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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最后的读书会（出书版）》作者：[美]威尔·施瓦尔贝/译者：姜莹莹【完结】
【内容推荐】
在得知母亲胰腺癌晚期后，威尔一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件事并自然地跟母亲沟通。偶然的一天，他们开始阅读同样的书，为了在母亲之后的化疗中两人可以一起探讨这本书。两个人的读书会就这么开始了。
在固定进行的读书会期间，他们开始了一段阅读广度和人生深度的对话之旅。从热门惊悚小说到 经 典畅销书，从诗歌到悬疑故事，从异想天开到精神层次探讨……穿插着作者对儿时的回忆、母亲的不平凡经历、各自的人生际遇，借阅读，他们探讨了勇气、信仰、孤独，感恩、学习倾听甚至葬礼等多个话题，分享着各自对文字和生命的态度和观点。最终，他们可以真诚地交换彼此对死亡的观点了。正如作者所说：书让我们彼此更贴近，让我更了解母亲的一生和她的选择。
这本书是作者与母亲的亲身经历，笔触温暖，整本书不只是对母亲的追忆，也是爱书人的飨宴。
前言
在母亲的一生以及生命最后的几年，我的哥哥、妹妹，以及我自己都与母亲有过许多次难以忘怀的谈话，拥有过无与伦比的美好时光。父亲陪伴母亲的时间最久，几十年的相濡以沫，一直到母亲生命的终点。父亲对母亲的关怀，他们彼此之间的深爱，感动了我们每一个人。
下面这本书中讲的是我的故事。如果你发现书中内容绝大多数是关于母亲与我，并未过多涉及我的父亲以及哥哥妹妹的话，那仅仅是因为，我相信他们的故事应该由他们自己来决定是否告诉大家，以及何时告诉大家。
这本书献给妮娜、道格、父亲，还有大卫，致以爱与感激。
推荐序
余秋雨
这本书揭示了人类的一项重大秘密：一个人在生命垂暮时分的最佳选择，是与家人一起重温毕生最喜爱的一本本书。那情景，就像站在峰顶俯视晚霞下一座座自己曾经翻越过的远山，充满着沁凉而又恢宏的诗意。
因此，这本书应该受到世间一切好书的感谢。它重新提升了阅读对于人类的终极意义，又对书籍的选择提出了关及生命的至高标准。这在阅读低迷而书籍泛滥的当代，尤为重要。
在笔调上，这本书写得真切、动情、深厚、机敏、幽默，是近年来少有的上好读本。
特此推荐。
2013年6月27日
手记终得安全相约萨马拉七十空性论初恋霍比特人每日的力量禁忌祈祷书我悲痛非普通读者蜥蜴笼博来·法拉先生大陆漂移面纱大教堂谋杀案正念心盐的代价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不可思议的一年奥丽芙·基特里奇像我们这样的女孩法兰西组曲芒果的滋味刺猬的优雅龙文身的女孩布鲁克林父亲的眼泪太多的幸福后记感谢附录手记
在经历着所有这些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我会写下这本书。所以，此时我只有依靠回忆和随手写下的笔记，母亲给我的报纸、清单、演讲稿和书信，我和母亲之间的电子邮件，我们共同写下的博客，以及家人和朋友的帮助，来完成这本书。我知道有时我会搞混时间顺序以及事件，使一些对话显得莫名其妙，但我会尽力呈现我们母子之间对话的精神，不拘泥于文字，诚实地记录我们二人一起经历的一切。母亲曾说：“尽你最大的努力去做，这样就够了。”我想我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终得安全
在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门诊中心的候诊室里，有着让我们欲罢不能的摩卡咖啡。那里的咖啡很难喝，热巧克力更是糟糕，但是，我们发现，如果按下“摩卡”的按钮，把这两种不怎么样的东西混合在一起，竟能变成妙不可言的美味。而且，那里的全麦饼干也不错。
医院的门诊中心位于曼哈顿第三大道与53街区的街角，在一座黑色金属与玻璃造就的办公大楼的四层，是一个让人备感舒适的地方。能来这里就诊的人很幸运，因为他们将在这个宜人的环境里待上很久。在这里，癌症患者们等待医生为他们诊断，获取一些可以延长生命的药品，这可是现代医学的奇迹。
2007年的深秋，我和母亲开始定期来这里就诊。
一杯摩卡咖啡，一个两人之间最为常见的话题：“你最近在看什么书？”我们的读书会就这么简单的开始了。
如今询问彼此阅读书目的人不多了。人们更多会问，“你最近看了什么电影？”或者“你打算去哪儿度假？”你可能没法想象，在我的成长过程中，都在看些什么书。但这是我记事以来，我和妈妈经常互相询问的话题。十一月的一天，母亲抽完血等着医生做化疗的间隙，我就问了她在看什么书，她说她正在看一本很特别的书，是华莱士·斯特格纳的《终得安全》。
