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8月—2006年5月
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
负债：32,000美元
到了大学的最后一年，我开始认认真真地思考未来的出路。在这几年里，我渐渐意识到就业市场的不景气，也明白了还债的紧迫性，可我愣是觉得自己能熬过去——事实上，不仅仅是“熬过去”。我幻想命运女神会怜悯我，格外眷顾我，赐我一份薪水可观的好工作。也许这一切就源于我在“家得宝”的兼职，也许某天我帮一位顾客把石膏板抬到卡车上，恰巧这位顾客是个乐善好施的亿万富翁（不管出于什么匪夷所思的原因，这位亿万富翁竟然屈尊来尼亚加拉瀑布城的郊外购买装修建材），他看出了我身上的某种潜质，热情地引荐我去华盛顿给国会议员当秘书，或者邀请我去他家的水下密室，解决穹顶的漏水问题。
但我既没巧遇热心慈善事业的亿万富翁，也没碰到潜在的雇主，更没有神通广大的亲戚长辈。我再三安慰自己：虽然自身人脉不广，但毕竟还算个有实力的求职者。我可以自豪地说自己名校毕业，主修历史和英文，拥有一连串的实习经验，兼职经历更是丰富。哪个老板不想雇我呢？谁知，求职大军中和我文凭相当的应届毕业生不知有几千几万。更糟的是我的简历毫无闪光点，上面列的兼职都是技术含量低、责任度低的工作，愿意干的人实在不多，也让雇主先入为主地怀疑我的能力。除了在冻脚镇当旅馆保洁员，在“家得宝”推购物车，我还当过报童、超市收银员、公共滑冰场保安、快餐店厨工和园丁。我稀里糊涂长到22岁，拿到了文科学士证书，打了一堆没用的零工，居然一门管用的技能都没学会。
不过，我的文章写得倒是不错。我在大学里当过校报的影评人，后来成为文学版块的编辑。我以为凭自己的编辑经验在出版界找一个理想的差事并不难。于是我一连申请了25家报纸的带薪实习岗位（10美元/小时），梦想像鲍勃·伍德沃德（揭露了“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记者）那样成为调查真相的记者，在闷热的新闻编辑室里挥汗如雨，奋力扳倒腐败的政治家，勇于揭露外来移民社区恶劣的工作条件。
谁能想到，投出25封申请信之后我竟然连遭拒绝。拿到最后一封拒绝信的时候，我还有几个月就要毕业了。我实在找不到其他工作，只得翻出那条剪碎的橘黄色围裙修修补补，乖乖回“家得宝”超市上班。也许有一天老板会提拔我当部门经理吧。
我的朋友乔希（也是我在阿尔弗雷德大学的大一室友）十分出色，却不知为什么也遭遇了相似的窘境。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络，几乎每天都互发邮件。
收件人：肯·伊格纳斯
发件人：乔希·普鲁因
时间：2006年4月30日
标题：该死的求职困境！
事到如今，我的求职之路已经注定是个悲剧。我刚刚得到两个面试结果——意料之中的结果。上个星期，我投了5—7份简历，加上这个星期的，总共有10份了。要是一个回应都收不到，我现在也不会吃惊了。我最想去康涅狄格州当员工培训师或者教书，但那边一点儿消息都没有。我虔诚地祷告，然后又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恳请对方再考虑考虑我。我之前还想过加入美国志愿者服务团，服务一个学期后还能得到教育补助金，可惜那笔钱既不能养活自己，又不够还学生贷款，我最后只能打消这个念头。真是该死的可悲。但我想，我总会找到还债的办法。我和乔希6岁就认识了。八年级的时候，我俩因为对街头曲棍球和电脑游戏的共同爱好成了好友，17岁时，更是成了铁哥们儿，每天一块儿上网搜索性感女郎的图片彼此交换。上大学后，我们频繁地互通邮件，谈论的内容更深了，也更实际，话题从政治到宗教，从日常烦恼到人生理想，几乎无所不包，百无禁忌。那些尴尬的、私密的、叫人自责的经历，别人也许很难对朋友倾吐，我们却热切地和对方分享。我们的电子邮件有点像互动的电子日记，或者一次免费的心理诊疗——这就像一扇干净明亮的窗户，能透过它看到另一个人的灵魂。
