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到门口，转过身，看了看。她看着孩子，又看看孩子的父亲。霍华德点点头。她迈出房间，在身后带上了门。
她经过护士站，走到走廊的尽头，寻找电梯。在走廊的尽头，她向右拐进一个小小的候诊室，里面一家黑人坐在柳条编的椅子上。有个中年男人穿着咔叽布的衬衣和裤子，反戴着一顶棒球帽。一个壮硕的女人穿着便服和拖鞋，瘫坐在椅子上。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穿着牛仔服，梳着一头小辫，抽着烟，身体在椅子上伸展开，两条腿在脚踝处交叉在一起。安进屋的时候，一家人的眼睛都随着安摇摆。小桌子上扔满了汉堡包的包装纸和泡沫塑料杯。
好事一小件（7）
“弗兰克林？”那个体积很大的女人醒过来问，“是不是关于弗兰克林的事？”她睁大眼睛说，“告诉我呀，夫人，弗兰克林有什么消息了？”她努力想要把自己从椅子上拽起来，但那个男人已经拉住了她的手臂。
“没事，没事，”他说，“伊芙琳。”
“对不起，”安说，“我是来找电梯的。我儿子也在医院里，现在我找不到电梯了。”
“电梯在那边，左转。”那个男人用手指着方向说。
小女孩吸了口烟，盯着安，眼眯成了缝。她的厚嘴唇分开来，烟雾喷吐。那个黑人妇女头耷拉在肩膀上，不再看安，不再感兴趣。
“我儿子被车撞了，”安对那个男人说。她似乎需要解释一下自己，“脑震荡，还有一点儿头骨骨裂，不过他会没事的。他现在还在休克中，但也可能是一种昏迷。我们主要担心这个，这个昏迷的问题。我现在要出去一会儿，我丈夫陪着他呢。可能我走了，他就会醒过来。”
“太惨了。”男人说着，坐在椅子里转了一个方向。他摇着头，低头看着桌子，又看着安。她还站在那里。他说，“我们的弗兰克林正在做手术。有人扎了他。想要杀了他。一个聚会里的斗殴。他们说，他只是站在一边看着。没招谁没惹谁的。不过现在说这个都没用了。他在手术台上呢。我们只能祈祷，希望一切都好，我们只能做这些了。”他稳稳地盯着安。
安又看了那个小女孩一样，她也还看着安。安看看那个妇人，她头一直低着，眼睛已经闭上了。安看见那个女人的嘴唇安静地移动，说着话。她有一种冲动想要问她在说什么。她想再多和这些也在等待中的人聊聊。但她很害怕。他们也很害怕。就这点而言，他们是一样的。她想自己要是再多说几句车祸的事，跟他们多讲讲斯科蒂，告诉他们这一切都发生在孩子生日的那天，就好了。她希望自己能多聊几句。周一，他还昏迷着之类的。但她不知道从何讲起。她站在那儿，看着他们，再没多说一句话。
她照着那个男人指示的方向，走到楼道那头，找到了电梯。门关着，她等了一会儿，仍然想着自己应不应该离开医院。然后，她伸出手指，按下了按钮。
她把车开上自家的车道，关上发动机，闭上眼，头斜在方向盘上靠了一会儿。她听着发动机冷却下来时发出的滴答声，然后下了车。能听见屋子里的狗叫。她走到门前，门没锁。她进屋开开灯，坐上一壶水等着沏茶，又打开一些狗粮，在后面的走廊里喂给“懒虫”吃。狗饥饿地小口紧吃，并不时跑进厨房，看安是不是要留下来。就在安拿着茶坐在沙发上的时候，电话铃响了。
“是我！”她一边拿起话筒，一边说，“喂！”
“维斯夫人。”一个男人的声音说。刚早晨五点，她觉得自己能听见背景里有什么机器设备的动静。
“对，是我！出了什么事？我就是维斯夫人。是我。怎么了？请说吧。”她听着背景里的那些声音，说，“上帝啊，是不是斯科蒂的事儿？”
“斯科蒂，”那个男人说，“是关于斯科蒂，没错。这个问题与斯科蒂有关。你是不是把斯科蒂都给忘了？”那个男人说完，就挂了电话。
安拨了医院的电话号码，转到三楼，向一个接电话的护士询问她儿子的消息。她要求和她丈夫说话。她说，这是个紧急情况。
她等着，指间翻卷着电话线。她闭上眼，觉得肚子不舒服。她给吃点儿东西。“懒虫”从后面的走廊里走过来，躺在她的脚边上，摇着尾巴。安拽它的耳朵时，它趁机舔了她的手指。霍华德出现在电话那边。
好事一小件（8）
“有人刚刚打电话过来，”她一边说，一边扭电话线，“他说，斯科蒂出事了。”她哭了。
“斯科蒂挺好啊，”霍华德告诉她，“我是说，他还睡着呢。没有任何变化。你走以后，护士又来过两次。可能是护士，也可能是大夫。反正，他没事。”
“是个男的打的电话，他说，是关于斯科蒂的事儿。”她告诉他。
“亲爱的，你得歇一会儿。你需要休息。那肯定就是同一个人，我也接到过他的电话。别理他。休息完了，就回来。然后我们一起吃点儿早饭什么的。”
