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就是用一种焦虑代替另一种焦虑，用一种欲望代替另一种欲望的过程——这样说，并非要我们永远都不要去努力克服焦虑，或不要努力去满足某种欲望，而是要求我们在努力追求的过程中要明白一个道理：我们的任何一个目标向我们提供的一劳永逸的保证，按照目标本身的意思，是不可能实现的。
购买的汽车，就如同任何一件我们已经拥有的美妙的事物一样，很快就会消失在我们生活的物质背景之中，从此很难再被人注意到——直到有个晚上，有个窃贼做了一件具有自相矛盾的双重含意的事，砸破了车窗玻璃，偷走了收音机，但同时用一堆碎玻璃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感谢生活为我们提供了这麽多美好的东西。
广告很少提及，所有的物质产品与感情事件的巨大能量相比，在影响我们的幸福水准方面具有极为有限的能力。任何设计最为高雅、製作最为精良的汽车，并不能为我们带来丝毫人际关系所能够带来的满足感——如同在家庭争吵或遭人遗弃之后，它不会使我们产生任何欣慰的感受。在此时此刻，我们甚至都会憎恨汽车亳无感情的优质功效、显示幕一丝不苟的滴答声，以及车载电脑有条不紊的计算。
我们同样能够很容易地误解特定职业的魅力，因为这些工作需要付出的代价往往被人剪辑掉了，而只是剩下了那些人们无法抗拒的优点。我们总是在阅读结果，而不是整个过程。
一旦我们停止嫉妒他人，我们就会极端痛苦地发现我们居然花了我们生命中这麽多的时间来羡慕那些错误的东西。
7、
现代上层身份理想的反对者认为，现代上层身份理想的最大过错在于严重地歪曲了生活中何者最重要的问题，以及把物质积累过程抬高到人生最高成就的水准，然而在一个更加真实的、更加全面的对我们自己的概念之中，物质积累充其量只是决定我们生活方向的众多因素之一而已。
对生活中何者最重要的歪曲极大地激怒了约翰．罗斯金，他批评 19 世纪的英国人（他从未去过美国）是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对财富最著迷的民族。无论在何时何地，他写道，英国人从未放弃过对两个问题的关注：他拥有什麽，以及他来自哪个阶层（「唯一起作用的女神可以被更好地也更全面地概括为『使劲挣钱的女神』）。他们为自己没有足够的财富而深感耻辱，为他人拥有财富而深怀嫉妒。
但罗斯金自己忏悔了一番。他话锋一转，完全出乎意料地说，他自己也为变得富有而发狂。他坦承，关于财富的想法从早餐到晚饭，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然而他只是利用「财富」一词的模糊性，讽刺性地玩弄字眼罢了，他借此来强有力地说明他的同胞们已经过远地偏离了美德。因为字典告诉我们，财富并不仅仅指大量的金钱，在历史上，金钱甚至都算不上财富的首要组成部分。财富内涵极为丰富，可以指从蝴蝶到书本再到微笑的所有的东西。罗斯金喜欢财富，他甚至为财富而心醉神迷。然而，他心目中的财富属于独特的类型：他希望能够在拥有友好、好奇、敏感、谦逊、虔诚和智慧等方面变得很富有——这些素质他简单地冠名为「生活」。
在《给未来者言》一书中，他因此请求我们放弃日常把财富等同为金钱的观念，採取以「生活」为基础的思维观点，根据这种思维观点，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将不再理所当然地是商人或地主，而是那些在凝视夜晚星空时深深感到惊奇的人，和那些能够理解和减轻他人痛苦的人。「除却生活别无财富，」他吟哦道，「而生活饱含著它全部的爱的能力、快乐的能力以及欣赏的能力。一个能够养育最大数量的高尚而幸福人群的国家是最富有的国家；一个能够把自己生活的价值发挥到极致，而且通过个人的努力，或通过自己拥有的财物，能够对他人施以最广泛的有利影响的人将是最富有的人……好多普遍被认为很富有的人，其富有程度实际上还比不上他们保险柜的锁子，他们是那些天生的、永远不可能变得富有的人。」
罗斯金所讲述的是预言家如孩童般简单明瞭的真理——只要人们没有对此狂笑不已（《星期六评论》把罗斯金形容为一个「发了疯的女家庭教师」，把他的观点形容为「空洞夸张的歇斯底里」，「纯粹是一堆废话」和「令人无法忍受的胡言乱语」），他们就开始听从这些道理了。
在 1906 年，英国首次有 27 个劳动党的下院议员进入国会，当人们问及哪本书在激励他们通过政治途径寻求社会公正方面发挥过最重要的作用时，其中有 17 个引用了罗斯金的《给未来者言》一书。13 年之后，在罗斯金百年诞辰纪念会上，萧伯纳在演讲中认为，与罗斯金的作品相比，弗拉基米尔．列宁的抨击与卡尔．马克思的谴责显得有点像一个乡下牧师的陈词滥调（虽然由于罗斯金喜欢玩弄名称标籤，称自己是「一个旧派的疯狂的保守党人一一与沃尔特．司各特同属一派，也就是说，与荷马同属一派」）。
