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想看这个嘛？”巴德问。他还站在那儿。
我说我无所谓。我是真的无所谓。弗兰耸了耸肩，像在说，看这个还是别的，对于她都没区别。反正今天就这样交待了。
“就差最后的20多圈了。”巴德说。“现在赛道已经封了。刚才的撞车事故可真严重，半打车撞到了一起。几个司机受了伤，还没说伤得有多重。”
“别换了，”我说，“咱们就看这个吧”。
“说不定真有辆车会他妈的在我们眼前爆炸呢。”弗兰说，“要是冲到看台上才来劲呢，撞翻那个卖油晃晃的热狗的家伙！”她的手指间夹着一缕头发，眼睛盯在电视上。
巴德看了看弗兰，看她是否在开玩笑。“那个撞车可真是够厉害的。一个接一个的。车，车的零件，还有人，飞得到处都是。好啦，你们想喝点儿什么？我们这儿有麦芽酒，还有瓶‘老乌鸦’。”
“你喝什么？”我问巴德。
“麦芽酒。又凉又好喝。”
“那我也喝麦芽酒。”
“我来点儿‘老乌鸦’，再来点儿水吧”，弗兰说，“放在一个高玻璃杯里，行吗？来点冰。谢谢啊，巴德”。
“行。”巴德说。他又瞥了眼电视，就进厨房了。
弗兰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冲着电视的方向努了努嘴。“看那上面。”她低声说，“看见了吗？”我看了过去，电视机上边，放着一个细长的红色花瓶，瓶子里插着几枝雏菊。花瓶旁边的桌布上，坐着一个熟石膏塑的牙齿模型，那该是世界上最参差不齐的牙齿模型了。这个恶心的家伙上面，既没有嘴唇，也没有下巴，就那几颗老石膏牙，塞在一块厚厚的像黄色口香糖的东西上。
羽 毛（5）
就在这时，奥拉拿着一罐果仁和一瓶啤露 走出来，围裙已经脱掉了。她把那罐果仁放在咖啡桌上的天鹅旁边，冲我们说：“自己拿啊。巴德正给你们拿饮料呢。”说这话时，奥拉的脸又红了起来。然后，她坐到一个老藤条摇椅上，晃悠了起来。她边喝着啤露，边看电视。巴德拿着个小木质托盘走出来，上面放着弗兰要的威士忌和水，还有我和他的两瓶麦芽酒。
“要玻璃杯吗？”他问我。
我摇了摇头。他轻拍一下我的膝头，转向了弗兰。
弗兰接过玻璃杯，说了声：“多谢。”又开始盯着那些牙齿看。巴德也顺着她看的方向看过去。电视里，赛道四周，车在嚎叫。我拿起麦芽酒，注意力集中在屏幕上，牙齿可不关我的事。
“那是奥拉整牙前牙齿的模样。”巴德对弗兰说，“我已经习惯它们了，不过我猜，它们摆在那上面，看起来挺可笑的吧。天知道她为什么还要留着这玩意儿！”他看了看奥拉，又看着我，冲我眨了眨眼。他坐在“懒虫” 躺椅上，翘起二郎腿，边喝着麦芽酒，边盯着奥拉。
奥拉的脸又红了。她握着酒瓶，喝了一口，然后说：“留着它们，是为了提醒我自己欠了巴德什么”。
“什么？”弗兰问。她本来正翻弄着那罐果仁，想找点儿腰果吃。弗兰停了下来，看着奥拉。
“不好意思，我没听清。”弗兰看着那个女人，等着她说话。
奥拉的脸又一次红起来。“我有很多事都该感谢他。”她说，“这牙齿就是我要感谢的事情之一。留着它们是要提醒我自己欠了巴德多少。”
她喝了一口啤露，放下瓶子对弗兰说：“你的牙很漂亮，弗兰。你一进门我就注意到了。但我的牙，我小时候，它们全是坏的，咯咯棱棱的。”她用指甲敲了敲前面的两颗门牙，接着说，“那时我爸我妈没钱给我整牙。我的牙只能生下来什么样就什么样。我的前夫也不关心我的样子。对，他不管。他唯一关心只是他的下一瓶酒从哪里来。他在世界上只有一个朋友，就是他的酒瓶子。”她摇着头，“后来巴德出现了，把我从那堆乱摊子里救了出来。我们在一起后，巴德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得把这些牙修理修理。’那个铸型就是在碰到巴德后不久，在我第二次去见整牙医生时做的，就在装上整牙支架之前。”
奥拉的脸一直红着。她看着电视，喝着啤露，似乎再没什么要说的了。
“那个整牙医生肯定是个天才！”弗兰边说，边看着电视机上面那排像是恐怖表演一样的牙齿。
“那医生确实好极了！”奥拉说着转过身来，“看见了吗？”她张开嘴，又给我们展示了一遍她的牙齿，这次她一点儿也不害羞了。
巴德早已经走在电视机的前面，拿下了牙齿，走到奥拉身边，把它们放到奥拉的脸颊旁。“看，整形之前和整形之后。”巴德说。
奥拉起身从巴德手里拿下那排牙齿。“你知道吗？那个整牙医生本来想要自己留下这个的。”她说话时，把那排牙齿放在了腿上，“我说不行，我提醒他，它们可是我的牙。所以他只能给这个铸型照了张照片。他告诉我他要把照片发在杂志上。”
