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害怕死亡。”母亲突然说，“我只想能再多活一个夏天。”
6月5日，我们去看医生。我们真的很希望听到一个不是太糟糕的消息，所以我们不仅先向别人说出乐观的想法，也用同样的话来说服自己。母亲继续用我的口气写着博客，并让我帮忙更新。她在我们离开奥赖利医生的办公室后立刻就写了一段记录：
“简单地说一下，今天的结果好坏参半。坏消息是肿瘤仍然在生长，好消息是有个临床实验计划有空缺，这种药可能会让肿瘤扩散的速度慢下来。母亲可以在六月底开始治疗（她要先看资料了解一下，下周与医生谈完话后再做决定）。这也意味着母亲接下来不用再做化疗了。
等母亲和医生做出决定后再向大家报告。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心与支持。”
之后，母亲又询问了妹妹的看法，读完了相关资料之后，她很快得出结论：这种实验对她没有意义。实验会在七月初开始，刚好赶上妮娜、萨莉、米洛和塞伊来过暑假。母亲总是说，好的生活品质比延长生命更重要。整个实验要做很多次侵入性检查，而且非常耗时，即使可以延缓癌细胞的扩散速度，也不要天真地以为能够治愈癌症。
“我觉得自己很自私。”母亲告诉我，“我知道他们需要人来做这项实验，但我真的不想做。”
“妈妈，我不认为这是自私。而且如果你不参加别人可能就有机会，说不定你还做了一件好事。”
母亲生病以来，劝她去做利己的事情很不容易，我们经常要说一些比较公益的理由。这次她听进去了，希望别人真的会因为她的退出而获益。
2009年6月是很关键的一个月，母亲决定不再参加实验治疗，这表示她将不再接受任何延缓肿瘤生长的治疗，因为传统的化疗不是副作用太大，就是效果不好。从现在开始，以后的一切重点就是让她舒服一些，不要因为肿瘤的增长让她受到太多的折磨。
后来，她因为困难肠梭菌复发跑了好几次医院。有一次竟然在两个孙子面前昏倒了，虽然她没什么事，但却担心吓坏两个小孩子。还有一次，深夜时她在家里摔倒了，父亲先是找来一位邻居帮忙，然后又请门房一起把母亲扶起来。
母亲还参加了为阿富汗图书馆的募捐活动，主办人是母亲在国际救援委员会里的一位好友，母亲帮她规划了这次活动的每一个细节，结果他们一晚上募捐到了二万五千美元。母亲还打算把托马斯·曼的《魔山》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尼科。她还看了很多音乐会和电影，当然了，还有我们的读书会。
也许，还会再出现一次奇迹。
龙文身的女孩
2009年6月21日，母亲坐公共汽车时，接到朋友安迪的电话，得知了一个奇迹般的消息。他现在也开始为阿富汗图书馆计划的董事会工作。“你听说这个消息了吗？”他问。他们的伙伴，董事会的成员大卫·罗德，母亲为之祈祷的被塔利班劫持的《纽约时报》的记者，与同时被劫持的另一位阿富汗记者成功逃脱了。在被劫持了七个月之后，他们安全了。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他们设法逃离了劫持者的手心，生命没有了威胁。母亲告诉我，她在公共汽车上一直又哭又笑地往家走。一回到家，母亲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给她的牧师打电话，“祈祷有效了！”她说，“现在把大卫从祈祷名单里去掉吧。”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除了这件事，让她快乐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奥巴马当选总统。
几个星期后，母亲和父亲一起去了很远的地方，参加了老朋友孩子的婚礼。他们不知道其中一位伴娘正是大卫的妻子克里斯汀·马尔维希尔。在大卫被劫持之前，他们刚刚结婚几个月。母亲在婚礼现场看见了大卫，他说大卫看起来显得苍白憔悴，正如想象的一样，但总的来说精神很好，整体状况看起来还不错。“我们就只是坐在那里，握住对方的双手。”她告诉我，“我还是无法相信他没事了。”
我回想起与母亲谈论迪第恩的不可思议。在佛罗里达的一个早晨，我曾确信，如果看见海牛，那么母亲那天就会过得很好。我还想到另一种可能，如果母亲想要按照她的希望离开人世，那么一定需要某些事情的发生。其中一件事是奥巴马赢得大选；另外一件事是大卫·罗德必须安全回家。大卫对于她来说，除了私人情感之外，我想她还把大卫看作命运的护身符了。如果大卫·罗德注定丧生，那么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呢？无论何时，如果在危险区域从事人道主义工作、难民工作或新闻报道工作的人被杀害或者伤害，母亲觉得这将使世界的平衡混乱。但如果大卫·罗德能够从死亡边缘返回，意味着那个区域，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未来还有希望可言。如果是这样，她就能在离开的时候为我们留下一个更为和谐的世界。如果她相信一切都会越来越好，那么离开的时候也会安心一些。母亲和大卫在婚礼现场的重逢，不只是奇迹，还是一个预兆。
