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在等待同一个不可避免的时刻。
荣誉之路只能通往坟墓。
对那些饱受社会虐待的人们而言，当他们预见到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将永远地消亡时，他们无疑获得了一种提前实现的报了仇、雪了耻的美妙感觉。
画家们也同样热衷于绘製一些自己的文明在将来惨遭破坏的画面，以此来警告和谴责那些自命不凡的时代维护者。 18 世纪的法国画家于贝尔．罗贝尔非常痴迷于把一些现代法国的伟大建筑绘製成一片废墟，并因此获得了一个绰号：「废墟罗贝尔」。在英国，跟他同时代的约瑟夫．甘迪因为画了一幅屋顶坍塌的英格兰银行的画而闻名一时。
大约 70 年之后，居斯塔夫．多雷为伦敦绘製了一幅21 世纪的想像图，其情景有点类似于古罗马晚期的样子。画面上有一个新西兰人，与多雷同时代的人认为新西兰人代表著未来的人类，他正在描摹教士街车站的废墟，就像英国人曾经跑到雅典或罗马去为帕台农神庙和罗马圆形大剧场做素描一样，而多雷在画这幅画的时候，教士街车站才刚刚建成，崭新异常。
18 世纪伊始，受相同情绪的影响，游客们四处游历，缅怀历史的废墟：特洛伊、科林斯、帕埃斯图姆、忒拜、迈锡尼、科诺索斯、巴尔米拉、巴尔贝克古城、佩特拉和庞培。德国人是构造合成词的大师，他们曾经 为 逃 亡 者 和 心 灵 独 特 者 专 门 制 造 了 一 些 词 汇（Weltschmerz、Schadenfreude和Wanderlust），他们现在又为了描绘对古老遗迹的感情而製造了一些 新 词 ： Ruinene-mpfindsamkeit 、Ruinensehnsucht、Ruinenlust。在 1787 年，歌德曾两次参观庞培。「历史上发生过众多的灾难事件，」歌德在那不勒斯写道，「但从来没有哪一个灾难事件能像庞培遗迹一样给后世诸多的享受。」「我在罗马圆形大剧场的遗迹中度过了多麽美妙的早晨，我完全沉醉于巨大的废墟中了！」司汤达在他的《罗马漫步》（1829）裡这样回忆道，他认为参观遗迹是「记忆所能摄取的最强烈的乐趣」。他甚至断言，罗马圆形大剧场的遗迹要比当初崭新时夏加富有魅力。
「我是奥西曼德斯，众王之王/强悍者呵，谁能和我的业绩相比！」这是雪莱的诗《奥西曼德斯》（1818）中埃及拉美西斯二世法老雕塑基座上的铭文。但万能的上帝，甚至普通人，都无需为他的成就而绝望。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的支离破碎的尸骨埋于地下：「在这巨大的荒墟四周／无边无际／只见一片荒凉而寂寥的平沙。」
我们总是牺牲自己宁静的心情而去追求那些转瞬即逝的世间的荣华富贵，而遗迹能够揭示出我们这些行为的愚蠢本质。当我们看到这些古老的石头之时，我们对自己成就的焦虑——以及缺乏成就的焦虑——会随之减弱。如果我们在他人眼中是个失败者，如果没有人为我们树碑立传，如果没有人为我们列队致意，如果在最近一次聚会中没有人对我们以笑脸相迎，这一切又有什麽关系呢？任何事物注定都要消失，新西兰人总会在一定的时候来为我们居住的大街和工作的办公室留下的遗迹做素描。与永恒相比较，扰乱我们心神的那些东西显得多麽微不足道啊。
遗迹能够让我们放弃辛苦劳作，放弃我们自以为是的完美感和成就感。遗迹提醒我们，我们永远不可能抗拒时间，我们只是自然破坏力的玩物，而我们只能暂时压制自然破坏力，不能真正地克服它。我们可能会享受一时的成功，我们可能会在短短几年内赋予混乱以秩序，但任何事物都终将退回到以前原初的状态。如果这种想法能使我们心情宁静，那是因为我们的绝大部分焦虑来自于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目标和关注的重要性。由于我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评价过高，我们便因此受到惩罚，进而接受理想的折磨。基督教的伦理学家们长期以来都明白，要安抚焦虑者，最好的方式并不是像乐观的心态教我们的那样，告诉他一切事情都会好起来的——相反，我们应该告诉他一切事物最终都将变得非常糟糕：屋顶将会塌陷，银行将会变成废墟，我们将会死去，每一个我们所爱的人都将去世，我们所有的成就，甚至连同我们的名字都将深埋于地下。如果这样的想法能够安抚我们，那是因为在内心深处，我们本能地知道我们的痛苦与抱负之庞大密切相关。如果从 1，000 年的角度来看待我们那些渺小的身份焦虑，我们将会非常难得地认识到自己的微不足道，从而获得心情的宁静。
7、
宏大的自然景观与废墟一样，能够起到相同的减缓焦虑的作用，因为宏大的自然景观是无限空间的代表．就如同废墟是无限时间的代表一样，与无限的时间相比，我们虚弱的、短暂的生命与飞蛾或蜘蛛的生命一样微不足道。不管人们之间存在著多大的差别，但一旦我们把世界上最强大的人同荒原大漠、崇山峻岭、巨大的冰河以及世界的大洋相提并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会变得非常微弱，几于消失。它们都是自然现象，其所占的空间如此之大，很容易就可以使任何两个人之间的差异显得可笑地微弱。身处宏大的自然景观，我们会感受到在广阔无垠的宇宙中人类的渺小，我们的心情会随之宁静，我们在社会等级结构中感受到的人微言轻的感觉也会随风消散。