巴德说：“想想那会是本什么样的杂志吧。我琢磨着没什么人要看那种东西吧。”
我们都笑了。
“等摘下了整牙支架，我笑的时候总还忍不住用手捂住嘴。就像这样——”奥拉说，“现在我有时还这样做。习惯嘛。有一天，巴德说，‘你不用那样捂嘴了，奥拉。像这样漂亮的牙齿，你可不用把它们藏起来。你现在的牙齿很好了。’”奥拉看着巴德时，巴德冲她挤了挤眼。她微微一笑，低下了头。
羽 毛（6）
弗兰喝着她的饮料，我也喝了点儿麦芽酒。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弗兰也一样。但我知道过一会儿弗兰可会有很多要说的了。
我说：“奥拉，我有次打电话过来，你接的电话，但我给挂了。我也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就给挂了。”我说完，吸了口麦芽酒。我也不知道这时候我为什么要提起这件事来。
“我不记得了。”奥拉说，“那是什么时候？”
“有一阵子了。”
“我不记得。”她摇着头说，用手指摆弄着腿上的牙齿模型，看着赛车比赛，又把椅子摇动起来。
弗兰看着我，咬了咬下嘴唇，但没有说话。
巴德说：“怎么样，还有什么别的新鲜事说说？”
“再吃点儿果仁呀，”奥拉说，“晚饭马上就好了。”
里屋传来了哭声。
“可别是他！”奥拉对巴德说，做了个鬼脸。
“那个小家伙……”巴德说着向后靠在椅背上。我们看完了剩下的比赛，又跑了三四圈的样子，没有声音。
我们又听见一两次婴儿的哭声，令人焦躁地从屋子里面传出来。
“怎么搞的？”奥拉说着站了起来，“什么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大家入座了，我只要再把肉汁调好就行了。这家伙又闹起来了，我还是先进去看看孩子吧。你们大家干嘛不过去入席呢？我马上就来。”
“我想看看孩子。”弗兰说。
奥拉手里还拿着她的牙。她走过去把它们重新放回到电视机上，然后说：“这小家伙刚才可能是着急了，他还不太习惯见陌生人。等等看我能不能哄他睡着了，他睡着的时候，你们就能去看了。”说完走向门厅边的房间，打开门，轻轻地走进去，带上门。婴儿不哭了。
巴德关上电视，我们走进餐厅，坐在餐桌旁边。巴德和我谈论起工作上的事，弗兰听着，不时会问个问题。但我能看出她已经腻烦了，也可能是因为奥拉没让她看婴儿，生了气。她随便浏览着奥拉的厨房，翻翻奥拉的东西，手指缠绕起发梢。
奥拉回到厨房里时说：“我给小家伙换了块尿布，还给他一个橡皮鸭子玩。他可能能让咱们安心吃饭了，不过也说不准。”她说着，打开烤箱门，从里面拿出个平底锅，然后往碗里倒了一些红色的肉汁，把碗放在桌子上，接着又打开几个盆盆碗碗的盖子，看起来是一切就绪了。桌子上有烤火腿，甜土豆，土豆泥，青豆，玉米棒子，和蔬菜沙拉。弗兰的面包摆在了很重要的位置上，就在火腿旁边。
“我忘了拿餐巾纸。”奥拉说，“你们先吃。想喝点儿什么？巴德吃饭时总喝牛奶。”
“牛奶好啊。”我说。
“我来点儿水吧。”弗兰说，“我自己拿吧，你已经够忙的了，就别再费心来照顾我了。”她欠了欠身，想要站起来。
奥拉说：“没事，你们是客人嘛。坐着吧。我去拿。”说着这话时候，她的脸又红了。
我们只好坐下来，手放在膝盖上等着。我的脑子里想着那些石膏铸的牙齿。奥拉带回了餐巾纸，还有给我和巴德的各一大杯牛奶，给弗兰的一杯冰水。弗兰说了声：“谢谢。”
“别客气。”奥拉说着也坐下了。巴德清了清嗓子，低头做饭前的祷告。他的声音很低，我几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但大概意思我还是明白的━━他是在感谢上苍赐给我们正要消灭掉的食物。
“阿门！”巴德祷告完时，奥拉也这样说了一句。
巴德递给我盛火腿的盘子，自己来了点儿土豆泥。我们埋头地吃起来，除了偶尔我或是巴德会说句“这火腿真不错”、“这甜玉米是我吃过的最好的甜玉米”以外，大家几乎没说话。
羽 毛（7）
“面包做的很特别。”奥拉说。
“请再给我来点儿沙拉吧，奥拉。”弗兰说，声音好像变得更柔和了一点。
“再吃点儿这个。”每次巴德递给我火腿或是红肉汁时都会这样说。
不时，我们还会听见婴儿哭闹的声音。奥拉会侧过头去听，确定没什么大事后，满意地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在食物上。
