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春
阿拉斯加州，冻脚镇
负债：16,000美元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专心致志地筹备两件事：积极加入鲍勃的航行、申请读研究生。为了航行，我制订出严格的锻炼计划。每天下午，我都会在难得天亮的几个小时里，强迫自己走出温暖舒适的房间接受严寒的考验；为了进研究生院，我天天熬夜填写各式各样的申请材料，又动手做了1,500多张单词卡，正面写单词，背后罗列词义，我把它们一个个背下来，应对GRE考试。几乎全国的研究生院都要求考GRE。
最近我的社交活动几乎为零。艾弗里就跟呼吸一样频繁地猛吸大麻，营地老板只能叫他卷铺盖走人。其他工人几乎整日游手好闲，不是酗酒打架就是在别人的车顶拉屎，我只能把自己锁在屋里专心看书。除了简·奥斯汀、约翰·斯坦贝克[21] 和杰克·伦敦的大量作品，我还读了巴里·洛佩兹的《北极梦》[22]、丹尼尔·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罗素·班克斯的《拆云者[23]》 ，然后我拿起了梭罗的《瓦尔登湖》。
我读着读着，不由得连连点头，忍不住划下一段段文字，还在空白的地方写满了笔记。一遍看下来，这本书几乎被我画满了符号。梭罗的字字句句把我长久以来的所思所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梭罗不到30岁就离开家乡——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镇——搬进瓦尔登湖畔的树林里。他和一些朋友在那儿建了一栋10英尺宽、15英尺长的小木屋，独自在木屋里隐居两年多，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他亲手制作所有的家具，自己种豌豆、劈柴生火。几年后，梭罗写成了《瓦尔登湖》（Walden），他在书中对极简的生活推崇备至，认为人们为了追逐物质享受、财富和名望往往会误入歧途，所以现代文明就是迷人心智的诱惑。
梭罗在隐居期间还有一些令人瞩目的事迹：他积极参与废奴主义者的“地下铁路”秘密网络，把得到解救的黑奴送到自由州、加拿大、墨西哥，乃至海外；他把自己的小屋当作临时避难所，向逃跑的黑奴敞开家门；梭罗拒绝缴纳人头税，以此反对政府用纳税人的钱维护罪恶的黑奴制度、对墨西哥发动帝国主义战争，身体力行“公民不服从[24]” ，他为此蹲了一天监狱，直到有人保释；他好似文艺复兴时期的全才，不仅会制作铅笔、勘探、教书，还是一位博物学家、诗人、木匠、石匠、园丁；他爱好吹长笛、跳舞、滑冰，每年秋天他举办的香瓜派对总是广受欢迎；他也会一连四个小时漫步于家乡康科德的树林和田野之间。历史学家称，梭罗从未和女性有过亲密接触，直到44岁去世那天仍保持处子之身。
我爱上梭罗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二次这么崇拜、仰慕另一个男人。
梭罗出生在一个铅笔制造商的家庭，19世纪30年代进入哈佛求学。一位传记作者在笔记中称梭罗的财政状况“总是起伏不定”。所以梭罗和不少学生一样，也曾休学一个学期打工，等挣够了学费才重返校园。梭罗毕业没多久就搬进了瓦尔登湖畔的小木屋，那时他才恍然大悟：学生时代的生活是多么大手大脚。他曾经在书中回忆了自己搭建小屋的各项花费，接着写道：“那些渴望栖身之地的学生可以得到一所享用终生的住处，而其耗费又不会超过他们每年支出的房租。”梭罗说得太对了。我开始反省，学生们——包括我自己——为什么要在食物和住房上砸大把钞票？我们明明可以过一种更自在、更宽裕的生活，即便这种日子可能糙了些。我也想不通，为什么现代人一年必须工作五十周才能满足基本开销，而梭罗当年只需劳作六周就能足够一年的生活开销。
