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所有群居性动物都具有同样程度的社会性。有些种类，其成员彼此联系在一
起，互相依赖，就象一个组织内接合松散的一些细胞。群居性昆虫就是这样。它们一生
中都在集群中行动和生存；一个蜂窠就是一个球形的动物。有的种类，群居性不这么严
格，其成员一起建立家庭，集合资金，结成团体成群出游，分享食物.但任何个体离群独
居都能存活下来。还有一些种类，之所以也算群居性动物，只因为它们或多或少趣味相
合，时时到一起聚会，利用社交聚会来进行进食和繁殖等特别活动。还有些动物只是在
走过时彼此点点头，连直呼其名的关系也没有。
要确定我们属于哪一类可不是简单事。因为，我们一生中总有那么几次会设法结成
各种各样想得出来的社会组织。特别是在城市中，我们象蚂蚁和蜜蜂一样互相依赖，然
而，愿意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大家分开，可以到树林里自己生活，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
的。我们互相依靠，互相照顾，为此，我们建造起复杂的制度，甚至包括在加油站设置
售货机提供冰淇淋。但是，我们也有许多书籍，告诉我们如何复归田园。我们聚族而居，
但不知什么时候又会翻脸打起架来，好象我们是不同的物种。作为一个集体，我们象蚂
蚁贮存食物一样渴望积累起整个宇宙间的信息，并把这些信息传播到我们中间，好象那
是种不可缺少的食料（科学上每一缕极微弱的真正的讯息，也具有某种外激素的作用，
能使天边地角的实验室中的工作人员毛发倒竖）。但是，我们每个人也都建立起自己个
人的秘密知识库，象不能触动的珍藏品似的对别人藏匿。我们各人都有个名字作为个人
的标记，我们毫无保留地相信，这种分类制度会保障我们的实际存在，保障我们彼此或
与其他的生物截然分开。但是，在一个拥挤的城市的中心，这一分类体制看不出有什么
作用，从本质上讲，我们都没有名字，大部分时间是这样。
谁也不愿认为，迅速膨胀、黑鸦鸦盖遍地球表面的人群，跟一个蚂蚁窝或一个蜂窠
的生活有什么重要的相似之处。谁愿意稍为想一下，我们这三十亿人在彼此联系起来的
时候，是一种巨大的动物？我们不是没有头脑，我们的日常行为也不是由基因组详细地
编码好的。我们看起来也不象是强制性地联系在一起，在干着一种类似昆虫筑巢那样单
一的、统一的、一成不变的工作。假如真能把我们的大脑聚合到一起，象蚁群那样产生
一个共同的思想，那种思想将是不可想象的，真会让我们摸不着头脑的。
群居性动物倾向于专心一志地干一件特别的事，通常是对它们的个头来说很庞大的
工程，它们按照遗传指令和遗传驱力不停地干，用它来作群体的住房和保护所，保证自
己的永久性。
当然，在我们一起做的一些事情中，有表面上类似蚂蚁的地方，比如，在整个大地
上营造玻璃和塑料的城市，在海底耕耘，组建军队，或把我们自身的标本送上月球，或
向邻近的星系送去一份备忘录。我们共同做着这些事情，而不太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干。
不过，只要愿意，我们随时可以停下一件事转而干另一件。我们不象黄蜂那样，被基因
制约着永远埋头于一项活动。我们今天的行为，比起12世纪倾城出动在欧洲大陆到处建
造大教堂那种活动来，并不更受约束。在那时，我们相信，那桩事可以永远干下去，相
信那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但那不是。说老实话，我们大多数人早就忘了大兴土木造教
堂是怎么回事了。这种活动是暂时的，次社会性的，我们干的时候是带有强制性，是全
力以赴，但仅仅在历史上的一小段时间内才这么做。那么，在生物学的意义上，这些活
动是不能算作社会性行为的。如果我们能随意干、随意停，那就不大可能是我们的基因
编码了详细的指令。建造沙特尔大教堂（Chartres，法）固然有益于人心，但世事沧桑，
人生依旧。罗马的犁头已成粪土，激光弹、高速运输、着陆火星、太阳能、合成蛋白质
云云，又焉能久存？在我们生命的长途中，我们当然还会即兴搞点别的什么新名堂，但
