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5月
阿拉斯加州，冻脚镇
负债：27,500美元
持续增长中
我辞去“家得宝”超市的工作，立刻上网搜索阿拉斯加州所有的旅馆、营地和旅行机构，列出一份清单，逐一打电话问对方招不招暑期工。答案都是“不需要”。我打电话的时间正值5月，所有老板都说他们几个月前就招满人手了。一位女士那儿倒有空缺，接着，她问我有什么“一技之长”。
这个问题正中要害，我好像被冰球猛地砸中膝盖后部——那是冰球服保护不到的唯一弱点。大学四年，我竟然一项实用技能也没学。听了我诚实的回答，那位女士便礼貌地拒绝了我的求职，我只得祈求这不会成为一个坏兆头。
不管能不能找到工作，我是铁了心要去阿拉斯加的。我想，一定要抓住大学生涯中的最后一个暑假，踏上真正的冒险旅程。明年我大学毕业，该还学生贷款了。我不得不在职场里蹒跚学步，活像切除了脑叶白质[10]的行尸走肉，俗称“职场新鲜人”。
很快，我搜集的求职清单就快见底了，其中一个叫“冻脚”镇的地方（住户：35人）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那里有个营地，它的网站主页上自豪地称之为“地球最北端的卡车补给站”。营地位于布鲁克斯山脉的中部，在北极圈北边60英里处，它的路标距离阿拉斯加州第二大城市费尔班克斯250英里。不少卡车拉着器材设备，沿着道尔顿公路开往普拉德霍湾油田，途中会在冻脚镇的营地休息、补给。除了接待卡车，营地还经营着一家小旅馆。
这家汽车旅馆名叫“页岩溪”，一排平房里有五十二间客房，夏季的几个月里常常爆满，一房难求。因为每到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会涌向阿拉斯加最大的城市安克雷奇，然后乘坐荷美游轮或公主游轮公司的船，来到北极圈。许多游客在阿拉斯加一连游览几个星期，住过不少旅店，但投宿“页岩溪”的经历还是让他们耿耿于怀，过后还专门登录宾馆点评网，留下一条条一针见血的差评：
“这家汽车旅馆真是糟透了。”一位客人说。
“只比帐篷好一点。”
“简直烂得吓人，一点也没夸张。”另一位顾客抱怨道。
……
冻脚镇实在太偏僻，季节工不好招，所以“页岩溪”到现在还缺两个保洁员。我通过网络面试得到了这份工作，兴奋得一蹦老高，立马问我大一的室友乔希愿不愿意一块儿去阿拉斯加。乔希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拒绝了我。另一个铁哥儿们保罗在联合包裹速递服务公司的分配中心打工，我向他打包票，说阿拉斯加之行会成为我们终生难忘的冒险。他总算被我说服，辞职与我同行。
我真的要去阿拉斯加了！
我的车并不适合州际旅行，于是开口向爸爸租借SUV，他答应了。我把自己的车留给他代步，还承诺暑假这几个月都会交租金给他。这让我体会到了一丝丝类似自由和自立的感觉，凡是自尊自重的冒险家都会有此体会。
我和保罗花了整整7天时间，驱车4，500英里，从纽约州来到了冻脚镇。回想起来，这段公路旅行只是一片似睡非醒的模糊记忆，大概是因为我们一连几天都只能睡个囫囵觉吧。我俩一个开车的时候另一个打盹，几乎要干满24个小时才能歇口气，饿了靠花生和牛肉干填肚子，渴了就喝一种叫“鲍勃博士”的饮料——一种超市自营的牌子，廉价版的“胡椒博士”。唱着汤姆·科克伦（Tom Cochrane）的《生活是一条公路》（Life is a Highway），我和保罗时而奔驰在辽阔的阿尔伯塔大草原；时而紧急刹车，险险停在育空河畔的一群野牛面前。我们总会神侃海聊到无话可说，然后又煞有介事地长谈“最想做什么动物”，甚至“最想‘上’什么动物”。