《终得安全》出版于1987年，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书籍之一，有几年我一直佯装自己不仅已经读过了它，还知道它的作者生于二十世纪初，作品主要关于美国西部。我在出版业工作了二十一年，在很多社交场合中，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喜欢询问对方最喜欢的书籍以及如此钟爱它的原因，尤其是在我的谈话对象是书商的时候，而我最常得到的回答之一就是《终得安全》。
对没有看过的书照样大力吹捧也算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但是，对着书商无伤大雅的胡扯，和对着我那七十三岁高龄的母亲撒谎可是两码事（尤其还赶在陪着她治疗癌症的期间）。
我向她坦白我并没有看过这本书。
“那等我看完了，就把我那本给你。”母亲说，她一向比我节俭。
“不用了，我自己有一本。”我说。这是千真万确的。有很多书我一直想看，我把它们放在床头，甚至连出差的时候都带着，它们去过的地方可真是太多了，我真的想好好看这些书，才带着它们飞过千山万水，可最后，我把其他的都看了个遍（飞机上的免税购物杂志、《高尔夫大师》），只有自己带的书一直原封不动。那本《终得安全》跟着我到处旅行，又一再地被我放回床头，它的飞行里程至少能换一张飞往东京的日本航空公司的头等舱机票了。
但这次不同。那个周末，我开始拿起这本书，看了大约二十页的时候，我就沉浸在只有看经典之作才能体验的奇妙的情绪之中，整个人埋首书中无法自拔，我被它完全吸引了，以至于进入一种“别烦我，不知道我在看书吗？”的模式。对于还没有读过《终得安全》（或仍在假装读过它）的人，我想说，这是一个关于两对夫妻——席德与查瑞提、拉里与萨莉之间终生不渝的友谊。在故事的一开头就提到，查瑞提即将死于癌症。所以当我读它的时候，很自然的，我就会想要与母亲讨论一下。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式来谈论她正在经历的一些事情，以及我自己面临的一些问题。
“你觉得他能撑下去吗？”我问母亲，我是指席德，他在小说的结尾形单影只。
“虽然这一切对他来说很难承受，不过我想他会熬过去的，我很确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他会恢复正常生活的。”母亲如是说，虽然我们谈的是席德，但这也可能是她想告诉父亲的。
书籍是带领我们探索彼此想法的媒介，让我们可以自然地探讨那些我们关心但又难以开口的话题，也一直能让我们在焦躁紧张时有话可聊。在母亲确诊后的几个月，我们聊的书也越来越多。但从《终得安全》开始，我们都意识到，我们的谈话不再只是像平时那样随意闲聊，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创立了一个特别的、仅有两名成员的读书会。在多次读书会中，我们的谈话围绕着书里主人公的命运以及我们自己的命运展开。有时我们很深刻地讨论一本书；有时我们在谈话中发现了自己，而其实这些与那本触动我们的书及其作者并无关联。
我想要更多地了解母亲的一生，以及她做过的选择，所以我总是把话题引向那里。不过她也有自己想谈的内容，就像她总是有自己的见解一样。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这一点。
母亲患病的这段时间，在看完《终得安全》之后，我们又看了许多各种类型的书。我们不只看“好书”，我们的阅读非常庞杂，随心所欲。（我说过，我的母亲非常节俭，只要你塞给她一本书，她就会把它看完）。我们不一定在同一时间阅读相同的书，也不一定总在吃饭时、特殊的节日或者每月固定的几天讨论某本书。只随着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我们不得不持续地回到那个候诊室。在那里，我们什么都聊，包括书。
母亲看书的速度很快。对了，有一点我要告诉大家。她总是会先看一本书的结尾，因为她无法忍受在阅读中等待着发现事情将会如何发展。在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意识到，从某种角度，她已经阅读了我这本书的结尾——当你患上胰腺癌，并在确诊的时候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那么就不太可能拥有一个出乎意料的结局。你相当清楚命运为你埋下了怎样的伏笔。
可以说，这个读书会成为了我们的生活，但更准确地说是，我们的生活变成了一个读书会。或许我们的生活里一直都有一个读书会——只是母亲的疾病才让我们意识到它的存在。我们没有过多谈论读书会本身。我们谈论书，谈论我们的人生。
