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看这本书的时候，感觉内容有点荒诞，好像流于严厉、伪善，而且已经过时了。我想母亲根本看都不会看，没想到这本书却成为母亲永恒的伴侣，不是在枕边，就是在她的手提包里。她经常会因为发热或化疗带来的糟糕反应去医院，这本书一定会跟在她身边。母亲有许多彩色的刺绣书签，是她有次去访问孤儿院带回来的。
这本书的出现给了我母亲些许的安慰，它辗转了多人之手，我想这是母亲很喜欢它的原因之一。一百多年来，这本充满睿智的书宽慰了很多读者的心，而母亲手里的这本书在过去七十三年也是如此。这本书出版的那一年，母亲刚刚出生。它的其他主人可能也经常翻阅，还在书页上留下了他们的书签，然后再抽出来。这本书保留了这些人的希望和恐惧，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疯狂？
在书的前五页，有人在一些文字底下画了线，是特别讲死亡的部分：“我们仅仅拥有今日，因为昨日的我们已经死去，而明日的我们尚未出生（杰瑞米·泰勒）”，还有“知道你的意思，即能洞察完美的公正；固然，知道你的力量，是永恒的根源（《所罗门智慧》第十五章）”。画线的人在之后就停下了笔，也许他（她）已经过世了，但他（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这本书并没有随着它的主人一起出生和逝去，它一直留传了下来，只是书页在岁月的历练中日益磨损、泛黄褪色，装订处变得松散，拿的时候得需要加倍小心，不过你仍然清楚地知道在你之前，有人读过你手里的这本书，而时隔多年，你也正在读它。如果把书里的话用投影仪放出来，它们还能那么激励母亲吗？母亲认为不会。
她枕边还有其他书，比如卡巴金的《多舛的生命之旅》和伯尼·S.西格尔的《爱，药物以及奇迹》这两本在过去几十年稳居身心灵榜的畅销书榜。母亲很喜欢这两本书，我们之后也会讨论。但《每日的力量》在母亲的心里占据了特殊的地位，因为这本书从基督教的立场出发为她带来了慰藉。
我不是很确定，但我猜母亲对我没有信仰这件事感到很失望。母亲希望我是一名基督徒，她常说：“我希望你能像你哥哥、妹妹和我一样，从信仰里获得安慰。”她已经放弃了父亲。父亲愿意与我们一起去教堂，但他所有的兴趣都放在与《圣经》有关的笑话上，甚至还找了一个笔记本记下这些笑话。
“亚当是在什么时候诞生的？”
在夏娃之前。
“哪首圣诞颂歌里提到了查理·卓别林？”
《小伯利恒歌》，里面说“默剧明星已经远去”。
母亲对这些笑话很生气，尤其是全家人一起去教堂做礼拜，父亲大声地跟我们讲这些笑话的时候。不过只要礼拜结束，母亲听到这些笑话也会忍不住笑出来。但我们小孩子是不允许说那样的笑话的。有一次，我编了圣经童书《斗鸡眼小熊葛莱利》中一个人物的笑话，母亲听到后对我大发雷霆。
哥哥在主日学上课，经常带全家人去教堂；妹妹也是某教会的教友。我们小的时候，我和哥哥还没去寄宿学校，哥哥和妹妹都非常喜欢去哈佛的纪念教堂，也是母亲做礼拜的地方上主日学。但我从来都不想去，甚至到了坚决不去的地步，直到现在我也不记得为什么。我其实是个温顺的小孩，很愿意去做大人交代给我的事情，也从来不为要去哪里表达强烈的观点，唯独主日学让我厌烦，说什么我都不去。
即使母亲的思想非常开明，也有一些律条。吃饭的时候，餐桌上准备的食物都一定要吃（我们只可以选择一种不吃的食物，无论谁做的或何时上的）；晚饭时衣着要得体，坐姿要端正，直到离席；收到礼物的当天一定要写好感谢信；每天自己整理床铺（我们很难做到）；回家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行李（我们也就是一脚踢开）；与别人说话的时候，注视他们的眼睛；称呼成年人为“某某先生”或“某某女士”，除非我们被特别允许可以直接称呼他们的名字；再有就是我们要去主日学，学习《圣经》。最后一件事没有商量的余地。
为了尽快解决我拒上教堂的问题，母亲制订了一个计划。她找不同的朋友带我去教派传统各异的教堂。我可以自己选择去哪一所教会上主日学，前提是必须去。这让我既觉得困惑又激动，就像大一新生在开学第一周选择各种课程，想去尝试各种专业，想象自己截然不同的未来人生。我去了一家有民谣歌手布道的天主教教堂，后来我知道他们的布道内容是解放神学，当时只觉得很像我每天在自由派学校听到的东西。贵格教会我还挺喜欢去，虽然他们提供的果汁和饼干质量不高，家庭自制的就是跟商店里卖的没法比。按理说，我应该选择普救派，因为它欢迎不属于特定教会的人，但我没有选，我选择的是第一基督科学教会。带我去这个教会的人是社区的杂工，会来我家附近做零活。我猜母亲没想到我会去基督科学教会，她以为我最终会选择她的教会，也就是哈佛的教会。但她在这个问题上看得很开，因为规矩是她立的，而我也遵守了。
