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回那天晚上，哭包在垃圾场附近停车，把海克尔扔下去，我从此再也没见过他的踪影。在那几个小子里，他是另一个我没料到比哭包更精明甚至也更勇敢的人，他精明得让我仔细想了想到底应该让哪一个活下去。他确实精明，只有他完全想明白了，我们做出那种事情就再也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我喜欢认得墙上写着什么字的那种人。但海克尔应该明白，他没什么可担心的，报复只会落在蠢货头上，聪明人总能想到办法。假如能让我和他聊一聊，我会对他说，同胞，别担心。世界有了你会变得更聪明。但他能觉察到哪儿的风头不对，像狗被松开缰绳似的跳车而逃。垃圾场甚至不该是他停留的地方。哭包猜到了大部分人会去哪儿，有些人就算他找不到，拉斯塔教徒也会找到他们。没有人说过他们的下场，唯一能证明拉斯塔在追杀他们的证据是德缪斯被吊上乌鸦山的一棵树，乌鸦啄掉了他的眼睛和嘴唇。但谁也不知道去哪儿找海克尔。连他女人都不知道，扇了她三个耳光，扼住她的喉咙，险些掐死她，但她还是不知道。我不得不说这让我更加敬佩他了，这家伙确确实实地消失了。
但差不多一年后，罗爸爸跺着脚冲到我家，看样子比平时更生气。不止生气，还很困惑，都快瞪出对眼了。
——他带着那个逼眼儿去巡演？你能想象吗？他给这家伙搞到了血逼的签证。
——冷静一下，老兄，你没看见这会儿才五点吗？
天都还没亮，贫民窟里静悄悄的。
——咱就完全搞不懂了。也许他真的是先知。咱都不知道耶稣有没有发过这种疯，而他最喜欢让智者摸不着头脑。
——歌手给谁搞到了签证？
他说的只可能是歌手。
——要不是咱看见那个小逼眼儿躲在他背后，像只被吓坏了的猫头鹰，咱都不敢相信啊。海克尔，咱说的是海克尔。
——海克尔？真的假的？
天晓得海克尔在哪儿躲了两年。南海岸和嬉皮士做伴？古巴？无论他去了那儿，歌手为了第二场演唱会回国后的第三天，他径直走进了希望路56号。没有枪，没穿鞋，散发着树丛的臭味。尽管我确定歌手没看清任何一个凶手，但歌手当然知道他是谁。我不知道更该敬佩什么，他的勇敢还是他的愚蠢，但他径直踏上希望路，走过门口像看死人似的盯着他的警卫，匍匐在歌手脚下恳求原谅。杀了我或者救我一命，据说他是这么说的。在场的所有人当然都想杀死他。他们甚至懒得考虑该怎么处理尸体。
海克尔很走运，也许是因为罗爸爸那天不在，也许是因为歌手如今只往远处看了，也许是因为歌手看着这个人，他两眼空洞得像是吸了蜥尾草，气味像是牛粪和树丛，大脚趾戳出来以后就扔掉了鞋子，歌手觉得这个人已经跌到了最底层。也许是因为歌手真是先知。歌手不但原谅了他，还将他拉进自己身边的圈子，甚至带着他离开牙买加。罗爸爸直到看见《集锦报》上的照片才知道。
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不得不重新考虑歌手这个人。罗爸爸因为又一次无能为力而骂骂咧咧。谁敢诅咒歌手祝福过的人？海克尔变成不可触碰之人。他没有回到哥本哈根城、丛林或玫瑰巷，而是住进了他企图杀人的那幢屋子。不在那里他就满世界跑。
时间晚了，我还在等三个电话。这些人知道我有多么看重守时。我无法忍受迟到和早到。守时就是守时。一个人有四分钟，另一个有八分钟，再一个有十二分钟。
——咱的好老天啊，咱的孩子今晚都不睡觉了吗？
我最小的孩子，我的女儿，在门口打着哈欠揉眼睛。她一只脚站着，用另一只脚挠小腿。小小的神奇女侠T恤在黑暗中依然显眼。她母亲在她睡前把她的头发梳成两个辫子，我敢打赌要是她看见小姑娘半夜三更边走边拽内裤，肯定会气得发疯。她的面颊永远绯红，就像她的母亲。还好她和母亲一样是浅肤色。无论黑人权力的鬼话怎么流行，黑姑娘在牙买加都没有未来。你看看谁赢了世界小姐桂冠就知道了。
——鬼魂封住了你的嘴巴吗，小姑娘？
她没有说话，而是走向我，依然边走边拽内裤，到我膝盖前停下。我女儿又揉了揉眼睛，看了我好一会儿，像是想确定我真的是我。她一言不发，抓住我的裤子爬上我的膝盖，趴在我大腿上睡着了。她这个自由自在的性格是遗传她母亲还是我的？