我们都有太多想看却看不完的书，太多该做却不能都做到的事。不过，我从母亲身上学到一件事：读书跟行动并不冲突，阅读真正的反面，是死亡。在阅读母亲心爱书籍的时候，我总是无法不想起她——而在我向他人推荐这些书的时候，我知道母女亲的一部分将会随之而去，传递给别人；母亲的精神也将会活在这些读者中，她对这个世界如此这般地爱过，那些爱也将会启发这些读者，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爱这个世界。
我好像有些超前了。让我们回到最初，或者更准确地说，回到结局的开始——母亲确诊之前，那时，她刚刚开始觉得不舒服，而我们所有人都还不明就里。
相约萨马拉
母亲和我都爱阅读一本小说的开场白。比如，“小男孩们早早地来看绞刑了”，这是我最喜爱的开头之一，出自作家肯·弗莱特的著作《圣殿春秋》。这样的开篇，怎么可能不想继续看下去？还有约翰·欧文的《为欧文·米尼祈祷》的第一句：“我注定要记得一个破锣嗓子的男孩，倒不是因为他的声音，也并非因为他是我所认识个头最小的人，甚至不是因为他是造成我妈妈死亡的罪魁祸首，而是因为他是使我信仰上帝的原因。欧文·米尼使我成为一名基督徒。”以及福斯特的《霍华德庄园》以“事情不妨从海伦给她姐姐的几封信说起”为开头。那个“事情不妨”轻而易举地将你带入闲聊般的故事情境的同时，也给读者强烈的预感：接下来的故事一定精彩万分。
有些小说家在开头就交代了故事的主线；有些在开头就埋下了伏笔；还有一些两样都没有，只用简单的笔墨交代场景或者描述一个人物，让读者感受暴风雨前的宁静。不少作者用类似“她对面临的人生巨变一无所知”的口吻来试图制造悬念，而恰恰这是最没必要的，因为人们永远意识不到自己的人生将以怎样的方式改变——这正是所谓的“难以预料”的本质。
所有人都是如此，无一例外。
2007年年初，母亲和父亲在佛罗里达的维洛海滩度过了几周，这个好地方是母亲晚年才发现的，她很喜欢这里。有个喜剧演员曾这么说过佛罗里达：“那是个老年人搬去等死又死不了的地方。”我对母亲转述了这句话，现在回想起来有些难过。
家里人都计划好了到达维洛海滩的时间，当时每个人都兴冲冲地忙得不可开交。我的哥哥道格，刚刚制作完成了新版《灵犬莱西》。妹妹妮娜在TBAlliance（全球结核病药物研发联盟）工作，在为对抗结核病在全球的蔓延而斗争。大卫·哈伯斯塔姆要出版一本关于朝鲜战争方面的新书，我除了忙着相关的事宜，还在忙着推广我与朋友合写的一本有关邮件的书。父亲忙着代理他的指挥家、歌手和音乐家的音乐会艺术经纪工作。大家沉浸在焦虑、拌嘴和微不足道的病痛中（牙疼、头疼、失眠），还要记住家人的生日，安排庆生活动，讨论旅行计划以及行程安排。我们家总会收到人家拜托的源源不断的请求，比如要不要出席募捐大会，能不能做个开幕致词，能不能回忆起音乐会上那个穿红裙子的女士的名字，诸如此类，无穷无尽。我们家人之间还不断地狂轰滥炸一些建议，而且通常都以命令的形式开头：你必须明白……你必须阅读……你必须看……当然，这些大部分都来自母亲。
如果我们家是个航空公司，母亲就是中心总调度，我们其他人都是机场上等待起航的飞机。我们不能直接飞向目标，一定要经过母亲的调度。她负责指挥我们，决定哪个人需要先飞，哪个人可以着陆。连父亲也无法幸免，尽管相对于我们来说，母亲对他的掌控已经非常留有余地了。
最让我们觉得困扰的是，必须小心翼翼地依计划行事。就像某架晚点的航班会导致机场大乱，调度备用机，航班滞后，乘客只能在走廊里休息等待结果一样，母亲也认为，超出计划的任何变化都能让我们的生活分崩离析。其结果就是，我的哥哥、妹妹，还有我，只要跟母亲商量过的行程有变，哪怕是最为微小的变化，我们也会心生恐惧。
那年二月，我给在佛罗里达的母亲打电话，说我决定坐下午从纽约起飞的航班，而不是之前商量好的早晨的航班，她只说：“哦。”但我可以明显听出她声音里隐含的不悦。她接着说：“我原本想，如果你早上到，我们还可以去邻居家吃午餐，他们晚上就要走了。如果你坐下午的飞机来，就跟他们见不到面了。虽然我们下午可以请他们喝杯咖啡，但我们就没法去租车公司帮你租车了，就得换我开车去奥兰多接你妹妹了。算了，没关系。我相信我们有办法把该做的事情完成。”
母亲不仅仅安排我们的生活而已。她还帮助安排几百人的生活，几乎都是应教会、流浪妇女儿童委员会（她是理事长）、国际救援委员会（她曾经是董事会成员的联络人，也主持英国分会的创办事宜）以及其他她曾任职或担任理事会的大型机构的请求。在我成长期间，她担任过哈佛大学的入学主任，接着是纽约一所大学的咨询顾问，然后又是另外一所高中的校长。她与成百上千的学生、同事、儿时的玩伴，飞机和公交车上认识的邻座，以及她在世界各地旅行中遇到的难民们保持联系。母亲永远在介绍人、排计划、参加活动、发表建议、提供帮助……有时她会抱怨太累了，但显然，她还是是乐在其中的。