要想克服认为自己微不足道的自卑感，我们无须努力使自己变得更加重要，而是要认识到所有的人相对而言都是微不足道的。一旦面对那些比我们要大上千亿倍的东西时，我们对他人比我们高几毫米的关注就会随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这些巨大的东西的敬畏之情，我们往往称这种力量为无限、永恒——或很简单地，同时也最顶用地，称之为上帝。
8
对身份低下的焦虑进行治疗，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旅游——在现实中旅游或在艺术作品中旅游——去感受世界的广阔无垠。
集体
1、
根据现代世俗社会的一种很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一个人最不体面的命运莫过于变得「同每一个其他的人相像」：因为「每一个其他的人」是包括平庸无能的人、墨守成规的人、无聊乏味的人以及土裡土气的人在内的一类人的总称。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的目标就是想方设法使自己区别于周围的人群，在他们能力许可的前提下使自己「脱颖而出」。
2、
然而，根据基督教教义，与他人相似并非不幸，因为耶稣的核心主张是，所有的人，包括智障者、无能者和无名之辈都是上帝的创造物，他们都平等地得到上帝的爱——因此他们也应该得到上帝的每一件创造物应该得到的尊严。用圣彼得的话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具备「神性」的潜力——这一思想彻底地颠覆了那些认为一些人天生平庸，而另一些人天生显赫的想法。在上帝之爱的范围之外别无人类，基督教如此认为，并把神的权威归结为相互尊重的理念。我们与他人共有的东西恰恰构成了我们身上最珍贵的东西。基督教要求我们透过人们之间表面的差异，去关注那些被公认为是普遍的真理，建立在这些普遍真理之上的是集体感和亲情感。我们中有一些人可能很残酷，有些人可能很焦躁，有些人可能会很愚笨，还有些人可能会很无聊，但把我们拉在一起，并在我们之间建立起相互联繫的纽带的是我们对自身的脆弱的共识。在我们的缺点背后，总有两个基本要素在起作用：恐惧和对爱的渴望。
为了鼓励人们之间的相互感情，耶稣力劝我们要像对待小孩那样对待成年人。一旦我们把他人想像成一个小孩，我们对他人品格的评价立刻就会产生 180 度的大转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能够更容易地对成年人表达同情和宽容，就像我们总是很自然地以同情和宽容的态度对待小孩，如我们总是说孩子很调皮，而不说他品质糟糕，我们说孩子很任性，而不说他很傲慢自大。要讨厌一个小孩很难，要讨厌一个正在熟睡的人同样很难。熟睡者紧闭的眼睛，放鬆而毫无防备的表情，都能让旁观的人产生关怀和爱护的心理——这种情形非常明显，我们在火车上或飞机上对身旁睡著的人长时间地盯著看也会因此而显得尴尬不已。他们的脸让我们立即产生亲近感，日常人际关系赖以为基础的后天形成的漠不关心也随之受到质疑。基督徒认为，世界上并没有陌生人这回事，只可能因为没有意识到他人和我们具有相同的需求和弱点从而对他人产生一种陌生的印象。从本质上来说，从真正重要的东西来说，我们同他人实际上并无二致，认识到这点才是一一个最高贵的人生和最完整的个人的基础。
3、
这种认为他人很可能既不是无法理解，也不是令人厌恶的想法，对我们身份的关注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因为我们想在社会上扬名立万的欲望，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于作为一个普通人对所具有的种种不利因素的恐惧心理。我们越认为普通生活令人耻辱、肤浅、低贱或丑陋，我们想要同他人区分开来的欲望就会更加强烈。集体越堕落，个人成就的诱惑力就越大。
基督教从一开始，就试图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促进我们的集体归属感，其途径之一就是通过举行教堂活动的仪式和演奏教堂音乐——在这些情况下，众多互不相识的人感觉到对他人的猜疑因这种超验媒介的存在而减弱消退了。
