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下载尽在http://bbs.txtnovel.net--- 书香门第【jiali1415118】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大教堂
雷蒙德·卡佛
村上春树序言
雷蒙德·卡佛：美国平民的话语
村上春树
最早翻译雷蒙德·卡佛的作品要从一九八三年说起了。那是篇题为《脚下流淌的深河（水泊离家那么近）》（So Much Water so Close to Home）的短篇小说。我是偶然从一本选集里读到，便认定为杰作，深受感动，不能自已，一口气将它译了出来。
第二年我去华盛顿州奥林匹亚半岛，登门拜访卡佛，和他面对面地交流。那时候我根本没想到过，自己会亲手把他的作品无一遗漏地全都翻译出来。
美国文学的新经典
说起来，那之后的一段日子里，雷蒙德·卡佛的形象发生过彻底的变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一般的美国人几乎都没听说过他的名字。但随着他晚年文学声名渐高，且罹患肺癌，五十岁便英年早逝，卡佛这个名字竟有了些许神话般的色彩。
不过数年之后在一些人当中（也是大致能预料到的），对于卡佛的评价出现过反复。但平心而论，在美国短篇小说的创作史中，雷蒙德·卡佛乃是能够牢固占有一席之地的优秀作家，这一点恐怕是难以否定的事实。
他的名字会在美国文学史中留下应有的位置，他留下的六十五篇短篇小说之中，最少也会有六篇被当作经典长久地阅读下去。
我内心认为，卡佛的文学地位大概是介于考德威尔和斯坦贝克之间的吧。
幽默感与驱动力
卡佛无疑是一位天才的作家，但他身上丝毫没有天才的做派。他没有只为知音者率性而作的那种居高俯视的姿态。卡佛只用浅显简洁的日常语言来创作小说和诗歌，说给尽可能多的人听，或是面对自己的内心做更深层次的述说。这是他作为作家一以贯之的态度。
当然并不止于此。他的作品之中，处处隐藏着超越日常生活的奇妙意外，有着一种让人忍俊不禁的痛快幽默和刺痛人心的现实感。一旦捧上手，会有一种强大的驱动力，让你不由分说一口气读到最后。这就是卡佛作品的独特魅力，大概也只能用与生俱来的“才能”来形容了。
苦难与失望的前半生
卡佛出生于俄勒冈州乡间贫穷的锯木工人家庭，成长环境根本无缘文化的熏陶。他不到二十岁就和高中的恋人结婚，要负担幼小的孩子，为日常生活所累，对人生略感幻灭的同时，逐渐对文学产生了觉悟。
他人生的前一半充满了苦难与失望。失业，酗酒，破产，妻离子散，友人背弃，坠入人生之谷底。即便如此，他也未曾放弃对文学的追求。“自己归根到底，不过是美国的一名普通百姓。正是作为美国的平民，自己才有着那些非吐不快的东西。”这样的自豪感充溢在他的文学创作之中。在美国文学的发展中，这种平民的自豪感曾被长期漠视，所以卡佛的作品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文学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作品推敲细密
把程式化的语言和不必要的修饰全部去除，在这个基础上尽可能以“故事”的形式，坦诚而温和地吐露自己的心声，是卡佛追求的文学境界。为此他不知多少次反复推敲改写自己的作品，让人不禁要感叹“是否凡事都需要这样较真到底呢”。
就算是已经出版了的作品，一旦有不满意，他还会修订再版。作为译者，数个版本之间的差别当然会让我挠头，但每当见证这些他一路走来的足迹时，都为他写小说时这种实实在在的认真而深深打动，重又端正了态度。
就像见过卡佛的人众口一词的说法：他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写不张扬的小说，作不张扬的诗，自是不张扬的人。他晚年邂逅诗人苔丝·加拉赫，共同生活在一起。戒除酒瘾，重塑生活，这种被他自己称为“第二次生命”的平静氛围，孕育出了大量优秀的作品。苔丝现在还把他的书房保持成原来的样子。他的打字机里还夹着雪白的纸页。仿佛一直在等待谁来敲打出那最初的一行。
直面蓝领：卡佛与极简主义小说（1）
1983年，就在卡佛的第四本短篇小说集《大教堂》出版的那年，英国着名文学杂志Granta的编者按宣布“一种新的小说正在美国出现，一种罕见而慑人心魄的小说，不仅和现有的任何英国小说不同，也和我们惯常理解的美国文学不同。” 两年后，美国本土的《密西西比评论》重复了英国评论家的话：一种“新的语调和文学质地” 不仅浮出水面，而且声势浩大。在这种被命名为“极简主义”（Minimalism）文学或是“肮脏现实主义（Dirt Realism）”中，卡佛不仅是最重要的代表，而且被大多数评论家认为是这种“新小说”的始创者。很快，已经有评论家不无兴奋地发现某大学竟出现了“‘模仿卡佛’小说竞赛”；很快，美国“欧?亨利短篇小说奖”的资深评委已经抱怨起“卡佛式”小说过于泛滥了。而就是这位被称为海明威之后最伟大的美国短篇小说家，在1983年以前，还常常要担心自己屁股底下的椅子，时刻都会有被别人拿走的危险。
