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各种事物的。
没等看到人，你就可以听见远处沙滩上传来的声音。那是一种最不同凡响的声音，
半象呼喊，半象歌声，由同时提高的人声汇流而成。那是在彼此解释什么事情。
在星期五晚间讲座结束时，你可以听到类似的声音，那是海洋生物学实验站每周一
次的大事。其时，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座主讲人到场，提出他们最令人惊倒的科学片断。
当听众涌出礼堂时，就有同样的兴高采烈的合唱。那是拥挤的人群发出的大声，以大脑
能跟得上的最快速度彼此解释着什么。你听不出人群中个人说的话，只能听到那个反复
出现的短语：“可是你听我说……”，不断冒出于语言的潮水之上。
没有多少机构能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随意制造出这样自发的音乐。这真需要灵秀
之所钟，而海洋生物学实验站似乎正是得天独厚。也许，这竟是我们建造语言的方式之
一面。这里的规模很小，而且并不清楚它是怎样运行的。但是，在我们似乎还不能理解
或作对任何事情时，想想这里的事例满令人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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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
用指尖操纵打字机，就象骑自行车或在小路上散步，最好是一点也不去想它。一旦
想到它，你的指尖就会踌躇，敲到错误的键上。干那些只要熟巧就能干好的事，你一定
得放松与每一动作有关的肌肉和神经系统，叫它们自行其是，你自己则不要搅在里面。
这并不意味着丢失了权力，因为你要决定干与不干，而且你可以随时进行干预，改进技
巧。假如你想倒骑自行车，或者走路要走出别出心裁的慢跑步法，每到第四步就轻跳一
步，还要边跑边吹口哨，你可以那样作。假如你集中注意力于每个细节，使每条肌肉都
保持紧张，每一步都让全身自由落下，但到最后时刻控制住自己，及时伸出另一只脚阻
止下落，到末了你将累得趴下，累得抖成一团。
我们有福气，在学习这种无意识协调动作的过程中，我们有选择和进行变更的自由。
假如我们生来就具有所有这些技巧，象蚂蚁一样自动化，那我们一定会失去多样性。如
果我们走路或蹦跳人人都一样，从来都不从自行车上摔下来，那这个世界就不会这样有
趣了。假如我们按遗传程序规定生来都会弹一手好钢琴，我们也许永远不能学会理解音
乐了。
对于我们在身体内部进行的那些复杂、协调、奇巧无比的操作，规则又不同了。我
们不需要学任何事情。我们的平滑肌细胞生来带有全套指令，一点也不需要我们帮助，
而是按自己的计划一路工作着，调节着血管的口径，把食物移经肠道，根据整个系统的
要求开启或关闭管道；分泌细胞秘密地制造着它们的产品；心脏收缩；扩张、荷尔蒙被
发送出去，跟细胞膜不声不响地进行反应，使腺苷基环化酶、前列腺素以及其他信号开
了又关；细胞之间靠互相接触彼此进行通讯；细胞器向别的细胞器发出讯息。所有这些
都在不停地进行，我们并没有对它们说什么悄悄话。整个安排是一个生态系统，其中每
一部分的操作都由其他所有部分的状态和活动制约着。事情通常是顺利地进行，这是一
个万无一失的机制。
但现在，对这块长期以来被认为不可侵犯的内部领地，其自治权已经有了争论。实
验心理学家们最近已经发现，内脏器官可以被训练去作各种事情，就象小伙子学骑自行
车一样容易，方法是应用条件反射的工具技术。如果一件事按照人所要求的方法随信号
作了，就马上给予合适的刺激来强化刚做过的动作，于是，这件事就形成了条件反射。
通过刺激其大脑中的“快乐中枢”，老鼠被教会看见信号就加快或减缓心跳，或改变血
压与脑电图的波形。
同样的技术已被应用于人类，给予的刺激不一样，而其结果是惊人的。据称，你可
以使自己的肾脏改变尿液形成的速度，增高或降低血压，改变心率，绘出不同的脑波。
已经有人在谈论人类疾病防治上的突破了。照支持者的说法，技术完善并扩展之后，