「我一生中碰见过一些极端革命性的人，」萧伯纳继续说，「当我问他们，『是谁让你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是马克思吗？』时，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都简单地说，『不是马克思，是罗斯金。』罗斯金大概是对我们社会的现存状况进行批判的最彻底之人。罗斯金对当时社会上层人士的政治评价以一句话开始，也以同一句话结束，『你们是一群窃贼』，儘管他本人也属于这一阶层。」
在此一观点上，罗斯金并非孤独一人。19 世纪还有其他一些人，要麽用愤怒的声音，要麽用悲观的声音，表达了相同的批判性观点。他们认为金钱已经变成了决定一个人尊严的主要决定因素，已经成为判断一个成功人生的诸种美德的依据，而不仅仅是依据之一，或者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依据。「人们习惯于把财富本身作为一个宝贵的目标来追求，但从来没有哪个民族像当前的英国人那样视金钱如性命，」马修．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慨歎道，「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像当今十分之九的英国人一样，坚信我们的地位名望和幸福生活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富有。」同 7 年前的罗斯金一样，阿诺德劝诫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也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们，要他们把财富仅仅视为获得幸福的众多手段之一。就阿诺德自己看来，幸福是一种「内在的精神活动，其特徵是人变得更加和蔼可亲、更加睿智通达、生活更加丰富，而对待他人则带有更多的同情（他的观点又一次引发了《每日电讯报》的批评家们的冷嘲热讽）」。
汤玛斯．卡莱尔完全支持罗斯金和阿诺德的观点，只不过他更加生气而已。在《迈达斯王》（1843）中，他问道：「英国日益繁荣的工业，虽然创造了大量财富，但……还没使任何人发财致富……我们有奢侈豪华的物品供我们使用，但却已忘记如何在这些物品之中生活。好多人吃的是珍馐美味，喝的是醇醪名酒，但在他们的心中，这是不是就使他们更幸福了呢？难道他们就更善良、更漂亮、更健壮、更勇敢了吗？难道他们真的就像他们自己所说的更『幸福』了吗？他们是否以满意的心态看待这个上帝创造的地球上的更多的事物和他人，或者是否有更多的事物和他人以满意的心态来看待他们？并非如此……我们已经彻底忘记了，在任何地方，现金交易并不是人际间的惟一关系。」
卡菜尔并没有对现代企业的优越性视而不见。他甚至为会计学的一些工作方法所折服（「複式簿记法非常值得称道，能够把好几项事情精确地记录下来」）。但如同阿诺德和罗斯金，以及在他之前和之后的好多批评家一样，他无法接受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即他所称的「拜金主义」已经完全破坏了人们在「上帝创造的地球」上追求「幸福感」和「满足感」的愿望。
政治观念的变化
1、
不管社会等级体系使我们多麽地不快，或多麽地困惑，我们总是以一种听天由命的心态接受它，因为我们认为这一等级体系根基太深，基础也太过扎实，已经变得难以对其进行挑战，而且支援这一等级体系的社会群体和信念实际上亘古未变，或简单地说，他们都是理所应当的。
2、
在历史长河中，有好多观点鲜明的思想曾一度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理所应当的」思想，1857-1911 年「确凿的事实是男人从一开始就受命统治女人：对这样一个永恒的天命，我们既无权利，也无能力去改变。」—— 珀西伯爵（1873）
「在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男人和一个欧洲女人之间存在的身体和道德差异，要远甚于在一个欧洲人和中非野蛮部落的黑人之间存在的差异。」——克罗默勳爵（1911）
「绝大多数的妇女对任何形式的性感觉毫不在意（这对她们而言是一件好事）。」——威廉．阿克顿爵士（1857）
「作为一个种族，非洲人要比白人低劣；受制于白人是他们的正常状态。因此，我们的社会体系认为非洲人 比 我 们 低 劣，是 建 立 在 伟 大 的 自 然 法 则 之 上的。」——亚历山大．斯蒂芬斯（1861）
3、
那些被社会重量级人物认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实际上往往是相对的，是可以进一步商榷的。一旦认识到了这一层，一种政治上的觉悟就会随之产生。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批判这些观点，即使这些观点看起来多麽像树木、天空一样自然，但实际上它们都——一种政治观点坚持认为——为一些特定的人所维护，并用来服务于他们特定的使用目的或精神目的。
