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如果幽默仅仅是一种游戏，那麽路易．菲力普和拿破崙就不会反应如此激烈。讽刺作品是另外一种抗议方式，用来反对狂妄自大、冷酷无情或华而不实，反对一切背离美德和理智的行为。
如果讽刺作品是一种特别有效的抗议方式，那是因为它们虽然看起来仅仅是为了让我们发笑，但实际上表达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漫画不需要对权力的滥用做长篇大论。它们使我们在会心一笑中领悟到对权力机构的批评的合理性。
此外（儘管菲利蓬因开玩笑而被判入狱），由于玩笑明显缺乏恶意，因此漫画可以表达那些直接说出来有危险后果，或根本无法直接说出的事情。在历史上，宫廷弄臣可以把正儿八经的大事告诉国王或皇帝，而这些事是无法用正儿八经的方式告诉他们的（英国詹姆斯一世国王在位期间，神职人员极为腐败。国王的一匹马不管怎麽饲养，就是长不起膘。据称，宫廷弄臣阿奇博尔德．阿姆斯壮告诉国王，只需要把这匹马封为主教，它很快就会变得膘肥体壮）。在《玩笑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 （1905）中，佛洛德写道：「一个玩笑能够使我们披露我们敌人的一些荒唐的东西，而用直接的或公开的方式来披露它们则会困难重重、难以实现。」佛洛德继续写道：「如果用非玩笑的方式提出批判，有些人就会拒绝接受；但转而通 过 玩 笑 的 方 式，则 可 以 得 到 他 们 的 理 解 和 承认……『这就是为什麽』对身居高位的人而言，要让他们採纳批评意见，採取玩笑的方式更为普遍。」
诚然，并非对每个身居高位的人都应该用玩笑的方式来对付。我们很少嘲笑一个正在做一个重大手术的大夫。但如果这个大夫做完手术，回到家，用一大堆吓人的专业术语来吓唬妻子和女儿，我们就可以对他进行嘲笑。我们嘲笑的物件是那些不合规范的行为和程度不当的行为。一些国王的自我形象超越了实际能力，个人品格落后于权势地位，他们就成了我们嘲笑的物件。我们也嘲笑那些把人性抛在脑后，滥用职权的位高权重的人。我们用漫画嘲笑那些不公正和过分的行为，通过笑声对它们提出批评。
因此，在最优秀的漫画家手裡，笑声获得了一种道德教育目的，玩笑成了引导他人改善品德和习惯的手段。玩笑可以表达一个政治理想，能够创造一个更加平等、更加理性的世界。如同撒母耳．詹森指出的那样，讽刺是「谴责邪恶和愚蠢」的惟一一条另外途径，也是非常顶用的一条途径。用约翰．德莱登的话说，「讽刺的真正目的是对缺陷的纠正」。
3、
历史上不乏那些针对上层阶级的玩笑，这些玩笑都试图纠正他们的缺陷，使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摆脱骄傲与虚伪。
在英国 18 世纪晚期，年轻贵妇们非常流行头戴巨大的假髮。这种荒唐的流行趋势惹恼了好多漫画家，他们快速地製作了一批漫画，以一种安全的方式来告诉这些妇女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如同佛洛德认识到的那样，受批评的物件如果位元高权重，那麽漫画家很难直接表达他用漫画能够表达的想法。
在同一时候，母乳喂养突然间在上层社会的妇女中流行起来，她们虽然以前从来都不关心婴儿的哺育，但现在开始给婴儿喂奶，使自己与为母之道的最进步的潮流相符合。这些几乎都找不到育婴室的女人一再要求袒露她们的乳房，而且往往是在吃午饭或晚饭的过程中。漫画家们又一次介入了呼吁人们要把握分寸。
在 19 世纪后半期，另一种做作的习惯在英国上层社会流行开来：人们开始热衷于讲法语，特别是在饭店裡，来体现庄重与显赫。《笨拙》杂志立即觉察到有一个新出现的缺陷需要纠正。
在一个世纪以后的美国，仍然有大量的「邪恶和愚蠢」普遍存在于曼哈顿的名流身上，可供《纽约客》的漫画家自由发挥。在经济领域，许多主管人员有了一个新的兴趣，那就是对雇员要显得很友好。但颇为不幸的是，他们的这种兴趣仅仅是表面现象，他们的内心深处并没有这样去做的意愿。他们只是满足于用一套温文尔雅的专业语言来掩盖他们更加残忍的行为，他们希望能够以此给他们的剥削行为带来一丝尊严——虽然他们的剥削行为与以前地狱般的工厂相比并无多大的差别。漫画家不是那麽好欺骗的。
商业领域对雇员的态度依然是赤裸裸的功利观点——如果有人不是出于例行公事的需要，而是真心实意地谈论员工对公司的贡献，或公司对员工的责任，那麽他的言论简直就是异端邪说了。行业的要求使得好多高层管理者，特别是律师，把他们工作中的客观、高效的思维模式带到了他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从而牺牲了直觉感受和同情能力。
同时，军界人员因为其破坏地球的能力而享有至高无上的荣誉。漫画家鼓励他们的读者带著批判的眼光嘲笑那些神色凝重、表情严肃的将军们。