很清楚，我们有选择的自由。
实际上，从长远看来，我们大概还是不要在生物学意义上为社会性的好。这并不是
说，成不成社会性的，这事我们说了算，甚或可以举行表决；也不是说，我们已经有了
办法，怎样行动就免成社会性的。这不过是说，如果有谁告诉我们，从智力方面说，我
们自己是被用绳子拴成一串儿的，在遗传因素的驱动下，懒洋洋地在于着某种毫无特色
的集体性工作，建造着一种庞大的东西，大得让我们永远见不到它的轮廓。那么，我们
不会把这当成好消息的。我们这一会说话、会辩论的独特物种，如果竟也有这样的负担，
那岂不特别残酷、特别危险吗？这样的一种生活，还是留给昆虫和鸟类，留给较低等的
哺乳动物和鱼类吧。
然而，我们人类的语言没想到恰恰就是这么回事。
有一件事越来越令人不安：似乎语言的天赋是人类的唯一特征，是它在遗传上把我
们大家标记为人，把我们跟其他的生命形式区别开来。语言，象鸟作窝、蜂筑巢一样，
乃是人类普遍的、生物学上特有的行为。我们进行这种活动的方式是集体的、强制性的、
自动的。没有它，我们就不成其为人；我们若与之分离，我们的头脑就会死灭，就会象
离开蜂窠迷路的蜜蜂一样。
我们生来就知道如何运用语言。辨认句法的能力，把字词组织、配置成可解的语句
的能力，是人的大脑生来固有的。我们辨别句型，创造语法，都是程序规定了的。语言
中有些不变的和可变的结构是我们所共有的。小鸡生来就能识别头顶的飞影信息，从众
鸟中辨认出鹰隼，同样，我们生来就能从一串词里辨认出语法的意义。乔姆斯基（Chom
sky）象生物学家观察活组织一样观察了语言，在他看来，语言“肯定是人类大脑的生物
学特性”。语言的这些普遍属性是遗传决定的；这些属性并不是我们学到的，也不是我
们在成长过程中创造的。
我们终生从事这一活动，我们集体地赋之以生命，但我们对之不能施加半点控制。
个人不能控制语言，委员会、研究院或政府也不能控制它。语言一旦有了生命，就会象
一个活泼会动的生物一样活动。由于我们大家全都从事于其中的、永不停息的活动，它
的各个组成部分无时不在变化。新词被造出而加进来，旧词改变或抛弃了原有的意思。
连词成句、联句成章的新方法兴而又灭，但是，内在的结构只是生长着，丰富着，扩大
着。单个的语言也衰老，并且似乎死灭，但却在周围的大地上留下了子裔。独立的几种
语言可以并列生长，几个世纪互不接触，保持各自的独立完整，其活生生的组织互不相
容；而有些时候，两种语言又可能凑到一起，融合，复制，生出几胎新语言。
如果说，语言处在我们社会存在的核心，把我们聚拢在一起，用意义的大厦覆蔽着
我们。那么，也可以同样有把握地说，美术和音乐乃是那同一个遗传决定的普遍机制的
作用。大家一起做做这些也算不得坏事。如果因此我们就成了群居性生物，就跟蚂蚁一
样，那么，至少我（或者我应该说至少我们？）是不会介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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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根据目前最权威的语言学流派的看法，人类一生下来就有认识和形成语言的遗传天
赋。这一定意味着，我们有接受一切信息的基因，有着一条条特殊的、人类所特有的DN
A，能够认知语句的意义。我们必须想象，在我们的深层结构中有一种形态发生，它根植
于我们的大脑，象按遗传密码构成蛋白质一样产生出词类。正确的语法（逻辑上正确，
并不是说流行的意义上正确）乃是我们这一物种的生物学特征，正象鸟类有羽毛一样。
如果真是这样，这就意味着从某种本质意义上讲，人脑能产生词类以外的东西也是
预先编码的。由于我们认识的属于人类行为的其他一切都派生于语言这一中心机制，那
么，这同一套基因也至少间接地制约着这样一些令人惊讶的行为：音乐厅里，几百人挤
在一起，不声不响地、侧着耳朵、若有所思地在听着音乐，好象在接受什么指令一样；
或者，人们在一个画廊里，慢慢往前移动着脚步，眼盯着画面，无暇旁顾他人，那么全
神贯注，好象在读着什么指令。
这种观点跟一个非常古老的观念相符合，那就是，对于意义的理解力似乎在我们一
