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981美元
早在“车居试验”开始之前，我就知道自己身上具备成为车居族的潜质。在漫漫还债路上，我能以苦为乐，身居斗室依然可以逍遥自在，对一切便宜、省钱的东西异常敏感，对脏乱差的环境更是处之泰然——咳，虽然这绝非值得炫耀的优点。不仅如此，我的体能也远超常人：在耐寒方面天赋异禀，能容忍大多数异味，膀胱的容积（不是我吹嘘）堪比小型橄榄球场。
但我并没有成为典型的车居族。大名鼎鼎的车居前辈鲍勃·韦尔斯和他的追随者们开着车子随处旅行，四海为家，我却必须停留在大学里，一直到毕业那天。若要在不贷款的前提下顺利毕业，我必须对车居的一切守口如瓶。
这两三年我一直住在人迹罕至的偏远地区，远离大学文化，不过，我对大学生的生活氛围知根知底。只要有一个人察觉了我的秘密，流言一定会立刻传遍校园的每个角落，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八卦”：“嘿，你们知道吗，有位老兄住在车上，车就停在学校里呢！”也许某个学生会在不妥的时间、不妥的地点瞄见我在车里生活的景象，然后把偷拍的照片发到“脸书”上。曝光照很快被人疯狂转载，“车居”的消息像病毒似的通过电子邮件、“推特”恶性传播。过不了多久，学校管理部门就会收到风声，某位身穿正装的女主管不得不抓起一叠文件挡在脸上，躲避媒体的“长枪短炮”，就怕被外界爆料：“贫困学生读书难，为省钱车上安家？！”那可是每一个公关人员的梦魇。
为了一身自由地毕业，我不得不撒谎，没有第二条路可选。但我完全不会说谎，这实在有违我的本心，令人厌恶。假如我在警匪片里扮演劫匪，一定可以本色出演“炮灰”：在影片开头的团伙抢劫中临阵崩溃，拖累伙伴，把计划搞得一团糟，然后被紧追不舍的警察残忍射杀，成为唯一一个“领便当”的劫匪。这时观众们总算能松一口气，因为“打酱油”的下场了，劫匪们一定会雇佣更牛的家伙漂漂亮亮地干一票。
我到杜克大学的第一天就去交通服务处办了张停车证。当时我紧张得要命，眼神鬼鬼祟祟地四处乱瞟，手心黏糊糊的全是汗，好像学校保安会突然扑上来，拉走我这个心怀鬼胎的家伙。我只不过开口向管理员要一张申请表，豆大的汗珠便涌上脑门，不一会就顺着脸颊“吧嗒吧嗒”地砸下来。那当口，我真想双腿跪倒，一股脑儿招认藏在心底的车居计划，祈求学校的宽恕。
我一直在想，肯，你摊上事了，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会惹上什么麻烦事儿。的确，我从没来过杜克大学，对周遭一无所知，根本不知道他们会把我分到哪个停车场。来之前为了保险起见，我反复研究了杜克的停车规定，兴奋地发现并没禁止学生住在车上的条文。也许，学校并不是仁慈地默许学生用这种方法节省房租，而是压根儿没想到有人会使这招，当然也不会费神禁止吧。
最让我担忧的是停车场的分配。我看了校园网上的停车管理咨询，得知每个研一学生的车位都是随机分配的，个人根本没有选择权。学校可能会把我发配到正对着行政楼的繁忙地段，穿着正装的男男女女只要稍稍抬头，就能透过玻璃窗看到车满为患的停车场，也许他们会发现我进出厢式车的身影，辛辣地议论我是否神志清醒，是不是交不到女朋友，怎么能忍受那种居住环境。（诸如“谢丽尔，快看快看！那个家伙居然往阴沟里撒尿！”）
虽然焦虑堆积如山，我却抱着盲目的自信和坚定的决心告诉自己，无论学校让我去哪个停车场我都会从容不迫地应对，把每一个困难视为可贵的挑战，而非可恶的厄运。
停车证的申请手续很简单，不过，表格里有一个必填项目——本地住址（住在车上的我怎么会有门牌号呢？）。于是我取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打开谷歌地图搜索玛丽埃特家的地址填上。暗暗祈祷学校不会费心核查这种鸡毛蒜皮的事。
梭罗小时候第一眼见到瓦尔登湖就迷上了它。对他而言，瓦尔登湖“在松林间若隐若现，白日的阳光和黄昏后的夜影是湖畔仅有的住户”，这片湖水渐渐“烙印在我的记忆中，成为一幅亘古不变的风景”。
第一眼见到杜克大学分配给我的停车场——米尔停车场，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根本没有梭罗初见未来家园时的诗情画意。
我甚至打起了退堂鼓：这还有什么好“试验”的，放弃算了。米尔停车场简直是我的噩梦。之前我一直期盼能分到一个人少的安静地段，尽可能保有一点点隐私。可这儿……这儿根本就是理想的对立面啊！
首先，米尔停车场甚至不在杜克大学校内，离学校还有老长一段路（虽然它距离学校东门只有四分之一英里，可是东门几乎是个边陲“孤岛”，相比之下，西门附近显然更大、更热闹，也更便利）。距离远一点本来也没什么，多走几步就是了，最大的麻烦在于米尔停车场位于第九大街，这里人头攒动，商铺林立，简直就是个迷你都市，酒吧、咖啡厅、宾馆和新潮小店随处可见，无业游民、飞车党、学生和嬉皮士都喜欢在这儿逛荡。
被热闹的商铺和拥挤的人潮包围，我该怎么守住车居的秘密呢？