4、
幽默不仅是攻击上层社会人士的有效工具，同时也能帮助我们认清自己的身份焦虑，并把它维持在一个缓和而适中的程度上。
我们所能够觉察到的好多有趣的事情都是关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为之沮丧或羞愧的情形或感情。最杰出的漫画家能够处理那些我们无法直接面对的弱点：我们总是隐藏著一些最令人尴尬的东西，而杰出的漫画家能够把我们从这些尴尬的东西身边拽开。忧虑越隐私、越强烈，引发的笑声就可能会越大，笑声成了把那些无法言说的缺陷拿来公开处理的有力武器。
因此不出所料，好多幽默都努力揭示一些对身份的焦虑，进而对此进行控制。它向我们揭示了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比我们嫉妒心更盛，而在社会生活中更脆弱的人群；还有一些人在凌晨醒来时，为他们在经济方面的表现而痛苦万分；它还向我们说明，在一副副社会要求应该保持冷静的面孔之下，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有点精神恍惚、神志失常——这一切都给我们提供了充足的理由，要我们向相比而言比我们更惨的邻居伸出援助之手。
最为和善的漫画不会就我们对身份的关注进行嘲笑，而是进行调侃：他们对我们提出批评，但同时认为我们依然相当不错。由于他们的才能，我们才能够以开放的心态，带著爽朗的笑声，承认自己身上的一些痛苦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如果以平常的、责备的语言传达给我们，我们就会因为惧怕危险和伤害而拒绝接受。
5、
漫画家与其他艺术家相比毫不逊色，他们的作品符合马修．阿诺德对艺术的定义：艺术是为生活提供批判的学科。漫画家的劳动因而具有极高的价值。他们的作品力图纠正权力的不公以及我们对社会体系中上层人士的过度嫉妒。如同悲剧一样，漫画也是有感于我们生活条件中最令人遗憾的东西而进行创作。
漫画隐含的、潜在的目的就是通过对幽默的灵活运用，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新的世界中可以嘲笑的东西变得更少。
三、政治
最理想的人的类型
1、
在每一个社会裡，总有一个特定的人群能够获得高度的尊崇——其他的人群则因为没有具备合适的技能、口音、气质、性别或肤色而受到贬抑或忽略。但这些对成功的定义远远不是一成不变或普遍适用的。一些素质和技能在一个地方能够带来较高的社会地位，而在另外一个地方则有可能变得无关紧要或为人不齿。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不同的历史时期，来展示不同时代的不同社会往往以不同的内容来定义有荣誉的人。不同时代的不同社会对上层社会地位的要求：希腊半岛，斯巴达，西元前 400 年
在古斯巴达社会中享受最高荣誉的是男子，特别是擅长打仗、好勇斗狠、肌肉发达、（双）性欲旺盛、对家庭生活毫无兴趣、对商业和奢华深恶痛绝、在战场上对屠杀他人，特别是屠杀雅典人充满激情的男子。斯巴达的战士从不使用金钱，避免接近理髮师和艺人，绝对不会缠绵于妻子儿女之情。如果有人看见他们在市场上现身，那可是他们的耻辱。一旦懂得计算，就会遭人蔑视，因为懂得计算表明了一种商业精神。从 7 岁起，每个斯巴达男丁就开始接受成为士兵的训练，吃住在军营中，进行战斗操练。即使在结婚之后，男人也不允许和他们的妻子住在一起，只是每个月有一个晚上才淮许夫妻同房，以延续种族。如果孩子生下来时非常虚弱，斯巴达人的通常做法是把他们抱出去抛到泰噶托土山谷的荒坡上，任其死亡。
西欧，西元 476-1096 年
随著罗马帝国在西方的衰落，在欧洲的绝大部分地方最受尊敬的人变成了那些以耶稣基督的言传身教来规范自己行为的人。基督教会所称为圣徒的人从来不会佩带武器，不会杀害他人，同时也儘量避免杀害动物（像其他许多圣徒一样，圣伯纳德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据说他走路的时候非常缓慢，眼睛紧紧地盯著地上，避免踩著蚂蚁，毕竟蚂蚁也是上帝的子民）。圣徒们避免各种物质享受。他们没有房屋和马匹。圣希拉蕊翁居住在一个 5 英尺长 4 英尺宽的斗室之中。来自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宣称自己与「名叫贫困的女士」结了婚，他和他的弟子们住在破茅草房中，房裡无桌无椅，晚上睡在地上。帕多瓦的圣安东尼只吃根茎和草类。来自古斯曼的圣多明我在路过富商的宅第的时候，会把头转过去避免看见。圣徒们竭力压抑性欲，因而他们以肉体方面的节制而出名。圣凯西米尔拒绝了他的家人放在他床上的一位处女。据称圣托马斯．阿奎那曾经和一个女人被关在一座塔里，这个女人用她的美貌和香水来勾引他，虽然他的欲望一时被勾了起来，但他还是推开了她，因而从上帝那裡得到了「永远的贞洁腰带」。