虽然《瓦尔登湖》出版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854年，但梭罗一百多年前观察到的典型现象今天仍然存在，比如，“许多人缄默而绝望地活着”。梭罗认为他周围的大多数人甘当“土地的奴隶”，他们或案牍劳形，或辛勤耕耘，无时无刻不痛恨自己操持的生计，却又不得不含辛茹苦，只求高堂广厦、锦衣玉食，好让同样郁郁寡欢的邻里艳羡不已。梭罗的观点让我感同身受，我觉得自己算是个理智的人，只是被错误地关进了“疯人院”。我将梭罗视为人生导师，在囚室般的小隔间里细心聆听他智慧的低语。出于信仰，也基于经验，梭罗深信：“如果人们愿意简单、明智地生活，那么在这个世界上维持生计非但不是件苦差事，反而是一种消遣。”
事实证明梭罗是对的。冻脚镇营地的单身宿舍狭小逼仄，我已经住了近一年。这里只有一张单人床、一盏灯、一台电视。我长这么大，手边还是头一回没有配套的电子设备可供我随意使用。营地包吃包住，附近又没有电影院、购物中心和其他诱惑我花钱的场所，我只能赚多少存多少。这里让我不得不勤俭节约：需要剪头发的时候，同事会代劳；需要换外裤的时候，从别人离职时丢下的旧衣物里捡一条将就。经历了这种不得不“将就”的生活，我发现自己在许多方面反而变得更好了。
北极的白昼开始变长，天气也渐渐转暖，我觉得自己越来越有活力了。与此同时，乔希的状况却越来越糟。去年秋天，他来到阿拉斯加，跟我一块儿在冻脚镇和育空河营地工作，冬季到来时他飞回了纽约州西部，之后却只能打打季节性零工，比如挨家挨户地送电话簿，比如在联合包裹速递服务公司当快递员。
收件人：肯·伊格纳斯
发件人：乔希·普鲁因
时间：2007年2月23日
标题：回复：
简单说说我最近找的活儿吧……我给“联合包裹速递”当快递员，在尼亚加拉瀑布城的贫民区送包裹。开车的是个名叫里昂的黑人。他这人，怎么说呢……活脱脱一个“黑大佬”。他嗜好“车震”，每次都爱找些大块头的女人，特别是“白鲸”那种“吨位”的白人。你没看错，“一对多”是他的家常便饭。有一回，他还给我看了一段手机视频，画面里，他的“女孩”之一正张嘴“伺候”他的“小兄弟”呢。假期结束后，乔希又失业了。这算不上新闻，但他打开了一封信，情况立刻急转直下。信是一家学生贷款机构寄来的，上面说，之前把乔希的债务算错了，他应该再还8,000多美元。换句话说，乔希原本高达58,000美元的学生贷款现在一夜暴涨到了66,000美元。
收件人：肯·伊格纳斯
发件人：乔希·普鲁因
时间：2007年3月15日
标题：乔希失控了
如果这世上还有一个人能理解我的遭遇，那一定是你。上回给你发完电子邮件后，我随手打开桌上的一封来信。信的内容如晴天霹雳打得我措手不及，我根本找不到语言描述那种心情……你一定很好奇信里究竟说了什么，让我有这种反应。亲爱的朋友，眼下，世上只有一件事会让我尖叫、哀号，冲客户服务代表骂脏话，在社区里足足跑了40分钟，还拿呆呆盯着我的路人撒气。人们纷纷从车里、门廊里探出头，不解地打量我，不晓得什么事会让一个小伙子冒着暴风雪失控狂奔。我的朋友，你猜得不错，那封信跟我的债务有关。原来，乔希曾经办理了债务合并手续，把从两家金融机构贷的款合并为一笔。可是，其中一家机构却突然来信说乔希还是两头负债。乔希从头到尾读完那封信，攥紧拳头把纸揉成一团，发出一声施瓦辛格式的骇人怒吼：“不——！”世上只有两种情况会让人发出这种撕心裂肺的吼叫：一、你回到家，走进厨房却发现爱妻和儿子被一个邪恶组织杀害了，凶手还恶毒地亵渎了亲人的遗体；二、你突然发现，本已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学生贷款平白无故地猛增了8,000美元。
乔希原本每个月就得还700美元，一连还12年；现在，他每个月必须多还100美元，才有可能在12年内摆脱债务。乔希实在不知该怎么办，他砰地踢开房门，冲进暴风雪肆虐的水牛城，不顾一切地在附近的街区狂奔，任凭风雪遮天蔽日地刺痛双眼。
