在我看来是不自然的。我宁愿
认为，它不知怎的跟它所悬附的细丝分开，然后象轻吸一口气一样缩回到它所从来的膜
里，成为生物圈神经系统的一点新的记忆，然而我没有任何资料证实这件事。
这要留待另一门科学、留待日后去研究。也许以后会证明，如某些科学家所暗示的，
由于某种测不准原理，我们永远不可能研究意识，因为这种原理规定，仅仅是“看”这
个动作就会使它抽动、模糊，从视野里消失。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永远不会知道实情。
我羡慕我那些相信有心灵感应的朋友；奇怪的很，是我的欧洲科学家相识们最愿意相信
它，最轻易地接受了它。他们的姨妈们全都接收到了心传，于是，他们就坐在那儿，手
握意识转移的证据，手握创造一门新科学的材料。没有那么凑巧的姨妈，从来收不到一
点感应，可真是令人沮丧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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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哈顿的安泰[译注1]
又是昆虫。
群居性昆虫被收集成群后，会变成一些在质的方面不同于它们独居或成对时那种样
子的动物。单个的蝗虫是安静的、若有所思的、固着的东西。但当一些蝗虫汇集另一些
蝗虫时，它们就变得激动，变色，内分泌显著地改变，加剧活动，直到足够多的蝗虫比
肩挨踵紧挤在一起时，它们就会振动，嗡嗡叫，能量赶得上一架喷气式客机，于是便轰
然起飞。
沃森（Watson,J.A.L）、内尔（Nel,J.J.C.）和休伊特（Hewitt,P.H.）三人曾经从
野外收集到大量白蚁，把它们放在一起，有的成群，有的成对，进行观察。放在一群的
白蚁变得越来越友好而好动，但没有表示产卵或交配的意向；相反，它们缩减摄水量，
注意减肥，其飞行肌肉的线粒体代谢活动增快。被聚集成群的白蚁不断地用触角互相接
触，而这似乎是中心的控制机制。重要的是被触而不是去触动。去掉触角，任何白蚁仍
可成为群体中的白蚁，只要足够频繁地被其他白蚁接触。
分开的、成对的白蚁又成了另一种东西。一旦从蚁群中分出来，与其他所有白蚁的
接触一停止，它们马上变得富于攻击性，冷漠刻板。它们开始强制性地饮水，而不再互
相接触。有时它们甚至互相咬掉触角的末端部分，以减少触动的诱惑。暴躁易怒的白蚁
终于安下心来，要在这种不利环境中尽可能过得好一点。它们开始准备产卵，并照顾新
孵出的幼蚁，同时，飞行肌中的线粒体停止活动。
群居性最强的动物只能适应群体行为。蜜蜂和蚂蚁离群之后，除了死亡别无选择。
实在没有单个个体这种生物，它并不比从你皮肤表面放逐出来的细胞具有更多的生命。
蚂蚁其实不是独立的实体，倒更象一个动物身上的一些部件。它们是活动的细胞，
通过一个密致的、由其他蚂蚁组成的结缔组织，在一个由枝状网络形成的母体上循环活
动。条条线路交织得这样致密紧凑，使得蚁丘具有一个生物的所有基本标准。
弄明白蚁丘通讯系统是怎样运行的，那才是绝妙的事。不知怎的，通过相互间不断
接触，通过象货币流通一样交换上级上带来带去的一点点白色的物质，它们能告知整个
蚁丘关于外部世界的情况：食物的地点，敌人的接近，维修蚁丘的需要，甚至告知太阳
的方位。据说，在阿尔卑斯山中，登山者用细长的蚁穴那阿米巴状构形作为指南针。蚁
丘的回报方式是管理那整个机构的事务，使其各个蠕动的部件协调一致，使蚁穴保持通
风、清洁，以使之持续四十年之久，通过长长的触角取来食物，养育幼仔，捕捉奴隶，
种植庄稼，并不时象生儿育女一样在近处生出亚群落。