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情形：我们在一个大教堂裡，周围是陌生的人群，我们来此地的目的是为了欣赏巴赫的《B 小调弥撒曲》（「所有时代、所有民族的最伟大的音乐作品，」——汉斯一格奥尔格．内格裡，1817）。世间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能够把我们彼此区分开来，如年龄、收入、著装和家庭背景。我们可能从来没有相互交谈过，我们可能很小心地不让别人发现我们注视他们的目光。然而一旦《弥撒曲》开始演奏，一种社会融合的过程也就随之开始了。这首音乐表达了那些我们一直认为不成熟和隐私的感情，作曲家和音乐家把我们心炅的活动变成声音，从而为我们和他人去感觉体会，在欣赏这首曲子时，我们因为对内心感情的释放和对作曲家和音乐家的感激而热泪盈眶。
小提琴、合唱团、长笛、低音提琴、双簧管、巴松管和小号共同演奏，把我们灵魂深处最隐秘、最模糊的东西以声音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且，由于音乐演奏是面向大众的，我们可以意识到，既然他人对音乐做出与我们一样的反应，那麽他们就不可能是我们以前所想像的那样不可理解的人物。他们具有与我们一样的感情，他们也为同样的一些东西所感动。因此，儘管我们在外部形象和行为方式上有天壤之别，我们却拥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在此核心之上可以建立起真挚的联繫，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演奏《弥撒曲》本身的价值。一群陌生人在开始的时候从外表看来非常陌生，但随著时间的流逝，借助合唱音乐的力量，相互间就会明显产生朋友的亲近感；我们从冷酷的外表走出来，与我们身边的人共同分享音乐带给我们的消遣，即便这段时间非常短暂，也不乏其价值。
4、
当然了，我们对他人的看法很少像在教堂裡对他人的看法那样美好。公共场所往往更加腐朽和可怕，使我们产生在物质和精神上独立于它的衝动。
就有这样一些国家，由于住房、交通、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公众条件过于糟糕，人们自然而然地躲避与公众打交道，而把自己关闭在厚厚的牆壁后面。如果做一个普通人就意味著过一种连一般的尊严和舒适的需求都无法满足的生活，那麽对上层身份的欲望则会变得异常强烈。
然而也有另外一些地方，在数量上要少得多，它们中的大多数有强大的（经常是新教的）基督教传统，这些地方的公共场所因为其规则和建筑渗透出一种尊严，因此在这些地方想要遁入私人空间的需求并不强烈。当一个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公共设施本身看起来充满了辉煌，民众想要获得个人辉煌的欲望就会有所减少。只要能做一个普通老百姓就会觉得命运相当不错了。在瑞士最大的城市裡，想拥有一辆私车，从而避免同陌生人共乘一辆公共汽车或火车的欲望没有在洛杉矶或伦敦那麽强烈，这是因为苏黎世拥有世界顶尖级的有轨电车交通网——乾淨、安全、暖和，而且在准时和技术先进方面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既然仅仅用几个法郎就可以乘坐高效而华贵的电车穿越城市，而且其舒适程度令以前的皇帝看了都要眼红，那麽还有什麽必要独自开车上路呢？
我们可以从基督教中获得某种洞察力，并将其用于社会伦理中：只要我们认识到每一个人都有其可贵的价值，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只要我们对各种社会环境和社会行为模式做好心理准备，洞察其人为的特徵，那麽对普通人的观点将会去掉更加负面的含义，从而相应地，追求成功的欲望和想独自躲在坚实的牆壁后面的欲望将会减弱——当然，这对所有人的心理健康不无益处。
在一个理想的基督教社会裡，人们对自己不是获胜者的恐惧将会因为尊严和资源的最根本的平等而减弱，进而易于控制。成功意味著兴旺发达，而失败意味著衰退消亡的二分法，也会随之丧失其令人痛苦的清晰度。
两座城市：
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
1、
基督教的一个核心精神可以追溯到耶稣的职业选择上。作为加利利地区的木匠所从事的行当是半技术活，是个并不可靠而且很难赚钱的职业。但就是做木匠的耶稣，用圣彼得的话说，同时也是「在上帝的右边」，是上帝之子、万王之王，是上帝派来拯救我们于罪孽的人。一个人可以在他身上兼具两种迥异的身份，可以同时是一个走乡串户的商贩和一个最圣洁的人，这一思想构成了基督教身份理论的基础。根据这种解释，每一个人都同时拥有两个毫不相干的身份：世俗的身份，取决于一个人的职业、收入和他人对他的评价；以及灵魂的身份，取决于一个人灵魂的素质以及在审判日上帝眼中一个人的功过。一个人可以在世俗领域中地位显赫、受人景仰，而在灵魂领域中贫瘠堕落。或者如同《路加福音》中的生疮的讨饭的拉撒路一样，一个人可以是衣不蔽体，但却闪烁著神性的光辉。