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出生于1938年5月25日，俄勒冈西北部的小城市克拉特斯卡尼（Clatskanie，Oregon）的一个蓝领之家。父亲是个锯木工人兼酒鬼，母亲当饭馆招待兼零售推销员。1956年，卡佛高中毕业，立即到锯木厂里和病重的父亲一起工作了。1957年，卡佛和博克小姐结婚，那一年卡佛十九岁，博克十六。年底十二月，他们有了第一个女儿，转年后的十月，儿子出生了。二十岁以前，卡佛已经有了一个四口之家，全家人住在一个家庭医生办公室的后面，靠替医生清洁打扫抵房租。在这之后的二十来年里，卡佛带着全家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打过一个又一个的临时工，当过加油工人，清洁工，看门人，替人摘过郁金香。而妻子则给人端盘子，也作上门推销。1964年，他搬到了萨克拉门托，在一家医院里当守夜人兼擦地板，一干就是三年。卡佛就是在这期间开始了酗酒，一喝就是十三年。
卡佛对于文学创作的执着是令人费解，甚至不可想象的。在多年的辗转漂泊中，卡佛从未间断过上学和写作，并从1961年就开始发表小说，1962年发表诗歌。但就像他在后来成名后的访谈中谈到的，写作并不能给他带来生活的改变，甚至连一点点地改善都谈不到。1967年，就在他的名篇《请你能安静些，好吗？》被选入了当年的《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那年，他被迫正式宣告了经济破产，就在这同一年，他的父亲死了。从1967年到1976年的十年中，他没有停止写作，也没有停止酗酒。1968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离克拉马斯河很近》，自己却搬到好莱坞卖电影票。1970年，他出版了第二本诗集《冬季失眠》，却被一家出版公司解聘，靠失业救济金活了一年。1972年他的境况稍稍好转，得到了斯坦福大学的奖学金，并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代课。那一年，卡佛一家买了自己的第一栋房子。但1974年严重的酗酒问题让他不得不辞掉工作，第二次宣布经济破产，待业了两年。1976年三月，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请你能安静些，好吗？》由纽约的一家大出版公司出版，但就在那年年底，他不得不把房子卖掉，才付清了他因酗酒造成的住院费。
卡佛的生活是在他1977年戒酒以后好转起来的。同一年，短篇小说集《请你能安静些，好吗？》获得了“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的提名，他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愤怒的季节》也出版了。1980年卡佛被聘为塞热库斯大学（University of Syracuse）的英文系教授，第一次有了稳定的工作。1981年，后来被尊为简约派文学典范的小说集《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出版，《纽约时报书评》盛赞，并第一次把对一本短篇小说集的评介放在了头版。1983年是卡佛胜利的一年，那年春天，卡佛获得了美国文学艺术院颁发的“施特劳斯津贴” ，他辞掉了在塞热库斯大学的教职，第一次不必再为生计发愁，成为了职业作家。同年秋，小说集《大教堂》出版（日文版和英国版随即出版），旋即被提名为普利策奖。
直面蓝领：卡佛与极简主义小说（2）
如果说是巴塞尔姆在七十年代彻底革新了短篇小说的形式，那么是卡佛在八十年代让短篇小说作为一个可以阅读的文学形式获得了新生。《大教堂》的精装版到了1984年就已经卖出了两万册，在意大利出版时竟成了最佳畅销书。1993年，大导演罗伯特?奥特曼选了九篇卡佛的小说和一首诗歌，改编成了电影《浮世男女》 ，得了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