在有电话之前，坏人是怎么办事的呢？我都忘了以前消息是怎么传播的了。三分钟后打第一个电话。另一通电话在我脑海里蹦出来。我当然知道为什么。大爱医生所谓的既视感。每个有理性的人都厌倦了这些和平与爱的屁话。铜子儿该从山上下来了，就好像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会忘记和约缔结前他是个什么样的逼眼儿，他杀死男人，然后强奸他们的女人。罗爸爸，这个喜欢说谁敢强奸女人我就宰了他的男人，居然让铜子儿熘掉，爬上了瓦雷卡山。你的好时光就是某人的坏时光，人们即将见到坏时光到达新来的美国佬所谓的“关键阶段”。关键阶段做的事情就好比家暴丈夫做的事情。有些事情固然是坏事，但对你有好处就别乱插手。我们了解这种坏事。好？有些好事固然好，但那是谁也不了解的好。好就好比幽灵。好不会给你零花钱。牙买加选择了坏，因为那种坏行得通。因此，见到这些好的正能量开始威胁下一次大选，有些人情不自禁地陷入恐慌，尤其是当他们看清有什么东西注定会冒出来之后，我的电话就响了。我女人接了个口信，内容只有三个字。
——铜子儿。
——没别的了？他没说别的？
——没有，就这三个字。
对我来说不成问题，我从认识他的第一天就讨厌这个胖子混球，但和平并没有把铜子儿变成白痴。他在山上很安全，在哥本哈根城很安全，甚至在八条巷也很安全。但他碰到警察就不安全了。没有哪个监狱是铜子儿没进过的。于是某个星期天，我在雷镇听现场演出时对他说，我说铜子儿啊，像你这样住在山上的人，上次吃炸鱼是什么时候？
——哎呀哥们儿，我跟你说实话，咱有很久没吃过那东西啦。
——什么？不，兄弟，这样不对啊。明天，明天咱们杀到海滩吃炸鱼搞派对吧。
——哇。派对，真的吗？用鱼油炸的炸鱼吗？你是谁，地狱里逃出来的魔鬼吗？
——要点烤黄山药，烤玉米配干椰子，十块面饼，五块加辣椒蒸，五块用炸鱼的油煎。
——我的天，哥们儿。
——叫你手下开车去克拉布伦斯堡。
——私人海滩？你怎么安排？
——我会把你的名字告诉保安。来吧，继续说吧，假装你不喜欢。有的是鱼和派对，你可以在巴比伦的海滩大摇大摆乱逛，哪儿都见不到警察。
——哥们儿，假如你是女人，咱这会儿就跪下求你嫁给我了。可是啊同胞，咱不能做那种事。咱只要开上堤道，就会有三辆警车围过来。他们都不会说举起手来。
——同胞，动动脑子。警察以为他们很聪明。你以为他们不知道坏人会耍花招，专走偏僻小道吗？
——呃——
——呃什么呃。想要藏得好，最好的办法就是明目张胆。
——听着像个狗屁点子。
——咱看着像是这辈子出过什么狗屁点子吗？要是你希望警察发现你，那就走沟渠暗巷吧。走特伦奇镇，走麦克斯菲尔德公园大道。要是你想安安稳稳到达海滩，就走你不敢走的那些大路。你自己想一想，经过这么多年，你还不明白警察是怎么思考的吗？再过一百万年，他们也不会猜到你会大白天地开上海港街，所以他们从不在海港街巡逻。
一个人在一方面见啥吃啥，他在所有方面就都是这个样。我让铜子儿去找简妮小姐，这个苦力女人在海滩上有自己的鱼摊。她有两个熟透了的半苦力女儿，名叫贝茨和帕茨。带她俩中的一个回你车上，她会送你一份甜点。当天晚上，我打电话叫醒了警督。铜子儿没能赶到海滩。
一分钟。
四十五秒。
二十秒。
五秒。
铃响第一声我就抓起听筒。太急了。
——如何？
——你母亲没教过你礼貌吗？体面人先说哈啰。
——所以？
——成了【208】。
——耶稣知道你偷了他的话吗？
——亲爱的上帝啊，乔西·威尔斯，别跟我说你这人敬畏上帝。
——不，我只喜欢路加。哪儿？
——堤道。
——五十六枪？
——他血逼的你当我是谁，老板，芝麻街里的数数伯爵？
——找个人给报纸透消息说他中了五十六颗子弹。听见了吗？
——咱听见您了，先撒。
——五十六。
——五十六。还有一件事，我——
我挂断了电话。这一通该死的电话企图侵占我宝贵的四分钟。今晚他不会再打过来了。
四十三秒。
三十五秒。
十二秒。
一秒。
负五秒。
负十秒。
负一分钟。
——你晚了。
——对不起，老大。
——所以。
——老大。哥们儿，咱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最好的办法是实话实说。
——他消失了，老大。
——人不会消失。除非你跟丢，否则人不会消失。
——他跑了，老大。
——你他妈到底在说什么，白痴？他怎么跑的？他有签证？
——咱不知道，老大，但我们搜了所有的地方。家，他女人家，他第二个女人家，雷镇社区中心——他有时候白天在那儿工作，甚至包括歌手家——他在那儿有办公室，处理委员会的事情。我们从昨天开始就在每一个路口等他。
——然后？