“早饭，”她说，“我不想吃早饭。”
“你明白我的意思。”他说，“喝点儿果汁，或吃点儿什么别的。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安。天哪，我也不饿。安，现在不方便说话。我正站在前台这儿呢。今天早晨八点，弗兰西斯医生还会再来一趟。那时候，他会有更详细的消息，跟咱们说。一个护士这么跟我说的。别的她也不知道了。安？亲爱的，可能到了那时候，我们就能知道怎么回事了。八点钟。八点以前回来吧。那之前，我都在这儿，斯科蒂没事的。他还是老样子。”他补充了一句。
“电话铃响的时候，”她说，“我正喝茶。他说是跟斯科蒂有关的事儿。背景里还有一种嘈杂的噪音。你接到的那个电话里，背景也有噪音吗，霍华德？”
“我记不起来了，”他说，“可能是那个开救护车的司机，说不定他是个神经病，不知怎么的发现了斯科蒂的事儿。不过，我一直和斯科蒂在一起呢。歇会儿吧，就像你本来想好的那样，洗个澡，七点来钟的时候回来，医生来的时候，咱们一起和他谈谈。亲爱的，都会好的。我就在这儿，周围到处都是医生护士，他们说他现在的状况很稳定。”
“我怕死了。”她说。
她放水，脱了衣服，钻进浴缸，没花时间洗头发，就匆匆忙忙出来擦干了身子。换上干净的内衣，毛料休闲裤，和一件毛衣外套，走进客厅。狗抬起头看着她，尾巴重重地敲了一下地面。她出来上车的时候，外面已经开始亮起来。
她把车开进医院的停车场，找了一个靠近前门的空位。她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该为孩子的遭遇负责。她的思路游移到那个黑人家庭上，她还记得他们姓弗兰克林，还记得那张被汉堡包包装纸覆盖的桌子，还有那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一直抽着烟，盯着她看。
别要孩子。”安走进医院的前门时，对着自己脑子里回想起的那个女孩说，“为了上帝，千万别要。”
她同两个正要上岗的护士一起，坐电梯上到三楼。这已经是周三早晨，差几分钟七点。电梯门在三层滑开时，广播里正在播叫麦迪逊医生。护士走在安前面下来，转向与安不同的方向，继续起被安上电梯时打断了的谈话。安顺着走廊走到那个凹进去的小房间，就是那个黑人家庭等待的地方。他们已经走了，不过，椅子凌乱得就像是有人刚刚从它们上面跳下来一样。仍旧是同样的那些杯子和废纸乱七八糟地盖住桌面，烟灰缸里装满了烟屁股。
她停在护士站边上。一个护士站在柜台后面，一边梳头，一边打哈欠。
“昨晚，这儿有一个黑人男孩做手术，”安问，“叫弗兰克林。他的家人就坐在那个候诊室里。我想问问他的情况怎么样了。”
护士坐在柜台后面的桌子旁边，读一个表格。她抬起头，电话响了，她拿起话筒，但眼睛一直盯着安。
好事一小件（9）
“他去世了。”护士一边拿着梳子，一边盯着她说，“你是他们家的朋友？”
“我昨晚碰到这家人的，”安回答，“我自己的儿子也在医院里。我猜他是在休克中。我们也不确定到底是什么毛病。我只不过是好奇弗兰克林怎么样了，没别的。谢谢。”
她走过走廊。昨晚，安没有注意电梯的门。现在，她发现电梯门和墙壁是同一个颜色。门滑动开，一个憔悴的秃顶男人，穿着白裤子和白帆布鞋，从里面拉出来一台沉重的手推车。那个人把手推车推到走廊里，停在离电梯最近的房间门口，查一个笔记板。然后弯腰，从推车里抽出一个托盘。他轻轻敲了门，走了进去。安从手推车旁经过时，能闻见温吞吞的食物散发出讨厌的气味。她疾步穿过走廊，没有去看两旁的护士，推开了自己孩子病房的门。
霍华德正背着手，站在窗旁。安进屋的时候，他转过身。
“他怎么样了？”她问着，走到床边上，钱包扔在床头柜旁的地板上，感觉好像自己已经离开了很久。她摸着孩子的脸颊问，“霍华德？”
“弗朗西斯医生刚刚来过，”霍华德说。安仔细地看着他，觉得他的肩膀稍稍地向里收拢起来。
“我以为他得到今儿早晨八点才来呢。”她立刻说。
“还有一个医生和他一块儿来的。一个神经科的医生。”
“神经科医生？”她说。
霍华德点点头。她能看出来，他的肩膀正在抽缩着。“他们说什么，霍华德？天哪，他们怎么说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说他们要带他下去，再做一些检查，安。他们打算做手术，亲爱的。亲爱的，他们要动手术。他们搞不清楚为什么他就是醒不了。他们现在只知道，这不仅仅是休克或是脑震荡的问题。是他头骨里面出了事，他们觉得是跟骨裂有关。所以他们要做手术。我给你打了电话，但我猜那时你已经出家门了。”