“我径直穿过两辆车，”乔希在邮件里写道，“司机险险地刹住车，目瞪口呆地盯着我；我穿过一群在雪中玩钱的小孩子，他们兴高采烈地观察这个在雪中狂奔的家伙，他们的妈妈却用一种活见鬼的神情望着我。我跑过草地，穿过开发区，又原路返回，根本不想停下来。好像一停步，我就会被汹涌的情绪吞没。最后，我从头发丝到脚指头全都盖着厚厚的雪花，累得气喘如牛，脑瓜子倒是清醒了几十倍。8,000美元——我在阿拉斯加铲走烧焦的垃圾、洗刷洗手间浴室整整两个月挣的工资，再乘以三四倍，差不多才8,000块钱。我到现在已经还了1,500美元的学生贷款，昨天还自我感觉良好，谁知今天再看，我欠的钱远比自己想象的多。前面还有8,000美元等着我……那相当于在阿拉斯加干满一个暑假的工钱啊。8,000美元都能让我头痛欲裂，那66,000美元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啊。”
接着，乔希应征到密西西比州帮美国志愿者服务团建房子，工期3个月，薪水很低。那几乎是乔希的最后一次放纵了，他知道自己必须找一份正式工作。于是乔希离开纽约州的家，前往科罗拉多州的首府丹佛，那儿有一个我们共同的好朋友，他给乔希提供免费的住处，直到乔希找到工作，在丹佛站稳脚跟。
冻脚镇的春天到了，年轻、兴奋的新员工接踵而至，那些老流浪汉总算挪窝了。“大话王”黑尔被“炒鱿鱼”了；朋克摇滚青年凯西早已卷铺盖走人；“合不上嘴”的莱尼因为毒打女友露西被阿拉斯加骑警押走了，当时露西的脖子上印着一圈深深的勒痕，两边耳朵还不住地渗血。
我时常开着观光车拉一帮新员工去熟悉布鲁克斯山脉的环境，每个星期在旅舍前的雪地上组织一次橄榄球赛，还有幸结识了几个同样爱好看书的同事，我甚至在结冰的池塘上办了一场茶话会。
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冻脚镇，疯狂地爱上了北极圈——是那种“含在嘴里怕化了”的爱。每个星期，我照旧从薪水里抽出300美元还学生贷款。在冻脚镇干了整整一年，我挣了22,000美元，除去自己花掉的4,000美元小费收入，我全都用来还债了。只要再还16,000美元，我就自由了。
算这笔账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即便工作一年拿到手的只有22,000美元，我也攒下了82%的收入，要不是去厄瓜多尔玩了几个星期，又稍稍奢侈了两三次，我几乎能把100%的薪水攒下。22,000美元并不是一笔丰厚的年薪，我想绝大多数人都这么想。可是，一旦把省下的食宿费算上，就相当可观了。食宿费才是关键所在，绝对是日常开销的大头。
我拿起计算机敲了几个数字，想看看这份包吃包住的工作究竟为我省下多少开销。假设我是一个过着传统家居生活的普通消费者，日常出行离不开车子，买东西去超市，一年下来，我大概要花27,540美元（包括饮食、保险、汽车养护和汽油费、房租开支）。换句话说，我一年得赚49,540美元，才有可能攒下22,000美元还债。所以，在冻脚镇干一年，相当于在其他地方干一份年薪49,540美元的工作。在冻脚镇，我没车，没电话，也没房子，但存款数却不比中等富裕的人少。
我想，冻脚镇至少教给我一条金科玉律：如果能砍去不必要的高消费，我们能剩下一大笔数额惊人的存款。
最棒的是，我憋在厨房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春分前后，智叟村的北极光最亮丽动人，来冻脚镇观光的游客猛地多起来，我常常领着他们踏上极光之旅。除了当导游，我也时不时地给维修工们搭把手，安装水管、更换旧地毯，还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给汽车旅馆的房门刷油漆。最开心的是，我有幸和詹姆士肩并肩干活。詹姆士今年72岁，是一位隐士。我来冻脚镇一年多，还没机会和他搭话呢。
詹姆士受雇于土地管理局，因为这季节手头不忙，营地便请他帮着翻修一座老旧的油田工人宿舍。别看詹姆士年纪不小，清瘦得甚至有些憔悴，但手脚却利索得让我大吃一惊，我得花两倍时间才能干完同样的活儿。想赶上他的速度显然不可能，不过，我发现问一堆问题会让他分心，拖住他的手脚。
