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2007年
阿拉斯加州，冻脚镇
负债：21,000美元
我和乔希把育空河营地的房间收拾干净、上好锁，回到冻脚镇。乔希还会在冻脚镇当一个月的保洁员，我接了夜班厨工的活儿，得一直干到年底。
秋季的第一个双休日，我带乔希到野外远足。这大概是他第一次在高原上徒步旅行吧。我们各自背一个小号旅行包，向一座名叫“十二哩”的山峰出发，它在冻脚镇南边几英里，不算高。
我们穿过一条河。刚翻过河堤，乔希就冲到我前头，使劲儿向山上冲，看那轻松的架势就像在小区里慢跑消遣。谁知不到一分钟，他就扶着一棵云杉树吭哧吭哧直喘气。
快到山顶时，我和乔希像十几岁的男孩一样玩闹地脱掉上衣，跳到隆起的石头上，沿着坚硬不平的山脊一路小跑，一边伸展双臂保持平衡，好像两架飞机展翅翱翔。乔希比我早一步登顶。他一脚踏上最高处的巨石，冲一片蓝灰色的群山高声尖叫。
我从不知道乔希竟然还有这一面。他总戴一副眼镜，平常内向沉默，一看就是研究生。而眼下，他甩开垂到肩膀的乱发，放声大吼，喊声和着回音震耳欲聋，好像彪形大汉振臂一呼，群山也不禁轰然响应——我看到了乔希的狂野奔放，这一面深藏在他多年养成的斯文外表下。
一个星期后，乔希开始独自远足。他登上了蓝云峰、斯诺登山和卡哈布克山，沿着马里恩溪来到了一座瀑布跟前。他站在奔流的瀑布下，任凭冰冷的水流击打肩膀，像逃离了肖申克监狱[18]的男主人公那样，张开双臂迎接自由；又像挣脱了一身沉重的债务，再也不受任何拘束。
但是，冬天就要来了。“页岩溪”旅馆的房间一下子空了，根本不需要打扫。乔希要回尼亚加拉瀑布城的爸妈家中，而我还困在冻脚镇的厨房里。
乔希回家的当天，阿拉斯加的冬天正式登场了。
在美国的大多数地方，季节的变化和缓、自然，仿佛两位久违的朋友聚在一块后，得先握个手，依依话别，约定明年再会。北极圈的情形可大不相同。冬天就像狂野的蛮族，一冲进村镇就把家家户户洗劫一空。这个不速之客一把拎起夏天便往外扔，不等可怜的秋天给大地披上金叶子编成的薄衫，就用鹅毛大雪把世界裹个严实。
白天更短了，夜晚越来越长。转眼间大雪封山，霜冻袭人，凛冬驾着令人窒息的寒风统御着阿拉斯加的大地。这回不仅仅是脚冻，恐怕连“小弟弟”冻掉了都感觉不到。
从4月底到来年3月，这里的气温几乎不超过零华氏度。零下50华氏度已经冷得够呛，但也远远称不上稀奇。冻脚镇南边有个输油管道加压泵站，1971年那里的最低气温是零下81华氏度，创造了阿拉斯加史上最低气温的纪录。
北极圈的冷和别处不同，它的厉害在于无论你套多少件衣服，都能轻松地钻进你的四肢百骸，一路冲上脑瓜顶，叫你疼个没完没了。你的鼻子、耳朵和脸蛋会冻得红扑扑的，没多久又变成毫无血色的惨白，滚汤热水都驱不散这种深入血液的寒意，它仿佛在你的身体里结成了冰，叮叮当当地撞击你的每一块骨头。
但最叫人们郁闷的并不是北极圈的寒冷，而是无穷无尽的黑夜。太阳几乎不露脸，顶多在地平线上打个转，从雪山的缝隙间漏出几缕光亮。从12月2号一直到1月21号，冻脚镇陷入了彻底的黑暗。
我成了营地的流水线厨工，一个星期值五个夜班，每天从傍晚六点干到凌晨两点半。我只做最简单的东西，把汉堡包、炸薯条、涂着面包屑的鱼条放进微波炉里加热，最多再费点力做些煎蛋卷。有时待在厨房里也得穿上爱斯基摩人的风雪大衣，因为供暖系统和墙壁都挡不住无孔不入的寒气。
午夜，我会清理烧烤架，把地板拖干净，整理好冰箱，再锁上厨房下班。我得用钢丝刷刮掉烧焦的汤锅底，用手指一点点掏出堵在水槽U型管里的菜屑，把塞得满满的工业用黑色大垃圾袋扔到门外的垃圾箱里。