基督科学教会的主日学是一个非常友好的地方。饼干是从外面的蛋糕店买的，品质很棒，还喝得到橘子粉泡出来的果汁（据说是宇航员在太空喝的饮料，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最重要的圣经故事，已经在主日学上了解了，至于基督科学派的准则也有了基本的了解，在我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主日学的老师告诉孩子们，我们年纪太小了，不适合立刻选择教派，只要好好学习圣经故事就足够了。我喜欢独立的感觉。当时我了解到基督科学派有些非常大胆的东西，因为这样，许多人对基督科学派心存疑虑。我服从母亲的安排，选择了教会，同时与一群具有反叛精神的人厮混在一起，这让我觉得非常有趣。我觉得母亲肯定非常吃惊，当然如果我选择了她上的教会，她恐怕会更吃惊。
宗教无论在当时或之后都不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读的是英国国教会中学，每周得去小教堂做五次礼拜。我喜欢小教堂，喜欢那里的管风琴音乐和建筑风格，可毕业之后，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做这件事了。因为周日早晨我有太多想去的地方，不是在床上睡懒觉，就是看电视或看书，也可能跟朋友一起吃饭。做礼拜还有一点让我越来越厌恶的，就是你要面对身边的人，与他们热情地握手，祈祷他们平安。我那么做的时候感觉自己像个骗子。所有的拥抱、亲吻、握手对我来说都难以忍受。
母亲非常喜欢与教友们热情问候，祈祷他们平平安安。她也非常喜欢《圣经》、布道还有圣乐。最重要的是，她深深地相信耶稣是她的拯救者，相信复活以及永生。她的信仰给予她无穷的愉悦和安慰，这也是她希望我能从中得到的。
很快，母亲把读书会导向那些以基督信仰为主题的书。玛丽莲·鲁宾逊的《吉利德》2005年获得普利策奖，是母亲最喜欢的书之一。鲁滨逊1980年出版过一本好评如潮的小说《管家》，之后将近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再无新作，直到这本《吉利德》的问世。我当时是第一次看，而母亲已经是第二遍读了。
母亲说她之所以希望我读《吉利德》，是因为书中的描写以及对人物的生动刻画，还有故事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爱荷华州虚构的小镇基列。我猜她可能还有一个没说出来的原因，就是这个小说是一个不久于人世的牧师写给他七岁儿子的信。但我想母亲希望我读这本书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它完美地描述了母亲的信仰。母亲是长老派成员，也是牧师最好的朋友，而我们兄妹三人的受洗以及她的婚礼，都被安排在公理会教堂。牧师在书中谈到他的父亲与祖父（都是布道者）关系非常紧张；谈到他如何与孤独战斗；谈到他纠结于要原谅好朋友（长老会牧师）的儿子。这些故事的共同主题——基督教信仰，让他能够在七十七岁高龄安详地深思自己的离世。这本书描述了一个基督教徒如何生活在充满不公平与种族歧视的美国，同时它也是一本关于慈悲、信仰以及幸福生活的书。牧师为儿子做的最后祈祷简单而意义深远：“我祈祷，你能够长大成为一个勇敢的男人，活在一个勇敢的国家。我祈祷你能够让自己成为有用之人。”
母亲说她对我们兄妹三人也有同样的祈祷。
对母亲来说，这本书的优美如同教堂唱诗班的美妙音乐。她知道我总有一天会喜欢这一点。我也确实喜欢上了。母亲说再次读这本书时，恰如祈祷。
无论是在教堂内还是教堂外，母亲从祈祷中获得了莫大的安慰。她会与上帝对话，为所有她爱的人、为她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为那些身处苦难中的人、也为那些让她失望的人，甚至为世界上的领袖祈祷。每当有人告诉母亲：“我会为你祈祷。”这都会给母亲带来莫大的安慰。这对母亲来说绝不是老生常谈，当她知道人们为她祈祷时，心中的感动是真实而深厚的。
母亲最喜欢《吉利德》中的一段文字：“这很重要，是我祖父告诉我父亲，我父亲告诉我，我又告诉了很多人的。当你与某人相遇，当你与别人之间有等待解决的问题，就把它看成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你必须想清楚的是，此时此地，上帝会要我做些什么。”