一定会导致治疗学上的新的可能性。如果象报道说的那样，一只老鼠能控制让一只耳朵
的血管比另一只耳朵的扩张得多一些，那么，在自我控制和自我操纵方面会有多么丰富
的体验可能摆在人的面前？文学杂志里已经有了神秘的广告，敦促人们购买一种能根据
自己的趣味训练并调节脑波的电子耳机。
我是不信这个。
不是贬低它。我知道，这种技术是极其重要的。有希望自己说了算，由自己发号施
令，象玩玩具火车一样控制自己的细胞活动，人们应该感到兴高采烈。既然知道脏腑可
以被控制，我们自然会想到，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忽视了它们，而且想到，通过明智地运
用人的智慧，可以训练这些原始的结构去作出我们想给它们定的任何标准的行为。
我的麻烦，说句老实话，在于缺乏自信心。如果明天有人告诉我，我将与我的肝脏
直接联系，而现在就可以指挥它，那会把我愁死。那倒不如告诉我，丹佛城上面四万英
尺上空我曾坐过其中的一个二等舱座的747喷气式客机，现在是我的了，爱怎么摆弄就怎
么摆弄；那样我至少还有希望跳伞逃命，如果我能找到一个降落伞，并很快发现怎样开
门。但要我负责肝脏，那我和我的肝脏就没救了。因为，实事求是地讲，我大不如我的
肝脏聪明，另外，体质决定了我没能力作出肝的决定。但愿我不会被迫这样做，永远不
要。应当作什么，我一点谱儿也不会有。
关于我身上的其他部件，我有着同样的感觉。不管它们干什么，没有我的干预，它
们都会更幸运。理论上，接管脑子或许有些诱惑力，但我不能想象在现实生活中这样作。
我会失去联系，把事情弄乱，在错误的时候开启错误的细胞，丢三拉四。我怀疑到那时
我究竟能不能产生我的思想。我的细胞生出来，或分化出来，就知道怎样一起干这样的
事。如果我插进来组织它们，它们会反感，也许会吓坏了，也许会象群蜂一样涌出，涌
到我的心室里来。
但我说过，这毕竟是一种诱惑。我从未真正满意过我的脑子的运行，而且，尝试自
己去掌管它，哪怕就管一次，或许这是一种乐趣。如有机会，有几样东西我想改变：有
些记忆没留下记录就要溜走；另外一些则足够多，宁愿抹掉它们；有些想法我不愿意老
是这样不停地放进去；还有那一串串的想法，在里面转了一圈又一圈而永远理不出什么
头绪。我一向疑心那里面有些细胞一直在那里瞎混，浪费大部分时间，而我愿意看到它
们集中注意力和踏踏实实的工作。同时，如果我来掌管，它们会稍为尊重地听我指挥。
不过，权衡利弊，我想最好还是别卷入这种事务。一旦开了头，要你负的责任就没
完没了。我宁愿给我所有的自动功能很多自治权，它们想要多少我就给多少，然后什么
都别管，抱最好的希望就是了。想一想，你得操心怎样管理白细胞，跟踪它们，竖起耳
朵听着信号，一有情况就赶它们到这儿到那儿，那怎么得了！开始你还能为有了所有权
而闪过一丝自豪，然后，这种事就会让你疲惫和衰弱，那就没有一点工夫干别的了。
那怎么办？不能把这种技术放在一边就完事儿。如果这个世纪我们还学到了什么，
那就是，一切新技术，不管有利有害，迟早都要被应用。我们的本性就是要这样做。不
能指望使条件反射这种技术例外。我们会被驱使着去给它派上用场，去费力跟我们的内
部环境交往，去胡乱干涉。它会消耗我们这样多的能量，致使我们到头来会进一步跟外
界事物切断联系，失去生活乐趣的主要源泉。
关于出路何在，我有一个建议。如果我们有能力控制自动功能，调节脑波，指挥细
胞，那为什么没有可能把完全一样的技术运用于正好相反的方向？为什么不能做到不搅
和进去，不接管事务，而是学着与事务彻底分开、分离、拆散，学着自由飘动？假如你
要试一试的话，你只需要小心点儿，别把安全绳也撤了手就行了。
当然，人们很早就在试图作这类事情了，只不过用的是另外的技术，运气也不同。
想一想的话，禅宗的射艺似乎就是这么回事。跟一个大师学好几个月之后，你学会放箭
的时候不是自己去放，要让手指头放箭，让它们自己说了算，轻轻地，就象花的开放。
学会了这个以后，不管箭射何处，你是准中无疑。你可以跳到一边看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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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物体的细胞器