乔希有时候脾气暴躁，而我则常常不自觉地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世界里，除此之外，我们惊人地相似。经过这么多年的邮件深谈，我们的言谈举止在潜移默化中变得更像了——都向往自由，常常厚着脸皮一起自贬自谦，一样地鄙视学校。高中时候，我们都是失败者，还是那种闷葫芦式的失败者，过得沉闷无聊，远不如社会败类们活得精彩，精英们甚至懒得费口舌嘲笑我们。双休日的晚上，当其他同学纵情狂欢、春风得意的时候，我俩却通宵打网游，率领几支小队攻城略地，厮杀到天亮。
整个青春期，我们都在渴望像同龄人那样交上女朋友，却因为性格和体貌上的种种缺点临阵退缩。比如，我在女孩面前老是一副手慌脚乱的尴尬模样，好像从小被锁在昏暗潮湿的地窖里，没见过世面；与人相处也缺乏自信，我在高中橄榄球队本来是防守边锋，结果另一个球员想要我的位置，我就自动退让了；我身上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羞怯。有一回，教我们“政府与政策”课的老师拉着我站在全班同学面前讲话，因为他从来没听我开过口。乔希的障碍更多地来自外表。他的毛发异常浓密，两条眉毛甚至连在一起，每天至少得剃一次眉心，还有背后。一些地方剃刀够不着，他只能眼不见为净了。有一次他在邮件里绝望地对我诉苦，抱怨他的体毛长得“都能绕着手指两三圈了”。
不过，乔希的优点绝对比缺点耀眼。尽管他和我一样讨厌上学，却总能毫不费力地拿到高分。他在逻辑推算方面天赋过人，多年以后还拿了世界尤克牌（尤克牌：美国中西部和纽约州西部流行的一种策略型纸牌游戏）大赛冠军。在大学里，乔希成绩优异，平均绩点高达3.83，被“美国优等生联谊会”列为荣誉会员，大四时他荣获“杰出学生奖”二等奖，教过他的教授们纷纷在自己的论文里引用乔希的文章，其中一位老师称赞乔希“他给我的印象最深，能成为他的老师真是一件乐事”。乔希还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对受压迫的民族和弱势群体的历史特别感兴趣，包括犹太人大屠杀、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以及当今的同性恋权利运动。他深受犹太裔美国历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Eichmann in Jerusalem）的启发，意识到平庸自满的公民会加速政府的腐化。他做梦都想加入志愿组织“和平之队”，帮助饱受贫困和病痛折磨的弱势群体。在我看来，乔希天生就是要做大事的人。
乔希赢得了许多赞赏和荣誉，胸怀许多美好的理想，在求职之路上却和我一样跌跌撞撞。乔希虽然有阿尔弗雷德大学颁发的奖学金，却依然花了一笔不小的学费。现在，他拿到了历史和政治学学士学位，也欠了55,000美元的学生贷款。
四年大学结束后，乔希也不清楚自己该干些什么。所以，他和许许多多摸不着方向的年轻人一样继续深造。乔希选择了有全额奖学金的特拉华大学，攻读历史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可是一年以后，他在读研和飞涨的学生贷款利息（已经累积到58,000元）之间权衡再三，最后决定退学找工作。
乔希和我并非个例。很多大学生像我们这样，满以为毕业后等待自己的是拯救世界的高薪工作，即便听到学长们“求职碰壁”“一毕业就失业”“大材小用”之类的恐怖传言，也根本没放在心上。可是，这个年代已经找不着“拯救世界”的工作了（如果它们真的存在过）。到2009年，约1740万美国大学毕业生所在的岗位根本不需要大学文凭，其中的五分之一从事零售业，拥有学士学位的收银员约36.5万人，服务生31.8万人，还有超过10万的大学毕业生成了看门人（全美有5，057个看门人拥有学术型或专业型博士学位！），1.8万人在超市推购物车。我听说有人花了好几年、好几十年，甚至一辈子时间才还清学生贷款！为了赚钱还债，他们每天工作八个小时，每周上五天班，一年里有五十五周都在工作，就这样年复一年地度过一生！
去阿拉斯加之前，我觉得自己注定会沉闷无聊地度过一生。人到中年的时候渴望买一辆红色跑车，或者搞一段婚外恋，弥补自己被迫压抑的青春激情；经年累月的乏味生活，让我不得不以畸形的性幻想排遣郁闷，想象自己每个月以参加“保险宣讲会”为借口，背着妻子出轨；又或者一头扎进报告、备忘录和文件堆里任劳任怨地工作，参加一连串职业培训，听有关企业多元化发展、预防性骚扰和工伤的讲座，一边自我安慰：一切忍耐都是值得的，总有一天我会还清房贷，存一些现金退休，重拾年少的梦想周游世界（只是年迈的我即便有能力买一辆“巨无霸”型的房车，却再也找不回健康和青春了）。