詹姆士是田纳西人，曾经在印第安纳州当州警，退休后来到北极圈生活。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住处，他干脆把家安在他的1980款雪佛兰“巨无霸”越野车里，一晃就是六年。
“你住车里要怎么取暖呢？”我问。
“我在里面安了个炉子，”他应道，“你看不到吗？管子从副驾驶座侧门的上边一直伸到车顶。”
后来，詹姆士带我参观了他住的车子。这辆“巨无霸”越野车块头不亚于大货车，保养得很好，岁月的沉淀让车身原本的香蕉黄变成了马尼拉纸一般的浅咖啡色，令人肃然起敬。我走进车里，果然发现了一个丙烷炉，但为安全起见，丙烷气罐其实是放在车厢外的小拖车上。到了天寒地冻的时节，如果气罐结冰，詹姆士只能在车厢里再备个小一些的气罐取暖。
詹姆士把“巨无霸”越野车的侧面板和顶棚拆得一干二净，用改装的玻璃纤维作隔离层，又在车窗那儿钉上了厚重结实的塑料板。他用丙烷气灶解决一日三餐，睡觉就躺在车厢后的塑料箱上面。
詹姆士的“房车”惊得我半天说不出一句话。这真是对墨守成规的嘲讽，对传统信条的冲击。这辆车、这种生活称得上是一种象征，它象征詹姆士完全挣脱了这个时代的条条框框，不屑于循规蹈矩、随波逐流。在我看来，这辆车就是自由，是纯粹的、真实的、完美的自由。我环视“房车”里的一切，心想，空间虽小，却是詹姆士亲手改装、细心布置而成的，他就是这片领地的主人，是君王，是绝对的统治者。
“你还需要用钱吗？”我问，“你不是已经退休了吗？”
“哦，不。”詹姆士对我说，“我把钱全都寄给孙子们了，他们还在上大学，正是用钱的时候。我喜欢工作。别看我七十二岁了，我要一直干到一百岁呢。那是我的目标。”詹姆士睁大眼睛，兴奋得好似小孩子一般咯咯直笑，笑得连咳带喘，这才像老爷爷那样低沉地哈哈大笑，“工作让人健康。我工作的时候最开心。”
“你在冻脚镇不觉得孤单吗？”
“不会，我可不喜欢身边挤着一堆人。”
“但我听说你在智叟村住了一年。”
“只住了一年，”詹姆士轻蔑地补了一句，“人太多了。”
“可是，那儿好像只有12个人啊？”
“不，当时少说也有20个呢。”
“你不在意家人对你的看法吗？他们会不会觉得你有些怪？”
“我就是个怪人啊！”他大声喊道，但并没有生气，“我和那个‘大学炸弹客’泰德·卡辛斯基 [25]有不少共同点呢。我理解他为什么要跑到蒙大拿的树林里造个小房子隐居。说起来，他在蒙大拿的屋子可比我的‘巨无霸’大多了。我和他只有一个差别——他真的疯啦！”
许多人可能觉得詹姆士也是个疯子，但我却认为他的话别有一番深意，他身上还有我最欣赏的阿拉斯加本土气息。虽然不少阿拉斯加人对冷酷的右翼政策抱持宽容态度（那些政策的冷酷程度，恐怕会让《星球大战》里塔图因星球[26]上那些挥着标枪、崇尚自由的沙人大皱眉头），可是我非常崇拜阿拉斯加人的独立自主、阳光健康和乐天开怀的性情，也赞同以工作为荣的观点。每天在冻脚镇替油田工人和游客服务，我暗自庆幸自己能有这段经历，却也深知自己不可能为眼前的工作感到光荣。我需要一个机会，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
每天下午，只要天没有彻底黑下来，我就会走到宿舍尽头，钻进一间废弃的屋子里健身。那儿零星堆了些器材：一台仰卧举重机、一个单杠和几个杠铃。因为没人住，房间里自然没装暖气，四面墙壁都结了厚厚的霜，活像个大冰箱。我找到一张旧床垫当沙袋练拳脚，权当热身运动，然后做引体向上、举杠铃、仰卧举重，连续练三遍，全程佩戴口罩和木工帽。鲍勃只选三个人跟他一块儿出航，每个名额都有好几百个人争夺，我知道自己胜出的机率微乎其微，但还是决心试一把。或许我可以在申请时吹嘘自己一整个夏天都在阿拉斯加划木筏，这听起来酷极了。