母亲说她常常想这个问题，不管是遇到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汽车司机或新同事，都是如此。她来医院做化疗，认识的护士、医生，帮母亲安排门诊日期的女士，其他癌症病人及其家人，母亲也在想这个问题。答案因遇到的每个人和每个情况的不同而不同。但母亲说，《吉利德》是要我们先问自己这个问题：“此时此地，上帝会要我做些什么？”这样会让我们明白，不是所有人都是为了你而存在，而是为彼此而存在。
母亲喜欢《吉利德》的节奏，它与教堂里做礼拜的节奏契合，这是精心设计、深思熟虑的，而且饱含激情。这本书让母亲有了自己的想法，也让她与作者交流思想。
有些作者毫不留白，详细地描绘每一个细节，就像房地厂商的房屋清单一样，只要作者认为是值得写的，就一定会写出来。如果房屋清单上没有写“阳光明媚”这个词，那么这个公寓肯定就犹如地狱般黑暗；如果没说有“电梯”，就肯定只有楼梯；如果没有说“干燥”，那屋里的潮气肯定似河了。这些“无所不言”的作者更合我的胃口，比如狄更斯、撒克里、写《微妙的平衡》的罗辛顿·米斯垂。母亲喜欢那些有留白的作者，所以她喜欢抽象艺术，而我钟爱具象艺术。
我大概尝试了六七次，才真正读进去《吉利德》。起初，我无法通过文字在脑海中拼凑出足够的画面。书中的那些人物长什么样？那个屋子是怎样装饰的？更让我难以忍受的是，作者通篇不使用副词！而母亲不认为这些遗漏对她来说有什么，她立刻情绪激昂地接受它们，愉快地沉浸在书中。
我最喜欢这本书的地方，是描写牧师朋友的儿子，他多年前做过些什么以及他的近况。但在我和母亲讨论这本书时，这部分是母亲最没有兴趣的。
在我们结束了关于海龟的谈话之后，母亲问我：“这本书难道没有让你想要有信仰吗？”她当时坐在椅子上准备做化疗。在做化疗之前，我们等了很久。
在《吉利德》中，牧师好友的儿子说自己不是无神论者，而是处于“绝对不信”的状态。他说：“我甚至不相信上帝的存在，这样你就能明白我的意思了。”我把这句话指给母亲看，并告诉她这非常接近我的观点：我就是根本不相信宗教。“你也不想我在这个问题上撒谎，对吗？”我补充道。
“别傻了。”母亲说，脸上掠过一丝不快，“我最不想要的就是你对我说谎。但既然你愿意欣赏这本小说的故事情节，你也可以去教堂听听音乐，安静地待着，这也是能与其他人共处和思考的机会。”
我们对这个话题很疲倦，所以母亲决定换个话题。“上次我跟南茜相处得非常愉快。”她说。南茜是哥哥的妻子，她上次陪母亲来做化疗。“那个年轻的社工拿着调查表又走过来了，就是那个关于第四期癌症病人的调查。她问了许多关于信仰、教堂、家庭的问题。我告诉她自己非常幸运，能够拥有这些家人和朋友。然后她问我是不是很痛苦，我真的不觉得。当然我身体会不舒服，时好时坏的，但不是痛苦。我不认为这是她想听到的回答。”
“我想你想说的任何东西，她都想听到。”
“结果他们把我分到了控制组，就是没有心理咨询的那组，所以接下来就没我什么事了。但这也让我想到一件事，正是该好好问问自己那个重要问题的时刻了。我希望下次扫描完见医生的时候，你和哥哥跟我在一起。那时我们就能知道治疗是否有效了。如果没有效果，我们就有点麻烦了，不过我希望你能立刻给你舅舅和妹妹打电话，告诉他们这个消息，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死亡，是我和母亲一直都在回避的话题。当然我们不是没有谈过，只是说的都很抽象。我们谈论过玩具海龟之死亡、以死亡和复活为主题的基督教、《吉利德》里濒临死亡的牧师，他可以清楚地区分“想要死去”与“接受死亡”；还讨论过我的朋友沙帆·多德，她是一位美丽的女作家，四十多岁时发现自己在儿童文学方面的惊人天赋，四十七岁癌症夺去她生命的前四个月完成了四本半的儿童文学图书；还讨论了在伊拉克死去的年轻人。我感觉我们一直在讨论死亡，但对母亲的死亡，只字未提。
我得去参考一下《疾病的礼仪》，看看作者是怎么对待这个话题的。我已经从基础的“你希望我问你的感觉怎么样？”跨到问“你希望谈谈你的死亡吗？”如果我先引出这个话题，也不能确定，母亲不想讨论是因为她以为我不想讨论，还是她自己不愿意谈。但如果她想要谈谈，而我们都害怕谈这个话题，那就更糟糕了。如果我们避而不谈反而让母亲更孤独，剥夺了她想要与我们分享恐惧与希望的机会怎么办？而且，她的信仰告诉她死后还有希望。
我还是决定不要直接提出死亡的话题。隔天就是父母结婚四十八周年纪念日，我们会在一起吃个晚饭。在下一周是我爱人大卫的五十岁生日，我们到时会在中国餐厅好好吃一顿，母亲决定参加我们的庆祝。这两顿饭都是和时光有关的庆祝，也是人生大事。尽管如此，我也不能忽略我们此时面对的情况。
“妈妈，你是不是很担心下一次的扫描结果？”
母亲的脸上带着自然的微笑，只是笑容没有往日那么灿烂，我想口腔疼痛仍然折磨着她。我们安静地坐着，她没有回答我。我不确定她是在思考还是不想说。她的眼神没有改变，只是有点黯淡。她的双眼依然闪着让人想接近的光芒，却变得更柔和，更有感染力。她的头发变得稀少，皮肤多了些斑点和皱纹。她穿着一件旗袍领的上衣，是大卫为她做的。大卫是一个服装设计师，为她做了很多衣服。但现在这些上衣在她身上松垮得像是戈雅宫廷画上层层叠叠的袍子。