我再也不用像做暑期工那样，每个星期干70个小时的活儿，每天从小费里挤出100块钱慢吞吞地还债了。现在我每周赚300美元，全部都能用来还债。到今年12月底，我能还11,000美元，还有21,000美元等着我。
夏秋时和我一块儿工作的同事大多离开营地了。有的回学校上课，有的去暖和的地方求职。我告别了乔丹、科诺、瑞和其他伙计，他们是一群爱疯玩的乐天派，个个酒量惊人，满肚子笑料。
冬季的冻脚镇只需要12个工人，别看岗位少，经理着实费了一番力气才凑够人。因为投简历的人屈指可数，而且大多是走投无路的家伙。这一点也不奇怪。冬天的冻脚镇绝对是地球上最黑、最冷的人类居住地，更糟的是这里的男女比例几乎要向监狱看齐了。（女性在这里绝对稀罕，但也没什么福利可捞。用阿拉斯加人的老话说，她们“选择太多，好货太少”，真是说到点子上了。）
新员工很快各就各位，你一眼就能瞧出他们和夏季那批员工大不相同。这时候来的大多是全职的中年工人，多年的摸爬滚打让他们一个个弯腰驼背，脸上也坑坑洼洼的，带着饱经风霜的痕迹。他们眼睛提溜直转，精光闪闪的，还时不时吃吃窃笑，一副奸计得逞的样子。因为常年没有合法的妻子陪伴、照顾，他们穿着褪了色的紧身虎纹短裤，裤裆污迹斑斑。
就拿黑尔来说吧，他是一个撒谎成癖的家伙。他曾经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他第一次在北极圈远足时亲眼看到了很多青蛙和蛇。他还说，自己曾经在大名鼎鼎的连锁餐厅“苹果蜂”当企业培训师，跟人合伙开了一家信用卡公司，还在特种部队当过兵，可惜巡逻时中枪了——这些话也不算异想天开，但我还是觉得有猫腻。如果黑尔手头真有那么多赚大钱的业务，为什么还要和我一样在冻脚镇做流水线厨工呢？（黑尔个人主页的“职业”一栏正挂着“北极飞行员”的头衔呢。）
再说说维修工莱尼·沃尔特吧。他四十多岁，瘦高个儿，语速惊人，嘴巴一刻都歇不住。他平常是个挺不错的伙计，可是露西一过来，他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整日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露西是他的女朋友，美国本土出生，嗜酒如命。沃尔特的房间离我不远，我上床睡觉的时候总能听到一阵阵疯狂又痛苦的尖叫，有时还会被墙那边的巨响吓一跳。也许他们就喜欢“打得火热”，可我总觉得他真的在痛打她。第二天大早，露西会一身狼狈地敲开我的房门，问有没有啤酒。
还有我们的厨师长兼切菜工乔纳森，他的前臂内侧有一道道红色的刮痕；酒鬼木工博伊德和本吉几周前来到冻脚镇，帮忙维修宿舍的管道。他们干完活总会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揪住对方的领子大打出手，最后踢开房门进屋睡觉。（身为木工可以随时修门，这对他俩真是再方便不过了）。
当然，还有几个看起来很普通：汤姆和艾比都是在读研究生，来这儿打工还学生贷款；保洁员贝卡正在攒钱读书；服务员杰西卡之前在捷克教英语，刚刚回美国。不过，“怪人”显然比普通人多。
旅舍的新保洁员凯西是个信奉摩门教的朋克摇滚青年。之前我们聚在一起，给夏季一起工作的同事科诺开欢送会——科诺待人友善，长得很像大力水手的情敌布鲁托。派对结束时已近半夜，不知为什么，凯西突然和科诺起了争执，尖叫着冲向科诺，手里还高举着滑板砸向科诺的脑袋。我在房间里听到过道那边传来凯西的痛叫声，赶紧起床去看个究竟。原来科诺随手挡住凯西的袭击，把他重重摔在地上，拳头像雨点一样砸到凯西扭曲的脸上。
“见鬼的，科诺，到底怎么回事？”我一边走进过道一边问。
“这该死的混蛋用滑板砸我！”科诺吼道。