花费母亲最多时间的，是一个在阿富汗境内建立图书馆的基金会。1995年，她第一次去往阿富汗报道那里的收容所情况时，就立刻爱上了那里。她先后九次往返阿富汗，都是为了妇女委员会或者国际救援委员会的事务，深入了解当地收容所的困境。回到美国后，她呼吁建立法规来帮助阿富汗的难民，尤其在协助妇女与儿童方面。母亲为了难民的事务东奔西走，不仅仅是首都喀布尔，甚至走遍整个阿富汗，曾在斯霍特一个破烂不堪的旅馆住了一晚，与她一起留宿的还有二十三位圣战士，而她是唯一的女性。母亲的足迹遍布全世界，包括东南亚以及西非的大多数国家。
这一年，母亲在佛罗里达度假期间，跟一位叫作约翰·迪科森的人经常联系。约翰对于阿富汗的情况相当了解，他正全力帮助一位比他更精通阿富汗事务的人——八十岁的南茜·哈奇·杜普利。杜普利长年住在喀布尔与白沙瓦。母亲和约翰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见过她很多次，他们想在美国成立一个基金会帮助杜普利筹款，在喀布尔大学建立一个阿富汗国家图书馆（阿富汗境内还没有此类文化机构），在阿富汗全国各个村庄建立移动图书馆，提供达里语和普什图语书籍，帮助那些没看过用母语写的书，甚至连书都没摸过的人阅读。杜普利的丈夫在1988年去世，他们近三十年来募集到三万八千册阿富汗史上非常关键的图书与文件，这是个从未有过的数字。书齐了，现在只缺资金和其他相关的支援了。
2007年春天，母亲有机会加入一个前往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国际救援组织。一切看起来很顺利：在白沙瓦和喀布尔，她有更多的时间与杜普利一起筹备图书馆的计划。那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母亲曾在那里遭遇过枪击（虽然她总说自己并非目标，对方只是在向轮胎射击），碰到过武装组织头目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之后被两个人体炸弹暗杀而死），当地多数地区被塔利班组织控制，那一年还不到年底就有超过两百位美国人与盟军战士在那里丧生。对于其他家庭，有人要去阿富汗是难以想象的，可对我们家来说，这是一件寻常事。我甚至记不清母亲都去过哪些地方，因为她去过的国家太多了。
所以，我们从未想过这次旅行跟以往有所不同，甚至她回来后生病，我们也没有在意。因为她从一个战火肆虐的国家回来之后都会这样，比如从利比亚、苏丹、东帝汶、加沙、老挝、科特迪瓦回来后，她都出现过咳嗽、乏力、头痛、发烧等状况。但她总会打起精神来继续忙碌，直到这些病症全部消失。
母亲也曾在回国后大病一场，不过比较少见。她曾经从波斯尼亚后来后久咳不愈，甚至我们都习以为常了，直到某一天她突然不咳嗽了，我们才意识到，原来咳嗽已经跟随母亲两年之久了。肿块、色斑、皮疹等皮肤病对母亲来说也很常见，但无论如何，她的病都从未恶化过。每次回家后她不舒服一阵子就会好，不然就病成常态，病到所有人包括她自己都忘记自己原来正常的样子。
我们总是建议母亲去看医生，她也确实去看了，从家庭医生到各种热带病专家，以及其他的病种专家。除了检查出患有乳腺癌的那次真把我们吓坏了，幸好发现得早，经过手术治愈了。除了对乳腺癌再次病发的担忧，以及切除过一个胆囊，她从未有过其他严重的疾病。我们一直认为母亲并没有什么无法治愈的疾病，她只是需要放慢脚步。
可是她慢不下来。
我们都相信，如果母亲能够依照医嘱把抗生素吃完，她就能摆脱旅途中感染的所有疾病。但不知道是出于节俭还是固执，又或者是对药物的不信任，她总是在吃完一半剂量的时候就停下来，把余下的药留着以后再吃。这点实在让我们抓狂。就算是吓唬她这么做会产生抗体也无济于事。
到了2007年的夏天，母亲的病还没好。每一个大夫、专家都确诊她得了肝炎。她的脸色开始变黄，眼白变成了带着血色的橘黄色。她日渐消瘦，没有食欲。她刚从阿富汗回来，很明显，她一定是在那里感染了肝炎。起初，医生无法确诊她感染的是哪种类型的肝炎，不是A型、B型、C型，甚至也不是D型。他们猜想可能是极为罕见的E型肝炎。尽管没有人能确诊纠缠母亲的到底是什么病，但情况似乎并不值得担忧。如果我们无法理解阿富汗复杂的政治和宗教状况，又怎么指望能辨认出在那感染到的每一种奇怪的病菌和疾病呢？
不是母亲的医生们太大意了，而是因为他们仔细排除了其他疾病的可能，且对排除的部分相当确信。他们为母亲提供了一些建议：休息和戒酒（虽然她习惯在晚餐时喝一杯葡萄酒，在庆祝时来点香槟酒，但戒酒对她来说并不太难），仅此而已。
夏天渐渐结束了，母亲的病情却在不断恶化。她很疲倦。肝炎的折磨让她痛苦不堪。她没有抱怨，只是会对亲近的人偶尔提起自己的病情。有时候，她会对父亲或我们家的其他人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找不出我的病因。”或“我休息了又休息，可仍然感觉没休息够。”尽管如此，她还是逼自己去做她想要做的事。
