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比支持赫塔队的感觉还要好，那是柏林人最爱的一支足球队。星期六不参加政治集会时，沃尔特经常带他看赫塔队的比赛。两件事都给埃里克一种跟众人在一起同仇敌忾的感觉。
但赫塔队有时会输球，而输球会让他回家后感到很落寞。
纳粹没有输过。
埃里克害怕父亲看到这身制服会责备他。父母和时代的步调不一致，让他很气愤。所有他的同龄人都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他们一起运动、唱歌，一起在田野和城郊的森林里尽情探险。他们是聪明、健康、诚实、做事有实效的年轻一代。
埃里克非常担心将来某一天也许要参战——像爷爷和父亲那样上战场打仗——他希望自己能为那一刻做好准备，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积极进取的德意志战士。
纳粹讨厌共产党，但父亲和母亲也是。所以就算纳粹讨厌犹太人，那又怎么样呢？冯·乌尔里希一家又不是犹太人。他们为什么要在意？但是父亲和母亲固执地不肯加入纳粹党。算了，埃里克受够了，决定违抗父母的意愿。
他还是很害怕。
和以往一样，埃里克和卡拉放学了，但父母都还没回家。艾达一边为他们端上茶点，一边噘着嘴，用责备的眼神看着埃里克，但她只是说：“你们得自己收拾桌子——我头很疼，这就要去躺一会儿。”
卡拉很担心：“这是你常要去看医生的原因吗？”
艾达犹豫了一下才回答：“是的，没错。”
她显然在隐瞒着什么事情。艾达生病了，还为此撒谎了，这个念头让埃里克很不安。艾达一直都对他很好。他永远不会像卡拉那样向艾达表达自己的爱，但他其实比表面上更爱她。
卡拉也很挂念艾达的身体：“希望你很快能好起来。”
卡拉最近越来越成熟了，这让埃里克非常困惑。尽管比她大两岁，但很多时候他仍然感到自己像个孩子，而卡拉却时常表现得像个大人。
艾达宽慰他们说：“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埃里克吃了些面包。艾达离开餐厅以后，他嚼着面包对卡拉说：“我在初级组，但十四岁以后就会升级。”
卡拉说：“爸爸会暴跳如雷的，你疯了吗？”
“李普曼先生说，爸爸会惹上麻烦的，如果他坚持要我离开青年团。”
“哦，太妙了。”卡拉说。她话里凌厉的讽刺意味，时不时会刺痛埃里克。“所以，你是准备让爸爸和纳粹干上一仗了。”卡拉嘲讽地说，“真是个好主意，你太为我们这个家着想了。”
埃里克醒悟了。他从来没从这个角度想过。“除了法国人方丹和犹太男孩洛特曼，班里的其他男生都是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你让我怎么办？”他负气地说。
卡拉往面包上抹了点鱼酱。“为什么你要和别人一样呢？”她问，“他们大多数人都很笨。你曾经说过，鲁迪·洛特曼是班上最聪明的男生。”
“我才不要和他们一伙呢！”埃里克叫喊道，他急哭了，这让他有点窘迫，“为什么我要和没人喜欢的孩子在一起玩呢？”正是这一点给了他反抗父亲的勇气——他再也受不了了，当所有德国男孩都穿着制服在操场上玩时，他接受不了自己和犹太人及外国人一起走出学校。
这时，他俩都听到了一声哭喊。
埃里克看着卡拉问：“是什么声音？”
卡拉皱着眉：“我想应该是艾达。”
接着他们听见了更清晰的一声：“救命！”
埃里克站起身，但卡拉抢在了他前面。他跟着她。艾达的房间在地下室。他们奔下楼梯，跑进艾达的小卧室。
靠墙摆着一张狭小的单人床。艾达躺在床上，面容痛苦地扭曲着。她的裙子湿透了，地上有一摊水。埃里克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小便失禁了吗？太吓人了。家里没有其他成年人。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卡拉也很害怕——从她的表情就能看出这一点——但她并没有慌了手脚。她说：“艾达，你到底是怎么了？”她的声音出奇地平静。
“我的羊水破了。”艾达说。
埃里克不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卡拉也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她说。
“我是说我要生孩子了。”
“你怀孕了吗？”卡拉吃惊地问。
埃里克说：“可你还没结婚啊！”
卡拉生气地说：“埃里克，快闭嘴——你难道连这种事都不懂吗？”