我俩觉得自己一下子从囊中羞涩的学生变成了胆识过人的冒险家，哪怕只能在这个短短的暑期里冒险。经过一个星期的公路之旅，我们进入阿拉斯加的地界来到冻脚镇，却舍不得就此停步，还想在广阔的荒野闯荡一番。
谁知第一个星期的保洁工作就让我们忙得够呛。我和保罗得更换客房的床单、被罩、枕套，整理床铺，打扫洗澡间，洗刷洗手间，每天干8个小时，每小时挣8美元。夏至这天简直就是北极圈的节日，因为极昼来了。我们保洁员和冻脚镇营地的其他员工——导游、维修工、厨师、服务员、洗碗工——热热闹闹地聚在科尤库克河边的砾石崖，唱着弗兰基·米勒(Frankie Miller)的《嗨生活》（High Life）把酒言欢，喝得酩酊大醉。午夜，日光依然在我们身上兜兜转转，好似游乐场里的旋转木马。我摇摇晃晃地绕着篝火跑啊，叫啊，扯着嗓子喊：“我——现在——在——阿拉斯加！！！”
我和保罗早就摩拳擦掌了，满心想去荒野考验考验自己的“男子汉气概”。这不，我们决定远离卡车补给站，登一座最高的山峰。出发前，我们在营地附近的国家公园管理局仔细地察看了附近一带的地图，最终敲定了挑战的对象——蓝云峰。蓝云峰高5,910英尺[11] ，在“北极之门”国家公园里，如果选择徒步的方式走过去，大概有10英里的路程。
我和保罗曾经走马观花般开车游览了黄石国家公园，散步似的爬上公园里的一座小山。如果说正正经经的野地远足，眼下的蓝云峰之旅才是头一遭。我俩都在纽约州西部长大，那是一片一马平川的湖滨平原，河流交汇其间，将城市割成一块块不规则的小片区，片区上挤满了面目可憎的住宅楼、化工厂和废弃仓库。我们住的郊区又被称作“田园牧场”，在儿时的记忆里，那儿就像个大农村。一年又一年，我们伴着推土机的轰鸣声长大，眼瞧着一块块空地被清理出来盖新楼、铺新路。至于“冒险”，我们只能在电子屏幕上折腾，在虚拟的游戏世界里过把瘾，最多最多在橄榄球场和曲棍球场上打打比赛，根本没有机会自己动手过滤水、生火、用指南针……我们干的事儿一点儿都不“男子汉”。
虽然渴望野外冒险，但保罗其实是个都市“花美男”，只是嘴上不承认罢了。他爱穿粉色的网球衫，却找借口说是“在打折的时候买多了”；只要有人好奇他那光滑的手臂，他一定会坚称自己“天生”没有汗毛。而我偏偏“毛手毛脚”，无论在室内还是室外，干起活来也总笨头笨脑的。可想而知，我俩出发前试搭的第一个帐篷有多搞笑，那简直像一张饱经蹂躏的餐巾纸。阿拉斯加方言管我们这样的家伙叫“菜鸟”。好像在大淘金时代，当地人就是这么称呼那些“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的南方笨蛋”的。而我和保罗不仅打南边来，还从小生活在市郊，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只有小店、小区、球场和杂乱的小街小巷。
我打开崭新的旅行背包，塞进一个大号的摄像机、向朋友借的老旧三人帐篷、一个笨重的防熊食物桶[12]（桶里装着几块花生酱三明治和果酱三明治），草草地在包外系上睡袋，一口气背起来。因为管理局只有一份地图原件，我们就拿了一份褪色的影印版，大小跟普通报纸差不多。
