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为记忆建立秩序？我想从最初的地方开始，
用织机旁的织工般的耐心回忆。我想说：“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再无他处。”
但故事可以从上百个地方开始，因为存在着上百个名字：
姆万扎、塞伦盖蒂、南格威、摩罗、纳库鲁……
要找出成百个地名再容易不过。我最好选择其中一个作为开端
：这并不因为它最先存在，
也不因为它从广义上说具有重要的探险意义——
不过是碰巧罢了，它出现在我飞行日志的首页。毕竟，
我不是什么织工。织工们创造，而我回想：在记忆中故地重游
。这些地名就是钥匙，开启一条条通道，
这些通道已在脑海中被尘封，而在我内心却依旧熟稔。
所以南格威这个名字——它和其他名字并无区别——
就这样出现在日志中，即便未必能给记忆带来秩序，
也可让它鲜活起来：
日期：16/6/35
飞机型号：Avro Avian（禽鸟）
编号：VP-KAN
路线：内罗毕——南格威
时间：三小时四十分
接下来还写着，飞行员：自己；而备注部分，则一片空白。
但或许发生过一些什么。
南格威如今大概已经荒芜，再无人记得。
一九三五年我到达时它几乎奄奄一息。它位于内罗毕西南面，
在维多利亚湖的最南端上。那里不过是个贫瘠的偏僻村落，
只有些肮脏的棚屋。
这些棚屋也不过是因为有个疲惫而沮丧的探勘者，
某天在鞋跟边的泥土里发现了一点黄金，
便用猎刀的刀尖将它挑起，目不转睛地看着，
直到它在想象中从微小而斑驳的一点变成了金砖，
然后又从金砖变成了大笔的财富。
他并不是个行事鬼祟的人，但他的名字逃脱了记忆的追捕。
尽管南格威不过是个地名，
却曾有一度成为了圣地麦加与海市蜃楼。
许多和他一样的探险家们，对这个国家灼烧般的高温置若罔闻
，也没把疟疾、黑水热，以及严重缺乏交通的现状放在心上。
那里只有靠步行才能穿越森林，而他们带着铲子、锄头、奎宁
、罐头食品和无限的期许前往，开始挖掘。
即便他们有所收获，
我也从没知晓他们的挖掘究竟给他们带来了什么。
因为当我的小型双翼飞机降落在狭窄的跑道上时，
他们已经从丛林里走了出来。夜色中，
厚铁皮桶里浸了油的毛毡被点燃，火光指引我着陆。
那样的光线中什么都看不清楚：几张仰望的黝黑脸庞，
神色冷漠而坚忍；几条半举着的手臂，做着召唤的姿势；
有条狗懒洋洋地穿行在火光中……我记得这些景象，
还有那个在南格威迎接我的人。但我在破晓时分再次起飞，
对他们工程的成败或是他们矿藏的多寡一无所知。
他们并非刻意掩饰，而是因为那个晚上有别的事要考虑，
它们都与黄金无关。
我在内罗毕郊外以自由飞行员为生，“穆海迦乡村俱乐部”
就是我的总部。即便到了一九三五年，
要在东非弄到架飞机仍是件不容易的事，
而想不靠飞机到达国境的另一端则几乎没有可能。当然，
有很多公路通往内罗毕城外的各个方向。
这些路开始的时候足够宽阔，但几英里之后就会变得越来越窄
，最后消失在怪石林立的山丘中，
或迷失在平原与山谷中的那些满是红色泥浆的沼泽地和黑色棉
花田里。在地图上，它们看来确切而可靠，
但要是有人斗胆从内罗毕向南前往马查科斯，或是马加迪，
却不用约翰·迪尔拖拉机这样强大的交通工具，
那简直就是痴心妄想。据说在旱季，
从西面或北面经过奈瓦夏通往英埃共管苏丹的路是“可行”的。
但我上次在小雨天经过时，