成名后的卡佛不无自嘲地解释，自己之所以选择写短篇小说和诗歌，主要是因为他只能写坐下来一次就能写完的东西。总是借住在别人房间里的卡佛，“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身下的椅子随时都会房东拿走。” 在四十岁以前，卡佛几乎从没有坐稳过，一次又一次地被生活拍打得颠簸陆离。但就是在这种居无定所勉强度日的状态中，就在自己每一次战战兢兢地坐下来后，卡佛创造了自己艰难生活的镜像，用自己的四本小说集创作了一个让右翼保守派咬牙切齿的世界，一个“无望之乡”（Hopeless-ville） 。
应该记住的是，在创作《大教堂》以前，卡佛自己一直就和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干各种底层工作，品尝着接踵而来的失败和失望。卡佛借自己的切身之痛，描绘了一个触手可及的蓝领美国，而他自己就是这个社会底层阶级的一份子。在卡佛的大部分作品中，贫困和绝望不是回忆中的过去时，而是小说人物以及卡佛自己的生活现状。卡佛是真正的蓝领作家，是写失败者的失败者，写酒鬼的酒鬼。在卡佛的小说中，可以看到一连串底层形象：饭店女招待，车间工作，机械师，邮递员，剃头匠……当然，还有出现最频繁的失业者和酗酒者，他们在与生活的第一轮较量中，便被打得遍体鳞伤。失败不是故事的开始，也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他们故事的全部。生活的变质和走投无路后的无望，不是人物性格命运的转折点，不是通向某种解脱或升华的中转站，而是人物的常态。卡佛不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作家，而是一个鲜有的能够以一种悠长的凝视直面无望的失望者。当被人指责在他故事结尾，问题往往得不到解决，人物停留在一种模糊的僵滞之中时，卡佛说，“对于我写的那些人物和那些境遇来说，困难优雅的解决，不仅是不合适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可能的。”
似乎是为了凸显生活本身的贫瘠，卡佛在他的小说中发展了一种被评论家标榜为“极简主义”的文体。就像生活把卡佛小说中的人物毫不吝惜地剥了个精光一样，卡佛把自己的文字削到瘦骨嶙峋。就像他和他的小说人物要在生活中省吃节用一样，卡佛报复一般地成了文字的吝啬鬼，剔掉了修辞，反讽，和所有不必要的东西。当评论家赫金格第一次用卡佛标榜“极简主义”小说时，她下的定义是“表面的平静，主题的普通，僵硬的叙述者和面无表情的叙事，故事的无足轻重，以及想不清楚的人物。” 小说家杰弗里?伍尔夫更干脆地把卡佛及他的追随者命名为了“减法者”（taker-outer） 。在访谈中，卡佛经常提到，一篇小说，他往往要“削” 十五到二十遍，一个四十页的初稿定稿时可能只剩下一半。是他对文字毫不宽容的刀劈斧剁，让卡佛成为了作家里的阿尔贝托?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1901-1966，雕塑家)。是他对沉默的尊重和对无言的理解，让卡佛成了小说家里的约翰?凯奇（John Cage，1912-1992，简约派音乐家）。
直面蓝领：卡佛与极简主义小说（3）
一些评论家兴奋地指出，极简主义似乎终于带着美国叙事文学，走出了六七十年代以约翰?霍克斯，托马斯?品钦及约翰?巴斯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超小说的文字迷宫，而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与他们不同，卡佛不再沉溺在文本间的交叉互文，而重新回到了现实与文字的纠缠之中。评论家布鲁斯?韦伯准确地指出，与超小说作家不同，卡佛不再致力于表现文字本身的虚构和生活闹剧一般的武断，卡佛笔下的世界不再是令人费解的，而只是举步维艰地沉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卡佛和卡佛式作家对这种文体欲言又止的时候，恰恰是超小说大师，最有号召力的“加法者”（putter-inner）约翰?巴斯，以一种喜恨交加的语态，为“极简主义”文学做出了最令人信服的定义：“极简主义美学的枢纽准则是：艺术手段的极端简约可以增强作品的艺术效果──即回到了罗伯特·勃朗宁的名言‘少就是多’──即使这种节俭吝啬会威胁到其他的文艺价值，比如说完整性，或陈述的丰富性和精确性。”