“啊，天哪！”她说，“啊，什么，霍华德，什么！”她说着拉住了他的胳膊。
“快看！”霍华德叫，“斯科蒂！快看，安！”他把她扭向床头。
男孩刚刚睁开眼，又合上了。现在，他又睁开来，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盯了一会儿，然后缓慢地转动。孩子的目光在霍华德和安身上滞留了一会儿，又接着移动开了。
“斯科蒂！”他的妈妈叫着，扑到床边。
“嗨，斯科蒂！”他爸爸说，“嗨，儿子！”
他们斜靠在床边。霍华德拉着孩子的手，轻轻地又拍又攥。安弯下身子，在男孩的前额上吻了又吻。她双手捧住孩子脸颊，叫着，“斯科蒂，亲爱的，是妈妈爸爸啊。斯科蒂？”
男孩看着他们，没有任何认出他们的表示。他张开嘴，眼睛蜷缩地合上，嚎叫着，直到肺里没了气。他的脸看起来放松下来，也柔软起来。他的嘴唇分开，最后的呼吸从喉咙里喘出来，轻柔地从紧咬着的牙齿间呼出。
医生们说那是一个很隐蔽的脑堵塞，还说这种情况出现的机率只有百万分之一。要是能早点发现，并立即动手术，说不定还能挽救。但即使那样，成功的机率也是几近于无。再说，他们能怎么找到这个堵塞呢？不管是X光还是别的检查，都没发现任何问题呀。
弗朗西斯医生很震惊。“我没法告诉你们我有多么难过。我太抱歉了，我真是什么都说不出来了。”他说着，带他们走进医生休息室。一个医生正坐在椅子上，腿搭在另一把椅子的椅背上，看着早间电视节目。他穿着医疗器械传送室的绿色制服，松垮跨的绿裤子绿上衣，还有一顶绿帽子盖住他的头发。他看了看霍华德和安，又看了看弗朗西斯医生，站起身，关了电视，走出了房间。弗朗西斯医生把安引到沙发旁，自己坐在安的身旁，开始用一种低沉又安慰的语调说起来。有一次，他还倾斜着身体，拥抱了安。她能感到医生的胸脯均匀地顶着她的肩膀，一起一伏。她睁着眼，任由他抱着她。霍华德去了洗手间，但没关门。在痉挛般的痛哭之后，他放水洗了把脸。他走出来坐下，旁边的小桌子上放着电话。他看着电话，好像是要决定该先做些什么。他打了几个电话。过了一会儿，弗朗西斯医生用了电话。
好事一小件（10）
“现在我还能再为你们做点儿什么别的吗？”他问他们。
霍华德摇摇头。安盯着弗朗西斯医生，像是没法理解他说的话。
医生送他们走到医院的前门。这是上午十一点。人们正出出进进。安能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缓慢，甚至可以说是勉强，不情愿地迈动脚步。她觉得是弗朗西斯医生要他们离开，而他们本应该留下来的，留下来才是他们该做的事。她向外看着停车场，然后回头看着医院的门前，摇起头来。“不行，不行，我不能就把他扔在这儿，不能。”她听自己这样说，觉得这真是太不公平了，为什么自己说出来的，只是些电视里人们面对暴力或是突然的死亡时，吃惊地说出的话。她想用她自己的语言。
“不行。”她说，不知怎么的，记忆里那个黑人女人懒洋洋地歪在肩头的脑袋又出现了。“不行。”她又说了一遍。
“今天，过一会儿，我还会跟你联系，”医生正和霍华德说话，“还有事情要做，还有些事情要整理弄清楚，我们才能满意。有些问题还需要澄清。”
“验尸？”霍华德说。
弗朗西斯医生点点头。
霍华德说，“我明白。”然后他又说，“噢，天哪，我不明白，医生。我不明白，一点都不明白。”
弗朗西斯医生搂住他的肩膀。“对不起。上帝啊，我太抱歉了。”他松开霍华德的肩膀，伸出了手。霍华德看看伸出来的手，犹豫了一下，还是握住了。弗朗西斯医生又抱了安一次。他似乎洋溢着安无法理解的仁慈。她把头倚在他的肩膀上，但眼睛一直睁着。她一直盯着医院看，他们的车开出停车场的时候，她还回过头看着医院。
在家里，安手插在大衣兜里，坐在沙发上。霍华德关上了孩子屋的门。他打开咖啡壶，然后找到一个空盒子。他本来是想把散落在客厅里的那些孩子的东西捡起来，但他只是和安一起坐在沙发上，把盒子推到一边，身体向前倾斜，手臂耷拉在两腿之间。他哭起来。安把他的头拉到自己的膝头，轻轻拍他的肩膀。
“他走了。”她说着，继续轻拍他的肩头。在他的抽泣声上，安能听见厨房里咖啡壶的嘶鸣。“好了，好了，”她轻柔地说，“霍华德，他走了。他走了，现在我们必须适应这点。适应孤独。”