我和保罗沿着一条年代久远的矿用卡车道走了1英里，只觉背上的旅行包沉了许多，脚下的公路也到了尽头。接着，我们钻进一片茂盛的桤木林，七手八脚地拨开浓密的枝叶。好不容易走到了一块小空地，我们举目远眺，不由得对视一眼，看到的都是满脸的兴奋。广阔的风景在我们眼前一路铺开，没有纵横交错的街道，也没有密密麻麻的高楼；耳边听不到车水马龙的喧嚣，也没有飞机划破天空的轰鸣。我们终于逃离了喋喋不休的人群和机器，走进旷野之中。
我们站在一个开阔的峡谷里，满眼的绿色随风起伏，好似碧波荡漾。这里视野开阔，草木繁茂，只有沿溪而生的两行树露出了疲态——桦树干瘪无神，云杉也长了不少瘤节。它们仿佛厌倦了北极圈短暂的夏和冷酷的冬，一路随小溪流亡出谷，追寻理想中温暖的草原，哪怕希望渺茫。远处是群山壮丽的身影，依稀可见晶莹闪耀的白雪从灰如燧石的峰顶蜿蜒而下，勾勒出山脊的曲线。我们仿佛闯进了一幅励志海报[13]，四周还加了黑框，框底用大号字写着一个词——“坚持不懈”。
布鲁克斯山脉东西跨度700英里，穿越了阿拉斯加北部和加拿大境内。这一带人迹罕至，却是众多野生动物的家园，北美洲灰熊、黑熊、驯鹿、驼鹿、山猫、狼和狼獾都是这里的老住户。夏天蚊蝇成群，冬季气温仅仅零下60华氏度，不适宜人类生活，而土地的所有权又在政府手中，所以布鲁克斯山脉没有常住人口，周边环境还保留着最原始的模样，有一股“你要是迷路了，就等着被我宰吧”的野性。尽管布鲁克斯山脉没有阿拉斯加山脉傲人的高度，但它遗世独立，分外难得，值得敲锣打鼓的高调介绍，担得起虔诚肃穆的久久仰望。
我和保罗默默地望着那片山，激动不已，浑身上下又来了冲劲，好像要登陆另一个星球。
沿着溪水走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突然看到一串脚印，足足有1英寸[14] 那么深。我飞快地转向保罗，在他瞪得溜圆的眼里看到了自己睁大的双眼——是熊。我们没叫出声，但显然想到一块儿去了：该死的，得赶紧离开这地方，马上！
我真不敢相信能在21世纪看到大灰熊的踪迹。它属于更新世（地质年代第四纪的早期），不是和长毛猛犸象、剑齿虎那些已经灭绝的哺乳动物生活在同一个年代吗？此时此地碰到它，真是惊慌大于兴奋。我们毫无防身之术，即便腰带上挂着10英寸长的刀（我们在费尔班克斯的一家典当行里买的），还有一罐梅西牌强力防熊喷雾（据说能有效地阻挡熊的进攻），也不顶用。但剖去害怕的成分，我心底又希望能面对面地看看大灰熊。这不就是我来野外的目的吗？来求一针肾上腺素、一记重拳、一阵电击，只要能让我体内的每一根神经尖叫，让我重新注满生命的活力。我渴求强烈的刺激，只要能吓得我将那片郊区彻底甩出脑袋，吓得我能一次次从梦中惊醒、一次次放声咆哮——“他妈的，这是真的！”
要是坐在飞机上俯视这片北极苔原，人们可能会惊叹它的青翠勃发——这片草地看起来是那么富饶，惊讶它的周边竟然没有成片的农田、热闹的集镇和安逸的小村庄。从高处往下看，这片土地开阔平坦，仿佛被人精心修剪过——整齐干净的草坪最适合野餐和踢球。可是，只有你双脚踏上这片土地，真真切切置身其中，才会发现北极圈里布满了“地雷”，那五花八门的地形让人连做梦都想象不到。
看到大灰熊的脚印，我和保罗赶紧逃出树影幢幢的溪边，直往那片绿色的山峦奔去，希望站得更高，更好地观察周边的环境。一路上，我们吃力地蹚过一片片泥泞的沼泽地，穿越枝蔓交错、好似热带丛林的矮柳林和桤木林，摇摇晃晃地踩着海绵般松软的水藓泥沼，跨过一丛又一丛草簇——你一定想不到小小的草簇居然成了此行最大的阻碍。这些草簇（我管它们叫“大自然患的疱疹”）是圆形的，由一丛丛毛茸茸的莎草聚成，活像长了吓人绿毛的篮球。它们能轻易把人绊倒，惹得人暴躁抓狂，满口咒骂。