米尔停车场前方不到20码[38] 的位置，有一栋三层的老式红砖建筑，最初是烟草作坊，现在已经改装成了颇具“时尚范”的出租公寓，里面的住户一大半是杜克大学高年级的学生。我身后就是一家学生酒吧，名叫“乔治的车库”，手边是第九大道，对面是偌大的一片草地，租在公寓里的学生们时常在那儿遛狗。
有了停车证，下午5点之后我就可以把车停在任意一个校园停车场里。我琢磨着是不是要每晚换一个地方过夜？不过，为了节约汽油费，减少车子的损耗，我还是决心尽可能先适应米尔停车场的环境。何况，保安发现我的酒红色厢式车每晚都停在不同的停车场，很可能会起疑心，固定在一个地方，保安倒是会认为车主是租在附近公寓的学生。
最后，我在米尔停车场里挑了个空荡荡的角落停车，拉下百叶窗，挂上黑布，下车走四分之一英里进入杜克大学。这是我第一次仔细观察自己的新学校。
杜克大学原名“三一学院”，1838年由循道宗信徒和贵格会信徒创办。“烟草大亨”杜克家族曾捐赠大片土地，并以巨资扩建学校，捐款的条件是：男女生入学比例相当。此后，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学院迅速成长为一所闻名世界的大学，如今占地8，610英亩，在校学生达13,500人。
我从东门逛到西门，绕过一座又一座杜克家族成员的铜像，在石质拱门下缓缓漫步，在迷宫般的医学中心穿过了一条又一条走廊。
用最淡定的话说，我被震撼了。
杜克大学就像宣传手册里的模范院校：校园四处青翠欲滴，抬眼就能看到古雅的红砖建筑和哥特式的石砌修道院，风华正茂的年轻学子穿梭其间。好几百岁的大橡树枝叶参天，平坦齐整的草坪散发着沁人的清香。天气暖和的时候，女孩们三三两两地躺在草坪上享受日光浴，男生们兴致勃勃地玩飞盘。校园中央有一片橄榄球场，可以容纳34,000名观众，以及占地7，000英亩的杜克森林。校园的正中心是杜克教堂。这是一座新哥特风格的普世教会教堂，高达200英尺，里边有一口11,200磅重的大钟，三台管风琴加起来有12,633根音管，教堂的地下室陈列着三位老校长的骨灰。你一定没想到在这样典雅华丽的环境中，一片充斥着臭汗味与欢笑声的“帐篷村”横空出世，那就是俗称“老K村”的“沙舍夫斯基村”（迈克·沙舍夫斯基是杜克大学篮球队“蓝魔”队的主教练，绰号“老K”）。“老K村”就搭在离篮球馆不远的草坪上。原来，为了围观杜克大学“蓝魔”篮球队与死对头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焦油踵”队的宿命对决，几百名学生在篮球馆外露营了好几个月，就为了抢到一张入场券。
我入学的时候，杜克大学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 & World Report）公布的大学排行榜上名列全国第十，在《泰晤士报》公布的“英国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世界大学排行榜”中排名全球第十四。它拥有57亿美元的捐款赞助，富有程度在美国大学中排名第十五。杜克大学的招生非常苛刻，2011年申请的学生中只有16%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这儿的学生大多来自不同种族，不过，富裕阶层的比例还是比较大。在学生活动中心“冯·德·海顿馆”晶亮的巨幅玻璃墙后，在优雅的咖啡厅里，你常常能听到兄弟会的成员谈论“这个寒假去父亲在比利牛斯山脉（欧洲西南部）的庄园度假”云云。这里和水牛城的大学有天壤之别。我的家乡水牛城是一座气氛压抑的老工业城镇，校园里大多是蓝领子弟，球队虽然人气挺旺，却连年战败。如果说水牛城大学是被悲情命运所左右的颓废宅男，那么杜克大学就是头顶成功光环的翩翩公子。
看看我平庸无奇的学业表现，再看看杜克大学的卓尔不凡，难道是招生部门犯了疏忽？说不定有人得为此“引咎辞职”呢，不然怎么会把一个“平头百姓”放进“精英”圈子？我的本科成绩虽然不赖，但要申请像杜克这样的顶尖大学还是悬乎，之前我自己也没料到这个结果。不过，既然进来了，说明我很适合他们的人文研究专业（碰巧人文研究专业也是各专业中淘汰率最低的一个）。学校官网上说，招生委员不会只盯着本科课程得分，他们更注重申请人“近期的经历和成就”，考察申请人是否具有“广博的学术兴趣”以及“学习、写作和讨论问题的能力与精力”。哪怕我的学业成绩和奖项并不占优势，其他要求却是实打实地吻合。
