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和爱默生要求人们与传统决裂的呼声遇到了一个知音。 1850 年，热拉尔．德．奈瓦尔与关于何种动物可以养为宠物的社会观念彻底决裂，他养了一隻龙虾，他每天用一条蓝色的带子牵著它在卢森堡公园四处溜达。「为什麽牵著龙虾散步就比牵著狗或其他任何动物散步都要荒唐可笑呢？」他质问道。「我喜欢龙虾。它们是一些安静、严肃的动物。它们知道海洋的秘密，但它们不会到处乱吠，也不会像狗一样咬你的生产单细胞物质的私处。歌德讨厌狗，他是对的。」
要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富有原创精神的艺术家，就是要让资产阶级吃惊，或更好一点，就是要让资产阶级生气。
在完成他的小说《萨朗宝》（1862）之后，福楼拜声称自己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一、让资产阶级生气；二、让敏感的人不安和吃惊；三、让考古学家冒火；四、让女士们摸不著头脑，以及；五、为我赢得一个鸡奸者和食人者的名声」。
在 19 世纪 50 年代，一群波希米亚学生在巴黎组织了一个俱乐部，其宗旨是「让法官和药剂师大光其火」。他们发现了一个实现目的的最有效的方法，他们把自己称为「自杀者俱乐部」，并且发表了一个宣言，宣言声称，所有成员必须在 30 岁之前——或在头顶变秃之前，这要取决于哪一个时间提前来临——自己结果自己的生命。虽然据称这些成员中只有一个人自杀，但这个俱乐部还是相当成功，因为一个愤怒的政治家在下议院作了一个演讲，称这个俱乐部是一个「不道德、非法的怪胎」。
波希米亚的历史上点缀著试图惹恼有名望阶层的行为。1917 年的纽约，一群艺术家决定脱离资产阶级生活，创建一个「自由、独立的格林威治村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将以全副身心投入到艺术、爱、美和香烟中去。为了标志这一独立国家的诞生，这一群人爬到华盛顿广场的拱顶上，痛饮威士卡，发射玩具枪，宣读独立宣言，宣言只包括一个单词「如此等等」，宣读时要快速连续地重複这同一个词。多年以后回忆这一幕时，这个新生共和国（到天亮前就结束了生命）的一个成员说：「我们是激进派，只要是在中西部地区被视为禁忌的任何事情，我们都热衷于去做。」
但对波希米亚人来说极为不幸的是，他们让资产阶级震惊的次数越多，资产阶级接受震惊的意愿和能力反而越弱——这种情形逼迫波希米亚人上演一些越来越极端的滑稽行为，这一点可以在 20 世纪波希米亚运动中得到很好的证明。
「聪明人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达达主义的创建者，特裡斯坦．查拉 1915 年在苏黎世宣称，「但我们现在所缺乏的就是白痴。达达就是用它所有的力量在全世界创造白痴。」为了达到此一目的，达达主义者闯进高雅的苏黎世餐厅，就是为了朝那些进餐的资产阶级喊一嗓子「达达」。达达主义艺术家马塞尔．杜尚给《蒙娜丽莎》画上了鬍鬚，将其命名为《L．H．O．O．Q》（是法语elle a ehaud au cul的快读谐音，暗喻画面形象是淫荡、污浊的）。
达达派诗人胡戈．巴尔创造了一种毫无疑义、用多种语言拼凑的诗，他身穿用闪亮的蓝色纸板做的衣服，头戴女巫的帽子，在苏黎世的夜总会裡发表了他的第一首达达诗歌，《卡拉瓦尼》。
当回忆当时达达主义者的目标时，曾经一度是达达主义画家的汉斯．裡希特说：「我们想创造一个新型人类，它摆脱了各种各样的专制，这些专制包括理性、平庸、将军、祖国、民族、艺术商、细菌、居住证和过去。让公众舆论恼火是我们的根本目的。」
其他一些团体也紧步达达主义的后尘。 1924 年，超现实主义者在巴黎的格勒内勒街设立了超现实主义调查办公室。一个服装店假人从天花板悬挂下来吊在窗户裡面，一些公众受到邀请前来讲述他们做过的梦或一些巧合的故事，提供他们对政治、艺术和流行趋势的看法。他们讲述的故事和提供的观点会被列印出来贴满牆壁。办公室负责人安托南．阿尔托声明：「相比积极的参与者，我们更需要心理失常的参与者。」