过道里唯一的目击者是瘾君子艾弗里。他一口接一口地吸烟，淡定地旁观凯西和科诺的扭打，仿佛在欣赏一幅宁静祥和又无关紧要的风景——就像观赏一群小鸟兴奋地围着鸟食和水。
这场打斗最后不了了之。但生活并没有就此平静。每隔几天我都能听到隔壁房间传来的尖叫声、重击声和“嘎嘎嘎”的可恶笑声。
18岁的服务员艾弗里来自犹他州的郊区，他是少数几个值得我信任的新同事。我相信他不会趁我睡觉的时候冲我的脖子捅一刀。在我认识的人当中，还找不到比他更成熟，更亲切，更“嗨”的。他就没有不“嗨”的时候。这么说吧，他总是嗑药磕到“嗨”。不过，从各个方面看，在冻脚镇打工的这段时间已经是艾弗里最规矩的时候了。当服务员显然是他求职路上的一大进步。早在上初中的时候艾弗里就开始吸毒，这显然并不光彩，那时他只能在情趣店里当清洁工，擦洗私人小隔间的墙壁，找不到更好的营生。一切看起来都是艾弗里自讨苦吃，可我不由自主地同情他。听说他很小的时候就被爸爸遗弃了，妈妈又和一些疯疯癫癫的“蕾丝边”扯不清，生活越来越糟，人人都觉得他注定会掉进嬉皮士的世界，成天跟“磕”坏脑袋的瘾君子鬼混。现在的艾弗里确实吸毒——这里的新人几乎个个有毒瘾，但艾弗里是不同的。他把冻脚镇看作改过自新的地方，把自己关进这个天然的隔离站，和乌七八糟的过去一刀两断。这种改变从“头”开始。艾弗里剪去又长又油腻的黑头发，紧接着开始彻底戒毒，不靠任何药物辅助。但复吸是不可避免的，幽闭烦躁症也紧随其后，一块儿折腾艾弗里。有一次，他冲进餐厅大喊自己“肾衰竭”了，那时正巧是我值班。他拨了“911”紧急求救电话，费尔班克斯的接线站让他在线等了半个小时。
还有一次，他走进厨房点餐，我还在灶前忙活，就招呼一声：“嘿，伙计，你想来点什么？”
“劳驾来一颗子弹爆头。”他说。
“兄弟，你还好吗？”我问。
“好着呢。你明天轮休？”
“是啊。”
“哦，如果明天我还剩一口气，咱们就一块儿打发时间吧。”
艾弗里只是渴望旁人的关注，所以我给他想要的关注。第二天，我花了三个小时帮他在线申请阿拉斯加州骑警的岗位，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工作。当然，没有一个警察局乐意雇用艾弗里。警察倒是喜欢在阻挡游行示威时碰到艾弗里这样的嬉皮士，好让他们轻松瞄准，一棍子敲晕，再扔进示威者的车后厢，让他们脸朝下老实趴着。不管结果怎么样，我还是帮他申请了。至少冻脚镇还有人想进步，我也欢欣鼓舞。
其他人似乎越来越堕落了：他们的脸色越来越苍白，睡得越来越久，喝的酒越来越多，很少到户外去，甚至根本不出门。刚刚入冬的时候，人们只是有些沮丧，现在简直是疯了。
莱尼、黑尔和凯西每天晚上都要纠集一帮流浪汉，在宿舍里大声播放刺耳的音乐，大口大口地灌烈酒。而且听小道消息说，各个营地都在私下买卖甲安菲他明（一种兴奋剂）。起初，他们的坏习惯只是叫人讨厌，但毕竟没惹到我。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这里的情形越来越吓人了。他们在同事的车顶拉屎；在零下20华氏度的大冷天，往睡在户外的哈士奇身上浇冷水；半夜喝得东倒西歪，还开着营地的观光车四处乱转。冻脚镇怎么看都不像个安全的住处了。
一次聊天时我告诉服务员艾比，我隔壁的家伙好像得了抑郁症，真怕他自杀的时候子弹会穿墙而过，连我也给击中了。“我是真的真的担心那群人会扑上来对我动手动脚。”艾比也坦言相告。
“要操心的破事真他妈多。”艾比的男朋友汤姆忧心忡忡地摇头道。
一天晚上，醉汉们开着观光车要去智叟村，竟然忘了转弯上道尔顿公路，结果连人带车冲下山崖，径直砸在结冰的科尤库克河上。听到这消息，我和艾比顿时松了口气，以为他们铁定要吃“炒鱿鱼”。谁知经理还是忍气吞声。因为要是一下少了四分之一的员工，营地只能关门大吉。