那里的泥土黏得可媲美最受好评的黑糖浆。
这些困难都在其次，
奈瓦夏与喀土穆之间还有荒草丛生的沼泽与广阔无垠的沙漠。
可兴建此项工程的政府道路部门对这一切等闲视之，
在奈瓦夏附近有一块好看醒目的路标，上面写着：
通往朱巴——喀土穆——开罗——
我永远也弄不明白，
给闲散游客们提供此类有待商榷的鼓励只是出于最良善的期许
，
还是某个具有残酷幽默感的官员终于为自己多年被困闷热的内
罗毕办公室的不幸际遇找到了发泄方式。无论如何，
路标就竖在那里，仿佛一座灯塔般，鼓动所有人前进（
甚至连个警告都没有），前方绝不会是喀土穆也不会是开罗，
而是某处无望的深渊，简直就和班扬先生
在书中写到的一模一样。
当然，这只是个特例。常有人走的路状况良好，
且在短距离内经过了铺设，而一旦铺设路段结束了，
如果能有一架飞机的话，就不必长时间困在蹒跚前行的车内—
—前提是司机的技术能让车蹒跚前行。我的飞机虽说只有双座
，且还有来自新兴的东非航空公司的竞争——
更不用提发达的威尔森航空公司——
但绝大多数时间都业务繁忙。
内罗毕这座城市也很繁忙，并且正处于发展中——它是一道门
，通往一个依旧崭新的国家，一个辽阔的国家，
一个几乎不为人知的国家。在过去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
这个城市突然发展起来，
此前它只是些散落在漫长乌干达铁路旁的破烂铁皮屋，
里面混杂居住着英国人、布尔人、印度人、索马里人、
阿比西尼亚人
、非洲各地的土著以及很多其他国家的人。
如今仅印度市集的面积就已有好几英亩，而城里的酒店、
政府大楼、赛马场，还有教堂，都很醒目，
证明摩登时代及其生活方式最终在东非赶了上来。
但它的内心依旧粗犷，几乎丝毫未被英国式的官僚作风所软化
。生意在继续，银行蒸蒸日上，
汽车在政府大道上煞有介事地来去，营业员们思考、行动、
生活，
他们在其他国家任何一个拥有三万多人口的现代城市里也会做
同样的事。
这个城市隐藏在阿西平原内，就在连绵的基库尤山脉的山脚，
北朝肯尼亚山，南向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山。
它是荒野中的财会室——这地方关乎先令、英镑、土地买卖、
贸易，关于极度成功以及极度失败。商店里出售你的一切所需
。周围是纵深一百多英里的农田和咖啡种植园，
送货的火车和卡车每天为市场运来农产品。
对于如此广阔的土地来说，一百英里的距离又算得上什么？
依旧沉睡在丛林中的村落，位于广阔的保护区内。
在这些村庄中居住的人们只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
白人世界那些顽固不化而又不可抗拒的压力或许会以某种方式
危及他们的族群生活。
但白人的战争发生在非洲的边缘——你从海岸出发，
端着冲锋枪向内陆前进三百英里，却依旧处于非洲的边缘。
自迦太基时代以来，甚至更早，人类就开始杀戮征伐，
想在海岸沿线、荒漠和群山获得永久的立足之处。
一旦获得了这些立足之处，
它们的拥有权却又挑起了无尽的冲突与流血。
争先恐后的征服者们忽略了非洲之魂的根本，
那正是抵御征服的原动力。这灵魂没有消亡，只是沉寂。
它的智慧并不缺乏，但却如此单纯，
被现代文明的狭隘眼光视若无物。非洲大陆年代久远，
许多子民的血脉如真理般脆弱而纯粹。
马塞人的祖先或许就生活在伊甸园附近，