他当然知道，女人不结婚也能生小孩——但艾达不能！
“这是你上星期看医生的原因，是不是？”卡拉问艾达。
艾达点了点头。
埃里克仍然尝试着理解目前的局面。“你觉得爸爸妈妈知道这件事吗？”
“当然知道，他们只是没告诉我们罢了。拿条毛巾来。”
“毛巾在哪里？”
“在楼梯口的晾衣橱里。”
“要干净的吗？”
“当然要干净的！”
埃里克跑上楼，拿了一条白色的小毛巾，又跑下来。
“这条不太合适。”卡拉说，但她还是接了过去，擦干了艾达的双腿。
艾达说：“我马上就要生了，我知道，但不知道该怎么办。”说着她哭了起来。
埃里克看着卡拉。现在她说了算。这和年龄没有关系——他只能按卡拉的指令行事。卡拉在这样的紧急关头能保持镇定。但他能感觉到她也很害怕，不像外表那样坚强。埃里克觉得卡拉每一刻都有可能崩溃。
卡拉转身对埃里克说：“把洛特曼医生叫来，”她说，“你知道他的诊所在哪儿。”
这个任务自己完全能对付，埃里克轻松了许多。这时他想到了一个潜在的问题：“如果他不在呢？”
“白痴，问洛特曼夫人该怎么办啊！”卡拉说，“快去——跑！”
埃里克很高兴能离开地下室。里面发生的事情既神秘，又让人恐惧。他一步三个台阶地奔上楼梯，飞一般冲出了门。埃里克至少还知道该怎么跑。
洛特曼医生的诊所离他家有半英里远。埃里克一路飞奔。他一边跑一边想着艾达的事。谁是她孩子的父亲？他记得去年夏天艾达曾和保罗·胡贝尔看过几场电影。他们在一起睡觉了吗？他们一定睡过了！埃里克和朋友们经常谈到性，但完全不了解两性关系。艾达和保罗在哪儿睡的呢？不可能在电影院吧？难道两个人不需要躺下吗？埃里克困惑极了。
洛特曼医生的诊所在贫民区的一条小街上。埃里克常听母亲说，洛特曼是位好医生，治疗了许多付不起高昂诊费的工人兄弟。诊所在一楼，有接待室和诊疗室，医生一家住在二楼。
诊所外面停着一辆绿色的欧宝四系车，这种外形丑陋的双人座小车常被人称为“三条腿青蛙”。
诊所前门没有锁，埃里克喘着粗气走进门，进了接待室。一个老人在角落里大声咳嗽，还有个带着孩子的年轻女子。“有人吗？”埃里克喊，“洛特曼医生在吗？”
医生的妻子走出诊疗室。汉尼洛尔·洛特曼是个五官端正的高个子美女，她严厉地看了埃里克一眼。“你怎么敢穿着这套制服上这儿来？”她责问道。
埃里克愣住了。洛特曼夫人不是犹太人，但她丈夫是——埃里克在忙乱中忘了这一点。“我们家的女仆快生了！”他说。
“你想让犹太医生帮你吗？”
埃里克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完全没想过，纳粹对犹太人的压迫会换来犹太人的反击。但他很快就明白洛特曼夫人的理由很充分。既然冲锋队员在大肆叫嚣要杀死犹太人，那犹太医生为何还要帮助他们雅利安人呢？
他不知该怎么办了。附近还有许多别的医生，但埃里克不知道他们的诊所在哪儿，也不知道他们肯不肯帮助一个陌生人。“我妹妹让我来的。”他底气不足地说。
“卡拉比你懂事多了。”
“艾达说她的羊水破了。”埃里克不知道“羊水”是什么意思，但他知道这个词很重要。
洛特曼夫人瞪了他一眼，返回诊疗室。
角落里的老人咕哝了一声。“我们始终是一群肮脏的犹太人，除非你们需要我们帮忙！”他说，“‘洛特曼医生，你快来吧’‘科赫律师，你怎么看？’‘古德曼先生，借我一百马克好吗？’”说到这儿，老人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一个十六岁左右的女孩从走廊里走了进来。埃里克心想，她一定是洛特曼夫妇的女儿伊娃。他好几年没见过伊娃了。她的胸部开始发育了，但还是矮墩墩的，长相普通。伊娃问他：“你父亲让你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吗？”
“他不知道这件事。”埃里克说。
“小不点儿，”伊娃说，“这下你麻烦了。”
埃里克把目光移向诊疗室的门。“你觉得你爸爸会去我家吗？”他问，“你妈妈对我很凶。”
“他肯定会去。”伊娃说，“只要有人生病，他就会竭尽全力治疗。”接着她语带轻蔑地说，“无论种族和党派，他都以病人为先，我们可不是纳粹！”说完她走出了接待室。
埃里克觉得很委屈，他没想到这身制服会给他带来这么多的麻烦。学校里所有人都觉得这制服很好看。
过了一会儿，洛特曼医生出现在诊疗室门口。他对两个候诊的病人说：“很抱歉，有人临盆了，我会尽快回来。”接着，他看了一眼埃里克，说：“来吧，小伙子，坐我的车吧，即便你穿着这身制服。”