——什么都没等到。我们去他家找人，所有东西都在，只有一个柜子的抽屉全清空了。清得非常非常空，连蜘蛛网都没留下。
——你想说一个白痴拉斯塔从十条恶棍的眼皮底下熘掉了？就这么不见了？怎么，你传话说你们要去找他？
——没有啊，老大。
——你们最好给我找到他。
——好的，老大。
——还有一点。
——什么，老大？
——找到向他通风报信的人，宰了他。还有，同胞，三天内找不到他，我就宰了你。
我等他挂断电话。
狗操的大血逼。
妈的。
我不知道我是骂出了声还是在脑海里骂的。不过我女儿还在睡觉，口水打湿了我的右膝。崔斯坦·菲利普斯，制定和平路线图的人，团结委员会的主席，他忽然人间蒸发了。就那么不见了。他成了海克尔的同类。无论死活，这家伙无疑都消失了。考虑到彼得·纳萨尔一直以来有多么愚蠢，他反正不可能再变得更睿智了。我突然想到还有一个电话始终没打进来。打这个电话的人从不迟到。一次也没有过。
晚了五分钟。
七分钟。
晚了十分钟。
十五分钟。
二十分钟。
托尼·帕瓦罗蒂。我拿起听筒，听见畅通音，刚放下听筒，电话就响了。
——托尼？
——不，是我，哭包。
——有什么事，哭包？
——怎么，今晚内裤里进了蚂蚁？
——你怎么知道我还醒着？
——大家都知道你不睡觉。现在管事儿的是你了。
——什么？现在太晚了，我懒得问这话是什么意思。总而言之，挂了吧，我在等电话。
——谁的电话？
——帕瓦罗蒂。
——他应该什么时候打给你？
——十一点。
——他不会打给你了，哥们儿。他要是约了十一点，就肯定会十一点打给你。你知道他的脾气。
——我也这么想。
——你为什么要他这么晚打给你。
——派他去四季饭店处理点事情。
——那种小事情？结果他一直没打电话？我很吃惊，你居然没派两个人去看看他——
——别告诉我该怎么说，哭包。
——哥们儿，你内裤里肯定痒得厉害。
——哥本哈根城就这么一个靠得住的人，结果我却指望不上他，我当然不高兴。
——哦哟。
——哦哟？你跟你的美国新朋友学的？
——大概吧。听我说，也许出了什么事情，他不得不避避风头。你知道的，事情做好了才会打电话给你，做好之前肯定不会打。
——我不知道。
——我知道。总而言之，为什么所有人似乎都知道计划有变，只有我不知道？咱在哥伦比亚贱人面前险些出丑。
——同胞，非得要咱重复一遍吗？别在咱的电话上讨论这种事情。
——我操他血逼的哥们儿，乔西。你派我来这儿的时候说我们必须处理野草，一句话也没提白老婆的事情。
——同胞啊，我已经说过四遍了。野草太麻烦，也他妈太占地方。还有，美国佬现在自己种野草，不需要咱们的了。白老婆不那么占地方，挣的钱比野草多七倍。
——咱说不准，哥们儿，咱实在不喜欢古巴人，哥们儿。古巴共产党已经够糟糕了，但在美国的古巴人简直烂到屁眼了。而且没一个会开车的。
——古巴人还是哥伦比亚人？哭包，咱这会儿实在没法同时应付你和他们。
——尤其是那个女人，你知道她是疯的吗？她掌管所有事情。不胡说，她真是疯的。同胞，她整晚上舔逼，第二天就杀了那姑娘。
——谁跟你说的？
——咱就是知道。
——哭包，明天我去电信局打给你。像今天这种晚上，一通电话至少有两个耳朵在听。你就找个地方去乐呵乐呵吧。你这种人有很多乐子可以找。
——喂，这话什么意思？
——咱说啥就是他血逼的啥意思。反正别像上周你在米拉马尔那样就行。
——哎，你说我能怎么做？那家伙抓住我——
——你觉得帕瓦罗蒂这事我该怎么办？
——等到早上。要是他还没联系你，那很快就会听到他的消息了。
——晚安，哭包。还有，不能信任那个哥伦比亚贱人。上周我才忽然想明白了，她只是咱们这一路上的中途加油站。
——啊哈。咱们这一路是要去哪儿？
——纽约。
亚瑟·乔治·詹宁斯爵士
空气中吹来了新的风，那是某种祸殃。瘴气。还有更多的人注定受苦，更多的人注定要死，两个，三个，一百个，八百八十九个【209】。而我看着你在旋律下和旋律上像托钵僧似的旋转，跳上跳下舞台，永远用你的布鲁图【210】脚趾着地。几年前在足球场上，一名穿赛跑钉鞋（谁会穿赛跑钉鞋踢足球呢？）上场的球员踩中你的防滑鞋，划破那个脚趾。你小时候险些被锄头把那个脚趾砍成两半。癌症是一场逆乱，一个细胞叛变了身体，改换立场后劝诱身体的其他部分也这么做。我要分割和征服你的身体。我要一条接一条地切断你的肢体，我要向你的骨头注入毒素，因为你看，我的体内只有黑暗。无论你母亲多少次用绷带包裹那个脚趾，撒上金磅药粉，它都永远不可能痊愈。