而那些近世纪才发迹的种族，只懂得以武器和自负武装自己，
他们又如何能与马塞人的纯洁血统相提并论？野草不会腐朽，
它的根吸取了天地开辟之初的第一缕生机，
并依旧守护着它的精华。野草总能复生，
人工栽培的花草在它面前退却。
种族的纯净与真正的高贵并不靠官方文告确立，
也不靠生搬硬套，它保存在自然力最与生活目标的紧密关联中
，土著牧羊人对它的了解并不逊于头戴学士帽的学究们。
军队会继续征伐，殖民地将数易其手，但无论发生什么，
非洲就这样躺在他们面前，一如既往，像个伟大、睿智、
沉睡的巨人，丝毫不被帝国列强们此起彼伏的吵闹干扰。
这不仅仅是一片土地，这里寄托着人类的希望和幻想。
因此，有很多种非洲，数量和关于非洲的书一样多，
而书的数量又多得够你闲读终生。不管谁写了一本新书，
他都可以骄傲地认为自己提出了与众不同的全新观点，
但也可能会被那些信奉另一个非洲的人嗤之以鼻。
利文斯顿医生
笔下的非洲非常黑暗，自那时起，便出现了无数种面目的非洲
，有的更为黑暗，有的则较为光明，
但绝大多数都充斥着动物和侏儒，还有些则为气候、
丛林和狩猎而近乎痴狂。
所有这些书，起码是我读过的那些，
都准确描绘出作者眼中的非洲，但那不是属于我的非洲，
或许也不属于早期的开拓者们，或参加过布尔战争
的老兵，以及到非洲来猎杀斑马和狮子的美国富翁，
那是只属于作者一个人的非洲。既然对作者们来说，
非洲是千万种面貌，那么我想，对所有的读者来说，
非洲也可以是万千种面貌吧。
神秘的非洲，狂野的非洲。它是炼狱，也是摄影师的天堂。
它是狩猎者的瓦尔哈拉
，也是遁世者的乌托邦。它是你心中的愿望，
禁得起所有的诠释。它是死亡世界最后的一丝残余，
也是闪亮生命的摇篮。但对于很多人，也包括我，它只是个“家
”。它有各种各样的性格——除了沉闷。
我四岁那年来到英属东非，
少年时光都在光着脚和纳迪人一起捕猎野猪，
后来以训练赛马为生，再后来驾驶飞机在坦噶尼喀湖，
以及位于塔纳河与阿西河之间的干旱丛林地带中寻找大象。
我一直是个快活的乡下人，直到我在伦敦生活一年之后，
才明白需要用脑的生活多么无聊。无聊，就像钩虫，
是挑地方的疾病。
我曾驾驶我的飞机从内罗毕机场起飞过一千次，
但每当机轮滑过陆地进入半空，
我都能感觉到飞机的不确定与兴奋，
就像是开始第一次冒险旅程。
凌晨一点，
要求我去南格威的电报从穆海迦乡村俱乐部转到我的小木屋，
它就在离俱乐部不远的桉树林中。
电文简明扼要，要求立即用飞机送一罐氧气到定居点，
抢救一位因肺病而奄奄一息的矿工。
发出求助信号的人我从没听说过，心想，
发出求救信号这个举动本身就带着近乎可悲的乐观，
因为要将这条信息送到我手里，唯一的办法就是到姆万扎
发电报，而那儿距离南格威一百英里，
只有靠当地人步行才能到达。电报在路上的这两三天，
需要氧气的人要么已经死亡，要么展现出过人的求生意志。
据我所知，那时我是非洲唯一的专业女飞行员。在肯尼亚，
我没有别的竞争对手，无论男女。
所以像上面这种十万火急的电报，或者其他不那么紧迫、
伤感的电报，多得足够让我白天黑夜忙个不停。
即便在有航道的地区，即便有仪器的帮助和无线电的指引，
夜航依旧是种孤独的工作。但飞越牢不可破的黑暗，
没有冰冷的耳机陪伴，也不知道前方是否会出现灯光、
生命迹象或标志清晰的机场，这就不仅仅是孤独了。
有时那种感觉如此不真实，
相信别人的存在反而成了毫不理性的想象。山丘、树林、岩石