我们似乎正经历着一场生物学革命——至少迄今是这样。但是，这场革命没有把我
们搞得一团大乱，甚至也没怎么叫我们不安。即使我们并不完全清楚它是怎么回事，我
们却在学着把它视为理所当然。这是一种古怪的、和平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那种人
心惶惶、怕旧观念遭到贬斥和推翻的事，是没有的。相反，整个的、大块大块的新知识
几乎每天都带进来，正好放在从前是一片片空白的地方。关于DNA和遗传密码的消息并没
有取代某一种旧的教条，那地方原来没有什么东西要靠边放。分子生物学并没有排斥关
于细胞功能内部细节的旧有的定论。我们好象是在从头、从零开始。
我们不仅把它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倾向于在谈论生物学革命时，似乎期待着从中
获利，就象上世纪的工业革命时的一样。技术上各种各样的革命性改变，从人类疾病的
最后控制，到世界食物和人口问题的解决，都被假定是为了未来。我们甚至已经在争论，
什么样的未来我们喜欢，而什么样的未来我们愿意取消。有一些问题，如基因工程的价
值，从单个细胞制成可取的人类无性系，甚至关于两个脑袋真的比一个脑袋聪明的可能
性等等，已经在一些讨论会上被争论着。
迄今为止，我们似乎还没有为各项新知识中的什么事真正感到震惊。人们感到过奇
怪，甚至有过惊愕，但还没有恐慌。期望这个也许为时尚早，也许它就在眼前。
但是，寻找麻烦却并非为时过早。我能觉察到一些，至少对我来说。我从关于细胞
器的了解中意识到这些麻烦。我从小就接受的信仰是，细胞器是我细胞里面的看不见的
小小引擎，由我或我的细胞代理人所拥有和操纵，是我智慧肉体所私有的、显微镜下也
看不见的小东西。但现在的情况好象是，它们中有一些，实际上也是最重要的一些，完
全是陌生的。
证据是有力的、直接的。线粒体内膜不象其他动物的细胞膜，倒最象细菌的膜。线
粒体的DNA跟动物细胞核的DNA有质的不同，却酷似细菌的DNA；另外，象微生物的DNA一
样，它跟膜是密切相连的。线粒体的RNA跟细胞器的RNA一样，而不服细胞核的一样。线
粒体里面的核糖体象细菌的核糖体，而不同于动物的核糖体。线粒体是固有的，它们一
直在那里，自行复制繁衍，跟所在细胞的繁衍没有关系。它们从卵子传到新生儿；有几
个从精子传下来，但多数是来自母方的。
同样，所有植物里的叶绿体都是独立的、自我复制的寓客，有着自己的DNA、RNA和
核糖体。在结构和色素内容方面，它们是原核生物蓝绿藻的写照。最近有人报道，叶绿
体的核酸实际上跟某些光合微生物的核酸是同源的。
也许还有更多。有人提出，鞭毛和纤毛曾经是一些螺旋体，它们在有核细胞形成的
时候跟其他原核生物并到一起。有些人认为，中心粒和基体是半自治的生物，有着自己
独立的基因组。也许还有另外一些，尚未被人发现。
我只希望，我能够保留对自己细胞核的所有权。
很令人惊讶，我们竟如此平静地接受这样的信息，好象它恰好符合我们一直就有的
观念似的。实际上，叶绿体和线粒体可能是体内共生者这件事，是早在1885年提出来的，
但人们仍然会期望，这一提法的确认会让研究者们跑到大街上大声呼喊。然而，这却是
一个静思的、勤勉的领域，工作井井有条地进展着，现在正特别注意细胞器的分子遗传。
对于它们最初是怎样到那儿去的，已有审慎的、有分寸的思考，已达成一致看法，认为
它们很可能在大约十亿多年前被较大的细胞吞并，从那以后就一直呆在那里。
通常的看法是把它们视为被奴役的生物，它们被捉来为自己不能呼吸的细胞提供腺
苷三磷酸，或者为没有光合装备的细胞提供碳水化合物和氧。这种主奴关系是一些生物
学家的共同看法。他们还是些发育完全的生物学家，一个个都是真核生物呢。但事情还
有另外一面。从细胞器的立足点来看问题，可以认为，它们很早就学会了取一种最好的
生涯，它们过起日子来最不费力，而且它们和它们的后代最不用冒险。它们跟我们不一
样。我们一路进化而来，煞费苦心地制造出越来越长的DNA长链，冒着越来越大的危险—
—说不定哪一天会发生某种突变，把我们送到进化上的死胡同。它们却相反。它们决定