“小孩今晚有点儿不高兴了。”奥拉对巴德说。
“我还是想看看他。”弗兰又提出来，“我姐姐也有个小孩，不过他们住在丹佛，离着太远。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去一趟丹佛呀？这个外甥，我到现在还一直没见过呢。”弗兰停下来想了想，然后继续吃起来。
奥拉用叉子叉了点儿火腿，对弗兰说：“等会儿吧，等他赶快睡着了吧。”
巴德说：“这菜还都剩着好多呢。来，大伙再吃点儿火腿和甜土豆。”
“我是一口也吃不下了，”弗兰说着把叉子搁在盘子上，“菜做得真好，可我真的是不能再吃了。”
“留着点儿肚子，”巴德说，“奥拉还作了大黄派 呢。”
弗兰说：“你们大家先吃吧，我吃一小块就足够了。”
我说：“我也吃一小块。”其实，说这话只是客气客气。13岁那年，我曾就着草莓冰激凌吃大黄派吃得生了病，从那以后，我就开始讨厌大黄派了。
我们吃光了自己盘子上的东西后，又听见那只该死的孔雀的动静。这次，那个家伙跑上了房顶。听得出来，它就在我们的头顶上，在木瓦上走来走去，弄出嘀嗒嘀嗒的声响。
巴德摇着头说：“乔伊马上就会停下来的，它一会儿蹦累了就去睡觉了，就睡在那些树上”。
孔雀又发出了那种嚎叫：“喵奥——”谁都没说话。有什么可说的呢？
奥拉冲着巴德说：“它是想进来，巴德”。
“哼，它不能进来！”巴德说，“如果你没注意到的话，我提醒你一下：我们今天有客人！人家不想和只该死的鸟坐在一起。那只脏鸟，还有你的那排旧牙！人家会怎么想？”他摇着脑袋，笑了。我们都笑了。弗兰也和我们一起笑。
“它不脏，巴德。”奥拉说，“你是怎么了？你不是挺喜欢乔伊的嘛。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它脏了？”
“就从那次它在咱们的毯子上拉屎开始，请原谅我这不雅的语言。”他对弗兰说，“我得跟你说，有时我真想掐死这个老家伙。不过它都不值得一杀，是不是，奥拉？有时，大半夜的，它的叫声能把我从床上提搂起来。它现在连个屁都不值，是不是，奥拉？”
奥拉对巴德的废话摇摇头，又盛了点儿青豆放到自己的盘子上。
“你最开始是从哪儿弄来这个孔雀的？”弗兰想知道。
奥拉抬起头说：“我一直想养只孔雀。小时候在杂志上看到过一张孔雀的照片，我就觉得那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东西。我把那张照片剪了下来，贴在我的床头，保留了很长时间。后来等我和巴德有了这个地方后，我觉得有机会了。我说，‘巴德，我想要一只孔雀。’那时巴德还嘲笑我呢”。
“不过我还是到处帮她打听来着，”巴德说，“我听说邻村里的一个老家伙养这东西。他管它们叫天堂鸟。为了这只天堂鸟，我们花了一百块。”他边说边打了一下自己的额头，“上帝，我可给自己找了个品位昂贵的女人呦。”他冲奥拉咧着嘴笑。
“巴德，”奥拉说，“你自己都知道这是瞎说。不说别的，乔伊至少是个好的看门的。”她对弗兰说，“有了乔伊，我们就不用养狗了。它什么都能听得见”。
羽 毛（8）
“要是等我们过不下去了，很这可说不准啊，我就把乔伊给炖了，”巴德说，“连着毛一锅烩”。
“巴德！这可不是好开玩笑的，”奥拉说，但她自己裂开嘴也笑了，让我们又一次好好欣赏了一次她的牙齿。
小孩又开始折腾了，这次听起来哭得很凶。奥拉放下餐巾纸，从桌子边站了起来。
巴德说：“他真是没完没了。把他抱出来吧，奥拉。”
“我也正想这么着儿呢。”奥拉说着去抱孩子了。
孔雀又悲叹了一次，我脖子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我看了弗兰一眼，她把餐巾纸拿起来，又放了下去。我朝厨房窗户那边看了看，外面已经黑下来。窗户敞着，窗框上还有一层纱窗。我觉得鸟的声音是从前门廊那边传来的。
弗兰扭过头看着门厅，等着奥拉和那个婴儿。
过了会儿，奥拉抱着孩子走出来。我看了一眼，深吸了口气。奥拉坐在桌旁，撑着孩子的胳膊好让他站在自己的腿上，面冲着我们。她看了看弗兰，又看了看我。这次她没有脸红。她在等着我们的评论。
“啊！”弗兰叫出了声。
“怎么了？”奥拉立刻问。
“没事！”弗兰说，“我觉得我看见窗户上有什么东西，像是蝙蝠。”
“我们这儿没有蝙蝠。”奥拉说
“也可能是只蛾子。”弗兰说，“总之是有个什么东西，算了，不说那个了。嗯，这小孩儿多好啊！”