在接下来的一次医生门诊中，我们得知了更糟的消息，我们已经猜到了。病情在恶化，母亲的高烧和缺乏体力明显是癌症的征兆。停止了化疗之后，母亲终于摆脱了困难肠菌以及其他感染。母亲的体力日益衰弱，为了帮助她恢复一点点，医生尝试为她输血，但因为突发高烧而被迫中止。他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只能把精神集中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母亲那时会跟妮娜、萨莉还有孩子们在一起，在纽约的郊区波林度假。道格和南茜、尼科、艾德里安、露西也会去那里住几天。父亲会把时间分开，在城市和乡村来回。大卫和我也会去看望母亲。波林的房子属于父亲的两个姐妹，老式的隔板房，有大片的绿树、田野，还有一个游泳池。姑妈告诉母亲，想在那里待多久都行，让孩子们都来陪她也没有问题。另一位姑姑也很体贴，经常来看望我们，带来食物，还做了许多让人觉得感动的事情。
是时候选一本书来读了。母亲和我都还没有看过斯蒂格·拉赫松的《龙文身的女孩》。每一个人都在称赞这本书多么让人上瘾。这是一个发生在瑞典的悬念小说，描绘了一个深受诽谤打击的记者与一个年轻电脑女黑客之间的交集故事。作者拉赫松是一位致力改革、反对极端的瑞典记者，于2004年时死于心脏病，享年五十岁。他为世界留下了三部（或四部）未被出版的小说，《龙文身的女孩》是第一部。写书显然是他在工作之余让自己放松的方法。
母亲一看到这本小说，立刻就被吸引了。她说，丽丝贝斯·萨兰德让她想起了一些自己教过的古怪却有趣的高中女生，后来她们都被母亲推荐上大学了。她们有着孤独凄惨的童年，但最终通过自己的头脑和决心为自己开创了新的生活。丽丝贝斯与母亲认识的难民营的女人一样，不但拥有过人的勇气和决心，同时也必须承受社会的质疑、腐败、变态以及残忍。这本书蕴涵着强烈的女权主义精神，并对世界上种种虐待、折磨以及侮辱女性的恶行表示强烈的憎恶。母亲说，这本书还让她想到了那些在难民营里遇到的了不起的女性，即使揭发别人的罪行会使她们陷入随之而来的危险以及社会的歧视，她们还是选择对救援人员以及其他人讲述自己经历过的性侵犯或其他性暴力。
我们下一次的读书会（由于母亲每月一次的医生门诊，她必须回到城市里）还是谈论这本书。奥赖利医生罕见地迟到了，所以即使母亲没有做化疗，我们却有大量的时间可以用来看书、聊天。为了帮助母亲保存精力，我们现在经常会一块看书，同时讨论。
“你知道的，威尔。在这本书里，斯蒂格·拉赫松提到的主题都是我感兴趣的，到目前为止，我还从来没遇见一个像他做得这么全面的作家。看完这本书，你就知道妇女委员这么多年来在为什么工作。如果不是有那么多朋友向我推荐这本书，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看它。我简直不敢想象，如果没有看过它，那将是我多大的遗憾。”
（我有个奇怪的念头：如果丽丝贝斯是母亲的学生，那么会发生些什么？我相当确定，母亲肯定会让她的电脑才能有用武之地，让她来帮助那些“无人同行的未成年人”回到家人身边，或者是重做一个喀布尔图书馆的内容管理系统程序。）
我们都注意到，阅读在这本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角色。布隆维斯特需要查阅几千页的文件来试图找到悬念的答案，而当他需要放松的时候，他会去找一本书看。在小说里，他阅读了苏·格拉夫顿、薇尔·麦克维尔、萨拉·帕瑞蒂斯基以及其他悬疑作家的书。当丽丝贝斯·萨兰德在电脑中发现了所需信息时，布隆维斯特从书中，从宗谱里、照片里（还有老派的面谈里）找到线索。这个两个人物互相补充，用各自的方式来获取信息。
那天，我们坐在一起，我开始思考真实世界和网络世界之间的比对。母亲把书放在膝盖上读，而我在看电子版本。她在翻动书页，我在敲击书页。我把电子阅读器拿给母亲看，她跟从前一样毫无兴趣。
“我无法放弃实体书。”她说，“我也喜欢在看完书后把书送给别人。你看，我送给了尼科《魔山》。那本书是跟托马斯·曼拿到的书是同时出版的。那本书是有历史感的。”
“但电子书方便携带。”我说。
“是，我明白这个。但你不想带的书可以不带啊。”
然后我突然想起了什么，说：“你知道吗，关于我们的读书会，其实在我们整个生命中都在开读书会。”