埃里克跟着他走出诊所，坐进了“三条腿青蛙”的副驾驶座。埃里克很喜欢汽车，希望尽快能到开车的年龄。平时，坐各种车都能让他感到心满意足，他会好奇地看着汽车上的各种按钮，认真学习开车的技巧。但穿着青年团的制服坐在犹太医生旁边，却让他像件展品一样难受。如果被李普曼先生看到该怎么办啊？一路上，他都很苦闷。
好在不远，没几分钟，汽车就开到了冯·乌尔里希家门口。
“生孩子的女士叫什么名字？”洛特曼问。
“艾达·汉普尔。”
“没错，上星期她来过。婴儿早产了，快带我去见她。”
埃里克带医生进了屋。他听到一阵啼哭声，孩子已经生了！他连忙冲到地下室，医生跟着他。
艾达仰面躺在床上。床单已经被血和其他东西浸湿了。卡拉怀抱着婴儿站在床边。小婴儿身上裹着一层黏液。艾达的裙子底下有一根粗绳似的东西，连在婴儿身上。卡拉害怕地瞪大了双眼。“我做得对吗？”她大声问。
“你做得很对，”洛特曼医生的话让她安下心来，“再抱一会儿婴儿。”他坐在艾达身边，听了听她的心跳，摸着她的脉搏，问：“亲爱的，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很累。”艾达说。
洛特曼满意地点了点头。他站起身，看了看卡拉怀中的婴儿。“孩子很小。”他说。
埃里克五味杂陈地看着医生打开包，拿出几根线拧成了一条绳子，然后在绳子上打了两个绳结。医生给绳子打结的时候轻声对卡拉说：“为什么哭啊？你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你凭一己之力接生了一个孩子！我不来你也能做得很好。长大以后，你能成为一个很优秀的医生！”
卡拉平静了些。她小声说：“医生，你看看他的头，”医生凑到她跟前才听清她说了什么，“这孩子似乎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让我看看。”医生拿出一把锋利的剪刀，在绳结间把绳子剪成两截，然后从卡拉手里接过光溜溜的孩子，把他举在跟前仔细端详。埃里克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劲，但是婴儿那么红、那么皱、那么瘦，实在不好说。然后，医生想了一会儿，说：“哦，亲爱的。”
再仔细一瞧，埃里克发现了一点不对劲。婴儿的脸两边不匀称。其中一侧正常，另一侧却凹下去一块，眼睛看上去也有点奇怪。
洛特曼让卡拉继续抱着小婴儿。
艾达又开始呻吟了，她看上去的确很累。
等她放松下来，洛特曼伸手到她的裙子底下，拿出一团东西，有点像肉，让人恶心。“埃里克，”他说，“拿张报纸来。”
埃里克问：“哪种报纸？”他的父母每天都会把所有主流报纸带回家。
“小伙子，任何一种都行，”洛特曼温和地说，“我只是拿来包东西。”
埃里克跑上楼，找了张前天的《福斯日报》。他回到地下室，洛特曼用报纸包住了那团肉一样的东西，放在地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胎盘，”他对卡拉说，“待会儿最好烧掉它。”
接着，他又坐到床边。“艾达，我亲爱的姑娘，你表现得非常勇敢，”他说，“你的孩子活下来了，但他似乎生病了。我们把他洗一洗，包得暖和点，然后带他去医院。”
艾达很害怕。“是什么病？”
“我不知道，必须带他到医院检查。”
“他会好起来吗？”
“医院里的医生会尽力诊治，其他的我们就交给上帝吧。”
埃里克知道犹太人和基督徒信奉的是同一个上帝。但人们很容易忘记这一点。
洛特曼说：“艾达，你觉得自己能起床和我一起去医院吗？孩子需要妈妈喂。”
“我太累了。”艾达又说了一遍。
“再歇一两分钟，但不能太久，婴儿需要马上就诊。卡拉会帮你穿好衣服。我先上楼了。”然后，他转向埃里克，玩笑似的说：“纳粹小子，跟我上楼去吧。”
埃里克真想挖条地缝钻进去。洛特曼医生的宽容比洛特曼夫人的斥责更让他难受。
他们正要离开时，艾达叫住了医生。
“亲爱的，有事？”
“孩子叫库尔特。”
“这名字很棒。”说完，洛特曼医生便带着埃里克离开了。
劳埃德为沃尔特·冯·乌尔里希做助理的第一天，正赶上新一届议会成立首日。
沃尔特和茉黛拼命工作，希望挽救德国脆弱的民主。劳埃德很理解他们的绝望，一方面因为沃尔特夫妇是他从小就认识的好人，另一方面是他很怕英国会步德国后尘，走上一条通往地狱的不归路。
选举没解决任何问题。纳粹获得了百分之四十四的相对多数票，但仍少于他们希望达到的百分之五十一。
沃尔特看到了希望。他在开车前往议会开幕式的路上，对埃里克说：“即便用上高压手段，他们也没能赢得多数德国人的选票。”说着，他用拳头猛击了一下方向盘，“不管他们说了什么，纳粹都不受欢迎。他们在政府的时间越长，人民就越能看清他们的嘴脸。”