巴德看着孩子，又看了看弗兰。他向后翘起椅子，不住点头，说：“没事，不用担心。我们知道他现在还赢不了什么选美比赛。他不是克拉克?盖博 。不过给他点儿时间。要是他有运气，说不定他能长得像他老爸一样。”
婴儿站在奥拉的腿上，看着坐在桌子旁边的我们。奥拉把手向下挪点儿，抱住他的腰，好让他能自己站着，肉乎乎的腿前后颤悠。毫无疑问，这是我看过的最难看的婴儿。他长得是那样的丑陋，让我无言以对，嘴里一个字也挤不出来。我不是说他病了或是有外貌上有什么残疾。不是那回事。就是纯粹的难看。大红脸，鼓眼泡，大贲儿头，还有那又大又厚的嘴唇。可以说根本没脖子，长了三四个肥下巴，从耳朵下面就开始滚下来，更别提那对从光秃秃的脑袋上龇出来的耳朵了。手腕上的肥肉当啷着，胳膊和手指上也都是肉。说他难看都是说轻了。
这个难看的婴儿发出奇怪的声音，在他妈妈的腿上又蹦又跳。后来他不跳了，向前斜着身子，肉乎乎的小手想去够桌子上的碟子。
我见过不少婴儿，我长大的时候，我的两个姐姐加一块儿有6个小孩，所以我小的时候老有婴儿在我的周围转。在商店之类的地方，我也见过不少婴儿。不过我以前见过的所有的小孩里面，还都没有能赶得上这孩子的，实在是太丑了。弗兰也凝视着他。我猜她这时候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他的个头够大的，是不是？”我说。
巴德说：“过不了多久他就壮得能踢橄榄球了。在这个房子里，可绝少不了他吃的。”
好像为了证明巴德说的话，奥拉用叉子插了些甜土豆，递到婴儿的嘴边。“他是我的小宝贝，是不是？”她对这个肥肥胖胖的家伙说，好像忘了我们的存在。
婴儿向前倾着身子，冲着甜土豆张开了嘴。奥拉把叉子送进入孩子嘴里的时候，孩子一口咬住了叉子，嘴里嚼着，在奥拉腿上不住地摇晃起来。他的眼睛是那样的凸起，像插头一样塞在什么东西里。
羽 毛（9）
弗兰对奥拉说：“这孩子真不错。”
婴儿的脸皱成一团，又开始折腾起来。
“让乔伊进来吧。”奥拉对巴德说。
巴德让椅子翘起的腿又重新着了地，说道：“我想咱们至少应该先问问人家是否介意。”
奥拉看了看弗兰，又看着我。她的脸又变红了。婴儿还在她腿上兴奋地腾挪跳跃，使着劲想要下来。
“我们都是朋友，”我说，“你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巴德对奥拉说：“说不定人家不想让屋子里面有只像乔伊那样的老鸟，这点你想到过吗？”
“你们介意吗？”奥拉问我们，“如果让乔伊进来？那只鸟今天晚上真是有点儿反常。这孩子也一样。不过这孩子可能是习惯睡前让乔伊进来，和他闹腾闹腾。今晚他们两个看来都不会消停了。”
“别问我们了，”弗兰说，“让它进来我没意见。我还从没和孔雀离得那么近过呢。不过，我不介意。”她看了看我，我想她是要我也表示表示。
“当然没事！”我说，“让它进来。”我拿起杯子，一口喝光了牛奶。
巴德站起来，走过去，打开了前门，又把门廊里的灯打开了。
“你孩子叫什么名字？”弗兰想知道。
“海拉德。”奥拉回答。她又从自己盘子里拿了些甜土豆给海拉德吃。“他很聪明，小猴子似的那样机敏。你说什么他都明白。是不是，海拉德？等你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弗兰，你就知道了”。
弗兰只是看着她，没说话。我听见前门开了又关了。
“他是挺聪明的，那倒不假。”巴德又回到厨房说，“随奥拉她爸。”
在巴德的身后，我能够看见那只孔雀正在客厅里转悠，左右来回扭着头，就像你转动手里的镜子，它要左右摇头才能看清楚自己。它不停地抖动着自己的羽毛，声音让人觉得就像是在别的屋里有人洗牌。
它向前迈了一步，然后，又一步。
“我能抱抱他吗？”弗兰对坐在桌子对面的奥拉说，说话的样子就像是如果奥拉允许她抱的话，就是帮了她一个忙似的。
奥拉把小孩递给弗兰。
弗兰试着让小孩老老实实地待在她的腿上，但孩子老是扭动着身子，发出各种声音。
“海拉德！”弗兰叫着。
奥拉看着弗兰和小孩，说道：“海拉德的爷爷16岁的时候，开始读百科全书，从A到Z，他还真读完了，就在他20岁的时候，他碰上我妈妈前不久。”
“老爷子他现在在哪儿？”我问，“他是做什么的？”我想知道一个曾经定下那样目标的人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死了。”奥拉回答我说，但目光仍在弗兰身上。弗兰已经让小孩仰面躺在自己的膝盖上了。她轻轻逗弄着小孩的下巴，并开始模仿儿语和他说话。