保罗还在草簇间挣扎。他走得实在太慢，就快就跟不上我了（我也被草簇折腾得够呛）。慢慢地，我们看不到对方的身影了。“保罗！保罗！”我呼喊道。我没听到他的回应，于是立刻折回，总算找到了——他正坐在苔原地上揉脚，抱怨脚底磨出的一个个水泡。这片强硬冷酷的土地简直无法征服。我的脑瓜不停地问自己：那些背包客真的认为野地远足很好玩吗？看到保罗脚伤了，我心底反而松了口气：有了合情合理的借口，我们可以放弃旅行，打道回府了。
我多多少少料到了这个结果。在我看来，大自然充满了泪水和血汗，旅行者品尝的一定是艰辛的滋味，就像他们在杰克·伦敦的小说中读到的那样。虽然我很崇拜美国自然保护的先驱约翰·缪尔和亨利·戴维·梭罗，读了不少他们的著作，但我并没有真正理解他们对自然的赞颂。梭罗在枫叶的脉络里看到了整个世界，而缪尔似乎能在一颗老鼠屎里看到上帝。在他们眼中，自然是超凡脱俗的存在，是美，是神性。对我而言，自然更像一块橄榄球场或者曲棍球场：哨声响起，比赛开始，要么输，要么赢。与此同时，我又幻想自己能像缪尔和梭罗那样感悟自然。或许我也能在大自然中经历某种神圣、超凡的觉醒。也许我能登上蓝云峰，完成这次徒步旅行，回来之后，我的声音会变得深沉，或是与精神世界建立了某种新奇的联系。比如，松鼠和渡鸦喜欢坐在我的肩头，我能凭区区一阵风预测天气的阴晴，能感受到“气”的流转变化。
“呃，你确定自己不能继续走吗？”我的语气中隐隐有些恳求。
“是啊，我的脚实在受不了。”保罗看似遗憾，其实尴尬才是真的，“我觉得我得回去了……你有什么打算呢？”
我望向蓝云峰。周围的山峦连成一道道碧绿的弧形，沉稳庄重，像一尊尊盘腿打坐、饱满圆润的青铜佛像。在它们身后，蓝云峰拔地而起，径直插向万里无云的蓝天。它的峰顶是与众不同的炭黑色，削尖如箭，皑皑白雪沿着嶙峋的石壁倾泻而下。它就在几英里之外等着我。
一股陌生的坚定信念占领了我的胸膛，下面的话就磕磕绊绊地蹦出口来。 “我想……再……坚持……下去？我要……登上这座山。”我说得尴尬笨拙，半信半疑，大概是因为从来没有机会说这种好似电影台词的话吧。
于是，我独自一人开始在野外跋涉。我从没想到与旅伴分别会彻底改变自己的感受。保罗一走，就像有人突然剪断了一直在我脚下保驾护航的安全网。现在，我的前途维系在一些陌生的抽象概念上：自然、命运、天数——它们，再加上我的脑子和一双颤抖的腿脚，将决定我能不能活着回家。我的阿拉斯加大冒险正式开场了。哦，我多想转头高声号叫！我真的这么做了，冲着荒无人烟的旷野发出嘶哑、破碎、跑调的野蛮咆哮。吼到半路，我意外地吞了一只蚊子，咳了好一会儿。我继续往前——这回是孤身上路，踉踉跄跄地穿过草簇和灌木丛。
这里遍地都是草簇。我每走一步都得打起十二分精神，高高地抬起脚，不然就会被绊个嘴啃泥。走了差不多12个小时，我觉得鞋里仿佛塞满了尖利的图钉，扎得脚板突突直跳，一阵阵刺痛。我巴望着歇口气，却强迫自己不要放慢步子，因为哪怕停一分钟，蚊子——成千上万只蚊子——就会成群结队地钻进我的皮肤。渐渐地，我觉得胸口有股奇怪的紧绷感；渐渐地，我昏昏欲睡，只能靠意志强撑双眼。这种疲惫可能是脱水造成的，因为我已经一连6个小时滴水未进了。出发前，冻脚镇的一位护林员提醒我，喝溪水会感染梨形鞭毛虫。
但我突然想起背包里有碘片，只要一小片就能净化32盎司[15]的水。等我拉开背包，才发现碘片放在保罗的包里，火柴和指南针也在他那儿。
哦，不……