母亲同意这一点，她说她跟其他人也做同样的事情，与妹妹、哥哥，还有母亲的朋友们一起谈论书。“我觉得我们都在同一个读书会里。”她说。我为这个说法想到另外一个词而止不住地微笑。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所有人都在这个“最后的读书会”中，因为我们看过的每一本书，都可能是最后一本，每一段对话都可能是最后一次。
我还在等待着最后一场重要的谈话。在那场谈话中，我会告诉母亲，我有多么爱她，我为她的成就感到非常骄傲、自豪，她对我的意义多大，她是一位多么伟大的母亲。而她也将会告诉我，她为我骄傲，但她肯定会说出对于一些事情的内疚，也会告诉我感到内疚的原因，而我会机智地说：“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们有很多次进行这种重大谈话的机会，但都没有做成。
在这个下午，我陪着母亲看完医生后回家，在客厅里坐了一会儿。突然，我听见自己脱口而出刚刚跃入大脑里的话：“我觉得我可能要写本书，关于我们看过的那些书，我们做过的那些讨论，还有我们的读书会。”
“哦，宝贝，你不会想要花时间写这个的。你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要写。”
“我有这个想法，也想要去写。”然后我的声音破碎了，“因为我为你骄傲。”
我想我原本是想要说“因为我爱你”，但我说出来的却是“为你骄傲”。然后我想，我爱她，她一定知道，但我为她感到骄傲，就不确定她是否知道了。所以，可能我那么说也是有原因的。
母亲看着地板。我就要走了，在我还没有意识到需要做些什么的时候，我很快地亲吻了她的脸颊，轻柔地吻，因为担心弄伤她的皮肤。我站在公寓门外，下楼的电梯按钮按不下去，究竟是我不愿意还是电梯不能，我也不知道。我盯着家里的门，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不久之后，她就不会在那扇门后了，我无法再与她谈论书籍以及其他事情。那一刻，我感到尖锐的疼痛，像是心脏病突发一样的疼痛，但那只是出于惊恐。最终，我按了下楼的电梯按钮，坐地铁回家。
第二天，我收到母亲的电邮。她列了一个单子，上面是我们看过的所有书籍，还有笔记，说是为我写书准备的资料。母亲不断地为我发来其他的书名，写电邮告诉我她的想法。那个以来自塞拉利昂的，名字叫玛利亚涂·卡马拉的女人为主角的专栏文章，她很想写却没有机会写，让我写进书里去。医疗保险改革的一些内容也应该写。她说还有个最为重要的建议告诉大家：每一天，你都应该告诉你的家人，你爱他们，并让他们知道你为他们骄傲。
布鲁克林
在医院输一次血花了八个小时后，母亲回到了姑妈的乡村小屋。输血过程中因为母亲高烧的缘故，被迫中断了两次。她的一个朋友全程陪着她。那天晚上，我问母亲感觉怎样时，她说：“输了那么多血，感觉有点罪恶，好在这五十年来，每次看见红十字协会的采血站，我都会献血，所以可以要点回来。”
母亲回到乡村小屋的前几天过得还算顺利，只是每天都撑得很辛苦。但是只要坐在七月的阳光下，看着孩子们，有精力的时候念书给他们听，这样就足够了。母亲被诊断患有癌症以来，已经过去了二十个月，将近两年的时间。
她非常清楚自己活得已经比预期久得多。有一天，她醒来后发现自己在发烧，而且越烧越厉害，那时妮娜、萨莉和孩子们都在外面游泳，母亲就自己打电话叫车送她回城里，但出租汽车公司只剩下加长礼车了，母亲不想麻烦任何人，就叫了那辆礼车。礼车半小时后到了，母亲说服了妮娜让她自己一个人回纽约。她坐着礼车离开时，所有人都向她挥手作别。
母亲已经到了进医院之后就出不来的阶段。她是如此虚弱，体重已经不到四十五公斤了。后来，妹妹说如果孩子们对祖母的最后记忆，是看着她进一辆豪华礼车，不知道那是否是最糟糕的事情。父亲和我在医院里等母亲，医生让她躺在病床上，我看见她的胸腔上用做化疗的人工血管在她的皮肤下凸起来了，这个再无任何用处的外来之物就像是公寓里废弃的煤气管道，但现在的公寓已经采用蒸汽和电了。
之前母亲体内的支架，是为了让她的胆管与肝脏保持畅通而装置的，但现在出现了炎症，必须更换支架，这让她在医院住了三天。妹妹迫切地想要跟孩子们一起回到城里，但母亲不准，说不可以，他们要享受郊区生活以及游泳池，她出院后会再回去，父亲也会陪着她。
我第二天去医院看望母亲，问她是否有书可以看，她说有。她输液的时候，我拿起放在她枕边的《每日的力量》来看，那天的内容是：“意义重大，现在我是如此衰弱，千万注意不要让自己过于劳累，因为这样我将无力再对他人的愉悦做出贡献；一张恬静的脸，一个温柔的声音，是我让家人更加快乐的最佳方式。可惜有些时候，我们的意志会影响这些义务的履行。”（伊丽莎白T.金）
母亲四天后回到了郊区小屋，她不想错过与孩子们共度时光的机会。她回来得很及时，正好赶上她组织的生日派对，庆祝米洛六岁，尼科十七岁，还有我的四十六岁生日。我们三个人的生日都在七月，母亲希望为我们一起办一个大派对，然后再分别为我们庆祝。