“他以前是伐木的，”巴德说，“别人砍的树砸在了他身上”。
“保险公司赔了妈妈些钱。”奥拉说，“但她都花光了。现在是巴德每个月给她寄些钱。”
“也不多。”巴德说，“我们自己也没什么钱。谁让她是奥拉她妈呢？”
到这个时候，孔雀已经攒够了勇气，开始在一种摇摆颠簸的运动中，从客厅向餐厅这边慢慢靠过来。它头挺到一定的角度，用红眼睛盯着我们。头顶上的枝状羽冠有几英寸高，尾巴上的大羽叶伸展开了。这家伙在离桌子几英尺的地方停了下来，审视着我们。
“他们叫它天堂鸟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巴德说。
弗兰没有抬头看，她全部注意力都在孩子身上。她开始和小孩玩拍手游戏，婴儿好像挺喜欢。这家伙不再闹腾了。她把他抱起来，轻轻地和他耳语。
羽 毛（10）
“好，”她说，“不许告诉任何人我刚才说的话啊。”
小孩用自己的凸眼泡注视着她，然后伸手抓住了一把弗兰的金发。孔雀又向着桌子靠近了一点。大家谁都没说话。我们只是平静地坐着。婴儿海拉德看见鸟，松开了弗兰的头发，在她大腿上站了起来，跳上跳下，用自己的胖手指指着鸟，嘴里发出各种声音。
孔雀快速地绕着桌子跑向小孩，它的长脖子伸到小孩的腿之间，嘴巴钻进小孩的睡衣里，僵硬的脑袋前后颤动。小孩笑着小脚乱踹，靠背部的移动，费力但迅速地从弗兰的膝盖滑到了地上。孔雀推搡着孩子，好像在和孩子玩什么游戏。弗兰把小孩拉回到自己的腿边，孩子却使劲地挣脱，还想向孔雀爬去。
“我简直不能相信。”弗兰说。
“这只孔雀疯了，就是这么回事！”巴德说，“该死的鸟不知道自己只是一只鸟，这就是它主要的毛病”
奥拉咧着嘴笑，又展示了一次自己的牙齿。她看着巴德。巴德冲她点点头，把自己的椅子从桌子边拉开。
这真的是个难看的小孩。但，就我所知，这对巴德奥拉来说无关紧要。即使和他们有关系，他们可能也只是想，好，孩子是难看点儿，怎么了？他还是我们的宝贝。当然，现在孩子还小，这只是一个阶段。不久，就会有另一个阶段。有这个阶段，还会有下一个阶段。等所有的阶段都经历过后，最后就会没问题了。他们说不定就是这样想的。
巴德接过孩子，把他荡过自己的头顶，直到小孩尖叫起来。孔雀竖起羽毛，注视着一切。
弗兰又摇了摇头，衣服上有婴儿刚才弄皱的地方，她把它重新展平。奥拉拿起叉子，吃着盘子里的青豆。
巴德把小孩转移到自己的胯部，冲我们说：“还有馅饼和咖啡呢”。
在巴德和奥拉家的那晚很特别，我知道那是特殊的一晚。那天晚上，我几乎为自己生命里拥有的一切都感到高兴。我真的等不及想和弗兰单独待在一起，好早告诉她我的感受。那晚，我又许了个愿。坐在桌子旁，我闭上眼，使劲地想。我许的愿是我能永远不忘了那个晚上。在我的愿望里，这一点是实现了的。对我来说，这个愿望的实现是我的不幸。不过那时我当然不会明白到这点。
“你在想什么呢，杰克？”巴德问我。
“随便乱想。”我说着，冲巴德笑了笑。
“发呆呢？”奥拉说。
我只是又笑了笑，摇了摇头。
那晚，从巴德和奥拉那儿回到家，躺在被窝里，弗兰说：“亲爱的，用你的种子填满我吧！”她说这话时，我全身都听到了，从头到脚，我大叫着释放出来。
后来，当我们的情况变了，有了孩子，等等等等，弗兰总会想起在巴德家的那个晚上，觉得那是一切改变的开始。但她错了。改变是在那之后来的──而当改变真正出现的时候，那改变却好像是发生在别人的身上，而不是什么可能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事似的。
“操，那些人，还有那个难看的小孩！”有时我们深夜看电视的时候，无缘无故地，弗兰就会突然这样说。“还有那只臭烘烘的孔雀，基督耶稣啊，要它做什么啊？”虽然自那次以后她再也没见过巴德和奥拉，她还是经常说一堆这样的话。
弗兰现在已经不在奶品厂工作了，而且很久前就剪了头发。她长胖了。不过我们不谈这个问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倒是还会在单位里看见巴德。我们一起工作，一起打开我们午饭的饭盒。如果我问起，他会和我聊奥拉和海拉德。乔伊的情况就不清楚了。有一晚，它飞进了巴德院里的那些树里，就不见了，再没有下来。老死了吧，巴德说。后来那些树被猫头鹰接管了。巴德耸了耸肩。他边吃三明治边对我说，将来有一天海拉德会成为一名橄榄球后卫。“你真应该去看看那孩子。”巴德说。我点点头。我们还是朋友，这一点一直都没变。不过我和他说话时变得小心了起来。我知道他感觉得出来，他希望不是这样。其实，我也希望不是这样。