过了一小会儿，霍华德站起身，拿着盒子在屋子里漫无目的地转圈子。他没有往盒子里捡任何东西，只是把一些零碎收拾到沙发一头的地板上。安仍旧坐着，手插在大衣兜里。霍华德放下盒子，拿着咖啡走进客厅。稍后，安给亲戚们打了电话。每次电话拨通，对方答应后，安都会不由自主地喷出几个字，哭上一阵。然后她会用一种有节制的语调，平静地解释发生的事，并告诉他们自己的安排。霍华德把盒子拿到外面的车库，在那里，他看见了孩子的自行车。他扔下盒子，靠在自行车旁边，坐在甬道上。他很蹩脚地拿着自行车，整个车身都斜压在他身上。他拿着车，橡胶踏板扎出来顶在他的胸上。他转动起车轮子。
给她妹妹打完电话后，安挂上电话了。就在她找另一个电话号码时，电话响了起来。刚响过第一声，安就接起了话筒。
“喂。” 她听见背景里嗡嗡的轰鸣声。“喂！”她又问了一遍，“看在上帝的份上，你是谁呀？你想要什么？”
“你的斯科蒂，他的东西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你是不是把他忘了？”
好事一小件（11）
“你这个邪恶的混蛋！”她对着听筒大喊，“你太过分了，你这个混蛋狗娘养的！”
“斯科蒂，”那个男人说，“你是不是把斯科蒂的事都忘了？”说完，那个男人挂上了电话。
霍华德听到安的喊声，跑进来，看到安头依偎在胳膊上，趴在桌子上抽泣。他拿起听筒，只能听见断线后的忙音。
之后很久，就在午夜之前，就在他们处理完了很多事情之后，电话又响起来。
“你接，”安说，“霍华德，就是那个人，我知道。”他们正坐在厨桌旁，面前摆着咖啡。霍华德的杯子边上还有一小玻璃杯威士忌。电话响到第三下的时候，他接了起来。
“喂，”他说，“是哪位？喂！喂！”电话断了。“他挂了，”霍华德说，“甭管他是谁，他挂了。”
“就是他，”她说，“那个混蛋。我真想杀了他。我想崩了他，看着他死。”
“安！我的上帝！”他说。
“你能听见什么吗？”她问，“背景里？噪音，什么机器的轰鸣声？”
“没有啊，真的。没有你说的那种声音，”他说，“再说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听。我倒是觉得有电台音乐的声音。对，有个电台广播。我就能听出那个来。到底在广播什么，我可就真不知道了。”
她摇着头说，“要是我能，要是我能抓住他就好了！”
突然，她明白了过来。她知道他是谁了。斯科蒂，蛋糕，电话号码。她把椅子从桌子边上一把推开，站起身，说，“开车带我去那个购物中心，霍华德。”
“你说什么？”
“购物中心。我知道是谁一直打电话来了。我知道他是谁了。就是那个面包师，那个狗娘养的烤面包的，霍华德。我在他那儿给斯科蒂定过一个生日蛋糕。就是他打的电话，他有咱们家的电话号码，一直打电话过来，为那个蛋糕骚扰咱们。那个面包师，那个混蛋。”
他们开车来到购物中心。晴空，星斗满天。天冷，车里开着暖气。他们在面包房门前停下车。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只在电影院前面的停车场里，还远远地停着几辆车。面包房的窗户里黑着灯，但当透过玻璃往里看的时候，他们能看见里屋的亮光，有一个体积很大的男人系着围裙，在那片平静的白光里不时地进进出出。透过玻璃窗，安能看见那些展示蛋糕用的盒子，还有一些带椅子的小桌子。她试着敲了敲门，拍了拍玻璃窗。但就算面包师听见了，他也没有任何反应。他根本就没有朝他们这边看上一眼。
他们把车开到面包房的后身，停下来，下了车。有个亮着灯的窗户，不过太高了，他们够不着，看不到里面。后门旁边的一个牌子上写着，“面包房，特殊预定”。她能模糊地听见里面正放着广播，什么东西吱吱作响，可能是烤炉的门拉开时发出的声音？她敲了门，等待了一会儿，又更重地敲了敲。收音机关上了，传出一种刮擦的声音，什么特别的声音，一个抽屉正被拉开又推上。
有人开了锁，打开门。那个面包师站在光亮处，向外凝视着他们。
“我们打烊了，”他说，“这钟点儿，你们想要什么？这可是大半夜。你们喝醉了，还是怎么了？”
安向前一步，迈进从敞开的门漫出来的光亮里。面包师眨着自己沉重的眼睑，认出了她。“是你，”他说。
“是我，”她说，“斯科蒂的妈妈。这是斯科蒂的爸爸。我们想进来。”
面包师说，“我现在很忙。我手头还有活儿呢。”
好事一小件（12）
不过，她已经迈进了门。霍华德跟在她后面，也进来了。面包师向后退。
“这儿里面闻起来就像个面包房。是不是，霍华德？”