分手的时候，我忘了让保罗把装在他包里的生存必备品分一些给我。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完美理由。现在我完全可以扭头回家了，营地里的人决不会因此看轻我。现在回头才是对性命负责，才是最现实的选择，才是正确的决定。对，我真的该回去了。
但我不能。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在乎自己能不能登上蓝云峰，但我感到自己珍视的某种东西正岌岌可危。也许我一直表现得很平庸：平庸的学生、平庸的运动员、平庸的儿子，可我不想一辈子平庸下去。攀登蓝云峰似乎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契机。原本这次登山和以往类似，并没有什么非凡的意义（对户外运动老手来说，更是毫不费力），但现在，征服蓝云之巅忽然被我涂上了神话色彩，变得分外重要了。我立刻默默发誓，除非命悬一线，否则决不放弃。
凭两条腿走了近16个小时，我见识了险恶的地形地貌，背负着沉重却无法舍弃的旅行包，好像背着阵亡战友的遗体。每次休息，我都会担心自己能不能再站起来，担心自己耗尽最后一丝气力。大腿仿佛两个摇晃的水袋，腿肚子上的肌肉紧绷绷的，我生怕这副皮囊砰地爆裂，绽开热腾腾的血肉，活像两根被微波炉烤得通红的热狗。至于脚板，早就软得好似果冻了。我强忍着钻心的痛，一步一缩地往前迈。嗓子也嘶哑难耐，全赖之前的咆哮所赐，当时没把熊招来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而我的肩膀就没那么走运了，血淋淋的一片，好不吓人。蚊子显然把我的三角肌当作饕餮大餐，背包又把运动衫抻平，牢牢地勒在皮肤上，方便蚊子们尽情享用。我一巴掌就能打死二十多只蚊子，在衣服上拖出一滩红红黑黑的肉泥。
不过，我每休息一阵都能再站起来，多走几步路；休息一会儿，又多走几步。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在一块奇异的地盘里打转，它的一边是我自以为的极限，另一边是我真正的极限——这块可大可小的地盘叫“未知”。它和我眼中的阿拉斯加一样，既陌生又原始，而且从未被驯服。
登蓝云峰就像在爬一座硬币山，每登几步，就会往下滑一步。因为脚下的山体实在太松，一脚踩上去，总会蹭得好几块石头叮叮当当滚下山坡。
我一步步往上爬。石块越来越大，模样很像鹅卵石。我可以双手攀住，借力往上登。有好几次我都以为够着山顶了，却发现还得坚持一阵子。
最后，我终于登顶了。晃悠悠地爬到一块大圆石上，我放下背包，转了一大圈。目光所及之处，是一峰连着一峰，它们披着蓬松的雪白地衣，其间点缀着绿莹莹[16]的苔藓，还有一片片斑斓的“豹纹”，那是朵朵云霞的投影。霞光中的群山好似一团团朦胧的火焰，又如白鲨舰队冒出海面的尖尖鱼鳍。置身其中，仿佛在参观一座地质博物馆：锯齿状的山脊、绿草如茵的小丘、冰川沉积而成的冰碛，还有水泡般隆起的冰核丘。时光仿佛凝固了，万籁俱寂，一景一物纹丝不动，不为追名逐利而喧闹、奔波。它们是那么的……哦，那么野性。明明是一片贫瘠的荒地，怎么会如此赏心悦目？5，000多英尺高的石头山上长满了顽强的苔藓和地衣，要是从前，光想想这幅场景就让我恶心反胃。而此刻，我面对着它，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厌烦。也许，草原牧场的吸引力在于富饶肥沃，城市的吸引力在于复杂精密，而布鲁克斯山脉的魅力恰恰在于它的与世隔绝——它的美让人害怕，让人敬畏，让人忍不住天马行空地去想象。