现在空气中吹来了新的风。三个白人敲开你的门。五年前第一个白人警告你不要离开。1978年中，第三个白人（他们总是知道去哪儿找你）警告你不要回来。第二个白人带着礼物来。现在你已经记不清他了，但他来像三贤者中的一个，带着圣诞礼物似的盒子。你打开盒子，惊喜交加——有人知道贫民窟的每一个男人都希望他是《双虎屠龙》的主角。蛇皮靴，棕色，带一丝红色；有人知道你喜爱靴子不亚于你喜爱棕色皮裤。你穿上右脚的皮靴，尖叫得像多年前噼椰子却砍到脚的孩子。你脱掉皮靴扔到一旁，看着大脚趾随着每一次心跳冒血。吉利和乔琪，他们手边备着刀子。切开针脚，剥掉皮革，赫然看见一条尖细的铜线，一根完美的直针，让你想起《睡美人》。
空气中吹来了新的风。在瓦雷卡山的脚下，一个名叫铜子儿的人离开住处，关上大门。海军蓝的夜空在奔跑在飞掠，在飞掠在奔跑。他走了两步，没有走出第三步。名叫铜子儿的人倒下，吐出没有从胸口和腹部喷出的一点鲜血。枪手放下M1，想想又改了主意，拿起枪，跑向已经开动的轿车。
你在录音室里，和乐队谱写新歌。钟表嘀嗒走动，按照牙买加的时间。旁观者吸了两口苦力草，递给左边的人。两把吉他互相紧紧缠绕，仿佛蛇在打架。新吉他手留着短脏辫，喜欢亨德里克斯的摇客拔掉插头。你睁大双眼瞪了他一眼。
——别走！咱没有多少时间。
空气中吹来了新的风。名叫罗爸爸的唐看完赛马沿着堤道回家，车窗摇了下来，有人开玩笑，海风吹散他爽朗的笑声。堤道没有拐弯，只转向高高抬起的大桥，然后是三辆堵住道路的警车。司机还没停车，他就知道了他们知道他是谁。他们还没喊“常规检查”，他们就知道了他知道他们知道。还没等更多的警车从背后摸上来，他就知道了他们要来。警察一号说请离开你的车辆，我们要搜查车辆。往左边走，一直走到路边的灌木丛前。警察二号找到他的点三八。警察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和十六号开枪。有人说开了四十四枪，有人说五十六枪，也就是1976年12月那一周在希望路56号找到的弹壳数。
你在巴黎踢足球，在埃菲尔铁塔下的绿草地上踢。你和想踢球的任何人踢。追星的白小子，法国足球队的队员。你的团队，尽管已经巡演多年，但依然无法习惯从不睡觉的城市。虽说是下午，但他们懒洋洋的。法国人踢球不像英国人。这几个踢球的都不玩花活儿。他们的动作像一个整体，虽说大部分人在今天之前互相都不认识。其中一个忙中出错，重重地踩在你的右脚大脚趾上，撕掉了脚指甲。
空气中吹来了新的风。杀死我的人以每天六十块的价钱雇王帮在八条巷中的两条开枪。离海最近的两条巷子。巷子里乱七八糟，满是生锈的铁皮围墙和有腐蚀性的脏水。王帮时不时开车冲进巷子，用各种枪支开火扫荡。子弹狂风。子弹暴雨。
你在伦敦。切除那个脚趾，立刻切除，医生说，不看你的脸。在靴子里垫上纸巾、棉花、灰泥，那是你母亲的嘱咐。房间里散发着消毒剂的气味和掩盖不住的腐臭。还有铁锈味，就好像隔壁病房在冲洗不锈钢尿壶。但拉斯塔心想，生病的脚趾是上帝的诅咒，切除它会让人们怎么想？你在迈阿密。医生挖掉生病的部位，移植左脚的皮肤遮盖。手术很成功，他说，不过这不是他的原话，你不记得他的原话了。他说癌症没有了，你没有癌症了。每天晚上你从舞台上践踏巴比伦，鲜血都会几乎满出右脚的靴子。
空气中吹来了新的风。托尼·麦克佛森，国会里的民族党成员，他和保镖一起被困在了八月镇。从山上来的枪手与哥本哈根城联手，围住两人开火。两人还击。枪手在车门和车窗上打出窟窿，子弹打中挡风玻璃弹飞。枪手火力很勐，躲在围墙和铁丝网加固的树丛背后。警笛，警察，枪手疯狂逃跑的脚步声，越来越远。车轮碾过砾石打旋，终于咬住路面。警笛戛然而止，皮靴落在地上，警察越来越近、越来越响。托尼·麦克佛森第一个站起来，满脸笑容，四百英尺外也能看见他挺起胸膛，松了一口气。第三颗子弹从侧面击穿他的脖子，打爆嵴髓，杀死了颈部以下的所有器官，然后大脑才意识到他死了。
你在纽约。那是9月21日。所有人都知道你总是第一个醒来最后一个睡下，尤其是在录音室里。没有人注意到一年来你同时失去了这两个习惯。你醒来时火烧火燎，床垫从皮肤上吸走了两磅汗水，你能听见附近某处的空调嗡嗡声。你想到头部右侧的疼痛，对，它就在那里。你不禁心想，疼痛会不会只是个念头，在我想到前并不存在。或者，也许疼痛在你体内待得太久，已经成为身躯的一个隐形部分，就像脚趾之间的黑痣。或者，也许你骂骂咧咧，仿佛山上的无知老妇。你不知道今天是9月21日，你已经忘记了前晚的第二场演唱会，你不知道你在哪儿，也不知道谁陪着你，但你至少知道这里是纽约。