那天父母为每个人都准备了礼物，包括给我的两个。我打开第一个礼物盒，里面装着一件奶油色的毛衣。毛衣很漂亮，只是不像是我会穿的样式，我谢过母亲之后就把毛衣塞回盒子里了。她还为我买了好多好书。因为她自己都还没有看过，所以另外加买了其中一本自己看。这本书是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刚刚出版的小说《布鲁克林》。我们决定，把它作为我们下一次读书会的阅读书目。
我们都已经看过了托宾的其他几本小说，《大师》、《夜的故事》、《黑水灯塔船》等。托宾对于描绘男同性恋与他们母亲之间的关系，是我和母亲从未讨论过的主题，可能是因为太像我们之间的关系了。二十岁的时候，我向父母坦白了我的性取向，当时我是休学一年的大一学生，在洛杉矶的一家电视台工作。上大学的第一天，我就告诉了所有人我是同性恋，但过了两年才告诉父母，因为我担心那会改变我与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但最终，我觉得无法再等下去了。在洛杉矶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同性恋的短篇小说，投到一家全国性的同性恋文学杂志并被采用了。我想在杂志出版之前，让父母有个心理准备，因此写了一封信给他们。
由于我是写信，所以母亲也写信回复了我。她在信里承认看到信的第一反应是生气和不安，但是接着她又气自己为什么会生气。她说结婚并有自己的孩子是她最大的快乐，她也希望我们都能获得这种快乐。但她也知道在这个充满歧视的社会，作为一个同性恋意味着我将面对更为艰难的人生，没有人希望他们的孩子拥有艰难的人生。她补充说，如果我想要成为一名作家，希望我当个作家就好，不要做同性恋作家。
父亲对此能够接受，母亲写道，他唯一的担忧是我是否会到处宣传。来信的结尾，他们说爱我，我们以后可以再就这个话题多聊一聊。但我们再也没有聊过，在一小段的别扭时期之后，我坚持他们对我的爱与支持和原来一样。当我把大卫介绍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立刻接受了他。母亲大概始料未及，妮娜在大学毕业几年之后，也向他们坦白自己是同性恋。
一直以来，我都指望书能够让我的人生充满意义。对我意义最重大的一本书是《克里斯托弗和同类》，作者是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这本回忆录记录了作者在1929年搬去巴黎（正如他所说，主要是为了遇见男孩子们）到1939年搬去美国这段时间的人生经历。在那段时间里，他与同校的朋友、诗人W.H.奥登厮混在一起；体验柏林臭名昭著的夜生活；爱上了一位德国男人，然后为了躲避追捕他们的盖世太保在欧洲到处流浪；写下了经典作品《柏林故事集》，这部作品之后被改编成为舞台剧《我是一部照相机》、百老汇音乐剧《酒店》和同名电影。
我不知道托宾更愿意被称为同性恋作家，还是作家。你可以争辩说《布鲁克林》的作家拥有同性恋的敏感度，但它的故事情节可一点都不同性恋。
2009年8月，妮娜和萨莉以及她们的孩子回到了日内瓦。母亲和我以及其他家人回到了纽约，那一整个月都过得很焦虑。我们的读书会在等待见奥赖利医生的时候又开始进行了。那天母亲和我都比预约时间早到了一小时。
我们并肩坐在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候诊室的椅子上，看着《布鲁克林》。小说讲述了一位名叫依丽丝的年轻女人，如何在20世纪50年代的布鲁克林勇敢地建立了新生活，却在回爱尔兰之后发现自己的内心有部分希望留在故乡。
我忍不住把我喜欢的段落指给母亲看。在依丽丝去往布鲁克林之前，她看着姐姐做着日常的工作，托宾这样写道：“她突然感觉，她将永远记住这个房间、她的姐姐，还有这个画面，好像她的人已经在远方了。”我把这一段指给母亲看的时候，突然感到很震惊，因为我也像依丽丝一样，试图活在当下，努力想要留住此时此刻脑海中的画面，就像两年前，在缅因州我试图用拍照来凝固住时光，要拍下母亲与她所有孩子们在一起的照片。
对于依丽丝，托宾写道：“在她离去之前的那个清晨，她需要做的所有事情只有微笑，这样她们就会记住她微笑的样子。”
奇怪的是，在候诊室的另一边，一个女人吸引了我的视线，她站起来，似乎想要上前来和我们说话，她也真的开口了。
“打扰了。”她对母亲说，“我以前在这里见过你。我只想要告诉你，你拥有最美的笑容。”
母亲看起来有点惊讶，然后绽放出了笑容。
“这是您的儿子吗？”女人继续问道。
“是的，这是威尔，我的二儿子，我还有个女儿。”
“你的母亲。”她对我说，“有最美丽的笑容。”
然后她走了。
我们继续看书，读到“有一些人很友善……如果你与他们好好地说话，他们会更加友善”。