山顶上凉风习习，吹开了我汗湿的头发，也暂时赶跑了一路紧逼的蚊群。我总算从种种不适中得到片刻解脱，心里想：要是还待在纽约州的家里，我这会儿在干什么呢？要么在超市推购物车，要么宅在家里打电脑游戏吧。但我现在却登上了蓝云峰的最高处。我是千里迢迢投奔阿拉斯加的推车工，是愣头闯入旷野的城郊小子，是初入北国蛮荒之地的“菜鸟”。
我没有悟出“气”的流转，也不觉得自己赢了谁、征服了什么。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油然生出一股敬畏之情，一股心悦诚服的谦逊之情。和大自然的壮阔相比，我实在微不足道。
与保罗分开时，我们约定在出发地会合，那是一个废弃的矿工营，名叫“诺兰”。我当时还对保罗说，给我12个小时，我登上蓝云峰就回来。现在看来，我大大低估了路程的长度，高估了自己步行的速度。保罗按照原计划开了我爸的SUV回到诺兰营，却不见我的身影。也许这使他意识到另一种可能：我大概回不来了。他在SUV里睡了一觉，巴望我突然打开车门，钻进副驾驶座吵醒他，但一直没等到我出现。保罗开车在冻脚镇和诺兰营之间来回跑了两趟，还是无功而返。他懊恼得要命，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跪地祈祷。冻脚镇的同事们忧心我的安危，甚至开始猜测我被哪一种野兽吞进了肚子。一个土生土长的护林员听说后，立刻找保罗细问情况，估摸我生还的机会，还追问保罗我有没有“自杀倾向”。
“你刚才说你们没带地图，没配带野外生存装备，只背了一丁点吃的，穿着牛仔裤就动身了？你没开玩笑吧？”护林员吃惊地直摇头，“你们还不会搭帐篷，这算什么事儿？”
护林员登上他的丛林飞机，打算在空中搜索我。
我开始下山了。走了好一阵，却没法知道确切的时间。现在是夏季，太阳在北极圈上空不停地打转，明亮的日光叫人困惑。蓝云峰陡得很，我尽量背靠山壁，试探着下脚，还是踩落了一滩滩碎石。突然，背后的一块大石头松了，我往下滚了20多英尺，把旅行包的底部磨出了洞，牛仔裤屁股的位置也裂了个口子。
我被一头“熊”吓得干号，半晌才发现那是一块棕色大石头；路过岩壁时又惊跑了在那儿休息的九只野生大白羊，它们的角又大又弯，挺吓人的，幸好我遇到的是一群温和的母羊；抬头又望见一团孤零零的暴风云罩在了我的头上，如影随形，我顿时成了漫画里常见的倒霉蛋，走到哪儿都顶着一团黑云。这时，它泼下一瓢暴雨把我浇了个透心凉，背包和睡袋吸了水，足足重了10磅[17]
脚底的刺痛渐渐爬上腿肚子，缠住膝盖，溜进小腹，在腰背部扎了根。两条腿几乎迈不开步了，它们越来越重，越来越迟钝，好像要枯死的树干。我木然地抬腿，木然地挪动，不敢指望大跨步，只盼能维持漫步的速度。可我的身体根本不听使唤，与其说是在走，不如说是在摇晃。如果有人看到，大概会以为我是僵尸军团的急先锋，阴谋潜入阿拉斯加的犄角旮旯传播病毒；要不就是一个脊椎重伤的病人，刚刚能动弹就执意到野外徒步，只为证明自己够坚强、有能力。
打出发到现在，我连续不停地走了20多个小时，嗓子干得直冒烟，肩膀也勒得生疼，脚掌活像夹在汉堡包中的碎肉饼。一路作伴的只有来势汹汹的蚊子大军，它们争先恐后地扎破我的衣服、皮肉，气得我暴跳如雷，乱拍一通，手臂、肩膀、脖子、屁股都没幸免，那疯狂的动作活像神经病在跳拉丁舞。我还觉得有一双眼睛自始至终盯着我——那一定是伺机而动的大灰熊。可我每次回头都没发现它。