劳埃德没有这么确定。“纳粹关闭了反对党的报社，把议员关进监狱，贿赂警察，”他说，“怎么还会有百分之四十四的选民投他们的票呢？我不觉得这个结果能让人安心。”
议会大厦烧毁严重，完全不能用了。于是开会地点选在了科尼格广场对面的国家歌剧院。这是一座综合性大剧院，有三个音乐厅、十四间小剧场，外带餐厅和酒吧。
他们刚到，就被剧院周围的情况吓了一跳。冲锋队员把整座大剧院包围了。议员和他们的助理站在入口处，试图进去。沃尔特生气地说：“希特勒现在是想通过阻挠我们进场，来为他自己开路吗？”
劳埃德发现，所有的门都被冲锋队员堵住了。他们把穿着纳粹制服的人放进去，其他人却得出示证件。一个年纪比劳埃德还小的少年轻慢地打量着劳埃德，然后不太情愿地把他放了进去。这是种赤裸裸的恐吓。
劳埃德觉得自己快要炸了，他最讨厌被恐吓。只要来个左勾拳，他就能把这个冲锋队少年打翻在地。不过他强迫自己保持冷静，转身走了进去。
那次，在人民剧院打完架以后，艾瑟尔检查了劳埃德头上鸡蛋大小的肿块，让他赶快回英国去。他说服了母亲，可以晚点动身，但回英国是迟早的事。
艾瑟尔说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危险，其实他知道。有时他的确很害怕，但这只会激起他的斗志。直觉让他发起进攻，而不是选择后退。这点让艾瑟尔非常担心。
讽刺的是，事到临头，艾瑟尔也一样。虽然害怕，但留在柏林见证德国的历史性转折让她激动不已，她也因为纳粹实施的暴力和压迫而义愤填膺。艾瑟尔决心写一本法西斯主义政策的专著，用以警示其他国家的民主人士。“你比我更容易招来危险。”劳埃德曾对她这样说过，可她就是不听。
歌剧院里面站满了冲锋队员和党卫军的人，许多人都带着武器。他们把守着所有的门，表情和举止都是对反纳粹者的憎恨和不屑。
社会民主党的小组会，沃尔特迟到了。劳埃德焦急地在里面到处找开会的房间。他往辩论厅里看了一眼，发现一面巨大的纳粹十字旗从天花板上垂下来，占满了整个大厅。
下午大会开始后的第一个议程将是授权法案，这个法案可以使希特勒内阁在没有议会的授权下通过新的法律。
授权法案为德国的未来蒙上了一层恐怖的阴影。希特勒将彻底地成为一个独裁者。过去几周的镇压、凌辱、暴力和苦难将永远存在下去。简直无法想象。
劳埃德想象不出哪一国的议会会通过这样一项法案。这相当于让议员投票表决剥夺自己的参政权。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自杀。
他在一个小剧场里找到了社会民主党的议员。社会民主党的内部会议已经开始。劳埃德匆忙把沃尔特引入会场，然后就被派去倒咖啡了。
在冲咖啡的队伍中，劳埃德发现在自己前面的是一个脸色苍白、表情机警、一身黑的年轻人。劳埃德的德语比以前流利很多，他有足够自信和陌生人攀谈了。通过交谈，劳埃德得知，黑衣年轻人叫海因里希·冯·凯塞尔，和他一样是没工资的助理，而海因里希为他的父亲工作，天主教中央党议员戈特弗里德·冯·凯塞尔。
“我爸爸和沃尔特·冯·乌尔里希很熟，”海因里希说，“1914年，他们都在伦敦的德国大使馆做过随员。”
政治和外交界的圈子可真小，劳埃德心想。
海因里希告诉劳埃德，回归基督教的信仰是解决德国一切问题的良方。
“我不怎么喜欢教徒，”劳埃德诚实地说，“请别介意。我外公是威尔士的福音传道者，我妈妈却对宗教不以为意。我继父是个犹太人。我们周末时常会去阿尔德盖特的圣公会教堂做礼拜，因为那里的牧师是个工党党员。”
海因里希笑了笑说：“无论如何，我都会为你祈祷的。”
劳埃德记得，天主教徒不会说服别人改变信仰。阿伯罗温老家的外祖父母可完全不是这样，他们觉得世间唯一的真理就是那几卷福音书，任何不信福音的人都将受到诅咒。
回到内部会议会场时，沃尔特正在发言。“授权法案不可能通过！”他说，“通过这样的宪法法案必须有三分之二的代表在场，这就要求647名代表中有432名在场。另外，在场的代表中也必须有三分之二投赞成票。”
放下托盘的时候，劳埃德在脑海中简单计算了一下议员的人数比。纳粹党有288个议席，和他们结盟的民粹党有52个议席，总共是340张赞成票——这比法定多数还差将近一百票。沃尔特说得对，授权法案不可能通过。劳埃德宽心了一点。他坐下听讨论，顺便提升一下自己的德语水平。
但很快他又紧张起来。“别这么确定，”一个操着柏林工人阶级口音的代表说，“纳粹和中央党高层达成了交易。”劳埃德想起，中央党就是海因里希为之服务的政党，“这样他们又能多得74票。”这个男人说。
劳埃德皱起了眉。中央党为什么会支持一项剥夺他们权益的法律呢？