西欧，约 1096-1500 年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轮到骑士来充当西欧社会中最受尊重的人群。骑士来自富有的家庭，他们居住在城堡裡，他们在床上睡觉，他们吃肉，他们赞同杀死他们认为非基督教的人（特别是穆斯林）的行为。当他们不杀人的时候，他们就把注意力转向动物。据称约翰．德．格拉伊就曾经杀死过 4，000 头野猪。骑士还是颇有成就的情人，往往通过对诗歌的巧妙使用，在宫廷勾引妇女。他们尤其喜欢处女。他们喜欢金钱，但这些金钱必须来自士地，而非商业。他们也喜欢马匹。「骑士绝对不能骑驴或骑骡子，」古铁雷．迪亚斯．德．加梅斯，《不屈的骑士》（约 1431）的作者记录道。「骑士不能是那些身体虚弱或胆小怕事之人，他们必须体格强壮、精力充沛、勇敢无畏，因此除了一匹良马之外，没有任何牲畜能够配得上一名骑士。」
英格兰，1750-1890 年
到了 1750 年，知道如何打仗在英国已经不再被认为是获得尊敬的必备条件。跳舞变得更为重要。社会中最受尊崇的人群是「绅士」。他们很富有，他们除了负责管理自己的财产之外不愿从事其他的任何事务，他们涉足工业和商业领域（特别是在印度和西印度群岛），但他们急切地在自己和商人与工业家这些下等阶级之间划清界限。人们认为他们应该热爱他们的家庭，避免把自己的孩子扔到山坡上任其死亡——但他们依然可以在城裡包养一个情妇。
做一个绅士的关键就是完善一种慵懒的优雅。保持良好的髮型和有规律地拜访理髮师变得非常重要。贾斯特菲尔德勳爵在他的《给他儿子的信》 （1751）中建议，一位绅士的谈话应该儘量避免「错位的热情」，否则就会导致谈论「一些琐碎不堪而又不合时宜的轶闻趣事，而且带著像『我告诉你一个很棒的事情』之类的愚蠢的开场白」。贾斯特菲尔德同时还强调，作为一个绅士，必须学会如何跳小步舞：「要记住如何使胳膊的动作显得优雅，如何伸出你的手，如何文雅地戴上或摘下你的帽子，这些都是一位绅士跳舞的必要环节。」至于同妇女的关系，一般来说，一位绅士应该结婚，但心中应该时刻记住（用贾斯特菲尔德的话）「妇女只是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如果一位绅士在一位妇女身旁坐下，他应该跟她「閒聊」，而不应当保持沉默，否则就会被她认为是单调乏味或傲慢自大。
巴西，1600-1690 年
在地处亚马逊西北边的库维奥部落裡，身份最高的人是那些不苟言笑（他们认为当一个人喋喋不休地说话时，他的力量就会随之失去）、不参加跳舞、不抚养小孩、最最关键的是必须擅长捕杀美洲虎的男子。身份低的男子被派去捕鱼，而身份高的男子则去打猎。一个人在杀死一头美洲虎之后，会把它的牙齿做成项鍊戴在脖子上。一个人杀死的美洲虎越多，他成为「酋长」或部落首领的机会就越大。酋长戴著很大的美洲虎牙齿的项鍊和犰狳腰带。妇女们的命运只能是在林间空地耕种木薯。一旦发现有一个男子在帮助他妻子准备以根茎为主的食物时，那麽他将背负的耻辱是任何事都难以比拟的。
2、
那麽确立身份的原则到底是什麽？为什麽军事人员在一个社会裡享有盛誉，而拥有地产的绅士在另一个社会裡则为人仰慕呢？
似乎有至少 4 个答案。一些人可以凭藉能够杀死他人的体力，通过欺凌和威胁迫使一个国家的人民对他们表示尊敬。
或者他们依靠强壮的身体，资助赐予他人和利用手中掌握的食物来为他人提供保护，从而确定身份。当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如古斯巴达、12 世纪的欧洲），勇敢的战士和马背上的骑士就成了人们敬仰的物件。当一个社会群体的食物仅仅依赖于难以保证的猎获的动物（如亚马逊），捕杀美洲虎的人就能够赢得尊敬和尊敬的象徵物——犰狳腰带。在一些绝大部分的人的生计依赖贸易和高科技的国度裡，企业家和科学家便成了人们崇拜的物件（如现代欧洲和北美）。其反面也同样真实：那些不能为他人提供服务的人就会身份很低——如边境线非常安全的国度裡的强壮男子，以及井然有序的农业社会裡猎杀美洲虎的人，他们的命运就很不济。
或者一些人可以通过向他人展示自己的美德、身体的技巧、艺术才能或聪明才智来赢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例如基督教欧洲的圣徒以及现代欧洲的足球明星。
或者一些人会诉诸他们周围人的道德观念，对他们所宣传的事业的公正性进行非常充分的表达，任何一个想要拥有一个良好的自我形象的人绝对不会对这种获得地位的方式视而不见。
既然决定上层社会地位的因素一直处于变化当中，当然这种变化也是自然而然的，那麽导致身份焦虑的因素也随之在不断发生变化。在一个社会裡，我们担心我们没有能力把长矛刺进动物的身体；而在另一个社会，我们则担心在战场上表现欠佳：在又一个社会裡，我们担心对上帝的虔诚不够；在其他一个社会裡，我们又会担心我们无法从资本市场上获得利益。