，还有平原都在黑暗中合为一体，而这黑暗无穷无尽。
地球不再是你生活的星球，而是一颗遥远的星星，
只不过星星会发光。飞机就是你的星球，
而你是上面唯一的居民。
开始这样的飞行前，
正是对这种孤独的预料比身体可能遭遇的危险更令我忧虑，
也让我怀疑这份工作究竟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差事。
而结论永远是：不管孤独与否，它都让你免遭无聊的荼毒。
一般情况下，我会在半小时内到达机场，准备飞往南格威。
但却发现自己遇到了问题，这问题是凌晨一点的半睡状态。
它是那种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事实也确实如此。
但你一旦被它纠缠住，就无法逃脱，也无法忽略它的存在。
有个为东非航空公司工作的飞行员，名叫伍德，
他消失在塞伦盖蒂大草原的某处，而且已失踪了两天。
对于我以及所有的朋友来说，他就是伍迪：
一个优秀的飞行员和一个好人。
伍迪这个名字在内罗毕并不陌生，
他失踪的消息却没有很快引起注意。
一旦人们意识到这并非航程延误，而是失踪，
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其中一部分原因，
我想是公众对悬疑和肥皂剧的喜闻乐见，
尽管在内罗毕这两样都不缺。
对伍迪的不幸遭遇最为感同身受的，当然是他的同行们。
我指的不单单是飞行员。很少有人意识到，
如果自己经手的飞机未能返航，
一位尽心尽责的地勤机械师会承受怎样的痛苦和焦虑。
他不会考虑坏天气的因素，或是飞行员的判断失误，相反，
他会拿线路排布、燃油管道、碳化器、
油门是否安装妥当这类无法回答的问题，
以及其他上百件他必须考虑到的事情折磨自己。他会觉得，
如果出现这样的状况，他一定是遗漏了什么：
一些细小但关键的调整。正是由于他的疏忽，
导致了飞行坠毁或飞行员丧生。
不管机场的设备有多简陋，空间有多狭小，
一旦有发生事故的可能，
所有地勤人员就会分担同一种忧虑和紧张。
由于风暴、引擎故障或随便什么原因，伍迪失踪了。
在过去的两天里，
我一直驾驶飞机在塞伦盖蒂北部和半个马塞马拉保护区上空盘
旋，却没有看见一丝烟雾信号或是阳光照在破损机翼上的折光
。
焦虑日渐严重，甚至转为忧虑，我原本打算在日出时再次起飞
，继续搜救工作。但南格威的电报却从天而降。
所有专业飞行员都属于一个同盟，
这同盟既不派发执照也无明文规定。它也没有入会要求，
只要你了解风、指南针、方向操纵杆和无私的友谊就可以参加
。这种情谊，
对那些曾驾驶木船在尚未开辟航道的海域航行的船员来说并不
陌生，这也是他们生命的维系。
我是自己的老板，自己的飞行员，时常也兼任自己的地勤人员
。所以，我可以轻易地拒绝前往南格威的飞行，
这么做或许也合乎情理，
我可以辩解说营救失踪的飞行员更加重要——对我来说，
确实如此，但其中掺杂的私人情谊却让这样的理由缺乏说服力
。就像他的一大帮朋友一样，我对伍迪几乎一无所知，
却又熟稔得懒于牢记他的姓氏。但如果换作是伍迪，
他也宁愿拒绝这个有利于自己、
却会牺牲维多利亚湖畔一个不知名矿工性命的决定。
最后我致电内罗毕医院，确定氧气瓶已经备妥，
然后准备向南飞。
三百五十英里可以是短暂的航程，
也可以像从你所处的位置到世界尽头那般遥远。
有许许多多的决定因素。如果是夜晚，
它取决于黑夜的深度和云层的厚度，还有风速、群星、满月。