那些路过的卡车司机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们一个个挺着啤酒肚，像西部牛仔一般趾高气扬地迈进餐厅，一连好几个小时霸占着座位，扎堆看福克斯台的二十四小时新闻。听几年前营地的老板（不是现在这位）说，司机们爱用可观的小费把女服务员哄上卡车，接下来用老话讲就是：“服务女郎刚出餐厅，又入驾驶室。”
整天在餐厅里打转的就是这群恐怖的家伙：“大块头”丹，他的手臂上布满了狰狞的伤口，我从没见过像他那么胖、那么瘆人的汉子；“急色鬼”帕布鲁，他连点单都不忘暗示某些“特殊服务”；还有焦躁的韦斯利，他是高速公路上的毒贩子，每次都匆匆地把艾弗里的“补给”塞进服务员的围裙，随口道歉几句就走了。
他们个个一身横肉，总爱色眯眯地调戏女服务员，还挑三拣四地发牢骚，不是嫌“咖啡太淡”“煎蛋太生”，就是埋怨我们不像其他补给站一样供应炸鸡排，粗声叫骂我们的食物简直让他们恶心到吐。好像他们嗜好的饼干、肉汁蘸火腿多么健康、提神。
听说他们总是懒得停车上洗手间，顺手拿过空的汽水瓶就地解决，再把“黄金手榴弹”猛地抛出窗外，肆无忌惮地污染洁白无辜的北极大地。他们的身手之敏捷，态度之蛮横，真叫我啧啧称奇。作为厨师，我借职务之便为他们准备了“加料大餐”：特意在油腻腻的干酪牛肉汉堡上多抹几层蛋黄酱，给餐盘添满炸得焦黄焦黄的薯条——真希望他们早点得心脏病。
大学校园里，我身边的老师和同学大多思维敏锐、积极上进，待人也和善；在这里，我跟前挤满了目无法纪的毒虫、酒鬼和各种各样的混球，这群人让我打心眼里质疑普选的可靠程度，也逼出了一股愤世嫉俗的冲动。
我发现洗盘子这差事清静多了，于是主动揽下来。这本来是服务员的活儿，不过大冬天洗盘子挺辛苦的，见我愿意帮忙，她们乐坏了，还从自己的小费里抽了些给我。这样，我一天差不多能挣10美元，林林总总攒了4000多块钱，我决定留着自己花，暂时不用来还债。
这时，几个月前跟我一块儿当保洁员的娜塔莉亚发了封电子邮件，邀请我去厄瓜多尔玩，她的家人在那儿开了家奶牛场。我一看这消息脚板就痒了，怎么会继续闷在冻脚镇呢。我马上兴致勃勃地买机票去厄瓜多尔，在那儿玩了三个星期，花了差不多一半的积蓄。这趟异国之旅非常愉快，我亲手摸到了美洲鸵，第一次见识了热带雨林，还开车穿越了安第斯山脉。娜塔莉亚的家人热情地招待了我，还用我的名字给一头新生的小牛犊取名为“肯纳”，纪念我的来访。但旅行的兴奋劲儿一过，我便懊恼不已，坐飞机实在太奢侈了，而我竟然挥霍了本该用来还债的钱；我感到羞愧，没能坚持之前许下的承诺——能不花的钱就不花。更糟糕的是，厄瓜多尔之行让我如梦初醒：如果月月都得还债，我绝不可能开始“真正”的冒险。我这辈子都得埋头苦干，把旅行的憧憬压缩成短短三个星期的假期，度假结束又得扎进工作堆里，等到下一次忙里偷闲再出门透气，就像那些来冻脚镇旅行的游客一样。但我渴望留在南美洲，满脑子都是茂密的热带雨林、脏兮兮的城市和泥砖砌成的一座座小屋。我想一直旅行，从一个国家玩到另一个国家，永不停歇，永远在路上。
我飞回冻脚镇的那天正好是12月22日冬至，北极圈陷入了一年中最黑暗的时期。我独自坐在房间里，手边堆着一摞书，却没兴趣翻一页，心里憋闷得很，神经突突直跳，坐着静不下来，站着也别扭。我砰地倒在床上，一会儿又觉得什么东西在皮肤上蠕动，肌肉也传来阵阵刺痛。这感觉，好像洒了一身粉红色的隔离粉，痒得四处泛红。我想有所动作。我渴望行动，哪怕只是动一动也好。但我被堵在墙角，关进屋里，困在了冻脚镇，和一群可怜虫绑在一起。我朝窗外看，冰天雪地整个地笼罩在昏沉的黑暗里。漫长的冬夜不仅让外来户饱受折磨，连土生土长的爱斯基摩人也难免抑郁，有些人甚至不堪“生活的重压”，扒光衣服，赤裸裸冲进雪地，或是捧起狗屎大嚼大咽。我虽然还没疯到那种地步，却也什么都不想做，只是窝在床上瞪着天花板发呆，一连好几个钟头，听呼啸的寒风一下下撞击铝制墙壁。偶尔，附近的宿舍会传来撞墙声、“咦嚯！”的怪叫声和急促又粗鲁的击掌声。
