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6日
北美洲
负债：16,000 美元
我坐在沙发上。这里是斯特林村的一间小平房。斯特林村隶属加拿大育空地区，是个只有450人的印第安小村庄。屋子的主人托尼已近中年，这时，他正歪歪斜斜地倒在躺椅上，睡眼惺忪地握着遥控器不停换台，直到真人秀《好友对对碰》出现才停下来。
这是我搭便车流浪的第三个晚上。
电视机前的躺椅上塞满了坐垫，这是屋主人的专属“宝座”。“宝座”上的托尼头发乱成一团，汗衫松松垮垮地套在身上，肚皮上还摇摇晃晃地立着一个啤酒罐——活像落难的特林基特人[27] 首领。中年人本该有自己的一番事业，眼前的男人为什么会变成终日泡在电视机前的酒鬼，懒懒散散，除了“生产”一堆脏衣服什么也不做？
我僵硬地坐在沙发一角，浑身紧绷，手臂死死地扣在膝盖上。一个体重三百多磅的印第安女子紧挨着我。她叫夏琳，年近三十，说话时臀部总是有意无意地擦过我，好像停靠在码头上的船舶，摇摇晃晃地，时不时轻轻碰撞临近的船只。四个小时前，我在村子北边的白马市搭上了夏琳的顺风车。
“托尼，”夏琳说，“你得听我的话，出门走一走，你待在屋里的时间实在太长了。”
“我还在软禁期，”托尼回答，眼睛不由自主地瞥向窗外路过的警车，短短一个小时，这已经是第五辆了，“唉，他们还盯着我呢，我可不能出门，我真不想再蹲大牢了。”
“托尼……我们就到附近的沃森湖走走，办个派对什么的，你也喜欢吧。” 夏琳留恋地补了一句，“你再想想，大伙儿聚在一起拼酒有多痛快啊……”
夏琳讲到一半，便举起放在自己大腿上的手，驾轻就熟地搭在我的腿根上，离禁忌的地方只有几厘米远，吓得我一哆嗦，赶紧悄悄转移阵地。看来，咕咚咕咚地吞了那么多酒，夏琳的那点儿自制力早就所剩无几了。她一进门就扫荡了六罐一箱的葡萄酷乐鸡尾酒，紧接着又干了一瓶龙舌兰，好像烈酒才是润喉的甘露，现在又一罐接一罐地痛饮托尼的科卡尼牌啤酒。
“这么办吧。”说完，她又喝了一大口酒（真奇怪，酒精既没有把她的舌头泡肿，也没有灌晕她的脑子，恰恰相反，她越喝越精神了），“托尼，下次警车从窗口一经过，你就出门往树林里钻，溜到村头等我们。”
托尼凝神听完，好像突然醒了酒。
“我们会开车接你去沃森湖。”夏琳继续劝说，“真是个好主意，对吧？”
“夏琳，我不能开车，”托尼坦白道，“他们把我的驾照没收了。你也不能开，你从进门到现在已经喝六罐酒了。”
作为一个有前科的家伙，托尼的谨慎真令我刮目相看。
可惜夏琳无视托尼的反对，聚精会神地描绘她的美好计划。我坐在一边，默默地问自己：究竟是怎么摊上这种事的？大半夜的，我为什么会困在育空区，跟胡言乱语、疯疯癫癫的酒鬼混在一起？
“托尼，我保证不开车。”夏琳说。
“好吧，那谁开？”他问。
夏琳和托尼不约而同地扭头盯着我。我瞪大眼睛，简直要崩溃了。
把托尼“偷”出斯特林村的任务稀里糊涂地落在了我身上。
加入鲍勃的“复古航行”计划之前，我打算给自己一个月的时间，搭便车从冻脚镇回到5,000英里外的尼亚加拉瀑布城。5月一个晴朗的午后，我走出冻脚镇，站在道尔顿公路边。伸出大拇指的那一刻，我心里酝酿着一个两全其美的计划：搭便车回家不仅是一段新奇的冒险，而且能省则省，不用花多少钱。冻脚镇已经把我打造成了多面手：大自然的爱好者、能干的厨师、出色的导游——最最重要的是一个抠门的混蛋。免费的食宿、免费的理发、捐助箱里的免费衣物把我惯成了一个专业“食客”，蹭吃蹭喝手到擒来。那么，蹭车应该也是无师自通的本领吧？