如果你独自飞行，它也取决于你自己。
不仅仅是你控制航向或保持高度的能力，
也取决于那些当你悬浮于地面与寂静天空中时，
会出现在你脑海的东西。有一些会变得根深蒂固，
在飞行成为回忆之后依旧跟随着你。
但如果你的航道是在非洲的任何一片天空，
那些回忆本身也会同样深刻。
我曾飞过南格威、的黎波里、桑给巴尔，以及其他偏远的地区
，有时也会飞往奇怪的地方。在这些飞行过去很久很久以后，
我由东向西飞越了大西洋，随之而来的是头条新闻、大肆吹捧
，对我来说，还有许多不眠之夜。
一家宽宏大量的美国媒体认为那次旅行非常伟大，
而伟大就意味着新闻价值。
但离开内罗毕抵达南格威的旅程并不伟大。
它没有什么新闻价值，只是从这里到那里而已。
对于那些不了解非洲草原，不了解它的沼泽、
夜色与寂静的人来说，这段旅程不仅算不上伟大，
或许还有些乏味。但对我来说并非如此，因为自童年时代起，
非洲就是呼吸一样的存在，是我的生命源泉。
它依旧主宰着我内心最深切的恐惧，
总是孕育着复杂而又无法解答的谜题。
它是记忆中的阳光与青山，清凉的河水与暖黄色的灿烂清晨。
它和海洋一样冷酷无情，比沙漠更顽固不化。
它从不隐藏自己的好恶。它不会有分毫妥协，
却又对全人类奉献良多。
但是非洲的灵魂，它的完整，它缓慢而坚韧的生命脉搏，
它独有的韵律，却没有闯入者可以体会，
除非你在童年时就已浸淫于它绵延不绝的平缓节奏。否则，
你就像一个旁观者，观看着马塞人的战斗舞蹈，
却对其音乐和舞步的涵义一无所知。
于是我起飞前往南格威：一个愚蠢的名字，一个愚蠢的地方。
这地方只有渺茫的希望与渺茫的成就。
它就像一笔无足轻重的财富，
被想象力丰富的守财奴藏在了一个极为遥远，
又无人愿意去的地方，须要越过穆阿悬崖、
斯皮克湾和未被西部各省开发的荒野才能到达。
为一名生病的矿工送氧气。这不是什么英勇的飞行，
甚至都不浪漫。它是一件劳累的工作，
这项工作还要在很辛苦的时间里完成，我满眼睡意、一口怨言
。
鲁塔向我示意，然后转动螺旋桨。
鲁塔是纳迪人，按人类学的说法，他是尼罗河流域的土著人，
这是一个小型的部落，优秀的部落，
由那些极度敏锐却又不屈不挠的成员组成。
他们是各类种族的后裔，毫不排外。
在他的部落，人们尊敬轻柔的嗓音和有力的手，
还有茂盛的花朵与瞬间降临的死亡。他时常大笑、自由自在，
享受工作的同时，也坚定地热爱着生活。他不是黑人，
他的肤色散发着古铜色的光泽和温暖。他的双眼漆黑，
间距略宽，鼻梁高耸，显得心高气傲。
现在他就很自傲地转动着螺旋桨，双手置于弯曲的木片上，
从气流的反推力中感受到熟悉的喜悦。
他用力转动着，引擎发出一阵脆响，
像睡梦中的工人发出沉闷的咳呛声。
我在驾驶室里轻轻推动油门操控杆，点着了引擎，添加燃油，
让它保持流畅。
鲁塔移开垫在飞机轮子前的木块，退后几步远离机翼。
机场周围都是用原油点燃的火把，
它们纷乱跳动的红色火焰染红了非洲的夜幕，也点亮了他机警
、硬朗的面庞。他抬起一只手，我点了点头。
这时螺旋桨开始快速旋转，快得再也看不清楚，
它拽着飞机前行，将他甩在身后。
我没有留给他任何指示或命令。当我返航的时候，他会在那里
。这是多年培养出来的默契，
从鲁塔来到恩乔罗农场为我父亲工作的第一天起，
我们就拥有了这种无需言语的默契。他会在那里，
作为一个帮手，作为一位朋友：在那里守候。
我凝视着前方的狭窄跑道，迎着风，并利用这风势，
加快了速度。机场四周围着高高的铁丝网，