不再长大，安守一行的本分。为达到这种目的，为保证自己尽可能延续持久，它们打入
了我们及其所有生物的里面。
线粒体和叶绿体一直体小、保守和稳定。这对于整个事业来说是件好事，因为从根
本的意义上讲，这两种细胞器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活物。二者携手合作，制造出氧气，并
安排它的应用。实际上，是它们经营着生命。
我的线粒体组成了我的很大一部分。我算不出确数，但我想，把它们晒干了，其体
积几乎跟剩下的我一样多。如此看来，可以把我看作是一个很大的、会移动的呼吸菌的
菌落，操纵着一个由胞核、微管和神经元组成的复杂系统，为细菌们的家庭欢乐和生计
工作着，而这时候，正在操纵着打字机。
我跟我的线粒体密不可分，还不得不为它们做大量至关重要的工作。我的细胞核按
遗传密码造出每个线粒体的外膜，大量附着在线粒体嵴上的酶必须由我来合成。据说，
它们的每一个都只制造仅够自己存续下来的一点物质，剩下的都要由我提供。而操心犯
愁的事都是我的。
既已知道了这种形势，我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事情让我犯愁，例如病毒。如果我的
细胞器真的是与我共生的细菌，它在我身上开拓殖民地，那么，我用什么办法能阻止它
们沾染病毒？或者，如果它们真有溶源性这东西，我又怎能阻止它们把噬菌体传送给其
他细胞器？然后还有我的产权问题。我的线粒体全都跟我一块儿死去吗？我的孩子们取
得了母方的线粒体，还一块儿取得了我的一些吗？我知道这种事本不应该叫我犯愁，但
就是让我犯愁。
最后，还有我的身份这个大问题，甚至还有我作为人的尊严问题。当我第一次知道，
我是由低级的生命形式出身，我并不在乎。我心里想象着一个眉毛粗浓而突出、没有语
言、多毛的类人猿家族，栖居在树林里，而从未反对它们是我的祖先。说实话，作为一
个威尔士人，知道自己已经进化得明显高于它们，我更感骄傲。能作为本物种改进过程
的一部分，这是满足感的一个源泉。
成问题的不止这些。我以前从没料想到我的出身原是一个没有胞核的细胞。就说是
这样吧，如果这就完事了，我也能忍了。但现在又加了一层羞辱，说从某种真实意义上
讲，我根本不是由某个祖先遗传而来，我一直是把所有这些东西带在身上，或者，也许
是它们一直带着我。
既然是这么一种形势，那保持尊严就没什么用处了，最好别费力去保持。这真是不
可思议，它们就在这儿，在我的细胞质里到处活动，为我自己的肌肉呼吸着，却是一帮
陌生客。它们跟我的关系大不如它们彼此之间和它们与那边山脚下自由生活的细菌更密
切。它们感觉起来象陌生客，但我又想到，这同样的生物，完全一样的生物，也住在那
边的海鸥的细胞里，还住在鲸鱼、沙丘的草、海草和寄居蟹的细胞里；也住在我后院的
山毛榉的叶子里，住在后院篱下那窝臭鼬里，甚至也住在窗上那只苍蝇里。通过它们，
我跟这些联系在一起。我的近亲——比近亲只远了一层——遍天下。对我来说，这是一
种新的知识，我有点遗憾我不能跟我的线粒体保持更密切的接触。如果我集中注意力，
我能想象我感觉到了它们：它们不怎么蠕动，但不时有某种震颤。我禁不住想，假如我
更多地了解它们，更多地知道它们如何保持了它们和我的同步活动，我会有一条新的途
径理解音乐。
在所有的共生关系中，都有一种固有的好意，这是一定的。但这一种——很可能是
最古老、建立最牢固的一种，似乎特别公平。一点也不象弱肉强食的样子，也没有哪一
方摆出一副仇敌的姿态。如果你要寻找一种类似自然法则的东西来取代一个世纪前的
“社会达尔文主义”，你得从叶绿体和线粒体暗寓的生命意义中汲取教益。这很费力，
但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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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
看着电视，我们会认为，我们是在四伏的危机中作困兽斗，被追逐我们的细菌团切
包围，之所以免于感染和死亡，那只是因为化学技术在护卫着我们，每时每刻在杀退众