生下来就植入了我们的大脑。我们一生下来就带着一些模版，随着生命的继续，把所有
适合的东西都嵌入这些模版。有一些神经中枢自发地产生关于各种生命事实的无数假说。
我们积累信息，就象细胞积累能量一样，当我们碰巧找到一个与感受器直接匹配的事实，
那么，我们的大脑深处就发生一次爆炸，那一观念突然扩大，收拢，充满新的能量，并
开始复制。有时会产生一连串的连锁爆炸，摇撼了一切，就象我们平时所说的，想象受
到了震动。
这一系统似乎只限于人类。因为只有我们才有语言，虽然黑猩猩有能力按照某种句
法使用一些符号。我们与其他动物之间的一大区别，可能是由语言造成的质的差别。我
们的生活靠的是把能量转换成话语，加以贮存，再以受控爆破的方式释放出来。
没有语言的动物做不来这样的事。它们办事局限于一锤子买卖。它们也象我们一样，
东游西荡寻找与假设相符的事实，但当感受器碰着对号的事实时，只有嗒的一声响。没
有语言，象弹簧一样卷曲在信息里的能量只能使用一次。独居蜂即土蜂在临近产卵的时
候，高高地在天上飞舞，头脑里只有一个概念：找一只毛毛虫。这时候，它实际上是一
只长翅膀的毛毛虫感受器。找到了符合假设的一个时，它飞扑而下，刺之，使之瘫痪，
攫之起，飞下，把它准确地放在圆形洞穴的门口（那洞穴，是它着迷于同一概念的不同
版本时早就准备下的）。它放下毛毛虫，钻进洞穴，最后视察一遍洞里有无异常，然后
出来，把毛毛虫拖入洞中以便产卵。看上去，它的动作深思熟虑，井井有条。但是，如
果在它钻入洞中作最后检查时，你把毛虫移开一点距离，它重新考虑这事时就不是那么
聪明了。它钻出来，找一会儿，找到，拖回到原先放的地方，放下，又钻进洞中作那最
后的检查。如果你再次拿开毛虫，它就会重复先前的程序。假如你有耐心并且忍心，这
套把戏你爱玩多久就可玩多久，可以一直让它专心干那一件事。这是一种强制性的、本
质上是神经质的行为，象尤内斯库（Ionesco,Eugene，1912－，法国剧作家）描写的人
物一样没头脑。可土蜂就是想象不出干这事还有另外的做法。
跟土蜂一样，淋巴细胞由遗传的程序规定的任务是巡察，但它们每一个似乎都只获
准有一个各不相同的意念。它们在组织中漫游、感觉和监测。由于它们数目太多，所以
可以作集体的猜想，能够觉察到地球表面任何抗原性的东西。但它们干起事来都是一次
只能完成一个意念。它们在体表的感受器里携带着特殊的信息，表现形式是一个问号：
那边有没有我要找的那种特别的分子构型？生物信息大约是本质如此吧，它不但把自己
象能量一样积累起来，还怂恿大家去找寻更多的信息。这是一个不知屠足的机制。
淋巴细胞显然熟知它们周围所有的异物，而有些淋巴细胞有着特殊的装备，使之适
合一些原来并不存在、后来由有机化学家在实验室里合成出来的聚合物。这些细胞能做
的不只是预言现实；它们显然还有作出大胆设想的程序。
可以想见，并非所有动物的淋巴细胞都有同样的信息范围。象语言一样，这一系统
是由基因制约的。在不同物种之间，在同一物种的近交系之间，都有着遗传上的差异。
有些聚合物能适合一个种系的脉鼠或老鼠的感受器，但不适合另一个种系的感受器；有
响应者，也有不响应者。
一旦联系建立，一种装有特殊感受器的特殊淋巴细胞跟一种特殊的抗原相遇，大自
然中一种最了不起的小小奇观就出现了。细胞增大，以极大的速度制造出新的DNA，转而
发生极其恰当地被称作的细胞爆炸。它开始分裂，按原样复制出新的细胞，每一个都带
有同样的感受器，带有同一个问题。新的群体是不折不扣的记忆。
这种机制要想有用，这些细胞就得准确无误地紧扣要点。任何意义不清，任何游移
不定，都会给这些细胞带来严重的危险，而给它们的主人带来的危险更大。只要有一点
点误差，就要引起一些反应，邻近的细胞就会被视为异己而卷进反应。有一种理论说，
衰老的过程可能就是由这种误差的累积造成的，是信息质量的逐渐降低。这个系统容不
得半点偏差。
也许就是在这个方面，语言跟其他生物通讯系统最不相同。用言语从一处向另一处
传播重要信息时，模糊性似乎是至关重要的、不可缺少的成分。为传达意义，经常需要
有一种微弱的奇异感和扭曲感，没有语言的动物和细胞做不到这一点。淋巴细胞表面被
按种别跟踪抗原，不能派该细胞去寻找完全不同的抗原；当蜜蜂使用偏振光追踪蜜源，
象我们看手表一样观察太阳时，它不能分心四顾，去发现一朵花的动人魅力。只有人的