“她真好。”母亲说，“那位女士，她太好了。”然后母亲走向她，在她身边坐下。她们拉着对方的手，继续交谈，或者说，母亲在倾听她说话。
她们聊天的时候，我继续看书。我很快读到了书中非常生动的部分，依丽丝在横渡大西洋的艰难旅行中，严重晕船，吐得到处都是。
当然，阅读到这一段，周围又都是做化疗的病人，但我和母亲聊的时候都没有觉得不自在。
父亲在要见奥赖利医生之前到了医院。母亲现在已经正式在家里养病，意味着现在要做的就是让母亲尽可能地感觉舒适，而且最好是在家中离世。专门从事临终护理的人会在她需要的时候来家里提供服务，无论何时。她如果想要重新恢复治疗，可以随时提出来。妮莎已经过来与我们所有人见面了，她向我们说明母亲在家治疗应该注意的内容以及方法，包括按摩、冥想、使用医院病床、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家庭护理，以及在冰箱里存储的药物，帮助母亲濒临死亡时减轻痛苦。母亲毫不怀疑在家养病对她来说是最正确的选择。她总是说时间到了的时候，会让我们知道。现在，就到时候了。
这一次将是意义非常不同的回诊。似乎是因为这一点，检查室都是以前从没去过的。虽然房子看着差不多，但感觉上不同，并且更小了一点。外面下了一天的雨，我手里拿着一把一直滑落的雨伞。父亲和我有点拥挤地靠近在一起，好让奥赖利医生能够拉上帘子为母亲做检查。
为什么那把该死的雨伞总是滑落？
母亲问了跟以前一样的问题，包括肿胀、利他林、类固醇、改善食欲的甲地孕酮。奥赖利医生逐一回答了问题，然后告诉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肿瘤的增长非常迅速。
我看着母亲记着问题的单子。单子上最后一个问题不是字，而是标点符号：一个简单的问号。
“妈妈。”我提示她，“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医生吗？”
一片沉默。
“好吧，首先现在我已经在安养阶段，她们说我还是可以来见你。我想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奥赖利医生说，“我们可以预约下次扫描的时间，然后你九月的时候再过来。”母亲的呼吸很浅，听到医生的话之后，明显地松了一口气。现在我们正在计划九月的活动。
“关于在家安养，我还有个问题。妮莎很棒，但我还是想再问一次，我死了的时候，我的家人应该怎么做？”
“嗯，他们要先打电话给殡仪馆。我们可以给你安排一个，你也可以通过教会自己找。”
“还有。”母亲说，“我还想要一份安乐死的复印件。”
奥赖利医生建议母亲签一份新文件，重新填表再签名即可。她马上请帮母亲做过治疗，且她很喜爱的护士送了一份新表进来。母亲让我帮她填表，于是我拿起笔开始写：
M-A-R-Y-A-N-N-E。
母亲仔细看了一遍，脸上有一丝慌张，说：“宝贝，你写错了，最后没有e，应该是MaryAnn。”
“但你总是会在末尾加一个e啊！”我说。
后来我知道了，在母亲还是个小姑娘时，就喜欢在名字“Ann”后加一个“e”（可能因为她更喜欢英国式的Anne，像是安妮皇后的名字），但她的名字其实是玛丽，中间的名字是Ann，没有e。我竟然搞不清母亲的名字。
我想起玛乔丽·摩根斯坦，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莫宁斯坦。我草草地用钢笔划掉了那个e，所以这份安乐死的同意书上还可以看见有个被划掉的e。从那时我就开始担心，他们会因为这个无视母亲的心愿，为她插上各种各样令人生畏的管子，而这只是因为她的儿子不知道母亲的名字。
门诊结束后，母亲照例问了奥赖利医生她通常会问的问题，包括她的家人会怎么样，旅行如何，在看什么书。但这一次，奥赖利医生向母亲问了几个意想不到的问题。
“你介意给我一个拥抱吗？”她问母亲。
她们两个轻轻地拥抱彼此，持续了足足一分钟。她们一样高，奥赖利医生穿着白大褂，金色波波头的短发轻抚着她的衣领。母亲的头发因为停止化疗长长了一点，穿着一件珊瑚色的中式丝质上衣。父亲和我尴尬地坐着，不知道该看向哪里。当你的治疗医生给你一个告别的拥抱，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暗示，这一点我以后才知道。这是一个无比甜蜜、充满感情的拥抱，两个人互相安慰，就像是即将分开的姐妹，其中一人要离开，踏上遥远的旅途。
父亲的眼泪
《像我们这样的女孩》是关于卡罗尔·金、琼尼·米歇尔、卡莉·西蒙的书。书中有个与母亲毫无关系的部分：这三人面临着创作的纠结，需要而且渴望通过创作音乐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母亲不是一个创造型的人，她不作曲、不写歌词，甚至不会乐器、不写诗、不写小说，几乎不写日记、不画画，也不做雕塑，饭做得不错但不是创造性的烹饪，喜欢漂亮的衣服但不愿在上面花太多心思。