事实上，卡佛本人一直是很反感“极简主义”这个标签的，而且，他公认的成熟之作《大教堂》，也与他的早期作品有一定的区别，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文字变得更“慷慨” 了。这本至今已经被翻译成了近三十种文字的小说集中，收录了卡佛大部分的名篇。《大教堂》被选入《1982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好事一小件》获1983年“欧?亨利小说奖”第一名，并被收入《普施卡特获奖小说集，Ⅶ》。《电话打自何方》选入《1983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高烧》选入《美国短篇小说杰作选》。《好事一小件》和《维他命》一起被改编进了奥特曼的电影《人生交叉点》。《羽毛》也被改编为了电影。
几乎所有评论家都从这本《大教堂》中嗅出卡佛的变化来。在这本创作于1982年到1983年间的小说集中，如果说人物和情节仍延续了卡佛早期作品的灰暗和无法自拔的话，在几篇篇幅较长的作品的结尾，我们可以看到卡佛把自己那扇一直尘封的天窗推开一条缝隙，洒下了一点点光亮。我们仍然可以读到一系列小人物在生活的泥潭里摸爬滚打：重逢恋人被轰出了刚刚借来的房间（《瑟夫的房间》）；生活就像坏掉的冰箱里的食物一样腐臭变质（《保鲜》）；奔波的人失望地离开，扔下了曾经挚爱的东西（《马笼头》）；父亲在痛苦的回忆中，拒绝下火车去见来接站的儿子（《软座包厢》）；甚至因耳屎堵住了耳朵而带来的不便和恐惧（《小心》）。交流的匮乏和艰难，成了整部小说集凸显的主题，不管是在父子间、情人间、夫妇间，还是朋友间，甚至萍水相逢的人之间，语言和身体的交流成了所有灰暗中最苍白的角落。但在《好事一小件》、《电话来自何方》以及《大教堂》中，卡佛正在步履维艰地一点点“远离那威胁性的模糊，朝着希望而不是恐怖迈进” ，不管这种希望是多么的微弱和渺茫。我们读到了一对刚刚失去儿子的夫妇和一个一直打来骚扰电话的面包师之间的和解；一个酒鬼鼓起勇气，准备拨通妻子的电话；一个男人放下了心理的抵触，在一个盲人的指触下，闭上眼感觉着大教堂。在访谈中，卡佛解释了自己的改变：“我想，现在的感觉更加乐观了一点。当然在大部分小说中，人物的麻烦得不到解决。人们的目标和希望枯萎了。但有时，而且恐怕是经常，人们自己不会枯萎，他们把塌下去的袜子拉起来，继续走。”
就在《大教堂》出版的五年后，也就是卡佛终于可以衣食无忧地生活和写作的五年后，一直把戒酒看作是自己最大成就的卡佛，可能没有想到吸烟毁掉了他的肺，并在1988年8月2日要了他的命。那一年，他正好50岁。
在一次生前的访谈中，当被人问起他对学习写作的人有什么建议时，卡佛这样回答：
“我以前的写作教师曾经跟我说，‘你做好了忍饥挨饿十年的准备了吗，而且在十年当中，干各种做牛做马的工作，忍受各种回绝、遗弃和挫折了吗？如果这样过了十年，你还在写作，你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作家。’我不会跟想写东西的人说这些，但我会跟他们说，他们必须坚持写，并诚实地写，写那些对他们自己来说重要的事。如果他们幸运的话，有一天，会有人读的。”
按照卡佛自己的标准，卡佛是幸运的。
我是刚来美国不久后，在一家旧书店里碰到卡佛的书的，之后的几年中，断断续续地买到了他全部的小说集。翻译时手中用的1989年版的英文本《大教堂》，是在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市的一家名叫“节俭的缪斯”的二手书店里淘到的。像卡佛中的人物一样，我是在租来的房间里，躺在捡来的床垫上，读卡佛的小说的。对卡佛的喜爱是触手可及的，因为床垫下面的地板，正在我的每一次辗转反侧时，生硬地硌在我的后背上。非常感谢译林出版社的社长和编辑同志们给我这次翻译卡佛的机会，我相信中文的卡佛会有读者的。最感谢的是我的爱人，我们在两所不同的大学里读书，只有在和她这几年来间间断断的相聚时，我们才会有一点点的安稳和家的感觉，让我们知道自己还不是卡佛笔下的人物。
为了便于了解卡佛自身的经历以及他对写作的态度，我从他的两篇随笔《论写作》及《火》和后人编选的访谈录《与雷蒙德·卡佛对话》一书中挑选了一些卡佛的自白，附在这本小说集的后面。相信读者会发现，卡佛的谈话像他的小说一样朴实而富有叙事性，不仅可读性很强，而且是我们今天文学阅读与写作的一个冷静而富于棱角的参照物。
2006年8月3日于美国芝加哥
好事一小件（1）
周六下午，她开车去了购物中心里的那家面包房。浏览了一本贴满蛋糕照片的活页纸夹后，她预定了孩子最爱吃的巧克力口味蛋糕，蛋糕上装饰有一艘宇宙飞船，发射台上洒着白色的星星，蛋糕的另一头是一个用红色糖衣做的行星。小孩的名字，斯科蒂，会用绿色的字母写在星球的下面。
粗脖子的面包师比她年长，一言不发地听着她告诉自己，小孩下周一就八岁了。面包师穿着一件工作服一样的白色围裙，带子从胳膊底下绕到身后，再绕回前面，牢牢地系在他沉甸甸的腰身下面。他一边听她说，一边在围裙上擦手，低头看着照片，任由她说。他让她别着急，慢慢说。他刚到班上，要在这儿待上一整晚，烤面包，所以他是真的不急。