鲍勃的主页上说，申请人必须通过一连串体能测试。除了我练的这些，还要用健腹轮连续做100个健腹伸展动作，接100个俯撑下蹲促腿和100个箭步蹲，等等。我甚至开始每天下午出门沿着矿道慢跑。一开始，北极圈凛冽的冬天吓得我直发抖，但我渐渐发现，只要多穿一身保暖内衣、戴上口罩，不管零下多少度，身上都是暖的。没多久，我开始测试自己的极限，在零下10华氏度的天气里跑步，接着是零下20华氏度，最后是零下30华氏度。刚开始跑的时候，我每隔一分钟就得取下手套揉一揉眼睛，把粘住眼皮的冰霜拨开，但只要坚持几分钟，就没那么难受了。
这时的群山披着乳白色的厚实雪顶，比夏季那会儿光秃秃的样子好看多了。狼群的号叫声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一排排树木看起来冷漠严肃，好似古代的斯巴达方阵，阵中的士兵个个面无表情地擎着长矛，直指天空。
天气暖和以后我更是坐不住了，恨不得时时刻刻都在户外走动。我用攒下的小费网购了几样东西：一顶轻薄的单人帐篷，125美元；一个野营炉，85美元；一个便携式水过滤器，50美元；还花40美元从同事那儿买了一个睡袋，它耐得住零下20华氏度的低温。每逢双休日我就去野外远足，有时会走上好几天。脚下的矿道经过重型卡车的反复碾压，变得十分平坦，走起来倒不是很吃力。
健身计划进展顺利，可我给研究生院发的申请书却隔三岔五地遭到拒绝。我申请的都是全美顶尖的院校，它们是极少数既全免学费，又提供丰厚奖学金的大学。还有一个原因，我打心底相信自己不会永远当一个负债累累的小厨工，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干出点成绩来。我大四的时候曾经以美国最高法院成立之初的两个案例为主题写过一篇论文，那时还在世的理查德·埃利斯教授对这篇文章大加赞赏。我决心遵照他的指导，把眼光放长远，力争上游。
又一个星期过去了，我寄给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的申请信接连被拒，又收到了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拒绝信，然后是匹兹堡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圣母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和迈阿密大学。
我盯着桌上的十封拒绝信，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上帝啊……我总共就申请了十所大学，十所大学全都把我拒之门外？加上之前给二十五家报纸寄的实习申请函，我的“作家之路”得到了35:0的评分。每一次拒绝都像在我的心上扎了一针。不过，往好处想，一次次的拒绝磨砺了我，把原本脆弱的自尊心磨出了茧子，变成了一块硬邦邦的干酪。以前我害怕这些挫折和打击，就像看到脚底铺了一层烧得通红的炭火，现在无论前面横着什么阻碍，我都能从容地迈步跨过了。
而且，每次遭拒，我揪心之外反倒会涌起一股奇怪的解脱感。我开始反省自己申请读研的最初动机。我真心实意地想变得更成熟、更明智，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但其中也隐含着迎合社会期望的念头：上一所出类拔萃的学校足以让亲朋好友刮目相看，还能在毕业后提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买一座房子舒舒服服地过日子，房子可以和我从小住的差不多，只是要更大些。我逼迫自己好好思考这个决定——困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专业学同一门知识，一学好几年，想来想去，我不觉得自己会真的开心。但这些都不重要了。我知道自己心底真正在乎的只有一个申请。有一天，冻脚镇的答录机里传来鼻音很重的加拿大口音——留言是给我的，打电话的是航行者鲍勃。我立刻给他回电话。
“那么，这个夏天你愿意加入吗？”鲍勃问。
“你的意思是？”