菌。我们得到的指导是把消毒剂到处喷洒，卧室要喷，厨房要喷，洗澡间尤其要使劲喷，
因为我们自己身上的菌似乎是最危险的。我们拿了烟雾剂，为了吉利再加上除臭剂，喷
鼻子，喷口腔，喷腋窝，喷隐秘处的招皱，甚至连亲爱的电话听筒的内部也要喷一通。
我们把烈性的抗菌药敷到小小的疙瘩疮上，然后再用塑料布严严实实地包扎。塑料成了
新的保护者，我们把旅馆里的塑料杯再包以塑料布。我们把马桶座垫用紫外线照过，再
把它象国家机密一样封起来。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种种微生物总在图谋接近我们，想
把我们撕裂分解成一个个细胞。只是因为我们提心吊胆，勤于防务，我们才得以囫囵个
儿活在世上。
我们至今认为，人类疾病的肇事者，是一群有组织的、现代化的魔鬼。而在这敌阵
中，最显眼的、坐中军大帐的便是细菌。我们断定，它们干起坏事来该是饶有兴致的。
它们到我们身上逐利，它们数目太多，疾病看来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人类就这么个生活
条件，没法子。假如我们成功地剿灭了一种疾病，总会有一种新的疾病伺伏在一旁，等
着取代它的位置。
这些都是具有社会规模的妄想狂的幻觉。究其原因，则半是因为需要树敌，半是因
为我们对过去的事情还记忆犹新。直到不过数十年以前，细菌还是真正的家庭之患。尽
管活下来的还是多数，可我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死神就在不远处。我们一行一动，都是
带着家小出生入死。我们有过大叶肺炎，脑脊髓膜炎、链球菌感染、白喉、心内膜炎、
伤寒、各种败血病、梅毒，而肺结核则无时不在，无地不在。现在，大多数人已脱离了
上述大部分疾病的威胁，这要归功于抗菌素、科学研究、文明，还有金钱。但我们没有
忘记过去。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也从来都只是那个庞大的细菌王
国相对漠不关心的对象。细菌致病并非常规。实话说，细菌致病是这样罕见，鉴于地球
上细菌的家口之众，致病菌的种类相对来说这样少，这件事有着捉摸不定的一面。疾病
的发生，通常是为共生而进行的谈判无结果造成的，是共生双方中的一方越过了边境线，
是生物界里边界协定的误解。
有些细菌只是在产生外毒素时才是对人类有害的，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只是在
自身生病时才产生外毒素。白喉杆菌和白喉链球菌只有在受到噬菌体侵袭时才产生毒素；
为毒素的产生提供密码的是病毒，未受感染的细菌是没有获得密码通知的。我们染上了
白喉，那是种病毒感染，但病毒感染的不是我们。我们卷入的不是一场跟毒素的直接对
抗赛，而好象是无意中撞入了他人的麻烦。
有些微生物具有侵害人体的特殊能力，我可以想出几种，大概有结核杆菌、梅毒螺
旋体、疟原虫，还有另外几种。但从进化论的意义上讲，它们能引起疾病或死亡，这对
它们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对大多数细菌来说，引起疾病也许是它们的祸事，它们要冒
的生命危险比我们的危险更可怕。一个人带上了脑膜炎病原菌，即使不用化学疗法，致
命的危险也不大。相比之下，脑膜炎病原菌运气不好碰到人身上，它们的生命危险可就
太大了。大多数脑膜炎病原菌很精明，只停留在人体的表面，在鼻咽部呆着。脑炎流行
时，大多数带菌者身上、鼻咽部就是病原菌呆的地方。一般说来，它们在那儿对人是无
害的。只有在原因不明的少数人身上，它们才越过了界线。这时人菌两方就一块儿遭殃
了，而大多数时候，更遭殃的是脑膜炎病原菌。
葡萄球菌生活在我们全身各处。大多数其他细菌不适于生活在人类的皮肤上，这种
菌倒似乎适应了那里的条件。看着它们如此之众，而我们自己是这样形单影只，然而，
跟它们相处，麻烦却如此之少，这真是奇怪。只有很少几个人受疖疮之苦，而这大半又
要归咎于我们自身白细胞的多管闲事。溶血链球菌是我们最贴身的友伴，甚至亲密到跟
我们的肌细胞膜有同样的抗原。是我们以风湿热的方式对它们的存在作出反应，才给自