我们这些来冻脚镇的人，在某些方面和一百多年前的访客没什么两样。和当年的淘金客相仿，有些人到这里是为了寻找新的开始，有些人是为了财富，还有一些是想争得荣耀；有的人渴望冒险，有的是为了逃离工业世界：许许多多人都想把麻烦远远地甩在身后，重获新生。我们往往也像淘金客一样，又把千方百计要抛开的东西带到了这里。我身边的这些人，有的真心实意想改变自己，可到头来还是把纠缠他们多年的毒品、烈酒和冷漠带到了冻脚镇。现在想来，冻脚镇这名字取得真是再贴切不过了。当年，淘金客满怀真挚的梦想和宏伟的目标来到这里，却被恶劣的环境“冻住脚”，步履维艰，最后只能黯然而归。
我总是告诉自己，我和那些毒虫、酒鬼不一样，我不会和他们同流合污。可实际上我们在某些方面并没有天壤之别，我和他们一样懦弱。虽然跋涉千里远离家乡，可那种束手束脚的感觉却一路随行。在北极圈，我照样躲在屋檐下躲风避雨，按相同的作息表一天天地过日子，这和纽约州的生活有什么实际区别呢。哦，这里的太阳不会按时升起，不会提示新一天的到来，24个小时的黑夜之后紧接着又是24个小时的黑夜。我睁开眼睛就上班煎汉堡包、拖地板，下班就闭上眼睛睡觉。生活就像一个怎么也醒不来的梦境，梦中，我在一片遮天蔽日的密林里迷路了，走来走去不过是原地打转。我跑到4，000英里之外的北极圈，本想挣脱一成不变、按部就班的生活，逃离狭窄拥挤、死气沉沉的办公室隔间，谁知所有的努力不过是重蹈覆辙。我虽然远离了都市，却跳不出都市生活的模子。
我的生活是如此单调无聊，既没有目标，也找不到方向。我来这儿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服务油田的卡车司机？为了还学生贷款？为了混口饭吃，年复一年地干这些糟糕的活计，还要知足常乐？就因为我比失业的人幸运？还是因为有些人的工作比我更憋屈？我真想找到工作的目标，一个值得我奋斗的目标，一个能让劳动变得有意义的方向标。我渴望摆脱稀里糊涂混日子的状态，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一个高尚的、重要的事业中去，让自己的人生豁然开朗。
现在我总算明白了，为什么“家得宝”的老同事们总是百无聊赖、一脸疲惫、眼神呆滞。因为我们的生活都像一潭死水，没有丁点儿波澜起伏。我一个星期有40个小时都在干活，却学不到一点新东西，工作内容只需机械地重复，没有一丝创意。作为一个煎汉堡的厨工，我是一个“专家”，好比一颗螺丝钉、一只工蚁；但身为一个人，我却完完全全比不上智叟村的杰克。
我的日记本上有大片大片的空白，偶尔动笔写几句，也是在抱怨自己无话可说。我已经记不清上一次情绪波动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如果今天和昨天过得一模一样，明天和今天也一模一样……你还有感觉吗？我已经麻木了。哭泣、大笑、暴怒，似乎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久到我几乎忘了喜怒哀乐的滋味。拜托，让我气得直冒烟吧，让我哭得鼻涕横流吧，别把我关在这个虚无的黑洞里，一点点熬成木头人。
生活照旧，工作照旧。偶尔有游客来访，我就撞大运了，可以客串“极光之旅”的导游，驾着观光车把游客载到智叟村的杰克家里，一起欣赏北极光。