离开冻脚镇前，我把一项艰巨的任务托给了乔希：万一我失踪了，打电话给我妈妈。要是我不幸言中，他们的对话也不难想象：
乔希：伊格纳斯太太……呃，我有件事必须告诉您。
妈妈：（沉默）
乔希：肯……呃，他，咳咳，搭便车回……然后……
妈妈：什么？！！
乔希：……他在加拿大的育空区失踪了。
（我妈的反应堪比一颗越来越亮的超新星，炫目的光芒过后，超新星在地球上空爆炸了，我们的世界——理所当然地——毁灭了。）
我想了想，觉得只要带够野营装备和干粮，即使迷路、失踪也没什么大碍。于是我把足够撑一星期的干粮塞进了运动包，又把野营装备统统装进了背包，这里面有我新买的单人帐篷、睡袋，还有三条牛仔裤、三件翻领上衣、一件雨衣、洗漱用品、一盒蜡笔、一本《鲁滨孙漂流记》、一把六英寸长的猎刀、一本护照、两百美元现金，一顶黑色的棒球帽，上面印有白色“冻脚镇营地”字样，以及三份地图——阿拉斯加地图、加拿大地图、美国本土四十八个州的地图。假如我一直在路边搭帐篷过夜，用野营炉做饭填肚子，基本不用花半美分就能横穿大陆，回到纽约州家中。
顺利回家固然重要，但我仍希望一生之中能有几周不同寻常的经历，比如，和一些前科犯打成一片，手握猎刀勇斗大灰熊，又或者在旅途陷入爱河。我渴望洗去眼中的懦弱和矜持，彻彻底底地融入未知世界。公路对我而言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未知数，至少在我二十三年的人生里从没搭过便车，也没遇到想搭便车的人，一个都没有。我想知道，我在这个时代、这个年纪能不能凭搭便车辗转回家。
在如今的社会，“搭车客”听起来就像一件布满灰尘的古董，只存在于美国人的记忆里，它和拓荒者、朝圣者、流浪者和西部牛仔一样，象征着更为自由的过去，却也只是种象征，还不如小孩子玩的兵人真实。在欧洲、新西兰和地球上的其他地方，人们大概还能在路边看到搭车客的身影，但在美国，举着大拇指示意搭便车的旅行者已经寥寥无几了。我猜测，原因不是单方面的：第一，从法律上说，有许多州明令禁止搭便车；第二，恐惧心理作祟，许多B级恐怖电影和骇人听闻的报道把人们洗脑了，好像搭上陌生人的车就一定会遭遇强奸、谋杀、分尸（顺序不定）；第三，许多年轻人不愿意离开手头的工作，也许是出于还债的考虑，也许是不想失去到手的医疗保险。
我算是幸运的，既没有工作拖后腿，也不在乎第一个和第二个原因。我渴望冒险，什么都不能阻挡我的脚步。但我的的确确害怕未知的旅途。我像其他“Y”一代[28]的新人类一样，自呱呱坠地那天就吮吸着恐惧之神用妄想症调制的乳汁，时时刻刻疑神疑鬼。我们担心——确切地说是深信——自己有一天会遭到猥亵。我小时候要是稍稍露出忧愁的神情，妈妈就会帮我仔细察看一番，还紧张地问：“肯，是不是有人……摸了你？”大人们时刻不忘提醒，如果有陌生人接近我，给我糖果吃，或是用诡异的眼神瞧我，那他很可能是想“摸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纳闷，为什么人人都想摸我？（可惜等我到了盼望别人“摸我”的年纪，这个烦恼立刻烟消云散了。）
万圣节讨回来的糖果，但凡包装可疑的，立刻就被大人扔得远远的，生怕有人在里面注射了艾滋病毒；要是没大人陪着，我和弟弟绝对不能骑车去超市和便利店买东西，就连人多的街道都不能自个儿去。许多年来，我们只能在家附近一带活动，仿佛出演了恐怖电影《神秘村》的现实版，谨守“不得走出村庄！”的规矩，好像真有一群未知“生物”镇守在外边，把我们困在界内，保证我们的安全，又吓得我们两腿发抖，让我们活得味同嚼蜡。