只有很偶然的时候，他才会问起我的家庭。当他问起的时候，我会告诉他大家都挺好。“大家都好！”我说。我会合上饭盒，掏出香烟。巴德会点点头，抿几口咖啡。
事实上，我的孩子身上有种喜欢拐弯抹角欺骗的天性。但我不说这个。甚至和孩子他妈我都不谈论这些，连提都不能提。我们之间的谈话越来越少了。谈的话也几乎都是关于电视。但我还记得那晚。我回想起那只孔雀迈开灰色的爪子，绕着桌子缓慢移动的样子。还有我朋友和他老婆站在门廊上和我们说再见的情景。奥拉送给弗兰几根孔雀的羽毛带回家。我记得我们都握着手，拥抱着对方，说这说那。在车里，回家的路上，弗兰紧贴着我坐，手一直放在我的腿上。我们就这样一路从我朋友巴德那儿开回了家。
大教堂（1）
这个正赶过来到我家过夜的盲人，是我妻子的一个老朋友。他的妻子已经死了，这次来康涅狄格州，是看他死去妻子的亲戚。在亲戚的家里，他给我妻子打了一个电话，商量好了这次来访。他坐火车来，五个小时的车程，我爱人会去车站接他。十年前，她曾经在西雅图为这个盲人工作过一个夏天，打那以后，她再没见过他。不过，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们录录音带，来回寄来寄去。对于他的来访，我没什么热情，我又不认识他。而且他是盲人这点，也挺招我烦的。我对失明的印象都来自于电影。在那些影片里，瞎子们行动缓慢，永远板着脸。有时还得靠导盲犬引路。我可不想让家里来个什么盲人。
在西雅图的那个夏天，她身无分文，急于找个工作。夏末她要嫁给的那个男人，正在军官培训学校里上学，也是一分钱都没有。不过，那时她爱他，他也爱她，如此等等。她在报纸看到了这条广告：招工──给盲人读材料，后面有个电话号码。她打了电话，过去了一趟，当场就被录用了。整个夏天，她都为这个盲人干活儿，给他读案例研究、报告之类的东西。盲人在县社会公益服务部里有个小办公室，她也帮着收拾整理。渐渐的，他们成了好朋友。
我是怎么知道这些事儿的？她自己告诉我的。而且她还告诉我了一些别的事情。
她聘期的最后一天，在办公室里，那个盲人问，他能不能摸摸她的脸。她同意了。她告诉我，他的手指触摸到了她脸颊上的每一个角落，她的鼻子，甚至她的脖子！她永远也忘不了。她甚至曾经为他的指触写过一首诗呢。她总是想写诗。每年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发生之后，她都会写上一两首。
我们刚开始约会的时候，她曾给我看过那首诗。在诗里，她回味他的手指是怎样滑过她的脸颊。在诗里，她讲了她当时的感触，讲了一个盲人触摸她的鼻子和嘴唇时，她脑子里一闪而过的念头。我还记得，那时我觉得诗写得不怎么样。我当然没跟她说了。也可能是我不懂诗。我承认，要是我想读什么东西的话，诗歌可不会是首选。
不管怎么样吧，当初她最先喜欢的那个人，那个未来的军官，是她小时候青梅竹马的恋人。所以，好了，我是在讲，那个夏末，她让一只盲人的手摸了自己的脸，然后说了声再见，就嫁给她的青梅竹马了，那个人现在已经是个二等中尉了。
那之后，她离开了西雅图，但她和那个盲人一直保持着联系。过了差不多一年，她主动联系了那个盲人。是一天的晚上，从阿拉巴马州的一个空军基地，她打通了盲人的电话。她想聊聊。他们就聊了。他请她给他寄一盒磁带，告诉他她日子过得怎么样。她照着做了，把自己的话录进磁带里，寄给了他。在磁带里，她跟那个盲人讲了自己的丈夫，还有他们一起在军营里的生活。她告诉盲人，她爱她的丈夫，但不喜欢他们住的地方，也不喜欢他丈夫成了整个军工业的一部分。她告诉那个盲人，她正在写一首诗，他丈夫也在其中，是一首关于作空军军官妻子是什么样的诗。诗还没写完，她正在写。那个盲人也录了一盒磁带，寄给了她。她再录一盒。就这样坚持了好多年。
我老婆的军官先生去了一个又一个基地。她从穆迪空军基地 寄过磁带，也从麦克吉尔基地 和麦克康奈尔基地 寄过。最后是在特拉维斯，萨克拉门托附近，那晚她开始感到了孤独，她感到在漂泊不定的生活中，她被隔离开，与人失去了联系。她开始感到，这样的日子她一步也走不下去了。她进屋，把药箱里的所有药片胶囊都吞进嘴里，就着一个瓶杜松子酒把它们都冲进肚子里。她去洗了一个热水澡，就不省人事了。