母亲对音乐、艺术、陶器与文学的热爱却是无可比拟的。
现在的人们，特别是孩子们，被鼓励进行创作似乎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而网络为人类带来的最为显而易见的优势之一，就是为人类开拓了创作的世界。母亲当然也很感谢这一切，但她也很满足于享受一切，尽管自己并未进行创作。
“没必要每个人都学会做所有事。”她说，“人们忘记了，人也是可以通过选择敬仰、支持的事物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其他人创作的美好的、富有挑战的事物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快乐，那些是我永远也没法创造出来的。我不会用那种快乐做任何交换。”
这是贯穿母亲一生的主题。她总是去博物馆、画廊，并且在购买艺术品方面有自己的一套原则。那就是无论何时，如果一幅画的出售价格能够改善年轻艺术家的事业，她就会掏钱购买。在她生病后，仍然尽可能地去看艺术展览，尽管在画廊里走来走去对她来说越来越费劲。
在母亲日益衰弱的时候，越来越能吸引她注意的是陶器。就像一本书引向另一本书，陶器也是一样。在一位英国朋友的帮助下，她对英国陶器艺术家克拉里·克利夫的几何图形艺术装饰作品的热爱，又将她引向了陶艺大师汉斯·柯帕，然后是新一代的英国年轻陶器艺术家。年轻艺术家使用单色釉，用简单的形状和对人性的赞美来进行创作：轻微失衡的形状、不工整的瓶口、抽象的不完美、轻微的不对称赋予了无生命的器皿个性与生命。这是母亲和父亲共同的爱好。他们喜爱的陶艺家还有埃德蒙多·德瓦尔、朱利安·史达儿、鲁珀特·斯派拉、卡琳娜·西斯卡托和克里斯·基南。
欣赏这些陶器时，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那个角度看，用不同的方式放置，感受作品如蛋壳般易碎却又质地坚硬的特性，看着光线投射下的阴影，感觉它们的重量与质地——这些对于母亲来说是一种冥想。我会去她家看着她用一种中间聚焦的方式欣赏这些陶器，不是瞪着它们看，而是安静地领会它们。与这些美丽的物件生活在一起，给母亲带来莫大的快乐和平静。
艺术品在保存、收集以及欣赏的同时，也得花时间对其整理和摆设，所以母亲对于垃圾或者俗物没有什么耐心，在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后，越发没有耐心了。我则相反，继续把我生命的很大一部分浪费在看电视真人秀、了解各种名人的生活、用伪装的讽刺和虚假的平民论来消费在文化垃圾上。平民论是我们这一代以及下面几代人的标志。母亲实在难以理解，我愿意去看《重回蓝色珊瑚礁》，或粘在电视机前看星期天真人秀马拉松节目。当我告诉她我要做这些事情时，母亲从没有说过任何批评的话，但她确实会有一种表情，很快就会设法让我转换话题。八月的一天，我去母亲家里看她。我谈论一档所有人都在谈论的真人秀电视节目。当我停下的时候，母亲问我是否想要看厄普代克的新故事，那是作家去世后，几个月前刚出版的一本选集，名字叫作《父亲的眼泪》。
“故事怎么样？”我问。
“棒极了，写得太好了。你知道，我在拉德克利夫的时候，招收过一名非常聪明的一年级学生。我从来没有记住他的名字。几年后，我发现他是才华横溢的约翰·厄普代克。他写的这些故事让我想起好多回忆，比如我们全家去摩洛哥旅行，还有一个在剑桥发生的故事。当然，你可以先看一个故事，然后看感觉怎样。”
“你最喜欢哪个故事？”
“标题的那个故事。那个谈论到很多死亡的故事，在这里。”母亲把书翻到一个章节拿给我。那是一个关于第五十五次高中同学会的段落：
“聚会节目单背面是去世同学的名单，越来越长了；班里的美女们有的发胖臃肿，有的瘦骨嶙峋，都成了又老又丑的老太婆；昔日的体育健将以及非体育健将们，都需要起搏器和塑料膝盖的帮助才能行动；我们都退休了，差不多要开始占用墓地了，好在我们死去的父亲们大多已经体贴地让出了他们的位子。
但我们不这么看自己，我们不认为自己那么步履蹒跚，那么老迈不堪。我们看见了幼儿园的孩子们，他们有着同样清新的圆脸、圆圆的耳朵、长长的睫毛。我们听见小学里的愉快尖叫，以及高中舞会时本地爵士乐队用迷人的萨克斯风和低音小号演奏出的布鲁斯音乐，点燃了整个体育馆。”
母亲下两周的日程安排被与亲朋好友的短时会面填满，再就是给没办法见面的人发电子邮件，从儿时的朋友、大学同学、常年与她共事并一起去过很多地方的女同事、招生办公室的同事、曾任教的学校的教师、董事会的朋友，甚至长达数十年的好友，还有学生、表亲和侄儿。这些人不仅给母亲带来快乐，也为她带来力量。在她交情最深的老朋友、同事和家人的眼中，她不是一位因为癌症濒临死亡的七十五岁灰发女人，而是一个校长、一个一起闲聊的朋友、约会的对象、在达尔富尔一起盖一条毯子的人、一个波斯尼亚选举的监察员、一个精神导师、一个与你在教室里和教员休息室里一起大笑过的老师，或一个在有争议的会后一起发牢骚的董事会同事。