长大后，我耳边的警告声并不比儿时少，家人总说“时代不同啦”，言下之意是，有些事放在过去是冒险，放在现代却是疯子才会做的自杀行为。仿佛那些逍遥法外的强奸犯、恋童猥亵犯、蒙面黑帮到了21世纪才突然冒出来。
在冻脚镇待了一年，我的戒备并没有放松，但已经产生了怀疑：过去大人灌输给我的一切究竟是对是错？也许，眼下正是我自己找出答案的时候。
第一天搭便车，我的大拇指都僵了。第一辆经过的是半拖车，它慢吞吞地朝我开来，卷起一片飞沙走石，我赶紧扭头护住眼睛，哪还顾得上搭车。接着，我原地等了十二个小时，眼睁睁看着十七辆卡车从面前开过（也许搭便车的计划根本就是异想天开……）我只得先走回冻脚镇，再作打算。第二天上午，我总算在餐厅里找到一个往南走的卡车司机，说服他载我一程。
司机名叫德克，沿道尔顿公路跑长途，经常在冻脚镇歇脚。他今年三十好几了，戴着一顶脏兮兮的棒球帽，披着一件法兰绒衬衣，扣子一开到底，牛仔裤上沾满了油渍。他留着一撮罪犯惯有的山羊胡，言谈举止沉稳自信，跟他的形象还挺搭的。
在咖啡因的刺激下，德克走得特别快，我三步并作两步才跟上。德克说他正需要有个人和他聊天，好撑起精神一路开回北极市（距此270英里）的家中。
途中，德克滔滔不绝地把私事一股脑儿告诉了我。（他还承认自己曾被警方通缉，起因是他分别在两个州犯了“轻”罪，还在第三个州犯下了谋杀罪！）他还跟我谈论其他卡车司机、他的家庭、他对自动武器的痴迷、他讨厌的“斯巴鲁”汽车，还对进化论的观点嗤之以鼻。德克几乎无话不谈，甚至细致地描述了他妻子的隐私。他告诉我，他很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们（只是夫妻生活有些不合拍），还说有一阵子他总爱把脱衣舞娘引上车，还警告她们：“上了我的车，就得让我上。”谢天谢地，他让我上车时没说这话。
接着，德克用阴沉的语气告诉我，在他小的时候，他父亲猥亵了他妹妹。最近，德克威胁那个老家伙离他的孩子们远点，不然就宰了他。我一阵语塞，正不知说什么好，德克忽然吹了声口哨，情绪又高涨起来：“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突——突突突突突突’！”他唾沫飞溅地模仿着冲锋枪的射击声，一边摆出20世纪30年代黑帮成员的握枪姿势，然后告诉我，他出车前花1，300美元邮购了一把冲锋枪，现在该寄到了。“到家以后，我们可以到矿坑里过把瘾。”他说。
七个小时后，德克把我带回家，向我介绍他漂亮的妻子，还有九岁的儿子凯文、六岁的女儿凯拉。我和他们家的圣伯纳德犬成了好伙计，又陪凯文和凯拉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德克一家请我留下来吃晚餐，主食是干酪和薄脆饼。
吃完晚饭，德克把新买的冲锋枪组装起来，开车带我去矿坑试枪。一想到马上要碰上了膛的真枪，我怯懦的性子好像又占了上风。
德克打了几发子弹，扭头问我：“你想试试吗？”
我扣了一下扳机，一股意想不到的兴奋感冲上我的胸口。好吧，这感觉真不赖。我手指搭着扳机，“突突突突突突”，一口气打光了子弹。
这恐怕是我过得最棒的一天了。
第二天，我遇到了吉姆。吉姆是住在附近森林的猎人，他对我说：“要说玩枪的本事，你绝不可能比女人强。就算是第一次摸枪的女人，也比半数以上的男人射得更准、更狠。”他路过一个印第安村庄，在一所学校门前把我放下车。