如果这种相对性很难被人觉察，那是因为占支配地位的观点总是煞费苦心地证明，它们的真实性就如同太阳的轨道一样是无法更改的。它们总是宣称自己仅仅在陈述一件显而易见的事实而已。我们借用卡尔．马克思的一个非常有用的词彙——意识形态——来描绘这种情形：它们都是意识形态性的，而任何意识形态的思想总是打著客观公正的幌子，来巧妙地推行偏颇的论点。
对马克思而言，在一个社会中主要由统治阶级来决定意识形态，我们可以用他的观点来解释以下的两个现象：在一个由地主阶级控制权力的社会裡，土地带来的财富和由此产生的可继承的上层地位被绝大多数的人们认为是理所应当、毋庸置疑的（甚至包括在这一体系中被边缘化的那些人）；而在一个商业社会中，是那些企业家的成就佔据著老百姓对成功的想像。用马克思的话说：「每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往往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然而这些意识形态的观点如果表现得过于咄咄逼人，那麽它们就不会强有力地佔据统治地位。意识形态观点的精髓就是，除非我们的政治素养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否则我们很难意识到它们的存在。意识形态就像无色无味的气体一样，被释放到社会中。它通过报纸、广告、电视节目和教科书得到体现——在这些领域，意识形态在宣传它对世界偏颇的、也许还是缺乏逻辑的、缺乏公正的理解；在这些领域，它羞羞答答地暗示，它只是在陈述一件自古就有的事实，而只有那些蠢才或疯子才会对此加以否认。
4、
但这种崭露头角的政治思维方式抛弃了温文尔雅和陈规陋习，认为自己坚持相反的立场是无可厚非的，它带著孩童的天真无邪和判狱老吏的锲而不捨问道：「事情不得不这样吗？」
受压迫的状况很可能被解释为一种迹象，表明自然对一个人做出惩罚，让他永远受苦。但如果变换一种政治角度，重新进行解释，那麽一个糟糕的处境可以归结于一些或许可变的社会力量。负疚和羞愧从而可以转化成为理解，以及对更加平等地分配身份的探求。
5、
萧伯纳，《智慧妇女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指南》：「你必须清除头脑中的幻象，这种幻象在我们孩提时代起就已经具有了，那就是我们坚信，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任何机制都是同天气变化一样自然而然，无需争议。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它们在我们生活的小小世界裡到处存在，所以我们便理所当然地认为它们一直都是存在的，而且在将来也会一直存在。这是一个极为危险的错误。它们实际上一直处于变动不居、相互替换的状态中。在过去几代人中没有人能够相信的变化确确实实地发生了。孩子们现在认为在学校裡读 9 年书，领取养老金和寡妇赡养费，在选举中投妇女的票，以及国会中有穿短裙的女士，都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以前一直是，将来也会一直都是；然而他们的曾祖母如果听到有人说这些事物即将发生，那麽她们将会骂说话者是个疯子——而且认为任何想要这些事情发生的人都是邪恶缺德的。」
6、
在 20 世纪的西方社会，最成功地改变自己的身份的人群当属妇女——她们认为自己有权质疑自己的社会地位，她们的这种思维方式对总体政治觉悟的提高能够提供宝贵的借鉴作用。
弗古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 （1929）的开篇部分，描绘了她在一个秋天的剑桥大学之行。在此行中，她决定到三一学院图书馆去看看——为了查阅弥尔顿的《利西达斯》和萨克雷的《亨利．埃斯蒙德》的手稿。然而正当她准备步入图书馆时，「一个面部带著反对的表情、满头银髮、慈祥和蔼的绅士」出现在她的面前，「用低沉的声音含著歉意说，女士们只有在一名校务委员会委员的陪同之下，或持有介绍信的情况之下才能淮许进入图书馆」。在一件很小的事情上，伍尔夫遇见的是歧视妇女的国家根本原则之一：妇女没有享受接受高等教育的同等权利。
很多妇女会因此种事件而受到伤害，但很少有人能够对此一令人生气的行为从政治的角度做出反应，很少有人除了怨天尤人之外还会採取其他的举措。毕竟，在历史上妇女从来没有享受过与男人同样的受教育权利。我们应该知道，一些英国最著名的医生和国会中的一些政治家认为妇女从生物学的意义上讲，思维能力落后，是因她们的颅骨太小的缘故。那麽，当一位绅士拒绝一位妇女进入图书馆，而且特别是在他带著道歉和微笑很有礼貌地说出这个意思的时候，这名妇女还有什麽权利来怀疑这位绅士的动机呢？