群居性昆虫，特别是蚂蚁，已被作为各种寓言的源泉。它们给人以勤劳、互相依赖、
利他、谦卑、俭朴、耐心等种种教诲。它们被用来在我们整个社会道德领域中指导我们。
从白宫直到街道储蓄所都得接受它们的指导。
而现在，它们终于成了一种艺术造型。纽约的一家美术馆展出了收集到的二百万活
的兵蚁，那是从中美洲借来的，以单个群落的型式展出，题为“图案与结构”。它们被
陈列在沙子上，放在一个大方匣子里，四周是塑料挡板，高得足以防止它们爬出来，爬
到曼哈顿的街上。作品的创造者根据他自己的灵感和蚂蚁们的趣味，改变着各个食物来
源的位置，而那些蚂蚁就自动地形成一些长长的、黑乎乎的、绳子一样的图案，伸展开
来，象一条条扭动的肢体、手、手指，爬过沙地，排成月牙、十字和长椭圆型，从一个
站点伸到另一个站点。经过这样摆弄的蚂蚁，被一群外着冬季服装的人们充满热情地观
看着。这些人排成整齐的队形，连同那些蚂蚁成了一种抽象、一种活的活动雕塑（mobi
le），一种行动绘画（action painting），一种实物艺术（found art），一个事件，
一件模仿滑稽作品，只是随视点不同而异。
我可以想象，那些人围绕塑料挡板移动着脚步，肩挨着肩，有时手碰碰手，交换着
一点点的信息，点点头，有时笑笑，象纽约人惯常那样随时准备一有风吹草动就逃之夭
夭。他们身上的线粒体油足火旺，咝咝冒着蒸汽。他们围绕大匣子以整齐的队列移动，
有分寸地、彼此无伤地互相拥挤着，往下看着，点着头，然后退开，让新来的人进来。
从远处看，围着装有长蛇状兵蚁群的白色塑料匣子的人密集一起，彼此交头接耳，一遍
又一遍地咕哝着，这些人看起来绝对是令人惊异的东西。他们莫不是从另一个星球上掉
下来的？
很可惜这一些我都没有亲眼看到。待我从电视和早报上得到了这消息，按捺不住地
想要前往曼哈顿，而且也准备好要往那儿迁徒时，我得知，那些兵蚁全都死了。
艺术造型干脆解体了，一下子解体了，就象英国画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
con 1909.10.28－）的画中那些正在爆炸消失的脸孔中的一个。
没有解释，除了那个没有证实的传言：死亡可能是周末期间画廊的冷流造成的。星
期一早上，它们懒了，活动不那么准确了，没生气了。然后，死亡开始波及一部分，然
后另一部分，一天之间，两百万蚂蚁全部死亡，由人扫入塑料袋里，放到外边，以便由
清洁车吞食、消化。
这是个悲凄的寓言。对其寓意我没有把握。但我想，这一定跟那塑料有关系，还有
那离开土地的距离。从中美洲丛林的土地到画廊的楼板有好远，特别是你能想到，曼哈
顿本身也是悬在某种水泥台上，由一些电线、煤气管道和供水管道的网络支撑着的。但
我想主要还是那塑料。在我看来，那是人迄今造出的一切东西中最非自然的东西。我不
信你能把兵蚁从地上悬起来，悬在塑料上，悬任何一段时间。它们会失去接触，耗尽能
源而死去。
人踩在蚂蚁身上，踩死一只或一小群，天天如此，而不加思索。但想到大到二百万
蚂蚁组成的这样大的一头动物之死，就不可能不感觉到一阵深切的同情，和一点说不出
的什么。神经紧张地这样想着，特别想到曼哈顿和那个塑料台，我放下了手中的报纸，
伸手从架上取过那本书——我知道其中有一段，恰好是此时此刻所需要的宽心丸：
“人们把群居性昆虫和人类社会作了很多类比，这是不奇怪的。然而，从根本上说，
这些类比是错误的，或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昆虫的行为是由先天的指令性机制严格定
型和决定的；它们很少甚至全然没有学习的领悟力和能力，它们缺乏一种根据许多世代
累积的经验发展社会传统的能力。”
当然，这类东西只是自己一个人读还只是一种不完全的安慰。要获得充分的效果，