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经受这样的痛苦，没走几分钟就累得趴下。看着不停哆嗦的手脚，我开始怀疑自己能不能撑到营地，而不是要多久才能回营地了。
又趴倒了。这回我干脆把脑袋缩进运动衫，勉强挡住蚊子的叮咬，伏在石堆上睡了半个小时。醒来后我怔怔地望着周围的地形，觉得有些不对劲儿。我从破损的口袋里掏出地图看了看，惊得大叫：“哦，不！”不是这儿。我一屁股坐下，再一次察看四周。
我走偏了大概10英里，除非我弄错了现在的位置，或者没搞清目的地在哪儿。太阳一直高高挂着，我无法凭日升日落分出东南西北，手头没有吃的，没有地图，没有火柴，更没办法打电话给身在冻脚镇的保罗，也不能发信号求助。
我想到了远在家中的爸爸妈妈，他们虽然想不通我为什么要来阿拉斯加，却无条件地支持我。我这做儿子的怎么这样不负责？！我怎么能伤害亲爱的家人？！我孤身站在荒野之中，在人生的第一次远行里迷路了。
这当口我别无选择，只能注视着地平线，看看哪儿最像我之前经过的，然后告诉自己：那就是我要走的路。
这时的冻脚镇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附近的森林起了大火，护林员得先驾飞机灭火，晚些时候才能找我。而保罗已经招呼同事组成了好几支搜救队。
但他不必动身了。在徒步跋涉28个小时之后，我发现了之前落下的塑料袋，然后是脚印、矿用卡车道，接着，我看到保罗在SUV里等我。
途中，我曾对自己发誓永不再远足。然而，几天下来，等我的脚痛减轻一些的时候，这段小小的冒险却让我生出一丝喜爱之情。说到回忆，我们仿佛是天生的编辑，本能地从一团乱麻似的经历中理出头绪，贴上相应的标签；或者将种种苦痛改写成温馨的记忆，整理成一个好故事。我心中的编辑会用一个章节描写攀登蓝云峰的过程，贴上“转折点”的标签，将它作为我自传里的幸福高潮。正是这段经历让我发掘了藏在深处的意志力。在阿拉斯加的那个夏天，我一次次徒步回到布鲁克斯山脉，攀登一座又一座高峰。
世上大概没有比登山更简单明了的活动了。不管用一个下午、一天，还是一个星期，登山的目标永远只有一个，它能让复杂的生活简化，你只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竭尽所能，不轻言放弃。暑假的最后几天，我和保罗驾车回纽约州，有多快开多快。保罗总算按时回社区大学报到，我也告别大四，升入大五，成了“骨灰级”学长，准备把学士学位拿到手（在阿尔弗雷德大学修的大一学分，有一部分不能转到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我便申请延期一年毕业，反正我不急着离开大学）。暑假的经历让我变得更加自信、沉着。我不再脱发，眼睛也消肿了，抽动秽语综合征不治而愈，曾经萦绕耳旁的呼唤也销声匿迹了。可是，每一天我都能感到债务压身，越来越沉。
秋季学期刚刚过去一半，妈妈把我叫到案桌旁。她面前散落着一个个牛皮纸信封和一张张账单，我走上前，她一言不发地注视我，过了好一阵子才开口道：“肯，我们得谈谈。” 哦，看来她有话不吐不快。类似的谈话在以往要不了多久就会演变成夸张的争执，最后，肯定有一个人气呼呼地冲出房间，嘴里还不停地骂对方犯傻——“你疯了吗？！”“你真是疯了！”“哦，我的上帝啊，你疯啦！”这种指控简直是家常便饭。
“我们得好好说说你的学生贷款了，”妈妈的脸上愁云密布，“你知道有多少债等着你还吗？”