脚下还是阿拉斯加的地盘，下一座城镇叫托克。我坐在路边，举着一张纸牌，上面写着我的目的地——托克。“嗨——”几个十六七岁的女生走过我身边，轻佻地冲我打招呼，一边咯咯直笑。到现在为止，我遇到的司机都是中年汉子，可我忽然生出一种浪漫的幻想，盼望在亚北极地区邂逅一位女司机，她穿着紧身背心和牛仔裤，魅力十足。然后我们一见钟情，一夜过后就得各奔东西，伤心不已……现在我选择的这条路已经摆脱了朝九晚五、“神圣不可违逆”的日程表，接下来要做的是彻底打破陈规，解开拘束，把它们统统抛到外太空去，就像激动之时抛开累赘的外衣一样。
可惜下一位车主名叫莱尼，是个中年的印第安壮汉，并不是我梦中的黑发美人，车也是一辆破破烂烂的小卡车。我在副驾驶座上坐稳，有点嫌弃莱尼夸张的笑脸和含混不清的口音。但我还是系上安全带，强压下心中的恐惧，暗暗祈祷他只“磕”了点迷幻剂。莱尼正好要到托克镇给这辆破车换轮胎，他原来开的卡车已经送给儿子当毕业礼物了。真是份奇怪的礼物，我心想。按莱尼自己的说法，他儿子之前差点把他揍得“屁滚尿流”，因为他们都“磕嗨”了。也许这都是莱尼自作自受。他向我坦言自己确实没有当爹的样子，又嘟囔头晕得厉害，没多久，还用一种若无其事的口吻说自己“刚出来”。我猜想，那是指刚“出狱”吧。我眼看莱尼小口小口抿着碳酸饮料，好奇他之前“磕”的药里究竟有几种化学元素。
车子沿着爱尔肯公路行驶，两旁是郁郁葱葱的云杉林。莱尼又一次说起他在联邦监狱里服刑十八个月的事儿，起因竟是杀了一只白头鹰。我问他，白头鹰已经不属于保护动物了，怎么还判得那么重，他解释说这刑期是累加起来的，因为他屁股后面还跟着一长串酒后驾车的罚单——这正是我最担心的啊。
这趟搭车之旅，我先是遇上了一位前重刑犯，紧接着是猎人，现在又和一位嗜好“嗑药”的前罪犯兼猎人同行，眼睁睁看这辆破车一次又一次压过黄线。车子的速度大概是60英里/小时，我在脑子里演绎了一遍开门、跳车、肩膀着地、蜷身、翻滚的动作，觉得跳车逃跑的存活几率比留在莱尼旁边高一些。
可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待在了副驾驶座上。莱尼最后在托克镇停了车，还祝我一路顺风。
当天晚上，我在路边搭起单人帐篷过夜。第二天起来，用野营炉煮了一锅燕麦粥，加了些蔓越莓干。养足精神、填饱肚子之后，我用大大的硬纸牌做了张醒目的牌子，上面写着“加拿大”，还在正中心画了一片鲜红的枫叶。四周的山峰连绵起伏，越往南越是白得耀眼，不过，其他地方早已披上了鲜艳的绿装，森林、丘陵、苔原，无不生机盎然。不经意间，春日温暖的气息已经感化了冬季的万里冰封。
我又搭了一次便车，来到加拿大境内的育空区，此刻，我坐在白马市的路边等车。在偏远的荒野里，白马市简直就是一座凭空冒出的大都会。夏琳就是在这儿停下轿车，搭上我的。她打算往南走一百多英里，到斯特林村参加一场为准妈妈办的派对，庆祝即将到来的新生命。夏琳说她要为派对“热身”，于是把车钥匙塞给我，自顾自地开始喝酒了。这么相信素昧平生的搭车客？我虽然觉得古怪，但更庆幸自己搭上顺风车，既然她想喝酒，那就由我开车好了。要不是夏琳坚持把车窗全打开，这趟旅行就完美了。
“你真的不冷吗？”我被大风吹得浑身发抖。
“不冷啊，”她咯咯地笑道，“我可是育空区的女孩哟！”
我一边开车一边听夏琳手舞足蹈地讲述当社工的经历，“等等，等等！”她突然叫道，“在前面的野营地转弯，我要见几个朋友。”