大教堂（2）
但她没死，她只是恶心得吐了一地。她的军官──他为什么要有名字呢？他是她青梅竹马的恋人，他还想要什么？──从外面回到家，发现了她，叫来救护车。后来，她把这一切都录在磁带里，寄给了那个盲人。这些年来，她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录在磁带里，然后马不停蹄地寄出去。除了每年写一首诗，我想这项活动就是她主要的消遣娱乐了。在一盘磁带里，她告诉盲人说，她决定离开军官，自己生活一段日子。在另一盘里，她告诉他，她离婚了。当然，关于我和她开始一起双宿双飞，她也告诉了那个盲人。反正在我看来，她没有什么不告诉他的。有一次她问我想不想听听那个盲人刚寄来的磁带。那还是一年以前的事儿。她说，他提到了我。我说好吧，我听听。我给我们两个倒了酒，在客厅里坐下来。她把磁带插进录音机，调了两个转钮，然后按下一个按键。磁带先是吱吱地叫，接着一个人声音很响地说起话来。她调低了音量。几分钟无伤大雅的客套之后，我听见自己的名字从这个陌生人嘴里蹦出来，这个我根本不认识的盲人！然后是这句话：“根据你所说的他的情况，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在这时，有人敲门，有什么事，反正听磁带这事被打断了，之后我们再没有接着把这盒磁带听完。可能这样更好，我已经听够了。
现在，就是这个盲人要来我家，还要睡在我的房子里。
“我也许可以带他去打打保龄球。”我成心这样对我妻子说。她正在水池旁边的台子上切土豆，土豆片飞出一片一片的扇面。她放下手里的刀，转过身。
“要是你爱我，”她说，“你就会为我做这件事。要是你不爱我，好，那你就甭废话了。但要是你有朋友，任何朋友，来咱家做客的话，我都会让他感到很舒适的。”她用擦碗布擦了擦手。
“我可没什么盲人朋友。”我说。
“你根本就什么朋友都没有。”她说，“就是这么回事。再说，该死的，他的妻子刚死了！你就不明白吗？那个人刚刚失去了他的爱人！”
我没回话。她跟我讲过一点儿那个盲人老婆的事儿。她名叫比尤拉。比尤拉！那是一个有色人种的女人名字。
“他老婆是个黑人？”我问。
“你抽什么疯呀？”我妻子说，“你是疯了还是怎么的？”她拿起一块土豆。我看见它砸在地上，滚到炉灶底下。“你犯什么病呢？”她说，“你喝醉了吗？”
“我就是随便问问。”我说。
就在这之后，我妻子给我补充了更多的细节，远远超过了我所关心的范围。我倒上酒，坐在餐桌旁听着。故事的碎片一点点地落位就座。
那年夏天，我妻子离开西雅图以后，比尤拉开始为那个盲人工作。没过多久，比尤拉和盲人就在教堂举办了婚礼。是一个小型的婚礼──谁会想去参加那样一个婚礼？──就他们两个人，再加上牧师和牧师的妻子。但那是个正经八百的教堂婚礼，他说过，那正是比尤拉想要的。那时，比尤拉肯定已经得了乳腺癌。他们两个难分难舍地生活了八年以后──我妻子用的词：“难分难舍”──比尤拉的健康状况急速下滑。她死在了西雅图的一间病房里，盲人坐在病床边，一直拉着她的手。他们结了婚，一起生活过工作过，一起睡觉，当然肯定也性交过，然后这个盲人不得不自己把她下葬。而经历过这一切以后，他都还没有看过这他妈的女人到底长什么样子！我是理解不了。听了这些，我先是有点替那个盲人感到难过，但又发现自己琢磨起这个女人的一辈子是多么可怜来。想想吧，一个女人永远无法让自己出现在爱人的眼里；一个女人可以日复一日地生活，却从没得到过爱人对自己面容的哪怕最轻描淡写的恭维；一个女人，不管是痛苦还是喜悦，自己的丈夫都永远无法读出自己脸上的表情。可以化妆，也可以素面朝天──他能看出区别吗？要是她想，她可以一只眼涂上绿色的眼圈，鼻孔里钉根向外龇出来的大头针，穿黄色的休闲裤配紫色的鞋，无所谓。我想象着：就在她滑向死亡，那个盲人手拉着她的手，失明的眼睛里淌着泪的时候，她最后可能会想：她坐在通向死亡的快车上，而盲人连她自己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她给罗伯特留下了一笔微不足道的保险赔偿和半块二十比索的墨西哥硬币。硬币的另一半跟着比尤拉进了棺材。可怜哪！
大教堂（3）
时间流逝，妻子已经去火车站接他去了。都是这个瞎子闹的，除了干等着，我无事可做。听见车开进家门前的车道的时候，我正喝着酒看电视。我拿着酒杯，从沙发上站起来，跑到窗边，向外看。