在 1932 年，同样想惹恼资产阶级的义大利未来主义者菲利波．马里内蒂发表了《未来主义食谱》，他写道，这本书的设计目的是要革新义大利人进餐的方式，说明他们摆脱 19 世纪的饮食习惯，具体地说，摆脱对义大利麵食的喜欢（他通过援引番茄肉末卤汁通心面和波伦亚式绿麵条两个例子，来证明资产阶级缺乏与时俱进的精神）。但对任何一个买了这本烹调书想寻求一点烹调灵感的人来说，很显然马里内蒂——同热拉尔．德．奈瓦尔与安托南．阿尔托并无差别——的目的就是让读者的期待落空。菜谱包含这样的内容：草莓乳房：
一隻粉红色的盘子裡有两个竖起的女性乳房，用义大利乳清乾酪製成，并用堪培利开胃酒把乾酪染成粉红色，乳头是用蜜饯草莓做成的。在义大利乳清乾酪表皮底下要加入一些新鲜的草莓，这样在咬上去的时候能够增加想像中乳房的理想口感。
太空食品：
由一片茴香、一隻橄榄和一隻金橘构成，另外还需要一片纸板，上边依次贴著一条天鹅绒、一条丝绸和一张砂纸。砂纸不是用来食用的。它是进餐者在吮吸金橘的时候用右手拨弄消遭的。
立体主义蔬菜拼盘：
1、一小块维罗纳芹菜，油炸以后撒上辣椒粉。
2、一小块胡萝卜，油炸以后撒上搓碎的山葵。
3、煮熟的豆子。
4、几个伊夫雷亚泡制小洋葱，撒上切碎的芜荽。
5、几小块义大利果仁味羊奶乾酪。
注意事项：蔬菜块的大小不能超过一立方釐米。
6、
波希米亚行为的出格是显而易见的。重要的是，从重视原创性思维和强调生活的非物质层面到认为一切使法官或药剂师大光其火的行为——从遛甲壳类动物到吃草莓乳房——仅仅一步之遥。
由于波希米亚人极端关注精神需求，将之放在第一位，以至于他们对现实事务没有足够的重视，其结果就是他们中的好多人不得不异常辛苦地寻求赖以养家糊口的途径，甚至比那些忙碌的、关注物质生活的法官和药剂师花在精神思考上的时间还要少，而花在物质方面的思考上的时间还要多。
在 1844 年的麻塞诸塞州，一群带有乌托邦思想的波希米亚艺术家建立了一个社区农场，他们将其命名为「果园」，并宣称他们对作为目的本身的钱和劳动没有丝毫的兴趣。他们只想种植足够的食物来保证身体的需要，然后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诗歌、绘画、自然和浪漫爱情中去。社区的建立者布朗森．奥尔科特宣佈，这些新生农民的使命「是存在，而不是做事」。他和他的伙伴们在追求一系列野心勃勃的理想，这些理想是他们之前和之后的所有波希米亚社区所共同追求的：他们不穿棉花製品（因为棉花是奴隶摘的），不吃动物肉或乳製品，他们遵循严格的素食主义——他们只吃高高地长在空中的食物，避免食用胡萝卜和土豆，因为它们在土裡朝下生长，而不是像苹果和梨一样一心向上。
不难想像，这个社区持续的时间不长。这些农民们不愿意关注实用的东西，使得他们在第一个夏天结束之后，便陷入到难以糊口的境地，更别说如他们当初计画的那样阅读荷马史诗和彼特拉克的诗歌。在农场建立的几年以前，在波士顿曾经见过奥尔科特的爱默生对「果园」的成员们作了这样一个评价：「全部宗旨都是精神的，但他们最终总会说：『你能再给我们寄点钱吗？』」在果园建立的 6 个月之后，整个社区在刻薄的相互攻击和绝望中做了乌兽散——这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波希米亚人的故事，他们由于坚决拒绝接受哪怕是最小的资产阶级的原则，必然地导致他们的理想主义发霉变质。
如同波希米亚人有时冒著极大的危险想要证明的那样，资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受错误思想的误导，他们的生活也并不像平常所表现的那样令人心醉神迷，一旦认识到这点，就再也没有必要受到资产阶级的身份观念的影响，从而使自己深陷焦虑之中。很多优秀的思想都令中西部人震惊，但并非所有令他们震惊的思想都很优秀。正因为法官和药剂师的事业如此顺畅，让他们去质疑或偏离自己的行为方式或思维方式将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
7、
这样说并非要我们循规蹈矩。不管波希米亚人的行为从外表看来多麽地出格和怪异，他们的运动的持久价值在于对资产阶级的理想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性的批判。波希米亚运动批评资产阶级错误地理解了财富在一个美好的生活中应该起的作用；批判资产阶级过于草率地声讨世俗事务中的任何失败，以及他们在尊重外在成功时体现得过于卑躬屈膝；批判资产阶级对虚假的行为规范怀有过度的忠诚；批判资产阶级过于机械地把一个人的职业才能等同为他的天赋；批判资产阶级忽略艺术、感悟、嬉戏和创造的价值；批判资产阶级过度地关注秩序、规则、官僚机构以及严格守时。