伍尔夫并不是一个轻易就忍气吞声的人。她使用了最根本的政治思维，她没有问自己：「我被挡在图书馆外边，是不是我在什麽地方错了？」相反，她问，「图书馆管理人员把我挡在图书馆门外，是不是他们在什麽地方错了？」当观念和制度被认为仅仅是「自然而然」的时候，要麽把受伤害的责任搁在抽象的东西上，要麽由受害者本人承担。但从政治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我们就可以思考是否观念本身错了，而不是思量我们性格中是否有所缺陷。不是满怀耻辱地去想：「我是不是有什麽问题『比方说，是一个女人，或有黑色的皮肤，或囊中羞涩』？」而是大胆地去问：「别人对我进行非难，是不是他们有可能错了，或有失公正，或不合逻辑？」——这个问题的提出显然不是出于对自身清白性的信任（那些妄想用政治激进主义来避免自我谴责的人，往往採用这一立场，即完全相信自身的清白性），而是出于完全不同的认识，这种认识认为在制度、观念和法律中所包含的愚蠢和偏见，要比我们在自然观念下所能够想像到的多得多。
因此在她回剑桥宾馆的路上，伍尔夫从她个人的伤害中走出来，进而思考女性的普遍地位：「我在思索贫困对心灵有何影响，财富对心灵有何影响；我在想吃闭门羹多麽令人不快；我也在想一种性别的人享受著安全与繁荣，而另一种性别的人则要忍受安全感的缺乏与贫困的困扰。」她开始思考并怀疑她从小接受的关于妇道的教育：一个女人应该在任何时候都要表现得「魅力无穷，完全无私。她应该对家庭中的困难的艺术样样在行。她应该每天牺牲自我。如果餐桌上有一些鸡肉，那麽她必定是拿著鸡脚的人；如果房子裡有穿堂风，那麽她必定坐在那挡风——总而言之，她受到的妇道教育如此彻底，以至于她从来都不会为自己著想，而是时时刻刻关注他人的思想和愿望。」
回到伦敦以后，问题仍在继续：「为什麽男人喝酒，而女人却喝水呢？为什麽一个性别的人如此富有，而另一个性别的人如此贫穷呢？」为了「排除对女性歧视的这些印象中所包含的个人因素和偶然因素」，伍尔夫去大英图书馆（20 年以前妇女被淮许进入）调查在历史上男人对女人的态度。她发现了一连串惊人的歧视和严重失实的真理，而这些真理是由那些神职人员、科学家和哲学家以权威的身份向外界进行传播的。妇女据称因受到上帝的惩罚而地位卑下，她们从身体的角度而言不适合管理或运营商业活动，她们身体单薄无力而难以胜任大夫的工作，当她们来月经的时候，她们绝对不能可靠地操作机器或在法庭审判时保持客观公正。在这一切不公正的思想背后，伍尔夫认识到问题的关键就是金钱。妇女没有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因为她们没有控制自己的收入：「妇女一直都很贫穷，她们的贫穷并不仅仅是最近 200 年的事，而是在人类历史上一直都是这样。妇女所享有的精种上的自由还不如雅典奴隶的后裔们所享有的自由。」
伍尔夫的著作提出了一种具体的政治上的要求：妇女不但需要尊严，同时需要受教育的平等权利，需要每年「500 英镑」的收入和「一间自己的房间」。
7、
现代身份理想所包含的意识形态的因素，或许缺乏像19 世纪的种族和性别歧视那样的尖锐性。它带著微笑出现在无伤大雅的地方，出现在我们所阅读、所听到的各种琐碎细小的消息当中。但它依然在什麽是美好的生活方面维持著一种同样偏颇的，甚至有时候，歧视性的观念，这种意识形态需要我们去仔细审查。
意识形态的资讯从社会无所不在的言论和图像中散发出来，而我们抵御这些言论和图像影响的能力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强大。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在阅读了周日报纸的全部内容之后，认为他的社会价值观念和欲望观念并未因此产生多大的改变，而且认为还不如花同样的时间阅读一章雅各．布林克哈特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义大利文化》或《加拉太书》对自己产生的改变（在马克斯．韦伯看来，阅读周日报纸已经变成了上教堂做礼拜的替代仪式），那麽，他就是极为严重地低估了报纸的影响力。
8、
上述从政治角度所做的观察，其目的在于追求对意识形态的理解，通过对意识形态进行分析，使它丧失理所应当的合理性，进而使它丧失其影响力——从而在面对意识形态时，我们不再迷惑不解和沮丧不堪，相反我们对意识形态的起因和影响将会有一个清晰明白、追根溯源的把握。一旦受到质疑，现代上层身份理想自然就会丧失其理所应当或来自神授的合理性。现代身份理想是工业生产和政治组织发展的产物，而工业生产和政治组织发端于 1 8 世纪后半期的英国，然后扩展到整个欧洲和北美洲。报纸和电视节目所灌输的对物质至上主义、企业家精神和物质精英论（「每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往往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都反映了那些控制整个经济体系的人的利益，而普通大众则需要依赖这个经济体系来养家糊口。