我看见妻子笑着停下车。我看见她下了车，关上门，嘴上仍挂着一丝微笑。真是好极了！她走到车的另一边，那个盲人正准备下车。设想一下：这个盲人竟然长着络腮胡子。盲人加胡子！有点儿过了，我对自己说。盲人摸到后座上，拉出一个手提箱。我妻子挽着他的胳膊，关了车门，一路聊天，带他走下车道，又走上前面门廊的楼梯。我把电视关上，喝光了酒，涮了涮杯子，擦干手，走到门口。
妻子说，“来，见见罗伯特。罗伯特，这是我丈夫。我跟你聊过好多他的事儿。”她笑容满面，拉着盲人的大衣袖子。
盲人放下手提箱，伸出了手。
我握住了他的手。他紧紧握住我的手，攥了一会儿，才松开。
“我觉得就像我们已经见过面似的。”他说话轰隆隆地响。
“我也是。”我回答。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然后我说，“欢迎啊，总听她提起你。”我们移动起来，凑在一起像个小组一样，从门廊走进客厅，我老婆一直拉着他的胳膊引导着他。盲人用另一只手提着箱子。我老婆不时提醒他，“左转，罗伯特。对了。现在，小心，这有把椅子。好了，就坐这儿吧。这是沙发，我们两周前刚买的。”
我谈起以前那个旧沙发，我喜欢那个沙发，但我没提这一点。我想说点别的，闲聊嘛，比如沿着哈得逊河坐火车过来，两旁的风景如何。要是从这去纽约，你应该坐在车厢里的右手边，要是从纽约来这儿，要坐左手边，这类的话。
“这趟火车坐过来，感觉还好吗？”我说，“顺便问一句，你坐的是哪一边呢？”
“哪边？这叫什么问题？”我妻子说，“坐哪边有什么关系？”
“我就是随便问问。”我说。
“右边，”那个盲人回答，“我已经有将近四十年没坐过火车了。上次坐，我还是个小孩子，和我父母在一起。很久以前了。我都快忘了那是什么感觉了。现在，我的胡子密得都能放得下一整个冬天了，”他说，“反正别人这么跟我说的。我看起来是不是很神气，亲爱的？”盲人对我妻子说。
“你看起来是卓尔不群，罗伯特。”她说，“罗伯特，罗伯特，见到你真的太好了！”
我妻子的眼睛终于从盲人身上移开来，看了看我。我感觉得出来，我现在这样子，是她不太喜欢看到的。我耸耸肩膀。
我从没见过，或是认识任何失明的人。这个盲人有四十多快五十岁的样子，块头很足，秃顶，塌着肩膀，就像他是一直扛了重挑子过来的。他穿着棕色的休闲裤，棕色的鞋，浅褐色的衬衣，打了领带，套着外套。很利落。还有络腮胡子。不过，他没有拄拐杖，也没带墨镜。我还总以为盲人肯定都带墨镜呢。说实在的，我倒是希望他戴一副。乍一看，他的眼睛跟任何人的眼睛没什么两样。但如果你仔细看，还是能看出点区别来的。首先是眼白太多，其次，眼窝里瞳孔到处乱转，他自己似乎控制不了，或是根本就不知道，怪叫人害怕的。就在我盯着看他的时候，我看见他左瞳孔向他鼻子那儿扭，而右边的瞳孔则努力保持着不动。但也只是徒劳，因为那只眼睛可不管他知不知道或是愿不愿意，就是自己一个劲儿乱转着。
大教堂（4）
我说，“我给你倒杯酒吧。想喝点什么？我们这儿什么都有一点儿。喝酒是我们的一种消遣。”
“老弟，我自己就是个苏格兰人。”他这个大嗓门，说话可真够冲的。
“好的，”我说。老弟！“你当然是。我早就知道了。”
他坐在沙发上，手指摸着他的手提箱。他是在说他的胡子。这倒不能怪他。
“我把箱子给你搬楼上去吧。”
“没事，”盲人大声地说，“我上去的时候，顺便再把箱子带上去吧。”
“苏格兰威士忌里加点儿水吗？”我说。
“一点点。”他说。
“我猜就是。”我说。
他说，“就加一点点。那个爱尔兰演员，巴里?菲茨杰拉德 ，知道吗？我跟他一样。菲茨杰拉德说过，我喝水的时候，只喝水。喝威士忌的时候，只喝威士忌。”
我妻子笑起来。那个盲人把手放在胡子底下，慢慢地拢上来，然后再松开，让胡子自己落下去。
我倒了酒，三大玻璃杯苏格兰威士忌，每杯里都点了一点儿水。我们舒舒服服地坐下来，聊起了罗伯特这次的旅行。先是从西海岸到康涅狄格的一长段飞行，我们已经说过了。然后是从康涅狄格坐火车到这儿。谈到这段旅程，我们又喝了一杯。
我记得在什么地方读过，盲人不抽烟，因为，就像可以猜到的，他们看不见自己吐出的烟。我本以为，关于盲人，我至少还知道这点，当然我也就只知道这点儿而已。不过，这个盲人抽烟可是够凶的，烟蒂一直烧到手指头，紧接着再就点上另一支。他把烟灰缸填满了，我妻子就去倒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