我想要说些什么？是想说我对扫描结果忧心忡忡，害怕会是坏的结果，害怕我们将不得不停止讨论书，从讨论书里的那些人物的死亡转而讨论母亲的死亡吗？
接着，在我注视着她的时候，脑海有了片刻的清晰。
“我觉得会是好消息的，妈妈。”我撒谎了，“不过你知道我会做些什么来确保这个吗？”
她不解地望着我。
“我会祈祷。”我说，“当然，不是在教堂里，但我会为你祈祷。”
我不知道母亲是否相信我的话，但她笑了。之前当没有信仰的亲戚说要为她祈祷时，已经让她那么开心了。如果不信教者的祈祷真的能得到最好的回应，那么我的祈祷就该是最有效的。
那天晚上以后，我都在祈祷。我的祈祷词来自之前看过的安妮·拉莫特的《怜悯之旅：关于信仰的思考》。这本自传体的书无论对于有无信仰的人来说，都是非常有趣又令人心碎的。我和母亲在它1999年出版以后就读过了，并都不由自主地向彼此推荐。拉莫特说，最好的祈祷就是“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以及“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所以我经常这么祈祷，但有时也会祈求具体的事情，比如一个好的扫描结果，或者与母亲能有更长的时间相处，不管是否有那么一个人在倾听我的祈求。
禁忌祈祷书
母亲被确诊癌症已经过了两个月，我们在等她化疗后的第一次扫描结果。我无法想象该如何看着她一步一步走向死亡。母亲参加了她和父亲的周年纪念晚餐，也高兴地参加了大卫的五十岁生日晚宴，尽管她那天感觉“不是很好”，不得不在敬酒之前离开。我们不知道她余下的日子是三个月、六个月，还是一年，或者真能出现奇迹的话，两年，再或者，奢望一些，五年。
设想一下，在漫长的旅途中，你有一本随身携带的书，可你不知道这本书会看多久。这本书可能像托马斯·曼的《威尼斯之死》一样短，也可能像他的《魔山》一样长，但你得在看完的那一刻才知道。如果带的是《威尼斯之死》，你早早就看完了全部，余下的漫长旅程再没有东西可以读了；如果是《魔山》，最后你下飞机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只看了一个开头，而下次再看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我们要学习如何掌握节奏进度。哪些习惯事物是需要保留的，哪些需要被丢弃；哪些需要补充，哪些该放弃；哪些庆祝是一定要参加的，哪些可以忽略；哪些书仍然要读，哪些书就算了；以及何时可以谈论母亲的病情，何时不便谈论。
当然，我们所有人都会离去，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几十年后，也可能就在明天，我们能做的，只是尽量充实地度过每一天。但我的意思是，谁能够真的玩得起这个智力游戏，或者真的能充实地度过每一天？况且，得知两年后“可能”会死与“一定”会死有着天壤之别。
我站起来去拿第二杯摩卡，路过正在安静播放着CNN新闻的电视机，我意识到我们可能需要一些规则来判断，至少我需要。回到座位时，我拿出手机，给自己写了封电邮：“及时庆祝。”哥哥道格也来了，他刚刚做完瑜伽，手里拿着标志性的软呢帽子，紧张不安地把帽子在两手间换。
“你好，威尔先生。”他总是这么称呼我。
“你好，道格先生。”我回答，“感觉怎么样？”
“很棒。”他说，“你呢？”
我和道格打招呼的方式不太像兄弟，而是像一同工作了几十年的寄宿学校的教师，彼此有好感却很有礼貌，尤其在父母面前。在外面的世界发生变化，这是每个家庭有的某种不变的感到安心的特殊方式。
岁月让道格从一个容易激动的男孩长成了一个稳重的男人。但和父亲、妹妹，以及我一样，他在焦躁时话比较多。只有母亲能在压力下沉默。于是道格和我闲聊打发时间时，母亲就静静地听着。
是时候去见奥赖利医生取检查结果了。
我们起身离开舒适的等候室，穿过一扇白色的大门进入了另外一个无菌的世界。舒适的椅子和沙发被塑料和金属取代，温暖的松木被金属材料取代，灯光也微妙地从白炽灯变成荧光灯。
“左边还是右边？”母亲总是会这样问。母亲的方向感一直很好，但在这里，她总是要问我。
“这边，妈妈，往右。”
一个母亲最喜欢的护士带着我们来到检查室，告诉我们奥赖利医生很快就来。通常，“很快”是一分钟的意思，但也可能是十分钟或一刻钟。奥赖利医生很少让人久等，她都尽量让病人留在候诊室，坐在有垫子的原木椅子上舒适地等待，直到她准备好了才让病人进来。母亲在这里等着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显得苍老、孱弱，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她脸上的皱纹和满是斑点的双手在灯光下显得尤为刺目。我的视线垂下来，发现她的脚踝又肿了。