需要好些人一齐朗读，需要许多口唇同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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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物学实验站
一旦你象我一样，由于意识到我们是一种社会性物种而惊讶不已，你会留眼观察，
注意片片断断的证据，以证明这总的来说对我们是件好事情。你环顾四周，寻找一些我
们集体地和无意识地从事的事业，寻找一些我们象造马蜂窝一样建造出来的东西，而我
们个人却不知自己在干些什么。如今这年头，在大部分时间里，这种寻找是一种令人沮
丧的活动。消耗我们大部分精力，把我们大家捆在一起的联合建筑活动，当然是语言。
但语言结构之大，发展又这样缓慢，没有人能在这件工作中感觉到个人的参与感。
稍小些的、更有限的项目，其大小能让人把握住的，如国家，或空间技术，或纽约
城，想一想就难免让人沮丧。
只有在我们很小的事业中，我们才能在某些地方得到鼓励。座落在伍兹霍尔（Wood
s Hole）的海洋生物学实验站就是一个范例。那是一个人类机构，具有自己的生命，进
行着自身繁殖，四周都有人的干预触及它，并不断被这种干预改善、润色。这地方被凑
成一起，赋予生命，维持到今天这种成熟状态，还准备进一步发展，进一步变复杂，而
做出这一切的只能被描述为一伙人。不管是百年来那些主任其事的显要的名人，还是季
节性涌来骚扰的那数不清的委员会，还是名义上拥有并操纵着它的那六百人的集体，甚
至包括那些董事们，都未能对之做更多的事，不过是极轻地执着这个机构的缰绳。它似
乎自有主意，而它的主意是以其自己的方式拿定的。
从来都没有显得很好地组织过的一代接一代的人群，从1888年得到批准时就一直在
建造着这个实验站。准确地说，是早在1871年开始的。其时，马萨诸塞州的伍兹霍尔被
选中作一个海洋渔业局的驻地。这儿是湾流和北部近海海流的交汇处，各种各样的海洋
和海湾生物这里都可见到，另外还有各种鸟类可供观瞧。学究型的人们从波士顿漂到这
里，到处看了看，开始互相解释些什么，于是，这地方就起步运行起来。
从一开始，实验站就缓慢然而也稳步地发展着，不时生出新的建筑物，担负起新的
功能，扩大着规模，每年夏天通过自己的某种趋向性吸引来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以及世
界各地来的学生。今天，它成了这个国家唯一的全国性生物学中心；它成了没有官方命
名的（迄今也没有官方资助的）国家生物学实验室。它对于生物科学的成长和发展的影
响，抵得上这个国家许多大学的总合，因为它一向有来自全世界的科学天才中的佼佼者
主持每年夏天的科研和教学活动。你四处打听一下就会发现，那儿总有一些当今生物学
和医学界的重要人物，起初是被这里的夏季生理学课程非正式地引导入实验站的学术活
动；更多的人是在夏季作为访问者在此处的实验室消磨时光时，偶尔产生这种或那种想
法，促成了他们的关键性实验。还有一些人只是来度个假，就获得许多想法，足以使远
在国内的实验室整年忙个不停。有人统计过，有三十位戴上诺贝尔奖桂冠的人曾经在某
段时间在海洋生物学实验站工作风，
令人惊异的是，这样一个机构，对学术有这么多的影响，竟能够一直这样绝对地保
持自治。当然，它跟外界有着种种联系，因某些研究生教学计划跟外部一些大学有一些
安排。微妙地、有些莫名其妙地附着于街那头的伍兹霍尔海洋学研究所，从没有受外界
任何机构或政府部门的支配，也没有任何外部团体告诉它应该作什么。在其内部，机构
的重要决策似乎都是通过调节和适应的过程进行的，可以承受的力量总是适合于有弹性