空气中吹来了新的风。伊塞尔达对克里斯托弗说，一定要你吃掉所有食物，你以为鸡背很便宜吗？她的孩子吃了三大口，一口全咽下去，然后冲向房门。他忽然停下，抓起台子上的黑胶唱片，那是当天刚压出来的热门金曲。你只记得你明天有事要做，伊塞尔达说，哈哈大笑，赶他出门。黄金街上跳恰恰舞的小子穿华达呢长裤和的确良衬衫，想给姑娘们留个好印象，性感的辣妹穿紧身牛仔裤和吊带衫。音响播完“塔木林”乐队，换上一张新唱片，密歇根与斯迈利的新歌，但克里斯托弗有“黑人乌呼噜”乐队的新歌，这东西能屠平舞厅。男孩和女孩身体紧贴，互相缠绕，贝斯线跳上胸口，一屁股坐下。谁把鞭炮带进了舞厅？不，不是鞭炮，而是大雨，砰砰砰地打在铁皮上。但没有人被淋湿，杰奎琳大喊，两颗子弹打穿她的右乳。她的叫声被人群淹没。她回头看了一眼，黑影从海面飘来，冲锋枪开火时迸发出五芒火焰。DJ的脖子挨了一枪，倒在地上。人们奔跑尖叫，踩踏倒下的女孩。一个两个三个人倒下了。更多的人从海面飘来，身披夜色和星光。他们散开成扇形，开始扫荡。杰奎琳翻过铁皮围墙，膝盖弯被割破，她沿着拉德巷奔跑，惨叫依然追赶她。她忘记了胸口还在喷血，倒在小巷中央。两只手扶起她，将她拉走。
子弹像雨点似的落在铁皮上，黄金街的男人只有两把枪。更多的人从海面飘来，地面也有人来，三个出入口全被封死。子弹像雨点似的惊醒了几百英尺外沉睡的警察，他们抓起枪跑向上锁的门。拉斯塔法里教徒无处可去，凶手正在逼近。背后的人纷纷倒下，犹如慢慢涌动的浪涛。胖厄尔倒在地上，鲜血横流。拉斯塔法里教徒趴在还没死透的胖厄尔身上，从头到脚沾上鲜血。枪手跑到他们身边，以为他已经死了，于是朝胖厄尔开枪。枪手从海面撤退。
你绕着中央公园南侧的池塘慢跑。另一个国家，同一帮工作人员，有一瞬间你觉得你像是回到了日出前的牛湾。在黑沙滩上跑步，在瀑布里冲凉，也许踢一会儿足球，为吉利做的早餐酝酿一个好胃口。但你还在纽约，潮湿得能淹死人。你抬高左腿，迈开大步，脚落在土路上，但右腿不肯动弹。你摆动髋部——这他妈是搞什么？——但右腿就是不肯动弹。全凭本能抬腿。不管用。凭借意志力抬腿。同样不管用。现在你的左腿也不肯动弹了。两条腿像是僵住了，哪怕你用三声他血逼的命令它们动弹。你的朋友从背后过来，你想喊他，但脖子才转动半英寸就卡住了。没法点头说是，没法点头说不。尖叫在从喉咙到嘴唇的路上就消失了。你的身体在倾斜，你无法阻挡。不，不是倾斜，而是倾覆，你无法伸开手臂，止住跌倒。地面首先撞上你的脸。
你在埃塞克斯饭店醒来。手脚恢复了功能，但恐惧依然存在。你太虚弱了，没法下床，你不知道几分钟前他们对你妻子撒谎，把她拦在外面。你醒来，闻到性爱、烟草和威士忌的气味。你看着等着，但没有人在听，没有人在看，也没有人来。你的耳朵醒来，听见朋友给客房增加无数费用，朋友吸掉以英尺计算的白粉，朋友操骨肉皮，朋友操妓女，朋友操朋友，拉斯塔教徒加热可卡因，用神圣的大麻烟斗吸。穿西装的男人，利欲熏心的男人，商人喝着你的酒；你的房间犹如神殿，等待耶稣前来扫除。或者哪个先知。或者某位先知。但你躺在床上，感谢上帝，因为你至少还能转动脖子。布鲁克林小子拿着枪走过，布鲁克林小子裸着鸡巴走过，拉斯塔的火花全被浇熄。你没有力气站起来，感觉不到嘴唇去咒骂，因此你只能耳语，请关上门。但没有人听见，埃塞克斯饭店膨胀爆炸，所谓的朋友们跑上第七大道。
空气中吹来了新的风。逆反的革命。从玫瑰镇贫民窟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开始，他们站着从学校走（有时候跑）到家，从家到商店，从商店到酒吧。到了中午，所有人都坐下打骨牌，吃午饭，做家庭作业，八卦猪屎巷的贱货。到了下午，所有人都趴在家里的地上。到了晚上，他们从一个房间爬到另一个房间，像垃圾鱼似的在地上吃晚饭。到了夜里，所有人都躺在地毯上，但没有人能睡着。孩子平躺着等待子弹像冰雹似的落在铁皮上。子弹汇成洪流，穿过窗户，打破天花板，在墙壁、镜子、吊顶灯和任何敢站起来的人身上留下洞眼。与此同时，杀死我的人上了电视；迈克尔·曼利和民族党必须确定选举日了。
你在匹兹堡倒下。听见医生说出“瘤”字结尾的词语永远不是好事。你的瘤从脚跳、蹦、蹿到了肝脏、肺部和大脑。他们在曼哈顿用放射线照射你，你的发辫掉落四散。你去迈阿密，然后去墨西哥没能挽救斯蒂夫·麦昆的医院。