铁丝网后面则是深深的沟渠。
世上还有别的什么机场需要防范动物？晚上，斑马、牛羚、
长颈鹿、大羚羊潜伏在高高的围栏外，
瞪着好奇的大眼睛打量着、感到自己受了欺骗。
它们被远远地挡在外面。这是为它们好，也是为我好。
要是下半辈子，
朋友们都记得你曾因为一匹四处游荡的斑马而耽误了起飞，
那是多么挫折的命运。“想起飞却撞上了斑马！”
这简直比撞进蚁丘更伤自尊。
小心铁丝网，小心灯光信号。我留心着它们，飞向夜色。
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片不被其余世界了解的土地，
即便非洲人自己也是懵懵懂懂：它奇怪地组合起草原与灌木，
沙漠就像南方的海洋扬着悠长的波浪。这里的树林、
静止的水塘和古老的山峦，像月球上的山脉一样荒凉，恐怖。
这里有盐湖和没有水的河流，还有沼泽与荒野。
既是没有生命的土地，又是充溢着生命的土地：
所有风尘仆仆的过去以及所有的明天。
空气带领我走进它的王国。夜色完全将我包裹，
让我与地面失去联络，将我留在自己小小的移动世界里，
活在群星的世界中。
我的飞机是一架双座轻型飞机，VP-
KAN几个粗体字母漆在它银绿相间的机身上。
白天，它是浅蓝色的天幕中一个微小而欢快的点缀，
就像清澈洋面上一尾鲜亮的鱼。而在此刻的黑暗中，
它不过是转瞬即逝的低喃，地面上一声柔和断续的低喃。
因为它的注册编号如此，
我的朋友无需拿出多少想象力与幽默感就将它简称为“可汗”
，它确实是一位可汗，对我来说也是如此。这不是诋毁，
这样的呢称都是出于爱。
对我来说，它拥有生命，也会交谈。
我可以经由踩在踏板上的脚底，感觉到它的意愿和肌肉的收缩
。它的排气管发出嘹亮的声响，
音色比木头和金属所能发出的声音更为清晰，比电线、
火花和活塞的震颤更有活力。
它现在正对我说话。它说风力合适，夜色美丽，
所有的要求力所能及。
我快速地飞着。我高高地飞着：西南偏南，越过恩贡山脉。
我放松身心，右手停在操纵杆上，
通过它与飞机的意愿和方式轻松沟通。我坐在后座上，
前座上绑着沉重的氧气瓶，
它坚硬又傻气的圆顶让我想起因初次飞行而全身僵硬的乘客。
线路中的风声就像柔软的丝绸正被引擎和螺旋桨协力撕碎。
时间与距离在我的机翼下无声滑过，永不复返。
我向下俯瞰大裂谷的暗影，心想，
那个失踪的飞行员伍迪是否会在那里。
是否正带着渺茫的希望与无望，
倾听飞机吟唱着低沉而冷漠的曲调，飞向他方。
班扬先生：十七世纪英国牧师、散文作家约翰·班扬（1628—
1688），他的代表作《天路历程》
讲述一个坚韧的基督徒为寻求永生而踏上布满危险的漫漫长
路。
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旧称。
利文斯顿医生（1813—1873）：出生在苏格兰，
在伦敦加入公理会，作为传教士先锋到非洲提供医疗帮助。
布尔战争：荷兰裔的南非人称为布尔人，
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二年，
英国人与布尔人为争夺土地发生了战争。
瓦尔哈拉：
北欧神话中主神兼死亡之神奥丁接待阵亡将士英灵的圣殿。
姆万扎：坦桑尼亚沿海城市。
可汗：飞机的型号Kan与“可汗”的英文拼写Khan谐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