理解了这一层道理，并不能奇迹般地消除身份理想所能导致的诸多忧虑。理解内情与政治上的困难之间的关系有点类似于气象卫星与气象灾害之间的关系。理解并不是总能防止问题的发生，但它在一个最小的范围内，能够教会我们很多有用的东西，让我们知道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去面对问题，从而大幅度地降低受害的感觉、被动的感觉和困惑的感觉。或者我们可以更加野心勃勃地说，理解这一切将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以此开始我们可以改变或者挑战社会理想，从而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在这个社会裡，把尊严和荣誉教条式地、不加质疑地赋予那些依然踩著高跷的人的可能性会有所降低，即使是非常微弱的降低也罢。
四、基督教
死亡
1、
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的主人公长期以来与妻子毫无感情可言，他的几个孩子对他来说像谜一样毫不瞭解，他也没有任何朋友，他所有的社会交往就是那些能够在事业上对他有所提拔的人，这些人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对他来说是无比荣耀的诱惑。伊凡．伊裡奇是一个以全副身心去关注身份的人。他住在圣彼德堡一间宽敞的公寓裡，公寓根据当时最流行的风格装修，在这所公寓裡经常举行一些了无生气的宴会，宴会上没有任何人会讲一些热心的或真诚的话。他是一名高等法院的法官，他喜欢这个职业主要因为这个位置能够给他带来他人的尊敬。有时候，在深夜，伊凡．伊裡奇阅读一本关于「当下城裡的人们在谈论什麽」的书，他也通过杂志来掌握社会的流行趋势。托尔斯泰这样概括这位法官的生活：「伊凡．伊裡奇从工作中获得的乐趣是自尊心的满足；他从社会中获得的乐趣是虚荣心的满足：而他从打牌中获得的乐趣才是真正的乐趣。」
然而，在伊凡 45 岁的时候，他的身体一侧开始疼痛，然后疼痛开始逐渐扩散到全身。他的大夫们对他的病情不知所措。他们不著边际、夸夸其谈地论说肝脏移位和不和谐的盐分水准，给他开了一大堆非常昂贵，却没有任何疗效的药物。他身体太虚弱，已经无法上班，他的内脏就像著了火一样难受，他开始对饮食不感兴趣，而更重要的是，他对打牌也失去了兴趣。慢慢地，这位法官和周围的人都开始觉得他快要死了。
对伊凡在法院的好多同事而言，这实在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费奥多尔．瓦西裡耶维奇在想，一旦伊凡去世，自己很可能会得到施塔别尔的职位或文尼科夫的职位——而这次晋升将意味著增加800卢布的收入外加办公室开销。另外一个同事，彼得．伊凡诺维奇也在规划自己的前景，认为这将是把他的内弟从卡卢加调来的绝妙机会，这样就会使他老婆高兴，从而缓解紧张的家庭关系。这个消息对伊凡的家庭来说略为有点沉重。他的妻子虽然毫不在乎他这个人的死亡，但她担心死亡抚恤金的数额，而伊凡的女儿是个交际花，她所担心的是父亲的葬礼将会影响她的婚礼安排。
而对伊凡自己而言，现在只剩下几周好活了，他意识到自己浪费了在世上的光阴，意识到自己一直过的生活在表面上虽然显得春风得意，而内心裡却是无聊苍白。他回首往事，追忆自己的成长过程、教育经历和职业生涯，这才发现他曾经做过的每一件事都服务于一个目的，即想使自己在他人心目中显得更加重要：为了给别人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他牺牲了所有的兴趣和对其他事物的感受，然而他现在发现，别人对他根本就不在乎。在一个晚上的凌晨时分，他忍受著痛苦的煎熬，「他突然意识到，他身上的那些与上层社会的人群所称道的东西相背离的难以觉察的衝动，那些他经常压抑的模糊的衝动，很可能就是真正的价值之所在，而其他的事物则都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他的公务职责、他的生活方式、他的家庭、社会上的人和从事他的职业的人所称道的价值——这一切的一切很可能都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
他浪费了自己短暂的一生，这让他痛苦，然而更加令他难以释怀的是他意识到他周围的人所喜欢的仅仅是他的身份，而不是他真正的、脆弱的自我。他因为是一个法官、一个有钱的父亲、一家之长而受人尊敬，而现在这一切身份都即将消失，在痛苦和恐惧中，他知道他不能指望任何人能够爱他：「最折磨伊凡．伊裡奇的是没有人能够给予他同情，而这是他最渴望得到的。在经过长时间的折磨之后，他最希望得到的是（虽然让他公开承认显得有失体面）有人能够像对待生病的小孩那样疼他。他希望有人抚摸著他、亲他、抱著他哭，就像生了病的小孩一样被人宠著，被人抚慰著。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个重要官员，而且鬍鬚已经花白，因此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不管怎样，他都渴望得到这些。」