她告诉了面包师自己的名字，安?维斯，还有她的电话号码。蛋糕周一早上出炉，孩子的生日聚会在下午，时间会很充足的。面包师谈不上快乐。他们俩人没有任何欢愉的气氛，只有最基本的语汇交流和必须的信息交换。他让她觉得不舒服，她不喜欢他这样。当他手里拿着笔，在柜台里面弯下腰的时候，她琢磨着他粗鄙的品行，好奇他这辈子除了烤面包，还干过什么别的。她自己是一个母亲，三十三岁，在她看来，所有人，特别是像面包师这样年龄的人──这个人老得足以当她的父亲了──肯定都有孩子，而且都经历过一段被蛋糕和生日聚会占据的特殊时光。她觉得，他们之间肯定有这个相通之处。但他却对她很生硬，不是粗鲁，只是很生硬。她放弃了和他交朋友的愿望，往面包房里面看，她能看见一台又长又笨重的木桌，一头堆满了装馅儿饼用的铝盘，桌子旁边是一个金属盆，装满了空架子。还有一个巨大的烤炉。收音机里正放着西部乡村音乐。
面包师在一个特殊预订卡上写完信息，合上了活页夹。他看着她说，“周一早上。”她谢过他，开车回了家。
周一早上，这个生日男孩和另一个男孩一起走着上学。他们来回传递着一包薯片，这个就要过生日的男孩正试着要打探出他的朋友今天下午会送给他什么礼物。没注意看路，这个生日男孩在一个十字路口，刚走下了便道，就被车撞倒了。他侧着身摔倒，头磕在排水沟里，腿伸到路上。他闭着眼，腿却前后移动，就像是要爬到什么东西上去。他的朋友扔下薯片，哭了起来。那辆车开出一百多英尺的样子，停在了路中间。开车的男人回过头看，等着，直到男孩晃晃悠悠地站起来。男孩有点站不稳，看起来被撞晕了，但没什么大事。开车的人挂上档，开走了。
生日男孩没哭，也没什么话要说。他朋友问他被车撞了是什么感觉，他也没有回答。他走回了家，他的朋友接着上学去了。生日男孩走进屋里，跟他母亲讲了被车撞了的事儿。她挨着他坐在沙发上，握着他的手，放在膝头，说，“斯科蒂，亲爱的，你真觉得没事儿吗，宝贝？” 突然，他仰面躺倒在沙发上，闭上眼，一下子软了。妈妈发现叫不醒他后，急忙打电话，找到正在上班的丈夫。霍华德要她保持冷静，保持冷静，然后给孩子叫了救护车，自己也赶往医院。
当然，生日聚会给取消了。在医院里，孩子被诊断为受了轻微脑震荡和休克。孩子吐了，他的肺吸进了一些液体，当天下午就得抽出来。现在，他只是看起来像在熟睡，但决不是昏迷，弗朗西斯医生看到父母眼里流露出的惊恐后，特意强调，不是昏迷。那晚十一点，在经历了很多次X光照射和各种化验后，男孩看起来终于舒服地休息了。觉得他醒过来恢复知觉，只是早晚的事后，霍华德离开了医院。从下午开始，他就和安一直陪孩子待在医院，他想回家一会儿，洗个澡，换身衣服。“我一个小时就回来。”他说。她点点头，说，“好啊，我就待在这儿。”他吻了她的前额，他们的手拉在一起。她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看着孩子。她在等着孩子醒过来，好起来，自己才可能放松一点。
好事一小件（2）
霍华德从医院开回家。在潮湿昏暗的街道上，他把车开得飞快，过了一会儿，才发觉过来，放慢了速度。到现在为止，他的生活一直顺利，令他满意──大学，结婚，又上了一年大学，得到了商科高等学位，成了一个投资公司里的初级合伙人，而且还当上了父亲。他活得高兴而且一直是幸运的，这他自己知道。他的父母还健在，他的兄弟姐妹都已经混出头来了，大学里的朋友也都在社会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受过什么真正的伤害，他知道要是倒霉了，或是形势变了，那些潜在的莫名力量会削弱甚至彻底毁了一个人。
他开上车道，停下车，左腿抖起来。他在车里坐了一会儿，努力去用一种理性的方式应对现在的局面：斯科蒂被车撞了，现在躺在医院里，但他会好过来的。霍华德闭上眼，用手抹了抹脸，下了车，走上了前门。屋子里，狗在叫。他开门摸电灯开关时，电话铃叫起来。他真不应该离开医院，真不应该。“糟了！”他说着拿起话筒，说道：“我才刚进家门！”
“这有一个蛋糕你们还没有取走。”电话那边的声音说。
“你说什么？”霍华德说。
“一个蛋糕，”那个声音说，“一个十六美元的蛋糕。”
霍华德把听筒紧紧拿到耳边，想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什么蛋糕的事儿啊，”他说，“天哪，你在说什么呢？”
“少跟我来这套。”那个声音说。
霍华德挂了电话，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些威士忌。他给医院打了电话。孩子的病情没有进展，还在睡觉，什么都没变。霍华德一边往浴缸里放水，一边在脸上涂肥皂泡沫，刮胡子。他刚进浴缸，伸展开四肢，闭上了眼，电话铃就又响起来。他费力地把自己从浴缸里拉出来，抓了一条浴巾，匆忙地穿过房间，一边跑，一边为自己离开医院跑回家而内疚不已，一个劲儿地骂自己：“傻瓜，傻瓜”。