“你们想怎么着？”面包师问，“可能是你们想要你们的蛋糕了？对，你们决定要你们的蛋糕了。你们订过一个蛋糕，对不对？”
“对于一个面包师来说，你可是够聪明的。”安说，“霍华德，他就是那个一直给咱们打电话的人。”她握紧拳头，愤怒地盯着他。在她的体内，正有一种至深的愤怒燃烧着，让她觉得自己正在膨胀，膨胀得超过了这两个男人中的任何一个。
“等会儿，”面包师说，“你想来取走你那个放了三天的蛋糕？是不是？夫人，我可不想和你吵架。蛋糕就在那边呢，快不新鲜了。我就收你半价。你要吗？你可以拿走。反正对我没用了，现在它是谁也不会要了。做这个蛋糕，我可是又花时间又花钱。你要是还想要，没问题。要是不要了，也没关系。我真的得回去工作了。”他看着他们，舌头在里面舔着牙齿。
“还说蛋糕！”她说。她知道自己能控制住正在体内沸腾的情绪。她很镇静。
“夫人，我在这地方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养家糊口。”面包师说着，用围裙擦了擦手，“我在这儿从早干到晚，才能将将活下来。”安脸上的神情让面包师向后退了一步说，“现在，别闹事。”他伸向柜台，右手拿起一根擀面杖，开始一颠一颠地拍在左手的掌心上。“你是要那个蛋糕，还是不要？我得回去工作了。面包师得在晚上加班。”他的眼睛又小又狠，安觉得它们都快要消失在他脸颊上隆起来的横肉里了。他的脖子肥得满是油脂。
“我知道面包师晚上加班，”安说，“他们晚上还打电话呢。你这个混蛋。”
面包师继续在手上颠着擀面杖。他看了一眼霍华德，对他说，“小心点儿，小心点儿。”
“我儿子死了。”她冰冷而决绝地说，“他周一早晨被车撞了。我们一直守在他身边，直到他走了。但是，当然了，你不可能想到这个，是不是？面包师不可能什么都知道，是不是，面包师先生？但他死了。他死了，你这个混蛋！”就如同愤怒突然的爆发一样，愤怒同样突然地消弱，让位给了别的东西，一种令人晕眩的反胃感。她斜靠在洒满了面粉的木桌子旁，手捂住脸，哭起来，肩膀来回颤动。“这不公平，”她说，“这不，不公平。”
霍华德的手放在她腰背上，看着面包师。“你真可耻，”霍华德对他说，“可耻！”
面包师把擀面杖放回到台子上，解开围裙，也扔到台子上。他看着他们，慢慢地摇头。一把打牌用的桌子上放着报纸，收据，计算器和电话簿。他从桌子下面拉出一把椅子，说，“请坐。”又对霍华德说，“我给你找把椅子去。”面包师走到店铺的前门那边，带回两把锻铁做的椅子，说，“现在请坐吧，你们请坐。”
安擦干眼睛，看着面包师。“我想过要杀了你，”她说，“我想过要你死。”
面包师为他们清理了一下桌子，把计算器，还有一摞便签和收据推到一旁，又把电话簿砰的一声推到了地上。霍华德和安坐下来，把椅子拉到桌子边上。面包师也坐了下来。
“让我说说我有多抱歉吧。”面包师说着，把胳膊肘搭在桌子上，“只是天知道我有多抱歉。听我说。我只是个烤面包的，我不会声称我是什么别的东西。可能有过一次，很多年以前，我曾是个和现在不同的人。但我已经忘了。我也不确定。反正，即使我以前是个不一样的人，我也已经变了。现在，我只不过是个烤面包的。我知道，这不能为我的所作所为开脱。但我真的太抱歉了。我为你的儿子感到难过，我为我在这之中的行为感到歉意。”面包师说着，把手伸到桌在上，翻过来，露出他的掌心。“我自己没有孩子，所以我只能想象你们的感受。我现在能说的只是，我很对不起。请原谅我，如果你们能的话。我不是个邪恶的人。我不认为自己是。我不是像你在电话里说的那样邪恶。你得明白，我现在好像已经不知道该怎么为人处事了。”这个男人说，“我能问问你们，你们是否能在心里原谅我呢？”
面包房里很热。霍华德从桌边站起来，脱下外衣，也帮安脱下了外套。面包师看着他们看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站了起来。他走到烤炉边，关掉了一些开关。他找到杯子，从一台电动咖啡机里倒出咖啡。又在桌上放了一盒奶油和一碗糖。
“你们可能需要吃点儿东西，”面包师说，“我希望你们能吃点儿我的热面包圈。你们得吃东西，像这样的时候，吃是好事一小件。”
他给他们端上来刚出炉的热肉桂面包圈，糖衣还在流动。又在桌上放了黄油和抹黄油的刀子，然后和他们一起坐在桌旁。他等着，一直等到他们每个人都从浅盘子里拿起一个面包圈，吃起来。
“吃点儿东西很好，”他看着他们说，“还有呢。都吃光啊，想吃多少吃多少。全世界的面包圈都在我这儿呢。”