3、
那些因所处社会的关于人的理想标准而狂躁不安或心怀怨恨的人，心裡应该明白，身份的历史，即使是非常粗略地勾勒出的一个身份历史，都能揭示出一个根本的、振奋人心的结论：关于人的理想标准并非像石头一样一成不变。身份的理想标准长期以来都是，将来也一定会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一个变化过程，这个词就是政治。
通过政治斗争，不同的群体都试图改变他们社会的尊严系统，摆脱在既有体系中利益既得者的统治，从而为自己获得尊严。这些不同的群体通过一个投票箱、一把枪、一次罢工，有时候通过一本书，来重新确立社会标准，决定什麽样的人才有资格拥有上层身份的位置。
从政治角度谈现代身份焦虑
1、
当猎杀美洲虎、跳小步舞、骑马衝锋或模仿耶稣生活的能力已经不足以构成一个坚实的基础，来使自己在别人心目中成为一个成功人士时，什麽东西可以称得上构成了当代西方的主流理想、据此可以对众人做出判断，并赋予人们不同的身份？
虽然我们无法做一个非常科学精确的解释，但我们还是至少能够把现代成功人士的必备条件做一大致的描述，而这些现代上层人士所佔有的位置曾经为战士、圣徒、骑士或拥有土地的贵族绅士所佔据。对上层地位的要求：伦敦、纽约、洛杉矶、悉尼．2004 年
不管男人和女人，不管属于任何种族，只要他们能够通过商业世界中的众多管道之一（包括体育、艺术和科学研究），通过个人的努力（而不是通过继承）积累一定的金钱、权力和名声，那麽他们就是成功人士。因为在各个社会裡都相信「精英集团」，因此，商业方面的成就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应当的」。
积累财富的能力为人所重视，是因为这种能力能够证明一个人至少拥有四种基本品质：创造力、勇气、智力和毅力。至于其他的品质——诸如谦逊或正直——则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同过去的社会不同，一切成就不再归因于「运气」、「天意」或「上帝」——反映了现代世俗社会对个人意志力的信任。经济上的失败被认为是罪有应得，失业所带来的耻辱，同战争年月的懦弱行为所导致的耻辱不相上下。
金钱携带著一种道德品质。它的存在体现了拥有者的美德，就如同它体现了它所能够买的物质商品一样。正像库维奥人的美洲虎的牙齿，富裕的生活方式能够体现一个人的价值，如果一个人开著一辆破车，住著一间破屋，人们则会对他产生道德方面的怀疑。除了能够赋予一个人上层社会地位，财富还被提高到能够给人带来幸福的高度，这种幸福是通过购买一系列永远都在变化的消费品实现的——当我们想到以前的人们过著缺乏这些消费品的有局限的生活时，我们的心中充满了同情与困惑。
2、
不管这样的身份理想看起来多麽地顺理成章，从政治角度所作的分析告诉我们，这些身份理想无一例外地是人类的创造物：最近的发展源于 18 世纪中期，由一系列清晰可辨的因素所促成。此外，从政治角度所作的分析进一步揭示，这些理想在有些时候显得过于头脑简单，有些时候则显得极不公平，而且并非完全保持不变。
现代身份理想受到最大关注的莫过于它在财富与美德——以及贫穷与怀疑一一之间建立起的一种联繫。在《有閒阶级论》（1899）一书中，托尔斯坦．凡勃伦指出，从 19 世纪早期开始，金钱成为商业社会衡量每个成员的核心标准：「『财富已经成为』获得尊敬的社会基础。要想在一个社会中佔据一个受人尊敬的位置，佔有财富成为必需。财富对于获得一个好名声来说必不可少……那些没有相对较多财富的社会成员，很难受到他们周围人的欣赏；其结果就是他们也很难受到他们自己的欣赏。」
托尔斯坦．凡勃伦认为，在一个商业社会裡，任何坚持一个人可以很有道德，同时仍很穷的观点都是没有市场的。即使是那些对财富最不在乎的人，也会感受到一种迫切的需要去积累财富，并向外界展示自己拥有财富，以期逃避责备，一旦没有积累足够的财富，就会感到焦虑不堪，感到自己应该受到责备。
因此，拥有大量的物质商品成为必需，其主要原因并非商品能够带来快乐（虽然它们也可能会带来快乐），而是因为商品能够带来尊严。在古代，哲学家曾经热烈地讨论在物质方面什麽对幸福来说必不可少，什麽无关紧要。比如说，伊壁鸠鲁认为简单的饮食和住宿是生活的必需条件，但豪华的屋舍和奢侈的杯盘对那些有理智的、有哲学思想的人来说完全是多馀之物。然而几个世纪以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此也作了讨论，他冷静地指出，在现代物质社会中，毫无疑问，有无数的物质产品对肉体的生存来说毫无意义，然而还是有更多的东西在实际的生活中被认为是「必须的」，因为如果一个人缺乏了这些东西，没有人会认为他值得尊敬，因此他也不会过上心理上舒舒坦坦的生活：「我所说的必需品，不但是维持生活上必不可少的商品，而且是按照一国习俗，少了它，体面人固不待说，就是最低阶级人民，亦觉得伤体面的那一切商品。