她有真正休息过吗？这很难说。对她来说，“懒洋洋的”一天就是全神贯注地回复电邮，或者“攻击”书桌（她总这么形容自己打字的动作，仿佛在与一个喷吐纸张的怪物搏斗，如果不杀掉它，它就会把一切破坏殆尽似的）。只有在看书的时候她才会真正安静下来。
看着母亲辛苦地支撑着身体处理生活中需要她帮助的种种需求，家里其他人开始紧张起来。我们不能因为她拒绝休息，老是病怏怏的，就跟她生气，于是只能对彼此发怒——迟到、早到、忘记生日、挖苦，甚至买错了冰激凌的口味，都成了我们发泄的借口。我们尽量不让母亲听到这些拌嘴，但有时还是让她听见了。她总是有办法解决问题、消灭问题，让吵架的我们感到无比愧疚。
那是个忙碌的夏天，母亲和我没法像其他日子一样悠闲地看书。我指的是那种无论在哪里都可以日复一日地整天看书的日子。于是，我们只能找一些薄点的书来看。我看了伊恩·麦克尤恩的《在切瑟尔海滩上》，即使阅读速度很慢的人也能一个下午看完。母亲的阅读书单里也有这本书，她问我看完感觉如何。
这些年，我们都看了好几本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他的早期作品充斥了各种残酷的情节，包括谋杀和恋尸癖。母亲说她在战争区域待得太久了，以至于对黑暗题材的书产生了兴趣。这些书能够帮助她了解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而我喜欢黑暗题材书籍的主要原因是——通过与书中故事的比较，我会觉得现在的生活还不错。伊恩·麦克尤恩的近期作品不那么极端了，甚至还有点欢愉的味道。《在切瑟尔海滩上》是他刚刚面世的新作。
从某种角度来说，与七十三岁的老母亲谈论《在切瑟尔海滩上》一书是很别扭的事。书中描写了一对1962年结婚的新婚夫妇的初次性经历。作者对这个过程中的种种狼狈做了详细的描述。我没跟母亲说起这个部分，只把焦点放在书中精彩而又悲怆的结尾上，讨论了两位主角最后的命运。我被《在切瑟尔海滩上》感动了很久，以至于一段时间内我都不想碰其他的新书。
“我总在想事情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在告诉了母亲那对夫妇的命运后，我这么说道。我知道她总会先看结局，所以很放心地讲出来了，完全不担心让她有剧透的感觉。
“我也不知道。”母亲回答，“应该不会，也许是主角们觉得事情应该有不一样的结果，所以你才会这么想。”
我们又聊了会儿这本书。我仍然对书中的性爱内容避而不谈——倒不是因为母亲有多守旧，而是我不敢在父母面前谈论这类话题，这是为人子女的经典恐惧吧？我清晰地记得在我十三岁那年，与父母一起看彼得·谢弗的话剧《五指练习曲》时的情景，当剧中的男女脱光衣服准备做爱的时候，我恨不得立刻变成椅子上的花纹。
七月的一天，我们的话题从麦克尤恩的书转到了家人的行程上——谁应该在何时到达何处。然后，母亲又出现了随时换话题的毛病。她会突然提起肝炎怎么总治不好，身体没办法恢复，食欲不振，人也不舒坦。但她确信自己会很快好起来，重新恢复食欲和健康，只是早晚的事。同时，她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家人、朋友的，以及那个建在阿富汗的图书馆。一切都需要她的帮助，她也乐于帮助，只是希望她的病能快点好起来。
那年八月，全家人（哥哥和他的妻子；妹妹和她的爱人；我和我的爱人；五个孙辈的孩子），还有几个朋友一起去缅因州旅行，庆祝父亲的八十大寿。母亲张罗了几乎所有的事：早餐聚会、游船、参观洛克菲勒公园。
父亲的身体很硬朗。他有着浓密的头发，健康的身体，虽然爬楼梯会有点喘，更不是大家说的运动健将型的男人，不过他喜欢园艺、远距离散步和待在室外。他不太挑剔，比起豪华餐厅，他更喜欢风格独特、历经沧桑、舒适宜人的老餐厅。他钟爱巴洛克音乐和动作电影，喜欢路边的小饭馆，以及看跟英国统治有关的书。他对学校和房地产毫无兴趣，而这两样却是母亲最为热衷的话题。在谈论他觉得有趣的话题时，父亲妙语如珠，但只要一发现某人在胡言乱语，他就会趁机修理。雾气昭昭的寒冷天气会让父亲极为亢奋。他还喜欢有龙虾和烤蛤蜊的海滨野餐，我们也是。所以，缅因州是庆祝父亲生日的最佳地点。
但是，在海滨晚餐、游船出海、手握一杯美酒享受落日美景的时候，所有的成年人，尤其是父亲，都注意到母亲在强颜欢笑。虽然她暗自决定在周末结束前不让任何人发现这一点。