他们吃着面包圈，喝着咖啡。安突然觉得很饿，面包圈又热乎又香甜。她吃了三个，让面包师很高兴。
面包师聊了起来，他们认真地听。虽然他们既疲惫又痛苦，他们还是听着面包师要说的话。当他讲起孤独，讲起他在中年感到的那种自我的怀疑和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们点了点头。他告诉他们自己这些年里无儿无女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每天都是重复，烤炉无休止地填满，又无休止地清空。他讲起那些他为了别人的聚会和庆典做过的食物。那些手指深的糖衣。那些插在蛋糕顶上，象征新婚夫妇的小人。成百个，不，现在要有成千个了。还有那些生日，光想想那些燃烧的蜡烛吧！他干的活有市场，他是个面包师，他很高兴自己不是个花匠。他觉得喂人更好一点儿，无论何时，面包的味道都比花要好闻。
“闻闻这个，”面包师说着，掰开一条黑面包，“这是口味比较重的面包，但口感丰富。”他们闻了，面包师又让他们尝了尝，有糖蜜和粗糙的谷粒的味道。他们听着他说，能吃的东西他们都吃了，他们吞下了黑面包。荧光灯下，亮得就白昼一样。他们一直聊到了清晨，窗户高高地投下苍白的亮光，他们还没打算离开。
羽 毛（1）
巴德和我在一个单位工作。有一天，他叫我和弗兰一起去他家吃晚饭。我不认识他爱人，他也不认识弗兰，两下就算扯平了。不过，我和巴德是朋友，我知道他家里有一个小孩，小孩应该有8个月大了。这8个月都跑到哪里去了？这么长的时间都他妈的去哪里了呢？
我还记得那天巴德带了一盒雪茄到班上，吃午饭的时候，在午餐室里分给大家抽。是那种杂货店里卖的雪茄，“荷兰大师” 牌的。每一根雪茄上面都有一条红色标签，包装纸上写着“是个男孩！”几个字，挺显眼的。我不抽雪茄，但还是拿了一根。“再拿两根。”巴德晃了晃烟盒对我说，“我也不喜欢雪茄，是她的主意”。我知道他说的是他老婆，奥拉。
我从没见过巴德的爱人，只有一次在电话里听过她的声音。是个周六下午，无聊得很，便给巴德打了个电话，看他有什么玩的计划。是她接的电话，话筒里传来她的声音：“喂——”我一下子有些发懵，一时想不起她的名字来了。巴德倒是跟我提起过几回，但我总是一耳朵进一耳朵出。她又说了一遍“喂——”我能听见那边电视正开着。然后她问：“谁呀？”我听见小孩开始闹了。“巴德！”那个女人喊。“怎么了？”我听见巴德的声音。我还是想不起她的名字，就把电话挂了。后来在班上见到巴德，我没提打过电话的事，不过，还是兜着圈子让他提起了他老婆的名字。“奥拉。”他说。奥拉，我对自己说。奥拉。
那天，我们在午餐室里喝咖啡的时候，巴德跟我说：“没什么事，就我们四个。你和你媳妇儿，我和奥拉。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一起聚聚。晚上七点左右来吧。她六点喂小孩，之后弄孩子睡觉，咱们就吃饭。我们的地方不难找，这是地图。”他递给我一张纸，画满了线条，标示着大街小巷路口之类的，还有箭头表示着东西南北的方向。一个大“X”子就是他家了。我说：“太好了，很期待的聚会啊。”不过，我发现巴德好像并不太兴奋。
那天晚上看电视时，我问弗兰去巴德那儿要不要带点东西。
弗兰反问我：“比如说带什么？他说要我们带什么了吗？我怎么知道带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她耸着肩，瞥了我一眼。
我跟她谈过巴德的事，但她不认识他，也不大想认识他。“我们可以带瓶葡萄酒去。”她说，“不过我无所谓。要不你就拿瓶酒吧。”她甩了甩头，长发摇摆在她肩头。她似乎是在说，别人家的事，咱操什么心呀？你惦记点儿我、我想着点儿你就行啦。
“过来，”我向她摆摆手。她朝我这边靠了一点儿，让我一把能够抱住她。弗兰的金发散在背后，清新得像夏季里的一杯饮料。我捻起她的头发，用力地闻，手缠绕在发丝里面。她让我抱她，我把脸埋在她的头发里，双手抱着她。