在《上帝之城》（西元 427 年）一书中，圣奥古斯丁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可以通过两种模式进行解释，基督教模式和罗马模式。罗马人所极为看重的东西——积累财富、大兴土木、百战百胜——在基督教的框架之下变得毫无价值，而一套全新的关注——爱自己的邻人、行为谦恭、乐善好施，以及认识到自己的一切受上帝的控制——提供了获得基督教上层身份的途径。奥古斯丁把他所区分的这两种价值体系分别命名为两个城市，即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他认为这两个城市（在审判日之前）同时存在，但相互分开：一个人在世俗之城中可以贵为国王，但同时在上帝之城中可以贱为僕人。
但丁进一步充实了奥古斯丁的思想，他详细地描述了基督教等级思想的最终体现：天堂与地狱。在《神曲》（1315）中，他所描写的地狱至少包括 9 层（由 17 个分开的区域组成），每层地狱都是为犯了某种罪孽的人准备的。同时，他描写的天堂也有 10 重，每一重都是为具备某种美德的人准备的。宗教的等级制度似乎是世俗等级制度的歪曲和颠倒。
地狱是好多曾经辉煌一时的人的最终归宿：将军、作家、诗人、皇帝、主教、教皇和商人——到了此时，他们因为触犯了上帝的戒律而被剥夺了特权，被投入地狱忍受极端痛苦的折磨。
在第 9 层地狱的第 4 区，但丁听见一些人凄厉的叫声，他们在人间的时候权势熏人，但狡诈阴毒，现在被三头巨怪琉西斐慢慢吞噬。
在第 7 层地狱的第1 区裡，诗人来到一条河流旁边，河裡满是沸腾的血液，亚历山大大帝和匈奴王阿提拉在河裡拼命挣扎，而在河岸上有一群人面马身怪物朝他们头顶射箭，强迫他们钻入令人作呕的泡沫中。
在第 5 层地狱的是一些在生前身居要位、脾气暴烈之人，他们的怒火曾经使他人丧命，现今被投进一个稀乎乎的、臭气熏天的粪池裡，被粪泥呛得难以呼吸。
在第 3 层地狱裡的则是那些生前饕餮之人，他们在地狱裡不得不忍受著大便从天上像下雨一样落在他们的身上。
人们在天上和世俗裡身份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有助于虔诚之人摆脱单方面的、令人压抑的对成功的理解。基督教并没有废除等级，它的功绩是用伦理和非物质的方式重新定义等级——强调贫困能够与美德共存，低贱的职业能够同高贵的灵魂同在：「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拥有财物的多寡，」圣路加，这位加利利的不名一文的木匠的追随者如是说。
2、
基督教并不是简单地宣称灵魂的胜利远胜于物质的胜利，相反，基督教同时还赋予它所重视的价值庄严和美丽，使我们为之吸引——它达到此一目的的其中一个途径就是对绘画、文学、音乐和建筑的雍容高雅的使用。它利用艺术作品为美德提供辩解，使之在统治者和他们民众的心目中成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而这种重要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历史上最优秀的石匠、诗人、音乐家和画家，曾经一度被召来讚美皇帝的荣耀和针对野蛮部族的血腥胜利，而基督教在数个世纪以来一直利用他们来讚美一些诸如乐善好施和尊重穷人的美德。当然，在基督教时代，世俗价值的荣耀并未消失——有各种各样的地方都在提醒这个世界关于金钱或地产或权力的无穷魅力——但是，在好多地区，至少在一段时间裡，视野所及的最宏伟的建筑所颂扬的是穷人的高贵，而非皇室或政府的权势，并且最感人至深的音乐咏唱的不是个人的成就，而是上帝之子所受的折磨，他曾经：被藐视，被人厌弃，
多受痛苦，常经忧患。
——《以赛亚书》
韩德尔：《弥赛亚》（1741）
通过利用手中掌握的审美资源、建筑、绘画和弥撒曲，基督教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防御阵地，用来抵抗世俗价值的权势，从而使得对灵魂的关注成为首先进入心田和视野的东西。
在大约 1130 至 1530 年之间的 400 年时间裡，100 多个人教堂在欧洲的大城小镇相继被建成，它们的尖顶成为半空中最主要的景致，它们高高耸立在粮仓、王宫、办公室、工厂和民房之上。它们气势宏伟，其他任何建筑都无法与之相比；它们提供了一个环境，三教九流之人都会在这裡相聚一处，来思考诸如忧伤与天真、谦和与怜悯的价值，从建筑史的角度来说这是极为不寻常的。
城市的其他建筑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世俗的需要——遮蔽身体、提供食物、帮助休息，为了实现此一目的，这些建筑往往会借助于机器和工具——大教堂的目的则全然不同，它是为了荡涤人们心头的凡尘俗念，引领他人去信仰上帝，去感受上帝之爱。因世俗事务而奔波操劳的居住在城市的人们，在一天的忙碌中，只要一抬头就可以看见这些耸立在天空中的巨大建筑，他们就会在心中产生对生命不同寻常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是对日常追求的价值的否定。