大脑能这样做，面对被跟踪住的信息，也还能骋目他顾，不断寻求新的、不同的旨趣。
假如我们没有感知所有语言的字词所具有的这种模糊性和奇异性的本领，我们就无
法识别意义中多种声部的层次，我们就会整年整月坐在石墙上抬眼望着太阳出神。的确，
那样我们就会永世使用那二十六个字母讲讲柴米油盐，大概还会达到能够闲聊的程度，
却不大可能从简单的词语进化到巴赫式的复调。人类语言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能防止
我们停留在手边的事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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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尸野外
你在城市附近的公路上见到的动物尸体大都是狗，也有少许的猫。深入乡间，动物
尸体的形状和颜色就是陌生的了。那是些野生动物。从车窗望去，它们残缺不全的肢体，
让我们联想起土拨鼠、獾、鼬、田鼠、蛇，有时是残破到面目全非的鹿。
这景象总给人以莫名其妙的震动。一半是突然涌来的悲悯，一半是没来由的惊讶。
见到死在大路上的动物简直就是令人震惊。这种心灵上的伤害倒不全是因为它们死的不
是地方。不管它们死在什么地方，也不该这么触目惊心地横陈在我们面前。你不希望看
到动物陈尸在光天化日之下。动物应该独个儿地、远远地、人不知鬼不觉地死去。这才
是它们的本性。不该看到它们倒卧大路之上，不该看到它们死在任何地方。
万物皆有一死，但我们只觉得死是一种抽象的概念。站在草地上、山脚下，仔细检
视四周，几乎目之所接的所有东西都在死亡着，大多数东西要在你之先早早死去。若不
是你眼前一直进行着更新和取代的过程，那么，那片地方终将在你脚下变成石头和沙砾。
有些生物似乎永远不死。它们只是整个儿地消失在自己的后代当中。单个的细胞就
是这样。细胞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如此下去，过一会儿，它自己的最后一点痕迹
就消失了。这不能看作死亡；若撇开变异不论，那么，那些后代仅仅是第一个细胞，重
新活过一遍。粘菌的生活史中有些结束阶段，看起来象是死亡，但是，那带有柄和子实
体的干枯的鼻涕虫，却显然是发育中的动物的过渡性组织。游来游去的阿米巴状细胞集
体地使用这种机制，来产生更多的细胞。
据说，地球上任何时候都有着成亿兆的昆虫。按我们的标准，其中的大多数寿命都
很短。有人估计过，在温带的每平方英里的上空，往上延伸到数千英尺的大气中，悬浮
着二千五百万个形形色色的昆虫。它们在层层大气中象浮游生物一样漂游，在不断死亡
着，有些被吃掉，有的只是随时随地掉落下来。它们这样围绕地球，无可计数，死了随
即分解，没有人看到。
谁见过死鸟？那么多鸟当然有许多要死去，但谁见过那么多的死鸟？死鸟是不宜见
到的。见到死鸟比突然飞起的活鸟更叫人吃惊。我们心里一定会认为什么地方不对劲。
禽鸟总是死在背人处，死在丛中石下，从不飞着栽下来。
动物似乎都有这样的本能：独个儿去死，在背人处死。即使最大、最招眼的动物到
时候也想法荫蔽起自己。假如一头大象失检死在明处，那么，象群不会让它留在那儿。
它们会把它抬起，抬着它到处走，一直找到一个莫名其妙的适当地方再放下。大象如遇
到遗在明处的同类的骸骨，它们会有条不紊地一块块将它们捡起来，在哀思绵绵的纪念
仪式中，疏散到邻近的大片荒野中。
这是自然界的奇观。世上万物皆有死，每时每刻都在死，其数量跟每个早晨、每个
春天让我们眩目的新生一样多。但我们看到的，无非是面目全非的残肢，十月的别墅门
厅里挣扎的苍蝇和公路上的残体而已。我这一辈子一直揣着个闷葫芦：我的后院，有的
是松鼠，满院都是，一年四季都在，但我从来也没在任何地方见过一只死松鼠。
我想这没有什么不好。假如世界不是这样子，死的事都在公开进行，死尸举目可见，
我们就永远忘不了这东西。幸而，我们可以在大部分时间忘了这事，或认为那是可以有
某种方法避免的事故。但是，这的确也让我们把死的过程看得比实际更意外，当我们必