头发会挡住她的眼睛时，她会很生气，一边把头发拨到肩后一边抱怨：“这头发真是一堆麻烦。”弗兰在一家奶品厂工作，上班时要把头发盘起来。每晚回家都得洗一次头，然后边看电视边不停地梳理。偶尔她也会威胁说一定要把它剪了，但我想她不会的。她知道我有多喜欢她的头发，她知道我对她的头发喜欢得都有点儿疯狂了。我对她说过我就是因为她的头发才爱上她的。我告诉她，如果她剪了头，说不定我就不爱她了。有时我会叫她“瑞典人”，因为瑞典人都有一头金发。“瑞典人”这个外号，她还能凑活地接受。在那些我们在一起的晚上，她会一边梳着她的长发，一边和我一起大声地说出我们希望拥有的东西，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的东西。比如一辆新车，那曾是我们的愿望之一。我们也曾盼望过能一起到加拿大玩两个礼拜。但从来没有盼过的一个愿望，就是孩子。我们还没有孩子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想要孩子。可能以后会想要吧，我们互相这样说过。反正我们现在不想要，等以后再说吧，以后什么时候呢？我们想我们可能就这样一直等下去了，一直等到以后。
羽 毛（2）
有时晚上我们会去看电影，要不就待在家里看电视。有时弗兰会为我烤些吃的东西，不管烤什么，烤得怎么样，我们都会一口气吃完。
“他们可能不喝葡萄酒。”我说。
“就带葡萄酒吧。”弗兰说，“要是他们不喝，那咱们就自己喝”。
“白的还是红的？”
“再带点儿甜品。”她没搭理我，“不过，带什么都行，我真的无所谓。巴德是你的朋友，这是你的聚会。咱们可别太当回事，小题大作的，要不我可真不想去了。我做个覆盆子咖啡蛋糕吧，或者什么别的点心。”
“他们会准备点心的。”我说，“你不会请人到家里吃饭而不做个饭后甜点的。”
“他们可能做个大米布丁，哦，甚至果子冻之类的我们不爱吃的东西。”她说，“我都没见过那个女的，怎么知道她会做什么？如果她给我们吃果子冻怎么办？”
弗兰摇着她的头。我耸了耸肩。不过她说得有道理。
“那些巴德给你的老雪茄——”她接着说，“带上点儿。那样你们就可以饭后到客厅去抽点雪茄喝点葡萄酒，就像电影里那些人那样。”
我说：“行，那就带上咱们自己的点心。”
弗兰说：“咱们就拿一条我做的面包吧”。
巴德和奥拉住在离城差不多20英里的地方。我和弗兰在这儿已经住了三年了，唉，却还没怎么在这边的乡间兜过风。车子开在这些蜿蜒小路上的感觉真好。刚刚傍晚，天气又好又暖和，我们看见了牧场，栅栏，还有正向着老畜棚踱步的奶牛。我们看见了栅栏上黑色的山鸟长着红色的翅膀，鸽子绕着干草棚兜圈子。还有花园之类的，野花盛开，一幢幢小房子躲开大路远远的待着。
我对弗兰说：“咱们要是能在这儿有个房子就好了。”只不过是随便想想，只不过是又一个不会实现的愿望吧。弗兰没有答话，她正忙着看巴德给的那张地图。我们开到了一个他标示该出去的路口，然后按照地图说得那样右拐，又开了整好3.30英里。路左边，我看见了一片玉米地，一个邮箱，还有一条长长的砂石铺的车道。车道的那一头，几棵树后面是个带门廊的房子，房顶上有根烟囱，因为是夏天，当然没有烟袅袅升起。不过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景象，对弗兰说了我的感觉。
她却对我说：“那只不过是些树杈子。”
我把车拐了进来，车道两旁都是玉米，长得比车还高。我能听见下面砂石嘎扎嘎扎地咬嚼轮胎的声响。把车开到房子跟前之后，我们看见了一个花园，里面的藤蔓上挂着些绿色的东西，篮球般大小。
“那是什么玩意？”我问。
“我怎么知道？”弗兰说，“可能是南瓜。不知道！”
“哎，弗兰，”我说，“放松点儿。”
她什么话都没说，咬了咬自己的下嘴唇，又松开了。车开到房子跟前时，她关上了车上的收音机。
前院里立着一个婴儿摇篮，几件玩具散放在门廊下。停车的时候，我们忽然听到了可怕的嚎叫声。对，没错，屋子里面有个会啼哭的婴儿，不过那声响可真够冲的，对于一个婴儿来说，音量未免是过于高了。
“什么声音？”弗兰问。
谁想这时一只像秃鹰一样大小的东西从树上重重地拍打着翅膀飞下来，直冲冲地落在车前面。它浑身颤抖，伸着长长的脖颈扭向车这边，抬起头，打量着我们。
“该死的！”我说着，呆坐在车里，双手放在方向盘上，凝视着那个家伙。
羽 毛（3）
“你能相信吗？”弗兰对我说，“我以前还从没见过一个真的呢”。
我们当然都知道那是只孔雀，但我们谁都没说出声。我们只是看着它，看着它昂头伸向空中，又粗糙地大叫了一声。它的羽毛乍楞起来，弄得它整个身子比刚才落下的时候大了一倍。
“该死的！”我又说了一次。我们坐在车的前座上一动没动。
孔雀又向前移动了一点，头侧向旁边，绷着劲儿，明亮而充满野性的眼睛一直盯着我们。尾巴翘起来，像一把巨大的扇子伸展开，闪烁着彩虹上有的每一种颜色。