母亲给了我一张复印纸，上面有她想问的问题。她还要给医生一张。就这些问题我们还事先彩排了一下。
“你要问医生关于手麻的问题，对吧？”
“对，还有胃的毛病。”
“好，我们肯定记得问她这些。”
“还有我是否能安排去日内瓦旅行。”母亲补充说。
“好的，也记得这个。”道格回答。
“还有去弗隆海滩的事，可不可以去那做化疗。我整个冬天都待在这里，这里的冬天太糟了。”
“没问题。”我说。
纸上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其他问题。”
“你还有其他问题吗？”我问。母亲说她想要知道自己还剩下多少时间。
“对，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接着奥赖利医生进来了，她是个爱尔兰人，娇小可爱，母亲说她身高大概只有一米六，非常瘦。她说话很轻柔，但语速非常快，双眼真诚地看着你。我看到她时觉得很紧张，因为她说话非常有威严。
我们听到的是个好消息。部分肿瘤已经显著缩小，目前也没有发现新的扩散。化疗是有效的。
在我们还没有真正消化掉这个让人兴奋的消息时，医生就开始为母亲进行身体检查（房间里有一块帘布，母亲在里面做检查，我和道格坐在距离很远的另一边），然后我们听到奥赖利医生问母亲一些日常问题，母亲又向奥赖利医生询问了一些问题。但母亲没有问完最后一个问题就停下了。
“妈妈，你还有什么要问奥赖利医生的吗？”我提醒她说。
我看着母亲，她似乎有点失神。屋里一片寂静，我们都在等她问最后的问题。
“对，我还有个问题。”母亲说，“奥赖利医生，你今年会休假吗？我希望你能有机会回爱尔兰看看家人。”
……
肿瘤缩小了。肿瘤正在缩小，这实在是太好了！这些奇怪的化学药品的名字：吉西他滨、卡培他滨，现在听起来非常不同。之前它们听起来像是强力去污剂，此时听起来酷极了，神奇极了，就像你刚开始爱上的新的摇滚乐队。这下好了，母亲还有时间，我们也有了更多的时间陪在她身边，而且她也不用急着知道自己还有多少余下的时光。我又能继续过着忙于开会、喝酒、参加晚餐的生活了。而她又能继续为自己制订计划，参加音乐会、见客人、看电影以及旅行。
现在我和母亲的读书会需要一本新书。作为一个乐天派，我买了一本杰拉丁·布鲁克斯的新作。布鲁克斯写过小说《马奇》，并获得普利策文学奖，她为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在《小妇人》中缺失的父亲创造了新生命。这本书是母亲近期非常喜欢的书之一。我带来的是布鲁克斯的新作——《禁忌祈祷书》。这是我从一位做出版工作的朋友那里抢先弄来的。母亲也为我带来了一本书——凯伦·康纳利的《蜥蜴笼》。从医生那里得来好消息后，我们就交换了书。一切都再次回到了全新的轨道之中，读书会的日子还长着呢。
见过奥赖利医生后，母亲让我更新了博文。她总是用第三人称写好发给我。我补充了最后一段：
“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星期五和星期六，但星期日和星期一母亲感觉不太舒服。今天看起来好些了。
她带来了一本精彩的书，凯伦·康纳利的《蜥蜴笼》，讲述的是缅甸监狱里的生活。母亲说这本书能让人忘记所有的困难。她很期待去听由尼克·麦克吉根在爱弗里费雪大厅指挥的《弥赛亚》。
我（威尔）准备冒险跑出去完成我的圣诞大采购。非常幸运，外面的天气美极了。”
看完《禁忌祈祷书》，由于忙着圣诞采购而没有时间看《蜥蜴笼》。尔后，各种派对和要做的事情伴着圣诞节到来，让人从早忙到晚。很快又要迎接新年。虽然从医生那里得来了好消息，为我们带来了许多希望，但母亲病得很重也是不容忽视的。她的双手发麻，化疗让她虚弱、作呕、精疲力竭，更糟的是她的口腔更疼了，这让她说话时很痛苦，进食也有困难。
新年假期更糟。或者，你可以说新年与其他日子一样普通。只不过那天时代广场会有水晶球降落。报纸、电视和所有人都在喋喋不休地问你在做些什么、在哪里，以及你的新年心愿。
我原计划在傍晚去父母那里喝杯香槟。当大卫和我到家的时候，母亲坐在她的老位子上，面前的中式茶几上放着杰拉丁的《禁忌祈祷书》。她刚刚看完它。
“布鲁克斯太棒了。”她说，“这本书让我想起在波斯尼亚做选举监督时的许多往事。”布鲁克斯出生于澳大利亚，曾是《华尔街日报》驻波斯尼亚和其他热点国家的驻站记者。“这本书太丰富了，简直就像许多本书结合的著作。你知道我从来不看惊悚小说的，但是布鲁克斯以《塞拉耶佛祈祷书》的起源为小说主题，讲述人如何冒着生命危险加以保护的历程，情节真的是扣人心弦。我好喜欢书中的古籍维护家汉娜，还有其他人物。但《塞拉耶佛祈祷书》本身就是个主角。你同意吗？”