须处于这一过程时更觉为难。
我们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尽可能使自己跟自然界协调一致。报上的讣告栏告诉我们，
我们在死亡着，而出生栏则用小字排印，毫不显眼地印在页边上，告诉我们后继有人。
但从这里我们还是把握不了那规模之大。我们在地球上有三十亿众，在我们的一生中，
这三十亿到时候都要死去。年逾五千万的巨额死亡，在相对悄悄地发生着。只有家里人
或朋友死了，我们才知道。孤立地来看这些死亡，就认为是不自然的事件，是反常，是
伤害。我们低声地谈论这些死亡，他们是被疾病击倒，或者是死于非命。好象可以见到
的死亡只能有什么原因才发生，是可以避免的一样。我们送花圈，悲痛，举行葬礼；撤
骨灰，却浑忘三十亿，都在此途中。所有这芸芸众生的血肉和意识终将消失，被大地吸
收，而暂时的幸存者，对此则毫无知觉。
过不了五十年，替换我们的后人要超过此数的两倍。难以想见，有这么多人死亡着，
我们还怎么能继续保住这一秘密。我们将不得不放弃这一观念，不再认为死是一种灾难，
是可恨的事，或是可以避免的事，甚或是奇怪的事。我们将需要多知道一些我们之外整
个生命系统的循环，知道我们跟这一总过程的联系。任何事物的生，都是某一事物的死
换来的，一个细胞换一个细胞。意识到这一同步过程，许是一种安慰。这种过程表述如
下：我们都在一起走着下坡路，我们的伙伴遍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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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
作为人类行为表现的科学，其本质的盲目性还没有被广泛地意识到。当我们从科学
活动中遴选有价值的新东西时，我们也不断发现，活动时某些部分似乎需要更好的控制、
更高的效率，而其不可预测性则需要减少。我们愿意花得少一些，而更加按部就班、有
条不紊地按期取得投资的效益。华盛顿制订计划的人们试图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产生了
一些新的项目，把那里所有的科研活动都集中组织起来，特别是在生物医学方面。
这事还需要想一想。科学活动进行得顶好的时候，就有某种几乎不可驾驭的、生物
性的机制在起作用。这一点是不应忽视的。
在研究的课题困难而复杂，事实还没有掌握时，困难就更加突出了。科学研究的开
端是由彻头彻尾的惊讶组成的一片乱糟糟的领域。非得等到科学从这片混乱中解脱出来，
问题才能获得解决。因此。在从事研究的实验室中，那些必须加以规划的，是完全不可
预见的东西。如果要把科研活动集中化地组织起来，那么首先必须把制度设计得有利于
诱发怀疑，庆贺意外。
另外，科学研究要搞得象个事业，就得把各各不同的个人头脑中孤立的想象力合到
一起。但这样的安排更象一场游戏，而不象是有板有眼的事业了。科学上的异峰突起，
是由一些突如其来、不知其所以然的奇思逸想和直觉造成的。这些意念和直觉，科学上
称之为灵感。
困难的科学研究，其最为神秘莫测的一面还是其进行的方法。这倒不是指那些日常
的例行公事，不是指那些以前谁也不知道把东西如此拼凑起来的拼凑活动，也不是指作
一些联系。这些都是操作的方法，是家常便饭，细枝末节。这些活动诚然有趣，但都不
如那根本的奥秘那样令人惊异，那奥秘就是：我们毕竟在这样干着，我们是这样非干不
可。
在所有的人类事业中，我还不知道有什么其他的事情象科研这样，甚至我眼里的艺
术也难与它相比：在科学这宗事业中，从事其中的人如此被卷进去，整个儿地沉浸其中，
被驱使着做他们资财、力量所不逮的事。
工作着的科学家就象按遗传指令行事的动物，似乎是深植于人体中的本能在驱使着
他们。尽管他们努力保持尊严，但还是象动物幼崽一样在作着胡闹的游戏。每当他们接
近一个答案，他们都毛发倒竖，汗流浃背，沉浸在自己的肾上腺素之中。抓住答案，抢
先抓住答案，就是他们最强的驱力。跟这一驱力相比，什么取食、育儿、保护自己不受
自然力的侵害等等，也都不在话下了。
这种活动有时看起来似乎是孤立的，但却是人类活动中最不孤立的活动。没有什么