沃尔特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同样的想法。“天主教徒怎么会这样蠢呢？”
劳埃德希望在倒咖啡前就知道这件事，那样就可以跟海因里希辩个明白了。也许还能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呢！真该死！
操着柏林口音的男人说：“意大利的天主教政党和墨索里尼达成了协议——一项保护教堂的协定。这里的情况也一样。”
劳埃德算了算，中央党的支持将使纳粹的票数达到414票。“仍然没达到三分之二多数。”他如释重负地对沃尔特说。
一个年轻的助理听到他的话，向大伙澄清道：“你们难道把议长最近的宣言忘了吗？”德国议会的现任议长是希特勒的亲密同伴赫尔曼·戈林。劳埃德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份宣言。其他人似乎也没听过。议员们一下子安静下来。这位助理继续向大家解释：“他剥夺了缺席的共产党议员的投票权，因为他们都被投入了监狱。”
全场响起愤怒的抗议声。劳埃德发现沃尔特的脸涨得通红。“他无权这么干！”沃尔特说。
“这完全是非法的，”助理说，“但他就是这样做了。”
劳埃德非常失望。法律能够如此儿戏吗？他又做了番计算。共产党拥有81个议席。如果他们的票数不算，纳粹只要达到566票的三分之二，也就是378票就行了。纳粹党和民粹党的总票数加起来不到378票——但如果有中央党的支持，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将取得议会的多数。
有人说：“这完全是非法的，我们应该以缺席抗议！”
“不能这样做！”沃尔特慷慨激昂地说，“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我们不在场的情况下通过法案了。我们应该说服中央党的天主教徒们。韦尔斯必须马上去见卡斯。”奥托·韦尔斯是社会民主党的党首，路德维希·卡斯是中央党的党首。
会场里响起一阵附和声。
劳埃德做了个深呼吸，镇静地对沃尔特说：“乌尔里希先生，你何不跟戈特弗里德·冯·凯塞尔吃顿午饭呢？我没记错的话，战前你们曾在伦敦一起工作过。”
沃尔特哑然失笑道：“那个讨厌的家伙！”
也许共进午餐不是个好主意。劳埃德说：“我不知道你不喜欢他。”
沃尔特想了想说：“我讨厌他——但我向上帝起誓，我愿意做一切尝试。”
劳埃德问：“要我向他发出邀请吗？”
“好吧，那就试一试。如果他肯接受，告诉他一点钟在赫仑俱乐部见面。”
“知道了。”
劳埃德赶到海因里希刚才进入的小会场，急步走了进去。一场类似于社会民主党小组会的讨论正在进行。劳埃德环顾会场，看见了一袭黑衣的海因里希，和他对视一眼，打了个手势示意他出来。
走出会场后，劳埃德对海因里希说：“据说你们这边会支持授权法案。”
“尚不确定，”海因里希说，“意见还没有统一。”
“哪些人反对和纳粹合作？”
“布鲁宁和其他人。”布鲁宁是前总理，在中央党内有一定的影响力。
劳埃德感觉到了希望。“还有些什么人？”
“你把我叫出来是为了套我的话吗？”
“对不起，当然不是。沃尔特·冯·乌尔里希想和你父亲共进午餐。”
海因里希一脸狐疑。“他们不是朋友——你应该很清楚，不是吗？”
“我听说了，但今天他们应该把私人恩怨抛在一旁！”
海因里希不是很确定的样子。“我去问问他吧，稍等。”他转身走进会场。
劳埃德不知道这个办法管不管用。可惜，沃尔特和戈特弗里德不是好朋友。但他就是不信天主教徒会投票支持纳粹。
最让他不安的是，这种事会发生在德国，也就会发生在英国。如此严峻的形势，让他不寒而栗。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他不想生活在独裁统治下。他希望像父母一样在政界工作，想为阿伯罗温的矿工，以及像他们一样的民众建设一个更美好的国家。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有人们能畅所欲言的政治集会，需要有反对政府的媒体言论，需要有不必担心被偷听且能自由辩论的社会环境。
法西斯主义禁止所有这一切。但纳粹也许会失败。沃尔特也许能说服戈特弗里德，阻止中央党对纳粹的支持。
海因里希出来了。“他同意和沃尔特吃饭。”
“太好了！乌尔里希想请他去赫仑俱乐部吃饭，一点钟行吗？”
“真的吗？他是那个俱乐部的会员吗？”
“应该是的——为什么这样问？”
“那是个只有上层人士才能加入的俱乐部。我想他一定叫沃尔特·冯·乌尔里希。虽然是社会民主党党员，可他一定来自一个尊贵的家庭！”