当他拿起话筒，大喊“喂！”的时候，电话线的那一端却没有反应。打电话的人已经挂上了。
午夜刚过，他回到了医院。安还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抬起头看着霍华德，又回头继续看着孩子。孩子的眼睛还合着，头仍被绷带包着。他的呼吸平静又规律。一瓶葡萄糖挂在床上面的一个仪器上，一根管子从瓶子口一直延伸到孩子的手臂上。
“他怎么样了？”霍华德问，一边冲着葡萄糖和管子指指点点，“这些是都干什么的？”
“弗朗西斯医生要求加上的，”她说，“他需要补充营养。他需要保持体力。霍华德，他怎么还不醒呀？我不明白，要是他真的没事，怎么会还这样呢？”
霍华德把手放在她的头后，手指抚弄着她的头发。“他会好的，一会儿就会醒过来了。弗朗西斯医生心里有数。”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你应该回家歇会儿。我留在这儿。就是别搭理那个老打电话过来的傻逼。听见了，就给他挂了。”
“谁打电话？”她问。
“我不知道是谁，就是些除了打骚扰电话之外无事可做的人呗。你现在就走吧。”
她摇摇头说，“不用，我没事儿。”
“真的，”他说，“回家待一会儿，早上再回来换我。不会有事的。弗朗西斯医生说什么来着？他说，斯科蒂会好的。我们不用担心。他现在只是睡着了，没别的。”
一个护士推开门，走到床边，冲他们点点头。她从被单底下拿出孩子的左臂，手指放在腕口，把脉，又看了看手表。一会儿，她就把孩子的胳膊放回被单里，走到床脚，在一个挂在床脚的笔记板上写了点儿什么。
好事一小件（3）
“他怎么样了？”安问。霍华德的手沉沉地压在她的肩膀上，她能感到从他手指传来的压力。
“他很稳定，”护士回答，又补充了一句“大夫一会儿就会过来。他已经回到医院，正在巡视呢。”
“我刚才跟她说，她可能应该回家歇一会儿，”霍华德说，“当然是等医生来了以后再走。”
“她可以回家，没事的，”护士说，“要是你们想的话，你们俩个都可以回家歇一会儿。”护士是一个金发大块头的斯堪的纳维亚女人，说话还能听出一点口音。
“等等看医生怎么说吧，”安说，“我想和医生聊聊。我觉得他不应该就这样一直睡着醒不了呀，我觉得这不是个好征兆。”她用手捂住眼，头微微向前倾。霍华德紧握在她肩头的手又加重了一些力量，然后向上移到安的脖颈，手指揉捏起那里的肌肉。
“弗朗西斯医生几分钟以后就会来了。”护士说完，离开了房间。
霍华德凝视了儿子一会儿：被单下面，那个小胸脯安静地一上一下起伏着。自打在办公室里接到了安的电话，自打那失神落魄的几分钟之后，现在霍华德才第一次感到一种至深的恐惧，蔓延到他的四肢。他摇头。斯科蒂没事，当然他没有睡在家里自己的床上，而是头上绑着绷带，睡在医院里的病床上，胳膊上还插着管子。但这正是孩子现在需要的治疗啊。
弗朗西斯医生走进来，虽然他和霍华德几个小时前才见过面，这次他们还是握了手。安从椅子上站起来。“医生？”
“安。”他回答并点点头。“咱们看看孩子怎么样了。”医生说着走到床边，测了孩子的脉搏。他翻开了男孩一只眼的眼皮，然后是另一只。霍华德和安站在医生边上，注视着一切。医生掀开被单，用他的听诊器听男孩的心跳和肺部，又用手指在小肚子上到处按了按。都完了，他走到床脚，研究起笔记板上的图表来。他记下日期，在上面潦草地填了什么，然后看着霍华德和安。
“医生，他怎么样了？”霍华德问，“他具体是什么问题？”
“他为什么总醒不了呢？”安问。
医生是个宽肩膀的潇洒男人，有一张晒成棕褐色的脸。他穿了一身三件套的蓝色西装，和袖口系着象牙白色的链扣，打着一条条纹领带。灰色的头发梳成了分头，就像他是刚从一场音乐会回来似的。
“他没事，”医生说，“没什么可担心的。当然我想，他的状况本来还可以更理想些，但他现在没事。我还是希望他能醒过来，应该是很快就会醒了吧。”医生又看了看男孩，“再等一两个小时，等几个化验结果出来了，我们就能知道得更详细些了。不过，相信我，除了头骨有毛细破裂外──那是无可否认的──他没事。”
“啊，天哪。”安说。
“还有一点脑震荡，就像我说过的一样。当然了，他休克了，”医生说，“有时你们能看到这类的休克案例，就是像这样睡着了。”
“现在他脱离危险了吗？”霍华德问，“你说过他不是昏迷，现在这也不是昏迷，对吗，医生？”霍华德看着医生，等待着回答。
“不是，这还不算是昏迷，”医生说着，又看了孩子一眼，“他只是处于一种深度昏眠中。这是身体自身选择的一种恢复性的调节措施。他没有任何生命危险。对，这个我可以肯定。等他醒过来，等其他结果出来了，我们就能更清楚一点儿了。”
好事一小件（4）
“这是某种昏迷吧。”安说。