东西具有这样的社会性、这样的集体性，这样地互相依赖。一个热门学科就象一个巨大
的智慧蚁穴，单个的头脑几乎消失在层层叠叠的头脑群体之中，每个头脑都各自携带着
信息攘来挤去，以光的速度交相传递着信息。
有一些特别的信息好象有趋化性。一旦出现什么蛛丝马迹，人们脖子后的感受器就
立即颤动起来，大群能动的头脑便汇集一处，如群雀噪起，迎风飞去，团团围住信息的
来源。这是一种智力的浸润，是一种炎症。
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一景象。混乱的大脑群体似乎杂而无章地凑到一起，象捣乱了蜂
房的群蜂，在一片乱纷纷一塌糊涂的活动中，零零碎碎的信息飞扬四散，扯成碎片，崩
溃瓦解，被鲸吞蚕食，突然峰回路转，悠然一曲，关于自然界的一条新的真理出现了。
一句话，科学事业在运行着。这是人类千百年来学会一起干的最有力、最富有成果
的事情，比耕种，比渔猎，比建造教堂，比赚钱都有效。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本能的行为。我不懂它是如何运行的，这种活动不可能预先精
密地安排。你不能把人的大脑整齐地一行行排列起来，然后由纸带向它们发出指令。你
不能指令每一个头脑，你去干这一件，它去干那一件，然后由一个中心委员会把所有按
指令干活的大脑干出的一件一件组装起来。不，事情不是这样干的。
需要的只是创造出合适的气候。要叫一个蜜蜂酿蜜，你不需要制定太阳导航和合成
碳水化合物的法规。你只要把它跟其他蜜蜂放到一起（最好快放，因为单个的蜜蜂活不
成），然后尽可能把蜂房周围的一般环境安排好。象蜜蜂酿蜜一样，气候适宜了，科学
到时候自然就出来了。
这活动有点象侵略，但与其他侵略性行为不同，因为它不以某种破坏为目标。进行
之际，这活动外观和感觉都象侵略：冲上去，揭破它，拖出来，抓住，它是我的了！它
象一种原始的逐猎，但到头来并没有伤害什么。更有可能，到头来毫无所获，只不过是
一声长叹。但这不要紧。如果空气适宜，科学活动在正常运行的话，长叹马上会停止，
因为自有一个新问题会嗷嗷大叫，呼唤人们去解决，于是，乱糟糟的活动重又开始，又
一次失去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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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人
社会科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近来正在深入探讨生态和环境问题，他们的研究得
出了令人不安的结果。知道可以对湖泊、草地、作巢的塘鹅甚至整个海洋进行收支分析，
我们总觉有些难受。要我们直面环境方面的多种可能性和难于作出的选择，已经够不容
易了，而看到那样醒目的代价时，我们就更觉得难受了。甚至那新术语就让人心烦：读
到environments（环境）时，我们的心就发痛。那个复数形式，意味着还有那么多选择，
象在市场上挑选商品一样得考虑一番，而且还得投票表决。经济学家作这些研究时真得
有冷静的头脑和冷酷的心才行，而他们写出的文章也必定是冷冰冰，常常还得是滑如冰
的散文。
我们大多数人刚刚开始意识到，我们人类在控制地球上的生命这一方面已卷入多深。
这意味着人类思想的又一次革命。
这场革命的到来也不容易。我们刚刚在同一题目上走过了一段成果未稳的路程，刚
要就我们对自然的态度拿定主意，就象一个庞大的委员会刚刚达成了某种一致意见就发
现，又该把议题重新审议一遍了。现在，就让我们再作一遍。
最古老、最容易接受的想法是，地球是人类的私有财产，是人类的菜园、动物园、
金库、能源，它摆在我们手边，任我们消费、装点，愿意的话还可以将它撕成片。按我
们过去的解释，改善人类处境是世界存在的唯一理由。人要胜天，掌握奥秘，控制一切。
这是一种道义责任和社会义务。
最近几年，我们这种看待事物的方法突然扭了个弯，并达成了某种一致看法。这就
是，我们过去想错了。虽然在一些细节问题上还有争论，但我们已经勉强在几乎所有方