当伊凡咽气之后，他的那些所谓的朋友来弔唁他，但他们一直感到惋惜不已的是伊凡的死打乱了他们打牌的排程。他的同事彼得．伊凡诺维奇看著伊凡蜡黄、凹陷的脸躺在棺材中，开始想到终有一天死亡也会降临到他的头上——这个想法将会对他产生一些严肃的涵义，特别是针对他花费大量的时间打牌这件事来说更是如此。「唉，这一同样的事件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彼得．伊凡诺维奇想，有一阵工夫，他感到惊慌失措。但很快地，他甚至都不知道为什麽，一个习惯性的想法使他摆脱了困境，他看见这一切已经发生在伊凡．伊裡奇的身上，而不是发生在他的身上，这件事不可能，也永远都不会降临到他的头上；同时他也认识到一旦他承认这一可能性，他将会陷入无穷的忧虑当中。」
2、
《伊凡．伊里奇之死》，用基督教最优良的传统来解释，就是研究通过思考死亡如何使我们的追求减少世俗的成分，而增加精神的内容；如何使我们减少对打牌和宴会的迷恋，转而追求真理和仁爱。
如果托尔斯泰明白死亡的力量可以改变我们对生活关注的理解，那是因为在写这部中篇小说的几年之前，他意识到有一天他会死去，正是在这种意识之下，他对自己的生活进行了反省。他在《忏悔录》（1882）中记录了死亡所引发的各种思考，他解释说，在他 51岁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此时的他已是举世闻名、家财万贯，他意识到自己从早年起，就没有按照自己的价值，或按照上帝的价值生活，而是遵照「社会」的价值生活；同时他也意识到这一情况使他在心中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欲望，要比他人更强；要比他人更加出名、更加重要、更加富有。在他的社交圈子裡，「野心、权力欲望、贪婪、好色、骄傲、动怒和报复受到普遍的尊重」。但现在，心中装著对死亡的思考，他开始怀疑他以前的各种抱负的合理性。「『那麽好吧，你在萨马拉省有六千俄亩土地，三百匹马，那又怎样呢？……好让你的声誉比果戈理、普希金、莎士比亚、莫里哀，比世界上所有的作家都高，那又怎麽样？』我什麽都不能回答。」
最终平息他所有问题的答案就是上帝。他将完全遵从耶稣基督的教导度过馀生。不管我们如何理解托尔斯泰用经典的基督教的途径来解决他的意义危机，他的怀疑旅途遵循著一个熟悉的轨迹。这是一个对死亡的思考使人们获得一种更加真实、更加富有意义的生活方式的例子：这是一个庄严的呼唤，要求我们决定在生活中真正值得追求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对巴赫的编号 BWV106 的清唱剧《天主佳境》来加深对这一点的理解：收拾好你的屋子，
Bestelle dein Haus，
因为你将离世而去．
Denn du wirst sterben，而不是一直活著。
Und nicht lebendig bleiben。
这是亘古未变的法则：
Es ist der alte Bund：人们啊，你们肯定要死去。
Mensch，du musst sterben．那麽，来吧，主耶稣。
Ja，komm，Hcrr Jcsu．
3
但致命性的疾病到底是怎样使我们远离对身份的过度关注的？
从本质上来说，是通过去除社会赖以赋予它的成员以荣誉的理由来实现的：例如，举办宴会的能力、高效率工作的能力以及施与赞助的能力。通过这样的途径，死亡向我们揭示出我们妄图通过身份获得的各种意图都是极为脆弱、或毫无价值的。当我们身体健康、事业发达之际，我们从来不会去探究他人对我们的讚誉之声是出于真诚的感情，还是出于想从我们身上获得好处的、容易消失的需要。
我们往往缺乏勇气或以愤世嫉俗的态度来思考：「他人尊敬的是我，还是我在社会中的地位？」疾病能够消除这些世俗之爱赖以存在的各种外在条件，从而使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变得快速而残酷地明显。当我们穿著医院的病服，等待死亡的来临时，我们易于对那些因为我们的社会地位而爱我们的人产生愤怒和反感，同时对他人精心策划这些缺乏感情的诱惑，以及我们虚荣地受到他们的诱惑而生气不已。即将死亡的想法能够让真实回归社会生活。要想把我们的社会交往名单进行筛选和清除，最好的方法就是思考在我们的熟人中间，有哪些人会跑到医院去探望我们。
随著依赖外在条件的感情开始丧失对我们的吸引力，我们为了得到这样的感情而一直矢志追求的事物也开始丧失其吸引力。如果财富、尊严和权力能够为我们购买某种感情，而且只要我们的身份仍在继续，这种感情就会继续，但问题是，我们注定要在无助和落魄中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在弥留之际肯定渴望像小孩一样被人关怀，那麽我们就会有一个极为清晰的理由，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在那些最能够经受住我们身份变化腐蚀的人际关系。