例如，严格来说，麻衬衫并不算是生活上必要的。据我推想，希腊人罗马人虽然没有亚麻，他们还是生活得非常舒服。但是，到现在，欧洲大部分，哪怕一个日工，没有穿上麻衬衫，亦是羞于走到人面前去的。没有衬衫，在想像上，是表示他穷到了丢脸的程度，并且，一个人没有做极端的坏事，是不会那样穷的。同样的，习俗使皮鞋成为英格兰的生活必需品。哪怕最穷的体面男人和女人，没穿上皮鞋他或她是不肯出去献丑的。在苏格兰，对于最下层阶级男子，习俗虽亦以皮鞋为生活所必需，但对同阶级的女子却不然，她赤著脚，是没有什麽不体面的。在法国，无论男、女，皮鞋都不是生活必需品。法国最下层阶级的男女，可穿著木屐或打著赤脚，走在人前，而无伤体面。所以，在必需品中，我的解释，不但包括那些大自然使其成为最低阶级人民所必需的物品，而且包括那些有关面子的习俗，使其成为最低阶级人民所必需的物品。」
自从斯密之后，经济学家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贫困的最根本特徵，贫困最令人痛苦的地方，并不是它所导致的身体上的痛苦，而是他人对贫困状态的负面反应所导致的羞耻感，是贫困状态违反了斯密所称的「既定的社会体面原则」所产生的羞耻感。在《富裕社会》（1958）一书中，约翰．肯尼士．加尔佈雷思的思想与斯密显然一脉相承，他写道：「只要一个人的收入明显低于周围人，即使对生存而言已经绰绰有馀，但他依然为贫穷所困扰。他们缺乏社会所规定的最低的体面要求，因而他们不能完全逃脱被社会定义为不体面的命运。」
3、
现代身份理想认为「体面」与财富直接相关，而「不体面」与贫苦直接相关，这一点构成了一些人对现代身份理想提出质疑的关键所在。为什麽把挣钱上的失败看作一个人在绝对意义上有缺陷的证据，而不是将其看作在一个大范围、多层面的生活中个别的某一方面的失败？为什麽要把财富和贫困看作一个人道德水准的主要依据？
其原因并不複杂。挣钱的过程往往需要个体具备某些优秀品质。坚持干好任何工作几乎都需要智力、体力、计画以及与他人进行合作的精神。事实上，挣钱越多的工作，对个体优秀品质的要求也越高。律师和医生不仅比扫大街的清洁工收入高，而且他们在工作中持续投入的精力和技巧也要多得多。
亚当．斯密写道，如果一个正常上班的人在公众场合出现时没有身穿麻衬衫，那麽他会为此而深感羞耻，因为（我们再次引用他的语言，并用特别字体做出强调）没有麻衬衫将隐含一定程度的贫困，斯密的同时代人认为，「只有那些在工作中表现极度差劲的人才会沦落到这种田地」。除非一个人天生就喜欢酗酒、撒谎、偷窃或幼稚地不服从领导，那麽他绝对会有机会获得一个购买一件麻衬衫所需的最差劲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能理解完全可以把拥有一件麻衬衫作为良好人品的最低保证。以此为出发点，我们不难推想，拥有挂满麻衬衫的衣柜、游艇、宅第和珠宝是「在工作中表现极佳」和多种美德的证据。昂贵的物品可以赋予拥有者尊敬，这一身份象徵的观念可以演绎出一个为人广泛接受而且并非没有道理的推论：要拥有最昂贵的物品，无一例外地需要具备最完美的素质。
4、
然而，经济精英论的反对者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真正的优点是一些难以捉摸且複杂异常的素质，不是年终工资单上的参数所能准确体现的——这种怀疑论有点类似于一些教育家的理论，他们认为通过让一群学生参加考试，然后根据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答案给他们打分，并不能准确反映一群学生的「聪明才智」。有些问题就像这样：从下列词彙中选出一对反义词
obdurate（执拗的）
spurious（欺骗的）
ductile（顺从的）
recondite（晦涩的）
并不是说这些评论家认为的优点或智力在每个人身上都是平等分佈或根本无法衡量，他们只是坚持认为你我几乎无法知道如何正确衡量，因此在我们以为自己知道该如何衡量优点，并採取相应行动之前应该思之再三。比如说，在经济领域，废除对富有者的税收（经济精英论的极端维护者有时认为，富有者完全有资格拥有自己的财产），或取消国家补贴（这些经济精英论的极端维护者认为，惟有这样，穷人才能够充分地体会到他们罪有应得的贫困程度）。