“或许应该先去订个位。赫仑俱乐部在哪儿？”
“就在大街拐角。”海因里希把赫仑俱乐部的方位告诉了劳埃德。
“可以订四个人的位子吧？”
海因里希笑了：“为什么不？如果不希望我们在场，再让我们离开就好。”说完他重新返回了会场。
劳埃德离开国家歌剧院，快步穿过广场，经过烧毁的议会大厦，走到赫仑俱乐部。
伦敦有很多这样的绅士俱乐部，但劳埃德从来没去过。赫仑俱乐部虽然是家餐厅，但肃穆得像座殡仪馆。侍者们穿着全套晚礼服，安静地把刀叉摆在白色的桌布上。侍者领班接受了劳埃德的预订，庄严地写下了冯·乌尔里希的名字，就像在“死亡之书”上写下死者名字一样。
劳埃德返回歌剧院。剧院里更繁忙，也更嘈杂了。气氛似乎也更加紧张了。有人在兴高采烈地喊，希特勒将以授权法案的建议开启这届议会的开场式。
快到一点钟的时候，劳埃德和沃尔特穿过广场，朝赫仑俱乐部走去。劳埃德说：“海因里希·冯·卡塞尔对你是赫仑俱乐部会员这件事，感到很吃惊。”
沃尔特点了点头，说：“十几年前，我是赫仑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那时，它叫朱尼俱乐部。我们聚在一起反对《凡尔赛条约》。现在，这里逐渐成为右翼人士的基地。我也许是这里唯一的社会民主党人。我之所以保留着会员身份，是因为这里是个和对手见面的好地方。”
走进赫仑俱乐部，沃尔特指着吧台边一个油头粉面的男人对劳埃德说：“那位就是路德维希·弗兰克，曾和我们在人民剧院并肩作战的小沃纳的父亲。”沃尔特说，“我确定他不是这里的会员——他甚至都不是土生土长的德国人——不过他似乎正在和他的岳父赫尔巴德伯爵吃饭，就是那位坐在他旁边的老者。跟我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他们走到吧台边，沃尔特为劳埃德做了介绍。弗兰克对劳埃德说：“是你吧，几周前和我儿子打了场群架。”
劳埃德不禁摸了摸自己的脑袋：肿已经消了，但还是一碰就疼。“先生，我们要保护在场的女士。”他说。
“年轻气盛没什么不对，”弗兰克说，“小伙子，干得好。”
沃尔特不耐烦地打断了他：“鲁迪，干扰选举集会已经够糟的了，你们的领导人还想彻底破坏德国的民主！”
“民主制也许不适合德国政府，”弗兰克说，“感谢上帝，我们与美国和法国还是有那么点儿不一样的。”
“认真点，难道你不怕失去自由吗？”
弗兰克突然严肃了起来。“沃尔特，我很认真。”他冷冷地说，“十多年前，我和母亲一起从俄国来到德国，父亲没能和我们一起来。他被人发现拥有一本宣扬资本主义自由的反动小说《鲁滨孙漂流记》，这是个多么严重的罪名啊！他被送往北冰洋的一座集中营。他也许——”弗兰克的声音哽咽了，他咽了口口水，平静了下来，说，“他也许还被关在那里。”
四个人都不说话了。劳埃德非常吃惊。大体上，他知道俄罗斯苏维埃联邦政府可能会很无情，但亲耳听到悲痛中的亲历者讲述自己的经历，却是另一码事。
沃尔特说：“鲁迪，我们都恨布尔什维克——但纳粹只会更糟。”
“我愿意承受风险。”弗兰克说。
赫尔巴德伯爵说：“我们去吃午饭吧。我下午还有个会面。抱歉。”说完，他们便离开了。
“他们总是这样说，”沃尔特发怒了，“纳粹总喜欢把扫除布尔什维克当挡箭牌！似乎布尔什维克是纳粹以外的唯一选择。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也一样做得到。”
海因里希和一个显然是他父亲的人走进了俱乐部——他们都有一头精心梳理的浓密黑发，只是戈特弗里德的头发稍短，并夹杂着几根白发。尽管他们长得很像，但戈特弗里德有着老式贵族的做派，相比之下，海因里希更像个浪漫的诗人，而非政府助理。
四人走进餐厅。点完菜，沃尔特就开门见山地说：“戈特弗里德，我不知道中央党能通过支持授权法案得到些什么。”
冯·凯塞尔也很直接：“我们是个天主教政党，我们的第一要务是保护天主教在德国的财产。教徒们是为了这个才选我们当议员的。”
劳埃德不满地皱了皱眉。艾瑟尔也是个议员。她总对劳埃德说，在为投票支持他们的民众服务的同时，也要为给反对者投票的民众服务。
沃尔特换了个角度说：“民主的议会能对所有的教堂提供保护——你们却要把民主抛到一边。”
“沃尔特，醒醒吧，”戈特弗里德恼火地说，“希特勒赢得了选举。他拥有了国家权力。无论我们怎么做，他都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统治德国。我们必须自我保护。”
“他的承诺一钱不值。”