己招来麻烦。我们可以在网状内皮组织的细胞中长期携带布鲁氏菌，而根本感觉不到它
们的存在。不知什么原因，大概与我们身上的免疫反应有关系吧，我们才周期性地感觉
到它们，这种感觉反应便是临床的病症。
大多数细菌一门心思在吃喝，它们不断改变着有机分子的结构，这样，这些分子便
可被用来满足其他生命形式的能源需要。总的说来，这些细菌相互之间不可分离，以相
互依赖的群落的形式生活在土壤或海洋中。有一些细菌在更专门、更局部的关系中成了
更高级生物的共生者，作为工作零件活在其组织中。豆科植物的根瘤如果没有根瘤菌，
那就会既不会形成，也没有作用。是大量的根瘤菌群集在根毛中，与之结成亲密的关系，
以至于要用电子显微镜才能分辨得出，哪些膜属于细菌，哪些属于植物。昆虫身上都带
有细菌的群落。这些菌细胞似乎成了昆虫体内的小小腺体。没人知道它们在干些什么，
只知道它们干的事很重要。动物肠道内的微生物群落成了动物营养系统的一部分。当然
还有线粒体和叶绿体，它们在一切生物里都是正式居民。
细察之下，最居心叵测的微生物——那些似乎真的希望我们得病的细菌，倒更象旁
观者、流浪汉和偶来避寒的陌生客。它们一有机会就侵入人体，进行繁衍，有一些会到
达我们肌体最深处的组织，闯入血流。但还是我们对它们的存在作出的反应使我们得病。
我们身体中用以迎战细菌的火药这样猛烈，又牵涉这样多的防御机制，它们对我们的危
险性比入侵者还要大。我们周身都是爆炸装置；我们全身布满了地雷。
是细菌带来的信息让我们受不了。
革兰氏阴性菌就是这方面的最好例子。它们在细胞壁里产生类酯多糖内毒素，我们
的组织接触这些大分子，就似乎得到了最坏不过的消息。一旦感觉到了类酪多糖，我们
就可能动用一切可用的防御手段。我们会轰炸、洒落叶剂、堵截、封锁，直到毁掉那一
地区的所有组织。白血球活跃起来，变得更具吞噬作用，释出溶菌酶，变得粘稠，成群
密集在一起，堵住毛细血管，切断血液供给。血清防御素相机而动，释放趋化性信号，
从全身召集白细胞。血管变得对肾上腺素过度敏感，于是，生理上的集中反应突然具有
了使组织坏死的性质。白细胞中放出发热原，又在出血、坏死和休克之上加上发烧。一
切全乱套了。
所有这些似乎都是不必要的恐慌。内毒素并非生来有毒。但一旦被细胞感知，它便
显得面目可憎，或令人可怕。细胞认为，内毒素的出现，意味着革兰氏阴性菌的存在。
于是，它们就奋起抵御这一威胁，谁也挡不住它们的行动了。
我原以为，只有高度进化、高度文明的动物才上这个当。但事情不是这样。鲎是一
种极原始的化石动物，渊源古老，开化未深。但它象兔子和人一样容易在内毒素面前崩
溃瓦解。班（Bang）证明，在鲎的体腔内注射极小剂量的内毒素，就会引起大量血细胞
凝滞，阻塞住脉管，胶状凝块使血液循环陷于中断。现在已知，卷入反应的主要是鲎的
凝血系统——恐怕是我们人类凝血系统的老祖宗。抽出的血细胞，加进极少量的内毒素
就会凝固。全身注射内毒素后引起的整个生物自行解体，可以解释为是机体所犯的错误：
用心不错，却带来致命的结局。这个反应机制本身是相当好的，只要运用得当有度，其
对付单个细菌侵入的作用还是大可赞叹的：它把血细胞召到现场，逐出可凝蛋白，细菌
陷入罗网，失去活动能力，这事儿就整个儿地了结了。只有当遭遇到大量内毒素自由分
子的信号，让肌体想起了大量弧菌的存在时，鲎才惊惶失措，一下子使出了自卫的浑身
解数，这才把自己毁了。
这种过程基本上是一种对于信号的反应，有点象蓄奴蚁分泌的外激素，这种外激素
在受害蚁群中引起恐慌，导致受害蚂蚁群落的混乱和瓦解。
我觉得，我们的大多数疾病很可能都是这样得的。有些时候，滥杀的机制是有免疫
作用的，但象鲎的例子中一样，经常是一些更加远古的记忆。我们因一些信号就把自己
撕毁成碎片，我们在这些信号面前非常脆弱，比在任何食肉兽群面前还脆弱。实际上，
我们在受着自身的五角大楼的摆布。大多数时候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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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健康
我们不断提醒自己，我们每年在健康上花费八百亿美元，或许现在已是九百亿美元