4、
希罗多德曾经记录了埃及宴会即将结束之时的习俗，这些饮酒狂欢的人正处于兴高采烈的高潮时刻，此时僕人们会在担架上抬著骷髅走进宴会厅，并在饭桌之间穿行。令人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进一步解释死亡的思考给这些寻欢作乐的人带来了什麽样的影响。死亡的想法使他们投入更大的精力去寻欢作乐呢，还是使他们带著一种新发现的严肃精神回到家裡呢？
死亡的想法对我们的影响或许就是引领我们去追求任何对我们真正重要的东西，不管这些东西是在尼罗河畔饮酒，写一部书，还是发一笔财：同时还会鼓励我们漠视他人对我们的评价，因为他人的评价毕竟与我们的死亡没有丝毫的关系。对死亡的预见能够使我们追求我们内心中最渴望的生活方式。
人生难免一死的想法使得安德鲁．马韦尔做出了一件广为人知的事情，他成功地通过一首诗引诱一位犹豫不决的年轻女子跟他上了床，在诗中他不仅强调她的美丽和他的忠诚，而且强调了一个缺乏浪漫情调的事实，那就是她和他两人很快将不复生存于世。「致羞涩的情人」（1681）的女主人公很显然因为担心周围人的风言风语而不敢表达自己的欲望，马韦尔利用死亡的幽灵，使她的注意力不再关注她在社会中的地位，转向关注她自己的愿望。诗人解释说，倘若情形不是这样，那她的羞涩踌躇就不会是一种罪过：在我的背后经常传来长著双翅的时光战车疾驶而来的声音；而在我们所有人的眼前铺开的是广阔无垠、永恒不变的荒漠……
坟墓固然是一个美妙而幽静的地方，但我认为没有人会在此地互相拥抱。莎士比亚好像也精于此道，他知道，通过提醒他人对死亡进行思考来勾引他们往往能够收到很好的效果，在他的几首十四行诗中，他督促他心爱的人们要预见到这一刻：四十个寒暑将会围攻你的额头在你漂亮的田野上挖出一道道沟壑，当斗转星移、时光流逝：……你年轻的白昼终将为失去光辉的黑夜所代替…
虽然死亡的想法很可能会被人滥用（如使他人惊慌失措，从而干一些他们从来都不愿意干的事情），但我们依然希望它能够帮助我们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因为我们总是在追求目前最重要的事情，而把我们真正喜欢做的事情一再延迟，好像我们总是有足够的时间来这样做，死亡的想法能够改变这一切。对死亡的思考能够赋予我们以勇气，使我们能够摆脱社会对我们的期望中的那些毫无道理的成分。在一具骷髅之前，他人观点中那些令人压抑的东西将会习惯性地丧失赖以吓人的力量。
5、
从死亡的角度来看待人的生命中什麽事才算得上富有意义，基督教和世俗的看法各不相同，但不管两者之间有多大的差异，它们似乎都强调仁爱，强调真诚的社会交往，强调乐善好施；同时它们都反对过度关注权力、武力、财富欲的膨胀和它们所带来的荣誉。在人类的生活中有一些行为，一旦与死亡的思考联繫到一起，不管在何时何地，都会显得无关紧要。
希罗多德在另一个地方记录了波斯势力强大的国王的事蹟。克谢尔克谢斯在西元前 480 年率领一支约200 万的军队成功地侵佔了希腊，当他看到海列斯彭特停满了他的战舰，每一个平原驻满了他的军队时，他开始为自己的幸运和能力庆倖不已。但时过片刻，他开始痛哭失声。站在旁边的他的叔叔阿尔塔巴诺斯惊呆了，问他处在一个像克谢尔克谢斯的位置上的人还会有什麽可以痛哭的呢。克谢尔克谢斯回答说，因为他意识到在百年之后，他眼前所有的这些人，帮助他使全世界为之战慄的每一个士兵、每一个水手，都将作古。
有一张照片，上面是 1902 年春天芝加哥的亨氏公司销售员在参加会议的情景，当我们现在看到这幅照片上的与会者时，我们体会到的是同样的伤感和对一些成就的价值以及对意义的界定的怀疑。我们可能一边想著他们为了提高在全美国的番茄酱和泡菜的销售量而制定了振奋人心的计画，一边像波斯国王克谢尔克谢斯那样痛苦地放声大哭。
当然，死亡擦去的并不仅仅是攻佔他国，或创建品牌，而是包括我们从事的所有的事情。当我们看到一位母亲在教她的长著酒窝的小孩如何系鞋带，并想到他们有一天也要离开人世，我们不禁为之落泪。但不管怎样，我们依然觉得抚养小孩要比推销调味品在死亡面前更有意义：帮助朋友要比率军打仗更有价值。
「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传道书》（第 1章，第 2 节）的作者慨歎道，「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然而，基督教的伦理学家认为，并非所有的事情都是同样徒然虚妄的。在 16 世纪的基督教地区，一种新的绘画题材得以发展，并在以后的两个世纪裡深深地吸引了购画阶层，引发他们的想像。这个画派根据《传道书》的主题取名为「虚空艺术」，其作品悬挂在家庭环境中，往往挂在书房或卧室。画面上是一张桌子或一个壁柜，其上摆放著一堆相互抵触的东西。它们是鲜花、硬币、吉他或曼陀林、象棋、桂冠和酒瓶：寻欢作乐和人间荣耀的象徵物。在这些东西中间，摆放著两种代表死亡和人生苦短的象徵物：头骨和沙漏。