然而这种怀疑观点与日常生活的要求并不完全合拍。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希望存在某种系统，不管是教育系统还是经济系统，这一系统能够保证我们能够从教室裡或社会中挑选出优秀的候选人，他们被选出后能够满含著道德良心来面对失败者的痛苦。然而，有一个良好的愿望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保证。在《智慧妇女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指南》（1928）一书中，乔治．萧伯纳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一种特别愚蠢的社会体系，用来确立社会的等级秩序——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体系的运行建立在一种认识之上：「只要一个人不违反限制残酷暴力和直接欺诈的法律，他就能够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为自己挣尽可能多的金钱，因而社会财富会自发地根据公民的勤奋程度、冷静程度以及道德水准进行分配，其结果必然是好人致富，坏人赤贫。」但事实上，萧伯纳认为，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事实，那就是冷酷无情、野心勃勃的人「能够通过出售劣质威士卡，通过囤积小麦，然后以 3 倍于成本的价格出售，或通过发行刊登著骗人广告的愚蠢不堪的报纸或杂志，为自己攫取三四百万英镑的财富」，而「那些通过诚实的劳动或以自己的生命安全为代价来推动人类知识和幸福」的人则往往生活拮据，默默无闻。萧伯纳说这些话，并不是想把自己等同于那些非常情绪化的声音，从而断然地认为在目前的社会结构中，好人总是一贫如洗——这种推理同它的反面推理一样失于简单化。他的真正意图是想让我们意识到，以收入的多寡来判断一个人的道德水准有诸多局限：从而减轻财富差距导致的众多后果。
在《给未来者言》（1862）一书中，约翰．罗斯金同样对经济精英观点持反对态度。他花了 40 年时间，对不同国家的数百人进行了调查研究，受调查者中既有穷人，也有富人，然后他用讥讽的口吻对穷人和富人的品格状况作了一个总结：「发了财致了富的人，通常来说，勤奋、果断、骄傲、贪婪、雷厉风行、有板有眼、理智、缺乏想像力、毫不敏感和无知。而那些一生贫困的人往往是极端愚蠢的人、极端聪明的人、懒惰的人、莽撞的人、谦卑的人、善于思考的人、呆板无聊的人、想像丰富的人、敏感的人、知识丰富的人、毫无远见的人、毫无规律且受情绪支配而使坏的人、拙劣的恶棍、公开的盗贼，以及那些完全是菩萨心肠的好人。」
换言之，一大批难以归类的人既可以成为富豪，也可以成为穷人——耶稣基督首次表达过这一思想，后来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政治思想家那裡得到了继承和发扬。根据以上的调查研究结果，我们可以表达相似的思想：我们并不具有根据收入水准来判断他人道德水准的特权。众多的外在事件和内在品质在综合地起作用，使一个人富有，而使另一个人贫穷。这些决定因素包括运气与环境、疾病与恐惧、偶发事件及其后继发展、良好的策划和欠佳的运气。
在罗斯金和萧伯纳之前 300 年，蜜雪儿．德．蒙田曾表达过相似的观点，他也强调偶然因素对一个人前途的决定性影响。他建议我们要牢记一点：「偶然性事件按照它难以捕捉的意愿决定著我们的身份和名誉：我经常看见机遇走在美德前面，而且佔有绝对优势。」对我们的成功和失败如果进行冷静的分析和评价，我们就会发现有些事情我们根本没有必要为之骄傲，同时也有一些事情我们没有必要为之尴尬，因为在我们身上发生的好多事情并非我们自己所为。这种事情所占比例甚大，不由得引起我们的深思。
蒙田要求我们在见到达官贵人之时，要控制我们的激动情绪，而在见到穷人和无名之辈之时，要抑制自己想要评头论足的衝动。「一个人可以僕役成群，身居漂亮官邸，施展巨大影响，拥有巨额收入。这一切都可能是他的身外之物，而不是他自身之物……甩掉他脚上的高跷，测量他的实际身高；让他抛开他的财富，剥掉身上的装饰，以赤裸的状态与我们相见……那麽他还会剩下怎样的心灵呢？他的心灵是否美丽、能干，而且满怀愉悦地具备心灵所应该拥有的所有功能呢？一个人的财富是她自身所有呢，还是借自他人？运气是否与她的财富毫不相关呢？……这就是我们应该首先搞清楚的事情，这就是对我们不同的人做出判断时情况的巨大差异。」
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些所有针对商业精英理论的反对观点综合起来，形成一种要求：我们应该停止赋予如金钱般随机分佈之物以一定的道德涵义；我们应该割断人们习惯地在财富和美德之间建立起的教条式的联繫——而且我们开始对他人进行判断之时，应该尽力确保把脚上的高跷去除了。
5、
除了在发家致富和身怀美德之间建立起相互关系之外，关于成功生活的现代理想同时还在赚钱和幸福之间建立了另外一种联繫。
其一，要指出能够使我们幸福的东西并不是一件超乎寻常的难事。我们的身体知道它们需要什麽样的东西才能保持健康，因此当它们缺钠时，就会让我们喜欢吃熏鱼，而当它们的血糖过低时，则会使我们喜欢吃桃子。同样，这一理论认为，我们完全可以依赖我们的智力来确定，在生活中追求何种目标，才能使我们兴旺发达；继而这些业已确立的追求目标自然而然会促使我们从事一定的职业或执行一定的计画。