法国沙特尔大教堂的尖顶高达 105 米，同 34 层的摩天大楼一般高，就像这样的大教堂被认为是穷人之家，被认为是他们将在来世享受的美妙事物的象徵。不管他们现实生活中居住的房子有多麽破旧不堪，这些大教堂都是他们心灵的住所。大教堂之美反映了人们的内在价值：教堂窗户上绘著图案的玻璃和屋顶向人们解说著耶稣的荣光。
3、
当然，基督教从来没有成功地废除世俗之城及其价值观，但如果我们依然能够把财富和美德两者截然分开，依然能够关注一个人的美德，而不是他的社会地位，那麽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一门宗教在西方人心中留下了印象。在几个世纪以来，这门宗教利用手中的资源和名望锲而不捨地在维护一些不同寻常的道理，这些道理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理解人们的身份。正是那些为基督教服务的艺术家和工匠们的聪明才智使他们的宗教的价值具有了持久的形式，他们通过对石头、玻璃、声音、语言和图像进行处理，把基督教的价值观变得真实可感。
在现今世界裡，世俗建筑在持续不断向我们讲述世俗权势的重要性，但即使在这样一个世界裡，在大城小镇的上空耸立的大教堂一直在给我们提供一个关于精神第一的想像空间。
五、波希米亚文化
1、
19 世纪初期，有一群特立独行的人在西欧和美国开始引人注目。他们衣著朴素，生活在比较便宜的城区裡；他们博览群书，好像并不在乎金钱；他们中的多数人性情忧鬱；他们投身于艺术和感情，而非商业和物质上的收益；他们有时候在性生活方面不符合传统规则；他们中的有些女士留著短髮，而此时短髮尚未成为时尚——人们称他们为「波希米亚人」。这个词一直被用来指那些吉普赛人，因为人们错误地以为吉普赛人来自中欧。但在这时候，特别是在亨利．米尔热写了一本记录巴黎阁楼和咖啡馆生活的畅销书《波希米亚人生活札记》（1851）之后，人们用波希米业人来指一批在某些方面并不符合资产阶级的体面原则的人。
从其诞生之日起，波希米亚便指一个很宽泛的人群。早期的作家认为，波希米亚人可以出现在任何社会阶层、任何年龄阶段和任何职业门类中：波希米亚人可以是男人，也可以是女人：可以是富人，也可以是穷人；可以是诗人、律师和科学家；也可以是无业人士。
亚瑟．兰塞姆在《伦敦的波希米亚》（1907）一书中写道：「波希米亚可以无处不在：它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心灵态度。」波希米亚人曾经出现在剑桥、麻塞诸塞州和威尼斯海滩、加利福尼亚；有些波希米亚人和僕人或其他人生活在静谧湖畔的棚屋裡；有些波希米亚人则是吉他手和生物学家；有些波希米亚人在外部表现上循规蹈矩，但有些波希米亚人则喜欢光著身子沐浴在月光中。我们可以用波希米亚一词来指在过去 200 年间一大批不同的艺术现象和社会现象，从浪漫主义到超现实主义，从垮掉的一代到鬅客青年，从情境主义者到以色列基布兹成员，不管用这一词语指哪种人，它都没有丢失把一些重要的东西联结在一起的那条脉络。
在 1929 年的伦敦，波希米亚诗人布赖恩．霍华德邀请他的朋友前来赴宴，他在请柬上列印著他喜欢的东西和讨厌的东西的名单——虽然这张名单带著明显的 20 世纪初期英国的烙印，但它依然能够向我们揭示波希米亚人在历史上所体现出的一些基本倾向：我所讨厌的
——淑女和绅士
——私立寄宿学校
——初进社交界的人
——对血腥运动施虐性的痴迷者
——「钻石王老五」
——传教士
——那些成天担心因自己「名声不佳」而不能受到达官要人赏识的人——在一些神气活现但愚钝不堪的乡村家庭举行的无聊透顶的晚会上碰到的年轻人我所喜欢的
——男人和女人
——尼采
——毕加素
——考考施卡
——爵士乐
——杂技演员
——地中海
——劳伦斯
——哈夫洛克．艾理斯
——那些知道自己没有不朽的灵魂，也不期待任何破烂大聚会或其他一切玩意的人，从而也不期待在死后羽化成仙布赖恩．霍华德和他的波希米亚朋友所反感的东西可以更加简明扼要地用一个词来概括：资产阶级。1815 年拿破崙败北之后，在法国同一时期发展起来的波希米亚人表达了他们对资产阶级所代表的几乎所有东西的极端唾弃，并对他们自己能够对资产阶级口诛笔伐充满了自豪。
「对资产阶级的讨厌是智慧的开始，」居斯塔夫．福楼拜写道，这句话是一个 19 世纪法国作家的标准言辞，对他而言，这种反感就如同与一个女演员有染和去东方旅游一样，都是作家职业的标志。福楼拜谴责资产阶级过分的繁文缛节和物质至上主义，他还批评他们不但愤世嫉俗，而且多愁善感，他们喜欢专心致志地干一些琐碎无聊的事情，比方说，他们可以花一个世纪去讨论西瓜到底是蔬菜还是水果，是应该在饭前作开胃菜（法国方式），还是应该作饭后甜点（英国方式）。司汤达对资产阶级也同样地不喜欢，他说：「真正的资产阶级关于人和生活的谈话，只不过是一堆丑陋的鸡毛蒜皮的事情，一旦我不得不听他们的谈话，不管时间长短，都会使我肝火上升。」