面承认，我们并不象从前想的那样是大自然的主人。我们依赖于其他生命，就跟树叶、
蠓或鱼依赖其他生命一样。我们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一种表述方法就是，地球是一个
结构松散的球状生物，其所有的有生命的部分以共生关系联系在一起。照这样的观点看
来，我们既不是所有者，也不是操纵者，至多可把我们自己看作是一种专司信息接受的
能动组织——或许在所有可能的世界当中那个最好的世界里，我们的作用是整个生物体
的神经系统。
有些人认为，这种观点过于强调了依赖性。他们愿意把我们看作是一种独立的、具
有质的不同的特别物种，跟任何其他生命形式都不同，尽管我们也与其他生物有着共同
的基因、酶和细胞器。不管怎样，这种观点的深层还是有这样的意思：不管我们处于统
治地位与否，我们都要关心自己生活其中的生态系统，不然，我们不可能单独存活下来。
这一意思已经相当强固，足以发起保留自然环境面貌和保护野生动物的运动，足以关闭
不知餐足的技术开发，足以导致维护“整个地球”的运动。
但时到今日，正当新的观念似乎得势之际，我们也许要再转一次弯了。这一次比从
前经历过的转弯都更让人沮丧，更没有把握。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将被迫返回来，我们
仍然要相信新的看法，但又受着种种生命事实的制约，因而就只得生活在旧有的生活方
式中。或许，就象事情结果已经显示的那样，要想按新观念过活，已为时太晚了。
实际上，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我们就是万物的主人。
这种形势真叫我们绝望。一方面，我们实际上已是21世纪的人类，非常富于新知识，
具有着万物一家的观念；而另一方面，又仍是19世纪之民，穿着带钉的皮靴，踏在大自
然毫无遮盖的脸上，使它臣服，使它开化。而且，我们不能够停止这种控制的行为，除
非我们自己从山脚下消失。这真够让人为难。若真有世界之灵这东西，怕也要在这难题
面前发疯吧。
真实情况是，我们的卷入之深，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们这样坐成一圈，认真地忧
心着最好怎样保护地球的生命，这件事本身就最能表示出我们卷入控制地球上的生命的
程度。并不是人类的妄自尊大，把我们引向这一方向。这是自然界最自然不过的事。我
们就是这样发展和成长起来的。我们就是这么一个物种。
尽管痛苦，尽管不情愿，我们还是又成了大自然本身。我们到处生长，象一个新的
生物体盖满整个地球表面，触动和影响所有其他种类的生物，也合并着我们自身。地球
有因我们的充溢而窒息的危险。现在，我们是我们自己环境的主要特征。人类，这地球
上庞大的后生动物，被居住在他们体内的共生微生物提供的能量驱动着，按照由最古老
的、具有生命的核酸发出的指令，依靠从本质上与地球上其他生物一样的神经原获取信
息，具有柱牙象和地衣共同的结构，靠着太阳生活着。这就是人类，现在是地球的负责
人，掌管着地球，管好管坏又当别论。
可真是这样吗？你也知道，事情可能正好相反。或许，我们是被侵略者，是被征服、
被利用的一方。
某些海洋动物变成半动物、半植物而活了下来。它们吞并海藻，海藻则把自己变成
对整个结合体的生命至关重要的复杂植物组织。我揣想，如果巨蛤有稍好些的头脑，它
或许该为自己怎样奈何了植物界而时时痛悔，悔恨自己吞并了这么多生命，把这么多的
绿色细胞变为奴隶，而自己则靠它们的光合作用而活着。但是，对待这件事，植物细胞
兴许会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自己是以最满意的条件俘虏了巨蛤，靠它组织内的小小镜片
而为自己的利益聚集着阳光。也许，海藻也会因自己以众凌寡奈何了蛤界而有伤心之时
呢。
还算幸运，我们的处境或许跟巨蛤差不多，只是规模大些。大概事情无非如此：在
地球形态发生的某一具体阶段，需要有我们这样的生物，至少有一段时间，需要我们获
取并输送能量，照看新的共生系统，为将来的某一时期积累信息，作一定量的装饰，甚
至把种子向太阳系里撤播。就是这么回事。地球算是找着干活儿的了。