厄普代克去世了。当母亲阅读他的书时，她看到的是那个聪慧绝伦的高中一年级小伙子，以及他必须写的关于变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真相。
我那天晚上看完了《父亲的眼泪》，然后把书还给了母亲，这样她就可以再把书借给其他人看。我们没有谈论这本书，因为我无从评论。但每次我们提到这本书，都感觉很怪异，好像我们在谈论是母亲去世之后的父亲，而这点母亲几乎不谈，只是轻描淡写地为我们所有人安排没有她的旅行，或多去父亲的俱乐部一块吃饭的活动。自从我看了斯特格纳的《终得安全》，母亲说她确定席德在妻子去世之后会没事的。我们只会说到那里，而且再也没有提起过。就像我们停止提到厄普代克新书的名字一样。我只是把它称作“厄普代克的新作”。
那个八月，我们一起看的第三本书是三十七岁小说家维克多·拉瓦列的《大机器》，可谓极其天马行空的著作。他也是个短篇小说家。在姑妈的乡间别墅时，母亲在《华尔街日报》上读到一篇关于这本书的文章。我向出版这本书的朋友打听这本书，母亲曾经给这位朋友的女儿提供过一些关于学校方面的建议，所以，在我们都还不知道的情况下，书就已经送来了。我的那本是自己掏钱买的。
那真是个精彩绝伦的故事，一个清洁工人受到一张纸条的鼓舞，拿了别人给的一张火车票后，出发前往陌生的佛蒙特州殖民地，加入了那里的一个戏称为“憋足学者们”的黑人社团，调查各种怪异的现象，接着便有一系列传说中的诡异事件开场，有男人怀孕、美洲土著传说、鬼神学、连环杀手，还有野猫。母亲深深地沉迷在这个故事中。虽然她已经看过了结局，但结局并没有透露面发生的那些精彩绝伦的故事。
我很兴奋地想要跟母亲讨论《大机器》这本书。过去十年间，我读过很多书，发现众多书籍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太平淡了，而且情节随便猜就能猜到。这不是说我喜欢为了荒谬而荒谬，但假如一个作家在我看了他的作品后大吃一惊，而且情节不是那种完全不合逻辑的荒谬，那么这个作家在我看来就是位优秀的作家。大多数书只是按部就班，丝毫不让人惊讶，比方说每一本涉及海难与潜水者的书里，潜水者总是会在深海船难处发现尸体。
“你怎么看？”我问母亲。
“非常精彩，我一口气就把它看完了。我知道为什么有人把他跟品钦相提并论了。”
“我从来没有看过品钦的书。”我老实地回答道。母亲看了我一眼，我赶紧说：“但我会看的！”
“每个人都觉得品钦的书很恐怖，但我总是觉得看他的书非常享受。而我最喜欢拉瓦尔的地方，是他对第二次机会的看法。”
在书的末尾，一个名叫拉维的人物问讲述者，人是否真的能改变，哪怕像他那样的人。罗尼是一个奇怪的家伙，可以“左右摇摆他的长鼻子，看起来既好笑又性感”。他是个赌徒也是个笨蛋，他的哥哥将他赶出家门，每个人都避开他。他找寻的不是救赎，而是重回人类世界的邀请函，“仅仅是一个能够解脱的可能”。
这本书中的讲述者说，人能够真正改变。拉瓦尔用讲述者的口吻这么写道：“当一个美国人，就要当一个有信仰的人。我对于体制没有多少信心，但我相信人。”
“那也是我所相信的。”母亲说，“这也是我为什么做难民工作的原因。难民是和我们完全一样的人，只是他们失去了一切，需要第二次的机会。这个世界发生的事跟小说中的一样让人惊讶，疯狂的事情在人们最不希望的时候发生。对人伸出援助之手只是举手之劳，人真的需要互相帮助，即使是一无所有的人。这也不仅仅是关于第二次机会，大多数人都值得获得无穷无尽的机会。”
“不是每个人？”
“当然不是每个人。”母亲说。“当我回想起利比亚，还有查尔斯·泰勒是如何残暴统治他的国家，对塞拉利昂所做的一切，被毁掉的百万条生命，他的残忍和野蛮。嗯，他完全是邪恶的。他永远不配获得任何机会。如果你相信有上帝，你也会相信有魔鬼，纯粹的魔鬼。”
关于《大机器》，我们聊了很多。这是一本讨论起来非常有趣的书，同时也值得好好地阅读和分析，这对吃了利他林以及类固醇、情绪高涨的母亲来说更是如此。母亲最大的恐惧之一，就是她即将死去的前几个星期里因为重病、太累或无法集中精力而无法阅读。其实她已经有一段日子因为病重无法看书了，但她会看电影、旧片《法律与秩序》、无休止的新闻，以及其他政治评论节目。当她说她坐着一口气看完《大机器》时，那既是对这本书的赞美，也让我们知道她还是她，能够集中注意力，保持清醒，而且还能沉迷在书中。只要她能坐着一口气看完一本书，就说明她的生命还没到最后。