人文研究专业之所以这么吸引我，原因在于我没有特别钟情的单科，文学、历史、科学甚至数学我都喜欢。既然如此，我也没必要钻牛角尖，非得选一门学科。我不想读自己不感兴趣、不热衷的专业，也特别抵触成为一个“专家”，把自己局限在一个狭窄的领域里，对其他知识不甚了了（我比较喜欢当一个对所有知识都“不甚了了”的学生）。专业研究通常能在学术上有所突破，可我不想用“实证”“范式”“本体论”之类“高大上”却也抽象、无聊的术语，写一些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论文，把一大半专家闷得打瞌睡。我想放眼关注一些更广阔的东西，比方说，在经典著作、导师和同学的帮助下学习怎么把生活过得充实、美好。我想成为“生活家”：既懂得生活，也理解死亡，清楚如何心存善意，过得开心、有价值、有意义。我读研究生，追求的不是一个学位、一份职业，不是为了掌握一门有“钱景”的技能——如果有必要，我可以以后再练。这段宝贵的时间应该用来思考一些重要的生活问题，而不是为累积物质财富、累积责任义务，或是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做铺垫。
人文研究专业提供的课程全都是跨学科的，也就是说，一门课程可能包含了好几个领域的知识，比如生物、历史、哲学，等等。此外，我也可以任意选修其他研究生院或本科学院的课程。如果我对本科生的英文课感兴趣，可以报名；对尼古拉斯环境学院的课程“自然资源法”感兴趣，也可以选修。这才是真正的学术自由。虽然我不像许多研究生那样，兼职去做研究助理或教学助理，靠相应的薪水交学费，但我绝对能自由地选修我喜欢的任何课程——我觉得光这一点，就值了！
我在校内游来逛去，空气中仿佛有电波在跳动。经过一个寒假的休整，学生们个个像充满了电，意气风发。熬夜的眼袋消肿了，胡子拉碴的下颌光滑了。我异常兴奋，迫不及待地想找回大学里的青葱记忆：思想碰撞的课堂、火花四溅的研讨，还有一场场发人深省的讲座。我应该能找到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几个社团，找一份兼职，甚至写几篇文章投给校报，就像当初在水牛城那样。和当年不同的是，我走在青青校园里，感觉自己的年纪有些大了，和周遭的环境格格不入。我好像沉睡了好几个年代，刚刚从冷冻室里苏醒，迈进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世界，心里惴惴不安。来来往往的女孩几乎个个穿着丝袜般的黑色紧身裤，毫无顾忌地“秀”着大长腿，几年前这种“尺度”还属于禁忌吧？更古怪的是她们全都酷爱一种其丑无比的毛靴（或许是仿毛的？）——听说这叫“Ugg”雪地靴——和黑色紧身裤搭配着看，活像《查理与巧克力工厂》里千人一面的奥柏-伦柏人。男生的打扮也很“猎奇”，鼻子上架着大大的塑料黑框眼镜，身上套着浅粉色的网球衫，衣摆全塞进裤腰里。来往的学生中，至少有一半边走边玩手机，屏幕离脸蛋仅仅几英寸，手指还不停地滑来滑去，指指点点，看得我眼花缭乱。
我选了两门课，第一门叫“世界名著中的‘自我’”，另一门是“北卡罗来纳州的生物多样性”。在第一门课上，我们研读17世纪至今的文学作品——包括笛福的《摩尔·弗兰德斯》、美国黑人女作家佐拉·赫斯顿的《凝望上帝》（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以及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探讨个人身份认同、主体性、真实性和自主性的时代变迁。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生物多样性”的课堂上，我们利用显微镜和放大镜学习辨认各种不同的植物，也会从更加宏观的视角看待环境问题：研究土地的利用历史、自然保护运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学，等等。最棒的是我们有一个星期的校外教学之旅，可以参观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一个生物实验室。
各人口味不同，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两门课无聊、偏门，根本就是浪费时间。但我迫不及待地投身书海，如饥似渴地阅读老师指定的专著，熬夜写论文，思考过去从没意识到的问题。我津津有味地浏览课程简介中罗列的参考书目，仿佛它们是一道道鲜美可口的法式大餐。
“生物多样性”的第一堂课安排在晚上。我是第一个进教室的，第二个进门的是个年纪相仿的女生，我们立刻热络地互相介绍。起初我们聊得很开心，但一个关于住处的问题冷不丁让我的心态急转直下——原本是再普通不过的问题，却因为我选择了“车居”这条路而异常棘手。
放在桌子下的双手已经开始发抖了，我紧紧握起手，目光低垂地盯着桌面，喃喃道：“校外。”这话不假，但也在故意误导对方。
“哦，是嘛！我也住校外呢。”她说，“刚刚搬进西校区外的一座公寓。你住哪儿呢？”
“我在，第九大道。”我面不改色地应道，冷静程度超乎自己的想象，好像早就料到了这一番对话。
几位同学正好在这时鱼贯而入，挽救了我尴尬的处境。我赶紧闭上嘴巴保持沉默。要是不想露馅，我得改改昔日在水牛城大学的行事习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