假如我还有一点发言权，我就会很愿意扮演这种有用的角色，而不去做一种本质上
不属这地球的生灵（我们实际上似乎正在向这种生灵演进）。这将意味着，如果我们真
的认为，我们是自然的不可分割的成分，那么，我们在对待彼此的态度上就得来一番相
当根本的改变。我们最应该忧心的环境无疑是我们自己。我们将从自己身上，发现我们
已从大自然的其他部分看到的奇观。说不定，我们甚至会承认，我们有着所有高度分化
的生物所固有的脆弱性，于是会开展一场运动，把我们自己作为濒临危险的珍贵物种加
以保护。我们不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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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克人
伊克人（Iks）的小小部落，从前是在乌干达北方山谷里采集、打猎的游牧人种，现
在可是一举成名了。他们成了文学上的一个象征，用来代表整个人类失去信心、失去人
情味后，最终命运将是什么。两桩灾难性、决定性的事情降临到他们头上：第一件，政
府决定开辟一个国家公园，于是，他们为法律所迫，不再在山谷间打猎，而成了耕种于
山岭薄地的农民了；第二件，他们在此后两年期间受到一个人类学家的采访。那个人类
学家憎恶他们，写了一本关于他们的书。
书的意旨是，伊克人已把自己变成了一群不可救药的、让人讨厌的人、六亲不认的
野蛮动物，极端自私，毫无爱心。这是他们传统文化遭到摧毁之后的结果。另外，这也
是我们其余的人内心的真面目。如果我们的社会解体，我们都会变成伊克人。
这种论点当然立足于有关人类本性的某些假设，而且无疑是推测性的。你必须事先
同意，人如果独自走到外界，本质上是恶的，表现出感情和同情等德行只是一些习得的
习惯。如果你取这种观点，那么，伊克人的故事可以用来证实这一观点。这些人似乎生
活在一起，聚集在密集的小村子里，但他们实际上是孤寂的、互不联系的个人，没有明
显的互相利用。他们也说话，但说出的只是些粗暴的强求和冰冷的回绝。他们什么东西
都不共享，从来不歌唱。孩子一旦能走路了，就把他们赶出家门去抢劫。只要可能，随
时都会把老年人抛弃，让他们饿死。行劫的孩子从无能为力的老人嘴边抢走食物。那是
个下贱的社会。
他们生儿育女时毫无爱心，甚至连粗疏的照顾都没有。他们在彼此的大门口排便。
他们对邻居幸灾乐祸，只是见到别人不幸时他们才笑。那本书上写到他们常常笑，也就
是常常有人倒运。有好几次，他们甚至笑这位人类学家，而他对这种事特别反感（人们
可以从字里行间感觉到，那位学者本人并不是世间最走运的人）。更糟的是，他们把他
拉到家里，夺过他的食物，在他的门口排便，叫唤着不喜欢他的声音。他们让他过了艰
难的两年。
这是本让人泄气的书。果真象他所暗示的，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只是伊克人，那么，
我们还能继续拥有人这个称号的唯一希望，就在于无休止地修补我们社会的结构。而社
会的结构这样快、这样彻底地变化着，我们会连找针找线都来不及。如果把我们孤零零
地撇在一旁，我们将变成同样的无欢乐、无热情、互不接触的孤独动物。
但这种观点恐怕太偏狭。伊克人首先是与众不同的。实际上，他们是极其令人惊讶
的。那位人类学家在别处从没见过他们那样的人，我也没见过。你会想到，如果他们就
是代表了人类的共同本性，他们本应更容易了解。相反，他们是古怪的，反常的。我也
知道一些特殊的、难处的、神经质的、贪婪的人种，但我一辈子还没见过任何真正令人
始终厌恶的人。伊克人听起来更象反常的、病态的人种。
我不能接受这种观点。我不相信伊克人代表着孤立的、赤裸的、没有以社会习惯加
以伪装的人。我相信，他们的行为是某种外加的东西。他们这种不懈的、强制的排外性，
乃是一种复杂的仪式。他们这样行事是后来学会的，是不知怎么模仿来的。
我于是有一次说：伊克人发疯了。
孤独的伊克人，在被毁的文化废墟中被孤立起来。他们已经为自己建起了一种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