“你懂的。你想和我一块儿夏天去航行吗？”
“你是说我通过测试，可以当船员了？”
“当然。”
“真的吗？”
“对。”
我乐得又叫又跳，满屋子蹦跶。“好，好，我当然会去！”我喊道。
我本来得留在冻脚镇，再当一个季度的导游，一门心思继续还债，但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好机会，一个让我无法拒绝的机遇。我不确定自己的体力能不能支持整段航行，但我确定自己的财务状况良好，欠妈妈的钱已经全部还清，欠政府的债也提前了好几个月的还款进度，所以，这个夏天只属于我。
我在网上查了机票价格，发现光回家的单程票就得600美元，真叫人郁闷。“这可是整整两个星期的工钱啊。”我咕哝道。
2007年5月，离开冻脚镇的前一天，我把一堆家当送了出去——几双鞋子、几件冬衣和一叠书。还用得着的衣服和书被我装进箱子寄回了纽约州的爸妈家。我翻出第一次登蓝云峰用的大号背包，把帐篷、睡袋和野营装备一股脑儿塞了进去。我向营地的人一一道别，还抱了抱乔希（他回到冻脚镇接替我成了导游），祝他登山顺利，还债顺利。
我再一次凝望布鲁克斯山脉。它们是如此鲜活。融化的雪水掠过山脊倾泻而下，涨满小溪，一条条小溪欢快地奔向科尤库克河，让绅士一般的河水发出了豪迈的咆哮；偶尔还会有一只麋鹿透过翠绿的云杉树丛好奇地打量我。这里连空气都是鲜活的，一呼一吸都让我体内的每一个细胞充满清爽、惊喜的活力。这里的一草一木对初来乍到的我曾是那么新奇，现在，它开始给我一种家的归属感。过去的几个月，我一直摩拳擦掌地准备离开这儿，今天终于要走了，心里却有些不舍。我记得自己曾经对智叟村的猎人杰克说，这个地方已经在我身上扎了根。他告诉我：“每个人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家。”那时我没听懂他的意思，现在我懂了。我默默许愿，一定会回家。
春日的午后，风和日丽，湛蓝的天空一望无际。我紧张、害怕，却也兴奋得几乎发抖。我走上道尔顿公路，低头看着脚下的碎石道，它一直通向大陆另一头的国度，我长到23岁，还没去过那个地方。
远处传来引擎的轰鸣声，一辆半拖车转过弯道，卷起一团尘土，吭哧吭哧地朝我开来。那时，我回忆着在阿拉斯加度过的日子，想起了智叟村、杰克，想起了北极光、冬季的酷寒，想起了梭罗和詹姆士的雪佛兰“巨无霸”。阿拉斯加教会我：世界上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生活的方式不止一种，工作、居住的方式也可以五花八门，酷寒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熬；它告诉我，在现代社会，虽然海洋不断被石油污染、城市郊区时刻向外扩张，地球上仍有旷野存在。我想到第一次攀登蓝云峰时，自己是怎样战战兢兢地迈出第一步，踏进一片全然未知的领域。今天，我要敞开怀抱，拥抱一个全然未知的世界。
时至今天，我只是一个学生、一个打工仔。在北极圈的极夜里，我曾仰望漆黑的天空，觉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多。我不想只是找一份固定的工作，领一份糊口的薪水，建立一个稳定的家。我不想当“消费者—资本家机器”上的一个螺栓，也不想混一个无聊的博士学位。当我望着闪烁的繁星时，我仿佛看到了未来的道路。我想做一颗划过天际的彗星，不受任何规范支配、不被任何人的期望所左右，我想凭自己的心意走自己的路。
我深吸一口气，握紧拳头，使劲儿控制住颤抖的双手。这辆车要去哪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不知道它会去哪儿。我慢慢地举起胳膊作势招手。我转动手腕，咧嘴一笑，竖起了大拇指，脑子里想到的是曾经低声萦绕耳边的三个词。
第二篇 流浪汉
不受债务拖累，
努力过上自由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