我一边想象着自己的未来，一边联想到“家得宝”的老同事们。他们看起来总是那么无精打采，眼里透着一股悲哀，就算恨不得一把火烧了“家得宝”，也得天天按时上下班。有些人是走投无路，为了养家糊口，为了一份医疗保险困在了“家得宝”。但大部分人并非没有别的选择，只是不敢离开。他们宁愿忍受沉闷麻木的劳动，只因为沉闷麻木的劳动不费脑子，也没有风险。离开熟悉的环境，踏进未知的领域去追逐看起来虚无缥缈的梦想，这才是他们真正害怕的事。
我想，我和他们不同。也许一年以前我像他们一样胆怯，一样安于现状，但去年夏天的阿拉斯加之行彻底改变了我。我还记得自己和保罗开车横穿加拿大，那种自由奔驰的感觉才是我们想要的。这种随心所至的流浪并不能帮我在职场上得到晋升，但它却能为我展开一张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上面不难找到180°的大转弯、公路入口和出口，只要我愿意，随时都能改变生活的轨迹。
我觉得自己天生就要过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跳上一列火车，一路搭便车旅行，爬山、观光、漫游……以前别人问我今后想做什么，我总觉得不知所措，但现在，我终于弄清了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我想重温登顶蓝云峰的感觉，想念攀登布鲁克斯山脉的经历。我想驾车重返阿拉斯加。我想浪迹天涯。
我会老老实实地待在职场，任劳任怨地干活，一还清债就走人。我会耐着性子在一家家企业和机构组成的“现实世界”中挖一条密道，等钻出密道的那一天，我的身体不再备受束缚，我的灵魂不会继续麻木。
我的目标简单明了：尽快还清欠债。
眼看毕业的日子逼近，工作依旧没有着落，我只好给冻脚镇营地的经理打电话，碰碰运气。之前听说有个导游明年夏天不打算回冻脚镇了，我便问经理能不能让我顶上。经理答应了。我深深松了口气，赶忙道谢。
回阿拉斯加看起来是迫于无奈，我这样说服自己：冻脚镇的工作环境非常适合还债。因为连最近的购物中心都在250英里开外（完全打消了我购物的念头），没有手机信号（话费全省下了），而且包吃包住（不必花伙食费、房租和水、电、取暖费）。听经理说，当导游还有机会挣小费呢，虽然时薪才9美元。如果乘飞机直达冻脚镇，在那儿多待一段时间（不止几个月），省下频繁往返的交通费，也许——只是推测——我能攒一笔可观的收入还债。
被二十五家报社拒绝后重返冻脚镇，表面上看是形势所逼，但我觉得这是天赐良机，是一个令人心喜的巧合，即便冻脚镇地处偏远，薪水又不高。
导游。听起来不错。
“我要去阿拉斯加当导游啦。”我告诉爸妈，语气挺自豪的。
“哦，不，你不是认真的吧……”他们一点都提不起兴趣，“你要正正经经地找份工作啊。”
可我根本没有“正经”工作的机会，即使有，也太晚了，而且冻脚镇之行让我兴奋雀跃，那里可没有狭窄的办公室隔间。我能带着游客一览道尔顿公路沿途的风光，乘筏子顺着科尤库克河漂流。我畅想自己领着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旅行者翻过陡峭的山峰，穿过急流险滩，在崎岖的山道上七拐八弯，招呼他们立刻回旅行车避开危险的岩崩……真希望偏远的环境、冒险的工作和我曾经效力过的冻脚镇小营地能让我体会到一种近似自由的感觉，让我暂时忘却债务的烦恼。至少，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5月的一个下午，我正式毕业了。典礼主持人终于结束了冗长的演讲。我一点儿也提不起精神，更不想把学士帽高高抛起——那是胜利的欢呼，是重获自由的庆祝。对我而言，大学毕业绝不是一个值得庆祝的解脱，只是我刚刚履行完的一项义务，紧接着我又要面对另一项义务了。我望着前面的路，心里既害怕，又犹疑。
隔天，我登上飞机直奔阿拉斯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