的目标。
无脊椎动物的眼睛在海洋生物学实验站被发现是一架光学仪器，为现代视觉生理学
开辟了道路。伍兹霍尔枪乌贼的巨大神经轴索成为创立今天令人惊奇的神经生物学的契
机。发生生物学和生殖生物学在这里被承认和定义为科学。这两门科学从海胆卵研究开
始，以后就稳步发展起来。海洋生物的模型在肌肉结构与功能研究的早期曾经是至关重
要的，而关于肌肉的研究已成了海洋生物学实验站的主要的当务之急。生态学在这里很
早就是一门严肃的、有人员勤勉从事的科学，比我们其他人发现这一学科要早数十年。
近年来，还有一些新的领域一直在扩大和加强着，生物膜、免疫学、遗传学，还有细胞
调节机制等学科正在飞速发展。
你永远不敢预料什么时候会有新东西从不可思议的行为当中生出来。最近发现，海
星身上的阿米巴状细胞含有一种物质，能使哺乳动物的巨噬细胞失去活动能力，很象一
种更高级生物体内免疫淋巴细胞的产品。海兔，一种海生的蛞蝓，看上去不可能有任何
用处的东西，被一些神经生理学家发现满身都是真理。鲎是世界上的保守动物之一，最
近人们发现它含有一种试剂，能探测出若有若无的极小量革兰氏阴性菌的内毒素，可用
于监测无发热原物质。鲎很快就会成为医药工业产品，象龙虾一样上市了。
象海洋生物学实验站这样的一个机构，你无法预见它的前途会是什么样子。不管以
什么方式，它总要演进。它可能很快变成另一个样子，年年有新的教学和科研计划，年
年有新的工作人员。但它在作到这些时，须得不伤害其夏季计划的巨大力量，不然，机
构就会一片大乱。如果它的研究生计划还要照常扩展的话，它还要寻找新的路子来联系
各个大学。它还必须跟海洋学研究所发展新的共生关系，因为这两个地方有那么多东西
得失他关。还有，它还要筹集到更多的钱，多很多的钱——那样的数目只有联邦政府才
拥有——同时又不失去它自己任何的主动性。
在未来的年月里，它会是颇可观赏的有趣的地方。在一个理性的世界里，海洋生物
学实验站的事情应能象过去一样顺利进行。它应当成为更大、更敏捷的集体智慧。如果
关于地球生命你能想出什么好问题可问，那么，到这个地方寻找答案最好。
现在的情况确是这样。你可以先从它近处的海滩看起。那海滩的作用是某种神经节。
它叫作石滩，因为过去曾覆盖着让人踩着发疼的碎石。不过，很早以前，某个由科学家
组成的委员会，因为受到妻子们的催促，找到了足够的钱为它铺上了一层砂子。这个最
小的海滩，因离实验站很近，研究者可以在阳光明媚的周末跟孩子在此搞个三明治午餐。
不时有纯粹物理学家在此出现，他们在国家科学院夏季驻地开着会，只有几分钟的闲暇。
由于他们对隐密类的事情作预报而疲倦了，带着一幅大难临头的神情[译注2]。这些物理
学家是另一个物种，皮肤更白，搭一块遮阳的毛巾，一幅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脚板过
于敏感，走在沙子上也要蹒跚而行。
一个小男孩，五岁光景，带着近视眼镜，从水中现出；非同一般的是，他的头发滴
着水，眼镜却是焦干的，看来已经很有技术了，在许多人的谈话中他走向他妈妈。那位
妈妈正在解释叶绿体DNA和细菌DNA之间的同源性。他惊奇地摇着头，看着手中的一种黄
褐色凝胶状的东西说，“那片水真有趣。”在石滩，那片水首先被视为是有趣的，连小
孩子也这样看。
在炎热的仲夏的周末，你可以看到那支配的机制是怎样运行的：海滩上很挤，人们
得掂着脚找来找去，才能找见一块歇歇腿的地方。但不管怎样，总是有很多人站着。生
物学家似乎喜欢站在海滩上，彼此讲话，打着手势，弯下腰在沙上划着图形。到夜幕降
临的时候，沙上已横竖交叉着乱七八糟的纵坐标、横坐标和曲线。那都是为了解释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