“这还不是，不典型。”医生说，“我不认为是昏迷。反正，现在还不是。他遭受了休克，对于休克，这类的反应是很平常的。这只是对身体创伤的一种暂时性反应。至于昏迷，好吧，昏迷是一种深层次的，长时段的无意识，可以延续几天甚至几周。斯科蒂还没到那一步，反正就我们看来还没到。我确定他的情况到早晨就会有改善。我敢打赌。过不了不久，他就会醒过来，那时候，我们就能更清楚一点了。当然了，你们留在这儿，还是回家歇一会儿，都可以。要是你们想的话，离开医院一会儿是绝对没关系的。我知道，这对于你们来说很难，”医生又盯着男孩看了看，观察了一会儿，然后扭过头，对安说，“但你不要担心，年轻的母亲，相信我，我们正在尽力而为。现在只是再等等的问题。”他冲她点点头，又和霍华德握了手，离开了病房。
安把手放在孩子的前额上，说，“至少他不发烧。”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天哪，他感觉冰凉啊。他应该这样吗？你来摸摸看。”
霍华德摸了孩子的太阳穴，他自己的呼吸都慢了下来。“我想现在他就应该这样吧。”他说，“他在休克当中，还记得吗？医生是这么说的。医生不是刚刚还在这儿吗？要是斯科蒂有问题，他会说点什么的。”
安又站了一会儿，咬着自己的嘴唇，走回椅子边上，坐下来。
霍华德坐在她旁边的一把椅子上。他们互相看着对方。他想说点儿什么别的，让她放心，但他自己也很害怕。他抓住她的手，放在自己的膝头。安的手放在自己腿上，让他感觉好受了一些。他拿起安的手，紧紧地握着，然后又放回到膝头。他们就这样坐了一会儿，看着孩子，没有说话。不时，他会攥攥她的手。最后，她把手抽了出来。
“我一直在祈祷。“她说。
他点点头。
她说，“我都以为我已经忘了怎么祈祷了，但还是想起来了。我只需要闭上眼说，‘上帝，请求您帮助我们，帮助斯科蒂’，后面的就简单了。词都是现成的了。你可能也祈祷过了？”她对他说。
“我祈祷过了。”他说，“我今天下午祈祷的，噢，我是说，昨天下午，就在你打完电话，我开车来医院的路上祈祷的。我一直祈祷着的。”
“那太好了。”她说。这时，她才第一次觉得他们是一起经历着这个事故。她吃惊地发现，虽然霍华德一直都在身边，自己也一直需要他，但在这之前，一切好像只是发生在自己和斯科蒂身上，她好像在心理上把霍华德关在了门外，没有让他加入进来。她为自己是他的妻子而满怀欣慰。
还是那个护士走进来，又查了一次男孩的脉搏，也检查了从床头挂着的瓶子里流出来的液体。
一个小时以后，另一个医生走进来。他说他叫帕森斯，放射科的。他长着浓密的胡子，穿着懒汉鞋，西部牛仔衬衣和一条牛仔裤。
“我们要带他下楼再照几张片子，”他对他们说，“我们需要再照几张照片，还想做一个扫描检查。”
“什么？”安说，“扫描？”她站在这个新医生和床之间，说，“我以为你们做过所有的X光检查了。”
“恐怕还得再做些，”他说，“不用担心。我们只是再需要几张片子，想给他做一个脑部扫描检查。”
“天哪！”安说。
“对于这类病例来说，这完全是常规程序。”这个新医生说，“我只不过想要弄清楚为什么他还没醒过来。都是常规的内科检查，不用担心。我们待一会儿都带他下去。”
好事一小件（5）
没多久，两个医务人员推着轮床走进来。他们都是黑头发、深色皮肤的人，穿着白色的制服。帮男孩解开管子，搬到轮床上的时候，他们互相用外语说了几句话，推着孩子走出了房间。霍华德，安和他们一起上了同一个电梯。安凝视着孩子。电梯开始下降的时候，她闭上了眼。医务人员站在轮床的两边，什么都没说，只有一次，其中一个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说了一句，另一个人慢慢地点头作为回复。
后来，那天早晨，就在阳光开始照亮X光科外面的候诊室的窗户时，他们把男孩推出来，送回到了他的房间。霍华德和安又和他们一起坐同一个电梯，那两个人仍旧站在轮床的两边。
他们等了一整天，但男孩还是没有醒过来。偶尔，他们两个中的一个会离开房间，下楼到餐厅喝咖啡，然后像是突然醒悟过来，感到了负罪感似的，从桌旁站起来，跑回病房。那天下午，弗朗西斯医生又来过一次，检查了男孩后，告诉他们，孩子的情况正在改善，随时都有可能醒过来。护士们──不再是前一晚来过的那位──不时走进来。
一个化验室来的年轻女人敲门，走进来。她穿着白色轻便裤和宽松上衣，拿着一小碟东西，放在床边上的架子上。没有和霍华德和安说一个字，她就从男孩的胳膊上抽了血。女人在孩子胳膊上找到合适的位置下针的时候，霍华德闭上了眼睛。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安对那个女人说。
“医生要求做的。”女人回答，“他们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们说，抽这个的，我就抽呗。不过，他到底怎么了？这个小可爱。”