八月末的一个下午，我去父母的公寓帮母亲办点事。进食对她来说越来越困难，最近发现她能吃一种肉冻，20世纪50年代的经典食物。我的烹饪网站的伙伴为她做了一点，另一个家里承办酒席的朋友也送来了一些。还有一个朋友是父亲最好朋友的太太，发现了一家卖清炖肉冻的商店。这让母亲想起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年轻时光，还有晚餐派对中各种新奇美味的胶状菜肴。母亲也还能吃玉米，朋友们知道后也为她送过来。还有蓝莓麦芬，好几个人都送了。除了这些，母亲能吃下的东西就几乎没有了。
母亲开始消瘦。才一个星期的时候，精力与体重就急速下降。上个星期，我们还散步走过几条街去一家咖啡店吃麦芬蛋糕，母亲还接受一位做纪录片的朋友的采访，在镜头前讲了几个小时，聊生命中对她有所启迪的女性。而现在，我们有一件事得一块做：穿过街道，走到对面银行的提款机。母亲颤抖地抓住我的手，跟我一块出门，她行动已经非常不便了。
纽约是一个鼓励伪善的地方。当我走路的时候，我诅咒闯黄灯的出租车，但当我快迟到的时候，司机开得很勇猛，我的小费会给得相当大方。我也习惯快速地走过忙碌的人行道，但此时，我与母亲在一起，看她小心翼翼地迈出每一步，每一步都可能走不稳，所以我很看不惯那些粗鲁地晃着手臂，或者满不在乎地背着粗笨的包或双肩包又横冲直撞的人。经过街角，穿过马路更让人胆战心惊，没有人为瘦弱的灰发女士停顿一秒，她那么努力地参与着这个城市的生活，还没有准备好躺在床上，还没有准备好死去。
妹妹很快回到纽约，这两年她已经多次回来探望母亲。父亲常带母亲去纽约的各个地方转，哥哥和嫂子，还有许多朋友也会陪母亲出去。母亲不愿意用轮椅或助步车，只愿意用手杖。大多数时候，她都会找我们中的一个人陪着。但有些事情她坚持要自己做，不顾任何人的劝阻，比如去一家礼服店给妹妹买一条黑色的礼服裙。妮娜后来才明白，母亲希望她穿一条漂亮的裙子来参加她的葬礼。九岁的小侄子艾德里安在学习黑人文艺复兴运动，于是母亲跑了各种画廊，试图在能力范围内找到20世纪20年代伟大摄影师詹姆斯·凡·德泽的摄影作品。她没能找到，但还在继续寻找。
她与孩子们的谈话内容，越来越多地成为我们讨论的重点。毫不夸张地说，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周，她都是在为孩子们而活。
朋友们会来看她，她也在继续选择性地做生物反馈疗法和灵气按摩等非传统治疗方法。她之前有一个学生给她拿来许多关于新时代哲学和灵魂学的资料。“你爸知道了一定会气疯的。”她对我说。但她还是接受了学生的心意，不过从来没去找过灵媒。
其实父亲早就不对她发脾气了。他是体型高大、毛手毛脚的人，但他在屋子里轻手轻脚地以免在母亲休息时打扰到她。他的办公室离家只有几条街的距离，母亲恳求他不要在工作时间跑回家里。他快要八十二岁了，母亲对他在盛夏的八月来回奔波很担心。
父母的一些朋友和家人，都对父亲给予母亲的深切关怀和付出表示惊讶。他们两个人，我们都以为父亲是难相处的那一方。父亲脾气暴躁，母亲却很平和。父亲对吵闹的孩子、求助的人没什么耐心，但母亲却对这些无限欢迎。父亲只跟有限的人聊，母亲则能跟所有的人聊。
然而他们在一起的这一辈子，父亲的怒火总是代替母亲发的，他总是极力地保护着她。他们喜欢在一起，让彼此欢笑，喜爱的事物几乎完全相同，对音乐与艺术方面的品位惊人地相似，对人的看法也都差不多。
在一方不在场时，与另一方谈话，你就能发现，他（她）是多么牵挂着、想念着对方。私下里，父亲非常慷慨，甚至有些感性，他不喜欢母亲总是永无止境地工作着，却用打趣的方式取笑她，而母亲都会被逗笑。当父亲说得太过火的时候，母亲会用一个爱意多过严厉的表情看着他，然后说：“喂，道格拉斯！”就能控制住他了。
事实上，父亲的反复无常多数只是做样子而已。在极度自由的剑桥，他总是高兴地告诉所有人，他为理查德·尼克松投了一票；直到几年前，他才承认自己并没有为尼克松投票。对他来说，看到人们听到那个消息后的反应实在是太搞笑了。他也戏称自己是剑桥最小气的父亲，因为他偶尔会用奇怪的方式证明自己的观点，比如说当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筹款的小孩上门来玩“不给糖就捣乱”的游戏时，他便问他们是要糖还是要钱。“我的本意是想看看你们是否愿意放弃糖果，选择金钱去帮助饥饿的孩子。”他会这么教育一些穿着巫师服饰要糖的小孩，“我不会同时给你两样，你选哪一个？”答案永远都会是糖果。这证明了他的观点，但让在后院的母亲生气地直摇头。
当母亲的病情日益严重时，父亲不再坚持这种社会实验了；他开始接电话（他还是讨厌这件事），甚至还礼貌地对待不少打电话的人。母亲不时地会坚持让父亲出去跟哥哥和我吃晚饭。但除此之外，他每个晚上都在家跟母亲吃她吃得下的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