“天哪！”弗兰小声地说，手放到我的膝头。
“该死的！”真没什么别的可说的了，我只能又骂了句。
孔雀又发出了那哀号的声音：“喵嗷，喵嗷！”要是在深夜里、又是第一次听见这动静，我真会以为是什么人要死了，或是什么疯狂而危险的东西走过来。
前门开了，巴德一边系着衬衣扣子，一边走到门廊上。他头发湿着，像是刚冲完淋浴。
“闭嘴，乔伊！”他对那只孔雀说，又冲着它拍了拍手。那家伙向后蹭了蹭。“够了。这样就对了，闭上嘴。你这个老坏蛋，闭嘴！”巴德走下楼梯，边朝车这边走过来，边把衬衣塞到裤子里面。他穿着他上班总穿的衣服──蓝牛仔裤和粗斜纹的棉布衬衣。我穿着便裤和短袖运动衫，还有一双不错的平底鞋。看了巴德的穿着，我有些不高兴，自己出门前过于当回事地打扮了一番。
“很高兴你们能来，”巴德走到车旁说，“来，进来吧”。
“哎，巴德。”我冲他打着招呼。
弗兰和我下了车。那只孔雀向一旁挪了一点，犹豫不决地摇闪着它的脑袋，一副坏相。我们小心翼翼地和它保持着距离。
“还好找吗？”巴德问我。他没有看弗兰，等着我来介绍。
“你给的方向很好找。”我说，“哎，巴德，这是弗兰。弗兰，这是巴德。你的事她可都知道呢，巴德”。
他笑了，和弗兰握了手。弗兰比巴德高，巴德看她需要向上抬点儿头。
“他经常提起你。”弗兰边说边把手撤了回来，“巴德这个，巴德那个的。在这里，你就是他唯一的朋友似的，成天价说，说得我感觉像早就认识你一样了”。她一边说着，一边留神看着那只孔雀。孔雀正向着门廊这边靠近。
“这就是咱哥们儿!他就应该念叨我!”巴德说完，朝我咧嘴笑了笑，又轻轻打了我胳膊一拳。
弗兰一直拿着她的那条面包，局促得有些手足无措。她把面包递给巴德说：“我们给你们带了点儿东西来。”
巴德接过面包，翻过来看了看，就像那是他见过的第一条面包似的。“你们太客气了。”巴德把面包举到脸旁，使劲地闻。
我告诉巴德：“是弗兰烤的面包”。
巴德点了点头，说：“走，我们进去吧，见见我老婆，孩子他妈”。
他当然是在说奥拉。这儿只有奥拉是个母亲。巴德告诉过我他自己的母亲已经去世了，爸爸在他还很小的时候也离开了他。
巴德开门的时候，孔雀噌的一下蹿到我们的前面，跳上门廊，它也想进屋里去。
“啊！”孔雀挤到弗兰腿上时，弗兰叫了一声。
“乔伊，该死的！”巴德说着，重重地打了孔雀的前额一下。孔雀在门廊里后退了几步，摇摆着身躯，尾部的翎毛发出咔啦咔啦的声音。巴德装出要踢它的样子，孔雀又向后退了退。巴德帮我们开门时说：“奥拉总把这个该死的东西放进屋。过不了过久，它就要到他妈的桌子上吃饭，到他妈的床上睡觉了。”
羽 毛（4）
一进屋，弗兰就站住了，回过身看着门外的玉米地。“你这地方真好！”她说。巴德还扶着门，说道：“是啊，是挺好的，你觉得呢，杰克？”
“当然啦。”我没想到弗兰会突然这样说
“这种地方也不都像你们夸的那样好。”巴德说着，仍旧扶着门，向孔雀做出一个威胁性的动作，招呼我们说：“快走快走，慢一下都不行。快请进，伙计们”。
我指着窗外问：“哎，巴德，那里种得是什么呀？”
“西红柿。”巴德回答。
“咱们的农民很有一套啊！”弗兰摇晃着脑袋说。
巴德笑了。我们进了屋，客厅里一个小个子的丰满女人正等着我们，头发盘成了一个圆髻，手揣在围裙兜里。她满脸通红，让我以为她可能是喘不过气，或是在生谁的气什么的。她扫了我一眼，目光就移到弗兰身上。不是那种冷淡的眼神，只是一个劲地盯着弗兰看，脸继续泛着红。
“奥拉，这是弗兰。这是我朋友杰克，我总和你说起的那个家伙。伙计们，这是奥拉。”巴德边说边把面包递给了奥拉。
“这是什么？”她说，“啊，自家做的面包，太好了，谢谢。随便坐吧。别客气。巴德，你还不问问人家想喝点儿什么。我炉子上正做着东西呢。”奥拉说着，拿着面包走回了厨房。
“请坐。”巴德说。弗兰和我扑扑通通地坐在沙发上。我找着我的香烟。 “这有烟灰缸，”巴德说着从电视机的顶上拿下了个很沉的东西。“用这个。”他边说边把那东西放到我面前的咖啡桌上，是那种做成天鹅模样的玻璃烟灰缸。我点了烟，把火柴扔到天鹅背上开的口子里，看着一缕细烟从天鹅身子里飘出来。
彩色电视正开着，我们就看了一会儿。屏幕上，几辆赛车撕裂在赛道周围，播音员的语调既沉重，又像正隐瞒着什么令人兴奋刺激的消息。“我们还要等正式的官方确认……”播音员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