母亲的病容和倦怠越来越明显。她的皮肤没有变得更加蜡黄，但整个人却更加消瘦，两颊凹陷，皱纹更深了。这让她的招牌笑容看起来有点沉重。但是，当孩子们拥到她身边的时候，她马上又变得容光焕发。那次旅行的某天晚上，母亲告诉我，再也没有什么时候比此时此刻更幸福了。麦克尤恩的《在切瑟尔海滩上》里的一个人物曾说过，他们之间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从没同时拥有过耐心与爱。而我们两者皆有。
在缅因州的最后一个早晨，我下楼找母亲。四个孙子孙女在阳台上围绕着她，而她正在给孩子们讲故事。我掏出手机，匆匆拍了几张照片。我发现母亲的长孙尼科没在，也是，他怎么会在场呢？他已经十六岁了，自然不会再听祖母讲故事了。
我跑去尼科的房间，叫他过来，于是他放下耳机和手中正在看的书，跟着我来到阳台。
尼科加入了大家，这样我就可以拍一张母亲跟所有孙子孙女们在一起的照片了。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从来不拍照的。也许是直觉告诉我，有些超出了爱、耐心和任何人控制范围的事要发生了，而那时是我能把握这机会的最后一刻。
九月中旬，那个夏天的最后一个周末，我的爱人大卫和我去了一个朋友那里共度周末。那栋房子距离曼哈顿只有两个小时的车程。
母亲知道我要去拜访这位朋友时很兴奋，因为那栋房子的原主人是作家约翰·奥哈拉，现在属于他的女儿威利。奥哈拉是母亲最喜欢的作家之一。那所房子建在看起来摇摇欲坠的悬崖一角，俯视着沙滩和大海。房子里有一条完美的走廊，在那里可以躺着看书。毫不意外，屋里的书架上摆满了奥哈拉的作品。在这个周末，我决定背叛自己带过去的书，改看奥哈拉的。
首先，我觉得有必要了解一下作者本人。我从屋里的书中得知，奥哈拉1905年出生于波茨维尔。他的父亲是一位杰出的爱尔兰医生，因此家里有能力送奥哈拉去耶鲁大学读书。但在大学期间，奥哈拉的父亲去世了，他的母亲无力负担他的学费，所以他不得不从耶鲁辍学。中途辍学的经历让奥哈拉看重金钱、等级、社会排斥等话题，而这些都是1928年年初他崭露头角时的写作素材。在我祖父母的年代，他的作品曾刊登在《纽约客》上。1934年，二十九岁的奥哈拉创作了《相约萨马拉》，让他一举成名。母亲说，起初是别人向她推荐的奥哈拉的书，很快，她就成了奥哈拉的铁杆粉丝，总是期待他的新作。
在我返回家时，父亲正因为肘部的化脓性黏液囊炎住院。在母亲强迫他看急诊时，囊肿已经发展到一粒葡萄的大小了。我给母亲打电话询问父亲的病情。母亲说他除了痛恨医院外，没有什么大碍。
“我终于看完了《相约萨马拉》。”我说，“我还以为那本书是关于伊拉克的。”
然而故事既不是发生在萨马拉，也不在中东的任何地方，而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宾夕法尼亚的虚构小镇——吉布斯维尔。故事讲述了年轻的已婚汽车经销商朱利安，自恃出身高贵，人脉广泛。有一天，他一时冲动把酒泼在了一个比他更富裕、更有权势的男人脸上。他就是看不起这个男人，虽然没有什么确切的原因。三天后，他又完成了另外两件冲动之举，包括与黑道大哥的女人调情。朱利安这时发现自己失去了一切。
“我真不敢相信你到现在才看这本书。这个故事解释了伊拉克的一切，尽管它根本不是在说伊拉克。这本书讲的是不要鲁莽行事、自恃过高、出于傲慢固执不愿道歉。提醒我们要反思，人如果一直被某种方式教育，就觉得自己可以胡作非为了。就像布什，不管怎样都要参战。”母亲并不喜欢当时的这位美国总统。当她知道布什利用基地组织以及“9·11事件”为借口，悍然出兵伊拉克时，她整个人被吓坏了。父亲有时会跟母亲的自由观点唱反调，但在这个问题上，父亲的立场和母亲差不多。他们还会分享阅读心得，解读美国的外交政策。
对于《相约萨马拉》，我们越聊越起劲，后来不约而同地聊到了书中的首引文。其实，那不过是由毛姆写的一个极短的寓言故事。毛姆也是一位带给我和母亲很大阅读享受的作家。
毛姆的寓言故事是一则经典的伊拉克传说。讲述者是死神：
“巴格达有一位商人让他的仆人到集市上买些食品回来。过了一会儿，仆人回来了。他面色苍白，浑身发抖地说：‘主人，刚才我在市场时，有个女人推了我一下。我回身看时发现推我的女人是死神。她看着我并且做了一个威胁的手势。请您把马借给我，我要赶紧离开这里才能躲避死亡的命运。我会去萨马拉，在那里死神就找不到我了。’于是商人把马借给了仆人。仆人翻身上马，策马扬鞭疾驶而去。然后，商人来到了市场，看见我站在人群中，于是向我走来，问我：‘为什么今天早晨你看见我的仆人时对他做出威胁的手势？’‘那不是威胁。’我说，‘只是有点惊讶的手势而已。我很惊讶在巴格达看见他，因为我今晚跟他在萨马拉有个约会。’”
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理由来谈论命运在我们的生命中曾经扮演或者尚未扮演的角色，特别是在未来的事件中。但在九月与母亲的那次电话里，母亲和我很快就转移了话题。当对话似乎快要结束的时候，母亲提起了一件她想要告诉我的事情。