“我们要来了书面的保证：天主教会将独立于这个国家，天主教会的学校不会受到骚扰，天主教徒的民主权利不会受到侵犯。”他看了看儿子，似乎在等待他的附和。
海因里希说：“他们答应今天下午第一件事，就是和我们签订这份协议。”
沃尔特说：“你们自己掂量一下，是要暴君签订的一张破纸，还是要一个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议会？哪个更有利呢？”
“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来自上帝，我们只按天父的旨意行事。”
沃尔特翻了翻眼珠。“愿天父拯救德国。”他说。
德国人没有得到足够的时间建立对民主的信心，在倾听沃尔特和戈特弗里德翻来覆去的争论时，劳埃德这样想着。德国议会才成立了十四年，还没有建立起完备的民主制度。德国在上一次大战中战败了，民众只看到货币沦为废纸和找不到工作的社会现实——对他们来说，选举权只是个可有可无的身外之物。
戈特弗里德看似很难被说动。一顿饭吃完，他的立场还是一样强硬。他的责任是保护天主教教堂。劳埃德真想骂上两句。
四人回到歌剧院，两位议员——沃尔特和戈特弗里德，在大厅就坐。劳埃德和海因里希则坐在楼上的包厢观察战况。
劳埃德看见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们坐在左后方的席位上，冲锋队员和党卫队员从门口一路站到墙边，把他们围成一圈。议员们如果不通过法案，这些人似乎就不准备让他们走了。劳埃德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一阵恐惧掠过心头，他想，今天所有人都被囚禁在这里了。
在一阵欢呼和掌声中，希特勒穿着冲锋队的制服走了进来。当他登上演讲台的时候，纳粹议员都狂热地站了起来，大多数都穿着冲锋队的制服。只有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们保持着坐姿，但劳埃德注意到其中一两个议员转身不安地看着卫兵。如果仅仅因为不跟对手一起欢呼就感到紧张的话，他们又怎么能自由地发表意见和投票呢？
会场安静下来以后，希特勒开始发言。他站得笔直，左臂放在身侧，只用右手做手势。他的声音尖厉而强势，既像是机关枪，又像是一条咆哮的大狗。谈到1918年在德国即将战胜前选择投降的“十一月叛徒”时，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激情。他并不是在假装：劳埃德觉得他真诚地相信自己所说的那些愚蠢和无知的话语。
“十一月叛徒”已经被希特勒说滥了，不过他马上改变了话题。他谈到了教堂，谈到教堂是德国最重要的地方。对于他来说，这是个不同寻常的主题。显然是讲给今天会左右投票结果的中央党听的。他说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是维持国家团结的两股重要力量。他们的权力不会被纳粹党政府干涉。
海因里希得意地看了眼劳埃德。
“如果我是你，我会把希特勒说的话都写在纸上。”劳埃德小声说。
两个半小时之后，希特勒开始致结束语。
结束语里充满了确定无疑的暴力威胁：“民族主义的政府确定并准备对法案遭否决的情况进行应对——法案被否决意味着抵抗。”他故意停顿了一下，让众议员明白他的意思：投票反对法案将被视为抵抗的宣言。接着他又用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强调了这一点：“绅士们，现在请你们决定，要和平还是要战争！”
希特勒在纳粹议员们的欢呼声中坐了下来，会议进入了中场休息。
海因里希非常兴奋，劳埃德则情绪低落。他们朝相反方向的两个小会场走去。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将进行最后的讨论。
社会民主党代表非常郁闷。他们的领袖韦尔斯将上台发言，但他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几个代表说，如果韦尔斯发表谴责希特勒的言论，他恐怕很难活着离开会场。他们同样担忧自己的安危。劳埃德感到害怕，如果议员都能被杀，他们的助理又会怎么样呢？
韦尔斯告诉大家，他已经在胸袋里藏好了一粒氰化钾胶囊。如果被捕的话，他情愿自杀也不愿被凌辱。劳埃德吓坏了，韦尔斯是个民选的议员，险恶的形势却逼迫他不得不做出烈士才会有的举动。