其二，现代文明所提供的范围巨大的工作种类和消费产品并不是一种华而不实、令人疲惫不堪、只能激起无穷的欲望、与我们的幸福毫不相干的表面现象，相反，这些工作和产品能够满足我们的一些最重要的需求。其三，我们所支配的金钱越多，我们所能够购买支付的产品和服务就会越多，从而产生幸福感的机会也会越大。
很多人对此组观点提出反对，其中最具有启发意义而且易于理解的应属让一雅克．卢梭和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卢梭在开篇之际就宣称，不管我们认为自己在思想上多麽独立，我们实际上并不理解我们自己的需要，这是一个极为危险的现象。我们的灵魂很少直接说出自己需要具备什麽，才能够使自己满足，或者即使它们有时都哝些什麽，它们的指令也往往建立在谬误的基础之上，或乾脆自相矛盾。
卢梭认为，我们不能把心灵比作身体，因为身体知道需要吸收消化什麽，才能保持自身的健康，而心灵则不然，心灵更像以下状态下的身体：在它需要喝水的时候大声呼喝上酒，在它需要平躺在床上休息的时候坚持继续跳舞。外界有各种声音在不停地告诉我们，应该获取什麽，然后我们才能得到满足，我们的思维极易受到这些声音的左右，我们灵魂深处发出的一点点微弱的声音将会淹没在这些外界声音之中，而我们也会很容易地受到误导，从而使我们偏离了对我们生命中何者真正重要的谨慎而艰苦的求索。
卢梭继续描绘了世界的历史，在他看来，世界历史并不是一个从野蛮状态向欧洲的大工厂和大城市发展的过程，而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以前我们处于一种虽然生活简单、但能够追求自己真正需求的特权状态，而处在现在的生活状态之中，我们则豔羡那些与我们自己的个性毫无关联的生活方式。科技落后的史前社会就是卢梭所谓的自然状态，男人和女人都生活在森林之中，他们从未进过商店，也从未读过报纸，但这位元哲学家认为，这种状态下的人们能够更容易地理解自己，更易于追求幸福人生所真正需要的东西：对家庭的热爱、对自然的崇敬、对宇宙美的敬畏、对他人的好奇，以及对音乐和简单娱乐方式的喜爱。正是现代商业「文明」强行使我们从这种状态下脱离出来，让我们在一个富裕的社会裡忍受嫉妒、渴望和痛苦的煎熬。
对某些人而言，卢梭的观点仅仅是一个荒诞的浪漫故事，是一个被现代社会所激怒的田园派作家所做的奇思妙想，并据此认为卢梭的观点毫无价值可言。这些人应该明白一个事实，18 世纪的人们相信卢梭的观点，部分地因为在他们眼前就有一个活脱脱的例子可以证明卢梭的思想，这就是北美土著人的命运。
16 世纪对印第安社会的报导认为，印第安社会虽然在物质上非常简陋，但在精神上却足以自乐：部落很小，成员之间关系紧密，讲求众生平等，笃信宗教，性喜娱乐，崇尚武力。就物质经济而言，印第安人自然非常落后。他们以水果和野生动物为食，以帐篷为家，几乎没有什麽财产。年复一年，他们都穿著同样的兽皮和鞋子。即使酋长本人的所有财产也不过就是一支长矛和几隻陶罐。然而，他们在简单的生活中获得了极高的满足感。
然而，在第一批欧洲人到达美洲的短短几十年间，通过与欧洲工业社会的科技和奢侈品相接触，印第安社会的身份体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社会所重视的东西不再是一个人的智慧和理解自然的能力，而是对武器、珠宝和酒的佔有。现在，印第安人渴望得到的是银耳环、铜手镯、锡戒指、用彩色装饰玻璃製作的项鍊、冰镐、枪支、酒类、水壶、珠子、锄头和镜子。
这些新的爱好并非凭空产生。欧洲商人蓄意地培养印第安人的种种欲望，从而使他们为了满足这些欲望而去猎获大量欧洲市场所需要的动物毛皮。荚国博物学家约翰．巴尼斯特牧师记载道，到 1690 年为止，欧洲商人已经成功地诱使哈得孙湾的印第安人需要「那些他们以前从来都不需要的东西，因为他们此前从来没有拥有过它们，但贸易使这些东西成为必需品」。20 年以后，旅行家罗伯特．贝芙丽作了这样的观察：「欧洲人把奢侈品引入到印第安人中，从而使他们的需求倍增，他们现在渴望得到他们以前从来都没有梦想过的成千上万的东西。」
颇为不幸的是，这些成千上万的东西，不管多麽令人梦寐以求，似乎并没有使印第安人生活得更加幸福。很显然，他们比以前更加辛苦。在 1739 至 1759 年之间，彻罗基部落的 2，000 名战士大约猎杀了 125 万头鹿，以满足欧洲的需求。在同一时期，圣罗伦斯河北岸的蒙塔格尼印第安人向位于塔杜萨克的法国和英国商人每年出售毛皮 12，000 至 15，000 件之多。但幸福并没有随著交易水准的发展而提高。自杀率和酗酒现象开始上升，社区内部分裂成不同的团体，每个团体就如何分配那些来自欧洲的产品而争论不休。部落酋长根本不需要卢梭的理论来理解发生了什麽，即使如此，他们都非常同意他的观点。在印第安人内部产生了摆脱欧洲「奢侈品」的呼声。