“我只是想告诉你，你妹妹坚持让我看另一位医生，再多做一些检查。”新的医生打算再做一次扫描，想知道母亲的肝炎一直没有改善的原因。
“是个好主意啊，妈妈。”
然后话题转移到我身上。“你准备休息一下吗？”她问。
“我还有太多事情要做。”我有些回避地说，“我都不知道怎么才能把事情做完。”当时我是一家出版社的总编辑，正要奔赴德国参加十月的法兰克福书展。
“你只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其他的做不完也没有关系。”母亲总是这样劝我，但她自己却永远也做不到。“妈妈，如果你能做到，我就一定能做到，我们来打个赌。不过，无论如何，接下来这几天你还是会很辛苦，而且你现在身体还不舒服。”
母亲每天都会去医院陪父亲几个小时。她还要抽时间和几个伦敦来的朋友叙旧，也打算跟他们一起开几个小时的车去看望另外一位患了脑瘤，只剩下三个月到两年生命的朋友。周末时，她还得去看另一位新医生。
我意识到，在母亲的诊断结果出来之前，我们所有人都陷入了一种疯狂的忙碌之中。聚餐、宴饮、拜访、义卖、开会、排期、接人、买票、做瑜伽、上班、去健身房……我们都害怕停下来，因为一停下来就会感觉不对劲。各种各样狂热的活动似乎是我们生活中最需要的。只有父亲慢了下来，虽然那也是在他被困在医院接受注射之后的事了。一切都会没事的，什么事都可以重来，从头避免，只要我们继续忙碌就好了。
一周后，我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在我将要参加一场满是出版界人士的晚宴时，母亲打电话给我。她告诉我，医生几乎已经确诊她得的是癌症。肝炎的症状不是病毒性引发的，而是她的胆管长了肿瘤。如果只有那里有癌细胞还算是个好消息，但是癌细胞很可能已经从胰腺扩散至胆管了。如果是这样可就有点不妙了。她的肝脏上也有些癌细胞。“别担心，没事的。”母亲说，“你不用提早回国来看我。”
我不记得自己说了些什么，母亲又回答了些什么。但她很快转移了话题，开始讨论我的工作。不久前我对她说我开始对自己的工作感觉疲惫，跟所有那些抱怨自己工作的白领一样，太多的会议要开、太多的电子邮件和文件要处理。母亲让我辞职：“提前两周通知公司就可以了。走出大门，然后再决定以后做些什么。如果你足够幸运、有资格辞职，就要把握住机会。大多数人没有那么幸运。”这并非由于得癌症而生的新想法，而是母亲一贯的观点。虽然她热衷于对日常生活精确到分钟的安排，但也理解偶尔服从冲动的重要性，只要那个冲动能够导向一个正确的决定。
挂了电话之后，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出席晚宴。餐厅距离我的酒店大约一英里，我想走路过去，顺便理理头绪，可是我的整颗心都乱了。与我一起主持晚宴的是我的一位好朋友。我只告诉了他一个人关于母亲得了癌症的事情。我感到头昏，几乎要晕过去。面前这个喝着啤酒、吃着炸肉排、不时大笑的人是谁？我命令自己不要多想母亲的事，不要想她是否感到害怕、悲伤或愤怒。我记得她刚才在电话里跟我说她是个战士，她会与癌症抗争到底。我记得我说我知道她会的。我想我应该没在电话里说我爱她，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太煽情了，好像要永别了一样。
晚宴结束后我回到酒店，环顾着房间，然后望向窗外。美因河几乎消失在城市的繁灯下。下着雨的夜晚，湿润的道路闪闪发亮，模糊了河流、人行道和车道的线条。酒店员工把我那蓬松洁白的羽绒被叠得整整齐齐的，床边是一叠书和酒店的杂志。但这个夜晚，我看不进去任何文字。我醉得厉害，迷茫充斥了我的内心，我失去了方向感。那一刻，我心知我的生活将会永远地改变，而且永远也无法复原。我看不进去书，于是就做了些在酒店里该做的事情。我打开电视，不停地调换频道：从浮夸的酒店频道换到账单频道，再换到欧洲体育频道和各种德文频道，最后停在CNN的克里斯汀·阿曼普以及拉里·金熟悉的面孔上。
后来我和母亲谈及那个晚上的时候，最让她不可思议的部分是我竟然看了电视，而不是书。母亲这一辈子，只要感到悲伤、困惑和不知所措，她就没办法专心看电视，但总能在书中找到庇护之地。书能让她集中精力，使她平静，带领她走出来，面对现实，而电视只会扰乱她的神经。
W.H.奥登有一首诗叫《美术馆》，创作于1938年12月，就是在反犹太的“水晶之夜”事件之后。诗中描述的是画家彼得·勃鲁盖尔的一幅画作，画中伊卡罗斯从空中坠落，其他人不是在忙于他事就是视而不见。书展接下来的几天，无论谈论书籍、出席会谈还是吃法兰克福苏打饼，我常常想起这首诗。诗的开头是这样的：
“描写苦难，他们总是不会错。
这些古典大师，他们深知苦难在人间的位置；
深知痛苦发生之时，别人总是在进食、开窗或者木然踱步。”
那段时间，我感觉这些“别人”就是我。母亲在承受痛苦，我却在继续我的生活。