劳埃德意识到自己今天早晨的预判全然错了。他原本以为疯狂的授权法案不可能成为现实。现在他发现大多数人都认为这项法案将得以通过。他完全错判了局势。
认为这样的事不可能发生在英国也错了吗？他是不是在欺骗自己？
有人问，中央党的天主教徒们是不是做了最后的决定。劳埃德站起身。“我过去看看。”说完，他跑进中央党开会的小剧场。和之前一样，他探头进去，示意海因里希出来。
“布鲁宁和厄辛已经动摇了。”海因里希说。
劳埃德的心一沉。厄辛是天主教工会的领袖。“作为工会的一分子，厄辛怎么会投票同意通过这种法案呢？”劳埃德问海因里希。
“卡斯说，教会的处境非常危险。如果反对法案，他们觉得整个社会都将陷入无序状态。”
“如果通过这项法案，镇压只会更血腥。”
“你们那边的情况怎样？”
“他们觉得投票反对就会被枪决。但他们还是要反对，不惜一切。”
海因里希进去了，劳埃德也回到了社会民主党那边。“抵抗派的势力正在削弱，”劳埃德告诉沃尔特和他的社会民主党同伴们，“他们害怕反对法案将引起一场内战。”
大家更沮丧了。
六点，各个党的议员都回到了辩论大厅。
韦尔斯首先发言。他平静、理性，不动感情。他指出生活在民主社会将有利于德国民众，民主将带给人民自由和社会福利，使德国重新成为国际社会的正常成员。
劳埃德注意到希特勒在做着笔记。
发言最后，韦尔斯勇敢地提出了对博爱、公正、自由、民主的热烈向往。“授权法案将毁灭这一切，我们不能通过这样的法案。”他的话引来了纳粹的嘲笑和揶揄声。
社会民主党议员拍手鼓掌，但他们的掌声很快被淹没了。
“我们尊重那些被迫害和被镇压的人，”韦尔斯提高了自己的声音，“我们尊重德意志领土上一切和我们志同道合的人。他们的坚定不移和忠诚值得尊敬。”
劳埃德只能从纳粹的叫喊和嘘声中听到只言片语。
“他们的献身和乐观主义精神会给德国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韦尔斯在刺耳的质疑声中坐了下来。
他的演讲起了什么作用？劳埃德完全说不上来。
韦尔斯发言之后，希特勒又站起来发言。这次他的声调完全变了。劳埃德意识到总理开场时的发言只是在热身。他的声音更亮，发言也更具攻击性，话语中透露着满满的憎恨——他时而指点，时而捶桌，时而捏拳示威。他把手放在胸前，然后双手向外一扫，似乎要把所有反对力量都扫除干净。希特勒每一处充满激情的演说都得到了支持者们经久不息的掌声。他的每句话都表达着同样的情感：吞噬一切的暴虐。
希特勒同样很自信。他宣称他其实不必推出授权法案。“我们是在向议会索取我们本该轻易得到的东西！”他嘲弄道。
海因里希看起来忧心忡忡，他借故离开了包厢。过了一会儿，劳埃德看见海因里希站在楼下大厅里，和他父亲耳语了几句。
回到包厢以后，劳埃德发现他活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
劳埃德问：“你们拿到他手写的保证书了吗？”
海因里希躲开了劳埃德的目光。“保证书是打字机打的。”
希特勒以对社会民主党人的谴责结束了这段发言。他根本不在乎他们的那些否决票。“德国将得到自由！”他咆哮道，“但不是通过你们这些人！”
其他党派领导人的演讲都很短，所有人都显得很受挫。卡斯教士说，中央党将赞成这项法案。其他党派也是一样。只有社会民主党还在抗争。
投票结果宣布了，纳粹党人疯狂地欢呼起来。
劳埃德很惊恐。他看见赤裸裸的强权滥施淫威，这是何等丑陋的一幕啊！
他没和海因里希说话就离开了包厢。
在入口大堂，劳埃德看见了沃尔特，他正在哭。沃尔特用一块很大的白手帕擦着脸，但眼泪还是止不住。除了在葬礼上，劳埃德还从没见过哪个大男人像他这样哭。
劳埃德不知道该说什么，更不知道该做什么。
“我的人生彻底失败了。”沃尔特说，“没有任何希望了。德国的民主死了。”
4月1日，星期六，是德国的抵制犹太人日。艾瑟尔和劳埃德走在柏林大街上，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艾瑟尔为自己的新书不断在本子上做着笔记。大卫星被粗暴而醒目地贴在犹太人开的商店橱窗上。冲锋队员站在犹太人开的百货商店门口，恐吓所有想要进去买东西的人。犹太律师的事务所和犹太医生的诊所前，都设置了警戒哨。劳埃德碰巧看见两个冲锋队员正在阻拦病人们去洛特曼医生那儿就诊，洛特曼也是乌尔里希家的家庭医生。一个手掌粗糙的挖煤工人脚踝扭伤了，他让冲锋队员滚开，后者便掉头去找容易对付的患者了。“人和人之间怎么能如此残忍呢？”艾瑟尔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