这些作品的目的并非要让拥有者因万物皆虚妄的事实而沮丧不堪，相反，这些画的目的是赋予人们以勇气，让他们能够以批判的眼光检查自己生活中的每个细节，同时给予他们以理由，让他们能够以更严肃的心态去关注关爱、善良、真诚、谦卑和友好等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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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我们自己必死的命运进行思考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思考他人的死亡来摆脱身份的焦虑，特别是那些取得很高的成就使我们自卑和嫉妒的人的死亡。不管我们生活在如何遭人遗弃和忽略的境况中，也不管他人多麽势力强大，多麽受人尊敬，一旦想到每一个人都将最终化为世界上最平等的物质——尘土，我们便会顿感释然。
1658 年在诺福克的沃尔辛厄姆村外，一个农民在耕地时挖出了排成一溜的 50 个骨灰罐，裡面是罗马时期或撒克逊时期的贵族，当初以极为隆重的仪式将他们埋葬于此。这批骨灰罐的发现在东英格兰地区引起了一场小小的轰动，尤其引起了居住在诺里奇的一位博士的注意。在当年年底，汤玛斯．布朗爵士以发现骨灰罐为出发点写了一篇文章，「骨灰罐葬礼，或关于诺福克最新发现的骨灰罐的简要评述」，文中对追求世俗名利的徒劳、对人类天生的缺陷，以及我们只有依靠上帝才能获得救赎的认识做了广泛性的思考。
「几个月以前，在古老的沃尔辛厄姆的田野裡，挖出了 40 到 50 个陶罐，」布朗用他那节奏独特、冗长臃肿的英语记录道，「陶罐掩埋在乾燥的沙质土壤裡，连 1 码深都没有，陶罐之间距离也相去不远……有些陶罐裡面装著两磅的骨头，其中可以清晰地辨别出头骨、肋骨、颚骨、大腿骨和牙齿。」布朗最为关注的是，这些死者曾经一度是这个地区最富有、最重要的人物，但他们的身份却在历史的流逝中完全丢失了。有人认为这些陶罐裡装著罗马人的尸骨，因为埋葬地点距离古罗马卫戍区不远；布朗则认为他们更像是「我们不列颠、撒克逊或丹麦祖先」。但没有人能够知道他们的名字，更别说他们死于哪个世纪。据此，布朗进而思考时间的无情力量，嘲笑我们孜孜以求的人世间的伟大与名声：「谁会知道自己尸骨的命运呢，或活了多久之后就要被埋葬入土呢？一他质问这些死去的贵族，他们曾几何时处在世上的一些位置上倍感安全，举办宴会，演奏竖琴，在早晨满怀信心地从镜子裡审视自己。「对时间的鸦片没有任何有效的药物……几代人相继谢世了，而一些树木依然活在世上，古老的家族存活的时间还赶不上 3 株橡树。」用布朗的话说，一个诚实的基督徒的职责不是为了「让尘世的人记住自己」而奋斗，而应该为了「让上帝接纳自己」而生活。
这样的思想令人为之神伤，对那些正在把自己的快乐完全建立在上层身份地位上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那些被社会忽略的人已经非常熟悉遭人遗弃的滋味，而这种被遗弃的滋味是那些身处高位的人终究也要品尝的。正是那些富可敌国的人、貌美如花的人、声名远播的人和位高权重的人能够从死亡那裡获得最残酷的教育，用基督教教义来解释，正是这些类型的人因世俗的追求而离上帝最远。
在 1 8 世纪中叶的英国，这种以基督教义为核心的伦理思想在一批诗人的笔下得到反复的表达，人们称他们为墓园派诗人，因为他们的主要作品都是描绘以下一些情景的诗歌：诗中的叙述者在一个明朗的、月光如银的夜晚，漫步在墓地中，在几个表面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的坟墓旁，开始思考死亡废除一切成就与荣耀的能力——很显然，这一现象并没有使诗人过度忧伤，相反，它似乎对诗人来说是一个微微受到压抑的快乐源泉。在爱德华．扬格的诗歌《夜思》（1742）中，叙述者坐在一块长满青苔的墓碑上，他的思绪转向那些过去的伟人以及他们的命运：天下所有的智者、贵族、当权者、国王、征服者都屈服于死亡。
缘何要历尽艰辛，却为了一瞬的成功？
即使我们拥有万贯家财，名声如日中天，叉当如何？
尘世上最高的地位都以此结束「他长眠于此」：「尘归尘、土归土」最终为她辉煌的歌曲画上一个句号。
他同时代的涛人罗伯特．布雷尔的诗歌《坟墓》（1743），其背景虽是另外一个墓地，表达的主题却依然相同：当我们的自高自大，或他人的阿谀奉承，
巧妙地使我们相信
我们远远高出同类的普通水准的时候，
坟墓则会断然否认这些令人愉悦的恭维之辞
并以铁的事实使我们瞭解自己的身份
以下几行诗歌是墓园派诗歌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汤玛斯．格雷在他的《墓园挽歌》（1751）-诗中反复使用的：徽章的炫耀，权力的浮华，
世间所有的美貌，所有能够获取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