我坐在母亲身边的沙发上。“我明白你说的《塞拉耶佛祈祷书》本身就是主角的意思。我开始看的时候也把它当作是一本书，后来我知道它的历史，知道有人为它做出的牺牲，就产生想要誓死守护的想法。书中留下的葡萄酒渍、昆虫翅膀、盐水这些痕迹，都是在暗示这本书是如何经历战祸，也告诉我们曾经有一些人用尽心力来保存这本书。”
“别忘了还有根白头发。”母亲补充说。那是书中另外一条重要线索。她的头发灰白掺杂，虽然渐渐稀疏，但量并不少。她把几缕乱发别在耳后，接着说：“但我真的认为汉娜的母亲很坏。”
主角的母亲是一位出色的医生，但总是忽略女人，尽管两人有短暂的相处时间，但关系也很糟。书中的谜团之一是汉娜的父亲，直到书快要结尾时，她的母亲才告诉她谁是她的父亲。汉娜与母亲之间的心结最终能否解开也是悬念之一。
“我不知道。我是说——我非常同情汉娜的母亲。”
“我不同情她。”母亲说。
“她是个需要工作的母亲，这在当时并不常见。”我突然意识到我其实是在指母亲。
“那不是个好理由，威尔，不是对女儿不好的理由。”
“但你不觉得人们会对不是很好的男医生更宽容，却希望女医生更为慈善？”
“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想的，但我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母亲回答，“我觉得每个人都必须要有一颗仁慈宽容善良的心，尤其是医生。你可以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医生，但同时也非常仁慈。这也是我为什么喜欢奥赖利医生超过我看的第一个医生，不是因为她是女人，而是因为她温暖仁慈。”
“但你总是告诉我们，有时人们态度不好是因为他们不快乐。”
“是的，可能这些人不该承担照顾其他人的工作。而且我在说的是仁慈心，而不是态度好不好的问题。你可以板着一张脸，行事无理，但仍然抱有仁慈心，也就是说，你做什么比你怎么做重要。这也是我对《禁忌祈祷书》里汉娜的母亲没有多少同情的原因。她是个医生，也是个母亲，但她不仁慈。”
“但这一点是不是减少了你对这本书的喜爱？”我问。
“当然不会！这恰恰是这本书引人入胜的原因之一。不过这本书最有趣的地方还是在书籍与宗教。我喜欢布鲁克斯在书中阐述的，所有伟大的宗教都有着对书籍的热爱，对阅读的热爱，对知识的热爱。每本书都是不同的，但我们对每本书的敬意是相同的。在小说中，不同的人，穆斯林、犹太人、基督教徒为这本书都聚集在了一起。正因为这样，这本书里的每个人都拼尽全力来拯救一本代表了世界的书。我去世界各地的难民营时，人们总是要书，有时书甚至比药物和庇护所更为重要。”
这时，原本在跟大卫聊天的父亲打断了我们的谈话。由于是新年，尽管距离2007年还有好几个钟头，他还是希望能够制造出点派对的气氛，所以打算播放一张演奏家现场演奏的CD，是他代理的艺术家演奏的。但他没能控制好音量，刚打开，开头的几个音符就震耳欲聋，打破了客厅的宁静。这不仅把母亲吓了一跳，父亲的脸上也划过一阵慌乱。母亲生病前，他们都习惯了选择性地忽略对方，这我在很多老年伴侣身上都发现了。但当母亲生病后，父亲变得异常注意，小心谨慎地留意任何影响母亲的事情：空调太冷、阳光太过直射、茶杯放得太远等等。父亲都会立刻为母亲把这些调整好。他的关照太过的时候，母亲会显得有点不耐烦。但她心里对父亲的关切非常感激。
我听着音量非常合适的音乐，注意到桌子上还有一本《每日的力量》，书签放在最后一页。
母亲说想要去休息一下。我不知道是否是她不舒服，她完全不说。父亲去拿香槟了，这是为我们和其他可能上门的客人们准备的。他和母亲都不喝。父亲如今滴酒不沾，他担心酒精会让他变得迟钝，必须在母亲需要他照顾的时候保持清醒。所以他为自己和母亲买了苹果类的碳酸饮料。他们并不是特别爱喝它，只是为了应付场景才选的碳酸饮料。我翻开《每日的力量》放书签的那一页，里面写道：
“对于已经无可挽回的事情，再多的遗憾也没有用，应该竭尽全力做到最好。不要抱怨没有合适的工具，而应该更好地使用拥有的工具。我们是谁，我们在哪，是上帝的安排、上帝的旨意，它可能通过人类的过错来体现。至于拥有智慧的凡人，是直面自己的弱点，设法从中得益。——F.W.罗伯森”
当母亲回来的时候，我还在看。那段话之后的文字更有宗教意味。母亲看见我坐在那里看这本书笑了，什么也没说，我也什么都没说。但我觉得她是故意留下这本书给我看的。这个茶几很有意义，我们讨论的议题都在上面。接着我又注意到茶几上还有一封信。发现我在看那封信，母亲解释道：“这是我们要为阿富汗图书馆发出去的信。”
“那儿的反应怎样？”