吧？不管是八百亿还是九百亿，那都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只要一提起它，就会意味
着有那么一个庞大而有力的机构，相当复杂地组织和协调着。然而，这又是一种让人迷
惑不解、大伤脑筋的机构，它在稳步地日见扩大，却没有具体的人在规划和管理它。去
年花进去多少钱，只有在花完之后才发现；明年的帐单上又会是多少，没有一个人看得
准。社会科学家们为这样一些大问题所吸引，开始从—四面八方涌来，以便就近看个究
竟；经济学家倾城而至，在这里摇头咂嘴，将越来越多的资料输入计算机，试图弄明白，
这到底是一个运转正常的机构呢，还是一座纸糊的屋子，徒有其表。对正在开销的数目，
似乎并无疑问，但这些钱花到哪里，为什么花了，就不是那么清楚了。
提到这桩事，人们贪图方便总是以一言蔽之，说这是“健康事业”。这就造成一种
幻觉，让人觉得，这都是应人们的需求造出的一种毫无疑问的产品，那就是健康。于是，
保健成了医药的新名字。现在，医生干的事是保健，医院和其他专职人员跟医生一道工
作，一总称作保健事业。病人成了健康的消费者。一旦上了这条路，那就得没有尽头地
走下去。就在最近，为纠正今天保健制度的种种弊端、偏私、逻辑缺陷和濒于破产，政
府创设了新的官方机构，称作保健组织，大家已经熟知它叫HMO（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这种机构象邮局一样遍布全国，准备把包装整齐的健康分送各处，就
象真的是仓库里新备了大批健康可以分送一样。
我们迟早要因这个词而遭到麻烦。这个用语太具体、太明确，不宜用作委婉语，而
我们似乎正是要把它用作一个委婉语。我担心，我们会牵强地使用它的意义，以掩盖一
个现实。这个现实说不得，我们似乎已心照不宣地避免公开谈论它。但不管怎样，疾病
和死亡依然存在，盖也盖不住。寻常一样的疾病还在使我们苦恼，我们没有控制住它们。
它们为所欲为，随意袭击我们，叫我们无法预测。只有它们冒头以后，我们才能开始对
付它们。我们的医疗工作只能这样被动，医死医活莫论，只有尽力而为吧。
假如事情不是这样，这个世界要好些吧。但事实却就是这样：疾病的发生，不仅仅
是我们疏于保健。我们生病，不仅仅是我们放松了警惕。多数疾病，特别是大病，是盲
目地突如其来的，我们不知怎样预防。我们实在还不那么善于防病或保健。，至少现在
还不善于此。我们也不会善于此，除非有一天，我们对有关疾病的机理知道了很多。
在这一点上，大家当然意见不一。我们当中有些信徒，他们相信，一旦我们有了行
之有效的保健制度，这个国家就会变成某种大型的矿泉疗养地，它提供的预防药就象欧
洲矿泉水瓶子上贴的商标所说的：包治百病，管它肾虚脾热，都治。
让人吃惊的是，我们迄今还不知道，这个词儿乃是不应验的咒符。一个人几十年精
神健全，但保不定他将来不发生精神分裂；同样，社会的精神健康中心，也未能保证社
会的精神健康。虽然这些可敬的机构对付某些形式的精神病是明显有用的，但那又是另
外一回事。
我责难这些字眼，是因为它们听起来太象保证兑现的诺言。一个保健组织，如果组
织良好，财源充足，它将具有一个诊所和医院的最好特征，对任何社会都应是有价值的。
但是，这个社会的人会期望它的新名字名符其实。门上挂了保健的牌子，它就会成为分
发健康的官方机构，如果此后任何人发生了难以对付的心脏病，或者得了多发性硬化，
或风湿性关节炎，或者是那些既不能防、也不能治的大多数癌症，或慢性肾炎，或中风，
或脾气郁结，那么，人们就不免要环顾左右而窃声议论了。
与此同时，对于人体组织本身的耐久性和力量，我们给予的注意和重视则是太少了。
人体组织最坚定不移的倾向就是稳定和平衡。把人体描画成一件一碰就倒、一用就坏的
洋玩艺儿，老是得小心看护，老是得修修补补，老是处于破碎的边缘，这是一种歪曲。
岂止是歪曲，还很有几分忘恩负义。这是人们从所有的信息媒介中最常听到的，也是最
头头是道的教条。我们真应该建立更好的健康普及教育的制度，用更多的课时，对我们
的良好健康状况搞搞鸣谢甚至庆贺——说实在的，我们大多数人在大部分时间里身体就
是好，好极了。
关于将来在医药方面的需要，我们面前仍然摆着一些大家熟悉的问题。在完善的保