我第一次领队是在1月初。为了保暖，我翻出所有家当武装全身：换上保暖内衣（妈妈寄来的），披上风雪大衣，穿好羊毛袜，套上一双大号的白色极地远征靴（有人丢在育空河营地，乔希打扫时发现的），戴上木工帽（我花20美元从离职的同事那儿淘来的）和手套。
冻脚镇是地球上北极光的极佳观赏地点之一，它的上空正是极光椭圆区。太阳风会与大气里的分子或原子碰撞产生电离，形成绚烂多姿的极光，地球上能看到极光区域是椭圆形的。站在冻脚镇仰望天空，会觉得极光好像是从北边发出的，其实它就在我们的正上方。有些游客会选择冬季来冻脚镇欣赏这番奇景，其中大部分是日本人。
我驱车12英里把客人送到智叟村，这里的户外没有任何灯光干扰，美丽的北极光一览无遗。但是极光出现的时间不定，可能持续短短几分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游客们一般会先在杰克的小屋里歇脚取暖，喝点热可可，我守在户外报信，极光一现身，我就冲进小屋喊大家赶紧出门。
气温低至零下40华氏度。我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这会儿倒也没冻僵。我干脆躺在雪地上凝望夜空，静静等待北极光的到来。
漫天繁星，这是我从没见过的景色。家乡尼亚加拉瀑布城的郊区总是雾气朦胧，霓虹闪烁，我在那儿生活了23年，只能依稀数出几颗半明半晦的星星。北极圈的夜幕分外干净、清澈，数不尽的星星汇成波光粼粼的银河，照亮了一座座戴着溜圆雪顶的小木屋，仿佛种下了一朵朵白白胖胖的蘑菇。
我忽然觉得有股怒气升上脑门，好像刚刚发现有人偷走了本该属于我的遗产。如果没来阿拉斯加，我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真正的天空是什么样子。这不禁让我纳闷，世上究竟还有多少动人的景象和壮丽的风景被文明的乌云遮住，而使我一直无缘得见？
曾经拥有，失去后才会倍加思念；当属于自己的东西被盗时，才会勃然大怒。我们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想念北美候鸽，它们总是成群结队地掠过头顶，好似一片片黑压压的乌云；我们很难对郊外草原上的一头头野牛产生什么感情；也很少有人想到夜晚的大森林里，树影间点缀着的一双双绿莹莹的眼睛——那些野兽才是森林真正的主人。过不了多久，洁白的冰川会消融，天空不再明朗，流水也不复清澈，它们勾起的美好情感也将随之销声匿迹。这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起掠夺，被盗走的是我们自己的遗产。要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曾经拥有过什么，又失去了什么，怎么会想到要去夺回本该继承的宝藏呢？
一道极光陡然出现在空中，仿佛一条淡青色的绸带悠悠舒展，又像一只萤绿色的毛毛虫缓缓爬向东边的地平线。接着，几道极光平行着划过夜幕，好像给天空梳了个一边倒的发型。这些淡绿色光带很快开始跃动，有些蜷成一团，一蹦一跳；有的消失了；有的越来越粗，斗折蛇行。空中好似上演了一幕巨蟒猎兔的好戏，兔子们再灵活也逃不出蟒蛇的血盆大口。突然，天上百花绽放，七彩缤纷：艳红、亮紫、粉红、宝蓝……各色极光纷繁交织，时而俯冲，时而卷曲。它们的变化千姿百态，狂野迅捷，没有秩序没有规律，像一场五光十色的狂舞，又像罗夏墨迹测试[19]——你可以尽情想象眼前的图案，有的像大灰熊，有的像女性的曼妙曲线，有的像盘山公路……北极光仿佛被先祖附体的巫师，从篝火中砰地现身，疯狂地扭动肢体，为我们献上一场远古的祭奠。它像一阵沙尘暴，裹挟着数以百万的尘粒横扫沙丘，无论人类还是电脑都没法弄清它是怎么运动的。它奇异得仿佛天外来客，却又不会让人惊惧；它从天而降，足以令旁观者感到自在、安慰，忘记世间烦恼。几声惊呼过后，我、杰克还有所有游客都静静矗立，一动不动地凝望天空。