“被车撞了，”霍华德说，“司机撞完人，就跑了。”
年轻女人摇摇头，又看了看孩子，拿着托盘走了。
“他怎么就是醒不过来呢？”安说，“霍华德？这些人得给我点儿答案呐！”
霍华德什么都没说。他重新坐到椅子上，翘起二郎腿，搓自己的脸，看着儿子，然后身体向后靠，闭上眼，睡着了。
安走到窗旁，看着外面的停车场。又是晚上了，汽车亮着灯，开进开出。她紧握住窗台，站在窗口，心里明白他们真是出事了，而且很严重。她很害怕，牙齿直打战，非要合紧嘴才能控制住。她看见一辆大车停在医院门前，一个穿着长大衣的女人上了车。她希望自己是那个女人，然后什么人，谁都行，会开车带她离开这儿，去别的地方，她一下车就能看见斯科蒂正在等着自己，喊着妈妈扑到她的怀里。
一会儿，霍华德醒了，又看了孩子一眼，从椅子上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他走到窗旁，站在安的身边，和她一起愣愣地看着外面的停车场。他们虽然一句话都没说，但却似乎能感觉到对方的内心，就像是他们共同的担忧，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变得透明起来。
门开了，弗朗西斯医生走进来。这次他换了西服和领带，灰色的头发梳成了中分，看起来好像刚刚刮过脸。他径直走到床边，检查了男孩。“他现在应该已经醒了。没理由这样啊。”他说，“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都确信他已经出了危险期。当然，他要是醒了，大家的感觉都会更好些。没理由，绝对没有任何理由会让他现在还不能恢复知觉。很快了。噢，对了，他醒了的时候，头会很痛，那没跑儿的。不过，他的所有迹象都很好，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
好事一小件（6）
“那，现在这是昏迷了？”安问。
医生搓着自己光滑的脸颊，说，“在他醒过来以前，我们可以暂时这么说。你们肯定累坏了。这很痛苦，我知道这对你们来说太痛苦了。你们可以出去走一会儿，对你们有好处。要是能让你们感觉好一些，我还可以在你们出去的时候，派一个护士过来看护。去吧，吃点儿东西。”
“我什么都不吃。”安说。
“当然，你们需要做什么都行，”医生说，“反正，我想跟你们说，所有的迹象指标都很好，化验结果也都是阴性的，什么问题都没出现，只要他醒过来，就没什么大事了。”
“谢谢，医生。”霍华德说完，又和医生握了一次手。医生拍了拍霍华德的肩膀，走了出去。
“我觉得，我们两个中有一个得回家，看看家里的情况，”霍华德说，“首先，‘懒虫’就该喂了。”
“给邻居打电话，”安说，“给摩根家打一个。你要跟他们说，谁都能把狗喂了。”
“好吧。”霍华德说。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亲爱的，你为什么不去呢？你为什么不回家呢，看看都怎么样，再回来？对你有好处的。我就待在这儿，陪着孩子。真的。在这件事上，我们需要保持体力。即使等他醒过来，我们还得在这儿待好一阵子呢。”
“你怎么不去呢？”她说，“喂‘懒虫’，也喂你自己。”
“我已经回过家了，”他说，“我回去了整整一个小时又十五分钟。你回去一个小时，洗洗换换，再回来。”
她试图考虑自己要不要回去，但她实在太累了。她闭上眼，又试着想了想，过了一会儿，她说，“可能我应该回家几分钟，可能要是我不是每秒钟都坐在这儿，他就能醒了，他就会好了呢。你明白吗？要是我不在这儿，说不定他倒会醒过来。我回家，洗个澡，换身干净衣服。我去喂‘懒虫’，然后回来。”
“我就在这儿，”霍华德说，“你走吧，回家吧，亲爱的。我会仔细守着。”他的眼睛眯缝着，布满血丝，就像他喝了很长时间酒一样。他的衣服皱巴巴的，胡子已经又冒出来了。她摸他的脸，又把手伸回来。安明白他想自己待一会儿，可以暂时不需要说话，也不用和别人分享他的忧虑。她从床头柜上拿起钱包。他帮她穿上了大衣。
“我花不了多长时间的。”她说。
“回了家，就坐下来，歇一会儿，”他说，“吃点东西。洗个澡。洗完澡，再坐下来，歇一会儿。会让你焕然一新的，你试试就知道了。然后再回来。咱们试着别担心了。你听见弗朗西斯医生都说了什么了。”
她披着大衣站了一会儿，想要回想起来医生说过的话，努力寻找着细节，任何有言外之意的暗示。她想要回想起他弯腰检查孩子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是不是变了。她甚至还记得他翻开孩子的眼睑，听孩子的呼吸时，他的五官的构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