“唉，妈，你就别操心了。我都和你说过了，没事儿，到时候我会解决的。”
妈妈显然非常焦虑——又是那种高烧般精神恍惚的焦虑。她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护士，曾经夸张地逼着青春期的我做了大大小小好多次体检。弄得我从来不敢在她面前清嗓子，要不她一定会担心我得了百日咳。在家里，无论天有多热，我都会套一件长袖衬衫，生怕她看到我背上的粉刺，又断定我得了脓疱疮。如果我的头皮不巧被蜘蛛咬肿，还叫她发现了，她会默默地盯着那个畸形的肿块，面色如土，眼里还渐渐涨满泪水，那神情好像在说：“哦，上帝啊，我的儿子只能活三个月了。”经历了一回又一回大惊小怪的误诊，我很难不怀疑妈妈的种种担心。我本能地用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她的忧心忡忡，用一副乐天精神冲淡她的悲观情绪，用夸夸其谈应付她紧张兮兮的神经。
和妈妈恰恰相反，我从不去想那笔债。我当然知道自己借了学生贷款，也知道那是要还清的，但总觉得那一天还很遥远，仿佛是下辈子的事儿；又像科幻片中的未来世界——汽车满天飞，机器人满街走，连全民医保都实现啦。你看，从欠债的那天起我就有意把它赶出脑瓜子。我对债务的看法好比死亡：人终究会死，但没必要时时刻刻想着那个悲伤的结局，等时候到了不想都不行。我妈妈呢，满脑子晃的都是这笔债。每当她提起这事儿，我就耸耸肩，无视她的警告，把她的担心甩出脑外，心想，等我不得不还钱的那天再说吧。
“我真不知道你到时候怎么办！”妈妈说，“肯，你欠了32,000块钱，你打算拿什么还啊？”
“我的打算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我应道，“到时候我就诈死，一了百了，你懂的。”
我用玩笑敷衍妈妈，但我真的闪过这个念头——虽然只有一小会儿。我想过拔下几颗牙丢进车里，把车烧得脆脆的，再推进安大略湖，收债人大概会以为我死了吧。一旦注销身份，我就成了黑户，成了影子国民，也许会和墨西哥裔流动工一块儿扫大街，住在比萨店昏暗的二楼隔间；或者干脆出国逃债，去充满异域风情的群岛，去东南亚的灰色地带逍遥法外。我幻想自己白手起家，最终成为贩毒集团的首脑，雄踞一方，变得大腹便便，常穿一身真丝衬衫，晒得炭黑。我会恩威并施——大体还是个仁慈的独裁者——对归顺我的村寨高抬贵手，用铁腕手段摧毁那些不及时纳贡的。
可惜妈妈也在贷款合同上签字了。如果我人间蒸发，这笔债就得她还了。
“这可是3万多块钱，你真的弄明白了吗？”妈妈问，“加上4.75%的利息你就等于借了两笔款，不尽快还清本钱，利息就越来越高，要还的钱就越来越多，你懂吗？”
“看在上帝的份上，妈，我不会有事的！”我说，“你又操心过头了，我跟你说了别愁这个。”
“我怎么可能不愁！”她叫起来，“你说你该怎么办呐？！真的，肯，你想过解决的办法吗？”她忽然垂下头，伏在桌上哭起来。
我长这么大没见妈妈掉过几次泪，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到底该怎么办啊？
“我是认真的，妈……求你别担心了，我会处理好的。”
今天，我意识到必须开始还债了。
我终于下了决心。这笔债就是我要登的另一座高山，它是我的蓝云峰，我的又一场冒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