11月4日。你妻子在埃塞俄比亚东正教安排了洗礼仪式。没有人知道你现在叫伯哈尼·塞拉西了。你已经是基督徒了。
空气中吹来了新的风。金斯敦下城区的墙上：IMF——都是曼利的错。大选定在1980年10月30日。
有人开车带你穿过巴伐利亚，来到靠近德奥边境的地方。森林里像变魔术似的长出一家医院。背后的山顶被冰雪覆盖，像蛋糕上的糖霜。你见到那个高大冷峻的巴伐利亚人，他专门救助毫无希望的病患。他微笑，但眼窝太深，眼睛消失在眉骨的阴影中。癌症就像红色警报，说明整个躯体处于危险之中，他说。感谢上帝，他禁止吃的食物，拉斯塔法里多年前就禁止吃了。一次日出就是一个承诺。
空气中吹来了新的风。1980年11月。新的党派赢得大选，杀死我的人带着兄弟们走上讲台，接管这个国家。他等待得太久了，三步并作两步蹿上台阶，结果绊了一下。
巴伐利亚人鞠躬退场。没有人提到希望，他们什么都不说。你在迈阿密，完全没有飞行的记忆。5月11日，你睁开眼睛，你是第一个醒来的（和以前一样），但你看见的只是老妇人青筋突出的双手和瘦骨嶙峋的膝盖。针管刺进你的皮肤，一台塑料机器维持你的生命。你昏昏欲睡，大概是因为药物，但这一次的睡意悄悄爬上你的身体，你知道这一次离开就再也不会回来了。窗外飘来的音乐是不是斯蒂维·旺德【211】的《轰鸣大师》？在纽约市，在金斯敦，两个城市的天空亮如白昼，雷声隆隆，闪电撕破乌云。夏日的闪电，来早了三个月。在曼哈顿醒来的女人，金斯敦坐在门廊上的女人，她们都知道了：你走了。
白线/美国的孩子【212】（1985年8月14日）
多加·帕尔默
你知道那些姑娘是怎么过日子的，千里迢迢来到美国，却依然活得像是峡谷里的龌龊婊子。我已经受够了那些姑娘。我对为科尔斯特女士工作的肮脏贱货就这么直接说。肮脏贱货，咱说，只要你还做这份工，住在这个屋檐下，你就给我管好你的小逼，听懂了吗？管好你的小逼。贱人当然没有听我的，所以现在她怀孕了。科尔斯特女士当然只能让她走人——当然是在我的建议下。你能想象吗？让一个臭烘烘的黑鬼小子在这儿跑来跑去？第五大道上？没门儿，我跟你说。白人见了会犯他们白人的毛病，歇斯底里得昏过去。
——所以应该叫她科尔斯特小姐还是科尔斯特女士？
——所以应该叫她科尔斯特小姐还是科尔斯特女士？你倒是很伶俐嘛。他们很快就会喜欢你的。天哪，有时候我也不知道该叫她什么。她每次读了某些杂志就会变成女士，她会说我亲爱的，请叫我科尔斯特女士。咱反正就叫她夫人。
——夫人？就像奴隶对主人？
她难得露出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表情。我进进出出天佑职业介绍所三年，每次来这儿，她都有贫民窟贱货在她眼皮底下怀孕的新故事要说给我听。我不明白的是她为什么总觉得她应该向我诉说这种事情。我没兴趣理解或同情，我只是想找到一份工作，免得被房东扫地出门，我住的所谓顶级公寓在没电梯的五楼，马桶每次冲水都会发出各种吓死人的声音，老鼠敢坐在沙发上和我一起看电视。
——在科尔斯特身边可千万别说奴隶不奴隶的。住在公园大道的纽约人对这种评价特别敏感。
——哦。
——至少你有个圣经里的名字，他们喜欢有这种名字的牙买加人。上周我甚至帮一个这样的男人找到了工作——你能想象吗？多半是因为他叫希西家。谁知道呢？也许他们认为一个人的名字不是从那本善书里来的就会偷东西。你不会偷东西，对吧？
虽说我进出这儿已有三年，但每周我来取工资的时候，她都会这么问我。此刻她看着我的眼神像是真想听到我的回答。科尔斯特一家显然不是普通客户。我的十年级老师曾经说过，知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决定了你在生活中能打开什么样的门。贝茨小姐看着我。眼神里无疑有嫉妒，但每个女人心中都有嫉妒。还有羡慕，因为我有选美节目所谓的风度，毕竟我来自圣安德鲁的哈文戴尔，受过高中教育。当然还有自豪，因为她终于有了能拿去打动科尔斯特一家的人选，以至于她多半捏造了一些罪名，害得之前那个姑娘被解雇。但也有怜悯，这是最毋庸置疑的。她在琢磨我这么一个姑娘为何会落到这步田地。
——不会，贝茨小姐。
——好，很好，非常好。