难怪……她一开始就算计好了吧，我真是后知后觉。可我还是照她的意思把车开进野营地，等着她和蹿出来的同伙把我踢下车，抢走我的背包，扒下我的衣服，堵住我的嘴巴，狠狠地嘲笑我的熊样，还击掌欢呼。
结果，夏琳进去和朋友们打了几声招呼就上车了，什么也没发生。
我们到达斯特林村时已近午夜。昏暗的街道上只有几个瘦高的男人在一罐罐地喝啤酒，嘻嘻哈哈地说着荤段子。我身处异地，周围一张熟面孔也没有，自然想尽快离开夏琳，尽快离开斯特林村，但我又觉得有义务送夏琳到目的地。
我们敲开了托尼家的门，再后来，夏琳提议我们把托尼“偷”出斯特林村。我觉得今晚自己的运气已经耗尽了，没法儿再赌下去了。我跟着他俩走到车旁，车门一开，我立刻抓起背包道别：“夏琳，很高兴认识你，多谢你搭我一程。但我真的该走了，抱歉不能帮你和托尼了。”夏琳一再求我留下来，我一步步往后退，猛地转身，飞快地往远处走。这条路黑漆漆的，两边都是掉光了叶子的白桦树，真像一具具苍白的骷髅架子。我沿路一直走到一条河边，搭起帐篷，哆哆嗦嗦地钻进睡袋取暖，心想，放弃吧。这才几天，我已经搭上了重刑犯、杀人犯、酒鬼和毒虫的车，他们每个人都向我倾诉了一段沉重的过往，这些往事充斥着贫穷、苦痛，甚至强暴和虐童的罪行。也许这个地方就没有清清白白的人，也许我从小听到大的警告并不是危言耸听，也许我应该立刻回白马市，安安稳稳地乘飞机回家。但我又想，我还没有看到真正的邪恶。那些故事听上去吓人，我感受到的却是善意。我得继续走下去。
没多久，我就琢磨出了搭便车的技巧：找到加油站或者饭店，要一大张长方形的硬纸板，用蜡笔画一个和善可亲的图案，再挑好位置等车，在公路入口、休息站和宽敞的公路的成功率比较高，因为这些地方都有足够的空间停车。我会尽量站在车流比较缓和的地方，这样司机才有时间看清我手里的牌子。露宿的时候，我用野营炉煮燕麦粥当早饭，晚上就吃山屋牌速食品（内部充氮保鲜，只要加热水泡熟即可），睡觉时选择树林里或者路边搭帐篷。我经常在卡车补给站洗澡，在加油站的洗手间里刮胡子，身穿牛仔裤和翻领衬衣，头戴棒球帽，外表收拾得干净整洁，冲来往的车辆露出温和的微笑。一般等一个小时就能搭上车，有时得等两个小时或者更久，但从没有搭不上车的情况。
离开托尼和夏琳之后，我遇到了简单直率的卡车司机丹尼斯，他载我走了900多英里，从斯特林村来到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乔治王子市。我在乔治王子市得到了乔治的帮助。乔治是位天主教神父，花白的胡须修得整整齐齐，他的目的地是省内的阿什克罗夫特市。一路上，乔治跟我分享了自己搭便车的趣闻逸事，那时他跟现在的我年纪相当。然后，我跟四个十几岁的少男少女同行去温哥华，他们一路不停地谈论大麻和性这种限制级别的话题。车里塞得满满的，我窝在后座，身边还挤着两个金发少女，其中一个皮肤雪白的女孩问我愿不愿意假装她的男朋友。
下一位车主吉斯是个退休的机械工人，他要去加拿大和美国的边境。“你得替老板挣钱，不然你在他眼里一文不值。”吉斯告诉我他退休前在核动力工厂工作，还预言2012年是世界末日。
进入美国境内，我在华盛顿州遇到了一对80多岁的老夫妻鲍勃和埃丝特。我好奇地问他们为什么肯停车搭我，他们回答：“有些人还是愿意信任陌生人的。”
我在华盛顿州的奥马克市等到了一个名叫约翰的司机。他是个光着膀子的19岁小伙子，开着一辆年久失修的1980款跑车。他身材偏瘦，却挺结实，据说刚刚参加完新兵训练，准备去伊拉克当侦察兵。约翰说他借了10,000块钱买大麻，得尽快还清，正是为了这才参军的。