18 世纪 60 年代，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特拉华地区以及俄亥俄峡谷地区的印第安人试图恢复先人的生活方式。而且出现了一些预言，说如果人们不能从对贸易的依赖中解脱出来，那麽他们的部落就会面临灭绝的危险。但一切都为时已晚。印第安人在心理构成上同其他民族并无二致，他们轻易地为现代文明创造的小小物什所吸引，从而拒绝听从那些平和冲淡的声音，这种声音讲述平平淡淡的部落生活的乐趣和傍晚时分空旷峡谷的美丽景色。
6、
面对那些同情美洲印第安人的人和任何一个可能会抱怨发达的经济具有危害性的人，商业社会的维护者通常会这样回答针对经济危害性的责难：没有任何人强迫印第安人购买彩色玻璃製作的项鍊、冰镐、枪支、水壶、珠子、锄头和镜子。没有任何人阻止他们生活在帐篷裡面，也没有任何人强迫他们渴望拥有带著院子和酒窖的木制房屋。印第安人自己放弃了一个安静而简单的生活——这一点很可能可以证明他们以前的生活并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惬意。
这种辩护方式与现代广告代理商和报纸编辑经常使用的辩护方式有点相似，他们也认为他们不应该为以下的情况负责，即鼓励人们过分地关注名人的生活情况，过分地关注流行趋势的变化，以及过分地关注对一些新产品的拥有。他们认为，各种媒体仅仅将与这些题目相关的资讯呈现出来，这样，感兴趣的人就可以从中获益——同时，他们还暗示，在看到这些资讯后，会有更多的人自发地帮助弱者，反省自己的灵魂，去阅读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或对自己大限之前仅剩的一点短短的时光进行思考。
这些人的反应可以说明为什麽卢梭特别强调人们在认识何者重要时的困难，以及受他人言论左右的倾向，他人总会向别人提出建议，如果想要幸福，那麽他的注意力应该放在什麽事情上，以及应该注重何种价值。他人的这些言论会严重地影响一个人，特别是当这些观点伴随著报纸的权威或者看板的美妙画面时。儘管卢梭的观点令人气馁，但却不乏深意。
广告代理商和报纸编辑自己首先站出来贬低他们行业的影响力，这倒不无讽刺意味。他们坚持认为人民大众具有足够的独立思维能力，因此不会过分地受到他们自己展示给世界的故事的影响，也不会长期陷入他们自己精心设计的看板的诱惑而难以自拔。
但很不幸，他们过于谦虚了。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一组资料来很好地证明这些人的不坦诚。这组资料表明了那些曾经一度仅仅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在经过足够的刺激之后，很快就变成了一种似乎不可或缺的东西。在北美洲认为下列物品是生活必需品的人占总人口的比例第二辆汽车 20%（1970） 59%（2000）
第二台电视机 3%（1970） 45%（2000）
一部以上的电话 2%（1970） 78%（2000）
汽车空调 11%（1970） 65%（2000）
家用空调 22%（1970） 70%（2000）
洗碗机 8%（1970） 44%（2000）
对消费社会的批判不仅针对产品的缺点和不足（在这点上，人们总是容易夸大事实，因为只有脾气极为乖戾古怪的人才能拒绝接受，比如说，漂亮的山羊绒外套毛衣，或在公路上夜间驱车时汽车的仪表板），而且，也许更加公允地，针对由于产品的宣传手段而导致的我们扭曲变形的需求。由于我们既不瞭解这些产品的真正用途，也不瞭解我们自己的真正需求，所以这些产品从表面看来显得必不可少，显得能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莫大的幸福。
一个汽车广告，比方说，会小心谨慎地避免提及我们心理的某些方面，或拥有汽车的全部过程，因为知道了这些，可以破坏或至少降低我们因将要拥有一辆漂亮汽车而具有的快乐。广告绝对不会提及一件事，那就是一旦我们拥有了某个东西，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停止喜欢它。要想停止注意某件事物，最快的方法就是将它购买到手——就如同要想停止欣赏某个人，最快的方法可能就是与其结婚。受各种观点的蛊惑，我们相信取得某种成就或购买某种商品，就可以保证我们长期享受满足感。外界观点总是引导我们，让我们想像自己在攀登幸福崖上的最陡峭的一边，一旦爬上去，就可以到达一个广阔的高台，在其上我们就可以一直享受幸福生活；从来不会有人告知我们，一旦到达顶点，我们又会被唤回谷底，重新处于焦虑和欲望的洼地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