别问我为什么走在百老汇大道上经过五十五街，无论是那条街道还是我的生活都风平浪静。但有时候，我也说不清，走在纽约的街道上……虽说无法让你的问题变得更简单或更可控，但无疑能让你觉得你可以漫无目标地走下去。倒不是说我有什么问题。事实上我什么都没有。我敢和任何人打赌，我的“什么都没有”比他们随便哪天的“什么都没有”都要壮阔。有时候没有任何事需要担心反而让我担心，但那无非是不肯让我的大脑闲下来的什么心理学狗屁罢了。也许我只是觉得厌倦。这儿的人有了三份工作还要找第四份，而我根本没有工作。
而那就意味着走路。虽说我知道并不符合逻辑，但也能解释这些人为什么从不停止行走，甚至走去跳上地铁就可以抵达的某些地方。你会琢磨这个城市里究竟有没有人在工作。街道上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我从一百二十街沿着百老汇大道向前走。我也说不清，但你走在路上的时候存在那么一个点，过去之后你就走得太远了，然后你只能继续向前走。直到哪儿才停下呢？我不知道。我总会忘记这些，结果发现自己又在漫无目的地向前走。再说几个街区外就是时代广场，上帝做证，你在时代广场待个十分钟，就会开始想念西金斯敦那种好玩迷人的小地方了。当然了，我并不想变成西金斯敦的一具尸体。总而言之，我沿着百老汇大道经过五十五街，寻找怪人、暴露狂和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但没亲眼见过的各种东西（流浪汉除外，而且没有哪个流浪汉像是盖瑞·桑迪在卧底）。五十一街上，两家中餐馆之间的小标牌非常不显眼。天佑职业介绍所，光看名字就知道是牙买加人开的，就算看名字看不出来，标牌底下的谚语“回答柔和，使怒消退”【213】（和任何东西都没有半点狗屁关系）也足以说明问题。唯一的余地就是在名字里加上“国际”二字了。不过我可不觉得我有资格贬低这个存在宗旨就是帮助我这种废物的地方，你能打电话给身在阿肯色的前男友要钱的次数毕竟有限，他迟早会说行啊，我给你钱，但你要是再打到我家里来，威胁要告诉我老婆，我就打电话给移民局，你个爱耍心眼的黑鬼娘们儿会坐上回牙买加的下一班飞机，手里攥着一个发给被驱逐出境者的透明塑料袋，整个肯尼迪机场都会知道你用什么牌子的卫生巾。我不想说“黑鬼”这个词根本得不到他希望拥有的那种效果，婊子和贱货也没有，因为这种字眼激不起牙买加姑娘的反应。但我现在没资格经过职业介绍所而不进去，他的最后一笔馈赠快用完了。
——知道咱为什么给你这份工作吗？因为走进这扇门的姑娘那么多，你是第一个有礼貌的。
——是吗，贝茨小姐？
这番对话也不是第一次了。她经营这家职业介绍所，将绝大多数是黑人女性移民的求职者送进豪宅，照顾有钱人非常小的孩子和非常老的父母，我惊讶地发现，两者需要的东西完全相同。为了换取金钱我们忍受各种狗屎（有时候是真的屎尿），他们不过问我们的签证状态和就职经历。因此所有人都是赢家。好吧，双方都是赢家，我只管收钱。谁知道呢。问老板要钱是一码事，雇主乐意给你钱就是另一码事了。
她安排我去的第一个客户住在格拉梅西，这对中年白人夫妇工作繁忙，忘记了他们虚弱的母亲臭得像猫屎，总在谈论亚利桑那号战舰【214】上那些可怜的小伙子。她单独住在一个房间里，空调永远定在十摄氏度。第一次和那对夫妇见面的时候，妻子一眼也没有看我，丈夫看我的时间长得过分。两人都一身黑衣，戴相同的约翰·列侬式黑边圆眼镜。她对着我旁边的墙壁说，她在里面，做你该做的事情去吧。我有一瞬间心想他们是不是希望我去杀了那位老妇人。什么老妇人？房间里只看得见许多枕头和在床上堆成一团的被单。我不得不走到近处，这才看见床中央躺着一个矮小的老妇人。屎尿的气味险些熏得我转身就走，但想到阿肯色已经不再寄汇票，我就站住了。
总而言之，我做了三个月，最后让我放弃的不是屎尿。住在雇主家里，男人开始觉得他可以不穿衣服走来走去，你的忍耐毕竟也有尽头。他第一次这么做的时候，我看得出他希望我会被吓一跳，但我只看见了又一个需要照顾的老人。第五次，他说他妻子去参加退伍军人母亲协会的活动了，我说所以你是要我帮你找内裤吗？第七次，他在我面前晃那话儿，我笑得连连打嗝。房间里的母亲喊有什么好笑的，我告诉了她。哈，我才不在乎呢。她也笑了，说男人的父亲也这个样，哪怕没人买票也要演一场好戏。从那天开始，只要有我在场，老母亲的嘴巴就很利索，甚至有了一点小脾气。但对一个晃屌的男人来说就是大脾气了。我在她解雇我之前辞职了，对贝茨小姐说让我铲屎完全没问题，但我绝对不想和萎缩的白人阴茎扯上任何关系。她很敬佩我居然从头到尾都能坚持说标准英语，甚至能质问她这是不是一家赠送老人护理为附加福利的妓院。