我生平第一次见证如此古老的仪式，亲眼目睹数百万人领略过的风景，体验人类所能享受的不凡经历。金钱、名望、财产、配有两间浴室的房子……都不是指明人生轨迹的路灯。我们怎么能把有限的生命都耗在这些东西上？天上地下、万事万物都有消亡的一刻。也许眨眼间就会有一颗星星陨落、一座木屋腐朽坍塌。雕塑、绘画、史诗、我们采购的各类商品、孜孜以求的房子、宏伟的城市和屹立不倒的纪念碑，终有一天将不复存在。曾经名震世界的国王和女王会被人遗忘，像秋天的枯叶一样被扫进垃圾堆。如果你能抬起头，用心打量这个孕育生命的大自然，你就不会再执迷地积累财富声望，白白浪费人生。当你仰望极光、心潮澎湃的时候，唯一合理的抉择是好好利用剩下的时间，追求崇高的理想。
每当我望着闪烁的繁星和绚烂的极光出神时，总会意识到自己的“病根”在哪儿。平时，我不停地对自己说，是家庭、学校、工作这些外力控制了我，是学生贷款这个罪魁祸首让我身不由己（好像一开始签字借钱的人并不是我）。虽然我可能会在一家很好的公司上班，却痛恨那份工作。我告诉自己不能旅行，不能继续深造，甚至不能离开房间，因为还有一大笔债等着我还呢。
我私下又有些庆幸自己欠了债，甚至希望继续欠下去，偶尔有机会就把辛苦挣来的钞票花在“半吊子”冒险上——比如去厄瓜多尔奢侈地玩三个星期——这样我才不用分分秒秒都记挂着自己的真正任务：每天从牙缝里挤出钱，一点一点还债，赎回自由之身。这好比在美国债务人监狱里一寸一寸地凿开墙，一寸一寸地挖地道，直到越狱出逃。
其实，我并不介意向现实低头，束手就擒，任“施虐女王”沙利美（美国著名大学生贷款公司沙利美，缩写为“SM”）挥动皮鞭，无情地抽打我。任人摆布的日子反而更容易过，只要告诉自己“命运掌握在被人手中”，便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了。我不必对自己的怏怏不乐负责，不用背负独立自主的重担，什么都不用做，反正什么也改变不了。
我在困境中逆来顺受，心安理得，这和那些来去匆匆的游客，和“家得宝”的老同事有什么两样？我们都拿这样那样的义务当借口，总之错不在自己身上。假如我真想成为自由的人，要做的还远远不止还清贷款。
那天晚上，我看完北极光回到营地，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心中涌起的豪情壮志。无论如何，我得先给自己定一个高目标。
我打开营地仅有的一台电脑，做了两件事。第一，我搜索了十所研究生院，准备申请读研（其中六所授予历史学博士，四所开设文学创作专业）。我这么做完全是一时兴起，完全把债务抛到脑后。我只想离开冻脚镇，只想回到良师益友身旁。要是有人问我为什么在冻脚镇待了一年，我完全可以辩解说这是本科和硕士之间的空当年[20]。读研虽然是个老掉牙的脱身之计，但以我现在的处境却再合适不过。我还做了第二件事：找到航行者鲍勃的网站。他是个励志演说家。我在阿拉斯加南部港口瓦尔迪兹市听过他的讲座，得知他计划夏季出发，用两个月时间划独木舟横渡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河流湖泊。我记得演讲结束后我还上台和他谈过这事，但我扭头就忘了。现在，我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封长信，发到他的电子邮箱，努力向他证明“我仍然是你要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