用最广阔、最宽泛的方式来总结波希米亚的贡献，我们可以说它为寻求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提供辩解；它确立和定义了一种亚文化，在资产阶级主流文化中遭到鄙视和忽视的特定价值在这一亚文化中被赋予适当的地位和名誉。
波希米亚在很多方面来讲是基督教在精神领域的替代品——波希米亚在 19 世纪出现时，基督教开始丧失了在想像领域裡对大众的影响力——同基督教一样，波希米亚坚持用精神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和他人，而反对用物质的标准对自己和他人做出判断。如同基督教的修道院一样，波希米亚的阁楼、咖啡馆、低租金住房和合作组织为那些无意追求资产阶级赏赐的人们提供了庇护之所，他们从中获得生活的支持和友谊。
再则，一些波希米亚人的立场可以帮助那些因主流身份体系而焦虑不堪的人认识到，避开主流身份体系的行为源远流长，而且偶尔辉煌一时。这一历史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的巴黎诗人、达达主义运动的游戏性和颠覆性，以及超现实主义乡间野餐会。
由于一些才华非常出众的波希米亚人的努力，那些看起来显得偏激而滑稽的生活方式变得严肃而值得称道。在由律师、企业家和科学家构成的社会模范人物中，波希米亚添人了诗人、旅行家和散文家。波希米亚人认为，不管这些人言行如何怪异、物质如何匮乏，他们都有资格享受属于他们自己的最高的身份。
8、
解决焦虑的成熟之途可以说始于一种认识，即身份的确立取决于听众的选择：听众可以是工业家或波希米亚人，可以是家庭成员或哲学家——而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选择听众。
不管身份的焦虑如何令人不快，但我们还是很难想像一种完全摆脱身份焦虑的美好生活，因为一个人对失败和在他人面前丢脸的恐惧，实际上意味著他抱有一定的追求，期待某些结果的出现，以及对自己以外的其他人心怀尊敬。身份的焦虑是我们承认在成功生活和不成功生活之间存在公共差异的时候，必须付出的代价。
虽然我们对身份的需求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们在满足对身份的需求时面临著诸多选择，我们有自由认识到我们对蒙羞的忧虑完全取决于一定的社会群体，我们充分理解和尊重这个社会群体的判断方法。身份的焦虑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是成问题的，那就是我们遵循这些导致焦虑的价值观念，仅仅是因为我们异常胆小怕事、循规蹈矩，或仅仅是因为我们的思维已经被完全麻痹，以至于我们认为这些价值观念是天经地义的，或来自神授，或因为我们周围的人对此心醉神迷，或因为我们的想像力变得过于局限，而想不到还有其他的选择。
哲学、艺术、政治、基督教和波希米亚的目的并非废除身份等级，他们只是尝试创立一些新的身份等级，而这些等级建立在那些为大众所忽略或批判的价值标准的基础之上。这五个不同领域的革新者们一方面都坚持严格区分成功与失败、好与坏、可耻与高尚，另一方面又试图重新塑造我们的判断标准，使我们重新思考何种行为才能归入这些重要的标题。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些人无法或不愿温顺地服从关于上层身份的主流观念，但他们有资格拥有更好的称呼，而不是残酷地被人称为失败者或小角色，而这五个领域的革新者们通过上述的方式，赋予这些人以合理性。他们提供了好多富有说服力和抚慰能力的事例来提醒我们，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一种方式——并不是只有法官或药剂师的方式——才能证明生活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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