“我告诉招募官，我要练好身材，出去胡搞一通，杀一堆人再回国。”
“你真的这样对招募官说？”我问。
“是啊。”约翰肯定地回答我。
我做了很多牌子，写了很多地名：华盛顿州的韦纳奇市、岩岛、基帝塔什市、亚基马市、里奇兰市、肯纳威克市，还有俄勒冈州的彭德尔顿县和拉格兰德市。
华盛顿州的基帝塔什是个寂静的农镇。我举着南行的纸牌站在路口，左等右等都没人停车，我怀疑这招是不是已经行不通了。这时，胡安·赫尔南德斯看到了在路边干着急的我，停车让我上去，尽管并不顺路。他说自己是来自墨西哥的移民，经常去亚基马市做生意。胡安没有在意我的推辞，坚持送我到“温蒂”汉堡店，点了汉堡包和炸薯条请我饱餐一顿，一直等我吃完。他的英语说得磕磕绊绊，很难听明白，但对上帝的虔诚信仰、对美国的热爱却溢于言表。他既不夸夸其谈，也不嘲讽挖苦，满怀真诚地谈论自己在美国过得很幸福，养育刚刚出生的宝贝女儿珍妮丝是多么快乐，他很高兴能赚钱给家人买漂亮的衣服……
告别胡安以后，我坐在背包上，双手捂着眼睛，挡住了不能自已的眼泪。我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被人们的慷慨和友善感动。我曾经认为自己是个“独行冒险者”，也很享受独立的感觉，但我刚刚意识到自己从来不是孤身一人。即便把我的冒险比作高空走钢丝，钢丝下面也有一张同情结成的安全网，拉网的是陌生人的援助之手，是同胞们向我伸出的援手……
一个星期前的晴朗午后，我第一次竖起大拇指搭车，第一次完完全全地放开控制权。我丢掉定时闹钟、放弃预定的计划，斩断操控“木偶”的“提线”，不再让家人、学校，乃至我自己决定我未来的命运——冥冥之中自有定数。谁都没法儿染指我人生的方向盘，包括我自己，这个念头反而让我浑身充满了力量。因为我发现，有时候千方百计地去掌控命运，倒不如顺其自然更占上风。我的搭车之旅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游玩，更是一种游离于常规的尝试，我仿佛脱离了地心引力，漂浮在太空之中，试着伸出手触摸从前遥不可及的星团。
我在爱达荷州的博伊西市翻阅了一份持左派观点的杂志；在盐湖城外的州际公路旁差点被车轮径直碾过；在犹他州的帕克市，我在摩门教的教堂里过了一晚；在怀俄明州，一个头戴出租车司机工作帽的金发女郎邀我到她家过夜；在丹佛市，我巧遇了一个老朋友。伴着车轮压过公路的哼唱声，我穿过了一州又一州，在怀俄明州钴铬蓝的天空下，抬头仰望漫天繁星，低头只见高速公路上的一道道黄线飞快闪过。
在内布拉斯加州，到处都是玉米地。我的司机汤姆是个29岁的厨师，他在韩国出生，后来被一对美国夫妇收养。他从俄勒冈州出发，打算到东海岸去。我在科罗拉多州搭上了他的车，可以顺路直接回尼亚加拉瀑布城的爸妈家。我们到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我们决定开出80号州际公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停车，搭帐篷过夜。
在静悄悄的乡村公路上行驶一阵，碰巧发现了一座废弃的学校，学校旁有一大片玉米地，月光下一眼望不到边。当时，我们觉得这地方挺安全的，正适合露营。头顶的星星闪闪发光，蟋蟀有节奏地卖力鸣唱。我们开了几罐蓝带啤酒，煮了些快熟面吃。