但从本质上把波希米亚人同资产阶级区分开来的并非话题的选择或食用西瓜方式的选择，而是对一个问题的回答：什麽样的人才配得上享受上层身份。其理由是什麽波希米亚人不管住在大庄园裡，还是在阁楼上，他们从一开始就反对 19 世纪初期产生的经济的、精英主义的身份体系。
2、
争端主要发生在两种生活态度之间，其中一方是对世俗成就的极端重视，而另外一方则是对体悟感知的极端重视。资产阶级根据商业上的成功和公众声誉来决定一个人的社会身份，而对波希米亚人而言，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是能够体悟世界，能够以观察者或创作者的身份专注于感情的宝库：艺术。而艺术对波希米亚人的重要性也超过了支付豪华住宅和服装的能力。那些为波希米亚的价值观献身的人物，牺牲了稳定的工作所能提供的保障和社会能够给予他们的尊重，其目的就是为了写作、绘画、谱曲，或游历世界，或为朋友和家庭奉献自己的一切。波希米亚人坚称，即使他们缺乏外表的体面，他们依然因为奉献精神，而应该享有最高的荣誉，因为他们具备良好的伦理意识以及感悟世界和表达思想的能力。
准备为自己不切实际的信念而受苦甚或挨饿的波希米亚人为数不少。19 世纪的一些绘画作品中，波希米亚人往往在公寓楼葬兮兮的阁楼上慵懒地坐在椅子裡。他们看起来瘦弱憔悴、疲倦不堪。他们的眼睛裡可能流露出一种悠远的神情，他们的书架上往往放著一个人的头骨。他们的表情能够让工厂的工头或公司的经理大吃一惊——他们的表情就足以说明他们丝毫没有为肤浅的、实用性的追求所困扰，而他们一直谴责资产阶级不遗馀力地争取这些追求。
导致这种困顿状态的原因是他们觉得从事一项自己所看不起的职业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夏尔．波特莱尔宣称，除了诗人的职业和——更加不可信地——「战士」的职业之外，世间的任何工作都是破坏心灵的职业。马塞尔．杜尚在 1915 年参观纽约的时候，把格林威治村描绘成「一个真正的波希米亚」，因为他认为这个地方「充满了无所事事之人」。
在半个世纪之后，杰克．凯鲁亚克在西海岸的一家钢琴酒吧裡面对著一群观众作演讲，他极力反对「那些跑通勤的人，他们的领口紧紧地打著领带，被迫每天凌晨在米尔佈雷或圣卡洛斯赶 5：48 的火车，去三藩市上班」，他话锋一转，又极力称讚那些灵魂自由的人、流浪者、诗人、垮掉的一代和一些艺术家，他们睡得很晚，烧掉了工作服，就是为了能够成为「大路之子，观看运货列车隆隆驶过，体验天地之大以及感受古老美洲的重量」。
儘管波希米亚人没有直接说明在过一种强烈的心灵生活和成功地开办一家律师事务所或一个工厂之间存在著不相容性，但多数波希米亚人都暗示，这两者在实际生活中不可兼得。在《论关爱》（1822）的前言中，司汤达解释说，他曾经试图为广大的读者清楚明瞭地写作，但他没有能力「让聋子听见，让瞎子看见」。「因此那些追求粗鄙目标的有钱人，那些每年在翻开一本书之前已经挣了 10 万法郎的人，他们最好立刻把书合上，特别是那些银行家、製造商或受人尊敬的工业家……那些精力充沛、工作努力、品格优秀、受人尊敬、生活积极的枢密顾问官、纺织品製造商或聪明的银行家在物质财富中获取报酬，而不是在温柔的感情中获取报酬。日积月累，这些绅士们的心肠逐渐变硬了。任何一个在每个週末给 2，000 工人分发工资的人从来不会像这样浪费时间；他们的关注点永远都在那些有用而且积极的东西上面。」司汤达认为最喜欢他的书的人是那些生活懒散、喜欢做白日梦、期待在听莫札特的歌剧时能够被激发感情，以及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瞥到一张漂亮的脸庞之后便陷入长达几个小时苦乐参半的思绪的人。
那种认为金钱和实用性的职业能够破坏一个人的灵魂，或用司汤达的话说，能够破坏一个人产生「温柔的感情」的能力的论调在波希米亚的历史上反复出现。比方说，在司汤达之后 140 年，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晰地在查理斯．布科夫斯基的「小贩、尼姑、杂货店伙计和你」（1965）一诗中听到这一声音，这首诗让我们对富商的生活进行思考：气喘吁吁，步履匆匆，他们
好似青蛙，酷似鬣狗，他们的步伐
好像表明在世间尚无音乐问世，他们
认为雇佣、解雇、赚钱体现睿智和聪明，他们有昂贵的妻子，就像拥有
六十英亩土地一样可以用来耕种，
或在人前炫耀，或用围牆圈起来，
来防止没有能力的人……
……他们站在六十英尺宽的窗户前面，
但看不见任何东西，
他们的豪华游艇可以驶向
全世界，但永远驶不出他们的
背心口袋，他们像蜗牛，他们像鳗鱼，他们
像鼻涕虫，但他们没有它们好。
金钱在波希米亚的价值体系中并不能赋予一个人荣誉，财富亦然。在波希米亚人看来，游艇和庄园仅仅是傲慢与享乐的标志。波希米亚人的身份可以通过富有灵感的谈话方式或创作一部充满才气、感情真挚的诗集而获得。