我鼓起勇气跟我的哥哥、妹妹，他们的爱人、父亲（此时他已经彻底康复出院了），以及大卫谈了谈。我们替彼此打气，说这只不过是个警醒的信号，没必要陷入恐慌。电话打得没完没了，每一次的对话都会被另外一个人转述，然后引起另一个电话，如此循环，无休无止。我们都花大量的时间上网阅读相关信息，了解这种癌症的可怕之处。很多事都还不清楚，谁都不敢妄下定论。
“妈妈，你确定不要我现在回家吗？”在书展期间，每次与母亲通电话，我都这么问她。
“别傻了。”她说，“好好享受你的旅行。”在一次电话中，她终于详细复述了她如何得知自己患了癌症，也谈到了她的第一位肿瘤医生。在这位医生询问母亲是否在外工作的时候，母亲和妹妹立刻就对他产生了反感。母亲对我说：“你觉得医生会问一个男病人这样的问题吗？”她还大力夸赞妹妹的表现。妹妹对所有问题的回答都非常有条理，提出了所有该问的问题。她在苏联工作过几年，知道如何在必要的时候反击。
“所以，这一次的教训是……”母亲停下来。我等待着，想象不出这个教训是什么。“教训就是，救援组织应该告诉人们，如果要前往阿富汗这样的地方，不要把旅途期间或之后患的所有疾病都归结到这次旅行中。很可能只是巧合而已。我们必须要让大家知道这一点。”母亲说。
这就是不幸中得来的教训？一条人道主义援助人员赴偏远国外的工作须知？
“我还得要你帮个忙。”母亲补充道，“从书展上替我带几本好书回来。你父亲可能要看。”
我想带的书太多，多到难以抉择究竟哪些该放进随身行李箱，哪些应该邮寄回家。但我脑中一直在想的却是，如果我们早些让母亲去看其他的医生，结局是否会有所不同，还是说，母亲的萨马拉之约早已注定，任何事情都改变不了？
七十空性论
“嗨，妈妈，我回来了，你感觉怎么样了？”
“好多了。”
那是星期六的晚上，我刚刚从法兰克福回来。电话里的下一个话题一定是问我的航班有没有延误，在飞机上读了什么书。一如往常，我得花点工夫才能把话题转移到母亲身上。她的大部分活动以孙子孙女们为中心。她说妹妹妮娜都快搬去日内瓦了，但是她并没有好好准备。在母亲确诊癌症之前，妮娜争取到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职位，可以参与全球疫苗政策的制定。此时距离妮娜与她的伴侣萨莉以及两个孩子搬去日内瓦的期限只剩数日，可是妮娜犹豫了，想留在纽约，陪母亲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
“你妹妹不想去。但我告诉她必须去。”
母亲的黄疸越来越严重，但这根本阻止不了她的脚步。在一位朋友的引荐下，她去拜会了一位高僧，地点在非常不搭调的华丽炫目的超级娱乐场所。她在那里得到了一本小册子，想要借给我看。册子里包含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以及龙树大师的《七十空性论》。我问她会面的感觉如何。她说见到那位高僧，听了他的演讲，非常感动。不过说老实话，他的许多话都让她感到困惑。但即便这样，还是带给她许多思考——特别是当她读到小册子里跟演讲有关的经文时。
我也发现那本小册子里有许多值得深思的地方，不过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部分我无法体会。那些经文并不容易懂，需要好好研究。《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强调空性的概念。1907年，中国西部发现一块记载着公元868年的木刻《金刚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七十空性论》撰写于公元200年，作者龙树大师出生于印度南部婆罗门教的上层阶级家庭。我和母亲即使听了演讲，仍然无法参透这些著作，这让母亲感叹人年纪越大才越发现自己的知识有多匮乏。《七十空性论》中的一句由葛雷·斯巴汉翻译成了英文，母亲特别在下面画了线：“Permanentisnot;impermanentisnot;aselfisnot;notaself(isnot);cleanisnot;notcleanisnot;happyisnot;sufferingisnot.”（非常非无常，亦非我无我，净不净苦乐，是故无颠倒。）
这一句让我印象深刻，我常常看着一遍遍回味。尽管我并不确定它的意思，但它能让我的心平静下来。
周五那天，我从德国回来的前一天，母亲告诉我她和我的妹妹一起去看另一位肿瘤医生——奥赖利。医生说了这样一句话：“可以治疗，但无法治愈。”这让母亲备感安心。光是“可以治疗”几个字就让一切显得不同，似乎意味着母亲不止可以活六个月。只要她的病可以治，那么就还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