一切都是那么宁静自得，直到一个身影猛地从黑暗中闯出来，手电筒的亮光晃了我们的眼。“嘿，谁在那儿！”我和汤姆喊道。但他立刻关了手电筒，扭头就走。我和汤姆面面相觑，耸了耸肩，继续享受美食。大概十五分钟后，又有人举着手电筒从玉米地里冒出来。
“举起手来，放在我能看见的地方！”眼前的男人一声断喝，“快点，双手放在车盖上！”
我和汤姆肩并肩站在车前，手掌平放在白色雪佛兰宽宽的车盖上。这样的情景我在电影电视里不知看过多少遍了，所以我还配合地叉开腿，那架势好像要劈个一字马。
“你们一共几个人在这儿？”男人吼道。
“只有我们。”汤姆随意应付一句。
“你们一共几个人在这儿？”男人重复一遍，走近了些，我们这才看清他是个警察。
“两个。”
“附近还有别人吗？”
“没有，只有我们俩。”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声音都有些发颤。
“你们在干什么？”警察一边问一边用手电筒来来回回地打量我们。
“我们这算是露营吧。”我说。
“你们身上有带那种东西吗？我指的是违禁品……”
“没有。”
“我能看看你们的身份证吗？”
“我的钱包在车上，驾驶座中间。”汤姆说。
“我能上车搜一搜吗？”
“呃，当然，我不介意。”汤姆应道。
“能还是不能？！”警察怒吼道。
“当然，我不介意……我是说，能！”汤姆紧张地结巴起来。
警察上车搜了一通，我想他是冲着违禁品去的。我一直老老实实地趴在车盖上，浑身绷得紧紧的。警察搜完车子，又走过来搜我的身，那手劲可不小，好像给我来了一场“暴力按摩”。然后，他掏出我放在裤子后边的钱包察看。
“这里是私人领地，闲人免进。”警察说，“你们怎么会心安理得地在这过夜？”
“我们不知道这是私人领地，”我说，“对不起。”
“嗯，你们可不能待在这儿。附近的人脾气都不小。我还得看看有没有东西被偷了，你们在这儿等着。”警察说完果真往那间废弃的学校走去。从我和汤姆站的地方，透过窗户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几把被一张张蜘蛛网缠着的零乱的木椅子。
眼瞧警察晃着手电筒在学校里来回巡视，我忽然觉得眼前的这场景有种莫名的悲哀。我不知道这种悲哀具体从何时开始，但在过去的40多年间，怀疑的种子洒遍了每一寸国土，它们飞快地生根发芽，结出一颗颗恐惧的毒果，占领了我们曾经狂野、自由的腹地。现在，美国人再也不敢走夜路了，家长不敢让孩子独立穿过树林，年轻的男男女女也不愿意搭便车，不愿意踏上冒险的旅途，生怕报纸杂志和电视电影里说的那些恐怖遭遇在自己身上应验。
警察走出学校的时候显然松了一口气，他指了个露营地，说我们可以在那儿过夜。在我们出发前，他又提醒道：“你们年纪轻轻的，真不该在这个年代搭便车出远门。要知道，时代不同了。”他望着那片玉米地，有些缅怀，又像是惆怅，也许他想起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善意，远比现在安全、美好。
“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他说。
但我一路搭便车流浪，亲眼见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家，结识了许许多多不一样的人。
“我知道了，警官先生，谢谢你！”我微笑地应道，仿佛发现了一个他不知道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