“我们收到了一些捐助，但仍然不如预期。后来我们收到一封卡尔扎伊总统的支持信，这简直是太棒了！但是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这是我最担心的。”过了一会儿，她又补充道，“如果阿富汗人没有书籍，那里的人就没有多少希望。我的新年愿望，就是要把这个图书馆建起来。”
“你确定行吗？”我问。
母亲对我皱起了眉头，说：“如果做不到，我就不会做了。”这是一个提醒，她还没死呢。那天她感觉不好，但检查的结果是个好消息，我们还不必掰着指头数她余下的日子。接着母亲把注意力转到我的生活上来。
“我还有个新年愿望，是关于你的，威尔。”她说，“不要再抱怨你的工作了，直接辞职就好了。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幸运可以去这么做的。”
我给自己又倒了些香槟，看着周遭父母的一切。播放的音乐是莫扎特的《欢欣，雀跃》。每面墙上都挂着绘画作品，以及他们收藏的英国和日本陶器。这些陶器按照颜色和制作者分类，占据了靠墙的几排架子，剩下的就全是书了。母亲的左边还有一张优雅的桃花心木桌，是母亲的祖父送给她的，上面摆满了家人、朋友以及母亲学生的照片：微笑着的父母与婴儿的照片；已经泛黄的外祖父母的照片；她和父亲幼年时代的黑白照片；孙子们多到爆炸的照片。从母亲喜欢坐的位子，可以看到她的陶器、书、画以及照片。
但母亲很少能安静地坐着，这个位子也是她的指挥中心，她把茶几充当办公桌，电话也近在咫尺。这个晚上，她给我看了几张她刚收到的照片，有些是她曾经帮助的前来美国读书的学生，曾经是难民；还有从老挝难民营来的人，现在住在明尼阿波利斯，已经结婚了，从事医学相关的工作。这些人都成为了母亲的亲人，在得知她生病后，都专门来看望她。母亲让我看他们及其子女的照片，告诉我他们都过得怎样。
那时我就真的开始考虑是否辞去工作。看着母亲那么自豪地向我展示照片，我清楚地明白母亲在辞去工作之后，获得了多么大的收获。
我悲痛
大约二十年前，1988年的春天，当时母亲还是南丁格尔高中的校长，一天收到了一张明信片，上面简单地写着：亲爱的玛丽·安·施瓦尔贝，我是一名菲律宾修女，现在在泰国难民营工作，我需要您的帮助。落款写着“玛特修女，仁爱修女会”。
过了好几年，母亲才得知这位修女是如何知道她的姓名和地址的。这既可以说是偶然的，也可以说是上帝的杰作，完全取决于你的宗教信仰。事情是这样的：母亲的一个学生在泰国北部漫游，带着一堆明信片和一点现金，找不到邮局也不会说泰语。后来他在街上偶遇了一位修女，觉得可以信任她，就请她帮忙寄信。这位修女不仅是仁爱之女（母亲后来总喜欢这么说），而且是一位了不起的筹款人。修女寄出了明信片，记下了母亲的地址。
母亲回复了那张神秘的明信片，也收到了玛特修女寄来的一封长长的信。从此她们开始长达几年的书信往来。玛特修女会在她的信件中附上残疾的赫蒙族儿童的照片，这些儿童住在泰国境内最大的老挝难民聚集地BanVinai。那里有四万五千名难民，其中80％是妇女和儿童，严重残疾的儿童有上百名。
很快，玛特修女开始寄给母亲一些产品目录。母亲会收到之后就付款买下那些物品，然后寄回难民营。有时也会寄去二十美元、三十美元、一两本书，或订购一本杂志。母亲招募她的学生收集书本、纸张和彩笔，寄给泰国难民营的儿童。后来有一次，玛特修女给母亲的信像往常一样寄来，但内容有点不一样。她不是向母亲募小额的捐款，而是要几千美元。母亲立刻回信说她没有能力捐那样的数额。母亲的信里可能表现出了些许的不悦，修女立刻回信道歉说她只是一名修女，对金钱没有什么概念。
她们继续通信，接着玛特修女在一封信中提起，她有一个朋友从菲律宾来难民营做志愿者，如果母亲想要帮助，但没有办法提供很多钱，那么也许她也可以来难民营帮忙。
我的母亲是个有条理而且谨慎的人，但也有很冲动的一面。当看到玛特修女的建议时，母亲决定离开学校一个学期，去难民营工作。
妮娜那时正好快大学毕业了。
母亲和妮娜非常亲密，但那个时候她们正在经历母女间的小冲突，在很多事情上没法达成共识。但她们在一件事情上达成了共识：妮娜会跟着母亲去难民营工作。当时我想，这如果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主意，就是最糟的。我倾向于后者的可能性，父亲和哥哥也是这么想的。
她们还是坐飞机去了曼谷，然后坐在卡车后备箱，在夜里泥泞的路上坐了十二个小时。“这叫什么事啊，我怎么把妮娜也扯进来了？”母亲当时想。后来她才意识到，她甚至从未考证过这位修女和难民营。当她们到达难民营时才发现，这是她们见过的最为艰苦恶劣的地方。
母亲在日记里这样描述对难民营的第一印象：“到处都是飞扬的尘土，几千名衣不蔽体的孩子在看到外国人的时候，不是哭喊着就是躲起来，中间还掺杂着几百只肮脏的狗，鼻涕流得到处都是，头皮像是被烧过，浑身上下满是伤痕。”