——你上的肯定是纯净高中吧，她说。
——圣童，我说。
——没区别，她说。
约翰·列侬遇刺的那天，我在公园里陪第二个雇主散步。还是一位老妇人，她的健忘症还没严重到忘记自己健忘的地步。我已经带她去过公园，正准备上床休息的时候，她突然说她想去达科塔大楼【215】，无论如何都不肯闭嘴。要么我陪她走一趟，要么她开始撒泼，通常的结局是她对陌生人大喊大叫，说这个黑鬼绑架了她。
——我想去，该死，你拦不住我，她说。她女儿看着我的眼神像是在说我私吞了她的安定药片，然后挥挥手让我们滚蛋。我陪着她和另外两千人在达科塔大楼外待了一整个晚上。我记得我们唱了一整夜的《给和平一个机会》。唱到某个时候，我也跟着唱了起来，甚至洒下几滴热泪。两周后，她过世了。
过了一周，我去布鲁克林一家名叫“星轨”的牙买加俱乐部。别问我为什么，我不喜欢雷鬼也不跳舞。上帝做证，我对这个社群根本没有任何价值。但就是想去，因为我无法将那些死亡赶出脑海。星轨俱乐部是一幢三层楼的老房子，差不多算是一幢褐砂石豪宅。我走进去的时候，音响正在播放格雷戈里·艾萨克【216】的《午夜护士》。有几个男女盯着我，就好像他们肩负观察来访者的任务，就好像这是什么西部片似的。偶尔飘来一缕大麻或雪茄烟的烟雾。假如我在这儿待得太久，就注定会有某个牙买加人觉得她认出了我，那就是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事情了。因为聊着聊着对方会问我在干什么，不等我回答，她就会告诉我她在干什么、她住在哪儿、谁谁谁胖得一塌煳涂、谁谁谁像兔子似的生了一窝又一窝。
聊着聊着，自从我进门就盯着我看的拉斯塔教徒会到吧台前找我搭讪，说我需要背部按摩。按照别人教你的，你不搭理这种男人，他们就会识趣走开。但男人永远是一个样。咱们至少看一眼这个男人吧，我脑袋里一个很像我的声音说。脏辫，对，但显然有发型师替他梳理。浅肤色，近乎于苦力人，嘴唇很厚，但颜色太粉，抽了好几年香烟也没熏黑。雅尼克·诺阿【217】来这儿干什么？要是他知道那是谁，我说不定会这么说。他问我觉得歌手还能不能恢复健康，因为情况看起来很不妙。我险些问什么样的牙买加人会说“看起来很不妙”这种话。我不想谈论歌手，我说。我真的不想。他说个没完，轻微的牙买加口音天晓得来自父母还是邻居。不需要听他把蒙塔格湾简称为蒙塔格而不是蒙湾，就知道他根本不是牙买加人。他问我有没有丢的那一刻就彻底露馅了。他趁我睡觉的时候把号码留在梳妆台上。有一部分的我准备看见字条底下压着钞票就生气，但另一部分的我希望至少有五十块。
那是1985年，我不愿回想这四年来我一直在给老头老太擦屁股和跟不肯背负责任的牙买加男人睡觉，但工作毕竟是工作，生活好歹是生活。总而言之，职业介绍所的女士安排我去科尔斯特家工作，但这次要照顾的是一位老先生。我说不准。清理女人的下半身是一码事，但男人的下半身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对，身体就是身体，但女性身体没有一个会变硬会戳我裙子的器官。不过话说回来，我在开什么玩笑？这个男人上次有能力戳东西的时候，尼克松还是好人呢。可是，男人毕竟是男人。
8月14日，工作第一天。西八十六街80号，麦迪逊大道和公园之间。十五楼。我敲了敲门，开门的男人像是莱尔·瓦格诺【218】。我像个傻瓜似的站在门口。
——你肯定就是他们雇来给我擦屁股的新姑娘了，他说。
哭包
有人拉走了被单。看着我自己，胸膛陷下去，胸膛鼓出来，有些胸毛，两个奶头，鸡巴睡在我肚皮上。向左看他，他用被单紧紧地裹着身体，像是三天后会变成蝴蝶的毛毛虫。天气不冷，清晨很凉爽。他躺在那儿，像是有人答应让他留下，或者懒得不答应。刚开始我以为他是染成金发的老墨，但他说哥们儿，我是百分之百的白鬼子。早上好，他身边床头的闹钟说。窗外，天空中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已经是早晨了。布鲁克林的海军蓝天空。路灯用黑暗笼罩小巷，男人在那里被杀，女人被强奸，可悲的傻瓜被两巴掌扇晕和抢劫，身为白痴就要交这个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