健制度中，最理想地讲，还要设哪些项目？如何估计，在最合理的情况下，每个病人每
年共需要多少医生、护士、药品、化验检查、病床、X射线透视等等？我建议用一种新的
方法来产生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这方法就是，仔细地考察一下，现在可以随时进出保
健机构的、最老于世故、最有见识的、大概也已经满意的顾客。也就是说，那些受过良
好训练、富有经验、有家室的中年内科医生，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利用今天医疗技术的
各个方面的。
我想我可以自己动手设计这张问卷。在过去五年中，你的家人包括你自己，作过多
少次任何种类的化验检查？作过多少次全面体检？多少次X线透视和心电图？一年中给自
己和家里人开过几次抗菌素？住过几次院？作过几次手术？看过多少次精神病医生？正
式看过多少次医生，任何医生，包括你自己？
我打赌，如果你得到这方面的信息，把各种情况都考虑进去，你会发现，有一些数
字跟现在官方为整个人口规划的数字大不相同。我已经以不尽科学的方式作了这样的尝
试，这就是询问我的一帮朋友。我得到的资料还不是充实有力的，但是却相当一致。这
些资料表明，我的内科医生朋友们从服完兵役后没有一个人作过常规体检；很少有人照
过X射线，只有看牙医的情况是例外；几乎全部拒绝了手术；连他们的家人也绝少作化验
检查。他们用很多的阿司匹林，但似乎很少开药方，家里人发烧也几乎从不给抗菌素。
这倒不是说，他们从不生病；这些人家发病率跟别人一样高，主要是呼吸系统和胃肠道
疾病，跟别人有着同样多的焦虑和稀奇古怪的想法，也有同样多——总的来说并不叫多
——可怕的或破坏性的疾病。
有人会反驳说，内科医生和他们的家人其实是常驻医院的病人，不能跟其他人相比。
每个家庭成员出现在早餐桌旁时，那一碰头，其实就是医生的家访，作父亲的就是名符
其实的家庭医生。说得不错。但是，这更使我们有理由期望更理想地利用全部的医疗技
术。这里没有距离的限制，整个保健系统近在身边，随时可用，而且所有项目的费用当
然也比没有医生的家庭要少。所有限制着一般人使用医疗机构的因素，在这里都不存在。
如果我用几个医生朋友所做的小小的抽样调查，得到的预感是正确的，那么，这些
人运用现代医术的方式，似乎跟我们80年来有计划地教育公众去作的方法大不相同。说
这是“鞋匠的孩子没鞋穿”是说不过去的。医生的家人的确喜欢抱怨，他们得到的医疗
照顾比不上朋友和邻居，但他们确实是一班正常的、通常是健康的人们，由医生诊断而
生的疾病更是少得可怜。
此中的奥秘，内科医生们知道，他们的妻子结婚不久也学到了，但就是对一般大众
秘而不宣，那就是，大多数毛病不用治自己就好了。是呵大多数毛病到上午就好一些。
可以想见，如果我们能控制住自己，还有我们的计算机不去设计那样一个制度，在
这个制度中，两亿人全都被假定每时每日都处于健康恶化的危险之中，那么，我们本可
以建立一个以保证平衡为目的的新制度，向任何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良好医疗。我们的
司法制度在不能证明我们有罪时就假定我们无罪。同样的道理，医疗制度要最好地发挥
作用，就要假定我们大多数人是健康的。没人管的话，计算机会以相反的方式工作，就
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每时每刻都要求某种直接的、坚持不断的、职业的干预，以维护每
个公民的健康。那时，我们的钱就甭想干别的，全得花在那上面了。再说，如果我们还
想及时改变这种挤住在一起、特别是挤在城市里的方式，我们还有许多别的事情要做。
社会的健康是另一个问题，更加复杂，也更加迫切。我们要付的帐单不仅仅是身体的健
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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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