母亲和妮娜在她们即将要服务的康复中心，遇到的第一批孩子是四个聋哑女孩，她们负责做饭，母亲和妮娜很快就喜欢上了她们。四个阳光女孩非常乐意更多的人来帮助。康复中心里有许多孩子不能爬，有些连动都动不了。还有许多孩子存在着严重的发育问题。在那的第一个早晨，母亲要照顾一个名叫莽泉的年轻女子，她已经二十岁了，但看上去只有十二岁，浑身都是病痛，甚至包括大小便失禁。莽泉似乎很快就认可了母亲。她无法行走，到哪里都必须有人背着。她和母亲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至少母亲是这样认为的。
但莽泉第二天没有再来，接下来也没有再出现。于是第三天晚上，母亲去她的帐篷里找她。母亲很快就知道了莽泉无法再次回到康复中心的原因。莽泉的父母很爱她，但他们太过年迈，没法照顾她。于是他们把她放在了极度简陋的帐篷外的一个阴冷的小棚子里，任她赤裸地躺在一块木板上，旁边放着一碗米饭。她的父母都在生病，没办法带她去康复中心。她污秽不堪，并因此觉得羞愧，不想让母亲看见她现在的样子，于是向母亲丢石头，让母亲走开。
那是第四天。
母亲和妮娜坚持了下来，并非常自豪自己有能力挨过如此恶劣的生活条件。公共厕所是最可怕的地方，但她们很快也能一笑置之。
每天会有一百名三岁到八岁的儿童到康复中心。母亲和妮娜喂他们吃早餐，帮他们刷牙和洗澡，尽量与他们打成一片，逗他们开心。日积月累，母亲和妮娜的努力开始取得了一些进展。那里的资源非常匮乏，她们就教孩子们用小鹅卵石来做游戏。妮娜在当地的泰国杂货铺发现了通心粉，于是教孩子们用通心粉串项链。母亲更多的时间是帮孩子们洗澡，妮娜则陪孩子们玩耍。
莽泉最后回来了。母亲后来在她的日记中写道：“两个星期后：今天我们这里乱成一团。我照顾的一个唐氏综合征的小女孩崇涛，我叫她‘跳舞的女孩’，不小心摔倒了，还咬伤了自己的舌头。当我帮她清理血迹的时候，莽泉在水泥地上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她只要看见我和其他孩子在一起就非常生气。妮娜和我手足无措，于是决定教孩子们唱歌。我们想到的最简单易学的歌是‘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那些可以拍手的孩子，我们把他们安排在无法拍手的孩子旁边。以后我们每天都唱这首歌，直到我们离开。”
每天下午，母亲和妮娜教九岁的青少年学习英语。这是孩子们主动要求的，他们没什么事做，非常渴望能够学一点东西。他们没有书，但母亲和妮娜在镇子里发现了一堆旧的《读者文摘》。在这群男孩里，有一个叫莱康的孩子，母亲和妮娜与他成为了好朋友。
莱康见到母亲和妮娜的第一天，就递给她们一篇他写的作文，内容写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愿意成为一个难民。难民得不断地换地方，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世界上所有人都不喜欢难民。
莱康天性乐观，这份沮丧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晚上的时候，母亲和妮娜要走一个小时的路，回到她们两人居住的房间。妮娜在晚上常会跟一些当地的朋友还有其他志愿者一起出去喝瓶啤酒，而母亲总是待在房间用手电筒看书。
三个月后，妮娜明白了她想要做的事情，并决定继续留在难民营。母亲也有了新的人生方向。她决定再为学校工作一年，然后就辞职，担任“救助难民妇女和儿童的妇女委员会”第一任理事长，在这个机构的最初几年负责运营，投身于对难民的救助事业之中。而莱康，这个五岁就离开家乡老挝来到泰国，目睹了亲人被杀的难民，母亲想要帮助他来美国学习，申请大学奖学金，让他在美国继续他的人生，成家立业。他有两个家，一个是他自己的，还有一个是我们家。他是母亲最早接触的难民之一，近期他也有来看望过母亲，母亲骄傲地向我展示过他的照片。
我一直都热衷于向人们叙述这个故事。许多人告诉过我，这个故事启发他们找到了一种与成年子女或父母建立联系的不同寻常的方式。这件事改变了母亲和妮娜，也改变了我们所有人。这件事有点挑战性，我觉得我们变得更无畏了。而且我认为，因为母亲和妮娜的这些事，让我们可以变得更加无私。
母亲经常被邀请去做演讲，谈谈她为什么这么热衷于难民的事情。她会说：“想象一下，半夜里，你被家里人叫醒，他告诉你：‘把你最宝贝的东西放在一个你能拿得动的小包里，随时准备着。我们必须离开家，然后去最近的边界。’你要翻过什么山？你感觉会是怎样？你要如何应付一切？如果穿越了边界的那头是一个语言不通的陌生土地，是一个不希望你们踏足的土地，是一个你将无法工作的土地，你将会被限制在难民营里，过上几个月或者几年的日子……”