1845年7月，一位美国1 9世纪最著名的波希米亚人，亨利．梭罗，在麻塞诸塞州康科特县附近的瓦尔登塘北岸自己动手修建了一间木屋，并搬入其中居住。他的目标就是要检验他是否能够过一种外表简单而内心丰富的生活，从而用行动向资产阶级表明，一个人可以把物质生活的贫乏与精神生活的充实结合起来。为了证明一旦一个人不再为他人的评价所困扰时，他将会以非常少的花销而生活这一观点，梭罗向读者介绍了他是如何在修建木屋时节省开支的：（略……）「绝大多数的奢侈品，以及好多所谓的生活便利设施，不仅不是必不可少，而且还是人类高尚情操的真正阻碍，」梭罗写道，为了颠覆他所处的社会在拥有财富同值得尊敬之间建立的必然联繫，他还说，「一个人的富有程度是与他生活中不需要的东西的多少成正比的。」
梭罗试图让我们重新认识没有钱对一个人意味著什麽。它并不是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所巧妙地暗示的那样，是在人生的游戏中失败的证据。一个人没有钱可能仅仅意味著他自愿选择把精力投入到别的事情上面，而不是投入到商业领域，在这个过程中他在别的方面变得富有，而不是在金钱方面。梭罗没有用贫困来形容他的境况，他喜欢用「简单」一词——他认为「简单」表明了一种自愿选择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被迫接受的物质状况。他提醒波士顿的商人们，那些伟大的「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哲学家们」都曾经自愿地选择一种简单的生活。梭罗在瓦尔登湖住了一段时间之后，给美国蓬勃发展的工业化社会传达了某种思想，而这种思想的核心其实对他生前生后几乎所有的波希米亚人来说，都是非常熟悉的。正如他所说：「金钱并不能购买灵魂的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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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希米亚人认为，我们在与主流文化相抵触的生活方式中维持信心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在贴身的小环境中起作用的价值体系，依赖于我们所交往的人的种类、我们所阅读的书籍和我们所听到的话。
他们意识到，我们平静的心情会很容易被击得粉碎，我们在生活中为之奉献的事情会轻易地受到质疑，例如，我们与一个熟人进行几分钟的閒聊，只要他或她认为，甚至都不必明说，金钱和社会评价最终还是很有价值的；或阅读一本杂志，而这本杂志只讲述资产阶级的英雄们是如何取得非凡成就的，就在不知不觉中破坏了与之不同的生活目标的价值。在这两种情形下，我们都会很容易地受到伤害。
波希米亚人因此在选择交往物件方面特别注意。一些人，例如梭罗，完全逃离了社会的不良影响，而另外一些人则坚持不懈地选择性情相投的人组成一个交往的小圈子，而拒绝接受那种自然而然地落在我们头上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我们在学校、家庭和工厂与那些生活在一起的人交往时很容易感受到的。
在世界上的好多大城市裡，波希米亚人聚集在一些特定的地区，来确保与他们每天交往的人都是一些真正的朋友，而不是满脑子装著社会地位的人。波希米亚的历史上点缀著一些因他们的友谊而闻名于世的地名：蒙帕尔纳斯、布卢姆斯伯裡区、切尔西、格林威治村以及威尼斯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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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希米亚人还会小心翼翼地重新界定失败一词的涵义。根据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个人在商业领域或艺术领域遭受的经济方面的失败或他人评价方面的失败，都可以作为证明他人品不佳的重要证据，因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认为社会在分配奖励或惩罚方面是相当公平的。
然而波希米亚人拒绝接受这种对外在失败的惩罚性解释，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往往被白痴和偏见所控制。他们推理说，根据人性来判断，社会上最成功人士很少是那些最聪明或最善良的人们，而是那些最成功地迎合了听众的价值观念的人，而这些价值观念往往弊端百出。波希米亚人认为，商业上的得失成败仅仅能够表明一个人获取商业成功的能力，而不能据此对一个人道德上的和想像力方面的缺陷做出惩罚性的判断。
这种观点可以解释为什麽 19 世纪众多的波希米亚人赋予一些政治领域和艺术领域的人莫大的关注和尊敬，而用资产阶级的价值标准来判断，这些人的生活只能被描述为极为失败。这些人当中最有名的要数二流的英国诗人汤玛斯．查特顿，他因为贫困和资助人的拒稿而身心疲惫，在 1770 年自杀身亡，年仅 18 岁。阿尔弗雷德．德．维尼的剧作《查特顿》于 1835 年首次在巴黎上演，他把这位年轻的诗人变成了波希米亚人所珍视的所有价值的代言人。这齣戏剧讚美个人灵感，贬抑社会传统：讚美人们之间的友好，贬抑经济上的利益；讚美激情与疯狂，贬抑理性与功利主义。德．维尼认为这位满腹才华、敏感脆弱的诗人几乎注定要被资产阶级公众的残酷逼上绝路，直至自杀。
这位被世人曲解的圈外人物，儘管遭到社会的排斥，但依然胜过那些圈内人物，这种思想反映了，同时也塑造了许多波希米亚的杰出人物的生活。热拉尔．德．奈瓦尔是一位诗人，比查特顿富有才气，但并不比查特顿更幸运，他于 1855 年在穷困潦倒和神经失常中上吊自杀，时年 47 岁。德．奈瓦尔认为他们那一代敏感的同一类人，因为其天赋和性情而无法适应资产阶级的世界，他这样对他们进行了总结：「野心并非我们所有……追求名利的贪婪的人们使我们远离了政治活动的圈子。对我们而言，只剩下诗歌的象牙塔，登临其间，我们就可以远离世俗大众。只有处在这样的高处，我们最终才能呼吸孤独的纯淨空气；我们才能端起传说中的金杯痛饮遗忘：我们才能因诗歌和爱而酩酊大醉。」当爱德格．爱伦．坡于 1849 年以仅仅三十七岁的年龄去世时，他同样成为波希米亚历史上的一位高贵的失败者。在一篇论述他的生平和作品的文章中，夏尔．波特莱尔写道，爱伦．坡的命运是被迫生活在野蛮人中间的富有天赋的人的典型的命运。波特莱尔谴责像美国那样的民主社会中的公众舆论，他警告说，一个人别想从它那儿得到任何慈悲之心和宽容之心。他写道，的的确确，诗人们「不能指望自己能够适应社会，不管这个社会是民主社会还是贵族社会，也不管这个社会是共和社会还是绝对的君主制社会……他们都是一些杰出的不幸者，『他们』一出生就注定了要遭受天才在平庸的人群中所要受到的残酷的待遇。」
波特莱尔从爱伦．坡的生平中所获得的教益其实是这位法国诗人在他的作品中反复表达的主题，我们可以从他的那只著名的水鸟忧鬱的飞翔中找到这一主题最清晰的表达：信天翁
为了消遣，水手们经常
抓一些信天翁，这些体型庞大的水鸟
总是不动声色地伴随著船隻
穿越痛苦的海峡。
一被放到甲板上，
这些天空的君主们便显得笨重不堪、自惭形秽，他们可怜地把巨大的白色翅膀
拖在身体两侧，就像一对从船上卸下来的桨。
这些长著翅膀的行路人变得多麽笨拙，多麽虚弱！
多麽虚弱和笨重，甚至可笑。
而他就是在刚才还是如此轻盈灵巧！
一个甲板上的水手拿著一块烙铁拨动他的喙来戏弄他，另一个水手则跛著脚，模仿这位刚才还在翱翔的跛脚人！
诗人就像这位云中的君主一样，
在弓箭手的射程之外乘著风雨飞翔；
一旦放逐于陆上，就会遭人呵斥，受人白眼，他不能走路是因为他长著一对庞大的翅膀。
通过赋予这些被社会排斥的人以尊严和高贵，波希米亚把他们描述成为受到逐放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在世俗社会中相应的形象。如同基督教的朝圣者一样，这位波希米亚诗人会受到缺乏领悟能力的普通大众的折磨，但如同基督教的故事所表明的那样，被人忽略本身就意味著被忽略一方的优越性。一个人没有得到他人的理解，表明在他身上有好多东西尚需理解。诗人不能走路，是因为他长著一对庞大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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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希米亚人贬低群体和群体的传统，而强调个人以及个人脱离传统的激情。「不再有任何规则，」维克托．雨果在《爱尔那尼》（1830）一书的前言中喊道。「因为让天才放弃个体的创造性，就如同让上帝变成僕人。」
相似的战斗口号在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论自助》（1840）中迴响：「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就必须是一个不墨守成规的人。」老是想要符合他人关于如何生活、如何穿衣、如何吃饭或如何写作的要求，久而久之，你就会具有一种「像蠢驴似的神情」。任何一个高贵的人的生活都应该遵守这样一条原则：「我要做的事是我自己关注的事情，而不是他人认为我应该干的事情。」「我希望现在我们是最后一次听到服从与一致之类的字眼，」爱默生总结道。「让这些字眼出现在大报小报上时，人们发现它们非常滑稽可笑……让我们永远都无须卑躬屈膝、连声道歉……让我们直面并谴责当下的那种波澜不惊的平庸生活和那种令人厌恶的自鸣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